关于《四库全书》

    ——写给《读书》杂志的两封信

    今天写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谈一谈《读书》上发表的诗、文讽刺挖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问题。你们是消息灵通人士,关于《存目》和另外一套类似的丛书的关系和产生过程,不会不知道。最早想出出《存目丛书》的主意的是中国东方研究会的刘俊文教授,这里面就有了一个先来后到问题。有人再想出《存目丛书》,就应该慎重考虑是否妥当。我不懂专利法,这里大概没有专利的问题,但是我们文化人似乎应该考虑一个道义问题。然而事实上却不然,双方唱起了对台戏。我方并没有登台。

    《存目丛书》的产生过程就是这样,之所以造成目前这种局面,《存目》方面无咎可辞。

    至于《四库全书》和《四库存目》是怎样产生的,文章已多,我不必重复。总之,在乾隆直接的主持下,动员了一大批雇员和学者——光是学者就有四千多人——可说是倾全国之力,完成了这一部大书。乾隆的政治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编纂者在个别地方有所删削,这也是事实。鲁迅先生曾谈过这个问题,称之为“四库残书”,也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到了今天,几百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四库全书》还是有用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本的《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在大陆上转印,一销而光。如果没有用的话,为什么有人出钱买呢?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社会效果起决定作用。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体会,我觉得《四库全书》的用处或者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查起来方便,我最近写《糖史》,很多资料就来自《四库全书》,我不管春夏秋冬,不顾酷暑严寒,几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主要的吸引力就来自那里的《四库全书》。

    第二个功绩是《四库全书》保留了一些如果不搜集在一起就会散佚的古籍,关于这一点,王绍曾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论之详矣,请你们参看一下。

    我们现在搞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就是当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的那一大批书。详情无法在这里叙述,我们坚决相信,《存目》会起到同《四库全书》一样的作用。

    我有点博士买驴的意味了,说了半天,还没有谈到主题。我的主题就是你们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妙文和妙画。我不理解为什么有几件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极为有利的事,你们偏偏出来唱反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言论自由,但也有反讽刺挖苦的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本来想充当一次哑巴,现在已经逼到哑巴头上,不说话不行了。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总怀疑,你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四库全书》。你们不妨驾临图书馆去翻阅几分钟,这样总比闭着眼睛瞎说要好,这样也能保护你们自己的面子。我还有进一步的猜度。当前有三“大”,可你们挖苦讽刺了《四库存目》和《传世藏书》,对那一个最大的“大”却只字不提,原因究竟何在呢?是你们不知道吗?还是有不可告人的隐秘?

    本来还想写下去的,但信确已太长了,最后我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勇气把我这封信在《读书》上作为“读者来信”发表?

    1995年2月16日

    昨天早晨写了一封长信,有渎清神,心甚不安。但是,我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不得不写,不过我自觉吐得还不够。昨天既然吐过了,今天不妨再继续倾吐。我们相识也有些年头了,把我的想法吐给你们也是应该的。

    我今天不再买驴了,开门见山,只谈“续修”《四库全书》的问题。

    谈到“续修”,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我是千手千眼佛的话,我会把一千只手都举起来,但是,关键问题不在修不修,而是怎样“续”修。既然讲“续”,我不妨先谈一点“续”的对象《四库全书》本身修的情况,这情况知道的人并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当今有一些人,与这件事有关的人知道得不够,还有点不深刻,所以我再重谈一下。

    乾隆皇帝亲自干预《四库全书》的工作,几次下诏向全国各地征书,于乾隆三十八年设“四库全书馆”,任刘统勋、于敏中等十六人为总裁,副总裁十四人,下设“总阅处”二十二人。“总纂处”五十三人,以纪昀、陆赐熊、孙士毅为总纂官,以陆费墀为总校官,设局誉抄,任官督促监造,参其事者共四千四百另三人,包括全国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任大椿、俞大猷、翁方纲、朱筠、姚鼐、卢文弨等三百七十余人。用了十年的工夫,才综编抄录第一部,每书前冠“提要”一篇。一个封建帝王,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修《四库全书》竟然动用了许多大学士(宰相)和全国学者来从事这件工作,用力何其巨,考虑何其周详!我们今天已经“换了人间”,是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干这一件大事,实应该动员十倍的力量,考虑应该周详到一千倍,其结果才可能“尽如人意”。这是明摆着的事实,难道还需要详细论证吗?

    可是——一个天大的“可是”,我们今天想干这一件大事的一些学者们还有一些什么们,只想动用极少的人力,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似乎有点仓猝上马。我实在有点忧心忡忡!

    谈到“修”,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两项工作:一是选书,二是写提要。乾隆以后出了多少书,我没见过统计,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其量极大,这是可以肯定的。从这浩如烟海的书中选出一小部分,纳入《续修四库全书》,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还有学力。应该动员全国的知识界的力量,包括港、澳、台学者的群策群力,方克有成。少数几个人就想包揽这件工作,“自信”不是太强了一点,野心不是太大了一点吗?中国古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希望有关人士仔细考虑一下,为了中国,也为了你们自己。

    再谈写“提要”。《四库全书》提要,我自己读了不少,我自认有资格讲话,不是空口说白话,总之,一句话,我认为纪晓岚等写的“提要”是惊人的,非仔细通读全书是写不出来的。内容有分析,有比较,指出缺点,点出优点,连原书中引文错误的地方都一一指出。像纪晓岚这样的人,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出,不是我们聪明能力不够,而是所骛太多,不能像纪那样专一。尽管《提要》中还有缺点和错误,已经有许多学者,比如余嘉锡等指出,然而其功是不可泯的。今天我们写提要,必须超过纪晓岚,唯一的办法就是群策群力,乾隆动员四千人,我们动员四万人,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由真正的专家来执笔。这样水平才能有保证,现在只有少数一部分人来承担,其中风险,不问可知矣。

    总而言之,续修《四库全书》是万分应该做的工作,但必须十分慎重考虑,决不能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就仓猝登台。登台唱了好戏是“了不得”,戏唱砸了就“不得了”。照目前这样的做法,我很担心,将来有下不了台的一天,勿谓言之不预也。

    信又已经写得太长了,我并不要求你们现在就发表这一封信,我只是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一声而已。这样一封信在国内眼前是发表不了的,其中原因,你知我知。但是我仍然想发表,至于如何发表,现在先不必说,信中并无泄露国家的机密之处,没有辫子可抓。我只是感觉到文化学术界这样的一件大事,事关我们全体的名声,我不能不说几句话,私心不能没有一点,但是主要出之公心。

    又渎清神,再请原谅  祝

    再附上一首从前听过的“诗”:

    人道上台好,
    今朝我上台。
    要知下不去,
    何如不上来!

    1995年2月17日晨

    原载《读书》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