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汉学家与古代汉语（三）

——他们的汉语水平

读者或要问：外国汉学家的古代汉语水平究竟怎样呢？

我把答案提到前面来：不怎么样，有的甚至很不怎么样。

空言无凭，有事实为证。外国汉学家误解汉文的地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他们往往一见到“之、乎、者、也、矣、焉、哉”，就划句号，这当然是颇为危险的。日本，由于历史文化渊源的缘故，汉文水平是相当高的。但是，一部几乎每个梵文佛典研究者都使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标点之一塌糊涂，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汉学权威甚至把《史记》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里面的“不得”二字解释为Buddha的音译，其荒唐之程度，概可想见。又有一位日本汉学家把《大唐西域记》中的“诚如来旨”译为“诚然是如来佛的旨意”。至于西方汉学界当以法国为巨擘，这是谁都承认的。但是，常听我的德国老师们说，法国汉学家常有一“小撮”中国人在自己身边，搜集资料和翻译就靠这些人，资料到手以后，就利用自己特长的语言和科学知识，写成文章，震动了那些不知实情者。德国学者一般都对法国学术有点瞧不起。但是，他们这种说法却并非无中生有。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我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和别的地方遇到过一些欧美汉学家。他们的古代汉语水平确颇为有限，靠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汉籍中去搜集资料，再加以准确的理解和翻译，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古代汉语难以学习和理解吗？答案是肯定的。皓首穷经的中国学者，尽管对经书背诵如流，却不能完全理解，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汉文古文无句读，标点一篇少见的文章而能完全正确，实非易事。

原因究竟何在呢？古代汉语为什么这样有点扑朔迷离呢？过去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经过一番思考，似乎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答案。我认为，这与东西方根本的思维模式有关：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语言是思维的外化形式。综合的思维模式产生出来的语言，其特点是综合性、笼统性、模糊性、多义性、灵活性、圆融性等等。分析的思维模式产生出来的语言，其特点是确切性、板滞性、分析性等等。学习后者主要是靠分析能力，当然也会伴之以微量的综合能力。学习前者，则主要靠语感，靠悟性，靠综合能力，也要佐之以少量的分析能力。分析易而综合难，因为语感是长期形成的，必须长时间地大量阅读和背诵。这一点西方甚至连日本的汉学家是做不到的。因此，古代汉语这个拦路虎，他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制服，真正的制服是办不到的。这一点连中国学者也不能够百分之百地做到。人们的天资、悟性不同，产生的结果也就不同。

这就是我的解释。

1998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