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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列宁虽然不是专论印度民族起义，只是顺便带上了一句。但是他却抓住它的要害，它不是什么“土兵兵变”，而是印度人民反抗英国的起义。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见之外，其余印度国内和国外的历史学者对这一次起义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基本上主张，这一次起义并不是什么“土兵兵变”，而是民族起义；另一派则主张，这只是“土兵兵变”，根本没有什么民族的因素。
第一派里面包括苏联的历史学者、一部分印度历史学者和个别的英国学者。在这一派里面可以举潘尼迦的说法做个例子。他说：
所有的暴动的领袖都是从被剥夺了财产和地位的大人物中间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他们是团结在一个目的之下的：把英国人驱逐出去，恢复民族的独立。在这 个意义上，“叛变”根本不是什么叛变，而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起义。[81]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简史》的作者孙德拉尔也属于 这一派。尼赫鲁也承认在这次的事变里“也有某些民族因素在内”。[82] 《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的作者拉·杜德引莱奇（Lecky）的话说：“如果世界上有过正义的革命的话，那就是印度的印度 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兵士反对用牛油和猪油涂子弹的罪恶的革命。”[83] 英国学者冒顿（A.L.Morton）承认这次起义在乌德是一个普遍的反英的运动，在个别地区，特别是在贝拿勒斯，它是“一个农民反抗地主和收税人的阶级运动”。冒顿还在他的书里着 重指出英国人在起义中的暴行，这也是其他殖民主义学者所不敢作的[84] 。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一派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遗憾的是，在汗牛充栋的有关这一次起义的著作中，这一派的意见竟如砂中之金，占的比例极小。在这个问题上占垄断地位的竟是与此相反的意见。这些意见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说这次起义是一个“土兵兵变”（Sepor Mutiny）。
追本溯源，这一派的意见的创始者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起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镇压起义的刽子手中间对起义的看法就不一致。大体上说起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这只是一个由于子弹引起的军事暴动，以约翰·劳伦斯爵士为代表；第二种认 为它组织严密，图谋不轨，企图颠覆英国政权，是伊斯兰教徒的阴谋[85] 。他们看法之不正确，是很显然的，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这种不正确的看法也就流传下来。绝大部分的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赞成第一种看法的。“土兵兵变”这样一个名词就在他们的书里生了根。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认识到这次起义的真正意义，他们也不愿意读者们认识到它的真正意义。所以就歪曲事实，转移目标，或者闪烁其词，或者故神其说，把这次起义只说成是“土兵”的“兵变”，说成是“反动”的，与印度人民无关。
例子是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我只举几个比较典型的。《印度兵变史》的著者之一凯依爵士说：
1857年的印度叛变的故事也许是记录在我国历史中的最堪注意的例证。产生这一次大火灾的因素是英国人的强烈的自我肯定。由于上帝的恩惠使他能够扑灭这一次的大火的也就是这同一个自我肯定。这是一个高贵的自我夸大，在行动中和痛苦中都 同样伟大，它表示了它能够巍然地坚定地面向它给自己带来的危险。[86]
不管他把话说得多么玄妙，绕上多少弯子，问题是很明白的：他看不到，也不想看到，除了什么“自我肯定”以外，在这一次的“大火”里，还有什么别的因素。他拥护这个“自我肯定”，他希望英国人永远在印度“肯定”下去。
杰克逊（A.V.William Jackson）的《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 ）里写道：
1857年的“土兵兵变”在原因上是反动的，在后果上是革命 的；它暂时动摇了帝国的基础，但是它却为重建和改进清除了道路。[87]
印度人民想争取独立自由，驱逐英国人，这就算是“反动”的；起义促成了一些表面上的改革，这就算是“革命”的。还能有比这更清楚的殖民主义的立场吗?
《牛津印度史》的著者谈到这次起义的性质时，先引格利芬爵士（Sir Lepel Griffin）的话：“比1857年的大起义更幸运的事件在印度也许从来没有发生 过。”然后胡扯一套什么旧的对新的的革命，旧观念与新观念的冲突[88] 。他显然也不想或者不可能去碰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
印度历史学者有的在这个问题上也同英国殖民主义者一个鼻孔里出气。马竞达写道：
《暴动》不是一个组织完善的民族起义，或独 立战争，它主要是一个军事暴动，几个失意的王公和地主利用了它。[89]
尼·沙斯特里（K.A.Nilakantha Sastri）说得更露骨：
这次暴动无论如何也不是全民性的。詹西女王、那那·萨希布、塔鲁克达尔和“土兵”的目的毫无共同之处。它更不配叫那个有时候加给它的名字——印度独立战争。如果它成了功，印度得到的不是独立，而是无政府状态、混乱不安和割据独裁。没有一个有本领或幻想的领袖。它实际上是一个旧东西反对新东西的暴动，在某一个意义上说，是两者 之间力量的不可避免的一次较量。它扫清了印度天空里的一些乌云。[90]
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不但詹西女王、那那·萨希布和塔鲁克达尔们的目的完全一致，当时参加起义的印度各阶层的人民目的也毫无矛盾：他们一致的愿望是把异族统治者英国人赶出去。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
最奇怪的是《今日印度》的作者杜德，按说他应该看到这次起义的本质的。然而却竟不然。他说：
1857年的起义在其本质上和占优势的领导上是旧的保守与封建势力及被黜废的统治者为保持他们那明知是在毁灭中的利益和特权而起的叛变。这次 起义的反动性使它得不到任何大规模的人民拥护而注定了它的失败。[91]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旧的保守与封建势力和被黜废的统治者想恢复他们的利益和特权，这是事实；这种做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反动的，也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封建统治者的这种做法都不分皂白一律看做反动。叫他们反动，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他们这种做法也可能暂时同人民的利益一致，因而就不是反动。我认为，在印度民族起义中，就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上面已经谈过，当时主要矛盾是印度人民与英国统治者的矛盾。在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国内的阶级矛盾应该暂时地服从对外的民族的矛盾。如果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这次起义有什么“反动性”呢？
最后我还要谈一谈印度一些“极端”爱国主义者的看法。典型的代 表可以举萨瓦尔迦尔和巴纳尔吉（Bejoy Banerjee）[92] ，他们把这次起义称做“印度的独立战争”。萨瓦尔迦尔在他的书中，充满了爱国的热情，满腔热血，控诉英国殖民主义者。这完全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但是他过分地强调了印度人民内部的统一，特别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统一。这就与事实有了出入。印度人民，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内部仍然有种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敌的斗争。这是极端令人遗憾的，然而却是事实。看不见这个事实，就不能够解释，在起义过程中为什么印度 方面步骤不能一致，为什么印度人民同室操戈，为什么起义终于失败[93] 。
对这次起义的看法是很多的，上面举的只能算是一些例证。由一斑可以窥全豹，其余看法在细微末节上尽管不同，但大体上都可以概括在这里了。
结 束 语
上面简要地叙述了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的起因和过程，并提出了我对它的性质和影响的一些初步的看法。关于这次起义的文献是汗牛充栋的，而我们目前在国内能够找到的却极其有限。以极其有限的材料，加上我这极低的水平，其中谬误之处就很难免了。我上面曾说到，这只能算是一个尝试。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胆的尝试。我敬候国内外专家的批评与指正。
注释：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41—4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人民出版社，1953年，页553—55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页325—326。
[4] 杜德：《今日印度》，上册，世界知识社，1953年，页117。
[5] 同上书，页118。
[6] 参阅辛哈和班内尔吉：《印度史》，加尔各答，1955年，页592—593。
[7]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年，页388。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页324。
[9] 同上书，页325。
[10] 杜德：《今日印度》，上册，页209。
[11]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解放社，1950年，页20—21。
[12] 《资本论》，第三卷，页412，注51。中译本中将“孟加拉”误作“孟买”，“东南”误作“西南”。
[13] 参阅《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30。
[14] 那塔拉詹（L.Natarajan）：《1850—1900年印度农民暴动》（Peasant Uprisings in India , 1850—1900），孟买，人民出版社，1953年，页17—20。
[15] 上面的叙述主要是根据《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153—166。
[16] 同上书，页171；辛哈和班内尔吉：《印度史》，页594—595；马竞达（R . C . Majumdar ）等：《高级印度史》（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第三卷，伦敦，1951年，页774。
[17] 马克思：《印度土兵起义纪事》，朱杰勤译，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1956年，页11；辛哈和班内尔吉：《印度史》，页595。
[18] 斯密士（V.A.Smith）：《牛津印度史》，1941年，页712。
[19] 杜德（Romesh Dutt）：《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in the Victorian Age ），第七版，伦敦，1950年，页198—203。
[20] 《今日印度》，下册，页23。
[21] 《印度的发现》，页416—417。
[22] 《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169。
[23] 那塔拉詹：《1850—1900年印度农民暴动》，页7—8。
[24] 《今日印度》，上册，页227。
[25] 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书籍很多，杜德：《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页33—98，对这问题有一个概括的叙述。
[26] 《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30。
[27] 参阅罗伯茨（P.E.Roberts）：《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牛津，1938年，页355；《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94。凯依（Kaye）和玛尔逊（Malleson）：《1857—8年印度兵变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8），第一卷，伦敦、纽约、孟买，1906年，页115，对达鲁克达尔作了一个比较简单扼要的说明：“达鲁克达尔享受的权利比一个世袭收租人稍多一点。实际的土地占有者所付出的正当的租税，除掉满足政府的要求以外，剩下的都归他所有。他的财产就是地租减掉某一处地产的租税。达鲁克达里权，或者收租权，是与柴明达里权，或土地所有权，不相同的。达鲁克达尔把一大批乡村的地租缴给政府，可能对某一些小的地产有所有权；但是也可能对任何地产都没有所有权。”
[28] 凯依和玛尔逊：《1857—8年印度兵变史》，第一卷，页113。
[29] 同上书，页121—127；《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167。
[30] 凯依和玛尔逊：《1857—8年印度兵变史》，第一卷，页51—54。关于印度土邦的形成问题，可参阅汤姆逊（Edward Thompson）：《印度王公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Princes ），牛津，1943年。萨瓦尔迦尔（V.D. Savarkar）：《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The Indian War of Independence 1857），孟买，1947年，页17—24。
[31] 对撒塔拉和那格浦尔事件，凯依（《印度兵变史》，第一卷，页63—64）再三强调，这两个土邦之所以能取得政权，完全是出于英国的恩赐。言外之意就是，它们之被吞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32] 这是凯依对吞并乌德事件的称呼，见《印度兵变史》，第一卷，页104。
[33] 对吞并乌德的事件，凯依（《印度兵变史》，第一卷，页81—110）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34] 威廉·狄格拜（William Digby）：《1857年患难之交，1887年友谊被忘掉》（1857.A Friend in Need, 1887.Friendship Forgotten），伦敦，1890年，第二节。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页324。参阅《新建设》，1953年10月号，“东印度公司”。
[36] 参阅《今日印度》，上册，页83—124。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787），曾谈到半殖民地的国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
[37] 萨瓦尔迦尔：《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页55。
[38] 见森古普塔（Promode Sengupta）：《1857年印度暴动》（The Indian Uprising of 1857），Iscus （印苏文化协会会刊）第二卷，第三期，1955年，页30。
[39] 罗伯茨：《英属印度史》，页364。
[40] 斯密士：《牛津印度史》，页713—714。
[41] 潘尼迦（K .M .Panikkar ）：《印度简史》（A Survey of Indian History ），页253。
[42] 杜德：《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页222。
[43] 萨瓦尔迦尔：《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页143—144。
[44] 同上书，页6。
[45] 孙德拉尔著，文仲叔、张广学译：《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简史》，三联书店，1957年，页3—17，把起义的原因归纳为五项，可以参阅。
[46] 《印度土兵起义纪事》，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页10。
[47] 参阅《牛津印度史》，页714—715；侯姆斯（T .R .E .Holmes ）：《印度兵变史》（A History of the Indian Mutiny ），伦敦，1885年，第一卷，页89。《牛津印度史》叙述得比较详细。
[48] 参阅萨瓦尔迦尔：《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页71—99。
[49] 连印度史学家也受了影响，参阅同上书，页5。
[50] 从现在起，一直到1859年初起义失败时止，整个起义过程中的大事件，马克思都用年表的方式记录下来，中译本见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张之毅译：《印度史编年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80—189。俄译本见хронологи неские Выписки по нстории индии, 1947, pp.151—160。
[51] 萨瓦尔迦尔：《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页101—106。
[52] 《印度暴动者的政治组织》，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页31—36。
[53] 《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191。
[54] 《劳伦斯勋爵传》，第二卷，页335，转引自萨瓦尔迦尔的《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页142，注5。
[55] 侯姆斯：《印度兵变史》，页125。
[56] 萨瓦尔迦尔：《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页169。
[57] 英国历史学家很重视这里的起义，认为可以借此确定起义的性质，但是他着重指出的却是少数人迟疑的态度和对英国人的忠诚。这是别有用心的。参阅《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178。
[58] 这一点连英国史学家也不讳言，参阅《剑桥印度史》，第六卷，页182。
[59] 连英国人也承认印度起义者传递消息是准确而迅速的，见萨瓦尔迦尔：《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页211，注1。
[60] 同上书，页257，注5。
[61] 同上书，页343—344。
[62] 请参阅本书最后一章。
[63] 参阅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页7，马克思著：《印度民族起义》；雷斯涅尔、鲁布佐夫主编：《东方各国近代史》，第一卷，1957年，三联书店，页529—531。
[64] 马竞达：《高级印度史》，页780。
[65] 《牛津印度史》，页723。
[66] 参阅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页39—46，印度民族起义失败后印度军队的改组。
[67] 有一些印度历史学家也承认这一点，见潘尼迦：《印度简史》，页255。
[68] 转引自马竞达：《高级印度史》，页782—783。这一位印度的历史学家竟同罗素先生一个鼻孔里出气。
[69] 这次战争也与亚洲国家有关。
[70] 转引自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页18；《苏联百科全书》，第十八卷，页23—25，《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起义》。
[71] 马克思：《中国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年，页41—42。
[72]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丁则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73] 关于这一次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文章，揭露英国的阴谋诡计，替中国人民说话。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74] 转引自摩尔斯（H.B.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卷，页490。杜德：《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页244，也谈到额尔金派军队到印度去的事情。有关调兵的许多文件，见额尔金出使中日文件（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75] 转引自摩尔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页490。
[76] 马克思著，朱杰勤译：《印度“土兵”起义》，见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页3。参阅周一良译文，大公报，1953年3月12日史学周刊。
[77] 《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二期，页108。
[78] 《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卷下。
[79] 叶·斯捷潘诺娃著，《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5年，页117。恩格斯的这些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十一卷。中译本已出版：《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
[80] 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页17。
[81] 《印度简史》，页254；中译本，页247。
[82] 《印度的发现》，页427。
[83] 《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经济史》，页218。
[84] 冒顿：《英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38年，页451—453。
[85] 罗伯茨：《英属印度史》，页360。
[86] 《1857—8年印度兵变史》，第一卷，页XI。
[87] 第八卷，页450。
[88] 《牛津印度史》，页725。
[89] 《高级印度史》，第三卷，页780。
[90] 《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第三部，马德拉斯，1952年，页252。
[91] 《今日印度》，第二卷，页26。参阅杜德的新著：《印度的今日和明日》（India Today and Tomorrow），德里，1955年，页110—111。
[92] 《印度的独立战争》（Indian War of Independence），加尔各答。
[93] 参阅萨亭德拉·辛格的意见，中山大学《印度民族起义论文集》，页19。
附记：
此书承金克木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谨此志谢。
泰戈尔与中国
——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
羡林按：
这是将近二十年前写的一篇纪念泰戈尔的文章。由于一些原因，当时没有发表。现在重新检出来，仔细阅读了几遍，觉得其中一些观点一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特别是在促进中印人民友谊方面，泰戈尔的作用是无法磨灭的。今年初春，我第三次访问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同许多印度朋友谈到了泰戈尔。我们还访问了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和在加尔各答市内的泰戈尔故居的纪念馆以及旁边的泰戈尔大学。我的印象是：在印度人民心目中，泰戈尔依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那崇高的形象依然深深地印在印度人民的回忆中。有的印度朋友当然也提到了他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即使是这些人，对泰戈尔仍然怀有深挚的敬意。要求“金要足赤，人要完人”，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我们对于任何人，其中也包括泰戈尔，都不能这样要求。我们要看大事，看主流。泰戈尔的主流是很明显的：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侵略，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艺的创作，他对中国的感情在印度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响应。这样的大事，这样的主流，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我相信，不管在将来世局会多么变幻不定，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下去的；我们二三千年的传统友谊总是要继续发展下去的；泰戈尔总是要活在中印两国人民的记忆中的。基于这样的信念，我现在又把这一篇旧稿检了出来，只做了一些微小的补充，公诸于世。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今天我的水平奇低，当年我的水平当然更低，对于泰戈尔的看法只是管窥蠡测，愚者的一得。但是，鲁迅先生曾经提到，他不悔少作。
我在这一方面也是想向鲁迅先生学习的。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教正。
1978年12月记
1961年5月7日是印度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中国人民的朋友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一个世界性组织已经决议把泰戈尔列入那一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中，号召全世界普遍纪念。印度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准备举行隆重的纪念会。最近几十年来，印度曾用许多国内语言出版泰戈尔的著作，世界各主要语言也都有他的著作的译本，而且许多著作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译成了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现在又将出现大量的新译本。在过去，各国研究泰戈尔著作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今天，大量的新著也将出现，使这一位伟大诗人的著作发射出新的光芒。
泰戈尔和中国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一生的活动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曾亲身访问过中国，也曾邀请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去访问，从而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这种相互的访问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开出灿烂的花朵。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十分重视这个有意义的纪念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为了使广大的中国人民了解这一位伟大诗人的生平、思想和作品，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的看法、他访问中国的情况、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怀，以及他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我就在下面对以上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做一些简略的叙述和分析。
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泰戈尔生于印度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发了财，成为柴明达（地主）。到了他父亲手里，家道中落，负了不少债务。他父亲深受印度启蒙运动大师罗阇·莫罕·罗易的思想影响，同时又接触到了西方的，特别是英国的学术文化，有民族主义倾向，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热爱印度古代文化，但又与社会上传统风俗习惯相抵触，结果几乎被视为没有种姓的化外之人。泰戈尔降生的时候，正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长的时候。他的家庭同这个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些都对泰戈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泰戈尔降生前不久，英国殖民主义完全统治了印度。从此以后，统治和剥削逐渐加强，并由盛而衰，但终泰戈尔之世，并没有离开印度。另一方面，印度国内的封建主义在殖民主义支持之下，照旧压在人民头上。帝国主义和印度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印度人民的矛盾，是泰戈尔生时的两个主要矛盾。想了解他的文学艺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必须同这两个主要矛盾联系起来。
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厌恶刻板的学校教育，他父亲也不强迫他。印度的传统教育和英国教育，他都受了一些，但也都不多。1878年曾到英国去留学，1880年回国。名义上虽然入了伦敦大学，但是实际上还是靠自己学习。因此，我们可以说，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的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
他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写诗，诗中洋溢着反对殖民主义热爱祖国的情绪。1883年诗集《黄昏之歌》出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久又出版《晨歌》，文名大振。从此以后，在六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的创作活动始终不衰，而且几乎牵涉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终于成为印度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方面最广、产量最高的作家之一。
1884年，他离开城市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的田产。他在这里接触到了农民。很难说他对这些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有什么了解，但是他是同情他们的处境的。这个时期叫做释里达时期，是他在文学创造方面收获最丰富的时期。
1901年，他在孟加拉博尔普尔附近的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来实现他自己对教育的一些理想。这所学校以后就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
1905年的俄国革命影响了全世界，也影响了印度，在这里促成了1905—1908年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潮。正在这时候，英国总督寇松计划把孟加拉分割成两部分。孟加拉人民，以及全印度的人民都起来反对，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泰戈尔也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他义愤填膺，激昂慷慨，拿起了诗人战斗的武器，写出了热情洋溢的爱国诗篇，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同其他运动的领袖们发生了矛盾。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甚至还有一些地主阶级的因素，一到紧要关头，他的态度就表现出不坚决、不彻底。他反对群众烧英国货骂英国人等等所谓“直接行动”，他认为这是“破坏”，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到农村去，发展自己的工业，消灭贫困与愚昧等等。群众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就退出运动。从此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过着脱离实际斗争的退隐生活，埋头于文学创作，写出了不少象征意味和神秘意味都极浓烈的作品。使他誉满全球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诗集《吉檀迦利》也属于这个范畴。
1915年，他认识了甘地。他同国大党是早就有联系的，也曾出席过国大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同国大党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的。他同甘地，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却是矛盾。两个人虽然互相赞扬，但并不能掩盖意见的分歧。甘地的很多做法他都是不同意的。有人甚至说，印度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的差异表现到最大可能的程度。
1915年，他到日本去，在东京演说了几次。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新兴的“国家”，他大有所感。他从日本到了美国，就以“国家主义”为题，做了一系列的报告，谴责西方和东方的“国家主义”。他对美国一向没有好感。那里的种族歧视使他深恶痛绝。他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那里的侦探机关和报纸就给他找了不少麻烦。1921年他第三次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又受到了“无缘无故的无礼”的侮辱。他自己虽然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大诗人，在西方许多国家受到国王般的礼遇；但是在美国却竟受到这样的待遇。他曾在大怒之余，发下誓言，决不再踏上美国的国土。由于美国朋友的一再邀请，他又在1929年访问加拿大之后到了美国，但这一次又为美国移民官员所扣留和盘问。从此他就同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国家断绝了往来。
1919年在印度发生了英国军队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了一千多印度人民的所谓“阿姆利则惨案”。他勃然大怒，从退隐中挺身而出，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印度总督，提出抗议，并声明放弃英国政府给他的“爵士”称号。1920年，他又到英国去，以前那种热烈欢迎的情况连影儿也没有了，他到处受到了冷遇，同他在欧洲大陆上所受到的隆重的欢迎形成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对比。最初他虽然反对英国统治，但是对英国文化还抱有不少的幻想。现实的生活教育了他，使他从希望而失望，从失望而绝望，从绝望而憎恨。在他逝世前的一两个月，他还发表了一篇怒斥英国殖民主义分子的文章。这是诗人最后的一篇文章，也是他对英国最后的清算。
1924年，他访问了中国。他从幼年起，就关心中国，想了解和研究中国。这一次访问偿了他多年的宿愿。他的作品在过去也曾零零星星地译成汉文。从1924年以后，译文就大量出现，他于是就成为在中国译文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对于中国文坛产生了一些影响。他在中国的演说主要是宣传东方精神文明，谴责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为一批别有用心的家伙所利用，产生的影响是不好的。但是他到处特别强调中印友谊，提倡中印文化交流。在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传统中断几百年以后，他在两国人民之间又重新开辟了友谊的道路。
1930年，他访问了苏联。他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许多东西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使他大为振奋。要说是他对于社会主义有什么真正的理解，那显然不是事实，而且由于阶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对苏联的某一些制度还颇有微词；但是，总起来说，他对苏联是十分赞赏的。他写了不少的通讯和文章，介绍苏联情况，想把这个神奇的世界搬到印度人民眼前去。这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爱慕至死不衰，在八十岁生日述怀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苏联的成就。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他提出了谴责。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变，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他写信给在捷克的朋友，表示对捷克人民的关怀。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邀写文章谴责德国“领袖”的不义行为。这一系列的事实都说明，他对法西斯恶魔是深恶痛绝的；也可以说明，在他晚年，在国际大风浪中，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他对非洲的人民也怀着无限的同情，他曾写诗歌颂阿非利加，说它过去虽然受了侮辱，可是今天就要站起来了。这个事实也说明，诗人并没有把自己锁在象牙塔内，他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上的大事，而且他总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对我们中国人民来说，特别使我们钦佩而感动的是他对于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和伟大的抗日战争所抱的态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诗人以垂暮之年，抱病参加了印度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斗争。以诗人地位之高，声望之隆，在印度人民中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但如此，他对整个东方的胜利，也有所期望，有所预见。在他晚年，他再三发出曙光将自东方升起，一个新时代就要来到的预言。
1941年8月6日，他在加尔各答逝世。他留给印度人民一大批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他六十多年的爱国主义的和文艺创作的活动，他在国内国外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在印度人民中间，他有很高的威信。一直到今天，几乎是有泉水处都唱他的歌，读他的诗，他的许多作品在印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尽管我们对他的思想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他仍不失为应该受到尊敬的世界伟人之一，值得我们永久怀念的。
谈到他的思想，我们应该同他的生平和阶级联系起来看，他活的时间长，接触的方面广，古今东西世界上各种主要思想几乎都对他发生了影响。但是其中也并不是没有线索可追寻，没有纲领可提挈。这个线索和纲领我觉得就是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印度所固有的一种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本是同体；名色纷杂，胥归于一。用印度的术语来说，这一切都叫做“梵”，它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是世界的本质。印度哲学史上有一句名言：Tattvamasi，意思是：“你就是它”，“它”指的就是“梵”，也就是说：人与“梵”是统一体。
在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与非我的关系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我是思维者，在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宇宙万有都是看在我眼里，想在我心里。我的地位如何？他们认为是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唯心主义哲学家笛卡儿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印度奥义书和吠檀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承认“梵”和“我”（Ātman，阿提茫）统一，即“梵”即“我”，两者本是一件东西。“我”并不是“梵”的一部分，“我”就是“梵”，“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
“我”是有双重性的：一个是表现自我的“我”，一个是超越自我的“我”；一方面要求向上，要求达到完美，一方面又屈服于需求的规律；一方面与天地万物合一，一方面又要同天地万物分离，我就是我。人总是为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和分离性而努力。可是，在另一方面，人类的最高快乐却又是丢掉自私自利的我而与其他东西统一。如果给自我桎梏住，则永远见不到真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泰戈尔哲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印度的传统哲学认为：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二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
人也是有双重性的：一个是自我性，一个是普遍性。前者是物质的人，只知道吃饭、喝水、穿衣服；后者是精神的人，摆脱一切心灵的和身体的需要，获得大自在。两者又有同，又有异。自我性并不沉没于普遍性中，而是互相调和。
泰戈尔是把重点放在“人”上面的，对他来说，“人”是思想活动的起点。谈到人神的关系，他主张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但是在二者之间，他看重的是人；他主张，在人中才能见到神。他甚至说：“神疲于乐园生活，嫉妒起人来。”在这一点上，他是同印度传统的消极厌世的哲学有根本不同的。
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他无论观察什么东西，讨论什么问题，都是从和谐与协调出发。谈到真理，他就说：真理的全貌就表现在有限与无限的调和中，表现在经常变动的东西与完美性的永恒精神的调和中。他又说：“本体就是把整体的均衡赋予一件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真理就包含在我们同一切事物的完美关系中。”谈到人生，他就主张，人生的基本原理是和谐与协调。谈到自由，他就说：“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
他既然相信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所以他就最喜欢使用“爱”、“互相依赖”、“互相关联”、“互信互助”、“协作”这样许多名词。他说，世界的真象就在于它的互相关联性。他看国际关系、印度国内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东西文化的关系等等，都从这一点出发。在历史观方面，他主张，协调的手段是一切伟大文明的基础；异中求同是印度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承认统一性，通过差别的消灭而达到和谐，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教育方面，他主张顺其自然，不能加以桎梏。他特别宣传“爱”的福音。他说：“我们爱生命，实在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同这个大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一切存在的矛盾都在爱中融化、消逝。只有在爱中，统一与二元才不矛盾。爱同时是一又是二。只有爱才是动又是静。在爱中，得与失和谐起来。”他又说：“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在剧本《顽固堡垒》里，他通过正面人物达达泰古尔的嘴说道：“要知道我崇拜的是爱。”我觉得这里面也含有西方资产阶级所谓博爱、自由、平等的一些影响，甚至有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些影响。
但是泰戈尔也并不是完全否认矛盾的存在，有时候他甚至还强调这一点。他举过几个例子来说明矛盾的意义。用手弹弦，才能产生音乐。如果手与弦不相触，也就是两者没有矛盾，那就只能有绝对的沉默。小河流水遇到石头才能发出潺潺的流水声，否则也就只有沉默。不管这些例子是否恰当，他总是承认矛盾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中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
这辩证法的因素还表现在另外一方面。他承认，自然、社会以及人的思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在流转变化。他说：生命不是形式逻辑，没有终结，没有停顿，它只是流转下去，流转下去。他又说，只有变化，而没有存在。他强调运动，一切都在运动中。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不变的：即使我们凝视着它们，事物仍然都在迅速地改变着面貌，变成另外一些什么。”他甚至说：“真理就充分表现在这种流动的本身上。”
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又要有一些矛盾（泰戈尔所了解的矛盾），那么结果只能产生一种情况，用泰戈尔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有时候，他也把“比例均衡”同“韵律”并列。只空洞地谈和谐，没有流转，没有高低之别、长短之别，也就无所谓“韵律”。只有流转，没有和谐，也无所谓“韵律”。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才产生“韵律”。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在《真理》这一篇文章里，他说：“当我们跟在西方背后追求速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任何脱离了韵律的永恒标准的运动，都会陷入不能控制的爆炸的混乱中。”在《文明和进步》这篇文章里，他又说：“创造就是真理通过形式的韵律的显示，它的双重性包括在表现和物质中。”在1932年写成的剧本《时代的车轮》里面，出巡的大车停在那里，谁也拉不动。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这三个高级种姓，所谓再生族，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最后是最低的种姓首陀罗把大车拉动。婆罗门祭司就问：那些人是凭着什么力量使车轮前进的？诗人就答复他说：“不是凭仗体力，而是依靠韵律。我们笃信韵律，我们知道，只须轻轻弹拨就会迸出和谐的音乐。”“韵律”竟有这样神奇的作用！他评价问题，观察问题，往往就拿出“韵律”这个最高的尺度来。凡是他崇拜的东西、他喜欢的东西，都加上“韵律”这个标签。
从上面简短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泰戈尔的思想是有合理的内核的，比如那些素朴的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首先，他不承认存在决定意识，而是倒转过来。他说，思维意识是主语，而存在只是述语。其次，他虽然承认矛盾，但是他却认为矛盾是相对的，和谐才是绝对的。这也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正翻一个个儿。解决矛盾的办法，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承认矛盾的绝对性，承认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就敢于揭露矛盾，然后根据它的性质，加以解决。但是泰戈尔却是怕矛盾的，他于是就拿出和谐与协调这一套东西来掩饰矛盾。
古今东西方所有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主观想法既然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在思想中必然有一些模糊不清、模棱两可、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自相矛盾的东西。泰戈尔也不例外。他的思想中有无数的矛盾，思想与行动又有无数的矛盾。做为唯心主义思想家，他对于人生问题、宇宙问题、国家大事、国际大事都有一套主观的想法。但是做为一个活人，他决不能不接触现实。两者必然有矛盾，而这矛盾也必然反映到他的思想上。在1924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天性中也有一种经常发生的内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战”呢？我只能举几个例子。在政治方面，他一方面承认政治违反他的天性；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却又突然像疟疾一样来袭击他。在对待国家的态度方面，他一方面反对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又殷切希望印度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对苏联，他一方面赞扬备至；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有微词。对英国，它一方面对它在印度的统治十分憎恨；但是另一方面又爱英国的一些东西。对暴力，他一方面反对一切暴力；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孟加拉恐怖主义者阿拉温达·苟斯极其倾慕。对美学和文艺创作，他一方面主张诗不能只有美感，必有伦理的使命；但是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写了不少接近象征派所谓纯诗的诗。对妇女，他一方面大声疾呼主张妇女解放；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宣扬妇女对丈夫的忠诚与崇拜，不承认男女应该平等。对工人，他是有同情的；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工人组织起来同资本家斗争。对农民，他也是有同情的；但是又不主张地主交出土地。对仆人，他也是有同情的；但是主人的架子必须保持。对印度独立，他主张不能只依靠别人的恩惠；但是同时却又反对所谓直接行动。对财富，他一方面认为贫富不均不好；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坚决反对取消私人财富。对阶级，他承认贫与富、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并存产生不良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取消阶级。
以上只是几个例子，但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矛盾到什么程度。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也必然反映到他的性格上。我觉得，他是有双重性格的：一方面是光风霁月，宁静澹泊，慈祥肃穆；但是另一方面却是怒目金刚，剑拔弩张，怒发冲冠。这种情况表现在各方面：表现在文艺创作上，表现在待人接物上。
同这种双重性有联系，还有泰戈尔的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诗人一直活到20世纪40年代初，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当然有所接触与了解。但在另一方面，印度旧的那一套哲学思想又抓住他不放，使他陷入神秘主义中。在他临终前的一两年，他曾对孟加拉女诗人黛维夫人说过：“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又要到哪里去——对这些问题有答复吗？当大限来到时，谁知道它是否永远就是大限？谁知道，过去是否永远就过去了？在我们面前的，在我们身后的，对我们来说都不存在，只有这片片段段的现在才是真实的——所谓真实，我的意思是为我们感觉所感知。但是，不为我们感觉所感知的东西也可能是真实的。对我来说，过去是无影无踪地逝去了，但是谁又知道它是 否真正逝去了？将来对我们来说是未知数，但是它也存在在那里。”[1]
研究他的作品，必须从这一些哲学思想出发。
谈到泰戈尔的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他的文艺活动并不限于文学创作。除了文学创作，他还擅长音乐，精通绘画，能唱歌，喜演剧。就拿文学作品一项来说吧，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根据还不算是十分完全的统计，他总共写了两打剧本、八部长篇小说、八部以上的短篇小说集、两千多首诗歌，自己还写了曲谱；此外还有大量的有关文学、哲学、政治、教育、宗教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和书籍，还有散文、通讯和日记。他不愧是古今东西方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在这样情况下，要想分析他的作品是十分困难的。在下面我只按他的作品的类别，结合着这些作品所受的影响和所起的影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先谈他的诗。尽管泰戈尔文学活动方面很多，但他主要还是一个诗人。在诗歌这块园地里，他做过种种的尝试，体裁和题材都丰富多采。有光风霁月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可惜我们中国读者对他这方面的了解是片面的。由于通过英语的媒介，介绍到中国来的诗集，像《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等等，都只代表了他光风霁月的一面，西方资产阶级大事宣扬的正是他这一面。不可否认，这里面有许多优美的抒情诗。诗人以华丽婉美生动流利的语言抒写了自己的一些感触，同时也把孟加拉的自然风光：白云、流水、月夜、星空、似锦的繁花、潺潺的细雨等等都生动地放在我们眼前。我们读了，不禁油然生起热爱大自然的念头；印度读者读了，会更加热爱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祖国。但是也有一些诗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情绪，或者空洞无物，除了给人一点朦朦胧胧的美感以外，一无所有。在他的抒情诗里面，可以明显地看到印度古典文学，特别是迦梨陀娑和阇耶提婆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孟加拉民间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这影响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梵文抒情诗华而不实的那一面，还有西方的所谓纯诗和唯美派象征派的诗，特别是西方所谓世纪末的文学，都对他起了不好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他的这些抒情诗又对印度的新诗，西方一些国家的诗歌都产生了影响。在短期内，也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
在小说方面，长篇、中篇和短篇，他都尝试过。在这方面，他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影响，特别是英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他的长篇小说，像《戈拉》（1907—1909）、《沉船》（1902）等等，里面洋溢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情绪，可以说是属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范畴的，艺术性也达到了当时印度的最高水平。尽管还有不少的局限性，里面的批判和揭露都有不彻底的地方；但是大体上说起来，是能够反映当时印度人民的情绪的，是符合当时印度人民的利益的。在短篇小说方面，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以外，他还创造了一种比较新颖的体裁：他把抒情诗与短篇小说结合了起来，成为像散文诗一般故事性不强而抒情气息很浓的一种新文体。
谈到戏剧，虽然他也写了不少，但是我总觉得这是他文学创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印度古代本来有悠久高超的戏剧传统的；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有不少的瑰宝。但是泰戈尔接受的却似乎不多；西方戏剧家，像易卜生、梅特林克等等反而给了他影响。他那些剧本里的人物，很多都是无血无肉的影子。里面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容受到了影响，失掉了或者减少了感人的力量。那些象征剧本动人的成分就更少。反而是那些短的像抒情诗一般的剧本，像《齐德拉》、《修道士》等等，倒能给人以清新的感觉。这也可以说是他的剧本精华之所在吧。
总之，他的文学作品（其他的艺术作品也一样，这里不详细论述）里面洋溢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热爱祖国的情绪；在形式方面，有继承，也有创造，到处可以看到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欣赏孟加拉的自然风光，更加热爱勤劳淳朴的印度人民；我们可以了解印度知识分子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情况；我们可以学习诗人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精神和反对一切恶势力、爱憎分明决不模棱两可的精神。在技巧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来说，泰戈尔的作品还是很有意义的，在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还是很有作用的。
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
泰戈尔一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上面已经谈到，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1881年，他才二十岁的时候，就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死亡的贸易》。在这里面，他严厉地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揭露了这一群海盗打着基督教的招牌进行伤天害理的勾当，同时对中国人民流露出无限的同情。他写道：“这种贸易和积累财富的方法，只有用客气的口气才能叫做贸易。它简直就是强盗行为。”从那时以后，一直到1941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在六十年的漫长时间内，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他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为什么他这样对中国关切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呢？据我看，这里面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约略言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他从几千年的历史上看到两国人民友谊之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交流之硕果累累；他感到西方是压迫者，而中印两国都是东方被压迫者，因而对中国寄予无限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他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极可宝贵的东西，因而给了它最高的评价。
下面分别来谈一谈。
中国同印度壤地毗连，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两国人民和平相处，交流文化，因而丰富了彼此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彼此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事实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佳话。而这种深情厚谊一直到今天深入两国人心，我们都相信，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会万古常青，永不消逝。
作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富于感情的诗人，泰戈尔对这一点既有深刻的认识，又有真挚的感受。在他的作品中、演说中，只要一谈到中国和中国人民，他就不禁流露出亲切的感情。这种例子真是俯拾即是，我们只能选出几个来在这里谈一谈。在《重修鹿野苑中华佛寺引言》中，他谈到亚洲古代两大民族交换爱，结成精神上的伴侣。1924年，他访问中国的时候，更是到处都提中印友谊。他说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他又说：“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印度感觉到 同中国是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2] 他对北京佛化新青年会讲话时说：“我想继续印度以前到中国来的大师所未尽的事业。”他在告别的时候又强调说，他到中国来的目的是重新开辟古代精神交通的道路。“我们永远也忘不掉在古老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关系。”“这是一次亲密朋友的会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跟你们在一起这样快乐过，这样和别人密切接触过。”诗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周游过世界，结交了许多世界名人；但是他却这样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次，我们再谈一谈东方被压迫者和西方压迫者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泰戈尔在很多地方是把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的。他认为，东方是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人道的，而西方是科学的；东方的目的在生长，而西方的目的在获得，拚命争取力量，不尊重美与真；东方的基础是社会，国家可以灭亡，社会仍会存在，而西方的基础是国家，国家就是一切，所有问题都由国家来解决；东方是集体享受，个人工作，而西方是个人享受，集体工作；东方异中求同，在错综复杂中建立协调，而西方只讲行动，讲速度，不讲和谐、协调和韵律，等等。东方和西方应该互相补充：东方有停滞的危险，应该用西方的行动来加以鼓舞；西方横冲直撞，有毁灭的危险，应该用东方宁静的智慧来加以稳定。
泰戈尔这样把东方与西方对立，难道只有哲学上的意义吗？我看不是的。虽然他的家庭是在英国统治下发了财的，而他自己也受过英国教育，但是他热爱祖国，希望它获得独立与自由，却是至死不渝的。东方其他国家，也同他的祖国一样，是被压迫者，“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对这些国家（中国自然也包括在里面）特别关怀，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把东方与西方对立，首先有感情上的基础，然后才扩大到政治上哲学上去的。
在许多文章里，他一再殷切希望，东方国家能够站立起来。他在日本讲国际关系时说道：“我在印度的朋友，他们到海边上来送行，都叮嘱我带他们敬爱的情感与中国与日本的国民。他们也要我来唤你们兴起，不论现时的光景是顺还是不顺，证明东方心灵 的尊严。他们都在想望一个伟大的亚洲的‘复兴’，从日本发端。”[3] 潜伏在这一段话里面的感情已经能够说明一切，用不着我再加什么注解了。
最后，我们谈一谈泰戈尔对中国文化的评价问题。这一方面的意见是非常多的，散见许多著作中，而且牵扯的面也非常广。我试着归纳了一下，约有下列诸端：
一、中国艺术家看到了事物的灵魂。在《人格》那一部书里，他写道：“东方艺术的伟大与瑰丽，特别是日本和中国，就在于，在那里艺术家看到了事物的灵魂，而且他们相信它。西方可能相信人的灵魂，但她并不真正相信宇宙有一个灵魂。”
二、中国的文明有耐久的合乎人情的特性。1924年他在中国的演说里说到：“它（古老的文明）那耐久的合乎人情的特性，对所有的属于它的事物都产生了生气勃勃的影响。如果这一个文明不是这样突出地合乎人情，不是这样充满了精神的生命，它决不会延续这样久。”
三、中国文学以及其他表现形式充满了好客的精神。
四、中国人不是个人利己主义者。在中国的演说里，他说道：“在中国，你们不是个人利己主义者。你们的社会本身就是你们公有灵魂的创造品。”
五、中国人不看重黩武主义的残暴力量。
六、中国人坚决执著地爱这个世界。在中国的演说里，他说道：“你们抱着坚决执著的态度爱这个世界，爱你们周围的物质的东西，这是真的；但你们并不把自己的占有物用排斥垄断的围墙包围起来。”
七、中国人爱生活，“爱碰到什么东西上，它就赋予什么东西以美丽”。
八、中国人爱物质的东西，而又不执著于它们。
九、事物是怎样，中国人就怎样接受。
十、中国人本能地把握住了事物韵律的秘密。在中国的演说里，他说道：“他们本能地把握住了事物韵律的秘密——不是自然科学中的能力的秘密，而是表现的秘密。这是一种伟大的天赋，因为只有上帝才懂得这种秘密。我嫉妒他们有这种天赋，我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分一点来。”
以上这些意见，有的从正面提出，有的从反面提出，看起来似乎很凌乱，很不统一。但是，如果仔细加以分析，其中是有纲领可提挈的。我就提出几点来谈一谈。
首先，他说，中国文学里有好客的精神。这不是一般的恭维，并不是说，中国主人请他来，给他好饭吃、好房子住，热情招待，如此而已。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同他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看。1924年，他在上海对日本侨民讲话时曾说过：“根据我们的意见，好客的本分就是文明。”因此，他赞扬我们好客，实际上就是赞扬我们有高度的文明。
其次，他赞美中国人不看重黩武主义的残暴力量。我们同印度人民几千年和平相处，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对今天印度某一部分人来说，泰戈尔这个意见值得深思玩味。
他又谈到中国人爱这个世界，爱生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印度古代的宗教消极悲观者居多，它们总把这个世界看做是幻象，是电光石火，转瞬即逝，因而想尽方法脱离开它。他们认为生命就是痛苦的根源，死后才是幸福之所在。这虽然只是当时统治阶级腐朽世界观的反映，但影响是很大的。在印度文学家和哲学家中，泰戈尔是比较突出的。他热爱生命，热爱世界，很少消极悲观的情绪。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他这样赞扬中国是很高的赞扬了。
最后，还要谈一谈他赞扬中国人把握住事物韵律的秘密的问题。上面谈他的思想的时候已经谈到，在他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是他的最高理想，是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一把金钥匙。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他竟然拿来加到中国人身上，那么他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估价之高也就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在这里，他还明白提出：只有上帝才懂得这个秘密。只有上帝能懂得的东西，而中国人竟然懂得，则中国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以想见了。
坦白地说，我们并不完全同意泰戈尔这样来解释中国文化。但是他这一番盛谊隆情却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铭感的。
泰戈尔访问中国
1924年4月，泰戈尔终于偿了他多年的宿愿，他访问了他久所向往的中国。
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是比较久的事情了；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到了1923年冬天，中国方面又向他发出邀请，他又经过了一番考虑与迟疑，终于接受了邀请，于1924年4月12日到了上海。同来的有印度人那格·鲍斯·沈，英国人恩厚之，美国人葛玲小姐。
临行前，他曾写信给罗曼·罗兰，谈到他心里的矛盾：作为艺术家他应该孤独宁静；但是作为理想家他又应该同很多人联系合作。“同时，我要到中国去，以什么身份，我不知道。是作为诗人呢？还是要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
经过香港的时候，孙中山曾从广州派人去看他，告诉他：自己有病，不能相会。“中国的生命中心是北京，印度代表的工作应该从北方开始。一俟我有可能，当立即到那里去同诗人会见。”但是，很可惜，这两位对自己的民族来说都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到底也没有能够会面。
一到上海，他就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当时派代表到码头上去欢迎的有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时事新报馆等机关团体，此外还有不少所谓社会上的知名人士。这些人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各人有各人对诗人的看法，这时都聚集在黄浦江边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异邦老诗人。
泰戈尔就从这里开始了他的访问活动。
我先把他的行程和活动编一个日志，好让我们对他的访问活动的内容和范围有一个大体的了解。（略）
他在中国总共呆了将近五十天。在这期间，他旅行了不少的地方，接触到很多的人，做了许多演说，看了不少名胜古迹。他接触到的人是多方面的，从清朝废帝、遗老一直到社会名流，应有尽有。这一批人很忙了一番，狠狠地尽了一下地主之谊。所有的主要报章杂志都发表了欢迎的文章和讨论泰戈尔著作的论著，并且还刊登了他的照片。他的作品也大量地介绍过来，一时洛阳纸贵。这五十天好像一场迎神赛会，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搞得好不热闹。
我们都知道，泰戈尔这次访问中国，是引起了一场争论的。泰戈尔自己也微有所闻。他曾说道：“我甚至听说，有许多人是反对我到这里来的，因为这可能阻挡了你们向往西方进步和力量的热情。”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他这次的访问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和他的访问所产生的影响。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正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开始，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是更变本加厉了。全国笼罩在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阴影之下。国内外的资本家大力压榨和剥削工人。军阀混战使农村凋敝，农民也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快到三年，国共正合作，国民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阶级斗争正在日趋尖锐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很明显地想利用泰戈尔为落后势力服务，而这一部分人也就正是那一些最热心欢迎他的人。当时就有人怀疑：是不是那一群玄学鬼请他来助战？胡适曾公开加以否认。这是可能的，因为在1920年中国方面就已经发出了邀请，当时还没有发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但是，他到了中国以后，玄学鬼或者他们的同路人想利用他为自己张目，这同样也是可能的。这一群人力竭声嘶，宣扬泰戈尔比较不进步的那一面，把他打扮成一个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浑身玄气、口中念念有词、提倡什么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活神仙。对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则只字不提。这不是利用又是什么呢？
还有一些好心人，把泰戈尔看成是一个“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于我们的人”，“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这座诗的灵的乐园，是如日光一般，无往而不在的，是容纳一 切阶级，一切人类的；只要谁愿意，他便可以自由的受欢迎进内。”[4] 又有人说，泰戈尔“勇敢地发扬东方的文明，东方的精神，以反抗西方的物质的、现实的、商贾的文明与精神。”这一派人同第一种人究竟还 是有区分的，他们还没有忘记提到泰戈尔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一面[5] 。
在中国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候，产生这样的影响，不能认为是有利的。在这里面，泰戈尔应该负什么责任呢？他不会关心中国的什么阶级斗争，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也很难这样要求他。但是，他在中国演说中没有能够全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他却不能不负责任了。他在中国的演说中过分强调了东方文明（也只是他所了解的东方文明）的作用和意义，严厉地批判了西方的机器文明。但是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并不完全否定西方文明。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怀有很大的敬意，有时候还号召印度人民学习这些东西。他自己常常说：他并不反对机器，只是反对机器把人的精神控制住。他这种态度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他对待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也是有两面性的。
但是，这一切中国邀请他来访问的人们都没有看到，或者故意不想看到。他们大张旗鼓，推波助澜，鼓吹什么森林文明。连那些平常标榜“科学精神”、认为东方（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什么文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有西方才有文明、“月亮也是美国的好”的名流学者们，也忽然改变了腔调，摇身一变，变成了主张东方文明的泰戈尔的“同志”，兴高采烈地参加到这个森林文明的大合唱里来。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祖先罪孽深重的胡适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其次，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来过，泰戈尔在性格和作品中都表现出来了一种双重性。他有光风霁月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他能退隐田园，在大自然里冥想，写出那些爱自然、爱人类、爱星空、爱月夜的只给人一点美感的诗歌。但是他也能在群众大会上激昂慷慨地挥泪陈辞、朗诵自己的像火焰一般的爱国诗歌；当他看到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及其他魑魅魍魉横行霸道的时候，他也能横眉怒目、拍案而起，写出刀剑一般尖锐的诗句和文章。
但是，这一切，中国邀请他来访问的主人们也都没有看到，或者故意不想看到。他们竭力宣扬他那光风霁月的一面。翻译作品也只选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春之循环》、《吉檀迦利》等等，好像诗人一生只写了一些这样的作品，其他密切联系实际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好像诗人终生与春花秋月为伍，远远脱离现实，遨游在虹之国、白云之国里。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他写道：“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 
！’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 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6]
这真可以说是一语道破。鲁迅还在许多别的文章里提到泰戈尔。例如：“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 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7]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 ，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8] 此外，还有不少地方提到泰戈尔，但是矛头是对 准那一批“震旦人”的，例如《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 的概观》[9] 是讽刺徐志摩的；《华盖集续编》，《辞“大义”》[10] 是讽刺新月社的，我们在这里不详细征引了。
总之，鲁迅对泰戈尔是有认识的，也并不抹煞泰戈尔进步的那一面，比如他说：“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 ？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11] 这文章是在1927年写的。当时上面提到的这些国家的确是无声的，印度泰戈尔还总算是发出了一点声音。这认识我认为是全面的，公正的。可惜这位老诗人竟给那一群别有用心的“震旦人”所利用、所歪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真实的印象，“莫名其妙而去”。
在当时，另外一些思想界里的先进人物也对上面这种情况有所讽刺， 对泰戈尔的哲学思想有所批评。有人把泰戈尔称做“一个大魔术家”[ 12] 。雁冰反对泰戈尔那种高唱东方文化“诵五经退贼兵”的办法[13] 。瞿秋白从阶级分析的观点上着重批评了 泰戈尔的国家观念，说他“只肯反对制度而不肯反对人（阶级）。”[14 ] 代英批评了泰戈尔的所谓“森林文明”，所谓“神”，所谓“梵”[15] 。在当时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候，不管泰戈尔的动机怎样良善，然而产生的效果却有些是消极的，他的哲学思想是我们所不能完全接受的。再加上他又为那一批“震旦人”所利用，所歪曲。这些先进人物提出了批评意见，难道不是十分应该的吗？
这些人物也并没有抹煞泰戈尔比较进步的一面，并没有全盘否定了他。正相反，他们还是充分肯定了他的优点。比如，泽民在《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一文里就谈到：“泰戈尔不是没有他的价值，他的诗是我所爱读的，他的小说也有他的魔力，他的散文可以卓然成立一派，他的人格一定比梁启超、张君 劢等辈高出万万。可是他的思想实在是中国青年前途的一大障碍。”[16 ] 秋白认为，《家庭与世界》这一部小说艺术上的价值是无可疑义的[17] 。代英写道：“泰戈尔个人固然不当加以恶意的抨击，然而因为泰戈尔实在有 被人家利用的可能，我们还是不能不对他的思想加几句批评的话。”[18] 雁冰写道：“我们也是敬重泰戈尔的；我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 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19] 这些意见难道说不中肯不公正吗？
尽管泰戈尔的访问引起了上面这些争论，但是我认为这一次访问还是成功的。收获是很大的。
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他的访问促进了他的作品的翻译工作，扩大了这些作品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像徐志摩之流，信口雌黄毫无根据地夸大这种影响，这是与事实相违的，是我们所决不能承认的。但是，他的作品确实产生了影响，则是文艺界所公认的。当时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五年，中国新文学正在形成时期，像泰戈尔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东方诗人会产生影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式的抒情小诗一时在中国文坛上颇为流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郭沫若曾写道：“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 ，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s）的思想。”[20] 我们决不能说，泰戈尔的这些影响都是好的、积极的。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说，这些影响全是坏的、消极的。这一个问题还有待于文学史家的定论。
但是，我认为，泰戈尔访问的最大收获还在于加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重辟了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道路。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来往了几千年，交流文化，互相学习，情谊深厚，历史悠久。但是，从宋元以后，特别是从西方的殖民主义来到东方以后，这种友好来往就受到了阻碍，以至于最后陷于中断。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两国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逐渐开展，这种中断了的友谊又有恢复的朕兆。但是并没有能真正恢复起来。泰戈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是莫大的憾事，于是就处心积虑以恢复这种中断了的友谊为己任。他到了中国以后，在演说中再三强调，他要重新开辟中印交通的道路。这一点，我认为，他是做到了。虽然他心目中的中国人，是没有阶级的，不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他所交的朋友也多半是梁启超、张君劢之流；但是他带来了印度人民的友谊，在中国到处播下友谊的种子，让中国人民多少了解了一点印度情况，又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了回去。这却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中印关系史的观点上来看，他的访问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序幕。从那以后，两国的来往又逐渐频繁起来。他在印度大力提倡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的研究，并以身作则，首先在国际大学里创办中国学院。有的印度朋友说：正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想要消灭中国文化的时候，泰戈尔却大张旗鼓地提倡中国文化的研究。他邀请了不少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去参观访问，还给中国留学生设了奖学金。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就曾在国际大学住过一个时期，给泰戈尔画了不少的像，成为近代中印友谊史上的佳话。这一切都说明，泰戈尔访问中国播下的种子已经开了花，结了果。
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怀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件大事情。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文章里都强调了这次抗战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 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21]
对这样一次全世界人民都关心的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的战争，按理说，一向关心中国的泰戈尔是不会不关心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
泰戈尔对日本的态度在几十年内是有极大的变化的。最初他对日本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写道：“从前我到过东亚，到那里去欢迎人类新精神的诞生。那时候，在亚洲最东方的天空里飘扬着日本的胜利旗帜，在亚洲心中激起了新的希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中，似乎只有日本还能给东方争一口气。诗人就不禁有所希望有所偏爱了。
日本人民所创造的文化中的某一些精华，他也早就认识到了。他常常把日本艺术与中国艺术相提并论。他对日本文化给了很高的估价，他写道：“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能看到日本民族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真象：我相信，这些东西会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起作用，总有一天会光辉灿烂地显示出自己的灵魂，产生出伟大的结果。”他赞美日本人爱美，赞美他们的克己的耐性，赞美他们好客。他甚至对日本的武士道也加以赞扬，认为“日本人独占着英雄主义的某一些特点——这种英雄主义同他们的艺术天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但是，同时他也并没有忽视日本的缺点，他也看到了日本民族主义中的危险性。在1916年，当他初次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看到一个赤裸裸的完全把丑恶暴露无遗的‘国家’，这种国家精神是我们东方人从西方学来的”。他曾对上海的日侨说过：“当我到你们国家去的时候，我也遇到那个变了质的近代的日本，学习了西方的作风。我也看到那个政治的日本，一心一意想得到好处，扩张政治势力——严峻、排外、多疑、缺少人味。”他认为日本有点像暴发户，新获得的力量不知道如何消化；狂妄骄纵，目空一切，把自己看成是什么天照大神的后裔，注定要统治世界。这一切都孕育着无穷的危机。他在日本看到了这情况，大有所感。从日本到了美国，就以“国家主义”为题，做了许多演讲，其中有一章专论“日本的国家主义”。在这里面，他忧心忡忡地谈到将来的后果，他写道：“但是我害怕，毒药会比食物 更有力；今天它里面的精力不一定就是健康的征兆，而是正相反。”[22]
这就引起了日本某一些人的不满。他们最初是十分热情地欢迎泰戈尔的。但是他们一旦知道了他的看法，就立刻紧张起来，用诗人的话来说：“他们想，理想主义会削弱他们的士气；对那些不择手段一定要强盛起来的国家来说，理想是没有用的。”有一部分日本人于是一反过去的热情，纷纷起来，对诗人加以指责、批评，甚至造谣、诬蔑。
但是，在这时候，诗人还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仍然苦口婆心地劝日本人放弃军国主义，把功利主义的精神与美结合起来，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把需求与快乐结合起来，把机器与生活结合起来。
不用说，在当时，泰戈尔这种期望是决不会实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发了一笔横财，夺去了德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的领地，日本货充斥亚洲市场。这就更助长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暴发户的凶焰。在国内，军国主义统治一切；在国外，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到1937年，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凶焰算是达到了顶点。受了蒙蔽、受了毒害的日本军人，拿出了“武士道的精神”，在中国乱杀无辜人民，狂炸文化中心，野蛮凶残，史无前例。什么文明文化，什么“爱美”，什么“好客”，又是什么“克己的耐性”，连一点影儿都没有了。
到了这个时候，诗人算是真正绝望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情。1938年，他给在日本的一位印度朋友的信中写道：“在那离开现在不算太远的日子里，我决没有梦想到，我会怀着后悔的心情修正我对于这个民族的伟大性的估价，我们曾殷切地期望同这个民族合作，用他们的同情心和真正对自由的热爱，来同心协力在亚洲建立一个高贵的未来，目前是世界上变化多端的时代，欧洲的明灯摇摇曳曳即将熄灭，它散发出来的毒气，似乎是还多于火焰。”
现在是诗人行动的时候了，他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37年9月21日，他复蔡元培等的慰问电，说道：“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同情你们国家。”1937年10月11日，他在《甘露市场报》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轰炸和平的中国城市，支持印度抵制日货的运动。1938年1月9日印度人民举办支援中国日。1938年6月，泰戈尔发表《致中国人民书》，他写道：“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希望这种对你们国家的深思熟虑的暴力进攻会在它带来的英勇的痛苦中产生一种崇高的意义，促使一个新的民族灵魂的产生。”1938年9月，他连写了两封义正词严的信，痛斥日本法西斯分子所谓“诗人”野口米次郎。他列举了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斥责日本用鸦片和海洛因毒害中国人民的行为。他也把日本人民和日本统治者区分开来。他强调：“中国是征服不了的，她的文明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她的人民不顾一切地忠于国家，空前地团结了起来，正为那个国家创造着一个新世纪。”“任何暂时的挫折也不能击碎她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当日本军阀给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当国民党集团正在散布悲观失望的空气、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真正在抗战的时候，泰戈尔这种对中国胜利的坚强信心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了。1939年10月，以泰戈尔为首的印度领袖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法西斯。德日都是什么“轴心国家”，实际上也就打击了日本。1939年，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道：“但是最使我痛苦的是中国；帝国的建造者们（指的是英法——羡林）有着巨大的力量和财富，是能够用来帮助她的，可是中国单枪匹马在作战，几乎是赤手空拳，只有不屈不挠的勇敢是她的同盟军。”
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诗人那一首著名的诗。他听到日本军人在出征前竟然到佛寺里去祈祷，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写出了下面的诗句：
他们要以凯旋的号角来标点
每一千个被杀害的人数，
来引起魔鬼的笑乐，当他看到
妇孺的血肉淋漓的肢体；
他们祈求他们能以“不真”
来蒙蔽人们的心灵
来毒害神明的甜柔呼吸的气息，
因此他们整队到佛陀，
那大慈大悲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今天我们读这些诗句，不是还仿佛能看到这一位年近八十高龄的老诗人横眉怒目的样子吗?
泰戈尔的这一些活动：发宣言、写文章、演说、做诗，在印度人民中，甚至在世界人民中，起了不小的影响。他的诗名震全球，道德人格为各国人民所景仰。他这样大声疾呼，发出狮子吼，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大大地鼓舞了各国人民，特别是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关怀和信心。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泰戈尔虽然活了八十年，仍然是死得早了一些，他没有能够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但是，从他生前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丝毫也没有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加以怀疑。这样一来，这种遗憾也就可以说是能够弥补过来了。
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
泰戈尔不但对中国抗日战争满怀信心，对东方的兴起他也是满怀信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就已经看到，西方的没落是必然的趋势，西方的所谓文明已经失去活力，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东方。
1924年他访问中国时曾说过：“新时代已经来到了，就站在我们门前，等着我们去欢迎。我们不能够再让她久候了。让我们，中国和印度，联合起来吧；让欢迎伟大时代的歌声从中国和印度响起来吧！让我们两个国家把欢迎的灯点起来，迎上前去吧！如果由于逆风说不定谁的灯会被吹灭，那就让我们互相帮助吧；说不定谁会晕倒，那就让另外一个把他唤醒吧！”他在对学生的讲话中说到，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人类文明中最黑暗的时代，新世纪就要来到了。1932年，他在一篇题目叫做《亚洲对于新时代号召的回答》中写道：“今天我们是生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时期。说不定在欧洲这个剧本里已经换上了第五幕（最后一幕——羡林）的布景。亚洲觉醒的征兆已经慢慢地从地平线的一端到另一端散布开来。在人类东方群山上闪耀出来的新黎明的红光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景象——它是自由的景象。不仅是从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而且是从昏昏欲睡的怠惰和对自己内在力量的不信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1937年，他在《中国和印度》这篇文章里又写道：“正像早晨的鸟儿，在天还没有完全破晓的时候，就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在歌唱，宣告一个伟大未来的到临——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很迫近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新的世纪。”到了1941年，当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的八十岁生日述怀的《文明中的危机》那篇著名的文章里，他又写道：“我以前曾相信过，文明的源泉会从欧洲心中发出。但是今天，当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的信念完全破产了。”“我宁愿向前看，当洪水消退，用服务和牺牲的精神把气氛弄干净的时候，人类历史上会出现新的一章。说不定黎明会从这一面出现，从太阳出升的东方出现。”在东方国家中，他对中国又特别寄予很大的期望。1924年，他在中国时曾说道：“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相信，当你们的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们都将分享这个将来带给我们的快乐。”
泰戈尔这些话都是很好的，很耐人深思的。但是，他是不懂得从阶级分析的观点上来看问题的。他不懂得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也不了解他所说的就要没落的西方文明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文明。他只是站在民族和偏爱东方的立场上，凭诗人的敏感朦朦胧胧地感到西方必然没落而东方必然兴起。但是，从眼前摆着的事实看来，这一点难道他没感觉对吗？
中印同是东方大国，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是与东方的命运分不开的。泰戈尔热爱自己的祖国，也爱东方国家，更爱中国。他对中国人民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是他所预言的“新时代”的重要内容。我现在就借用一下他的话来结束本文：“让我们，中国和印度，联合起来吧，让欢迎伟大时代的歌声从中国和印度响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