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五年（674）：

年四十岁。五月，偕大乘灯诣中印度。先到那烂陀，次上耆阇崛山，至王舍城，往大觉寺。北行至薜舍离，又西北行至拘尸城。又西北行至劫比罗伐窣堵。又西行至僧迦施国（玄奘称之为劫比他国），顺路过曲女城。又东南行至婆罗痆斯，途经钵逻耶伽。

上元二年（675），义净四十一岁。自此至光宅元年（684），义净五十岁。在这九年间：

义净住那烂陀寺（当时仍然是全印最高学府），学习佛典。在这里遇到的唐朝僧人，有玄照、佛陀达摩、僧哲、慧轮、道琳、智弘、无行等。上距玄奘初抵那烂陀寺之年（贞观五年，631）四十四年。玄奘当时那烂陀寺好像只有他一个中国留学生。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留学生竟然增加了这样多。可见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义净在这里，受学于宝师子。又曾往距此约两驿处的羝罗荼寺，问学于智月；还有可能至南印度某地，问学于呾他揭多揭婆。

垂拱元年（685）：

年五十一岁。离那烂陀寺东归。冬，自耽摩立底登舶，携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

垂拱二年（686）：

年五十二岁。春初，到羯荼国，在这里遇到了道琳和智弘。停此至冬，复泛舶南行。

垂拱三年（687）：

年五十三岁。船行一月许，抵末罗瑜，再往佛逝，停于此处。

垂拱四年（688）：

年五十四岁。留室利佛逝，请学于佛逝国名僧释迦鸡栗底。

永昌元年（689）：

年五十五岁。七月二十日回到广州，邀贞固等往佛逝襄助译事。十一月一日，偕贞固、怀业、道宏、法朗，回到佛逝。

载初元年（690）：

年五十六岁。留室利佛逝译经。

天授二年（691）：

年五十七岁。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五月十五日，遣大津归唐，携回两传及新译经论十卷，并请朝廷于西方造寺。

天授三年，如意元年，长寿元年（692）至长寿二年（693）：

年五十八岁，五十九岁。停佛逝。

长寿三年（694），五月改元延载：

年六十岁。偕贞固、道宏回到广州。

证圣元年（695），改元天册万岁和万岁登封：

年六十一岁。五月，回到洛阳。武后亲迎于上东门外。

先后住于佛授记寺和大福先寺，译经。

万岁登封元年（696）至圣历二年（699）：

年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岁。在洛阳共实叉难陀等译《华严经》。

圣历三年（700）至长安三年（703）：

年六十六岁至六十九岁，在洛阳长安译经。

长安四年（704）：

年七十岁。赴少林寺。重结戒坛。

自此至先天二年（713），义净年七十九岁逝世，朝廷屡改年号，屡换帝王，义净或译经或陪侍朝廷。本岁，义净不愈，欲归齐州，未果。正月十七日，示寂于大荐福寺译经院。

义净的生平大略即如上述。

我现在对与义净有关的一些问题分门别类作一点简略的叙述和评论。

第一，义净出游的动机

根据法显和玄奘的例子——其实所有的赴西天求经的中国僧人，莫不有各自的动机——义净的出游也决不是为出游而出游，而是有十分明确的目的的。这种目的都是与当时佛教在中国传布和发展的情况密切相联的。佛教发展到某一阶段，出现了什么问题，一般庸僧是不会感觉到的；但是有识的高僧，出于对宗教的虔诚，由于自己的敏感，往往深切感知，而企图有以改变之，改变之方无他，只有到佛国去探求根源，寻觅妙方。法显是如此，玄奘是如此，义净也是如此。试将三人对比一下，是颇有意义的。

《法显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出游的目的非常明确：寻求戒律。至于玄奘，《慈恩传》卷一说：“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玄奘出游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寻求义理。他在印度时曾因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未竟，推迟了会见戒日王的时间。关于显、奘二公，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了。这种缺什么就补什么的现象，在文化交流中屡见不鲜，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

义净怎样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到了唐代，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阶段来看，已经到了融合的高级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在佛教内部，戒律废弛，纲纪不整的现象也出现了。僧人中的害群之马，也所在多有。“律宗”虽已形成，但在这个宗的内部，对戒律条文的解释也时有矛盾。义净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到西方去寻求戒律的真相。他在印度和室利佛逝时，对梵文佛典广为搜罗，重点似在律部，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在回国后十多年的翻译活动中，他翻译的经很多。从量的方面来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占有很大的比重，可见他译经重点之所在。此外，他在室利佛逝撰成后先派人送回国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着重介绍印度的僧伽制度和具体的戒条，更可见他对律的关心。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他关心律和法显的关心律，外表相似，实有不同。时代变了，佛教发展的阶段变了，因此对律的要求，也必然随之而变。我们可以说，义净是在比法显更高一层的水平上，关心佛典律部的搜求与翻译。

第二，赴印道路问题

从中国僧人赴印的途径上，我们可以窥知在不同时期中西交通道路变动以及盛衰消长的情况。讲到交通，当然以陆路为早。但是从古代人类文化传播的情况来看，海路的兴起也不会太晚。专就中国的中西交通情况而论，后汉时期，正史上已经有明确的海路通往西方的记载。《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那一段有名的记载，就是最可靠的证据。从印度佛教入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看，我们很难截然分为陆路交通时代和海路交通时代。总的情况是，始终以陆路为主，海路也很早就被利用。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是海陆并举，只是有所偏重而已。

可是，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到了义净时代，似乎是一个转折点。姑以法显、玄奘和义净的出行路线为例，加以对比，加以说明。法显是陆去海归，玄奘是陆去陆归，义净是海去海归。这一个简单的事实，颇可以说明一些重要问题。义净是在公元671年去国，上距玄奘之死（664）仅有七年，距玄奘去国之年（627）仅四十四年。在这不能算太长的时期内，中印交通道路似乎发了巨变，海路显然占了上风。不但中印交通路线起了变化，连整个的中国通向西方——包括西亚、非洲和欧洲——的海上交通也大大地改变了。这并不等于说，陆路交通就被弃置不用了。否，在这个时期，甚至在这以后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有不少中国僧人从陆路到印度去的。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西藏尼泊尔赴印道路的开辟。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参阅上面《唐初中印交通年表》一节。

第三，义净译经情况

我在上面第一条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我现在专就义净的译经工作加以补充。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他所译的佛典一一列出，我仅举其荦荦大者。义净译经的数量是很大的。《开元录》卷九说他翻译和撰述的书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卢璨为他撰写的《塔铭》说，义净“前后所翻经一百七部，都四百二十八卷，并敕编入一切经目”。这两个说法矛盾很大。再加上《贞元录》的说法，都不相同。所有这些说法，同现存的实际数目，都不符合，可见义净的著译都有很多佚失了。

义净译经的范围很广，大乘、小乘和密宗的经典都有。最有影响的当推《华严经》与《金光明经》。用力最勤的则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现存的也最多。顺便说一句，义净还著有一卷《梵语千字文》，是使用中国《千字文》的形式，写出了一批习见的梵语单词，供初学者学习梵语之用。关于这部书是否真为义净所著，学者们之间是有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对当时初学梵语的学者来说，它不失为一部有用的书。

第四，义净译经的技巧

我在上面玄奘一节中曾经说到，中国的译经史，从译文和原文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直译——意译——意直兼有。这仿佛合乎黑格尔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玄奘是第三阶段的代表，是中国译经史上的集大成者，是一座高峰。义净仅晚于玄奘几十年，是玄奘同时代的人，应该说是属于同一阶段。事实上，从义净的译风来看，尽管与玄奘不完全相同，他确实应该归入第三阶段的。他在玄奘这一座高山之下、之旁，继承玄奘的衣钵，戛戛乎其难哉！

但是，义净毕竟是义净，他也是身手不凡的。他在这个第三阶段上创造出来了自己独特译风。1931年，在克什米尔的基尔基特（Gilgit，现在属于巴基斯坦）地区，一个牧童在一座古塔里发现了一批佛经残卷，是写在白桦树皮上的。写的时间大约是六七世纪。写的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vastu）。残卷刚发现时就流失了一些，剩下的由印度梵文学者Nalinakasha Dutt校订出版：Gilgit Manuscripts, Srinagar-Kashmir, ed. by Dr. Nalinaksha Dut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V. Pandit shiv Nath Shastri。一些残卷流落到意大利，也出版了一些。

1950年， 我写过一篇短文《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14] 。我觉得，梵本写的时间几乎正是义净在印度留学的时候，义净所搜求到的梵本，即使同Gilgit残卷不能完全相同，但也所差无几。因此，把义净译文拿来同Gilgit残卷对比，其结果必然是可靠的。我在这篇短文中，就把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同梵本（Mūlasarvāstivādavinayabhaiṣajyavastu）拿来对比。我只选了一段，但是局部可以反映整体，从这一段中得出来的结论，能够适用于全书。我对比的结果是，义净的译文确实忠于原文，但与玄奘的忠实又稍有不同。大概因为是律部，叙述多于理论，从而译文容易流畅易读。玄奘翻译的多是理论，读起来有点费劲。总之，义净属于玄奘所代表的中国翻译史的第三个阶段——合题阶段，是毫无问题的。但这只限于散文部分，一到韵文部分，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义净颇多删节。如果没有梵本可资对比，这一点是无从知道的。

第五，义净在印度的影响

虽然义净在国外呆的时间比玄奘还要长许多年，但是他在印度的影响，却远远比不上玄奘。义净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部是《南海寄归内法传》。前者有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和英国学者S. Beal的摘录和择要；后来又出了印度学者Latika Lahiri（罗喜瑞）的全译本（英文）。后者有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的英译本。义净在印度的影响既然是通过学术著作，所以几乎是仅限于学术界，没有像玄奘那样妇孺皆知。

第六，义净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众多的和尚中到印度取经去而复归且翻译又卓有贡献者，只有三人，义净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就奠基于此。他是法显、玄奘与他自己三峰鼎立中的一峰。

义净就介绍到这里。

（3）密宗：善无畏、一行、金刚智、不空

我在上面介绍的主要是小乘僧和大乘僧，我现在介绍几个密宗或真言宗的高僧，他们对中印文化交流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要介绍的人物是善无畏、一行、金刚智、不空。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密切，难解难分。所以我不再分别介绍，而是合在一起。

佛教密宗源于印度，崇拜的对象是大日如来（Mahāvairocana摩诃毘卢遮那），是一个前此不见经传的神，显然是后人制造出来的。有人认为，从这个神的性质来看，他受了拜火教的影响，这是可能的，但也还没有确凿可靠的证据。由于来路暧昧，为了证明此神的“有根”，信徒们造作了大量的神话，多属荒诞不经之论。这当然都是不可信的。反对之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指斥和攻击；当然也都是无稽之谈，同样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就在于两方面都没有能从印度佛教的发展方向、从宗教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待这个问题。因此，所论都搔不到痒处，宛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如果真正掌握了印度佛教的发展规律，则对密宗的出现必无骇怪之意，而会认为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继小乘之后，大乘中已出现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的现象，特别是净土宗，特别是弥陀净土，这种现象更是十分突出。密宗同弥陀净土一样，主张即身成佛。这样更容易招徕信徒，更能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一般印度佛教史学者都把佛教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小乘→大乘→金刚经 （Vajrayāna，即密宗）。这个三阶段的发展式，最能体现出宗教发展的规律^[15] 。

从印度传来的密宗主张有两种曼荼罗（maṇḍala，“坛”或“道场”，亦有“真言”义），不必一定是咒诵，也可以绘图表示。一种叫胎藏曼荼罗，一名台密；一种叫金刚界曼荼罗，一名东密。传第一种者是善无畏，他是中天竺人，玄宗开元四年（716）来华。当时显教（指性、相二宗）渐趋衰微，代之而兴者是西方传来的密宗。传之者善无畏首当其冲，他以秘术干人主，受到青睐。他收了一个徒弟，就是鼎鼎大名的擅天文历算的一行。师徒共同译密宗经典，有时加以注疏。所谓“密宗三经”，即出善无畏之手。传第二种金刚界曼荼罗者是金刚智。他是南天竺人，开元七年（719）来华，先到广州，敕迎入都，设坛译经。一行也可以算是他的学生。

真正弘扬密宗的是不空，本名不空金刚，本北天竺婆罗门族，“幼失所天，随叔父观光东国”。（《宋高僧传》卷一本传）年十五，师事金刚智。师死后，奉遗命返印度，求得密藏经论五百余部，于天宝五载（746）赍归。所译密典共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并敕收入大藏，密宗经典遂流行一时。他受到玄宗、肃宗及代宗三朝宠遇。密宗于是成了压倒一切的宗派。

密咒翻译后汉以来就已经有了。许多大乘佛典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密咒，这是适应信徒们的宗教需要所不可或缺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讲到“咒藏”，义净说道琳到印度去寻求明咒，义净自己也翻译了不少的咒。虽然如此，都没有认为有一个独立的宗派密宗。原因也很简单，在玄宗以前，在印度本身体系完整的金刚乘还不能说是已经存在。印度是本，没有本，哪能有末呢？密宗一旦传入中国，经过了必要的中国化——有人主张，密宗受到中国道教的颇大的影响——在中国立定了脚根，自玄宗至唐末盛极一时。在所有的中国佛教宗派中，其寿命之长，仅次于禅宗。其原因，我认为，就在于密宗同禅宗一样，适应了宗教发展的规律。我甚至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宗教发展的公式：一个宗派的寿命同它适应人民群众宗教需要的程度成正比。

（4）慧超、悟空

我在这里还想补充讲两个僧人，一个是慧超，一个是悟空。我在上面曾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他们是赴西天去而复归、在著译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中国佛教史上鼎足而立的三位大师。慧超和悟空当然不能同他们平起平坐；但是这两位僧人（其中慧超是新罗人，用汉文著述），也是赴天竺去而复归的，只是他们的功绩仅在于两部行记，这两部行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慧超，又作惠超，似在第8世纪初期西行，所取路线似是北道。他几乎遍游了印度，最后回到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时在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人们对他原来毫无所知。在敦煌石室发现了他的《往五天竺国传》，虽甚残缺，但仍重要。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此书的名字。此书佚失千余年后，至是复得。经中外学者的研究，有德、英等文字的译本，韩国学者对此书也十分重视，因为慧超毕竟是新罗僧人。

悟空，俗姓车，名奉朝，京兆云阳人。天宝九载（750），罽宾国愿附唐，其大首领来朝，请使巡按。明年（751），玄宗敕张韬光及悟空等四十余人西行，时空任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天宝十二载（753），抵健驮罗国。至德二载（757），空年二十七，因病笃发愿出家。游历健驮罗及迦湿弥罗。广德二年（764），南游中天竺国。德宗贞元六年（790），回到长安。其旅行记见《佛说十力经·序》。法国沙畹有法译本。

慧超和悟空的旅行记，对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有重要的作用。

1. 外交往来和贸易活动

（1）外交往来（年表）

我在上面已经列了一个“唐初中印交通年表”。为什么单独分列呢？因为那一段时间是中印几千年的交通史上来往最频繁的时期，单列为了醒目。那个年表止于长安九年（704）。我现在接上表再列一个年表：

唐中宗景龙四年，睿宗景云元年（710）：

南天竺遣使来朝，同年又贡方物。

玄宗先天二年（713）：

南天竺遣使朝贡。

开元二年（714）：

西天竺遣使贡方物。

开元三年（715）：

天竺国使来献方物。

开元五年（717）：

中天竺遣使来朝，献方物。

开元八年（720）：

南天竺献五色能言鹦鹉，其王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玄宗应其请，名其军为怀德军，又赐寺额曰归化。十一月遣使册利那罗伽宝多为国王，遣使来朝。

开元十三年（725）：

中天竺遣使来朝。

开元十八年（730）：

中天竺遣使朝贡。

开元十九年（731）：

中天竺国王遣其臣大德僧勃达信来朝，且献方物。

开元二十九年（741）：

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授游击将军。

天宝中（742—755）：

中天竺屡遣使来朝。

肃宗乾元元年（758）：

乾陁罗国王使大首领中郎将踏 匐勒特车鼻施远千，并授将军，放还蕃。（《册府元龟》卷九七六）^[16]

（2）贸易活动

隋唐时代的中印贸易关系肯定是相当密切的。但是，这种关系，不像宗教关系那样明确肯定，缺少具体的比较详明的记载，即使有点记载，也不像宋代以后那样系统细致。史籍或其他杂书上，比如《太平广记》之类，多有“胡人”等字样，“胡”字涵盖面极广，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指的是哪一国人。但是，“胡人”中也包含着印度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我们在探求隋唐时代的中印贸易关系，只能乞灵于推测与类比。推测的根据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的。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隋唐西域载籍极多，至今虽多已佚失，但从幸存的这一些中也可以窥见当时中国与西域诸国交通来往之频繁。“西域”一词有时候也包括印度在内，玄奘和义净之书可以为证。贞元宰相贾 耽记有通西方之三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17] 。这里就涉及印度。通过这些道所进行的活动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肯定也有贸易活动。

第二，中国自唐代起建立市舶司，至宋大盛。这表明海上贸易已经发展到可观的水平，否则就不会在港口设立管辖对外贸易的衙门。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家很多，而且其数目是越来越多的，印度肯定也在其中。

第三，贸易港古已有之，因为只要有海上贸易，就必然有港口。但是，到了唐宋时代，海上贸易空前发展；从而旧港口继续存在，而新港口又不断出现。在隋唐时期，最重要的贸易港是广州、扬州、泉州等地。广州，远在秦代已经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而存在，南越就在番禺定都。魏晋尤为商货之所聚。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就谈到波斯国到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唐大和尚东征传》也讲到“（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对“婆罗门”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很可能指的就是印度。

扬州是唐代重要的对内对外贸易港，当时繁华甲天下。外侨居此者极多。《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至扬州……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可见外商人数之多。鉴真就是从这里乘船往日本的。

泉州，唐时已成为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出国门户。到了后来，更为发达。

经过以上这些港口贸易的国家必然很多。其中有印度，是毫无问题的。

第四，在上列的交通年表中，我们经常碰到“朝贡”、“贡方物”、“献方物”、“来朝且献方物”等等词句。所谓“方物”约略等于今天所谓的“土产”，所谓“贡”、“献”，就是把这些本地（有时候也并不限于本地）出产的一些东西运到中国，献给皇帝，当然贵族和大官僚也都会各有一份的。按照惯例，其余的绝大部分的货物就公开贩卖。关于这方面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记载，兹不赘。因此，所谓“朝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其实就是贸易的代名词。

第五，从海上交通工具的改善，也能推测出对外贸易繁荣的情况。海舶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但是，在唐初，我们的海舶其大小载重还比不了外国舶。因此在《旧唐书》中我们常常遇到“西域舶”、“西南夷舶”、“蛮舶”、“蕃舶”等等的名词。中唐以后，中国商舶亦出海贸易；唐末以后，中国舶则凌驾“蕃舶”之上了。与海舶有联系的还有在航行中使用的信鸽，在当时，信鸽的使用是远程通信的最好的唯一的工具。信鸽起源于何时何地，我没有研究过。唐李肇《国史补》：“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载张九龄以鸽通信的故事。所有这一些海上交通工具的发展，都说明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印度在里面占有一份，是可以肯定的。

第六，从当时外侨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数上，也可以推定贸易活动范围之大。长安住有大量的外国人，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在这里，以及在别的大城市或港口城市中，外侨主要是商人。在广州、扬州、泉州等地都住有大量的外国商人。扬州情况，上面已经谈到。黄巢攻破广州，杀阿拉伯人竟至数千之多。可见当时外国侨民之众。此外，在唐代载籍中还多次提“胡姬”（外国女子）开的酒店。李白尤乐道之。他的《少年行》之二说：“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我在上面列举了六项，从中可以推测出当时对外贸易之盛。其中必有印度的一份，我已屡屡强调。至于贸易的具体内容，由于缺乏史料，无法详细论述。但是，我认为，从下面即将叙述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具体的成果时，间或可以推知一些。

（三）鼎盛时期宗教、外交及贸易活动，带来的文化交流具体成果

具体成果包括两个方面：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包括印度→中国和中国→印度。我在下面分别加以论述^[18] 。

1. 印度→中国

为了醒目起见，我想分门别类地来谈。

（1）文学

就广义的文学来讲，在两晋南北朝以前，中国已经受到了印度的影响。从南北朝起，印度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大量涌入中国。在六朝时期，中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品种，这就是鬼神志怪的故事。最著名的有张华《博物志》、王嘉《拾遗记》、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幽明录》、东阳无疑《齐谐记》、吴均《续齐谐记》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释氏辅教之书。在这些书里有很多奇闻异事、幽明报应和鬼怪故事。很多故事都与佛教有直接关系。

有些故事，初来时还有外来的痕迹，但是逐渐华化，最后连一点外国痕迹都没有了。这种改变，我认为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举一个例子，这就是阳羡鹅笼书生或道人入笼子中的故事。晋荀氏《灵鬼志》首先讲了这个故事：

太元十二年（387），有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师，即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

下面就讲道人入笼，口中吐出一妇女，二人共食。妇口中复吐出一年少丈夫，此时笼中共有三人，最后妇将外夫内口中，道人复将妇内口中，所有食器也都吞入口中。到了梁代，吴均（469—520）作《续齐谐记》，收入了一个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

下面讲书生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有各种肴馔。他口中又吐出一妇女。女子口中吐出一男子。男子口中又吐出一妇人。最后同上面那个故事一样，最后这个书生留给许彦一个大铜盘，其铭题是永平三年（60）作。第一个故事（387？） 讲的是外国道人，第二个故事（454？）中就变成了中国书生^[19] 。我在上面讲到中印文化交流的五个阶段，最中间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我名之为改造。我觉得这个鹅笼的故事就是改造的一个具体的例证。改造的过程就是从公元387年（晋代）到公元454年（宋代），时间不到七十年。我在这里想着重指出，我说的改造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决不会限于六七十年，而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不会是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从晋到宋（我认为可能到吴均生存的时代齐梁）是改造的高潮时期呢？我上面说的这样的故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意思就是这样。

到了唐代，印度文学继续对中国文学发挥着影响。唐代最有特征的文学体裁是传奇文。传奇文有点像后世的短篇小说。在六朝时代，已有小说的滥觞。到了隋唐，作者有意去写小说，在结构和修词方面着意经营，与六朝时无意写小说者都迥乎不同。印度文学对新兴的传奇文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二是内容。在形式方面的影响可以以王度的《古镜记》为例加以说明。这一篇传奇文结构形式很特殊。它以一面古镜为线索，为中心，叙述了几个互不相干的小故事，用古镜贯串起来。这种结构形式在印度古典文学中颇为流行，比如流传全世界的《五卷书》就是如此。汉译的《六度集经》之类的书，在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从内容方面来看，印度影响更为明显。下列几种类型是最突出的例子：一、沈既济的《枕中记》，一称《黄粱梦》。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樱桃青衣》、沈亚之的《秦梦记》等篇。内容主要讲，在梦中飞黄腾达，荣华富贵，经历了数十年。忽然一醒，“蒸黄粱尚未熟”，原来不过是片刻的时间。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等篇，这与《枕中记》有类似的地方，但是细看又不完全相同。《枕中记》等入梦由于法术。《南柯太守传》则由于酒醉入梦，在梦中经历种种世态，醒后寻根究源，结果找到了蚂蚁的巢穴。这种故事不属于梦幻，而属于魂游。白行简的《三梦记》属于同一类型，但在表现手法方面，又有所创新。三、生魂出窍的故事。这是魂游故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这里，灵魂可以同生人无大区别。这种故事在唐人传奇中例子甚多，比如陈玄佑的《离魂记》就是很有名的一篇。此外，张荐的《灵怪集》、李伉的《独异志》等也属于这一类。四、借尸还魂的故事。这一类故事大约起源于六朝而极盛于唐代。张鷟在《朝野佥载》中就有这类故事的记载。张读的《宣室志》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也有这样的故事。五、幽婚的故事。这一类故事也起源于六朝。到了唐代，盛极一时。几乎每一个传奇文的作者，都要写点这类的东西。戴君孚的《广异记》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广异记》原本有二十卷，凡十余万言，久已散佚；但在《太平广记》中还保留了不少篇。李复言的《玄怪录》也属于这一类。六、龙女故事。这种故事在唐代非常流行，如柳宗元的《谪龙说》、沈亚之的《湘中怨》、《震泽龙女记》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连玄奘《大唐西域记》中都有类似的故事。最为人所称道的首推李朝威的《柳毅传》。追本溯源，这一类故事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刘敬叔的《异苑》已有记载。七、杜子春的故事。这个故事首见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太平广记》一六，题为《杜子春》）。一个道士告诫杜子春，无论经历什么情况，都要不动不语。杜子春经历了种种考验，都没有出声。最后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摔死，不觉失声。《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故事，也属于这个类型。在以上七种类型的传奇文中，既有中国自己的创造，也有印度的影响。

在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除了传奇文以外，还有变文。变文的“变”字是什么意思呢？虽然经过了长期的反复的讨论、研究、争辩、推敲；但是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大家一致承认的结论。在佛经的译文中，有时候遇到“地狱变”之类的名词，多半指的是壁画。在我国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变文。内容有的取材于佛经，比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变文》、《地狱变文》等等。还有一些名叫“押座文”的，也属于这一类，比如《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等等。这些都是为宣讲佛经之用。但是，内容也有一些是中国的，比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等等。这大概是受了前一类变文的影响而产生的。不管怎么样，变文的产生与印度有关，这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变文的形式是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这种体裁也来自印度。

我想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意见，他就是Victor H. Mair（梅维恒）教授。他写了不少有关变文的专著和文章。我在下面列举几种：

1. Records of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pienhsiang TP 72 (1986)；

2. T '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3.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绘画与表演》）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他运用材料十分丰富，几乎到了“竭泽而渔”的水平；论证又十分确凿，不愧是异军突起，后起之秀。他的论点我只能极其简略地介绍一下。他把汉文“变”字同回鹘文körünč联系起来，又把它同梵文nirmāṇa联系起来；最后从发音上同印尼文phlaeṇ. 泰语phlaeṇ，柬埔寨语phlêng，越南语bêng等联系起来^[20] 。我认为，他这个论点是颇有说服力的。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上述书籍进行研究思考。

（2）史学

在这里，史学指的是正史。印度古代几乎没有真正的史籍。中国史籍受印度的影响，不是来自史籍，而是来自寓言和传说。

范蔚宗《后汉书》中有许多印度东西，特别是在《方术传》中。比如郭宪和樊英喷酒灭火的故事，就同佛图澄的故事完全一样。在陈寿《三国志》中也有印度故事， 《魏比如志》卷二〇《邓哀王冲传》里那一个曹冲称象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21] 。

此外，在南北朝的许多正史里都讲到帝王，特别是开基立业的帝王们的生理特点，比如：《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裴注引孙盛的说法，说明帝的头发一直垂到地上；《三国志·蜀志·先主纪》，说刘备垂手下膝，能看到自己的耳朵；《晋书·武帝纪》，说武帝的手一直垂到膝盖以下；《陈书·宣帝纪》，说宣帝垂手过膝；《魏书·太祖纪》，说太祖广颡大耳；《北齐书·神武纪》，说神武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周书·文帝纪》，说文帝头发垂到地上，垂手过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神奇的不正常的生理现象都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佛书就说，释迦牟尼有大人（mahāpuruṣa）三十 二相和八十种好，耳朵大，头发长，垂手过膝，牙齿白都包括在里面^[22] 。

（3）音韵学

中国语言的特点：四声，当然是我们语言所固有的；但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明确地定为平、上、去、入，则是受了印度的影响。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在南齐永明时代，住在建康（今南京）的外国人很多，他们用自己本来娴习的声调来转读佛经。建康的土著和尚学习了这一套本领，成为善声沙门。

到了唐代，印度对中国音韵学的影响，更具体而切实可靠了。相传唐末有一个和尚，名叫守温。他创造了一套字母，据旧日一般的说法，共有三十六个：

但是，根据敦煌石窟发现的写本，原来的数目不是三十六，而是三十，缺娘帮滂非敷奉微床等八个字母，而多不劳两个字母。无论如何，这一套所谓字母是受了梵文的影响才创造出来的。参阅罗常培《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今收入《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63年。

（4）著述体裁

从三国时代支谦起，佛教徒为了研诵方便起见，常常把同本异译的佛经合在一起，名之曰“合本”。办法是“上本下子”或“上母下子”。“本”或“母”指的是大字正文，“子”指的是小字夹注，实际上就是把别本意义相同而文字不同的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比较。这种办法影响了中国的著述体裁。最著名的例子是《洛阳伽蓝记》。这一部书原来是用大字、小字分别写的，大字是正文，小字是夹注。年深日久，把正文同夹注混了起来。所以现在读起来就感到困难，有时甚至困惑莫解。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努力把正文和夹注区分开来，还此书以本来面目。

此外，根据一些学 者的研究，中国的经疏之学也是受了天竺影响而兴起的。饶宗颐先生^[23] 引牟润孙教授之言曰：“其中关键所系，厥为儒家讲经，亦采用释氏仪式，僧徒之义疏，或为讲经之纪录，或为预撰之讲义。儒生既采彼教之仪式，因亦仿之有纪录有讲义，乃制而为疏，讲经其因，义疏则其果也。”饶先生还进一步论述了印度“经”（sūtra）体一般都极简略，不加注疏，其义难明。有名的《波你尼经》就是如此，非有波颠迦利（Patāñjali）之《大疏》（Mahābhāṣya ）等等，则形同咒语，几不知所云了。

（5）艺术

艺术是一个总题目，其中包含着一些不同的项目。首先是雕塑。

古代希腊雕塑艺术水平之高，举世公认。这种艺术传到了亚洲，传到了古代的大夏（今阿富汗一带，Bactria），与印度艺术合流，形成了所谓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首先传到新疆一带，然后又逐渐扩大范围，传到了中国内地，影响了我国的佛像雕塑。最早的情况，因为没有遗物（或者还没有发现），不敢确定。到了三国时候，已经修造了不少的寺庙，可能已有雕塑佛像。佛像大规模的雕塑始于北魏，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就是这时候开凿的。开凿石窟的第一个皇帝是北魏的文成帝（452—465），发起者是和尚昙曜。窟中雕了很多佛像，大小都有。北齐的文宣帝（550—559）也模仿北魏，凿窟雕佛像。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唐初，给中国艺术留下了无数瑰宝。这样雕塑的佛像，多少都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其次是绘画。中国绘画到了东晋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笔法。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里说：“山有面则背面有影。”这表示，当时的山水画已有阴影画法。这可能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齐谢赫提出了“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采、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同印度公元3世纪婆兹衍那提出的六法有点相似。影响也可能来自印度。此外，梁代大画家张僧繇所创造的没骨皴也可能脱胎于印度画法。

最后是音乐。中国古代音乐非常发达。我们的先民制造了大量的乐器，还发现了宫商角徵羽五声和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十二律。尽管如此，西域的音乐还是传了进来。所谓西域音乐，实际上基本上还是印度音乐。这种传入也许从汉代已经开始，中间经过南北朝，到了隋唐，达到极盛的阶段。不但在音乐方面是这样，其他方面也一样。下面分别谈一下。

在雕塑方面，印度的所谓笈多式的风格传入中国，对当时的佛像雕塑产生了影响。在绘画方面，印度影响继续发展。唐代最早的画家尉迟跋质那及其子尉迟乙僧，老家是于阗，那里容易接受印度影响。唐以前，中国人物画以线条为主。尉迟父子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吴道玄承其余绪，也属于凹凸一派。此外还有康国等国来的画家。这些国家的画风都有明显的印度影响，最后是音乐。在隋代，天竺国经过四次翻译到中国来贡音乐，有乐器和乐曲。隋炀帝定九部乐。唐太宗平高昌，增为十部，其中一部是天竺乐，六部是西域乐：西凉、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这六部或多或少都与天竺乐有关。谈到音乐家，著名的多来自这些国家，比如米国的米嘉荣等，龟兹的白明达等，康国的康昆仑等，安国的安叱奴等，还有曹保、子善才、孙纲，他们大概原是曹国人。至于乐器，也有不少来自西域，直接或间接来自印度。同音乐有关的舞蹈，其中也有印度痕迹。中国音乐也传入印度，比如《秦王破阵乐》。

（6）戏剧

过去注意这个问题的人极少，申而论之的人，更是几乎没有。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考·一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中说：

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拨头”一戏，其最著之例也。

我最近几年以余力从事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研究，因而对于印度戏剧影响中国的问题，有一些考虑。印度古代一些梵剧曾流传到西域，马鸣菩萨的几种剧就发现在新疆。这一部吐火罗文A剧本残卷也发现在新疆。这样产于印度的剧本以及戏剧结构及出场人物，也大有可能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内地。现在我把印度剧的特点与中国剧的特点列表如下：

a. 韵文、散文杂糅 在中国是歌唱与道白相结合。

b. 梵文、俗语杂糅 在中国不很明显。

c. 剧中各幕的时与地随意变换。二者相同。

d. 有丑角。二者相同。

e. 印剧有开场诗，中国有跳加官。

f. 结尾不团圆。二者基本相同。

g. 舞台，印度方、长方或三角。中国方。

h. 歌舞结合，以演一事，二者相同。

（7）天文历算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在渺茫的远古，中印天文学已经有了交流的迹象。佛教传入以后，这种交流一直没有停。最早来华的外国僧人多有善天文者。在他们翻译的经中也颇有与天文有关者，例如后汉安世高译的《佛说摩邓女经》等等。到了三国晋初，中国学者颇有持“天如鸡子”之论者。这与印度古代典籍中所言之“金胎”（hiraṇyagarbha），极为相似， 其中不大可能没有渊源的关系，而从各方面推断之，源只能是印度^[24] 。

到了隋唐，印度天文大量涌入中国。在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里列了一长串印度天文历算的书籍：

《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

《婆罗门朅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

《婆罗门天文》一卷

《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

《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

《婆罗门算法》三卷

《婆罗门算经》三卷

等等。此外，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里还著录了达摩流支译的《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大唐内典录》卷五著录了《婆罗门天文》二十卷。这些都已散佚；但是，它们在唐代必然起过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

唐代前期的许多历法，都明显地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或者受了印度历法极大的影响。比如，唐初有几个姓瞿昙的人，他们的姓明确说明来自印度。这个家族成员都在司天台工作。瞿昙罗上经纬历，后又奉诏撰光宅历；瞿昙谦作大唐甲子元辰历；瞿昙悉达修浑仪，又受诏译九执历，又撰《开元占经》一二〇卷；瞿昙撰续写九执历，其子晏亦曾任冬官正。另外一些历也受印度的影响，例如一行作大衍历，曹士蒍作七曜符天历。

以上只是一些极其简略的情况。

（8）科学技术

主要是制糖技术，这个问题，我在“唐初中印交通年表”已经提了一句；又在玄奘那一节里讲到过，现在稍作补充。

炼糖技术，印度在七八世纪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否则唐太宗决不会派人去学习。同时，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讲到印度吃饭时食用沙糖，可见沙糖在当时已经成为日常食用品了。

（9）医药

古代印度医学相当发达。佛教一传入中国，印度医药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古代医书中常常讲到的岐伯，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可能是印度古代神话色彩很浓的大医学家Jīvaka的音译。最早到中国来译经的安息国安世高所译的《 女耆域因缘经》中，讲到了神医耆域的种种奇术，耆域就是Jīvaka的音译。三国时候给曹操治过病的华佗，也是有名的 神医，外科圣手，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也可能与印度有某些联系^[25] 。《三国志·魏书》里记载了许多华佗的奇术，比如，他能给人破腹洗肠，再缝好，一月之间，就能够平复；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烦懑，面色发红，不能吃饭，华佗给他诊过脉，告诉他说，他肚子里有好几升虫子，原因是吃腥东西太多了；于是华佗煮了二升汤，先让他喝一升，隔一会儿再喝一升，结果吐出了二升多红头虫子，等等。这一些故事，同《 女耆域因缘经》里的故事十分相似。其中可能有点渊源关系。这个事实说明，像《三国志》一类的中国正史已经受到了印度传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印度古代著名的外科手术，大概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入中国。

到了唐代，这种影响继续发展。同时，中国土生土长的药材也传到了印度。总之，在这里，中印两国仍然是处在互相学习的关系中。至于中国医理是否传至印度，则因文献不足，不敢臆断。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彰彰在人耳目。《隋书·经籍志》里记载了一些医书的名字：

《龙树菩萨药方》四卷

《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

《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

《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

《婆罗门药方》五卷

《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

《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十二卷

《乾陀利治鬼方》十卷

《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

《释僧医针灸经》一卷

《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

《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

只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些医书都与印度有关。隋唐以前的中国典籍中已有印度医书的记载。尽管《隋书》中记载的这些书都已散佚，但估计在隋唐时期必然起过作用。事实也正是这个样子。唐代医典里有不少印度成分。著名的医书《外台秘要》、《孙真人备急千金安方》、孙思邈的《千金翼方》等书里面都有不少的印度东西。最明显的是药材，比如诃梨勒、荜拨等等，都与印度有关。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里也介绍了印度的医学理论和药材。在当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医学中，眼科似乎特别突出。许多医典里都讲到印度的眼科。连文人学士的著作中也有印度眼科的痕迹，比如著名诗人刘禹锡就有一首诗《赠眼医婆罗门僧》：“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矇。”描写患白内障的情景，宛然在目。一些外国的医书中也讲到印度的眼科。可见印度眼科当时在世界上是非常突出的。当时的中国皇帝对印度医生似乎特别信任。贞观六年，太子患病，太宗下敕迎波颇入内，在宫里住了一百多天，给太子治病。印度长生药也极有名。有的皇帝派中国和尚到印度去请能使人长生不老的婆罗门。

（10）印度的杂技和幻术

西域的杂技和幻术汉代就已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就有了书面记载。《新唐书·西域传》说：“乌苌人善禁架术。”注引《法苑珠林》引王玄策的《西国行传》，讲到王玄策在显庆四年到了婆栗阇国，在那里看到了印度杂技，舞刀、走绳、截舌、抽肠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叫“禁架术”。《旧唐书·音乐志》说：“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可见印度幻术之著名了。显庆元年（656），高宗在安福门饮酒欢乐，有胡人持刀自刺，以为幻戏。高宗下令，禁“自断手足，刳剔肠胃”的天竺伎入境。

（11）印度物品传入中国

大概在汉代就已经有印度物品传入中国。在这交流的鼎盛时期，见于载籍的印度物品大略有下面这一些：琉璃，亦名火齐 消石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昧履支 白荳蔻，出伽古罗国 蜜草，出北天竺 郁金香，出罽宾国 菩提树 波罗树 天竺干姜 甘庶 耶悉茗花，亦名茉利花mālikā 龙脑香 食蛇鼠 天竺桂 沉香 薰陆香（即乳香）犀角 优钵罗花（即昙花） 蓝天竺等等。确定一件东西的来源地，有时极为困难，因为有不少东西，印度有，别的国家也有，波斯和印度就有不少东西是共同有的。

1. 中国→印度

现在谈一谈从中国传入印度的东西。由于印度方面史籍缺乏，查找中国传入的物品异常困难。因此，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物品就显得非常少了。

（1）印刷术

中国发明印刷术，为时极早。汉唐的石经，南朝梁代的拓碑方法，都可以说是印刷的滥觞。以印章钤于纸上，也有助于印刷的发明。以小型纸印佛像，见于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五引《僧圆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由此可见，中国发明印刷，当在7世纪中。

估计中国印刷术传入印度，即在此后不久。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提到“或印绢纸”，明明指印刷而言。中国早期之印刷品，佛像之外，还有佛经。敦煌石室中曾发现刻本《金刚经》，是咸通九年（868）刻成的。后来中国又印成了纸币。到了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较欧洲早四百年。但此是后话，与我现在要谈的无关，就不再讲下去了。

（2）造纸术

我在上面对中国纸传入印度的情况，已经谈过。我现在再补充一点唐代的情况。天宝十载（751），高仙芝兵败怛逻斯，不少中国的工匠被俘虏，杜环《经行记》有所记载。其中虽然没有提到造纸匠，但估计很可能是有的。因为阿拉伯人曾在撒马尔干建立造纸厂，“撒马尔干纸”成为当时的名产。11世纪史学家泰亚利比说：“此物（纸）仅产于撒马尔干及中国。”公元793—794年（唐德宗贞元九年、十年），报达（巴格达）亦设造纸工厂，聘中国人为技师。

（3）罗盘

中国古代传说，黄帝造指南车。从周代至汉、晋、南北朝，屡有造指南车的记载与传说。至于磁石召铁，《吕氏春秋》（公元前250）已有记载。《韩非子》也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东汉王充在《论衡》卷一七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总之，中国利用磁石定方位，由来已久。罗盘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伟大的贡献之一。传入印度，势在必然。只是详细情况，目前还无从得知。

（4）火药

火药的产生似源于炼丹术士。这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伟大 贡献。火药应用于军器，为时较晚。如何传入印度，目前也只能缺疑^[26] 。

（5）中国物品传入印度

中国物品传入印度的，估计不在少数。由于上面已经谈到的原因，我们明确知道的不多。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

至于枣、栗、椑、柿，印度无闻。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湿弥罗国已来，往往间植；石榴、甘橘，诸国皆树。

这里说明了印度缺什么果子。同上书卷四，至那仆底国条：

此国则质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呾罗”（唐言“汉王子”）。

“至那你”，梵文是cīnanī，“至那罗阇弗呾逻”，梵文是cīnarājapu-tra。可见桃和梨是从中国传到印度去的。此外，中国杏曾传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印度杏也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还有白铜、磁土、肉桂、黄连、大黄、土茯苓等等。举世闻名的茶，更不必说了。

（6）佛教的倒流

佛教源于印度（尼泊尔为佛生地），传来中华，一般研究佛教史或中印文化交流史者，往往只注意佛教东流的一个方面，留心佛教倒流而著成文章者，现当代东西各国尚未见其人。我在这里只想极其简略地谈一下这个问题，至于详细论证，当有专文。

中国古代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者，这就是宋代的《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他在本书第二十七卷《含光传》中写了一个“系”。含光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人，是密宗的创建者之一不空的弟子。赞宁的“系”说：

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干也。东夏者，传来之枝叶也。世所知者，知枝叶不知根干，而不知枝叶殖土，亦根生干长矣。（中略）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指智 ——羡林）演之，今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将知以前二宗，殖于智者、慈恩之土中，枝叶也。入土别生根干，明矣。善栽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

这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佛教从西天传入中土，将这枝叶植入中华之土中，又生根干，传回西天。这在宗教史上是少见而极其有意义的事情；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少见而极有意义的事情。

两晋南北朝隋唐交流鼎盛时期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见所著《隋唐佛教史稿》，1982年，中华书局，页1“绪言”。

[2] 印度大乘佛教的般若性空，同中国老庄的“无”，由于传统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各异，二者根本不是一码事。这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3]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611。汤先生在这里的叙述似有错字。

[4] 上引书，页657。

[5] 魏明帝熙平元年（516），胡太后命使者宋云与沙门惠生（亦作慧生，道生）赴西域朝佛。宋云有《永记》，惠生有《行记》，皆不传，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可以见二人行踪。以正光三年（522）回洛阳。我们对此事所知不多，附记在这里。

[6] 三联书店，1957年。其余类似的书还很多，比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六册：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六版。

[7] 此外还有不少可以参考的书，请参阅杨廷福《玄奘论集》，1986年，齐鲁书社，页106。

[8] 此后如不特别注明，所有引文均出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9] 《慈恩传》卷五。

[10] 这个日期是有问题的，请参阅杨廷福的考证。

[1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12] 中华书局版《慈恩传》的标点有错误。

[13]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14]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页398—401。

[15] 国内外关于密宗的著述极多。我在这里只举德国梵文学者Helmuth von Glasenapp的两部书，供对密宗有兴趣者参考：一本是《印度诸宗教》 (Die Religionen Indiens ), Alfred Kröner Verlag, Stuttgart, 1943；一本是《佛教的神秘主义》（Buddhistische Mysterien ），W. Spemann Verlag, Stuttgart, 1940。

[16] 根据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二册，页132—133，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7] 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18] 在别的一些文章中，我曾经把六朝和隋唐分开来谈。现在，既然我认为两晋南北朝隋唐应该属于一个阶段——鼎盛阶段，所以也合在一起来谈。

[19]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36〕 此书已译为汉文，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东方文化》丛书中出版。

[20] 中国古代有plian>pian的现象。

[21] 陈寅恪《寒柳堂集》中《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22] 季羡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40〕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中《四声三问》。对于这个问题，个别学者意见不同。

[23] 《华梵经疏体例同异析疑》，见《选堂集林—史林》上，页430ff。

[24] 饶宗颐《安荼论（aṇḍa）与吴晋间之宇宙观》，同上书，上，页311ff。

[25] 《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

[26] 以上几项，材料主要取自方豪《中西交通史》有关章节。

五 衰微

（宋元 960—1368）

——两种文化的同化阶段

中唐以后，中国政局不稳，中原板荡，中印文化交流活动，一落千丈，无复贞观、永徽、开元时代之盛况。同时，在印度，到了公元十至十一世纪，也就是中国宋代的前半，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继承者）早已兴起，势力日益强盛。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也逐渐传入。佛教因之逐渐消亡，终至完全从印度绝迹。从前佛教曾经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现在载体已失，交流的余地，虽有其他因素的兴起，然而却所余无几了。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过去几乎没有人谈到过，这就是，在佛教这个主要交流载体停止活动，中印文化交流反而走到了最高阶段：同化阶段。这个问题下面再谈，这里只是先提上一句。

（一）宋代（960—1279）

1. 宋初中印交通年表

我还是仿照上面的办法，先列一个交通年表，以清眉目。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

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继业预遣中。

乾德三年（965）：

沧州沙门道圆游五天竺，往反十八年。及还，偕于阗使者至京 师，献佛舍利、贝叶梵经。上召见便殿，问西土风俗，赐紫方袍器币^[1] 。

乾德四年（966）：

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2] 。

开宝四年（971）：

沙门建盛自西竺 还，诣阙进贝叶梵经，同梵僧曼殊室利偕来。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3] 。

开宝（968—976）后：

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

开宝八年（975）冬：

东印度王子穰结说啰来朝贡。

开宝九年（976）：

继业归寺。（他的情况还要谈）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

开宝寺僧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

太平兴国七年（982）：

成都沙门光远游西天还，诣阙进西天竺王子没徙曩表、佛顶印、贝多叶、菩提树叶。诏三藏施护译其表。

太平兴国八年（983）：

沙门法遇自西天来献佛顶舍利、贝叶梵经。法遇化众造龙宝盖、金襕袈裟，将再往中天竺金刚座所供养。

雍熙（984—988）中：

卫州僧辞浣自西域还，与胡僧密坦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王那烂陀书来。又有婆罗 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本国名利得。”^[4]

至道二年（996）八月：

有天竺僧随舶至海岸， 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贝叶梵书一夹。与之语，不能晓^[5] 。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

注辇王罗茶罗乍遣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表来贡。

大中祥符九年（1016）：

使回。降诏罗茶罗乍，赐物甚厚。

天禧四年（1020）：

注辇主又遣使琶拦得麻烈呧奉方物入贡。至广州病死，守臣以其表闻。诏广州宴犒从者，厚赐以遣之。

仁宗天圣二年（1024）九月：

西印度僧爱贤智、信护等来献梵经。各赐紫方袍束帛。

天圣五年（1027）二月：

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书来献，赐紫方袍。

明道二年（1033）十月：

注辇王尸离啰茶印 啰注啰，遣使蒲押陁离等以泥金表进真珠、衫帽及真珠一百五两、象牙百株。西染院副使，閤门通使舍人符惟忠假鸿胪少卿押伴蒲押陁离。

景祐元年（1034）二月：

以蒲押陁离为金紫光禄大夫，怀化将军，还本国。

景祐三年（1036）正月：

僧善称等九人，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赐以束帛。

宝元二年（1039）：

沙门怀问欲再往天竺，为皇太后、今上建塔。

神宗熙宁十年（1077）：

注辇国王地华加罗遣使奇啰啰、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图华罗等二十七人，来献豌豆、珠麻、琉璃、大洗盘、白梅花脑、锦花犀牙、乳香、瓶香、蔷薇水、金莲花、木香、阿魏、鹏砂、丁香。使副以真珠、龙脑，登陛跪而散之，谓之撒殿。既降，诏遣御药室劳之，以为怀化将军，保顺郎 将，各赐衣服器币有差，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6] 。

年表就到这里为止。从此以后，中印来往就不多了。最后熙宁十年这一段记载，很有意义：第一，它告诉了我们，当时中国从南印度注辇输入一些什么物品；第二，贸易性质十分明显。

有了这个年表作为基础，我们对宋初中印文化交流的情况一目了然。现在，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在下面分别谈几个问题。

1. 北宋和摩伽陀与注辇的交通

中国正史《宋史》关于中印交通特别突出了摩伽陀与注辇。交通的具体时间、人物和内容，表中已简略述及。摩伽陀代表中、北印度，而注辇代表南印度。可见当时交通的覆盖面还是相当大的。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印交通到了北宋时期，实已呈强弩之末之势。然而，总起来看，交通还是比较频繁的。关于摩伽陀和注辇的一般情况，《宋史》已略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宋史》卷四九〇《摩伽陀传》中讲到施护的情况。施护是宋初译经大师，在中国翻译史上属于“鲁殿灵光”一流的人物。他是天竺乌埍曩（《大唐西域记》中的乌仗那国）人。他对当时的印度地理大势略有讲述，皆记录在《宋史》中。

1. 继业

在宋初，继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他是一个到过天竺，取回真经，行踪又有记录的僧人。他的记录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是由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原因。宋代文学家范成大著《吴船录》，关于继业，是这样写的：

继业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

继业行程就是这样传下来的。下面我不录原文，只写出继业走过的地名，他的行程也就一目了然了。继业自阶州出塞西行，经过的地方，包括国内和国外，依次是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吾、高昌、焉耆、疏勒、大石诸国，越葱岭后，至布路州、迦湿弥罗、健陀罗、庶流波、左烂陀罗国、大曲女城、坡罗奈国、鹿野苑、摩羯提国、迦耶城、迦耶山、正觉山、骨磨城、王舍城、新王舍城、那烂陀寺、花氏城、毗耶离城、拘尸那城、多罗聚落、泥波罗国、磨逾里，后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

这一段行程记录，有几点值得注意的：第一，朝廷派僧侣赴西天求经，规模之大，空前绝后。范成大说是“三百人”，恐不确。《宋史·天竺国传》记为一百五十七人，《佛祖统纪》卷四三同。即使是一百五十七人，规模也够大的了。第二，继业走的路程，如果拿来同法显、玄奘、慧超的行程比较研究一下，可以看出这几百年中中国陆路赴印路线的变化，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三，继业行程虽极简略，从中也可隐约窥见印度佛教发展的情况。到了继业时代，印度佛教已属强弩之末，面临灭绝了。

读者还可以参照敦煌残本《西天路竟》^[7] 。

1. 《岭外代答》

到了南宋，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海路的对外贸易，关于这方面的地理就应运而出。在上面义净一节谈义净赴印的道路问题时，我曾指出，义净时代是中印交通道路方面的一个转折点：由陆路为主向以海路为主的方向转变。到了宋代，海上贸易大大发展，以海路为主更是十分明显。这里出现的地理讲的都是南海地理。其中之一就是《岭外代答》。

此书作者是周去非，浙江永嘉人。淳熙年间（1174—1190），官桂林通判。在职期间，他随笔札记所见所闻，最后写成此书。他在淳熙五年（1178）为本书写的《序》中说：“盖因有问岭外事者，倦于应酬，书此示之，故曰《代答》。”书中讲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风土、人情、食用、宝货、花、鸟、虫、鱼等等，无所不包。他在卷二、三中专门列出《外国门》，讲从南海一直到北非、西班牙一带的地理。与印度有关的地方是故临（Quilon，今印度奎隆）、注辇、南尼华罗国（今印度Kathiawar，卡提阿瓦半岛南部）。都是濒临大海的港口或与之相连的地带。 书中对这三个地方都有叙述，是研究印度这个时代的历史的重要史料^[8] 。

1. 《诸蕃志》

第二部这样的书就是赵汝括（适）的《诸蕃志》。

赵汝括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宋代宗室。此书是他在嘉定（1208—1224）至宝庆（1225—1227）提举福建路市舶时所著。他由于职务之便，书中所记都是他亲自询问得到的，所以是相当可靠的，史料价值极高。

全书两卷，上卷记述东起日本，西至北非摩洛哥四十余国的风土人情。有关印度的记载颇多，有南毗国（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有故临（上面《岭外代答》中已有），有胡茶辣（今印度古吉拉特），有甘琶逸（今印度坎贝），有弼离沙（今印度布罗奇），有麻啰华（今马尔瓦），有冯牙啰（今芒格洛尔），有麻哩抹（今马尔范），有都奴何（今德利山Mount Delly，距柯钦不远），有嗷啰啰哩（今坎纳诺尔）等等地方，这些地方都在印度西海岸，都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地带。此外，本书还讲到注辇国，《岭外代答》中已有，但是赵汝括的叙述特别详尽。书中还有鹏茄罗国，即今孟加拉。书中记述虽极简单，但有重要意义。后来孟加拉逐渐成了中印交流的重镇，到了明初，更有特殊的地位，下面还要谈到。书中 另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关于晏陀蛮国的记述，这就是今天的安达曼群岛^[9] 。

总之，从《诸蕃志》关于印度的记载来看，我们对印度的了解大大地增强了。

1. 南宋时居留印度的华侨

以上两书讲到海外番人来中国贸易者极多，其中当然会有印度商人。但是，有没有侨居印度的中国人呢？这两本书没有谈到。16世纪时，葡人巴尔比（Gasparo Balbi）记绕锡兰岛时，在Nagapatam（奈格巴塘）看到“支那七塔”，是中国古代航海者所建。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下面还要谈到）“土塔”条说：

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书云：“咸淳三年（案：南宋度宗年号，公元1267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

“八丹”，即“巴塘”（Patam），印度地名末尾有patam者颇多。《岛夷志略》此处之巴塘，或即Nagapatam，因为所记之“土塔”当即巴尔比所说之“支那七塔”。奈格巴塘，在南印 度加惟利河口，与锡兰隔海相望。这里必有华人侨居，否则塔从何来^[10] 。

1. 同化问题

我在上面本章（第五章）一开始就明确标出“衰微，宋元两种文化的同化阶段”。所谓“同化”，我指的是，印度佛教思想为中国思想所同化，有的人也许就认为这非常奇怪了：既然已经“衰微”，哪里还来的“同化”呢？我的看法却是，只有到了衰微时期，才能有真正的同化。中印文化交流从后汉三国时期开始。回顾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这种交流活动，从最早的撞击与吸收阶段，经过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改造与融合阶段，到了宋元进入同化阶段，延续千有余年，算是完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过程。所有这一些阶段时间的划分，都只是相对的，没法截然区分开来，都是交光互影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五阶段的划分只不过表示一个发展的大方向而已。到了宋代最后一个阶段，印度佛教在印度面临灭绝，已经失去活力，已不可能再有新发展，无源无水，已不可能再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思想才能自由自在地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受到来自印度的任何的撞击与干扰。

这种同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我以为有两个方面：一是禅宗，二是理学。

（1）禅宗

印度禅法早就传入中国，后汉安世高，三国吴康僧会都译有这方面的经。到了南朝的宋代（420—479），菩提达磨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禅宗的一世祖。这时的禅宗，印度色彩当然极浓。以后继续发展下去，到了唐代，禅宗内部分成了不少小宗派，什么南宗、北宗、牛头宗、净众宗、菏泽宗、洪州宗等等。到了五代，禅宗清凉文益的弟子天台德韶（891—972）接受了吴越忠懿王的召请，成为国师。在南唐，禅宗也最为兴旺。这时的禅宗更进一步分成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这样的分宗，证明禅宗还有活力，而在分化的同时，印度色彩越来越淡，中国色彩越来越浓。自唐代至五代，逐渐出现了一批禅宗灯史。到了宋代，与禅宗的兴盛相适应，又出现了许多灯史，目的是为了明确禅宗传法灯的系谱。此时禅宗兴盛至极，借用日本学者 田茂雄的一句话：“禅宗成了宋代佛教界的元雄。”但是，中国禅宗的发展还没有尽期，它一直发展下去。到了元代，仍然借用 田的话：“在元代佛教诸派中，禅宗最为繁荣。”在明代，“活跃于明代的僧侣，几 乎都是禅宗系统的人。”一直到清代，甚至民国，禅宗依然颇有活力^[11] 。

禅宗为什么流行逾千年而经久不衰呢？我认为，这就是同化的结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归纳为两层意思。首先，一部分禅宗大师，比如百丈怀海，规定和尚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印度佛教本来是不让和尚劳动的。这种做法脱离群众，引起非议。中国禅宗一改，与信徒群众的隔阂就除掉了。这也符合宗教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禅宗的寿命独长。别的宗派几乎都销声匿迹，而禅宗巍然犹在。其次——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禅宗越向前发展，越脱离印度的传统，以至完全为中国所同化，有的学者简直就说，禅宗是中国的创造，话虽过点分，却也不无道理。有的禅宗大师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呵佛骂祖，比如宣鉴（慧能六世法孙，唐末865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告祖（达摩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数（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这样咒骂还可以找到不少。这简直比佛教最狠毒的敌人咒骂还要狠毒，咬牙切齿之声，宛然可闻。说它是向佛教的对立面发展，难道有一丝一毫的歪曲吗？这哪里还有一点印度佛教的影子？说它已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2）理学

理学的情况当然与禅宗有所不同。它是宋代正统的儒学，自称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以来的道统的。按道理应该是纯粹又纯粹的中国学问。因此，他们必然排佛，佛是夷狄之人，焉得不排？唐朝韩愈的《论佛骨表》是人所共知的例子。宋代的濂、洛、关、闽四大家，无不努力排佛。然而，倘若细细地研究他们的学说，又几乎无不有佛教的成分，受佛教或深或浅的影响。这也是 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外学者无不承认的。这当然也是中国同化的结果^[12] 。

从上面两个例子来看，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思想已经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中印文化交流的关系发展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同化阶段。交流当然并不会到此为止。印度佛教也还继续对中国产生影响；但是这个佛教决不会再来自印度，印度已经没有佛教了，而是印度佛教的一个变种，喇嘛教。

（二）元代（1206—1368）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短的朝代。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1368年灭亡。时间虽短，但因元代是当时的一个世界大帝国，版图极为辽阔，所以同印度的来往相对来说是比较频繁的。仍然按照先例列一个年表。

1. 元代中印交通年表

太祖十四年（1219，兔儿年）：

太祖到了印度。（据《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则系此事于十六年（1221）。

太祖十八年（1223）：

太祖率兵循辛目连河（即印度河）而北。（据《皇元圣武亲征录》）

太祖十九年（1224）：

帝至东印度国。（据《元史》卷一）

太宗元年（1229）：

印度国主、穆垒国主来朝。（《元史》卷二）

乃马真皇后称制第三年（1244）：

德里苏丹阿拉乌丁马思武德在位时，蒙古人经契丹及吐番犯孟加拉。（根据波斯史家费理胥塔Firishta）

宪宗二年（1252）：

秋七月，命诸王托罗该萨奇勒征身毒。（《元史》卷三）

宪宗三年（1253）：

夏六月，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儿等国。（《元史》卷三）

世祖至元（1264—1294）间：

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蕃。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余俱蓝诸国未下。（《元史》卷二一〇）

至元九年（1272）：

冬十月，遣使持诏谕扮卜、忻都。（《元史》卷七）

至元十一年（1274）：

亦黑迷失偕八罗孛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元史》卷一三〇）

至元十二年（1275）：

亦黑迷失再使八罗孛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元史》卷一三〇）

至元十五年（1278）：

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向诸蕃国“宣布朕意”，劝其来朝。（《元史》卷十）至元十六年（1279）：

遣广东招讨司达噜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元史》卷二一〇）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元史》卷十）

至元十七年（1280）：

杨庭璧至俱蓝。国主必纳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书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进。言来岁遣使入贡。十月，授噶扎尔哈雅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招谕。（《元史》卷二一〇）八月，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十一月，翰林学士承旨和尔果斯等言：俱蓝、马八、阇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元史》卷十）

至元十八年（1281）：

正月，噶扎尔哈雅、杨庭璧自泉州入海。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马头，登岸。与两位宰相谈假道赴俱蓝，不得要领。庭璧等二人以阻风不至俱蓝，遂还。（《元史》卷二一〇）十一月，赐出使马八儿国掩都刺等钞各有差。（《元史》卷十）

至元十九年（1282）：

噶扎尔哈雅期以十八年十一月俟北风再赴俱蓝。至期，朝廷令庭璧独往，本年二月抵俱蓝。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等，亦在其国，闻诏使至，皆相率来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会苏木达国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璧皆从其请。四月，还至那旺国。庭璧又说降其主。（《元史》卷二一〇和卷十二）

至元二十年（1283）：

马八儿国遣僧撮及班入朝。（《元史》卷二一〇）

春，正月，以诏讨杨庭璧为宣慰使，赐弓矢鞍勒，使谕俱蓝。二月，赐俱蓝国王瓦你金符。（《元史》卷十一）

至元二十一年（1284）：

春，正月马八儿国遣使贡珍珠、异宝、缣段。（《元史》卷十）

至元二十二年（1285）：

六月，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儿国，求异 宝。赐马速忽虎符，阿里金符。（《元史》卷十）冬，十月，马法国^[13] 入贡。（《元史》卷十三）

至元二十三年（1286）：

海外诸番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 ，曰苏木都剌，皆遣使贡方物。（《元史》卷二一〇，又见本书卷十）

十月，马法国进鞍勒氈甲。（《元史》卷十三）

至元二十四年（1287）：

二月，马八儿国贡方物。三月，马八儿国遣使进奇兽一，类骡而巨，毛黑白间错，名阿塔必。（《元史》卷十）

亦黑迷失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元史》卷一三一）

至元二十五年（1288）：

十一月，马八儿国遣使来朝。（《元史》卷十）

至元二十六年（1289）：

十二月，马八儿国进花驴二。（《元史》卷十）

至元二十七年（1290）：

四月，遣桑吉喇失等诣马八儿国，访求方伎。（《元史》卷十）

至元二十八年（1291）：

八月，马八儿国遣使进花牛二，水牛土彪各一。

九月，以别铁木儿、亦列失金为礼部侍郎，使马八儿国。

（《元史》卷十）

秋，九月，以铁里为礼部尚书，佩虎符；阿老瓦丁、不刺并为侍郎，遣使俱蓝。（《元史》卷十一）

至元三十一年（1294）：

九月，遣秃古铁木儿等使阁蓝。（《元史》卷十八）冬，十二月，卜阿里使麻八儿还。（《元史》卷十一）

成宗元贞二年（1296）：

秋，七月，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国。（《元史》卷十八）

大德元年（1297）

秋，七月，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元史》卷十八）

仁宗延祐元年（1314）：

三月，马八儿国主昔刺木丁遣其臣爱思丁贡方物。（《元史》卷二十五）

顺帝至正元年至二年（1341—1342）间：

中国皇帝遣使摩哈美德之廷，献方物，请重建佛寺。（《伊本·白图泰游记》）

至正九年（1349）：

汪大渊游历南洋群岛及印度沿岸诸国，归至泉州，作《岛夷志略》。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

明太祖洪武元年，元朝灭亡。

从上面的年表中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的交通可以说是贯彻元代始终，而以世祖至元年间为高峰。交通最频繁的印度地区是马八儿与俱蓝。在中国方面，一个重要人物是杨庭璧。交通的内容已经不再是佛教，而是外交（实际上是商业贸易）。交通道路几乎全是海路。

1. 印度人入仕中国

元代一定有许多中国人侨居印度，马八儿和俱蓝等地都会有的。也有印度人留居中国的。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元史》卷一二五记述铁哥的事迹。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儿人，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二人同来中国，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斡脱赤亦贵用事，领迦叶弥儿万户。后为迦叶弥儿国主所杀。宪宗发兵诛国主。其子铁哥受世祖宠爱。成宗即位，以铁哥为先朝旧臣，赐银一千两、钞十万贯，并世祖所用玛瑙碗。仁宗皇庆二年（1313）死，赠大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奉国公，加封延安王。子六人，都成了大官。

铁哥只是一个例子，但有典型意义。

1. 中印通商情况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元代中印交通的内容主要是通商贸易。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专书可资参考。我们 只能从东西游历家的游记中爬罗剔抉，窥知一二。《马可波罗行纪》^[14] 第三卷第174章，俱蓝国：

蛮子（指中国南方）地中海东阿刺壁诸地之商人乘舟载货来此，获取大利。

同上书，第三卷，第176章，下里国：

蛮子及他国船舶夏季来此，即载货物，六日或八日即行，盖此地除河口外无海港，质言之，仅有沙滩沙礁可庇也。蛮子船舶有木锚甚大，置之沙滩，颇多危险。

同上书，第三卷，第177章，马里八儿国：

船舶自极东来者，载铜以代沙石。运售之货有金锦、绸缎、金、银、丁香及其他细货香料；售后就地购买所欲之物而归。此国输出之粗货香料，泰半多运往蛮子大州。

第二本书是《伊本·白图泰游记》^[15] 。白图泰于公元1303年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21岁时，赴麦加朝圣，开始旅行，周游各国，遍访穆斯林国家。到过马尔代夫群岛，到过印度，公元1346年（元顺帝至正六年），以印度德里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了中国泉州，继至广州、杭州及元大都（北京）等地。他写的《游记》对于这些地方都有记载，是一部可以与《马可波罗游记》媲美的名著。我在下面节录几段与我现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记载：

马译页456—457：

“素丹命我出使中国” 我静居达四十日后……素丹对我说：“我召见你，是让你作我的使者赴中国国王处……”

“向中国送礼的原因，随行人员和礼品” 中国国王送给素丹男女奴隶百名，花缎五百匹，其中百匹系在刺桐（泉州）织造，百匹系在汗沙（杭州）织造。麝香五曼尼，镶宝锦衣五件、绣金箭袋五个、宝剑五把。要求素丹允许他在上述的改腊格里山区修建佛庙，那地区名赛姆海里，中国人去那里朝圣。那里自被穆斯林大军进占后，将那庙破坏并抢掠一空。

马译页490：

“中国船只” 中国船只共分三类：大的称作艟克，复数是朱努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篦编织，其状如席，牵挂不落，顺风调帆，下锚时亦不落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包括弓箭射手和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战士，随从每一大船有小船三艘，半大者，三分之一大者，四分之一大者，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或在隋尼凯兰即隋尼隋尼（广州）建造。

因为中国宋元时代的造船术很重要，所以多抄了一点。页545讲到中国瓷器，页546讲到 中国鸡，中国人的一些情况，页547讲到中国钞币等等，都不抄了^[16] 。白图泰于公元1342年7月从印度出发，到中国来，约四年后回到印度。

1. 文献

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典籍，元代是颇有一些的。详情请参阅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我在这里只选择其中的几种，简略地加以介绍。

（1）《岛夷志略》

汪大渊著。他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曾先后两次下东西洋，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将游历中所见所闻，写成《岛夷志略》，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著作，海内外学者研究之者，颇不乏人。书中有关印度的条目相当多，计有特番里（具体地带，请参阅耿著，下同）、班达里、曼佗郎、下里、沙里八丹、金塔、东淡貌、大八丹、土塔、第三港、华罗、须文那、小呗喃、古里佛、巴南巴西、放拜、大乌爹、马八儿屿、罗婆斯等等。以上各条都有不同的史料价值。比如沙里、八丹条讲到土产珍珠售于唐人；土塔条讲到中国人修建的塔（上面已谈到），讲到糖霜；等等。有关孟加拉（书中称之为朋加剌）的记载很有价值。书中的天竺，即今巴基斯坦信德省。

（2）《大德南海志》

作者陈大震，番禺增城人。全书大部分已佚失，剩余部分仍极有价值，特别是第七卷，《物产篇》更值得重视。其中所记物产，反映了当时中外贸易的具体内容。

除以上两书外，还有耶律楚材《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周致中《异域志》等等，以及别史《元朝秋史》、《元圣武亲征录》、《文献通考》等都有各自的价值，特别是马端临《文献通考》记有关梵学的载籍，如《景祐天竺字源》等等，更有特殊价值。

1. 印度佛教僧侣来华

一般载籍几乎都说，十一二世纪以后，佛教已经在印度绝迹，但是，据我涉猎所及，这些书都没有特别强调，是彻底地、全部地绝迹。看来似乎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陈高华先 生注意了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辑》^[17] 。他引危素写的《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

皇元泰定（1324—1328）初，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曰指空师，见晋王于开平，论佛法称旨，命有司岁给衣粮。

我认为，指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这一件事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1. 文学方面的影响

在这方面，有过几篇文章，讲到印度文学可能影响了中国戏剧。元代以戏剧著称，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许多元剧取材来源是在中国经过长期演化而中国化了的印度东西，比如马致远的《黄粱梦》就是其中之一。请参阅上面唐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有关章节。有人想把《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同印度影响联系起来，我看证据似不够坚实可靠^[18] 。

[1] 《佛祖统纪》卷四三。

[2] 同上。

[3] 同上。

[4] 《宋史》卷四九〇。

[5] 同上。

[6] 《宋史》卷四八九。

[7] 有黄盛璋考证，见《历史地理论集》和《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二期。

[8] 参阅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242—245。

[9] 同上书，页245—252。

[10]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六册。

[11] 以上叙述根据 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郑彭年译，力生校。

[12] 宋代理学不但在理论核心中接受了佛教影响，连在一些细微末节上也是如此。请参阅拙著《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页309—311。

[13] 据张星烺上引书，第六册，在印度西海岸。

[14] 沙海昂注，冯承钧译，1937年，商务印书馆。

[15]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的著述，请参阅张星烺上引书，第六册，第148节。

[17] 《南亚研究》1979年第一期。参阅耿引曾上引书，页293—294。

[18] 参阅拙作《印度文学在中国》，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页120—136。

六 复苏

（明 1368—1644）

（一）复苏的内容与含义

上面第五章我讲宋元时代时，我用了“衰微”这个词儿。我的想法是以精神文化的交流，也就是通过佛教的交流，为衡量标准。既然佛教在印度到了与中国宋元时代相当的时代，已经基本上消逝，传播精神文化主要载体，既然已不复存在，所以我就把此后中印文化交流称之为“衰微”时期。

但是，除了精神文化的交流以外，还有物质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形式为通商贸易和外交活动，外交活动基本上也是通商贸易活动，只不过披了一件外交的外衣罢了。当然，不可否认，少量的真正外交活动也是有的。如果拿通商贸易和外交活动来作标准，那么“衰微”时期就不能包括元代在内。因为，正如我在上面所讲的那样，元代中印在贸易方面的活动是相当频繁的。

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两个衡量标准。我现在这样的划分，是采用了第一个标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二者必取其一，我取了前者，说它是一个权宜之计，也未始不可。反正自从印度佛教失去了交流载体的作用以后，中印文化交流就主要表现在通商贸易与外交活动上了。

专从通商贸易和外交活动来讲，明代远远超过元代，一是时间长，二是地域广。元代活动的时间几乎集中在世祖至元年间，前后三十一年；而明代则自郑和、侯显起，一直延续了下去，虽然不都像郑和时代那样集中，那样频繁，但可以说是连续没断。至于地域，元代几乎只限于印度西海岸一带，而明代则除了西海岸以外，还延长到了濒临孟加拉湾的孟加拉地区。这一地区同明代交通之频繁，实在值得注意。

我在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二）明初中印交通的情况

明初的对外交通，其中包括印度，是与当时最高统治者明朝皇帝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的，这种政策在太祖和成祖时代，有过一些变更。明太祖一即位，就想方设法保全在南洋（广义的南洋，包括印度在内）一带的政治权利。最方便常用的措施，就是遣使宣慰。宣慰使也到过印度，比如洪武二年（1369），刘叔勉使西洋琐里（Chola）；三年（1370），塔海贴木儿使琐里；明成祖继承了这种政策，永乐元年（1403），中官尹庆使古里（Calicut）、柯枝（Cochin）；闻 良辅、宁善使西洋琐里（《明史》卷三二四——三二五《外国传》）^[1] 。

明太祖所追求的不外是名义上的统治权，还谈不到侵略。洪武二年，他列出了十五个不征夷国，并强调说：“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见《皇明祖训·箴戒章》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各国的通商贸易关系乃在和平气氛中照常发展。后来倭寇猖獗，为了防止祸端，洪武七年（1374），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停止远国入贡。洪武十四年（1381），又下令禁沿海居民私通番国。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洪武三十年（1397），又重新申禁人民不得出海与外国互市。自洪武七年至此年实行的闭关政策，影响了南洋诸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成祖窃位，一下子改变了这个闭关政策。《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里举出了两个理由。前一个理由论之者颇多，我总怀疑，这不是主要理由。成祖之所以改弦更张，主要原因只能到当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去寻找。成祖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有摇摆的。建文四年（1402），他在南京即位，也曾重申通番之禁。然而人民向南洋发展已成无法阻遏之势。成祖乃改禁止为管制，恢复市舶司。国家可以坐收互市之利。但对人民又不放心，于是下令改造民间船只，使之无法出海航行。不管成祖怎样挖空心思，阻止人民通番。但是，开放解禁已是大势所趋，所谓大势，就是经济发展的大势。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记》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同书，卷八《暹罗》说：“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由此可见，永乐开禁，实为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这一点是非常明了了。

（三）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民间也称之为“三宝（保）太监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亚洲史和世界史上，也算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重视。

这一次伟大盛举的起因，就是我上面引用的《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中所说的那两项，一个是踪迹建文，一个是耀兵异域，紧接着这两项起因，本传说：“永乐三年（1405）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所谓“西洋”，需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儿始见元《岛夷志略》，古称南海，海南或西南海，现在指南洋加上印度洋的一部分。明张燮有《东西洋考》，东西分界在婆罗洲，又称文莱。“西洋”这个词儿在明代是通行的。

三宝太监下西洋，既然是一件大事，所以记载这件事的文献载籍极多。主要有《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和卷三二四以下真腊、暹罗、三佛齐、渤泥、满剌加、苏门答剌、西洋琐里、古里、柯枝、榜葛剌、拂菻等传，《明实录》、《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续通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陈仁锡《皇明世法录》、茅瑞征《皇明象胥录》、郑晓《吾学编》、罗曰褧《咸宾录》、何乔远《闽书》及《名山藏》、归有光《震川集》、陆容《菽园杂记》等等。《明史》中直接涉及印度的有西洋琐里、古里、柯枝、榜葛剌等传。

但是最重要的著作还是郑和出征随行人中的三个人的著作，以及明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卷二四〇中的《郑和航海图》，一称《自宝船厂开船后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现在对以上四种书略加介绍。

1. 马欢《瀛涯胜览》

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人，回教徒，通阿拉伯文，在郑和麾下担任通事，即翻译。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一部书。书前有永乐十四年（1416）的《自序》，后来又陆续增订，成书约在英宗天顺元年（1457）之后。书中共记载二十个国家，还附有纪行诗。马欢参加郑和第三、五、七次的出征。本书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为国内外学人所重视。印度历史学家甚至把马欢与法显、玄奘并列，可见其受重视之程度。本书由冯承钧先生校注，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旧日版本颇多，请参阅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册，第十三章，第一节。

1. 费信《星槎胜览》

费信，字公晓，江苏太仓人，原是太仓卫的戍军，后从军。他曾参加郑和的第二、三、四、七次出征，第三、七次，与马欢同时参加。本书成书年代是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书分两集，前集记亲历诸国的见闻，后集采集而成。按国分述，也附有诗篇。冯承钧先生也为此书作了校注，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抄袭《岛夷志略》之处颇多，与《瀛涯胜览》也间有类似处。本书旧版本参阅方豪上引书、章、节。

1. 巩珍《西洋番国志》

巩珍，江苏南京人。他参加了郑和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第七次出征，往返三年。他在《序》中说，根据通事转译，记录了各国的风土人情。通事可能指的是马欢。马欢曾参加了这次的出征，而且《西洋番国志》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巩珍的文学修养可能高于马欢，所以他的书“行文赡雅”。向达先生对此书作了校注，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旧版本参阅上引方豪书、章、节。

1. 《郑和航海图》

本书用地图的形式来讲郑和的出征。限于当时地图学的水平，本书的地图不可能像现在的地图这样科学。但是本书把郑和所到之地，用地图标出，令观者一目了然，然后再看上面三书的文字记录，有相得益彰之妙。 本书由向达先生整理，1961年和1982年，中华书局两次出版^[2] 。

我顺便介绍一本与明代航海有关的书：《两种海道针经》，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这两种书，一种叫《顺风相送》，一种叫《指南正法》，一看书名就能知道这书是与航海使用罗盘有关。早在十一二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经知道把罗盘使用到航海上，这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明代由于航海事业的兴盛，讲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书很多，请参阅《两种海道针经》向达的《序言》，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因为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所以国内外学者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极多，详情可参阅方豪书上引章、节，这里也不再一一列举。

我现在简略地介绍一下下西洋的情况。

（1）第一次出使

出发时间是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回国时间是永乐五年（1407）九月二日。

《明史·郑和传》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遍历诸番国。”可见船队规模之大。他到的地方中可能有印度古里，是到那里去封王的。

（2）第二次出使

出发时间是永乐五年（1407）冬末或次年春初。这个时间是方豪推断出来的。因为郑和九月二日回京，《明史·成祖本纪》说：“五月九日癸亥（十三日）郑和复使西洋”，中间只有十二天休息，时间过短。回国时间是永乐七年（1409）夏。

《南山寺碑》说：“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七年二月初一日立碑于锡兰山。

这次出使，《郑和传》中没有记载。

（3）第三次出使

即《郑和传》中的第二次出使。

出发时间永乐七年九月。回国日期是九年九月十六日。

《实录》谓此次所到之地为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Quilon）、南无里、甘把里诸国。

（4）第四次出使

即《郑和传》中的第三次出使。

奉诏日期为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十五日，出海日期约在次年冬，因次年四月郑和尚在陕西。回京时间是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初八日。

《实录》记所到之国是：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郑和还可能到过非洲东岸。

（5）第五次出使

奉诏日期为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初十日。十七年（1419）七月十七日还。

《明实录》卷一八三记此次所到之国为：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旧港。喃渤利即南巫里，重出。此行在印度柯枝的活动至为重要。成祖赐柯枝王印诰，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亲制碑文赐之，碑文见《明史·柯枝传》。

（6）第六次出使

奉诏日期为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三十日，出发时间同年秋。回京日期为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十八日。

此次所到之国，除亚洲一些国家外，还到过非洲东岸。

（7）第七次出使

奉诏日期为宣德五年（1430）元月九日，出发日期为同年闰十二月六日，离中国海港日期为十二月九日。回京日期为宣德八年（1433）七月六日。

此次所到之处：占城、爪哇、斯鲁马盖、旧港、满剌加、锡兰山别罗里、古里、忽鲁谟斯、苏门答剌、昆仑洋、赤坎、外罗山、南澳山、望郎回山、 头洋、碗碟屿、大小赤，永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进太仓。

此行人数及船号有详细记载，对研究郑和下西洋有重要意义，因录之如下：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枋等匠、水手、民梢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船号：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由此可见舶上人员之众及组织之细密。

（四）出使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略有所涉及，现在再集中起来谈一谈。

在政治意义方面，郑和的出使是明初几个皇帝想宣扬国威，争取广义的南洋一带在名义上承认其统治权，成为名义上的附庸，他们赐制诰，赐封号，甚至封为国王，都是这种愿望的表现。在这方面，明初诸帝甚至不惜成本，对外国国王颁赐金、银、彩缎，以及其他物品，其价值往往要超过番邦国主所进贡的东西。这是旧时代最高统治者爱面子、爱虚荣的具体表现。爱面子，正如鲁迅先生频频指出的那样，是中国很多人的特性，而集中表现在旧社会最高统治者以及统治集团的身上。

想要探讨经济意义，我认为，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办法是，分析郑和几次出使所携带的中国物品和外国进贡的物品，分析这些物品的实用价值，是哪一个阶级或阶层所需要的？它们同人民大众的需要有什么联系？中国物品在番邦是怎样分配或推销出去的？总之，是要透过“赏赐”和“进贡”这些堂皇的迷雾，实事求是地揭露事实的真象。

要想找关于赏赐和进贡的物品的记载，是并不难的。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一些典籍中都可以找到。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记载都一一列举，我只举个例子，以概其余。

首先，我想先介绍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第三册第十三章第七节中作的一个统计表。他这个表是“据《明会典》与《明史》所载各国的贡物，及《瀛涯胜览》所载市易之物，分类计之，可见其时进口者为何种外货，出口者为何种国货，以知郑和下西洋对民生所生之影响为何如。计进口有：

此外，《明会典》载满剌加贡黑小厮，《明史》及《明会典》载彭亨贡番奴，《明史》载婆罗贡黑小厮，则为特殊贡品。”

方豪的这个统计表失之于太笼统，我现在引用几本书，提供点具体的物品：

1. 《星槎胜览》卷四《榜葛剌国》

地产细布、撒哈剌、毯绒、兜罗锦、水晶、玛瑙、珊瑚、真珠、宝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货用金、银、段绢、青花白磁器、铜、铁、麝香、银珠、水银、草蓆之属。

向中国输出（用“进贡”的名义）不出“地产”一类的东西。“货用”则是中国输出的物品。

1. 《明史》卷三二六《榜葛剌国》

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瓷、鹤顶、犀角、翠羽、鹦鹉、洗白苾布、兜罗锦、撒哈剌、糖霜、乳香、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粗黄。

这里有点混乱，既然讲“厥贡”，应该都是向中国进贡的东西；实则不然。青花白瓷等决不会从印度向中国“贡”。看来这个物品表是把输出和输入的物品，都混写在一起了。按《西洋朝贡典录》卷中，也把同这个表上几乎相同的东西都写为“其贡物”了。这是不正确的。

1. 《皇明世法录》卷八一《榜葛剌》

贡物有戗金、琉璃器皿、撒哈剌、兜罗锦、乌爹泥、藤竭、糖霜之属。

这个物品表就正确了，它没有把青花白瓷一类中国特有的东西包括在“贡物”里面。

用不着再多加引用了。上面列举的物品已经足够让我们对当时出口和进口的货物得一个清晰的轮廓了。

我在上面多次说到，这些名义上的“赏赐”和“进贡”，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做买卖。如果还有人怀疑的话，我现在从《瀛涯胜览·古里》中引一段话：

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未讷几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于众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珊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未讷几计算该还纻、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

交易过程清楚明了，十分具体。举一隅可以多隅反，其他交易都与此类似。

我现在根据我在上面提出的问题对我列举的商品进行一些分析，主要分析进口的东西。综观这些进口物，其中极个别的只能供皇族使用，比如“黑小厮”、“番奴”之类，顾名思义，这其实就是外国奴隶。这种“贡品”，连一般上层统治阶级都不能染指，何况平头老百姓。另外一些东西，比如珍珠、珊瑚、宝石、贵重木材及香料，既可供朝廷使用，也可供大臣使用。方豪在他的书中（页204)说：“可见郑和颇能注意于民生之所需。”他指的可能是布类、药品与香类，其中包括犀角、羚羊角，这一些所谓“日用必需品”。问题是什么人的“日用”品。舶来品的布类，想明朝的老百姓未必富到能使用的程度。至于药品，什么什么香之类，再加上犀角、羚羊角，这些东西在旧社会有些是价值连城的，老百姓，即使是性命交关，能吃得起吗？我可以断言，这些舶来品没有哪一件是老百姓有份的。七次出使，以及以前以后的其他朝代其他人的出使，其经济意义由此可见，决不能无端夸大。

那么，郑和的出使就毫无意义了吗？否，否，决不是这样。古今中外的论者都认为郑和出使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历史上的盛举，是完全正确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在国内，郑和的出使引起了老百姓（至少是一部分）的轰动，成为街谈巷议的题目。这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知道“天朝大国”之外还有辽阔的世界，无形中增强了中国人民和南洋、西洋各国，其中当然包括印度人民的互相理解。在国外，郑和的出使给南洋、西洋各国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许多地方有许多关于郑和的传说，现在三宝垄还有三宝洞、三宝庙供奉郑和。苏门答腊和泰国也有三宝庙、三宝寺塔，满剌加有三宝山、三宝城和三宝井，爪哇有三宝墩和三宝井。这类事情，名目太多，无法详述。总之，郑和也扩大了南洋、西洋各国人民的眼界，增强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郑和的声威源远流长，潜移默化，流风所及，至今不衰。解放后，我两次访问科钦（Cochin，即明代的柯枝），那里的朋友们还津津乐道，谈到郑和留下的建筑风格和鱼网。言谈举止之中，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古老而又新鲜的友情。

在这里，我还想顺便谈一个问题。在西方，晚于郑和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起时，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又与殖民地的开拓是分不开的。在中国明代初期，根本谈不到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郑和的出使，虽然在某些方面同西方的哥伦布之流的航行相似，却没能发展为开拓殖民地，为资本主义积累原始资本。

（五）明初与孟加拉、古里、柯枝的交通

在明初，中国与印度的交通中在印度方面占重要地位的是孟加拉、古里和柯枝，而在这三个地方中，孟加拉更值得特别重视。

古里，即喀里古特（Culicut），元代还不怎样重要。《元史)二一〇载：“（至元）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下面列举了十国，其中没有古里。到了明代，《明史》卷三二六载：“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儿国，东七百里距坎巴国。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蕃要会也。”可见它的地位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据《明史》，古里“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毡单、伯兰布、苾布之属”。“拂郎双刃刀”值得注意，这可能是西洋产品，通过古里传到中国来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朝贡典录》卷下、《皇明世法录》卷八二等书，也都有比较详细的关于古里的叙述，不是说“西洋大国也”（《瀛涯胜览》），就是说“古里绾西洋诸番之会”（《皇明世法录》）。可见从元代到明初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古里已经成了总绾西洋交通的枢纽了。

柯枝，同古里一样，元代还并不重要。杨庭璧招降的十国内没有柯枝。大概在14世纪以前，尚未形成一个海口商埠。根据《明史》和马欢、费信的记载，到了明初，它已成为一个重要海港。根据《星槎胜览》卷三：“地产胡椒甚广，富家俱置板仓贮之，以售商贩。行使小金钱名吧喃。货用色段、白丝、青花白瓷器、金、银之属。其酋长感慕圣恩，常贡方物。”向中国运来的大概胡椒最多。

孟加拉，同古里和柯枝一样，元代还并不重要，杨庭璧招降的十国中没有孟加拉；但是在汪大渊《岛夷记略》中记印度的沿海各国中有朋加剌，即明初典籍中的榜葛剌，今之孟加拉。这是与前二者稍有不同之处，不过朋加剌也并没有显出什么重要性。

到了明初，时间相距并不太久，却忽然来了一个突变：孟加拉同中国的关系大大地加强了。我想，其中原因中印两方都有。在印度方面，孟加拉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都有了突然的进步，而在中国方面，又适逢明初努力加强对南洋的统治，屡派使节出使。我在下面列一个简单的年表：

永乐元年（1403）：

榜葛剌遣使朝贡。（《明会要》卷七九）

永乐二年（1404）：

榜葛剌王霭牙思丁遣使朝贡。（《皇明世法录》卷八一；《皇明象胥录》卷七；《明史》卷三二六）

永乐六年（1408）：

榜葛剌国王霭牙思丁遣使入贡，上金叶表。（《明史》卷六；《西洋朝贡典录》中；《皇明世法录》卷八一；《皇明象胥录》卷七）

永乐七年（1409）：

榜葛剌凡再至，携仆从二百三十余人。帝方招徕绝域，颁赐甚厚，自是比年入贡。（《明史》卷三二六；《明会要》卷七九）

永乐八年（1410）：

榜葛剌入贡。（《明史》卷六《成祖纪》）

永乐九年（1411）：

榜葛剌入贡。（《明史》卷六）榜葛剌使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西洋朝贡典录》中；《皇明世法录》卷八一；《皇明象胥录》卷七）

永乐十年（1412）：

榜葛剌又贡。（《明史》卷六）费信随奉使少监杨敕（敏？）等往榜葛剌等国。榜葛剌使者至，宴之于镇江。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塞勿丁为王。（《明史》卷三二六）

永乐十二年（1414）：

榜葛剌王遣使贡麒麟。（《明会要》卷七九；《明史》卷三二六；《殊域周咨录》卷十一；《皇明世法录》卷八一；《西洋朝贡典录》中；《皇明象胥录》卷七）

永乐十三年（1415）：

上命侯显率舟师赴榜葛剌。其王塞佛（勿）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赐予有加。（《明史》卷三〇四，三二六）

永乐十九年（1421）：

榜葛剌入贡。（《明史》卷七《成祖本纪》）

永乐二十一年（1423）：

九月，江阴等卫都指挥佥事周鼎等九百九十三人，奉使榜葛剌等国还，皇太子命礼部赏钞有差。（《明成祖实录》卷二六三）

榜葛剌入贡。（《明史》卷七）

宣德四年（1429）：

榜葛剌入贡。（《明史》卷九《宣宗本纪》）

宣德六年（1431）：

郑和使榜葛剌。（《西洋番国志》、《祝允明前闻记》）

正统三年（1438）：

榜葛剌贡麒麟，百官表贺。（《明史》卷三二六、《皇明象胥录》、《皇明世法录》卷八一、《西洋朝贡典录》中）

正统四年（1439）：

榜葛剌入贡，自是不复至。（《明史》卷三二六）

从上列这个简单的表中就可以看出，从1403年到1439年，“自是不复至”，三十几年中，中国同孟加拉的交通竟频繁到这个程度，真不能不令人吃惊。这样频繁的来往，必然会产生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限于篇幅，我在这里无法详细分析。我只想指出一点来。《明史》卷三二六《榜葛剌传》说：

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前世所流入也。其王敬六朝，闻使者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

这是异常重要的几句话。开头列举的这几项，同中国都一样，是从中国“流入”的。可惜印度缺乏史籍，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前世”是指的什么时代。反正在这几个方面中国影响了印度，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几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信息，不可不加以重视。

至于中国传入孟加拉的物品，以及孟加拉传入中国的物品，我在上面已经做了分析，这里不再复述了。

（六）明代中叶的中印交通

上面讲到，从公元1439年以后，孟加拉不再派人到中国来。这其实不限于孟加拉，印度其他地方基本上也一样。原因仍然只能到中印两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中去找。

孟加拉的情况，上面已经谈到。加异勒，《明史》卷三二六有传。宣德五年（1430），郑和曾使其国。宣德八年（1433）入贡。古里，宣德八年（1433）派来之使，久留都下。正统元年（1436）命附爪哇舟西还，自是不复至。柯枝，宣德八年派来之使，正统三年（1438）附爪哇贡舶回国。

总之，从此以后，中印交通就一蹶不振了。

（七）文学和科技方面的相互影响

由于缺少材料，又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这个题目我只能简单地说上一点。

在明代，印度对中国的文学创作仍然产生着影响。但这个影响不会像魏晋南北朝唐代那样，是比较直接地从印度来的，主要是通过佛经，其他渠道自然也会有的。到了明代，佛经翻译早已停止。在频繁的来往中似乎应该有佛经以外的印度直接影响，然而还没有发现，不敢乱说。此时的印度影响似乎多是承前代之余绪，是间接的。长篇小说《西游记》里有印度影响，是一个无法否认也否认不掉的事实。汤显祖的戏曲有的取材于黄粱梦一类的故事，这来自印度，我在上面讲唐代时已经谈到了。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

至于科技，上面讲孟加拉时，已有所涉及。我在这里举一个“白糖”的例子。唐太宗从印度学习熬糖法，上面已经谈过。到了元代，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述，埃及人又来到中国传授炼糖技术，中国人制造白沙糖的技术又有所提高。到了明末清初，中国很多典籍里却记载着，中国的白沙糖输出国外，我估计印度也在其中。在印地语中，最精最白的糖叫做cīnī，意思是“中国的”，可见其中消息。印地语中还有一个字misarī，指不太精的一种糖，意思是“埃及的”，可见印度也向埃及学了制糖术。

（八）文献

明代有关中外交通的文献，种类之多，数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频繁的中外交通产生的必然结果。我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提到了不少的有关文献。我现在再归纳起来，略加介绍，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参考。限于篇幅，我只列书名，不讲内容。

书名：《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张燮）、《大明会典》、《明实录》、《明会要》、《名山藏》（何乔远）、《图书编》（章潢）、《咸宾录》（罗曰褧）、《皇明象胥录》（茅瑞征）、《罪惟录》（查继佐）、《大明一统舆图》、《四夷方位图》、《四夷图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朝统纪会纂》（王世贞）、《皇明从信录》（陈建）、《皇明典故纪闻》（余继登）、《明史》（虽撰于清代，但实记明代事）等等。我在这里想特别介绍郑振铎先生出版的《玄览堂丛书》，这部丛书收入很多明代刊本以及手抄本。其中颇有与明代中外交通有关典籍，我举几个例子，《三集》中有：

《皇明职方地图表》二卷，明陈组绶撰，明崇祯九年刊本

《四彝馆增定馆则》二十卷，《新增馆则》一卷，明吕维祺编，清曹溶新增，钱綖续增，清康熙十四年刊本

《续集》中有：

《皇明本纪》，不分卷，明蓝格抄本

《倭志》不分卷，清初蓝格抄本

《虔台倭纂》二卷，明谢杰撰，明万历乙未刊本

《倭奴遗事》一卷，明钟薇撰，明万历刊本

《寰宇通志》一百二十九卷，明陈循等撰，明初刊本

《炎徼琐言》二卷，明郭 撰，明万历刊本

《荒徼通考》，不分卷，明万历间红格抄本

《粤剑编》四卷，明王临亨撰，明万历刊本

《四夷广记》，不分卷，明慎懋赏撰，旧抄本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最后一种《四夷广记》。这部书内容很庞杂，从琉球开始，鞑靼、女真、西番、吐蕃、撒马尔罕、天方、越南、暹罗等等都包括在里面了。中间插入一本“榜葛剌”（第98册）介绍榜葛剌的疆里、山川、国统等等，“国统”最有趣。里面讲到榜葛剌即东天竺，讲到释迦牟尼，讲到尸罗逸多（戒日王）与唐太宗，讲到本朝（明朝）永乐三年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下面一段话最有意思：

命使往天竺迎异僧。既至京，居灵谷寺，教人念唵嘛呢叭 吽（按即六字真言）。翰林侍读李继鼎曰：“若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为待译者而后知乎？且其所谓唵嘛呢叭 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知悟耳。”

这位翰林侍读这样来了解六字真言，真是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可谓士林“佳话”！本书接着又介绍榜葛剌制度、风俗、物产、贡物等。最后讲印度文字，列了一个字母表，字形同天城体相似，并不是孟加拉字母，大概作者原意就是介绍天竺文字。下面是《榜葛剌译语》。分“天文类”、“地理类”、“数目门”、“五色类”、“人物类”、“身体类”、“衣服类”、“宫室类”、“器用类”、“珍宝类”、“鸟兽类”、“花木类”、“人事类”等，前面列汉字，下面附汉音译印度文，比如“天文类”：

如此等等。这一部《译语》给我的印象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翻译手册”。用这些词汇担任“通事”（翻译）是不够的。

本书专有一类，叫“西南夷”，里面包括昆仑山、崐 山、交栏山等等，与印度有关的是：麻剌国（东南海）、碟里国、琐里国、大葛兰国、小葛兰国、柯枝国、古里国等。对古里国有一段专门论述，也是讲古里国的疆里、柯枝往古里路程、国统、制度、风俗、物产、贡物等。没有《译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名表的后面，在须文达剌国、曼陀郎国、苏吉丹国、麻呵斯离国的上来书眉上写上了几句话：“以下诸国皆永乐宣德间中官使西洋有随去周老人所说。”这个“周老人”可能是随郑和等下西洋的人员之一。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别人，别人随笔记了下来。这不是书本上来的材料。

[1] 这一段以及下面的一些叙述，多取自方豪《中西交通史》（三）第十二章。

[2] 请参阅耿引曾《汉文南亚史科学》。

七 大转折

（明末清初）

在中国几千年的对外交通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什么叫“转折点”呢？

中国的对外交流，大别之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方面。东方的交通对象主要是日本和朝鲜。在一千多年中，我们同这两个国家交通不断。但是，从量上来看，并不占重要的地位。西方交通则不然。通过横亘中亚的丝绸之路直抵欧洲的东边。沿路国家不计其数。我觉得，同南亚和东南亚，有时候称之为南洋的国家的交通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因为，南亚一些地区，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等，有时候也被列入“西域”的范围内，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东南亚，在许多地方和许多典籍内，同南亚密切相连，难解难分。明代史籍中的“西洋”，范围更难确定。郑和下西洋，国家很多，都笼统地称之为西洋。至于张燮的《东西洋考》，有明确的界定，然而这个“东西洋”同“南洋”和郑和的“西洋”又怎么严格划分呢？总之，这是一个相当复杂混乱的问题。我现在一律归入对西方的交通中，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如果想勉强分出一个“南洋”来，也未始不可。冯承钧就是这样做了：但是疆域界线仍然含混；有许多问题仍待解决。我不去尝试了。

总之，截止到明代，中国的对外交通重要是西方，不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包括南亚和东南亚，也就是明代的西洋和南洋。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却来了一个大转变。原因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兴起了。为了获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他们竞相向世界上的比较落后的地区强行侵入、抢劫、掠夺，想方设法，压迫、剥削、奴役当地的居民，把他们的土地化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把他们的财富运往欧洲。于是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亚、非、拉的人民也沦入奴隶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也不能幸免。

我们同欧洲的交通，也开始很早。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但这只能说是个别的例子，同欧洲经常的交通是没有的。

殖民主义者打破了这种情况。在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中，著先鞭的是信天主教的葡萄牙，最早到印度的 是他们，最早来中国的也是他们。下面的叙述主要是根据方豪的材料^[1] 。

明代文献中没有“葡萄牙”这个词儿。方豪引用的文献中都称之为“佛郎机”。“佛郎机”这个名见于许多明人的载籍，但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却有点胡涂。上引《玄览堂丛书》中（第102册）有一部书，叫《海国广记》，一开头讲的就是“佛郎机国”。在“疆里”这一节里说：“佛郎机，或曰喃勃利国，在真腊国南，滨海与爪哇国对峙。西至三佛齐国，北至占城。”这简直有点像丈二和尚，令人摸不着头脑了。方豪引用的文献中，佛郎机都指的是葡萄牙。这个葡萄牙于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侵占印度果阿；次年征服麻六甲。正德十六年（1521），末儿丁甫思多灭儿奉葡王命，由里斯本直航屯门，以与中国通好。以后侵扰中国福建沿海地带和浙江沿海地带。最后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从浪白澳移于澳门，逐渐霸占了这一个地方。

欧洲人到亚洲一带，侵扰的不限于中国。欧洲人来侵扰者也不限于葡萄牙，同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也不甘落后。跟着来的是信新教的国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参加到这个侵略队伍中。与我们交往最久、关系最密切的印度且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显、玄奘、义净等等的万里投荒，寻求佛理，已经决无可能。盛唐时期，唐太宗同戒日王的佳话，也决不可能再有。明初郑和率庞大舰队七下西洋的盛举，更是永远不可能再见于天下。我们中国同西方的交通对象一一更换。我们不得不丢开昔日的文化交流的伙伴，被迫眼睛看着欧洲，另寻新欢了。

简而言之，这就是我说的“大转折”。

[1]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册，第十七章：嘉靖间西人在我国沿海之活动。

八 涓涓细流

（清代、近代、现代 下限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

（一）激流与涓涓细流 十七八世纪

明清之际开始的大转折，改变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流”的性质。中国同欧洲的交流，成了一股激流，而同有传统交流关系的亚洲国家的交流，则成为一股涓涓细流，没有中断，但不强烈，大有若断若续之概。中印文化交流就属于这个范畴。

西方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涌向中华大地（世界上其他地区也一样）。西方的天文、历算、数学、机械工 程、物理学、军器、兵制、生物学、医学、地理学等等，都传入中国^[1] 。清代的康熙皇帝是一个很有头脑、能接受新事物的人。他自己亲身学习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比如说几何学。在他的鼓励之下，西方文化很容易地得到了传播，甚至连西方的绘画都传了进来，比如郎世宁就以绘画供奉清廷。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印再想交流文化实在是戛戛乎难矣哉。外交来往，根本没有。贸易来往，完全断绝。除了在西藏等边疆地区，两国人民还进行一些买卖交易活动以外，别的活动根本听不到了。稍微晚一些时候，确实又有“货物”从印度运来中国；但这不是一般的“货物”，而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干这一行“死亡的贸易”的人主要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而不是印度人民。

但是中印两国人民来往并没有完全中断。信息也并没有彻底阻绝。这种信息的沟通，不像从前那样是通过僧侣，通过商人，通过外交官，而是难免要走一点弯路，通过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神甫们的著作。这些人到中国来目的是传教，传播他们上帝的“福音”；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讲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的情况那样，和尚们必须懂一点方伎，天文、历算、医药之类，以便给中国统治者和人民以使他们震惊的印象，这样才有利于传教工作。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徒又来表演了一次“历史重现”。他们也携带西方的方伎莅临中华。对于世界大势、地理形势，他们了解得比中国抱残守缺的士大夫要高明得多。于是他们就写了不少地理的书，比如利玛窦的《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和蒋友仁的《坤舆全图》等书。利氏书中有介绍“应第亚”（印度）的专章。艾氏的《职方外纪》介绍的世界地理远较利氏书为详，书中也有“印第亚”（印度）的介绍。还有专门介绍印度的书，比如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印度国全志》。最后这一本书刊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本来不在我现在讨论的范围以内，只是顺便在这里提上一句。总之，通过上面这些西方传教士撰写的地理书，中国人民，首先是文人学士，得以了解一些印度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吧。

在这期间也间有中国人自己关于印度的地理的著作，比如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刊于雍正八年（1730）。此书讲述了天下沿海形势，共分为八篇：《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气》，前面冠之以《天下沿海形势录》。《小西洋记》里谈到印度：

小白头东邻民呀国。民呀人黑，穿着皆白，类似白头。英机黎、荷兰、佛兰西聚此贸易。

“白头”大概指的是穆斯林，他们头戴小白帽。“民呀”指今孟加拉。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国都到这里来做生意。紧接着这一段引文，讲到印度南部海岸，称之为“戈什塔（Coast）；讲到房低者里（Pondicherry本地治里）；讲东岸的呢颜八达，是荷兰埔头；讲到苏喇（Surat苏拉特）；讲到网买（Bombay孟买）。整个印度几乎都讲到了。从这一部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对印度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最有趣的是18世纪中国著名诗人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其中有一些首是关于印度的。我举几个例子：

古 里

山城海市拥名王 好马西来勒紫缰

璎珞步摇金跳脱 美人不让汉宫妆

五等皈依乃纳儿 葫芦弹唱间铜丝

西风万里 人至 上崖先看永乐碑

柯 枝

柯枝不见一枝荣 止有胡椒万斛盈

却怪天公没分晓 半年雨落半年晴

大 葛 兰

黑坟满野懒耘苗 乞米乌爹食亦饶

才过高郎又巫里 长年三老莫停桡

榜 葛 剌

宫殿车旗大国风 金银柱杖导呼嵩

宾筵只饮蔷薇露 三爵犹非卫武公

东方印度古瞭耶 比屋堪封节义家

果有波罗番奄勒 土人自爱树桑麻

以上只是几个例子，其余大多类是。尤侗自己并没有到过印度，只不过根据前人的载籍，加上自己的想象，绘形绘色，活灵活现，写成了这些竹枝词。但由此可见，乾隆时代的中国文人并没有完全忘掉印度。

（二）暂时的复苏 十九世纪

这里的“复苏”，不同于明初的复苏。那时中印两国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有完全的自由，可以互相往来。但是此时的复苏，其时代背景完全不一样了。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印度则完全沦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附庸国，根本没有行动的自由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唯其因为两国的处境都不美妙，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两国人民，特别是感觉灵敏的有识之士，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濡以沫的感情，大家同病相怜，渴望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了解对方的一些苦难。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想了解对方。于是才透过种种的尘霾，窥见了对方的一些真实情况。到了19世纪中叶，中印两国都爆发了民族革命性质的战争。在中国，咸丰元年（1851）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矛头从表面上来看是对内的，但是对外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也隐约可见。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唤起了广大人民的反侵略的意识。咸丰六年（1856），英国殖民主义者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有直接的联系。这一场起义到了同治五年（1866）才被镇压了下去。在印度，1857年爆发了民族大起义。在这中印两国的危急存亡之秋，两国人民，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却真正互相支援。英国原来准备派往中国来屠杀中国人民的军队，被迫改派到印度去。从而减轻中国人民的负担。有的印度士兵被迫到中国来镇压中国人民，调转了枪口，投到太平天国一边，反对共同的敌人。19世纪中叶，中印两国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从那以后，专就中国方面来讲，闭关锁国的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中国同欧洲国家的外交和贸易活动，活跃起来了。到了19世纪末叶，全世界、全中国的政治形势，风雷激荡，忧国忧民之士都痛感必须了解外国，否则就难以图存。

整个19世纪情况就是这样。我之所谓“复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其表现形式最突出之处，就在于陆续出现了大批的有关外国的书籍，这些书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与印度有点关联。19世纪前半，这样的书还不太多，而在中叶以后，则大量出现，其原因就是我在上面讲的那一番道理。

1. 前半的情况

（1）谢清高《海录》

我现在先谈一谈19世纪前半的情况。在这期间，有关印度的著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嘉庆二十五年 （1820）出版的《海录》，一般认为这一部书是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2] 。本书王鎏《序》中有一段话：

方今烽烟告警，有志者抱漆室忧葵之念，存中流击楫之思，外洋舆地不可以弗考也。

讲本书产生的原因，也就是我在上面讲的那些话，是十分中肯的。此书讲到印度的地方颇多，计有以下各地：

以上诸地，皆谢清高所亲历，因此，他的讲述真实、具体、可靠。同中国近代史有关的鸦片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印度贩运到中国来的。在“明呀喇”一段里讲到孟加拉的鸦片：

鸦片有二种，一为公班，皮色黑，最上；一名叭第咕喇，皮色赤，稍次之，皆中华人所谓乌土也，出于明呀喇属邑，地名旦拿。其出曼哒喇萨者亦有二种，一名金花红，为上；一名油红，次之。出吗喇他及盎叽哩者，名鸭屎红，皆中华人所谓红皮也。出孟买及唧肚者，则为白皮，近时入中华最多。

讲鸦片来源，如数家珍，可见谢清高是颇为留心这些问题的。

（2）徐继畲《瀛寰志略》

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的另一部分就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道光戊申（1848）出版。这书与《海录》完全不同，并非作者所亲身经历的。《序》里面说：“道光癸卯（1843），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土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精细。”徐继畲就是从这美国人这里得到全世界的地理资料，写成此书。资料是第二手的，其价值也就相对减少。在本书卷三，“亚细亚五印度”这一章里介绍了一些印度的地理情况，重点是讲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讲到“英人于沿海立藩部三：曰孟加拉，曰麻打拉萨，曰孟买，内地立藩部一，曰亚加拉。”又说：“五印度中东南诸国大半为英所夷灭”。由此可见，尽管徐继畲是利用别人的资料，他对印度的看法仍自有重点，他重视英国吞并印度的情况和过程。

（3）魏源《海国图志》

在这期间，还有一部书很值得大书特书，这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一部极为庞大的书，非常值得重视的书。魏源是中国19世纪初叶一直到过了中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在道光十年（1830）他曾同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在北京结宣南诗社，足见他们是情投意合的。林则徐后来的勋业彪炳青史，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是他们几个人共同有的特点。由于爱国，不甘心任人宰割，他们悟到了非睁开眼睛看世界不行了。所以便留心“洋务”（当时这个名词还不怎么流行）。林则徐一马当先，翻译介绍世界地理和历史。他曾纂成了一部《四洲志》，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疆域、政治等情况。魏源根据林则徐的资料，又广为搜罗，终于编纂成了《海国图志》。编纂工作着手在鸦片战争之前，后来又加以扩充，到了1852年，扩充为一百卷。编纂过程跨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

在本书中，与印度有关的卷是：

综观全书，魏源对印度的情况，决非为叙述而叙述，决非仅仅是客观叙述，而是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约而言之，可以用他自己在《后序》中所说的几句话来概括：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样三句话真是有极大的概括性，真可以掷地作金石声。这三句话又可以归纳为两层意思：一层是以夷制夷，意思就是利用一个“夷”来制住另一个“夷”，这个夷正危及自己国家的生存，具体来讲，就是英国；一层是学夷之长技以制夷，意思就是学习夷的科学技术，船坚炮利之类，来对付最危害自己国家生存的夷，指的也就是英国。因为在19世纪中叶前后，侵略中国最厉害的殖民主义国家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就是他们。魏源、林则徐、龚自珍、黄爵滋等一批爱国者，看到了印度覆亡的前车之鉴，认为非发愤图强则不能救中国；发愤图强，则必须眼睛向外看，洞察世界大势。于是他们之中有的侧重于发动禁烟运动（林、黄），有的侧重掀起维新思潮（魏、龚）。二者殊途同归，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救国救民。

魏源叙述印度情况，指导思想就是“以夷制夷”。他在《海国图志》卷十九的序里说得很明白，他的想法主要是对付英国。如果想联络俄罗斯以制英，其枢纽在中印度和北印度；如果想利用廓尔喀，必须知道东印度的形势；如果想联络法国、美国（弥利坚）、葡萄牙、荷兰、吕宋，购买船炮，必须知道南印度的形势。这样一来，五印度情况，我们都必须了解。卷二十一，魏源说：“近日鄂（俄）罗斯屡与英夷争鞑靼里之地，其地横亘南洋。鄂罗斯得之，则可以图并印度，故与英夷连年血战。若能许鄂罗斯海舶赴粤贸易，连络弥利坚（美）、佛兰西（法）等国，皆英夷仇敌，则英夷之兵舶不敢舍其境而远犯中国。”卷二十一，魏源又说：“印度地产鸦片烟，英吉利关税，岁入千万计，其兵船入犯中国者，十九皆孟加腊人。诚能听廓夷出兵之请，奖其忠顺，扰彼腴疆，捣其空虚，牵其内顾，使西夷失富强之业，成狼狈之势，亦海内奇烈也。”卷二十九，魏源又慨乎言之：“六合以外，存而不论；八荒以外，论而不议；九州以外，议而不办；西南诸国近在九州以外，尚非八荒之外也。且海防切肤之灾也，乌得不论，而乌得不议！”魏源的言论，大都类是。在当年信息闭塞的情况下，魏源对世界大势了解得如此清楚、准确，不能不令人吃惊。

综观上面引用的魏源的意见，可以看出，他编著的《海国图志》，决非枯燥的学术研究，而是一部充满了爱国激情的作品。他一方面同情印度人民，另一方面又有唇亡齿寒之悲。此时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正如日中天，气焰万丈。对中国的最大的威胁也来自这个国家。所以魏源的斗争矛头一直是指向英国的；他的同情心一直是在印度人民身上的。

魏源倾半生精力完成的这一部巨著，在中国当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一部分群众的觉悟。但是同它对海外的影响比起来，还有点相形见绌。据说，开始于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其主要动力就来自《海国图志》。这一部巨著开阔了日本朝廷、大臣和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眼界，从中认清了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从而奋发图强，戮力革新，终于腾飞起来，成为东亚和世界的一个科技大国，直至今日，其势未衰。反观我国当时的朝廷，颟顸昏聩，贪污狼藉，对外取媚，对内镇压，有识之士扼腕叹息，无能为力，只有瞪着眼看着自己的祖国一天天烂下去，直至辛亥革命，才略有转机。

1. 后半的情况

魏源的《海国图志》实际上跨越了前半和后半的时间分界线。

不一定都是受了魏源的影响，也可能是时代潮流所致：中国同外国的交往频繁起来了。贸易活动加强了，信息的交流量大大地扩大了；反正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有关世界（其中当然也包括印度）的书籍一下子多了起来。我先在下面列一个表，仅仅包含比较重要的著作，然后再从中选出几种加以说明：

1866年 斌椿《乘查笔记》

1871年 王芝《渔瀛胪志》

1877年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选编》

1878年 黄楙材《印度札记》

1881年 张德彝《四述奇》

1883年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188 6年（？） 曾纪泽《使西日记》^[3]

邹代钧《西征纪程》

1890—91年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续刻》

1892年 郑观应《盛世危言》

1893年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

1894年 《中外舆地图说集成》

1895年 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

1896年 王之春《使俄日记》

1897年 麦丁高得力《海国大政记》

1898年 沈林一《五洲属国纪略》

龚柴《五洲国考》

张煜南《海国公余辑录》

1901年 吴宗濂《随轺日记》

1902年 萧应椿《五洲述略》

载振《英轺日记》

辻武雄《五大洲志》

1903年 《万国历史汇编》

1906年 《万国史略》

瞿方梅《非园中外地舆歌》

《地理志略》

1907年 《印度志》

《印度新志》

1910年 王先谦《五洲地理志略》

从上面这一个简略的表中可以看出，在五六十年的时间内，竟然出现了这样多这一类的书，同以前比较起来，真不可以道里计了。这些书绝大部分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其中不少人是中国最早的驻外使节或他们的随员。他们不一定都到过印度，但是留心印度问题；这样，他们的书中就间或有关于印度的记载。另外少数几本书，著者是外国人，书是翻译的，或者是用中文写成的。既然在中国流行，也就产生了影响。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开明士绅渴求了解、认识世界的愿望。他们对印度的处境大都表现了极大的同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现在从上列表中选出几本来，略加介绍，以概其余。我按时间顺序来介绍。

（1）王芝《渔瀛胪志》

王芝于清同治十年（1871）游历欧洲，留英国十余日，他大发感慨，认为英国地势极好，何必“劳劳于数万里之外，使四海五洲同侧目，为天下之怨府！”“亚细亚诸洲之受其侵据胁劫者，将转号咷为笑，必乘诸国环攻之际，自复其初，或从诸国而助之攻，复仇者正不仅一法郎西也。噬脐之悔，将奚及哉！傎乎哉！英吉利之霸！”这意见颇为有趣，证明王芝不了解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王韬讲到俄人久有窥伺印度之心，俾斯麦挑拨英俄关系。他还讲到英国人把鸦片运到中国，中国要想禁烟，不能只寄希望于英国，而要自己想办法。他还讲到中国出口以绿茶为大宗，而英国人所嗜者则为印度红茶。这些都说明，王韬是颇为留心贸易活动的。

（3）黄楙材《印度札记》

黄楙材游历过印度，对印度有直接具体比较确实的了解。他注意到英国在印度的军事建制，他说：“额设英军三万，土军十八万二千有奇。或轮调驻防，或派充工役。其人半系释教，半系回教，分门别户，彼此如仇，互相牵制，免其同心谋叛。”他对印度社会的观察是正确的；但还似乎有点隔膜。他所谓“释教”，实际上是印度教，释（佛）教早已不存在了。

（4）邹代钧《西征纪程》

书中讲到印度历史、中印关系，以及英国侵占印度的过程，相当详细具体。讲到印度种鸦片，“禁民间私种，种者皆受地于官”，种鸦片之利，土民是得不到的。

（5）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续刻》《庸庵海外文编》

薛福成是清季著名的古文家和外交家，识多见广，对国际形势是了解的。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十二日由上海启程乘船赴欧。二十八日日记，说到赤道附近，有暑无寒，人民多颓散昏懦，无由自振，“即如五印度，地方万里，物产丰饶，在昔未闻有强盛之国。元明以后，蒙古翦之。近者英人并之。至瞿昙氏之所生长，窃意当在中北两印度，离赤道稍远之地”。在《续刻》里，他对印度有颇多的记载。比如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十一日日记：“鸦片烟之类有三：一曰公班，出明雅喇（孟加拉）；一曰孟皮，出孟买；一曰红皮，出曼达喇萨（马德拉斯），均由英属印度制成为土，运入中国，以每年十万箱计算，约合价银六千万两。”二十七日日记：“英属印度户口现有二万二千零四十九万人，合印度附庸兵土邦计之则共有二万八千五百万人，较十年前约多两千五百万。”四月初四日日记：“余前檄派直隶先用知府姚文栋乘游历印度之便，建议在甲谷他（加尔各答）设领事。”八月二十五日日记：“印度烟土，近来所出日稀，价亦日廉。”十月二十七日日记：“绿茶为中国出产之大宗。近则外洋各国，效中国之长，夺中国之利，茶则印度、锡兰、日本种植皆多，烘焙亦日讲究，色香味俱佳。”十二月辛卯朔日记：“印民纳税贡金于土王，较之直隶于英者更形踊跃。”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初八日日记：“英国禁烟会绅云：目下拟请国家饬印度减种罂粟，无论中国之能自禁与否，而在印度总不宜种烟以售于中国。”十二日日记：“比嘉庆年间，华盛顿起兵美洲，立为合众国，而英尽失其膏腴之地；然英人惩前毖后，待属地之政，务以宽大，不敢苛求。”闰六月十七日日记：“去年印度编查户口，共有二万八千八百十五万九千六百余口。”十月初六日日记：“佛经言：造字者兄弟三人，首曰梵，其字左行；中曰佉卢，其字右行；东曰仓颉，其字下行。”十七日日记：“伦敦禁烟会的人士往见印度部尚书，请他设法禁烟。这位尚书说：‘近观中国意见，极喜抽鸦片，烟税及厘，岁入约英金二百万镑。’可见大清政府有的人并不真想禁烟。”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六日日记：“印度来货值银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余两，往印度之货值银二十四万余两。”这种入超真是惊人！“来货”中肯定包括鸦片烟。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十九日日记：“嘉庆十年（1805），尽驱法荷驻印之兵，自是五印度之地归其囊括者十七八。”在《庸庵海外文编》中，薛福成也有一些关于印度的议论，比如1893年《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中说：“英人初借公司之力，蚕食五印度，未几而沃壤数万里，尽为所并，遂与我之西藏为比邻。”

不多引了。由以上极其简略的摘录中，也可以看到，薛福成是一个非常有心计、有见识的人。他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他的观察巨细不遗。他多次提到鸦片对中国的毒害。英国也有人反对这样做，中国竟也有人赞成。他注意印度人口的增长情况。对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至关紧要的问题。他注意到，中国出口绿茶，遇到了印度、锡兰和日本的竞争。这个问题就是到了今天，在薛福成以后已经百余年了，不是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吗？薛福成还注意到佛经上关于人类创造文字的问题、美国独立问题、英国驱逐荷兰和法国的问题、中国想在加尔各答设领馆的问题，等等，等等。足证他的注意力之广、观察之深。

（6）郑观应《盛世危言》

从彭玉麟的序中可以看出郑观应的为人：“庚申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时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郑观应在本书中讲到许多与英国和印度有关的问题。卷三“商务”三说：“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皆商人为之先导。”在“商战”上中，他也讲到印度、锡兰、日本在茶叶出口方面与中国竞争。“商战”下中他讲到英占印度：“从此英国之于印度，设官颁政，不啻附庸，习久相安，视为外府，力强则胜，天下事尚可以正理评耶？”流露出对印度人民的同情。在卷七“纺织”中郑观应说：“进口之货，除烟土外，以纱布为大宗。向时每岁进口值银一二千万。光绪十八年（1892），增至五千二百七十三万七千四百余两，内印度英国棉纱值银二千二百三十余万两。”足证印度棉纱也已倾销中国。在卷十“边防”六，郑观应说：“英之国势，今日颇趋重印度，欲强印度，即借此阴窥滇藏。”“恐将来印度与中国同时有事，英势难分兵保卫。”卷十二“禁烟”上中，郑观应说：“吴瀚涛大令曾偕马观察奉檄赴印度与英督商办此事，再三辩论，始允将印度所出之鸦片，尽我华商公司承办，逐年递减，以五十载为期，即行截止。惜总署批驳，谓招商承办，明设公司，殊与国体有碍。”郑观应建议，中国要学习印度种烟制浆之书，物美价廉，就可以抵制洋药了。这个主意，殊不高明，足见郑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7）龚柴《五洲图考》

汪康年为本书写的《序》中说：“中国膏腴甲土地，又四千年文明之古国也……其能鉴倾覆之祸，而图自存之道，虽与欧人争强无难焉。若犹是沓沓也，则必谓亚洲无非墨之祸，黄人非红黑之伦，则非愚所敢信也。”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龚柴在“印度”一章里写道：“言印度于今日，不胜沧海桑田夺主喧宾之慨矣。”对印度人民的同情也洋溢于楮墨之间。

（8）载振《英轺日记》

卷二，载振说：“孟氏有言，小役大，弱役强，天也。吾以为虽天道而实视乎人心。何者？人与人之相处，国与国之相际，力焉而已。力相角于外，而智以为之干。智者所以济力之穷，要以申吾力而自强也。今印度之人，无贵贱，无穷达，咸闭聪塞明，而莫自觉，是智困也。因循惰偷，凡事束缚而永弗能自拔，是力困也。智力俱困，而犹熙熙然相安于无事，是心死也。如印度者，可以鉴矣。”

介绍就到此为止。值得介绍的人和书，还有不少，为篇幅所限，只有暂时割爱了。

从上面极其简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到，19世纪后半至20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形势，尤其是对印度处境，是非常关怀的。他们同闭关锁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们是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代新人。他们爱自己的祖国。憎恨英人的“死亡的贸易”（泰戈尔语），同情印度人民。在他们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关中印外交关系的事情，比如在加尔各答设领事馆等等。可惜的是，这种外交活动，不像从前那样，是在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直接进行的，而要通过一个第三者，英国殖民主义者。龚柴有喧宾夺主之叹，不亦宜乎？我认为，这种在危难之际发自内心的同情之感，是异常珍贵的。它的背后有中印两国人民几千年的传统友谊在。

（三）二十世纪前半中印友谊的表现

在这半个世纪内，中印双方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1）迫使清帝逊位，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帝王统治。接着来的是洪宪帝制的闹剧、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到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章。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同英帝国主义激烈搏斗，终于导致了1947年印度的独立。印度历史也出现了崭新的一章。

在这期间，我们两国有一些往来，但仍然是通过英印政府。直到本时期之末，两国才正式互派大使。这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真正独立的外交活动。这是在两国二千多年的交通史上曾经有过的现象；然而在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亚洲之后，却久违久违了。叙述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可惜从时限上来看，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只好先存而不论了。

我现在想从中印双方选出几个在这期间在政治上或文化上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的人物，简略地介绍一下他们对中印关系的看法。我想，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十分重要的信息。

1. 孙中山

孙中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关心的首先是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但是，他也关心亚洲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在他的《民族主义·第一讲》中，他多次提到印度，比如：“又像英国造成今日的印度，经过的情形，也是同香港一样。”“像英国这样大的领土，没有一处不是用霸道造成的。”“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等等。此外，他对菲律宾的抗美战争、南非布尔人的抗英战争、少年土耳其的革命，无不关心。菲律宾革命志士彭西（Mariano Ponce）说：“对孙逸仙来说，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研究的。这些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见詹森(Marius B. Janson）《日本人与孙逸仙》The Japanese and Sun Yat －sen 1954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版，页70，转引自丁则良《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可见孙中山在亚洲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1. 章炳麟（苏曼殊附）

章炳麟是朴学大师，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关心中国和世界政治。又因为他对佛教哲学和印度教哲学都有湛深的研究，他特别关心印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他的《文录·别录》中有几篇文章是关于印度的，比如《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送印度钵罗罕保什二君序》、《记印度事》、《印度先民知地球绕日及人身有精虫二事》、《大乘佛教缘起考》、《大乘起信论辩》、《频伽精舍刻大藏经序》、《梵文典序》等等。在其他论文中提到印度的地方也非常多。只要提到印度，章炳麟总是充满了同情之心。他在日本结识了印度抗英志士钵逻罕和保什二人。在送他们二人的《序》中，章炳麟说：“迄宋世，佛教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并兼，勿能脱，如印度所以顾复我诸夏者，其德岂有量耶！臭味相同，虽异族有兄弟之好。迩来二国皆失其序。余辈虽苦心，不能成就一二。视我亲昵之国沦陷失守，而 力不足以相扶持，其何以报旧德！”印度友人钵逻罕对章炳麟讲了一个比喻：

吾闻千年以往，有印度日本二沙门同时至支那。支那沙门延之入，与语甚欢。因曰：“吾三国其犹摺扇耶？印度其纸，支那其竹格，日本其系柄之环绳也。异日二国中兴，与日本相约结处于亚洲，当如此摺扇矣。悲夫！今纸与竹格皆糜烂，独环绳在耳，其能复摺扇之旧形欤？不可知也。”

章炳麟好像是非常欣赏这个比喻，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提到它。章炳麟还鼓吹中印联合。他写道：

居今日而欲维持汉土，亦不得不藉印度为西方屏蔽，以遏西人南下之道。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联合之道，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昔内典既由中国译成。唐时复译《老子》为梵文，以达印度。然历史事迹地域广轮，邈焉弗能通晓。今则当以此为先路。至于语言字文互有障碍，亦宜略有讲习。梵土珊斯克利多（Sanskrit）文，以德意志人学之，十五年而后明瞭。高才捷足之士尚以十年课功。此虽艰阻，然凡习欧洲文字最后至罗甸希腊而止，其岁月亦相等。近世印度通行文字，稍异古昔，以贤豆文为雅言，则习之犹易于古语也。

章炳麟这些想法，理想主义色彩极浓。但是，他的用心是可取的。章炳麟这些文章大概都写在1907年左右，这时他正在日本。一方面聚徒讲学，一方面从事排满活动。他毕生注意研究印度哲学思想，毕生同情印度人民。言论很多，我不一一介绍。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他的《初步梵文典序》，这是给苏曼殊写的。我在这里先谈一谈苏曼殊。苏曼殊可以说是一个“畸人”。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之所谓“身世有难言之痛”，指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他在日本认识了章炳麟，可以说是章的小友。后来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能诗，善画，写过小说《断鸿零雁记》。他留心印度文学，古今同收。在他的《燕子龛随笔》中，他讲到迦梨达舍（迦梨陀娑）的名著《沙君达罗》（《沙恭达罗》）；他讲到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誉之为“闳丽渊雅”。他给诗人刘三写信说：“今寄去佗露哆诗一截，望兄更为点铁。佗露哆，梵土近代才女也。其诗名已遍播欧美。去岁，年甫十九，怨此瑶华，忽焉凋悴。乃译是篇，寄其妹氏。”可见苏曼殊对印度文学的注意面是很广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他统统注意研究，而且自己翻译。

苏曼殊撰写了一部《初步梵文典》，也许是唐代义净以后第一部关于梵文语法的著作。章炳麟给他这一部书写了一篇序。序里说：

广州曼殊比丘既忧之，闻英文马格斯牟逻（Max Müller）、围林斯（Williams）辈皆有梵语释文，虽简略不能大乘义，然于名相切不凿，乃删次其书，为《初步梵文典》四卷。余以为可览观也……往者震旦所释多局于文身、名身，而句身无专书。欲知梵语，必将寻文法。曼殊比丘既发露头角幸彀充之，得令成就矣。

1. 康有为

同并世学人一样，康有为也是了解印度哲学宗教思想并受其影响的人。在《康南海文集》中，有很多地方提到印度，比如在《中华救国论》中，康有为说：

且何不考印度何为而灭乎？印度以蒙古人之帝之也，乃愤革蒙古之命而自立也，分为二百余国。英之印度公司书记克壮飞，乃得以九百人夜囚加拉吉打（加尔各答）国王，以取而代之……今虽有二百余王，不过若关内侯，尚不若吾蒙古诸王之自由也。此则印人革命后分立之果也。假使印度不分立，则以波斯之国小民寡不及印度之半，至今犹存，以印之大而亡己百年，是亦可鉴也。

类似的意思，康有为还说过几次。他的中心思想是，同情印度，悲叹中国。他在《忧问》中写道：

则吾五千年文明之中国，四万万之同胞，为印度、为波兰，耗矣哀哉！

这是画龙点睛之笔。

在康有为的名著《大同书》里面，他幻想有一个“大同之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在这一部“秘不以示人”的书里，他乱七八糟地从现存的许多宗教里吸取了一些观点。佛教的慈悲平等之说，显然也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很多地方谈到印度的情况，谈到印度古代的“摩弩之法”，谈到印度历史上的战祸，谈到中国、印度同日本的合作问题。在这一点上，康有为和章炳麟有完全相同之处。这在清末的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大概是比较流行的看法。

1. 梁启超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大弟子，世称“康梁”。他从年轻时候起，就精研佛典，毕生对印度文化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写过许多关于佛典和中印文化交流的文章。在他的《全集》中，有关印度的文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除了在很多论文中提到印度、印度文化和印度佛教以外，专门讨论印度文化和宗教问题的论文，数目也很多，比如《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泰戈尔的中国名——竺震旦》、《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之初输入》、《印度佛教概论》、《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谈〈异部宗轮论述记〉》、《说四阿含经》、《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等等。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印度佛教研究时间之久和方面之广。

统观梁启超一生有关印度的著述，有三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他对印度人民抱有极深厚的同情。他在《论不变之害》一文中说：“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蕃矣。”在《论学会》一文中，他说：“今夫五印度数万里之大，五十年间，晏然归于英国！”在《灭国新法论》一文中，他说：“印度之灭亡，可谓千古亡国之奇闻也。自古闻有以国灭人国者，未闻有以无国灭人国者。”第二，梁启超给印度文化极高的评价。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说：“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名曰佛陀。”在《治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他说：“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里，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第三，梁启超承认印度文化影响了中国。他把印度称为“最亲爱的兄弟之邦”。他说，印度是极伟大的民族，走在我们前头，它的确是我们的老哥哥，我们是它的小弟弟。近世所谓文化民族到这里来，是看上了我们的土地，看上了我们的钱，拿着染满鲜血的炮弹来做见面礼，拿机器产品来吸我们的膏血。但是，印度却教给我们1. 知道有绝对的自由；2. 知道有绝对的爱。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包括十二件：1. 音乐；2. 建筑；3. 绘画；4. 雕刻；5. 戏曲；6. 诗歌和小说；7. 天文历算；8. 医学；9. 字母；10. 著述体裁；11. 教育方法；12. 团体组织。梁启超同时强调，中国人消化了这些东西，发挥了自己的特性。

梁启超论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关系的文章，数量极大，内容极复杂。上面只是一个极简略的介绍。

1. 鲁迅

中国近代伟大作家鲁迅很重视印度文学。在他早年的《摩罗诗力说》里面，他曾盛赞印度古典文学：“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夐，称世界大文；其《摩诃婆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后来，他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在一些地方强调了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痴华鬘〉题记》里他写道：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

此外，鲁迅的文章自成一格。在措词遣句方面，他的文章显然受到佛经汉译文的影响。

在下面，我从近世印度的伟人中选出两位来，谈一谈他们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泰戈尔。

1. 甘地

甘地是印度人民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领袖。他艰苦卓绝，领导印度人民抵抗英帝谋求独立，终于身殉，印度人民也终于获得独立。他也经常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当日本侵略者的气焰还没有衰竭的时候，在1942年8月7日，他在孟买对中国记者说：“愿中国得知：吾人此次系为解放印度，亦即为保卫中国而奋斗；印度必获解放，始能予中国、苏联，甚至英美以有效协助。”这充分表达了甘地对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1. 泰戈尔

泰戈尔是印度伟大的诗人，伟大的爱国者。在他一生八十年中，他始终如一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关心中国人民的处境。1881年，他才20岁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死亡的贸易》，抨击英国殖民主义者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他写道：“这种贸易和积累财富的方法，只有用客气的口气才能叫做贸易。它简直就是强盗行为。”从那时起，一直到1941年他去世时止，他毕生是中国人民的知心朋友。1924年，他亲自访问了中国，走过很多地方，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而且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30年代，他在他所创办的国际大学中创立了中国学院，邀请中国著名的学者和画家去访问，徐悲鸿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华时，在出发前，竟然到佛寺里去祈祷，泰戈尔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写了那一首著名的诗：

他们要以凯旋的号角来标点

每一千人被杀害的人数，

来引起魔鬼的笑乐，当他看到

妇孺的血肉淋漓的肢体。

在他临终前的病床上，他仍然殷切关心中国的抗战。

最难能可贵的是，泰戈尔对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寄以极大的希望。1924年他访问中国时曾说过：“新时代已经来到了，就站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去欢迎。我们不能够再让她久候了。让我们，中国和印度，联合起来吧；让欢迎伟大时代的歌声从中国和印度响起来吧！让我们两个国家把欢迎的灯点起来，迎上前去吧！如果由于逆风说不定谁的灯会被吹灭，那就让我们互相帮助吧；说不定谁会晕倒，那就让另外一个把他唤醒吧！”就在这一次的访问中，他还说过：“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未来；我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未来——我们都将分享这个未来带给我们的快乐。”类似这样的话，泰戈尔还说了很多。常言道：诗人都是预言家。泰戈尔对东方的期望，特别是对中国的期望，证之以以后几十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你能不说，诗人这些预言完全实现了吗？

我从中印两方选了七个有代表性的大人物，把他们对中印关系、中印文化交流的意见简略地介绍如上。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是七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深入思考，我们难道不是从中听出了中印两国广大人民的心声吗？我觉得，最后的一位，印度的泰戈尔，特别值得重视。“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泰戈尔的预言，不能不引起我们严肃的沉思。两千余年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不能不引起我们严肃的沉思。

[1] 详细情况参阅方豪上引书，第四、五册。

[2] 但是事情并不就这样简单。参阅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的《海录注》冯承钧的《序》。

[3] 曾纪泽于1878年赴欧，1886年卸任。参阅《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

九 结束语

中印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文化交流史写完了，限于篇幅，我只能介绍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要讲中印文化交流史呢？我有以下几个想法：第一，中印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我们两个国家在过去的两千余年中，互相交流文化，互相学习，从而发展和充实了彼此的文化，一直到今天，我们尚蒙其利。这种交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次，中印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决不是哪一个民族或国家包办下来的。尽管地球上民族不同，国家各异，但是都对人类文化做出过贡献，即使贡献有大小，其为贡献则一也。承认这一个事实，有极大的好处，它能加强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最后，中印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中印两国文化同属东方文化。据我的看法，东方与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关系。目前，西方文化已呈强弩之末之势，从下一世纪起，东方文化就将在继承批判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成为世界的主导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更上一层楼。

人类社会永不会停止，这一瞬间是现在，下一瞬间就成为历史；因此历史永无止期，中印文化交流也永无止期。人类终将走向大同之域。中印两国并肩前进，是不可逆转的方向。现在我写了中印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将来还有比二千年更长的交流的历史在等待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们。我们必须不辜负这种历史的期待。

1991年11月16日写完

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

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且涉及的方面非常广。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学者，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交流的情况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探讨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果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过去探讨过分集中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方面，对科技，特别是对医学，似乎有所疏忽。

1936年，周济先生在《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我国传来印度眼科术之史的考察》，利用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对印度眼科医术传来中国的过程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叙述，开阔了我们对中印文化交流的眼界。但是，这一篇重要论文仍似乎有些不足之处，这就是，它讲的只限于中印两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重视不够。我对于这个问题也感兴趣，多年以来，积累了一些资料。现在就根据我搜集的资料，作一点补充。见于周文的资料一般不再重复。

我想从唐杜环的《经行记》谈起。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杜环在怛逻斯之战中被大食兵俘虏。762年回国，把他在大食等地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名叫《经行记》。在本书六、大食法、大秦法、寻寻法一章中有几句话：

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中国的正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新唐书》，221下，“西域传”下：

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

取材可能就来自《经行记》。

这两个地方都讲到“开脑”。什么是“开脑”呢？Meyers认为是针刺。但是，根据F. Hirth的意见，这很可能指的是“环锯”（trepanning），就是开颅。这种开颅治病的办法，在古代南美印加人中间似乎就用过。在使用金属以前的时期，有些地方甚至用石头开颅，在意大利就是如此。古希腊Hippocrates也讲到过开颅的手术。可能是通过景教徒，这种技术传播开来。这些景教徒以善医著称。他们曾将希腊医书译为阿拉伯文，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途径，他们得知Hippocrates的说法。总之，在古 代亚洲，特别是从中近东到印度一带，这种“开脑”的方法相当流行^[1] 。杜环的《经行记》和《新唐书》中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人类历史上，只要有文化，就会有交流。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医学的交流在历史上也是非常习见的现象。专就印度和中国而论，在后汉三国时期，佛教一传入中国，同时也就传来了印度医学。一些最早来华的外国僧侣都会一点医学。这实际上是一种传教的方法。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也同佛教一样，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办法而获得成功。

在印度，从很古的时代起，就有非常高明的医学，有理论、有实践、有典籍，在人类文化史上放射出异样的光辉。在医学诸分科中，眼科似乎更为突出^[2] 。 这种水平很高的印度医学，包括眼科在内，就在长达数百年的期间内陆续传入中国。这方面的记载相当多，散见于《高僧传》中者也有一些。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与针刺有关的例子，因为我在下面还要谈到针刺治眼病的问题。梁慧皎《高僧传》卷四，《于法开传》：

又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危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开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先取其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 50，350a）

这是晋朝的事情。到了唐朝，印度医法继续传入中国。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相当多，散见于《高僧传》等书中者也有一些。我在下面只举几个例子，以概其余。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一，《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传》：

时 为太子染患，众治无效。下敕延颇入内，一百余日，亲问承对，不亏^[3] 帝旨。疾既渐降，辞出本寺。（ 55，853b）

上引书，卷十四，《三藏沙门达摩战坦（涅）罗传》：

学通三藏，善达医明……进奉方术医方梵夹、药草经书，称惬天心……弟子比丘利言随师译语，方药、本草，随译上闻。（ 55，878b）

上引书，卷十二，《那提传》：

显庆元年（656）敕经昆仑诸国采异药。（ 55，863b）

《开元释教录》，卷九，《菩提流志传》：

阴阳、历数、地理、天文、咒术、医方，皆如指掌。（ 55，570a。《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菩提流志传》文全同）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玄照传》：

见唐使人引卢迦溢多于路相遇。卢迦溢多复令玄照及使傔数人向西印度逻荼国取长年药。（ 51，2a）

上面是几个深通医术的印度和尚的情况。印度医学的一般情况，也通过中国游学印度的僧人传来中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行》介绍了印度医术的一般情况：

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下力。（ 54，223b—c）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针刺首疾”，义净在后面又加上了一句：“首疾但自在头。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中说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这种温汤疗疾的办法，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而印度又由中亚学来^[4] 这同我上面说的开颅疗疾的医术一样，先流行于古代中近东一代，又传至印度。

下面我集中谈一谈眼病和由头疾而引起的眼病的治疗方法。在古代，印度眼科久负盛名，一方面是印度人民自己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还有外来的影响。针刺疗疾印度好像是有悠久的传统，上面提到的于法开就是一个例子。唐朝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里，特别讲到了“针刺首疾”，把针刺和头病联系起来。此时印度的眼科大夫已经来到了中国。唐代一些非常著名的诗人，诗中有咏眼病之作，如杜甫《谒方公上方诗》、白居易《病眼诗》、李商隐《和孙朴韦蟾孔雀咏》、刘禹锡《赠眼科医婆罗门僧》等等。这些诗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件是谈到金篦或金 ，一件是谈到《龙树论》。谈到“金篦”，当然指的是治白内障的工具。读到《龙树论》，则指的是关于眼病的一部书。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二有：

《龙树眼论》三卷鼌氏曰：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治七十二种目病之方。

这里治的眼病竟有七十二种之多，白内障只是其中之一。

龙树菩萨的《眼论》或者《眼经》，当然是一部印度著作。根据周济的意见 ，这一部书流传印度，当在隋唐之间，其为隋唐间人所译，应无可疑^[5] 这一部书见于许多书目中。

除了直接翻译印度的眼科著作以外，中国医学家的著作中也引用印度的说法。最著名的一部书是唐王焘的《外台秘要》。王焘约生于670年，卒于755年。本书第二十一卷是专门讲眼科的。一开始就有《天竺经论眼序》一首，后面加上的解释是“陇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胡僧”指的显然是印度大夫。

在其他一些书中，也有关于“胡人”治目疾的记载，比如日本僧元井撰《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就有：

时大和上频经炎热，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疗治，眼遂失明。（ 51，991c）

这是治眼失败的一个例子。这里治的不是白内障，不必用金篦。是否是针刺？不得而知。，一般学者都认为就是印度人。，指的唐代高僧鉴真。

以上是一些关于眼病的例子。也还有由于头疾引起的眼睛失明的例子。《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

永淳二年（683）十一月，上苦头重，不可忍。侍医秦鸣鹤曰：“刺头微出血，可愈。”天后帷中言曰：“此可斩！欲刺血于人主首耶？”上曰：“吾苦头重，出血未必不佳。”即刺百会。上曰：“吾眼明矣！”

这个故事见于许多书籍。首先是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之九，“谀佞”第二十一说：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 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6] 、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朏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则天自帘中顶礼，以谢鸣鹤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高宗甚愧焉。

这同《旧唐书》讲的是一回事，而叙述较详细。至于时间，这里只说：“高宗末年。”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高宗，系此事于弘道元年（683），内容基本一致，资料来源想即《大唐新语》。但云弘道元年，则似有所疏忽。按《旧唐书》应为“永淳二年”，本年十二月才改元弘道。《旧唐书》置此事于改元之前。

唐高宗这个故事，讲的是治头疾，而兼及眼睛，所以高宗才说：“吾眼明矣。”

这同我上面所讲的“开脑”有什么关系呢？开颅手术在现代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古代却是神奇的。然而又确有其事，不能否认。大秦人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中国《三国志演义》也有华佗“开脑”的故事。至于“出虫”，则恐是幻想。连“开脑”这件事，在某些地方，恐怕有的也是针刺的夸大，不可尽信。不管怎样，唐代印度眼科医术已传至中国，而且流行相当普遍。至于针刺治眼病，可能部分来自印度，而印度的这一部分也有外来成分，它在古代中近东一带已经流行。

1993年5月3日

注释：

[1] Friedlich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 Leipsic & Munich, Shanghai & Hongkong 1885, p. 301—304.

[2] 参阅周济上引论文，页54—58；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页178—181。

[3] 此据《续高僧传》，卷三，《波颇传》。原书作“下”，误。见 50，440b。《续高僧传》的记载与《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全同。

[4]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章，《长恨歌》，页20—23。

[5] 周济上引论文，页56。

[6] 张文仲医学著作尚存在一些断片，见万斯年编译《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页113—139，日本黑田源次著《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

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中国和印度是数千年的友好邻邦。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即使在今天，两国的二十亿人民，也还在享用着这种交流带来的好处。在人类历史上很难再找到类似的例子，我们两国应当为此自豪。小的矛盾和分歧的存在在所难免，任何人都不应当对此大惊小怪。这只是天空中的一片乌云，遮不住中印友谊的灿烂阳光。

我记得我在1978年受到德里大学艺术系师生热情欢迎的那一时刻。全系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欢迎仪式就在礼堂举行。谭中教授与别的一些人坐在主席台上。系主任拉吉尼·科塔里（Rajni Kothari）在欢迎辞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中国向印度学习。1949年之后，则是印度向中国学习。他将这种现象说成是“单向交通”（one way traffic）。我们的印度朋友如此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令人感到欣慰。然而，我愿意指出，根据历史事实，中印之间的互相学习一直是双向交通，从来就不是单向的事。

那么，误解是怎样发生的呢？窃以为有两个原因：

1. 一个强大的宗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而不是相反；2. 一直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们没有作深入透彻的研究。

先谈第一点。起源于印度—尼泊尔的佛教，征服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以其深刻的教义征服所到之地的人心。佛教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影响甚至在今天仍然十分强大。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散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哲学的发展将会迥然不同，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被传入。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忽视。中国没有如此强大的宗教。不错，道教曾经传入印度，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边倒的买卖。

现在谈第二点。这一点，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触及到了。两国的学者们，常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探寻印度对中国的影响，而忽视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年间，我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工作，产生了一些结果。我的意图与狭隘的爱国主义绝然无关。我仅仅意在找到历史真相。空言无益，还是让我举一个很小但却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里指的是砂糖的制造，中国在古代就有甘蔗。在《楚辞》中就有“柘浆”一词，意思是“甘蔗之汁”。这个词在汉代还存在。我们可以看出，人们仅仅懂得饮蔗汁，但却不懂怎样从蔗中制糖。“糖”字在中国出现得很晚。在《说文解字》（公元100年由许慎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字典）中就找不到。这个字出现在《新附》中。这表明，很可能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经开始通过熬蔗汁制糖。一开始，工艺很粗糙。我们从《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得知对摩揭陀的如下记述：

贞观二十一年（647——羡林注），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瀋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这一记述证实，中国从印度学习了制糖术。然而，这种情况在一千多年过去之后发生了变化。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我们有语言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证据。在某些印度语言中，如在印地语、孟加拉语以及其他若干俗语中，cini一词的意思是“白糖”。cini的字面意思是“中国的”。这就引发我们思考印度的“白糖”被叫做cini的原因。从词源学的观点看，人们只能说印度制白糖的技术，是在某时某地从中国学来的。然而，L. 史密斯先生在一篇名为《中国糖？论印地语cini（糖）一词的来源》的文章中，断然否认这 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他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1] 。我 写了一篇题为《CINI问题》的文章，旨在反驳史密斯先生的论调^[2] 。在仔细研究有关证据之后，我得出关于制白糖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到印度的这一结论。这一技术的传入地点是东印度，是经海路传入的。即使全靠语言学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在西印度的俗语中，“糖”一词来自梵语词Sakara，意思是不曾精炼过的红糖。在唐代，中国人称之为“石蜜”。cini词及其异体，现在还流行于中印度、东印度及尼泊尔。根据我的研究，这一技术传入印度的时间，应当在明末清初，约在16、17世纪。欲知详情，请参看上面提到的我的那篇文章。

我过去一直确信我的证据，但又对其不够满意。由于缺乏文献证据，这个问题曾长期萦绕在我的脑际。去年下半年， 我正在撰写《糖史》一书中的“明代白糖的制作与甘蔗种植”一章^[3] ，偶然发现了《明史》三二六卷中记载的有关“榜葛剌”的如下字句：

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

在阅读这些字句时，我感到一种狂喜。这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文献证据吗？所谓“百工、技艺，悉如中国”，很可能包括制白糖的技术。恰好，地点是孟加拉，时间是明代，这就绝对证实了我的发现。这是中国影响印度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研究，如果我们没有刨根问底的精神，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发现。我以前说过，我们两国学者的研究还不够透彻。这个发现，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

白糖的制作只是一个微观层次的例子。一定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也有宏观层次的例子，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应当勤奋工作，以便一个又一个地发现这样的例子，只有到那时，中印文化交流的内容才能繁花似锦，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才能得到加强。在《论语·泰伯》章中有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大家应从这句名言获取教益。

愿从事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们弘毅！

原载Indian Horizons , Volume 43, Numbers1—2, 1994，刘建译

注释：

[1] Smith, "Chinese Sugar? On the origin of Hindi cini (sugar)", 参见Indologica Tanrinensia , official organ of the Inter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anskrit Studies, Vol. X, 1984 Edizioni Jollygrafica Torino (意大利)。

[2] 《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二期。

[3] 《糖史》正式出版时本章更名为《明代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