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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套用期 19世纪末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
二、引发期 20世纪30年代末期—70年代末期
三、探求期 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
（探求期）大约已有二十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下面邢先生又说道：
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
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些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21世纪的任务。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这两点上面都已经说过了。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着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然不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21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1999年6月29日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序
我曾多次声明，我禀性愚鲁，最不擅长也最不喜欢那种抽象到无边无际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学思考。我喜欢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是搞语言研究出身的，做学问喜欢考据，那种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的现象，我认为是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我“老夫聊发少年狂”，侈谈东西文化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近哲学思考，是我原来所不愿谈的。“怪论”一出，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他属于后者。古语云“惺惺惜惺惺”，我在窃喜之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
我的“怪论”是不能成龙配套的。我讲四大文明体系，又讲东西两大文明体系，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讲综合思维模式和分析思维模式，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预言”21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融合而以东方为主的世纪，最后还讲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制造了许多弊端，弊端不除，人类生存前途将会异常艰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名之曰“怪论”，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我自己实际上并不认为有什么“怪”，我认为，人类只要还有理性，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高人说我论证不足，说老实话，我讨厌你们那一套“哲学”论证，与其说我是在搞哲学，不如说我是在作诗。但是我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浪漫主义的，更决不会是什么朦胧诗。我的这些诗作，击节者有之，厌恶者也有之。对赞成者我感激，对反对者我恭谨阅读他们的文章；但是决不商榷，也不辩论。因为这些议论是非与否，只有将来的历史发展能够裁决，现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来似乎振振有词，高深莫测；但大多仍然都是空话。同空话辩论，“可怜无补费精神”，还不如去打牌，去钓鱼。只是有一位学者的议论，我还是要引一下，目的只在于“奇文共欣赏”。这位学者说：
《黄帝内经》成为最高医学，“千年秘方”成为万应灵药。学习古代是学问，研究现代不是学问。“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21世纪。（《群言》，1999年第6期）
请问这一位学者，你懂得什么叫“天人合一”吗？你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呢？还是张载的“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至于“千年秘方”，里面难免有迷信的成分，也决不会缺少老百姓用性命换来的经验。当年鲁迅一笔抹煞中医，为世诟病。不料时至世纪末又见有自命为非“冬烘”的洋冬烘、真正“科学主义”的信徒，挺身出来说出这样非“科学”的话，我确实感到吃惊！
我这一番话有点违离了自己的原则之嫌，赶快打住，还是来谈赵杰的文章。
赵杰教授在《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中多次谈到要繁荣蒙古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二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颇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至中国，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说有多少独特出众的成绩，那就很难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就是想同他们比肩，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至于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习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真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么书上读到，汉族大诗人袁子才（枚）太史曾充任教满文的教师，而满族人自己则无满文大学者，实在令人吃惊。反之，满族却出了几个用汉文写作的大文学家，比如纳兰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归入这个范畴。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在中国，建国以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敦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赵杰同志本人曾在满族学方面下过一些工夫。他的成就，我非内行里手，不敢妄加评断。只是这种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继续努力，万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功夫，庶几能真有所成就。
谈到韩国学，则颇令人气短。南北朝鲜国内研究的情况，我不清楚，不敢乱说。前几年，我曾见到过一本德国学者写的论朝鲜文的著作，洋洋数百页，由于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没甚措意，至今连书名、人名都已不复记忆，实在是一件让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据我浅见所及，我们连朝鲜文确切的系属都还没能弄清楚，它可知矣。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样艰苦的工作，我只有寄希望于好学深思不务虚名的年轻的学者了。
原来只准备写几句话，不意一下笔就不能自已，竟写了这样多，我的用意其实也颇简单。古时欧几里德对一位皇帝说：“几何学中没有御道。”我现在移赠青年学者：学问中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巅。
1999年7月14日
《家居北京五十年》序
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古都。古代的事情且不必说，从15世纪初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明清两代相沿未变。只是到了现代，国民党政府曾一度将首都移至南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又定都于北京。因此，我们可以说，将近六百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北京基本上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谓“首善之区”。
这是北京的光荣，这是北京人的骄傲。
但是，倘若仔细分析起来，这六百年的发展并不平衡。根据我的看法，粗略地说，这六百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占去550年，后一段占去50年。无论是从外貌上来看，还是从精神上来看，后一段的变化远远超过前一段。城墙拆掉，牌楼推倒，街道越拓越宽，大楼越盖越高。记得“文化大革命”前，老舍先生亲口对我说：“几天不出门，再回家，就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了。”再回想远一点，六十多年前，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老百姓口中有一联诗：“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刮风天出门，回来后满脸灰尘，蔽目盈耳。北大沙滩的红楼是北京呱呱叫的高楼，有轨电车稀里哗啦地响在马路上。说到吃的东西，冬天只有大白菜、土豆、萝卜老三样。黄瓜是席上珍品，在冬天只有前门外的六必居能买到，装在蒲包里，外贴红签，一条值大洋一元二毛，够我们学生十天的饭费。
然而，今天怎样了呢？北京人人都看得见的，餐桌上的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不必细说，专就蔬菜来谈，黄瓜整年都有，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蔬菜，几乎天天都有新品种上桌，连我这个在国外呆过十多年的老牌留学生都瞠目结舌。但是，天底下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我们的舌头已经变得越来越麻木，吃什么东西都不感到特别鲜美，连冬天吃黄瓜也无复当年的味道。欲求美味，只有到回忆里去寻找了。
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大都有怀旧的癖好。中国的诸子百家莫不皆然。儒家怀念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道家怀念“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晋代的陶渊明认为“羲皇上人”是理想的人物。我曾提出一个“理论”，怀旧有时候能净化人们的灵魂。不管是回忆欢乐的事，还是愁苦的事，都能起到这个作用。连回忆自己在牛棚里随时听到“混蛋！”、“王八蛋！”、“妈的×！”的叱骂声时，也都会产生一点“甜意”，因为这再也不会有了。时间的距离可能在里面起了作用。
书中的一百多篇回忆文字，我一篇都没有读过。根据介绍，他们的故事有的清秀隽永，有的玲珑雅致，犹如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图画。我是相信这样的介绍的。因为，我在上面已经讲到，欢乐的事和愁苦的事，回忆起来都能予人以美感。我自己不是北京人，但是“家居北京五十年”的资格，我却是有的。我在北京的50年不是风平浪静的，有惊涛骇浪，有柳暗花明；有黑云压城，也有春光旖旎。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总免不了感到温馨。我们要把这个50年同以前的550年区分开来，爱我北京，就是爱我祖国，未有不爱北京而爱祖国者。回忆也不可能没有遗憾，比如北京拆掉城墙，对众多的人来说，就是一件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不犯错误。明张岱说：“人无疵者不可岱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初读似颇荒唐，细味极有道理。即使北京有遗憾，我们还是要爱北京的，我们还是要爱祖国的。
1999年7月16日
《缀玉集》自序
书名《缀玉集》，并不是说，我的文章是玉，而是说，选者的眼光是玉。我舞笔弄墨六七十年于兹矣。文章的数目颇为可观，但是真正自己满意者极少。不同出版社出版过一些选集，难免有所重复，这有点对不起读者。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因而多次拒绝。但是出版社振振有词，说是“我们省里就难得买到你的书”，又亮出了十二亿多人口的招牌，令我无法招架。
可是，这一本选集中的文章全由编者选出。我大体上看了一下目录，我颇为惊愕：别的选本常选的我那一些属于“老几篇”的文章，此书基本上全没有选，所选的全是我意料不到的。惊愕之后，我不得不佩服选者别具只眼了。我的文章本是石头，可是经过这一选，好像就点石成玉了。故名《缀玉集》。
1999年7月17日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序
最近几年来，我提倡一种“送去主义”，意思是，我们祖先发明的许多好东西，比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等，早被外国人“拿去”了。今天我们仍然有许多好东西。但是，西方人自产业革命以后以“天之骄子”自居，受过我们的恩惠一事，他们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这些好东西他们也不来拿。中国的饭菜，他们觉得味道还不错，忙不迭地拿去了。我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现当代的，他们却不大肯垂青。我个人觉得，这现象并不正常。外国文学作品译为汉文，帮助了我们新文学的成长与发展，我们的文学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范围，与国际接上了轨。今天我们的文学也能帮助国外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投桃报李，他们不来拿，我们只有“送去”，这就是我的“送去主义”。
幸而外国的文艺界不全是“排华派”。他们出于不尽相同的考虑与动机，有时候也重视一下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认为优秀的，也授予文学奖。现在这一套丛书就是中国作家获得外国文学奖作品的集成。这些作家可以说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增了光，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促进中外人民的理解与友谊立了大功。我们由衷地对他们表示敬佩，并诚挚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作家能够获得外国的奖，多多益善。
外国给中国作家颁奖这一事实，按照我上面的说法，可以说是外国的“拿来主义”。而在中国方面来说，则是“送去主义”。总之，可以说是“拿来”与“送去”相结合的行动。我也希望这样的行动能够继续不断，多多益善。
我在这里想作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获得外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是优秀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不必再赘述。那些没有获得外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怎样呢？这些作家的数目大大地超过前者，在这些作家中有鲁迅、茅盾、沈从文、老舍、曹禺等等。谁能说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优秀呢？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外国文学奖意义有多么重大，它仅仅是对一个中国作家进行评论时的参照系，不能是主要的标准，更不能是唯一的标准。这一点，我想大家是能够同意的。至于赫赫有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国内有很多的膜拜者。但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我认为，对中国文艺界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只能起到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原因，我们的潜力还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如今之计，我国人民，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作家，应当自强不息，建立信心，不排外，也不崇外，埋头苦干，争分夺秒，我们的国家总会强盛起来的。外国某一些领导人和老百姓，既患了红眼病，又患了白眼病。红眼的就让他们红下去吧，白眼的终会垂下青来的。至于我们作家在下一个世纪能起什么作用，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炼。”只要我们努力不辍，我们文学的光彩终会照亮全世界的。
1999年7月22日
《汤用彤全集》序
国学大师汤锡予（用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虽不是锡予先生的及门弟子，但自己认为是他的私淑弟子。从上大学起，他的著作就哺育了我，终生受用不尽。来北大工作，又有知遇之感。现在，值《全集》出版之际，难道我真的就无话可说，无话能说，无话要说吗？
我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非说不行的。我并不想，也不敢涉及锡予先生的道德文章。在这方面，我只有学习的责任，而无置喙之余地。我所要说的与锡予先生有关，但又不限于他一个人。我所要谈的是我考虑已久，别人也多有所论例的一个问题：学术大师能不能够超越？理科的我不谈，只谈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真正的大师。我的重点是“真正的”三个字，那一些自命为“大师”或者想让别人把自己捧成大师的人，不在我谈论的范围内。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有什么“雏凤清于老凤声”。类似的俗话和诗句，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后人胜于前人，超越前人。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这个意思并没有错。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总会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出现，总会不断有新鲜事物产生，你能说这不是后人胜于前人吗？至于中国古代的儒者和非儒者迷信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陶渊明迷信“羲皇上人”，恐怕主要是从伦理道德方面着眼的。我想，谈到伦理道德，人类恐怕是越来越差劲，这是题外的话了，这里且不再谈。
我过去对新胜于旧的说法一向深信不疑，使我的信念动摇的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我读马克思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魅力”而又“永恒”，不能不逼我深思。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主张新胜于旧的，主张人类总是前进的。希腊神话当然是旧东西，它怎么能永恒又有魅力呢？
我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但自己的悟性不高，终于达不到很高的水平。我觉得，在地球上突出一些高山，仅仅一次出现；但它们将永恒存在，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中，不论中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诗人和学者，他们也仅仅一次出现；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高山，比如喜马拉雅山、泰山、华山等等都是。论诗人和学者，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诗人。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学者或思想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也可以举出一些来。他们都是仅仅一次出现的，拿他们同高山相比，也是不可超越的。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在上面强调了仅仅出现一次和不可超越，希腊神话就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仅仅出现一次还不行，仅仅出现一次必须是伟大的精粹的东西，才能不可超越。那些低矮庸陋的人物和事件，也都是仅仅出现一次的。但是他们和它们有什么值得超越的价值呢？他们和它们自己就会化为尘埃，销迹得无影无踪。
专就人物而论，他们之所以不可超越，是由于他们的伟大。若就对大自然，对人类社会，对人类自身的了解而论，古人不管多么伟大也比不上现代的人。李白、杜甫、王羲之、贝多芬、达·芬奇等等，不但不懂电子计算机，他们连原始的火车都没有见过，他们的伟大决不是靠这些东西，而是靠他们的天才。现在，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连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东西，都比古代中外大师、大诗人、大学者、大音乐家、大画家等等要多得多。但是，除非他们是一群疯子，有谁敢称超过了李白、杜甫等的诗歌，孔子的思想，贝多芬的音乐，达·芬奇的绘画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今后不会再有不可超越的大师出现了，大师还会出现的。我想改一改赵瓯北的诗：“江山代有大师出，各领风骚无数秋。”
我在上面绕了很大一个弯子，刺刺不休地说了些别人可能认为是梦呓而我自己则认为是真理的话。这些都是楔子，我的目的是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的问题。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西方学术思想和哲学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出现了少数大师，都是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也同样是不可超越的。
我在上面多次讲到“不可超越”，是不是指的是学术到了这些大师手里就达到了极巅，达到了终点，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学术会永远存在的，学术会永远发展下去的，只要地球存在，就有学术存在。但是，学术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不是永远一样的，不是均衡的。在这一条大路上，不时会有崇山峻岭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有新材料被发现，有新观点出现，于时夤缘时会，少数奇才异能之士就会脱颖而出，这就是大师。大师也并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能看到，又都能解决。大师解决的问题也不见得都能彻底，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就这样，大师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永远有问题，永远有大师。每一个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一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一些丰碑就代表着学术的进步，是学术发展的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汤锡予先生就是这样一座丰碑，一个里程碑，他是不可超越的。
1999年7月24日
《南亚丛书》序
自渺茫的远古以来，中国就同南亚各国同处在东亚大陆上。从广阔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邻邦，一向来往频繁，文化交流昌盛。这给彼此的人民带来了幸福与进步。
中国人民是最爱历史的人民，我们无数的史籍中，有大量关于南亚各国的记载。我们的记载不敢说都翔实可靠；但是，总起来看，是比较可靠的。这大大地有利于南亚各国历史的撰写。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惜的是，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中国同南亚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剥削的对象，使我们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顾不暇，没法发展我们之间的传统友谊，连彼此相互的了解也感到困难重重了。
物换星移，时异事迁。最近80年来，我国和南亚的邻国都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又有了继承我们传统的友谊，进行文化交流，发展贸易往来的可能。我们的国家都逐渐富裕起来，而且将会越来越富裕，人民会越来越幸福，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这样一个时机，最重要的事情是促成我们中国与南亚邻邦人民间的互相了解。了解能增加我们传统友谊的分量；了解能为我们之间的友谊增添新的内容；了解能促进我们之间的团结；了解能巩固亚洲以及世界的安定。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怎样才能促进相互了解呢？最简便易行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彼此情况的研究，著书立说。现在推出的《南亚丛书》就正是他们对南亚各国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就是最有意义的著书立说。他们让我为本丛书写几句话，我在兴奋之余写了上面这一些发自内心的话，还望同志们多多指教。
1999年7月24日
《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序
人类生活，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资料，无一不取给以大自然，无一不需要向大自然伸手索取。这是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道理，皦如天日，应该是人人都能理解的。然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的人懵懵懂懂，木然，茫然。
向大自然索取的方式，约略言之，可以有两种：一种是采用强制的手段，视大自然为敌人，要“征服自然”。这可以近代西方国家为代表。一种是用理解的方式，与大自然为友，然后再采用温和的手段，向大自然索取所需要的一切。这可以以中国思想为核心的东方思想为代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不限于儒家一家，道家及其他一些家都有。什么叫“天”，各家解释不一。什么叫“合一”，各家解释也有分歧。我对此有一个“新解”。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宋张载著名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伙伴）也”是众所周知的。
孔子说：“天何言哉！”大自然是不会讲话的，或者说是不讲话的。然而它却能报复，能惩罚。西方的征服自然，诛求无餍，就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例子很多，仅举污染大气、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灭绝物种、破坏臭氧层、乱砍森林，等等，等等。中国虽然有上面提到的那种先进的思想，然而在行动上却未能实践。特别在几十年前歪风狂吹的时代，毁林造田等等一系列荒唐的举动，及今思之，简直令人感到愤慨，感到羞耻。
当前中国的以及世界的情况怎样呢？总起来看，有所改善，有所觉悟，现代世界各国的政府几乎都大力开展环保事业，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根据我的看法，人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认识和觉悟还是很不够的。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大原始森林照砍不误，类似的现象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的，一旦容忍到了极限，大自然勃然发怒，对人类进行报复，到了那时候，人类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要叹息悔之晚矣了。
从诫[1] 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冒，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之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到李后主有点像如来佛那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我看，把这句话移赠从诫，是更恰当的。我相信，“自然之友”的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发展，它带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幸福是无法估量的。一个人在仅有的一生中应当有为有不为。从诫勉乎哉！
1999年8月3日
[1] 从诫：即梁从诫，梁思成之子，著名环境保护专家，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院长。
《中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序
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过叶公超先生所开的“英国散文”的课，读了那些清秀隽永，篇幅不长而韵味无穷的英国散文，大为欣赏。想到中国古人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也想“退而结网”，但却不知道这一张网如何去结。
后来，自己年岁长了几年，识见开阔了一点，我憬然顿悟：自己从小就读的那一些唐宋八大家以及其他家的古文，不就是极其优美的散文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自己舍近而求远，成为一个典型的迂夫子。
我对散文有偏爱，也有偏见。我认为，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广义的与狭义的。广义的散文就是与诗歌相对立的那种文体。狭义的散文则是接近英国人所说的familiar essay，是以抒情和叙事为主的，叙事也不是干巴巴的事实排列，也必须贯之以抒情。至于议论文，有文采的可以归入我心目中狭义的散文内，报纸上的社论和各种形式的报告等等，则只能纳入广义的散文中，与我所欣赏的抒情散文不能同日而语了。
在中国流行的书籍分类法“四库”或“四部”中，经部几乎全是广义的散文，狭义的极少。在史部中，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外，其余几乎都要归入广义的散文。司马迁由于受到了极残酷的刑罚，满腹愤懑，一一倾之于《史记》中，虽系叙述历史事实，感情却流溢于字里行间，成为千古绝唱，其余史籍，间亦有文采灿然者，然而绝大多数只能纳入广义的散文中。子部，除了少数几种外，绝大部分都属于狭义的散文。集部，除了诗唱外，都可以归入狭义的散文中。总之，无论是从数量上来看，还是从质量上来看，中国都是世界散文，特别是狭义的散文的大国。我用不着亲自结网，一张巨大的网已经摆在我的眼前了。
在欧洲，狭义的散文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英国一向是此道大国，谁也无法否认。名家辈出，灿如列星，照亮了英美、欧洲以及世界文坛。德国则极少。法国，除了著名的蒙田外，真正的狭义的散文家较德国为多，而远远比不上英国。这是我个人观察归纳的现象，至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我目前还没有办法来解释。
我为什么对这样抒情叙事的散文情有独钟呢？这可能与个人的审美情趣有关，但是也不尽然。我觉得，一个作者，情与境遇，真情发乎内心，汹涌回荡，必抒之以文字而后已。这样写出来的散文，能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陶冶读者的性灵，使读者能得到美感享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能提高读者的人文素质。其作用与诗歌正等。但是，现在诗歌已受到人们的青睐，由名家学者选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古代诗篇，供中小学生朗读背诵之用，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欢迎。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散文大国千百年来普遍传诵的散文，虽然过去已有不少的选本，如《古文观止》之类，现在还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注意和重视，这个课必须尽快补上。
我们现在这一部散文大系，由于篇幅过多，不可能让读者篇篇背诵。但是，背诵散文，同背诵诗歌一样，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教育方式的内容之一。这个优秀的传统我们必须继承下来。目前我能够想到的办法有二：在本书的基础上由老师或家长选出一二百篇多年传诵的名篇，让中小学生背诵，大学生如果缺这一课，也必须补上。第二个办法就是，由出版社出面邀请著名的专家学者，也以本书为基础，选出一二百篇文章，加出注释，编定出版。编选散文，同编选诗歌一样，都属于“及时雨”的范畴，切望普天下有识之士不要等闲视之。
1999年8月4日
《南极100天》序
南极，一个多么奇妙、美丽，而又多少含有一点神秘意味，还夹杂着一片诗意的地方。普天下，不知有多少善男信女是南极的崇拜者。我老汉行年八十又八，也想滥竽其中。但自知有一个极大的差别：别的老、中、青、少年的善男信女们，有朝一日，说不定有百万分之一，甚至数千万分之一的可能，能够来临南极。至于我老汉，则只能像旧剧中唱的那样，“要相见，除非是梦里团圆”了。
但是，我并不灰心丧气，我有我的办法：不管是报纸上，杂志上，还是书本中有有关南极的报道或者文章，只要是能拿得到手的，我必寻来一读。这些东西大都是干巴巴的叙述，最多只能给人一点理性的认识，能动人心魄者，则绝无仅有。它只能描绘南极的面貌，而南极之神，则无论如何也是找不到的。我虽不满足，然而也无可奈何。只有这样的东西可读，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慰情聊胜无”，只能拿这些东西来满足我的渴望，安慰我的寂寥了。
最近，蒙孙立广教授垂青，把他写的《南极100天》寄给了我，只是全书的一部分。但是，我读了不太长的“引言”以后，立即就发现，这一部书同我以前看到的关于南极的书，完全不是一类的书；在这方面，这是一部空前的书。不但文采斐然，而且内容也极有意义。孙立广教授是自然科学家，当今之世、自然科学家而能有如此的生花妙笔者实如凤毛麟角。只是这一点就不能不令人敬佩了。孙立广教授对文学极有兴趣，而且也有造诣。不然的话，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他的“引言”如吸铁石，一旦被它吸住，就再也摆脱不掉，我只能如饥似渴地读下去，一直到把他寄给我的稿子全读完。我仿佛被孙立广教授带着逛了一趟南极。南极的惊涛骇浪，南极的风和日丽，我仿佛都经受过了；南极有名的企鹅家族，我也仿佛同他共同拜访过了；离开祖国三万里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时那种特殊的激动心情，我仿佛也分享了。我觉得，自己能够同孙立广教授共同“燃起共鸣的篝火”，同他“一起思考”，我的心同孙立广教授一样“在这洁白的宇宙中净化，升华，接受这伟岸的赐予”。对他的赐予是来自南极，来自大自然。对我的赐予却是来自孙立广教授，我应当对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我曾在上面说到，我要想到南极，恐怕“除非是梦里团圆”。可我现在竟仿佛已经到过南极了，我是在“白日做梦”，我的白日梦是孙立广教授带给我的。
书中的一些观点也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比如在“给孩子们的一封信”中说：“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一种和睦相处的关系。”这个观点似乎是本书的主旋律。这也是我多年来鼓吹的一个观点。我曾长长短短写过不少的文章阐释这个观点，这里不再重复。我只指出，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就是要求人和天（大自然）要和睦相处。宋代大儒张载“民胞物与”的学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生存前途的大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1999年8月18日
《人生漫谈》自序
约摸在三年前，我接到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版的编辑贺小钢（我不加“同志”、“女士”、“小姐”等等敬语，原因下面会说到的）的来信，约我给“夜光杯”写点文章。这实获我心。专就发行量来说，《新民晚报》在全国是状元，而且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在全国有口皆碑，谁写文章不愿意让多多益善的读者读到呢？我立即回信应允，约定每篇文章一千字，每月发两篇，主题思想是小钢建议的。我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写点“人生漫谈”（原名“絮语”，因为同另一本书同名，改）之类的千字文，会对读者有些用处的。我认为，这话颇有道理，我确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古代文人（我非武人，只能滥竽文人之列）活到这个年龄的并不多，而且我还经历了中国几个朝代，甚至有幸当了两个多月的宣统皇帝的臣民。我走遍了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应该说是识多见广，识透了芸芸众生相。如果我倚老卖老的话，我也有资格对青年们说：“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长。”因此，写什么“人生漫谈”，是颇有条件的。
这种千字文属于杂文之列。据有学问的学者说，杂文必有所讽刺，应当锋利如匕首，行文似击剑。在这个行当里，鲁迅是公认的大家。但是，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阴霾蔽天，黑云压城的时代，讽刺确有对象，而且俯拾即是。今天已经换了人间，杂文这种形式还用得着吗？若干年前，中国文坛上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并没有怎样认真注意讨论的过程和结果。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对这个问题我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20年内，原先那一种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一次搞七八年，七八年搞一次的十分令人费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变化。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人们的心情感到了舒畅。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天底下闪光的不都是金子。上面提到的那一些方面，阴暗面还是随处可见的。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还有待于改善，丑恶的行为比比皆是。总之一句话，杂文时代并没有过去，匕首式的杂文，投枪式的抨击，还是十分必要的。
谈到匕首和投枪，我必须作一点自我剖析。我舞笔弄墨，70年于兹矣。但始终认为，这是自己的副业，我从未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目中，作家是一个十分光荣的称号，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作家的。我写文章，只限于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都带有感情的色彩或者韵味。在这方面，自己颇有一点心得和自信。至于匕首或投枪式的杂文，则决非自己之所长。像鲁迅的杂文，只能是我崇拜的对象，自己决不敢染指的。
还有一种文体，比如随感录之类的东西，这里要的不是匕首和投枪，而是哲学的分析，思想的深邃与精辟。这又非我之所长。我对哲学家颇有点不敬。我总觉得，哲学家们的分析细如毫毛，深如古井，玄之又玄，玄妙无门，在没有办法时，则乞灵于修辞学。这非我之所能，亦非我之所愿。
悲剧就出在这里。小钢交给我的任务，不属于前者，就属于后者。俗话说，扬长避短。我在这里却偏偏扬短避长。这是我自投罗网，奈之何哉！
小钢当然并没有规定我怎样怎样写，这一出悲剧的产生，不由于环境，而由于性格。就算是谈人生经历吧，我本来也可以写“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文章的，这样谁也不得罪，读者读了晚报上的文章，可以消遣，可以催眠。我这个作者可以拿到稿费。双方彼此彼此，各有所获，心照不宣，各得其乐。这样岂不是天下太平，宇宙和合了吗？
然而不行。我有一股牛劲，有一个缺点：总爱讲话，而且讲真话。谎话我也是说的，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更多的还是讲真话。稍有社会经历的人都能知道，讲真话是容易得罪人的，何况好多人养成了“对号入座”的习惯，完全像阿Q一样，忌讳极多。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当前的社会还是有阴暗面的，我见到了，如果闷在心里不说，便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的文字虽然不是匕首，不像投枪，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某一些人物的疮疤。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树了敌，结了怨，这是我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
至于另一种文体，那种接近哲学思辨的随感录，本非我之所长，因而写得不多。这些东西会受到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哲学家们的指责。但他们的指责我不但不以为耻，而且引以为荣。如果受到他们的赞扬，我将斋戒沐浴，痛自忏悔，搜寻我的“活思想”，以及“灵魂深处的一闪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痛改前非，以便不同这些人同流合污。讲到哲学，如果非让我加以选择不行的话，我宁愿选择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表达方式，不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而是以生动的意象，凡人的语言，综合的思维模式，貌似模糊而实颇豁亮，能给人以总体的概念或者印象。不管怎么说，写这类的千字文我也决非内行里手。
把上面讲的归纳起来看一看，写以上说的两类文章，都非我之所长。幸而其中有一些文章不属于以上两类，比如谈学习外语等的那一些篇，可能对读者还有一些用处。但是，总起来看，在最初阶段，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信心是不大的，有时甚至想中止写作，另辟途径。常言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我意料，社会上对这些千字文反应不错。我时常接到一些来信，赞成我的看法，或者提出一些问题。从报刊杂志上来看，有的短文——数目还不是太小——被转载，连一些僻远地区也不例外。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新民晚报》的威信；但是，自己的文章也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起。这情况当然会使我高兴。于是坚定了信心，继续写了下去。一写就是三年，文章的篇数已经达到70篇了。
对于促成这一件不无意义的工作的《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的编辑贺小钢，我从来没有对于性别产生疑问，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试想钢是很硬的金属，即使是“小钢”吧，仍然是钢。贺小钢一定是一位身高丈二的赳赳武夫。我的助手李玉洁想的也完全同我一样，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通信三年，没有见过面。今年春天，有一天，上海来了两位客人。一见面当然是先请教尊姓大名，其中有一位年轻女士，身材苗条，自报名姓：“贺小钢”。我同玉洁同时一愣，认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连忙再问，回答仍然是“贺小钢”。为了避免误会，还说明了身份：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编辑。我们原来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却是一位妙龄靓女，我同玉洁不禁哈哈大笑。小钢有点莫名其妙。我们连忙解释，她也不禁陪我们大笑起来。古诗《木兰辞》中说：“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是古代的事，无可疑怪。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上海和北京又都是通都大邑，竟然还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我们难道还能不哈哈大笑吗？这也可能算是文坛——如果我们可能都算是在文坛上的话——上的一点花絮吧。
就这样，我同《新民晚报》“夜光杯”的文字缘算是结定了，我同小钢的文字缘算是结定了。只要我还能拿得起笔，只要脑筋还患不了痴呆症，我将会一如既往写下去的。既然写，就难免不带点刺儿。万望普天下文人贤士千万勿“对号入座”，我的刺儿是针对某一个现象的，决不针对某一个人。特此昭告天下，免伤和气。
1999年8月31日
《中国文化书院十五周年华诞纪念论文集》序
普天之下，从来没有完全笔直平坦的道路，一个人，一个学术团体，所能走的道路，都不是完全笔直的，绝对平坦的。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当然不能例外。回想15年前，为了认真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北京大学哲学系几位老中青教师，振臂一呼，就呼唤出一个中国文化书院。创业维艰，筚路蓝缕，凭着满怀壮志，一腔热血，不畏艰苦，一往无前，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风风雨雨，颠颠簸簸，终于走到了今天，罗致了一批在海内外广有声誉的专家学者，还有了一个优美固定的院址，颇成气候了。
这样的15年是值得庆祝的15年。
从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来看，几千年来一向是两条腿走路的，一公一私，而又以私为主。私人办的通称书院，历代真正的大学者多出身于书院，或者自己办书院。这种例子，俯拾即是。近一百多年以来，欧风东渐，中国才开始官办大中小学，私人办学的那一条腿逐渐萎缩，到了建国以后，竟完全禁止了。根据我个人和许多人的看法，这不是明智之举，大大不利于中国学术和教育的发展。幸而，最近几年以来，当局施行了明智的政策，允许私人办学。对我们中国文化书院来说，这实在是空前的良机，必须想方设法加以利用的。
顾名思义，我们书院是研究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狭义的文化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而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都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我们中国文化书院所礼聘的正是这样的一些学者。我们的导师不限于中国大陆，港、澳、台，甚至国外，都有一些。这是极可宝贵的一个学术群体，对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交流，增强学者间的了解，加深民族间的友谊，我们都做出了一些可贵的贡献。
过去的15年，是书院辉煌的15年。
眼前的政治环境，对我们极为有利，它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的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把我们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准备创办一所大学，汤一介院长已经致函各位导师及有关人士，征求意见。我们还准备聘一些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为本院导师，以免后顾无人之忧。办大学，走的是西方化的道路，聘导师继承的是中国国有的传统。我们将努力把两者结合起来。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的历史悠久的大学尚矣，白鹿洞书院、东林书院等中国传统的学术机构光辉犹存。两者不可偏废。20年代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虽创办仅四五年，而人才辈出，虽有研究院之名，其精神实与古代书院暗合。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值得令人深思的事情，其经验必须予以慎重而实事求是的总结。
现在15年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坎坷不平，将来要走的道路也绝不会一帆风顺。回顾过去，感创业之维艰；瞻望前途，又见未来之辉煌。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决不会为困难而萎靡不振，也决不会为胜利而狂傲自得。我们走在大路上，一步一个脚迹。我相信，在我们将来庆祝创办20周年或更长的时间时，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将会以越来越新，越来越成熟的面貌，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辉煌。
1999年9月1日
《汉学研究》序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拿来与送去是两个表面上似有矛盾而实则有紧密的辩证关系的概念和行动。拿来，就是把别国的文化精华拿了过来，为发展本国的文化提供活力。送去，就是把本国的文化精华送了出去，供别的国家发展自己的文化使用。两个概念不是绝对的，以我为主就是拿来，以别国为主就是送去。二者有时候是难解难分的，拿来和送去的东西，有时并不是精华。殖民主义者最初送给我们的是鸦片，其动机是自己谋利而毒害我国人民。这不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最近几年以来，我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和会议上都提出来了一个从没有人提过的观点，这就是：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今天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文化交流的范围，是广阔无垠的。上至天文、地理、宇宙、人生，下至草、木、虫、鱼，以及琐细的日常用品，无一不在交流范围以内。空言无补，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们现在餐桌上蔬菜的品种日益增多，白菜、萝卜加土豆的老三样时期早已不存在了。这不是交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对内对外进行文化交流。对内，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对周边国家进行交流。最有意义的是同西方国家进行交流。我个人认为，世界文化体系繁多；但是，统而言之，无非是东西两大体系。东方文化体系以中国和印度为核心或者主体。西方文化体系，自古希腊和古罗马起，下及今天的欧美文化皆属之。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进行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我们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与繁荣。
在中国汉、唐时代，文化发展如日中天，我们既有广阔的胸襟，尽力吸入外来的，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又慷慨大度，毫无保留地把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成就，送给了西方和东方，罗盘、火药、造纸、印刷是其中荦荦大者，至于较小的如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科技的发明创造，都传遍了整个世界，以其辉煌照亮了全人类前进的路程。
但是，正如世界上万事万物总都在不停地变化一样，文化交流的走向也在变化。西方自从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近二三百年以来，西方文化无远弗届，连最偏僻的地区也难逃脱。中国汉、唐时期的灿烂辉煌，早已被人们遗忘，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都是如此。这种现象我称之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有一个事实，常常被人忽略：西方近代文化带给人类的不是只有幸福与进步，也有灾难与弊端。这些弊端多种多样，略举数例，以明真相：大气污染，臭氧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爆炸，生态平衡破坏，淡水资源匮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世界上所谓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西方以外的国家，把西方的好东西化来了，西方文化造成的这些弊端，威胁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也随之化来。我认为，人类正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救之之方，只有一个，就是利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济西方文化之穷，人类庶几能免于灾难的威胁。
但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大千世界中寥寥无几。西方绝大多数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二百年前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对西方工业化能产生灾害的预言，现在几乎没有人再记起了。他们以“天之骄子”自居，把西方以外的其他民族都视为劣等民族，狂妄骄纵，不可一世，似乎是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在西方就是亚当和夏娃——以来，一向就是这样。他们的祖先曾接受过中国文化的恩惠，他们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同他们谈起这个问题，有如谈“天方夜谭”。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要他们来拿中国文化，有如对牛弹琴。另一方面，中国眼前能送去的东西，除古代文化外，也真不多。不仅此也，一些中国青年还患上了“崇洋媚外”的毛病，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现在的东西文化交流，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独流。这大大地不利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不利于人类的前进。
所幸在西方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中，还有一些人“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人数虽少，意义却大，这一小部分人就是西方的汉学家。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他们爱上了中国文化，由爱中国文化进而爱上了中国。我个人颇结识了一些西方的汉学家。他们术业有专精，造诣有高低，但是都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西方狂妄自大的社会中，有如鹤立鸡群。我现在敢于预言：到了21世纪，阴霾渐扫，光明再现，中国文化重放异彩的时候，西方的汉学家将是中坚人物，将是中流砥柱。
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的汉学研究一向是重视的。但是，过去只限于论文的翻译，只限于对学术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与借鉴。至于西方汉学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所怀的特殊感情等等则注意还不太够。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中国文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全体人类所能够起的作用，认识渐渐加强。我们中国人一方面仍要拿来，一方面又仍要送去。因此，对西方汉学家的作用必须重新认识。许多大学都开办了汉学研究所一类的机构。中国语言文化大学独具慧眼，创办了《汉学研究》杂志。这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主编阎纯德教授索序于我，我乐而写了上面一些肤浅的话，就算是序吧。
1999年9月30日
《澳门史》序
过不了多久，离开了祖国怀抱将近五个世纪的澳门就将回归祖国了。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对于国家的领土，一向抱有金瓯无缺的希望，他们为这个崇高的理想奋斗，拼搏，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我们今天的十二亿炎黄子孙，也同样怀有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可惜我们中华民族躯体上还保留有西方殖民主义留下的毒瘤，面积虽少，痛苦却大，是我们绝难以长期忍受的。去年，香港回归了；今天，又轮到了澳门。从此以后，我们真正是金瓯无缺，我们神州大地焉能不载歌载舞，普天同庆呢？
值此关键时刻，我们中葡两方面的人民和学者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既做过一些聪明的事，有益的事；也做过一些愚蠢的事，有害的事。聪明的事，有益的事，我们应当继承发扬。愚蠢的事，有害的事，是历史垃圾，垃圾就是垃圾，我们要起而铲除之，也让它们留在我们记忆中，作为反面教材，时时为我们敲响警钟。
但是，五个世纪前葡萄牙占领澳门这一件历史事实的性质，却必须弄清楚，决不能含混。稍有理智的人都必须承认，其性质是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是犯罪的行为。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中国《宋史》中说，吕端大事不糊涂。葡萄牙侵略、掠夺中国是一件大事，决不容许我们糊涂的。
我在这里决非想秋后算账，要今天的葡萄牙人民承担这个罪状。不，不，绝不。今天的葡萄牙人民是无辜的，他们不能为他们那一小撮祖先干下的坏事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民也是葡萄牙人民的朋友，我们共同的责任是向前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必须继续发扬光大我们的友谊，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增强人民间的友谊，为了人类未来的幸福。
至于一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几位葡萄牙学者仍然顽固地为他们祖先的侵略和掠夺的行为辩护，为他们涂脂抹粉，我们也不必过于介意。他们是受了民族偏见的害，中了历史偏见的毒。有朝一日，他们会醒悟过来的。在我们眼中，他们不是可恨的，而是可怜的。
最近几年以来，由于澳门回归的日期渐渐临近，中国一些学者关心这个问题，写出了不少的论文和专著，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增添了我们的知识。据浅见所及，其中用力最勤，成绩最大的，当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黄鸿钊教授。他的《澳门史纲要》曾出过两个版本，一在香港，一在大陆，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黄先生意犹未足，又继续搜集资料，甚至不远万里，飞到葡京，穷收博采，在资料搜集方面，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把原著从十几万字扩大到了二十几万字，写成了现在这一部稿子。蒙黄先生厚爱，驰书于我，并附上了全部稿子，要我写一篇序。在惊愕之余，继之以感激，终之以迟疑。我对澳门历史实为一知半解，哪里敢承担这样光荣的任务呢？但是，在我翻读了稿子，特别是“导言”和“后记”，我决意拿起笔来。感黄公之厚意，愧一己之庸鄙；不避佛头着粪之讥，力尽探幽发微之责，诚望黄先生和海内外专家不吝匡正。在中国人民普天同庆的欢乐的海洋里再努力添上一勺半勺的水，不亦乐乎！
1999年10月21日
《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序
近若干年以来，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颇为自信的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文化交流的范围极为广博，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旮旮旯旯，下至草木虫鱼，花果菜蔬，无一不在交流范围以内。但是，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在众多的交流对象中，文学交流历时最久，领域最广，影响最大，追踪最易。文学交流中包含民间文学，比如寓言、童话、小故事等，都是民间老百姓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同其他文化交流对象一样，最少保守性，最少保密性，一旦被创造出来，便立即向外传播，不分天南和海北，不分民族和国家，无远弗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我只举一个以概其余。19世纪德国比较文学史大家T.本费埃（Benfey）追踪印度著名的寓言童话集《五卷书》，写成了一部巨著，描述了《五卷书》在大半个世界流传演变的情况，其国家之众多，语言之繁杂，头绪之交叉，线索之迷离，真令人惊诧不已，谁也不会想到一部简单的寓言童话集竟会有这样大的生命力，竟会有这样的迷人感人的力量。像《五卷书》这样的事例，研究中外文学交流的，特别是中外民间文学交流的专家们都知道得很多很多。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民间文学的交流实居首位。《五卷书》确实没有以整本书的形式传入中国，但是其中的一些寓言、童话和小故事，确亦传入中国，在中国民间故事以及文人的创作中，在极其悠久的历史上，蛛丝马迹，确能寻出。
回溯一下两千多年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在先秦时期已有外国文学传入的痕迹，主要是印度文学。例如，“狐假虎威”的故事见于《战国策》。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看上去都不像是中国土产。这一点西方的汉学家早就指出过。可能受外国影响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楚辞》，《离骚》已有一些域外的色彩和词句，《天问》中特别突出，其中一些类似荒诞的神话，与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文学创作，迥异其趣。有人怀疑是来自域外，特别是印度，这种怀疑是极有根据的。估计这些神话传说不是通过当时还没有开辟的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而是通过那一条滇缅道路，这一条道艰险难行，却确实是存在的。
到了汉代，由于丝绸之路的凿通，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中国对于输出文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来是不吝惜的。我们大度地把我们的四大发明送了出去，这些发明对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我们对吸取外来文化也决不保守，只要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管来自何方何国，我们都勇敢地拿过来为我所用。肇自汉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彰明昭著的证据。但是，在文学交流方面，却找不出很多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而是我们的探讨研究工作还没有到家。印度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汉三国时代的译经，可以算是文学交流的一种形式。
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中原板荡，众多的民族逐鹿于北疆，宋、齐、梁、陈偏安于南国；然而文化交流却并没有停止。在文学交流方面，主要是输入，输入又主要来自印度。在印度的，多半是随着佛教进来的影响，中国汉语文学创作增添了很多新内容，名目庞杂的鬼神志怪之书大量出现。此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之颇详。连伪书《列子》中都有印度的故事，至于对诗歌创作至关重要的四声，本是中国汉语中所固有的东西，可是，我们以前对它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也由于印度古典文献的启迪，终于被发现了，被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了，这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也不能算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
唐代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朝代，兵力遍及西域，从而保证了丝路的畅通。首都长安几乎成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之兴旺频繁。在文学交流方面，也同样可以看出非常活跃的情况。唐代传奇颇受印度文学的影响。王度的《古镜记》从内容到结构形式，都能够找到印度文学的痕迹。至于那些龙女的故事，当然都与印度文学有关，因为龙女本身就是一种舶来品。对此，霍世休作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也有人主张，连韩愈的《南山》，在结构方面，都受到了一些印度的影响。在其他方面，外来的成分也可以找到一些，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唐代以后，经过宋、元、明，中外文学交流一直没有断过，不过不像六朝和唐代那样显著而已。明末清初，是中外交流的一个空前转折时期。过去的交流，东部以日本为主，西部以印度、波斯为主。到了此时，欧风东渐，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以欧洲为对象了。天主教取代了佛教的地位，澳门成了主要的交流通道。交流对象以天文历算、科学技术为主，其间也杂有文学艺术。有人考证，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已于此时传入中国。绘画方面，有郎世宁的作品，技巧是西方的，有时也流露出一点华夏画风。到了19世纪，中西双方相互摸索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已经大为增强了。中国方面少数有识之士，比如林则徐、魏源等等，冲破了闭关锁国的桎梏，张开眼睛看世界，喜见西方世界之昌盛，深感夜郎自大之可笑，遂锐意介绍，积多半之努力而纂成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此书在日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据说，此书对1868年的明治维新也不无贡献。在中国方面，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表现出中国一部分开明人士向西方寻求救世良药的努力。这个运动最初效果并不十分显著，但它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是无法抗御的，它自然会持续发展下去，一直到了20世纪。
20世纪是公元第二个千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人类社会的进步速度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好像物理学上物体下坠的定理一样，速度越来越快。就拿20世纪之初和世纪末相比，其速度也是极为悬殊的。现在的地球已经小成了一个“地球村”，虽相距千里万里也能朝发夕至。因此，文化交流，其中当然包括文学交流，越来越方便，越来越频繁，效果也越来越显著。在李岫教授等写作的这一部《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对文学交流的方方面面都作了细致深刻的叙述和分析，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值得我们大大地予以赞扬的。
文学交流的意义何在呢？我个人认为，物质方面的文化交流能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文学交流则属于精神方面的文化交流，它能提高世界人民的精神境界，能促进世界文学创作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能促进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相互了解，增强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而最后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世界人民，不管肤色多么不同，语言风习多么歧异，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他们要安定，不要祸乱；他们要正义，不要邪恶。20世纪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坏的榜样，一百年内，狼烟四起，战乱不断，两次世界大战震古烁今。有的大国，手握原子弹和指挥棒，以世界警察自命。这些邪恶现象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转瞬21世纪即将来临，这邪恶现象必将会继续下去。遏止之方不是没有，但是最重要的还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文学交流是沟通人们的心灵和加强团结斗争的重要渠道。
1999年12月8日
《敦煌吐鲁番学论稿》序
柴剑虹兄又把他多少年来撰写的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结为一集，准备出版，索序于我。这无端引起了我的喜悦和反思。为什么喜悦呢？这用不着多说，一个读书人能够出文集，多么淡泊名利的人也不会不为之欢喜的。连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在编成了十五卷诗集以后也不免“气粗言语大”，何况吾辈凡夫呢？朋友要出版文集，我当然会为之欢欣鼓舞的。至于集中的文章，我曾读过一些。我除赞美外，不敢赞一辞。
“反思”又从何而来呢？这牵涉到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历史，要多说上几句。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敦煌学界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陈寅恪先生认为敦煌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我个人也曾宣扬过这个说法。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文章作者及篇名均已忘记——说陈先生不是这样主张的。我赶忙查了查原文《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才恍然大悟，这位作者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自己和一些学者却是错了，这都由于自己读书粗心所致，不敢推卸责任。陈先生的原文是：“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下面又说：“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寅恪先生的根据是，敦煌藏经洞中所发现之文献，虽被国外学者盗走，又被中国私家瓜分，但是存留下来的仍然不少，而且多有极珍贵者，中国学者应当利用这些资料，努力研究，“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先生用心良苦，倘若我们能做到的话，那就不能算是“伤心史”了。可是，八九十年以来，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我们并没有能够做到，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称之为“伤心史”，也未始不可。回顾建国前的几十年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敦煌学这一块，在国外一些国家中已成显学的园地上，我们国内只有几位先知先觉者在辛苦耕耘，人少力薄，不可避免地招来了外国的揶揄。某国一个敦煌学者公开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我们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这是“伤心史”，不是正恰如其分吗？我认为，这是我们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幸而近二十年来，我国敦煌学界已经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雄心在抱，英气内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集资料不远千里万里，写文章不惜千锤百炼，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不少质量相当高的论文和专著，令世界同行们刮目相看。上面说到的那一位口出狂言的某国学者连忙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那样几句话。于是本来可以成为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就此平息下去，没有一刀一枪，而双方皆大欢喜。后来我在一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年会上信口提出了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受到了与会的中外学者一致赞同。不管怎样，中国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伤心史永远结束了，岂不大快人心吗？
我个人认为，在这一批中青年的敦煌学者中，柴剑虹就占有一席之地。在结束中国的伤心史方面，他也立了功。所以，他的文集的出版才能勾引起我的喜悦和反思，我高兴写这样一篇序。
1999年12月14日
《世界遗产大典》序
再过几天，一个新的世纪和新的千纪就会降临人间。在这千载难遇的关键时刻，我认为，全世界有识之士，特别是各国的大权在握的领导人，都应该认真回顾和反思，反思过去一百年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自然界发生的变异。能反思一千年，当然更好；但是那太遥远了，太复杂了，一时难以反思得很周密。
我绝不敢以有识之士自居，但我却确实认真反思了。反思的结果怎样呢？说句老实话，结果十分糟糕。在人类社会中，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科技、医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方面，人类都有辉煌的成就，其辉煌程度远迈千古。但这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却弊端多如牛毛，举其荦荦大者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出洞、淡水匮乏、人口爆炸、生物灭绝、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或祸害中如有一项不能铲除，则人类生存的前途就会受到威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则是强凌弱，众暴寡；正气不彰，邪恶横行，人类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发展到了极致；今天狼烟起于西，明天烽火兴于东，百年以来，没有一天没有或大或小的战争，而两次世界大战，震古烁今，杀人盈野，血流成河，人类简直赶不上畜类。今天，一百年即将过去，但是，弊端与祸害却是有增无已。帝国主义好战分子，手持指挥棒，今天制裁这个国家，明天制裁那个国家，企图继承法西斯分子的衣钵，征服世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在此爆竹一声除旧岁之际，人民本来希望人类的良心能够重振，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也能除旧布新。但看来是绝无希望了，我们只能把这些弊端与祸害带入新世纪了。岂不大可哀哉！
有什么办法没有呢？有什么希望没有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的。但决不能只是徒唤“哀哉”，那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扭转当今世界上这种危险的趋势，除弊端而趋祥和。我们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这一件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决不能掉以轻心，认为只不过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这样想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进行这一项工作时，我们决不能寄希望于外国的政治家们，不管他们眼前有多么大的权势，但是，这一批人心怀叵测，言行不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波诡云谲，唯知利己；要想让他们做有利于世界人民的事情，无异于与虎谋皮。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像《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想砸掉脖子上的枷锁，全靠自己。
我自己在这方面几乎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忧患意识极强，而具体行动则是没有的。旧日的所谓“书生”，今天的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过去被人称为腐儒，现在在一段时间内又被人曰为“老九”。但是，现实证明，所谓有识之士却多出于知识分子群中。我们嘴中有三寸不烂之舌，手里拿着毛锥，现在则是钢笔和圆珠笔，切不可小看这几件东西，有了它们，我们就有了用武之地。我觉得，我们要做一点类似启蒙的工作，把危险和希望都实事求是地告诉全世界的人民，让他们了解到，今天的地球已经小到成为一个“地球村”，村中住着将近二百个国家，成千上万个民族。不管你想到没有，我们这一大批国家和民族，同处在地球这一艘诺亚方舟上，我们只能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只能同舟共济，决不能鹬蚌相争；我们需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友谊，我们拒绝的是相互的仇恨和伤害。对待大自然，我们决不能像西方那样“征服自然”，对自然诛求无餍，以致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总之一句话，中国宋代大哲学家主张“天人合一”学说的张载说过几句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至理名言，我们都要认真遵行，不允许丝毫阳奉阴违。
能做到上面说的这一些事情，是万分困难的。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下手，分工合作，细大不捐，庶几能有所成就。各个方面的组织和人物也应该通力合作，达到同一个目的。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我认为，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虽然在半个世纪以来，联合国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总的来看，它不能说是成功的。同居一厦之内，而各怀鬼胎，微笑握手，暗想拳经，这样的组织，焉能有成！联合国所属的教科文组织却做了不少好事情，比如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又制订了《世界遗产名录》，就是其中最富有深远意义，有利于世界人民的盛举。这一部《世界遗产大典》，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对每一项已被批准的遗产作了科学性与可读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叙述，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这一部大典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认为，中国人读了这一部书，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到世界是一家。比如说，长城和泰山等是在中国，它们是中国的，但同时它们又是世界的，世界各国的人民都能到中国来欣赏这些文化和自然遗产，得到美感享受，长城和泰山的恢弘和雄伟会震慑从而净化他们的心灵。金字塔在埃及，它是埃及的，但同时也是世界的。不管哪一个国家的人到了埃及，看到了金字塔，都会有同看长城和泰山一样的感受。其他所有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都会起同样的作用。这些遗产可以帮助世界人民增强相互了解和友谊，感到人人都是地球村里的人，只能团结友爱，不能互相仇视。当然，只靠几百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是绝不能完全达到上述目的的，我们还必须做很多的其他工作，才能有所成就。但是，长江大河不遗涓涓细流，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就算是细流吧，也自有它们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名中用了“保护”二字，《世界遗产大典》的“前言”中也用了这两个字。但是，我认为，保护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达到我上面再三阐述的全世界人与人一体，人与大自然合一的认识。
总而言之，我觉得，只要我们认识明确，众志成城，那些被带入新世纪的弊端和祸害，会逐渐被铲除掉的。
1999年12月22日
《七星文丛》序
渭渠来信，要我为《七星文丛》写一篇序。写序是平常的事，渭渠的要求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这个要求来得却不是时候。
我最近接连读了几篇文章，不约而同地对写序一事大张挞伐，请人写序的人有罪了，出版有序言的书的出版社有罪了，连写序的人本身也有罪了。我是一个写序颇多的人，读了以后，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但是，人家的话又不无道理。思忖之余，下定决心，改邪归正，回头是岸，从此再不写序。
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渭渠的信来了。
怎么办？
“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经过仔细地推敲考虑，我觉得，报刊上攻击写序的文章其核心问题是“名人”二字。作者想请名人为自己涂脂抹粉，出版者想以名人为幌子，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的出版物开拓市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指摘却与《七星文丛》无论如何也挂不上钩。七位作者本身都已是名人，是学者而兼作家的名人。他们绝对用不着我这个“名人”为自己增光添彩，他们自己的光彩已经足够用了。他们是无所求于我的。
那么渭渠又为什么要我写一篇序呢？
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国历代的文人学士都有同声相求，同气相应的传统。几个能谈得来的素心人，结成了有组织形式或者没有任何组织的小团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见面时聊上几句，在俗务缠身中得到一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乐。有益于己，无害于人，亦人世中之一乐也。
我确实不知道，渭渠等七星是否像我上面说的那个样子；但是，文章能结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文丛”，其中必有缘故。中国人常说“翰墨因缘”，至少他们七个人是结成了这种翰墨缘的。不但此也，他们七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都闪出了光芒，收在文丛中的文章，不过是他们专业以外的余兴。但是，我相信，这些余兴也同样闪出了光芒，七星共闪，光芒更大，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读者有福了。
这七星中，至少有五星可以说是我的朋友。这一点渭渠或许是知道的。就算是星吧，我已经年将届九旬，是一颗即将失掉光芒的老星。七少一老，我这一老没有能置身七星中；但是，七星的文章，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余兴的，我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一些，我对他们的人格和文格是知道的。现在渭渠让我同他们结成翰墨因缘，对于我来说，这是莫大的幸福。言念及此，我在上面提到的关于写序的一些思想障碍一扫而空。我下定决心不想写的序，也绝不是现在这样的序。于是我立即毁掉我刚刚立下的回头是岸的誓言，写了这一篇序。
至于《七星文丛》中的文章，原文俱在，再要我来解释介绍，反会成为蛇足。我就此打住了。
1999年12月28日
龙抄本《中国古典小说》序
在中国先秦时代，著书都刻写在竹简或木简上，读书当然也得读这些东西。纸张发明了以后，就以纸来代替竹木。书籍都必须用手抄写。印刷术发明了以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这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非同等闲的进步。到了今天，除了海内孤本有时还有人手抄外，手抄本已经完全不见了。
然而，刘国龙先生却孤愤独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亲手抄了几部大名垂宇宙的中国古典小说，有的甚至一抄再抄，一丝不苟。看了龙抄本，令人肃然起敬。刘先生还并不是奴隶式地手抄而已，他在选定本子方面煞费苦心。选定了本子以后，也不是依样画葫芦，抄开抄开；而是句斟字酌，选定最恰当的字句，这已经越出了手抄的范围，进入了校勘学的领域了。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个人认为，这有意义，而且是特殊的意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弘扬的方式却可以有所不同，不必也不能强求一律。刘先生的龙抄本就是方式之一，而且是一个独特的方式，人们读排印本同读手抄本，印象和感情是不会一样，后者更为深刻。刘国龙先生有福了。
总之，两句话：刘国龙先生可入“奇人传”，龙抄本可入“无双谱”。
是为序。
2000年1月5日
《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序
现在，世界正进入新千年，正跨入21世纪。人们都在展望新千年和新世纪的前景。
在世界上扑朔迷离的变化中，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世界人民总是越来越接近，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休戚相关的感觉越来越强。另外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一天比一天强大，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极少数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经济正以较高的速度增长着。根据很多国内外专家的估计，在21世纪，中国很可能同东北亚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因此，我们中国人学习外语，特别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语言学习，而应当同促进人类的发展、团结与进步联系起来，同促进各国人民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联系起来，同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联系起来。
专就外国人学习汉语而论，我国教授汉语的学校，已多至三百余所，其中，应首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这所已建校近四十年、以教外国留学生为主的大学，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据当事人告诉我，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认为，要让外国学生真正学好汉语，光在教学技巧上作文章，还是不行的。必须注重教学内容，必须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的社会风习。同样，中国人要学好外语，也应了解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习。因此，他们编撰了一套《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
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想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他们的做法也是对头的。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
外国人学习汉语，中国人学习外语，要是利用文化教科书的形式，进行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方面的教育，恐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这套系列丛书采用了讲故事的形式，把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会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这一套《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必将取得理想的效果。不卜可知。
这套《大系》，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对建立多元化的人类文化，无疑是有益的。我怀着对这一套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系》的良好的愿望，预祝它的成功。
我们要感谢教育部将《大系》列入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八五”期间重点图书，还要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他们把这样一套丛书，列为该社的重点书目，是值得赞誉的。
是为序。
2000年1月7日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序
多少年来，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或者主张，我认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人类科技文化增长，加强人民与人民间，政府与政府间相互理解，增添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决不是我个人的凭空臆想，而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我的主张是能站得住的。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几千年来我们的发明创造，传出了中国，传遍了世界。其中四大发明更是辉煌无限，尽人皆知。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将会推迟的。至于那一些比较小的发明创造，更是难以计数。英国学者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史的名著，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我在这里不再重述。我只举一本大家也许还不太知道的书，说明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伊朗裔的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其中讲了许多中国的发明创造，虽不像四大发明那样辉煌，但意义并未减少。这一些看起来极其微末琐细的发明创造，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方便，同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且莫等闲视之。
上面说的是中华民族送出去的东西。在过去两千多年中，我们也同样拿来了很多很多的有用的东西。现在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模的传入共有两次，一次是汉代起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就是从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后来又加上了基督教的传入。两次传入，从表面上来看，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等。没有这两次的传入，我们今天的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实，没有争辩的余地。
佛教在这里先不谈，这不是我要谈的题目，我只谈天主教和基督教。虽然西方信仰耶稣的宗教在中国唐代已经以景教的名义传入中国，但是影响不大。真正有影响的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晋代佛教高僧道安对弟子们说过两句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两句话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佛教如此，天主教亦何独不然。天主教所依的最初不是国主，而是大臣和艺术家学者，前者可以徐光启为代表，后者的代表当首推大画家吴历。到了清代康熙皇帝统治时期，这一位大皇帝并不一定为天主教义所动，然而他的目光犀利，看到了西方科技的重大意义，亲自学习西方的几何学。皇帝的榜样有力量，清代颇出了几个大数学家。到了20世纪，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东方睡狮”，如暴风骤雨，惊涛骇浪，中国人民接受了这个挑战，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内，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达到了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其进步之速超过了过去的一千年。
由于种种人所共知的原因，今天的中国青年，有的产生了信仰危机，思想浮躁不安，对世间事有些茫然。有识之士憬然忧之，大家一致提出来要提高人民的，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素质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有远见卓识的，是“及时雨”。
但是，要做好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为之之法，其道多端。首先要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今后还将做出更重大的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必须实现人生的价值，才对得起这仅有的一次生命。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加雪碧；皮萨饼，加州面，卡拉OK，美容院，这样的生活，虽然也能增加一些人生乐趣；但是，天天这样，就毫无意义。我希望，我们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要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后世子孙的义务。我们都是人类进化无尽长河中的一段，承前启后，是跑接力赛中的一棒，我们这一棒跑不好，会对全局产生恶劣影响。这就是爱国主义。但是，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世界也负有义务，这就是国际主义。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我个人认为，人类前途还是光明的。能否真正光明，就决定于各国人民能否做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怎样才能让中国青年认识到这一点呢？办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不能离开别的人、别的国家、别的民族而完全独立生存。人类都是要互相帮助、互相依存。而文化交流尚矣。就连我在上面说的麦当劳、肯德基等等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我们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对青年进行文化交流的教育。世界上文化极多，而大别之无非东西两大文化体系，讲文化交流，首先就是要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我从前主编过一套《东学西渐丛书》，是讲东学，主要是中国文化向西传布的历史事实的。现在王渝生研究员又主编了这一套《西学东传人物丛书》，二书正好互补。王先生这一部书以人物为主体，讲来更加生动有趣。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青年学子的欢迎的，故乐而为之序。
2000年1月16日
《中国飞天艺术》序
在我将近九十年的一生中，三四十年代，正当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在德国度过了十年，从事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佛学典籍的研究工作，涉猎颇广。但是，对于佛教美术，我却没有过多的注意。虽然我的导师Prof.Dr.Waldschmidt一方面是一个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佛教典籍的大师，另一方面又是佛教美术的专家，我却只继承了前者的衣钵，对于后者，我只是偶尔欣赏一下而已。
现在，安徽美术出版社画册编辑室主任、油画家傅强先生来到寒舍，要我给他们即将编辑出版的《中国飞天艺术》写一篇序。我在这方面是外行，我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立即一口回绝，并介绍一位佛教艺术史名家来承担写序的任务。但是傅先生却不同意，并拿出了赵朴初老先生亲笔题写的书名给我看。我马上掂出了这一本书的分量。看来我只有随喜的义务，而没有推卸的余地了。
常识告诉我，一个外行要想向内行方向靠拢，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读书学习。于是我就拿过来傅强先生带给我的一篇文章，郑汝中和台建群两位先生写的《飞天纵横》，仔细阅读起来。这是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把飞天这个艺术形象分析得细致入微，头头是道，从欧洲到印度，从印度到中国，追流溯源，相互对比，真正做到了信而有征。飞天艺术在中国境内的分布情况，叙述得更加详尽。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这方面，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师。在这里，我不想得到什么出蓝之誉，因此我对飞天问题本身就不再侈谈什么了。
我眼前集中精力来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飞天这个艺术形象独独在中国这样流布极广，这样受到人民的喜爱？走在地上的人类大概都想像鸟一样到天空中去逛上一逛，这是自古以来世界上各民族的共同愿望或者幻想。上天的方式东西颇有点不同。西方人比较机械，比较呆板。他们大概认为，没有翅膀是上不了天的，所以给会飞的爱神丘比特装上了翅膀。东方人则认为，没有翅膀也一样能上天。佛经中有ākāśe’ ntarikṣ e carati（飞腾虚空翱翔）这样的说法，至于怎样飞腾，并没有说明，反正是没有长上翅膀。到了中国，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嫦娥奔月的故事，简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嫦娥是怎样“奔”的？在中国关于这个题材的诗歌和绘画上，从来没有见到嫦娥身上有翅膀。梅兰芳博士的名剧“嫦娥奔月”，更不见梅博士身上装上翅膀，见到的不过是绸带飞舞，给人以飞翔活动之感而已。从上面说的例子来看，东方人比欧洲人更加潇洒、灵动，不那么机械、呆板。
中国古代的一些文人学士侈谈成仙升天之论，一些在民间最流行的长篇神话小说，比如《封神榜》、《西游记》之类，更是满篇神仙。这些神仙来往天空，行动自如。他们身上当然没有翅膀，他们是靠什么在天空中行走呢？中国古人大概认为，要走路，必须站在坚硬的土地上，天空中没有土地；但是，从下面看上去，云彩似乎是固体的东西，在天空中，要站的话，只能站在云彩上，于是就出现了“驾云”、“腾云驾雾”一类的词儿，神仙与云彩就无法分开了。在《封神榜》、《西游记》一类书中，神仙们往往驾祥云在空中行走了。
中国古代还有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位雄才大略的大皇帝都有这一种癖好，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都有。秦始皇采用的方法大概是阴阳采补。汉武帝是饮仙露，“承露金盘霄汉间”，指的就是这件事。唐太宗则是服长生不老之药，多半是什么矿物。结果都没有成功，都“龙驭上宾”了。这些皇帝可能只是想修炼长生不老之身，留在大地上永远当皇帝，并不想升天。天上哪里会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呢？把阿房宫搬上天去，覆压三百余里，天宫里哪里有这么大的地方呢？老百姓幻想成仙，鸡犬随之升天，天上房价不知每平方米值多少钱，但是容纳一家人和几只鸡犬，总归是有法可想的。
把上面讲的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有一些人有在天空中翱翔的愿望，腾云驾雾毕竟还是一种比较笨拙的办法。正在此时，从印度传入了飞天的艺术，用不着脚踏任何土地而又能飞行自如，多么美妙，多么惬意啊！于是，飞天这种艺术便在中国南北各大洞窟寺庙中流行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非印度可比了。
傅强先生这一部研究中国飞天艺术的书出得也正是时候。它一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给研究中国美术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中外学者提供搜罗详备，切实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并非学者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审美的需求和愿望，真可谓一举两得，功德无量矣。是为序。
2000年1月20日
《长歌当啸》序
我对毓方散文的欣赏与理解，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1996年我给他的散文集《岁月游虹》写序时，说句老实话，我还并没有读过很多他的文章，仅仅根据一点肤浅的印象，我就放言高论。现在自己读起来，都有点觉得脸上发烧。我感到有点，有点“那个”。“那个”者，“有说不出来的滋味”之谓也。我现在有了说不出来的滋味。为什么呢？说是“惭愧”，有点过了头。不过头的词儿又一时想不出，于是就随顺流俗“那个”之了。
这话不明不白，要说明白，必须从大处远处说起。
根据我个人的归纳，对于散文的创作，大体上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散文重点在一个“散”字上，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怎样起头，就怎样起头；愿意怎样煞尾，就怎样煞尾，无拘无束，松松散散，信笔由之，潇洒自如，天马行空，所向无前。要引经据典，中外都有。外国最著名的例子，我想举法国的蒙田，蒙田的《随笔》享誉世界，垂数百年，至今不衰。他的随笔就属于松散一类，整篇不讲求结构，叙述也看不出什么层次，一点匠心也看不出来；在词藻修辞方面也看不出什么独特的风采。因此，我常常想，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文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他的思想确有非常深刻之处，为他人所不可及者。在中国也能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中国一些大散文家有时也写一些轻松的文章，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比如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之类。其他大家也间或有这样的作品。
这一类的散文作品，这一类的散文作家，我无以名之，暂时名之为松散派。
与松散派相对立的一派主张，写散文同写别的文章体裁一样，也要经过充分构思，精心安排，对全篇结构布局，要仔细考虑，要有逻辑性，有层次；对遣词造句，也要认真推敲，不能苟且下笔。我自己是属于这一派的。我的意见具见拙作《漫谈散文》中（见《人民文学》，1998年第8期），这里不再重复。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有两句诗：“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这里指的是绘画，后来把意思扩大了，泛指所有匠心独运，认真考虑的情况。我在这里借用来指散文的创作，我杜撰了一个名词：“经营派”。
汉语是中国语言的一种，在世界众语言中独具特色。特色颇多，我不能一一列举。我现在只举一种，这就是：汉文讲究炼字炼句。这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诗词创作中，这一点我在《漫谈散文》中已有所涉及。现在再补充一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一般说来，“闹”字、“弄”字都属于炼字的范畴，然而王国维却把它们提高到境界的高度。大家都知道，境界论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支柱和基础，前无古人，而他竟把炼字与境界论结合起来，可见炼字在他心目中，重要到什么程度了。
炼字炼句是中国写诗歌写散文时“惨淡经营”的一种方式，但是“惨淡经营”的范围还大得很，不限于这一种方式。在西方，写诗歌也决不是不讲究炼字炼句；但是由于语言的不同，不像汉文这样全力以赴。汉语的词类有时候不那么固定，这也是对炼字的一种方便之门。
能做到“惨淡经营”，散文是否就一定能写得好呢？并不见得。一般说起来，只能有两种结果：一成功，一失败。在成功的方面，情况也极为复杂。先举一个诗人的例子。杜甫有一句很有名的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他作诗惨淡经营之艰苦，结果他成了中国的“诗圣”，大名垂宇宙了。谈到散文（广义的）创作，从六朝的骈体文开始，作者没有不是惨淡经营的。到了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柳宗元与韩愈并称，写文章也没有不是惨淡经营的。宋代的欧阳修、“三苏”，再加上王安石、曾巩，上面说到的八个人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风格各异，皆有独到之处，共同的地方是都惨淡经营。到了明代归有光属于正统派，公安派和竟陵派，以及张岱等等属于革新派。共同的地方仍然是惨淡经营。清代的桐城派与八股文似乎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一派的作家句斟字酌，苦心孤诣，其惨淡经营的努力更为突出。以上所谈的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这些惨淡经营派的大家是不是写出来的文章都是美妙绝伦的呢？不是的。这些大家传诵千古的文章多少不等地就那么几篇。原因何在呢？写文章，除了天资或者天才之外，还要勤奋努力，惨淡经营就属于这个范畴。在天才和勤奋之外，还要有灵感。灵感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但它确实存在，谁也否定不了。只要有点写文章的经验，就能证明这一点。灵感是无法掌握的，有时它会突然闪现，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抓住了就能写出好文章。你若硬要它来，却无济于事。据说有的作家能够设法诱发灵感，比如闻一种什么香味之类。英国有一位浪漫诗人，每闻到烂苹果的香味，就能出现灵感。但是效果恐怕也很有限，否则就篇篇文章都成珠玑了。
上面这一大篇话讲的是惨淡经营的成功者。至于失败者却颇不大容易谈。原因也并不复杂。惨淡经营而失败了，则他们的文章必然是佶屈聱牙，甚至文理不通，既缺思想性，又无艺术性，这样的文章怎样能流传下来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八股文。我自己没有写过八股文，没有感性认识。但是从许多书上能够读到，当年八股文作者那种简练揣摩、惨淡经营的艰苦情况。但是为什么文章却写不好呢？那种代圣人立言不许说自己话的桎梏把人捆得紧紧的，多大的天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的。
我在上面简略地谈了谈惨淡经营的两个方面的情况：成功与失败，对其中原因也做了一点分析，我谈到了灵感的问题。现在再对成功的一方面做一点补充，就是，写文章的人要多读书，中国旧日称之为“腹笥”，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肚子里要有“货”。如果腹中没有货，空空如也，即使再努力惨淡经营，也无济于事，反而会露出了马脚，贻笑方家。
上面讲的大多是古代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根据我个人的肤浅的观察，在中国现代的散文文坛上，松散派和经营派都是有的，而以松散派为多。我这种分派的想法只能说是我个人的管见，肯定会有人反对的，也许还有人赞成。这一切我都不在意，我个人有这种看法，就直接了当地说了出来，一不商榷，二不争论。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不是在写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史，不必面面俱到，关于松散派我就不再谈了。我现在只谈我所崇尚的经营派。今天中国散文文坛上的经营派，同历史上一样，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成功者也不是篇篇文章都能成功，失败之作还是居多数。这种情况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我们这一些舞笔弄墨者都会有这种经验的。历史上许多散文大家，虽然个个著作等身，但是流传下来历代诵读不辍者也不过寥寥几篇。今天的情况也一样。
我不在这里作点将录，但是，为了把问题说明白，我且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杨朔。杨朔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但是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极尽惨淡经营之能事，展现精雕细琢之绝活。文章气度不够恢弘，局面较为狭小，然而遣词造句，戮力创新，宛如玲珑剔透的象牙球，令人赞叹。关于杨朔，文坛上争议颇多，有褒之者，有贬之者，两者各走极端。这是古今中外文坛上常见的现象，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够获得所有读者的赞扬的，杨朔焉能例外。依我个人的管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散文史上，杨朔必须占有一个地位。根据我在上面提到的散文创作成功的两个条件，杨朔的腹笥是否充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是有灵感的，有时表现为细微、精致、美妙绝伦的意象，这在别的作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有几位作家，我想把他们也归入经营派。从谋篇布局上看不出什么特点，但在遣词造句方面，却明显地看出了努力的痕迹。但是，结果怎样呢？有的词句，大概是他们创新的；不幸事与愿违，我们读起来非常别扭，新不新，旧不旧，读了这样的文章，好像是吃了带沙子的米饭，吃在胃中，愁上眉梢，以后再也不敢问津。归纳其中原因，不出我上面说的两条：腹笥贫瘠，又无灵感。不读中国古代的散文佳作，又不涉猎诗、词、歌、赋。至于西方国家的散文名篇，似乎也从不阅读。因此，文章缺少书卷气，又缺少灵气。这些作家个人感觉可能非常良好，然而读者偏不买账，只有孤芳自赏了。
我在上面啰哩啰唆写了一大篇，真好像古书上所说的：“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现在该画龙点睛了。绕了那么大的弯子，我无非是想说，卞毓方属于惨淡经营派，而且是成功者。一个人对什么事情，对什么人，都不该抱有先入之见，说坦率一点，就是偏见。毓方是“十年浩劫”期间北大东语系的毕业生，专修日语。因此，我就认定，他对日语是专家，写写文章，不过是业余爱好，英文叫amateur。我读他的散文集《岁月游虹》时，他已经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但是，我仍然固守我的先入之见，珠玉在前，一叶障目，视而不见。在给他那一本书写序时，生硬地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儿：“广义的散文”。近四五年以来，毓方的散文写得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好了，我读的也越来越多了，我顿时感觉到“今是而昨非”，我痛感偏见之可怕，固执之有害。我在本文开头时写到我脸上发烧，心中有点“那个”，其原因就在这里。
说卞毓方的散文属于惨淡经营派，有什么根据吗？有的，而且还不少。我逐渐发现，他对汉字的特点，对汉文炼字炼句的必要与可能，知之甚稔。这种例子，到处可见。就拿《岁月游虹》这一个书名来说，不熟悉汉文特点的人能想得出来吗？再拿他一些文章的篇名来看，许多篇名都透露出明显的惨淡经营的痕迹，比如《醉里挑灯看剑》、《红尘菩提》等等。在文章的结构布局方面，他也煞费苦心，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来，读者可以自己去看，我不再举了。在《漫谈散文》中我曾说到过：中国古代的诗歌非常重视起头和结尾，那些散文大家也有同样的情况。这情况只需翻一翻最流行的古文选本，比如《古文观止》之类，便能够一目了然。开头要有气势，横空出世，一下笔就能捉住读者的心，让他们非读下去不行。结尾则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让你读完了，久久不能忘怀。结尾好的文章，鲁迅有不少篇。好多年前读宗璞的《哭小弟》，结尾是：“小弟，我不哭。”我想作者是痛哭着写下这一句话的，读者读了，有哪一个不流泪的呢！这种神来之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所说的灵感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卞毓方散文中也间有这样的结尾。我只举一个例子。在《北大三老》这一篇散文中，结尾是：“有一会儿，我又但愿化作先生窗外的一棵树。”这也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的。读者稍加体会便能理解。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文坛上的讥笑声：“季羡林已经迂腐到了可悲可笑的程度，他在教我们写八股！”我不加辩解，只请求这些人读几篇传世的古文，然后沉思一下，以求得其中三昧。天底下无论做什么事情，不下苦功是一事无成的。
总之，一句话，我过去是俗话所说的，从窗户棂里看人，把卞毓方看扁了。现在我才知道，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工夫，惨淡经营而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对中国的诗文阅读极广，又能融会贯通；此外，他还有一个作家所必须具有的灵感。
这就是我对卞毓方散文的管见，希望能够算得上一得之愚。
2000年1月24日
《德语动词、名词、形容词与介词固定搭配用法词典》序
我学过几种外语，对外语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也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所谓外语，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以外的语言，皆可以称之为外语。以世界之大，民族之多，外语的数量也就十分可观了。
外语都有各自的特点，学习难易的程度也极不一样。但是，外语的难度并不是铁板一块，固定不变的。我在德国期间，同时学习俄文和阿拉伯文，两种语言都不是容易学习的。但是我感到阿拉伯文比俄文容易，而在同一个班上，一位很有学习外语天赋的德国同学则正相反，他认为俄文较阿拉伯文为易。
成年人学习外语，同不懂任何语言的儿童不一样。后者是一张白纸，可以任意画上任何的画，而前者则有了一种或多种语言作基础，学习新语言，旧有的语言会起帮助或阻碍的作用。连发音都是如此。一个人的发音机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先学了一种语言，则这种语言的发音先入为主，会影响新学习的语言的发音。日本人说外语发音一般说都不够理想，原因就是受到了日语发音的影响。在中国境内，有一些省份的人说外语就摆脱不掉自己乡音的影响。
一个人能不能学好一种或多种外语呢？答复是肯定的。但是，并不容易，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费上极大的力量，才有可能。学习外语，同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一样，必须具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浅尝辄止，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根据我个人几十年的经验和观察，我觉得，学习外语学到百分之五六十，一般中人之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学到百分之七八十，就很不容易了。想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那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至于百分之百，一个外国人万难达到。我常常打一个比方，每一种外语都有一个门槛，类似鲤鱼跳龙门的龙门。一群学到了百分之五六十、七八十的人，拥拥挤挤，聚集在龙门下面，都想跳过龙门，由鲤鱼变成了龙。有的人有天赋，又肯努力，经过了一段努力，甚至艰苦的努力，一下子跳过了龙门，变成了龙。有的人，不努力，或努力不够，再加上天赋的限制，一跳再跳，最终还是跳不过去，他只能终身停留在鲤鱼的阶段上，永远也成不了龙。
这个龙门的特点，每一种语言却不相同。大半不出现在实词上，而出现在虚词上。实词使用起来比较不太困难，而虚词则颇难。没有一个比较长期地使用这种语言的过程，特别是在口语方面，虚词是难以使用的，勉强使用也会让人感到别扭，甚至可笑。
德文当然不会例外。
我自己从高中起就开始学习德文。到了大学虽然总起来说是以英语为主，教授讲课都用英语；但是我主修的却是德语。后来到德国去住了整整十年，因此对德文可以说是有一些水平。有几年的时间，我唯一使用的语言就是德语。因为我住的那一个城市中没有中国人，我的母语汉语只好退居幕后。一般人认为，德文是比较难学的一种语言。名词分阴、阳、中三个性，记起来颇感困难，常常发生张冠李戴的情况。动词虽然不像梵文那样复杂，但也不像英文那样干净利落（英文动词变化也有自己的难点，这里不谈）。但是，最困难的还在虚词，介词就是其中之一。
北大校友沈渊先生，在校时，专攻德语，毕业后几十年之久，从事与德语有关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对德语有很深的造诣，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具备。积几十年之经验，完成了这一部《德语动词、名词、形容词与介词固定搭配用法词典》。沈先生抓住了德语虚词介词与实词的固定搭配问题，旁征博引，写成了这一部大著，可谓探骊得珠矣。唐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正是指的这种情况。从此以后，想跳龙门的德语学人有了一条捷径。我感到很欣慰，于是在眼睛几乎看不见的情况下，写了这一篇短序。
2000年1月29日
《千禧韩中词典》序
我一向主张：文化交流对交流的双方或多方都是有益的，它能促进双方或多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的发展，能推动双方或多方社会的前进，能增强双方或多方人民间友谊的增长。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世界上各国文化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垂数千年。从蒙昧的远古起，中国就同周边国家以及更远的国家有文化交流的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都蒙受其利。中国同韩国（含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起源极早，但是由于日本及其他殖民主义者及帝国主义分子的干扰，交流未能善始善终。解放前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基础极差，我两次访韩，发现了一个现象：韩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韩国（朝鲜半岛）文化的了解。这对两国人民的友谊与理解是极其不利的。
讲到文化交流，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必须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否则交流就无从谈起。新中国建国前，对韩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有了一点基础，但是很不够，这当然阻碍了双方的交流活动。
建国以后，中国方面努力纠正这种偏颇，在北京大学和延边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置了专门研究韩文（朝鲜文）的机构，50年来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材，为增进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现在这一部《千禧韩中词典》的主编韩振乾教授就是北大东语系的老学生，他的汉语功底颇厚，学习奋发图强，锲而不舍，对韩文也有令人满意的造诣。他深切感到了中国人学习韩文，韩国人学习汉文的重要性，邀集全国多位韩文专家，用了十年的力量，编成了这一部《千禧韩中词典》。本书有许多特点，介绍见“前言”，这里不再重复。
我对于韩文毫无所知，但对韩国文化却极崇敬，对中韩（朝鲜半岛）几千年的文化交流的进程和成果极感兴趣，对中国和朝鲜半岛人民间的友谊感到欣慰。我认为韩君振乾等编著这一部书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乐意为此书写这一篇序。
2000年2月27日
《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序
日前陈峰君教授持所著《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书稿来会面，要我写几句话，我既感且愧，感的原因很明白，老友重逢，焉能不感！愧的原因也不隐瞒。我虽然也研究印度问题，对东亚几小龙的兴起也颇感兴趣。但对政治和经济我确实所知不多，我自认颇有点自知之明，要我对这个问题说几句话，确实说不出什么道道来，焉得不愧！但是我认识峰君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我们在北大亚非所共同工作过，不说几句话，对不起老友，只好勉为其难，把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写一点出来。
遗憾的是我目前年迈体弱，视力很差，只能靠助手翻读峰君原稿。我总的感觉是这是一部功深力重之作。他研究课题的意义是重大的，研究的内容是极为深入的，论著的立论是极为深刻的，视野也是极为广阔的。该论著如能问世必将对东方学的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现代化问题我是一个外行人。但是外行人也有外行人的思考。虽然不切题，但也不会太离题。我一向主张，世界文化共有两大体系：东方与西方。东方的现代化同西方的现代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当然不能百分之百等同于西方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离不开西方化。眼前的西方毕竟是科学技术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东方大陆不管有多少大龙多少小龙，其现代化进程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东方几条龙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经济确实腾飞了，将来还会腾飞下去的。既然同为现代化，当然有其共同问题。既然有了东西之分，当然必有其不同之处，最大的或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在基本思维模式的不同：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研究东方的现代化，不能离开这个基本思维模式。李政道说：20世纪是微观的世纪，分析的世纪。微观必须与宏观相结合，人类文化才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个人近几年来的主张与此颇有类似之处。东西方国家讲现代化不从这里出发，必将事倍功半。
在政治思维方面，东西方也有极大的不同，西方的封建思想残余少，而东方则颇浓重。印度、日本是这样，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我觉得东方现代化过程就是逐渐克服封建思想的过程，一直到现在还不能说，东方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已经克服净光。看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东方国家长久不能认识这一点，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认识，这将会影响东方现代化的进程。
以上两点纯属管窥蠡测，写出来供峰君以及其他内行里手参考。
是为序。
2000年3月4日
《季羡林文集·续编》说明[1]
《季羡林文集》已经出完了24卷，其中所收的文章，起自十几岁时所写的一些十分幼稚的东西，时间下限截止到1992年，时间跨度约为七十年，算是告一段落。所谓段落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是偶然在那个时候编完，偶然又从那个时候出版，如此而已。其中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长达80万字的《糖史》，一个是用英文写成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出版家认为这两部书分量重、意义大，唯恐出版晚了，影响本《文集》的价值，主张打破时间界限提前收入，我个人则是无可无不可，完全同意了。
我还活着，虽然年迈，但还不算太昏聩，还能够思考，还能够写作。编完24卷时，我已经想到，《文集》还要继续出下去的，等到我走了，或完全不能写作时，就改称《全集》，为我一生的写作画上一个句号。
编辑前24卷《文集》时，遵行几条原则：在排列顺序上把散文创作排在最前面，后面以题材和体裁为标准，分门别类划分了几卷，时间先后不是标准，最后殿以翻译《罗摩衍那》。我在一篇后记中讲到，出版24卷以后的若干卷时，由于文章积累不会太多，无法严格分类，因此就采用编年的形式，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加以编排，不再计较文章的内容。但在实际编排过程中，发现了新问题，不得不把编排原则稍加变动。除了零篇的文章外，还有几部内容相当长的整部的作品，若与零篇文章等同编排，内容很不协调，所以决定把这样的著作单独编排，编成独立的卷，以醒耳目而便读者。
在编纂前24卷时，实际上我们也是有一个编纂原则的，只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加以说明。现在继续编纂，我想把原则明确提出来，略加说明，我的原则是四个字，两个概念：求全，存真。
所谓求全，就是把过去70年来所写所译的东西尽量收集齐全，不遗漏一篇。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又经历了几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时代，再加上受自己天资的限制，所写的东西不可能完全都是好的。观点，包括政治观点在内，不可能完全都是正确的，而且政治观点的正确与否完全是相对的，决不是绝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写的文章怎么能一贯正确呢？古代文人到了晚年往往自订文集，殚精竭虑，选精拔萃，把自己一生的文章仔仔细细地审查一遍，把自己不满意的全部删除，只留下自己认为满意的若干篇编为文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听说当代也有一些文人，到了晚年，自订文集，采取上述的古人的原则。这种做法，我期期以为不可，这有点欺骗读者的嫌疑。我最讨厌说，什么是什么的上帝，但我现在不得不说“读者是作者的上帝”。上帝是不能、不应欺骗的。自己的一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赤裸裸地摆在上帝面前，由上帝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能够得到点有益的东西，这是唯一的正道。
其次谈存真。存真是不删改文章，与求全的不删掉文章密切联系。除了明显的错别字外，一律不改，特别是对于年青时的作品更不想用今天八九十岁的水平来加以窜改，不能让年青的脸上于思于思，以假乱真。对某一些引证的错误，我也主张，除了加注纠正外，也一律不加改动。鲁迅《阿Q正传》第一段对《赌徒别传》的作者就引错了，但他并不改正。我想效法鲁迅。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其意义就在于示人以本来面目，不加伪装，不加藻饰，让读者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以决定去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所共喻，古有明训。我想说几句近似开玩笑的话。坐在圣庙里的圣贤，其塑像无不威仪俨然，他们生时确有威仪俨然的时候，但也会有不是这样的时候。古人说：闺房之内有甚于画眉者，我们的圣贤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吗？
编纂的办法，上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
在编纂《文集》最后八卷时，主其事者是我的长期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和我的学生高鸿博士。他们留心收集原稿，精心加以编排，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参加的话，这后8卷是出不成的。我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周榕芳社长、杨鑫福副社长、吴明华编审有远见卓识，在出完了24卷以后，又继续出版这后8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对他们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
2000年3月20日
[1] 《季羡林文集·续编》未编成出版。
《东方民间故事精品评注丛书》序
顾名思义，民间故事就是产生于民间，开始时流行于民间的故事，它是人民智慧的结晶。西方学者往往把民间故事分为寓言、童话和小故事三类，这大体上可以包容民间故事的内容。
民间故事的创作者往往是不识字的老百姓。根据我的推断，甚至在文字发明以前，老百姓已经开始创作民间故事。他们的目的决不是为名为利。当时还不会有什么作家头衔和稿费一类的很晚才兴起来的新花样。他们大概是为了满足某一种需要来从事“创作”的，而且常常是集体创作，没有什么“著作权”。民间故事的内容颇为丰富，它来自生活，贴近生活，生动、活泼、机智，而且还不乏幽默，读了或听了能怡情悦性，得到一些美感享受，往往还能从中悟到些什么道理。有的故事公开说明其中蕴含的伦理意义。
世界各国各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民间故事。但是，如果从文化、地理或政治上把世界分为东西两大部分的话，则东方产生的民间故事其数量远远超过西方，其中原因我自己还没有认真探讨过。
民间故事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传播迅速。一旦出笼，立即传播出去，越过村界、县界、省界、国界，甚至洲界，传遍了全世界。传播过程中，当然不会绝对地保持原样，总是你加一点，我改一点，到了后来，传之既久且远，往往改得面目全非。但是其关键特点，一般仍能隐约可见。这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我在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古希腊著名的寓言集《伊索寓言》。此书传遍了世界，据说中国在明代已有译本，到了近代，则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其中有一些寓言也见于古代印度。是印度影响了希腊呢？还是希腊影响了印度？学者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个人的看法是，综观东西寓言发展的情况，是印度影响了希腊。
再一个例子是印度古代著名民间故事集《五卷书》，最初都是人民群众的创作，后来文人学士拿了过来，写成了书。其中最著名的是梵文本，作者是一个婆罗门学者，声言是为了教育王太子而写成的，则其中伦理道德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必然是突出而显著。此书经过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改头换面的译本，传到了欧洲。在几百年之内，欧洲古今所有的语言几乎都有译本，有的语言前后翻译竟达六七次之多，可见此书吸引力之大，受欢迎程度之高。有人说：在世界上所有的著作中，《五卷书》译本数量之多仅次于耶稣教的《圣经》。19世纪德国著名的学者Th.Benfey几乎是穷毕生之力，追踪此书传播发展的轨迹，从而建立了一门新学问叫做“比较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的前身。
关于民间故事的问题，我先就讲这样多。
目前，我们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人担心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特别是伦理道德的教育，也是有根据的。过去的那一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的老办法，已经显得有点过时了，必须另寻新办法才能事半功倍。利用民间故事，也不失为有效办法之一。这种办法寓伦理道德教育于美感享受之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现在，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这一套《东方民间故事精品评注丛书》，可谓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它一定会受到全国少年儿童的欢迎。是为序。
2000年4月2日
《燕园师林·第四集》序
研究生工作是衡量一个大学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数目之多少又是衡量一个大学研究生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志。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从1991年开始，至今已编辑出版三集《燕园师林》，现在第四集又将出版，可见北大研究生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按部就班地，积极而又稳妥地在进行着的，这无疑是十分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事。
蒙研究生院的负责同志垂青，要我为这第四集写一篇序，我乐于承担这个任务。但是，要写些什么呢？却让我迟疑了一阵子。最后定下来了一个宗旨：唯陈言之务去，多说几句切实有用的话。
我想起了当今中国学术界常说的一句话：中国要与世界接轨。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既说得明白易懂而又涵义深远。但是，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先弄清楚，世界学术的轨究竟何在？否则无从接起。世界学术千门万类，学术的轨也因之不能只有一条。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轨。因此，我们谈到要与世界学术接轨不能笼统，必须具体，换句话说，每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要想方设法去找自己这门学科的轨，也就是，了解这一门学科当前的研究情况，总的情况如何？研究成绩如何？解决了什么老问题？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总的走向如何？如此等等。在今天这样的信息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了解信息实为首要任务。如果闭门造车，盲目研究，出而必然不能合辙。以上这些意思，实已形同常识。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与体会，这正是我们学术界的不足之处。这其中有客观原因。由于经费不足，连最必要的国外科学报刊和书籍，我们都订不起；不但大学图书馆这样，连国家图书馆也不例外。读不到本门学科的国外刊物，对研究情况懵然懂然，而奢谈接轨，岂非等于空话！
除了客观原因外，还有主观原因。有一些人，对了解情况不那么热心，不那么积极，认为了解与不了解，关系不大。这样的人，我想，是决不会太多的。但是，这种现象却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除了国际上的信息以外，还有国内的信息。这种信息获得比较容易，但其重要性并不稍减。一般说起来，国内的同行们共同开会的机会多，容易互通信息。但也必须随时注意，细心谛听，万不能掉以轻心。
在大学里，教员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而博士生导师是这一支主力军的排头兵。如果讲什么接轨的话，冲锋陷阵的就是博导。一个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甚至我们国家科研水平的提高，绝大部分的责任就压在这一队排头兵肩上，真可谓任重而道远了。我希望北京大学现有的排头兵们，以及预备役的排头兵们，也就是终将成为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教师们，大家同心协力，踔厉风发，完成好同世界接轨的任务，以提高北大学术水平，甚至中国的学术水平，为北大，为祖国争光！
最后，我还想提一个建议：像北大这样的大学，将来的办学重点应该放在培养研究生上，研究生的数量应当占全校学生的一半。这在国外许多著名的一流大学中并不乏先例。但是，研究生入学这一关必须严格把守。
2000年6月25日
《五卷书》再版新序
拙译《五卷书》第一版出版于1959年（据版权页上的日期），“译本序”则写于1963年，这是为1964年那一版写的，此版版权页失载。第三次印刷是1981年，我写了一篇“再版后记”，这一篇“序”和“后记”都写得相当长，把《五卷书》在世界上传布的情况，以及我对本书内容的理解和本书结构的特色，还有与中国文学之关系，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这代表我多年来研究《五卷书》的心得。到了现在，我已经多年没有再对本书有任何新的研究或思考，重读旧序和后记，觉得其中一些对历史事实的说明和自己对本书内容的理解，还没有过时，对今天的读者还是有用的。
最近若干年以来，时不时地会有人问到《五卷书》，说很多读者愿意读到此书，可是书店，所有的书店，都已久绝此书踪影，追问售货员，则如海客谈瀛洲，惘惘然无辞以对。我作为译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反映。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广大读者一向是肯负责的。最后决定再出新版。这真如一场“知时节”的“及时雨”，广大读者，再加上我这一个译者，如沐春风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我再写一篇新序。我个人也感到有这个必要。上面谈到的本书一版再版，都已是20世纪的事情。如今，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已经降临到人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人们，全世界的人们，都对这个新世纪和新千年抱有新的希望。这些希望能不能变为现实，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人们的愿望和希望却是绝对真诚的。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新时代来临之际，再版《五卷书》有什么新的意义吗？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我认为，人的一生主要任务是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也包括在里面；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到了21世纪，这两种主要任务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同时又逐渐形成了另外一种看法，我认为，古今中外，人们之所以要读书，其目的不出两端：一是从书中寻求智慧，寻求真理；二是从书中寻求娱乐。在过去许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只敢谈第一个作用，而第二个娱乐性，则有点谈虎色变，不敢涉及。连众多的中国文学史中，也着重鹦鹉学舌式地大谈所谓思想性，而于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艺术性，则敷衍潦草说上几句扯淡的话。至于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则宛如禁区，无人敢问津矣。
把我上面谈到的两种看法结合起来再看《五卷书》，我认为，它既能给我们以智慧，又能给我们以怡悦。在20世纪是如此，在21世纪依然是如此。
从文体上来看，《五卷书》属于寓言一类，所谓寓言，就是从多数以鸟兽为主人公的小故事中归纳出来一个教训，教导人们以做人处世的道理。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即属此类。印度和古希腊的寓言颇多相似之处。学者们一致认为，其中必有模仿或者直接影响之处。至于哪一个是主，则意见颇有不同。我个人浅见，印度为主的可能性最大。印度人民富有幻想力，是民族性使然。鲁迅先生就曾对印度人的幻想力大加赞赏过。
不管以哪个为主，《五卷书》中从鸟兽小故事中归纳出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人类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不能说，这些教训全是精华，有一些糟粕也是难免的。究以正面的精华为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教训能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人际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也能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依然是云谲波诡的国际关系。这一点对大人和小孩都是有用处的。此外，从充满了匪夷所思的机智和神奇的石破天惊的幻想力的小故事中，人们也能获得一些特殊的美感享受和娱乐。人们之所以至今还探听《五卷书》的消息，切盼此书能够再版，其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愿望。他们希望我能写上一篇新序，我当然乐于满足这个愿望。我考虑到原有的“译本序”和“再版后记”，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含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和内容的说明以及理解，对今天的读者还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决定加以保留，前者排在这一篇“再版新序”的后面，后者仍然排在正文的最后面，这样对读者会有好处的。
我已届90高龄，这在古今中外读书人中是颇为少见的。但是，我耳尚能半聪，目尚能半明，糊涂极为难得，这不知是托了什么人的福。现在又逢上《五卷书》的再版，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因而意气风发，心旷神怡，这一篇新序一挥而就，真不知老之已至了。
2000年8月23日
《赵元任全集》序
赵元任先生是国际上公认的语言学大师。他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另有一位讲师李济先生，后来也被认为是考古学大师。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全国都按照西方模式办学的情况下，国学研究院却带有浓厚的中国旧式的书院色彩。学生与导师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大学教授，而且还都是学有成就的学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这一个研究院只办了几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颗火焰万丈的彗星，使人永远怀念。教授阵容之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赵元任先生也给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虽然也出身清华，但是，予生也晚，没能赶得上国学研究院时期；又因为行当不同，终于缘悭一面，毕生没能见到过元任先生，没有受过他的教诲，只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虽然同元任先生没有见过面，但是对他的情况从我读大学时起就比较感兴趣，比较熟悉。我最早读他的著作是他同于道泉先生合译的《仓洋嘉措情歌》。后来，在建国前后，我和于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从他的口中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赵先生的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元任先生是一个天生的语言天才。他那审音辨音的能力远远超过常人。他学说各地方言的本领也使闻者惊叹不止。他学什么像什么，连相声大师也望尘莫及。我个人认为，赵先生在从事科学研究方面，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或者优势，是其他语言学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就是，他是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出身，这对他以后转向语言学的研究有极明显的有利条件。
赵元任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范围很广，方面很多，一一介绍，为我能力所不逮，这也不是我的任务。这一点将由语言学功底远远超过我们的陈原先生去完成，我现在在这里只想谈一下我对元任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一点印象。
大家都会知道，一个学者，特别是已经达到大师级的学者，非常重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理论越钻越细，越钻越深，而对于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则往往注意不够，换句话说就是，只讲阳春白雪，不顾下里巴人；只讲雕龙，不讲雕虫。能龙虫并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王力先生——顺便说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龙虫并雕集》，可见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也是龙虫并雕的。讲理论，他有极高深坚实的理论。讲普及，他对国内，对世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国内，他努力推进国语统一运动。在国外，他教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汉语。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今之世，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汉语的势头日益增强，元任先生留给我们的关于学习汉语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学方法，将会重放光芒，将会在新形势下取得新的成果，这是可以预卜的。
限于能力，介绍只能到此为止了。
而今，大师往矣，留下我们这一辈后学，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说：学习大师的风范，发扬大师的学术传统。这些话一点也没有错。但是，一谈到如何发扬，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窃不自量力，斗胆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照。大类井蛙窥天，颇似野狐谈禅。聊备一说而已。
话得说得远一点。语言是思想的外化，谈语言不谈思想是搔不着痒处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我现在先离正文声明几句。我从来不是什么哲学家，对哲学我是一无能力，二无兴趣。我的脑袋机械木讷，不像哲学家那样圆融无碍。我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从来不作哲学思辨。但是，近几年来，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来，竟考虑了一些类似哲学的问题。岂非咄咄怪事。
现在再转入正文，谈我的“哲学”。首先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观察，我觉得东西文化是不同的，这个不同表现在各个方面，只要稍稍用点脑筋，就不难看出。我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扎根于东西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我并不是说，西方一点综合也没有，东方一点分析也没有，都是有的，天底下决没有泾渭绝对分明的事物，起码是常识这样告诉我们的。我只是就其主体而言，西方分析而东方综合而已。这不是“哲学”分析推论的结果，而是有点近乎直观。此论一出，颇引起了一点骚动，赞同和反对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后者则阵容颇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这些反对或赞成的意见，对我只等秋风过耳边。我编辑了两大册《东西文化议论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对者以及赞同者的文章都收在里面，不加一点个人意见，让读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么叫分析？什么又叫综合呢？我在《东西文化议论集》中有详尽的阐述，我无法在这里重述。简捷了当地说一说，我认为，西方自古希腊起走的就是一条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论法为代表，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方的综合，我概括为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有点模糊，而我却认为，妙就妙在模糊。上个世纪末，西方兴起的模糊学，极能发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志”。《参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是从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译过来的，是记者埃丽卡·古德撰写的。文章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探讨建立在一种重要的推断上，人类思想的基本过程是一样的。西方学者曾认为，思考问题的习惯，即人们在认识周围世界时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样的。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已在彻底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精神所持的这种观点。这位学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本文的提要把他的观点归纳如下：
东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借助经验，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更能容忍反驳意见。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倾向于使事物本身脱离背景，避开矛盾，更多地依赖逻辑。两种思想习惯各有利弊。
这些话简直好像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似的。这里决不会有什么抄袭的嫌疑，我的意见好多年前就发表了，美国学者也决不会读到我的文章。而且结论虽同，得到的方法却大异其趣，我是凭观察，凭思考，凭直观，而美国学者则是凭“分析”，再加上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学”的最概括的具体内容。听说一位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真正的哲学家说，季羡林只有结论，却没有分析论证。此言说到了点子上；但是，这位哲学家却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头痛的正是西方哲学家们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论证方法。
这些都是闲话，且不去管它。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至于这一套思维模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在这里先不讨论，我只说一句话：天生的可能必须首先要排除。专就语言而论，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这种语言容易分析、组合，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这一门学问。反之，汉语等和藏缅语系的语言则不容易分析、组合。词类、变格、变位等语法现象，都有点模糊不定。这种语言是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或基础的，自有它的特异之处和优越之处。过去，某一些西方自命为天之骄子的语言学者努力贬低汉语，说汉语是初级的、低级的、粗糙的语言。现在看来，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现在，我想转一个方向谈一个离题似远而实近的问题：科学方法问题。我主要根据的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书是《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伦的《李政道、季羡林和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书与人》杂志，1999年第五期，页41—46。
先谈书。李政道先生在本书中一篇文章《水、鱼、鱼市场》写了一节叫做“对21世纪科技发展前景的展望”。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引文可能要长一点：
一百年前，英国物理学家汤姆孙（J.Thomson 1856—1940）发现了电子。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质是由小的物质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构造。（下略）
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中略）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页89）
我在这里只想补充几句：微观的分析不仅仅是20世纪的特征，而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特征，20世纪也许最明显，最突出而已。
我还想从李政道先生书中另一篇文章《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到现在》中引几段话：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与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在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要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所以是从大到小，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从希腊时就有的（atom就是希腊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时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页171）
李政道先生的书就引用这样多。不难看出，他的一些想法与我的想法颇有能相通之处。他讲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这一点我过去想得不多，强调得不够。
现在来谈金吾伦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论也与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书有关。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章开头时引的大哲学家怀德海的一段话，我现在转引在这里：
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的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的新鲜事物。（页41）
金先生说，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视科学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样。他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说明，物质不是永远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见，就是说，当前科学的发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无限可分”的方法论，从事“越来越小”的研究路子，而应改变方略，从整体去研究，把宏观和微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伦先生的文章就引征到这里为止。他们的文章中还有很多极为精彩的意见，读之如入七宝楼台，美不胜收，我无法再征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还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都来读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研究成果必能焕然一新。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离开了为《赵元任全集》写序的本题，跑开了野马，野马已经跑得够远的了。我从我的“哲学”讲起，讲到东西文化的不同；讲到东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东方的特点是综合，也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特点是分析；讲到语言和文化的源头或者基础；讲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模式产生出分析色彩极浓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产生出汉语这种难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语言；讲到20世纪是微观分析的世纪，21世纪应当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世纪；讲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与《赵元任全集》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离题，一点也没有跑野马，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我全面立论的根据。如果不讲这些看法，则我在下面的立论就成了无根之草，成了无本之木。
我们不是要继承和发扬赵元任先生的治学传统吗？想要做到这一点，不出两途：一是忠实地、完整地、亦步亦趋地跟着先生的足迹走，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表面上看上去，这似乎是真正忠诚于自己的老师了。其实，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古今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学生这样做。依稀记得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说过一句话：“学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没有前途。这一句话对我们发扬元任先生的学术传统也很有意义。我们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过的道路，不能完全应用元任先生应用过的方法，那样就会“死”。
第二条道路就是根据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辟蹊径，这样才能“活”。这里我必须多说上几句。首先我要说，既然20世纪的科学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观的。而且这种科学方法决不是只限于西方。20世纪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学方法等等，垄断了全世界的时代。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都必然要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在任何科学领域内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观的方法。不管科学家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反正结果是一样的。我没有能读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据我个人的推断，即使元任先生是东方语言大师，毕生研究的主要是汉语，他也很难逃脱掉这一个全世纪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观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谁也不能否认的辉煌的成绩，是他使用这种方法达到尽善尽美的结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踪他的足迹，使用他的方法，成绩也决不会超越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闲时常思考汉语历史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在过去二三千年中，汉语不断发展演变，这首先是由内因所决定的。外因的影响也决不容忽视。在历史上，汉语受到了两次外来语言的冲击。第一次是始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佛经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语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语，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这次冲击对中国思想以及文学的影响既深且远，而对汉语本身则影响不甚显著。第二次冲击是从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运动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语言的影响。这次冲击来势凶猛，力量极大，几乎改变了中国社会整个面貌。五四以来流行的白话文中西方影响也颇显著。人们只要细心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书的白话文拿来和五四以后流行的白话文一对照，就能够看出其间的差异。按照西方标准，后者确实显得更严密了，更合乎逻辑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语言了。然而，在五四运动中和稍后，还有人——这些人是当时最有头脑的人——认为，中国语言还不够“科学”，还有点模糊，而语言模糊又是脑筋糊涂的表现。他们想进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语言。当年曾流行过“的”、“底”、“地”三个字，现在只能当做笑话来看了。至于极少数人要废除汉字，汉字似乎成了万恶之本，就更为可笑可叹了。
赵元任先生和我们所面对的汉语，就是这样一种汉语。研究这种汉语，赵先生用的是微观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再用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必须另辟蹊径，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这话说起来似乎极为容易，然而做起来却真万分困难。目前不但还没有人认真尝试过，连同意我这种看法的人恐怕都不会有很多。也许有人认为我的想法是异想天开，是痴人说梦，是无事生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家还都处在庐山之中，何能窥见真面目呢？
依我的拙见，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将近70年前，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意见，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几段：
若就此义言之，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种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胤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
引文确实太长了一点，但是有谁认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远见卓识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个人认为，70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狮子吼，并没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好像是对着虚空放了一阵空炮，没有人能理解，当然更没有人认真去尝试。整个20世纪，在分析的微观的科学方法垄断世界学坛的情况下，你纵有孙悟空的神通，也难以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又焉能例外！他们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观的道路，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与以分析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印欧语系的语言迥异其趣的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的汉语，其结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话来说“非驴非马”、“认贼作父”。陈先生的言语重了一点，但却是说到了点子上。到了21世纪，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必须认真分辨出汉语的特点，认真进行藏缅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庶几能发多年未发之覆，揭发出汉语结构的特点，建立真正的汉语语言学。
归根结底一句话，我认为这是继承发扬赵元任先生汉语研究传统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为序。
2000年8月30日写毕于雷雨大风声中
《百年百篇文学经典散文卷》序
我从小学起就爱上了散文这种文体。经过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在国文课上，读的都是中国古代的散文。从先秦的庄子和孟子读起，经过了汉代的司马迁和贾谊等，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和散文，唐初的四杰，以及以后的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代的归有光，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小品，最后是清代的桐城派的龚自珍等人的文章，没有读不到的。到了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书早已从我的书案上绝迹；可是，偶尔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还会背诵起整篇或整段的少年时读过的古文来。那种惨淡经营的结构，铿锵悦耳的节奏，恢宏诡奇的想象，深邃精密的思想，灵动活泼的文体，石破天惊的比喻，丰盈充沛的真情，品味不尽的神韵，所有这一切，都“润物细无声”似地流入我的灵府，使我精神为之抖擞，心情为之振奋，心旷神怡，消除烦闷，仿佛受到了一次净化，乐不可支了。
中国确实是世界散文大国。
可是，这一个彰明昭著的事实，最初我却视而不见，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才认识到的。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对西方散文情有独钟，平日侈谈英国散文诸大家，旁及法国和美国。德国也是西方文学大国，诗歌、小说、戏剧，成绩斐然，而散文名家则寥若晨星。可见文学品种是与民族性有密切联系的。这一点好像还没有人明确地谈到过，我颇以为是憾事。
中国的民族性大概最宜于散文和诗歌。我在这里讲的散文是指有真情实感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性的散文，一般用散文写成的文字，不管思想性多么高，如果缺少真感情和文采，也算不上文学散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文学散文占有很大的比例。经部中有好散文，史部中更多，司马迁不就是公认的伟大的散文作家吗？子部中有好散文，孟子（有时归入经部）和庄子可为代表。集部中除了诗歌外，绝大部分都是散文。我没有做过细致的统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散文的分量肯定占绝对的优势。名篇佳作，辉耀千古，中国是世界散文大国，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