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佛教史

第一节　两地的名称

龟兹和焉耆，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同为新疆丝绸之路北道（也有其他说法，下详）大国。虽然名为两地，然而在地理上，历史上，民族上，语言上，宗教信仰上等等方面，实为一体。因此，我现在叙述两地的佛教时，放在一节内叙述。然而，究竟是两个地方，古代称为两个“国”，所以有时还要分开来叙述。总之是有合有分，视客观需要而定，这样才能使轮廓分明，使读者得一个清晰的概念。

有一点必须在这里先提出来，加上说明。两地虽同为佛教重镇；但是，在许多佛教史中，比如日本学者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等等，都只为龟兹的佛教列专章，而焉耆不与焉。其故何在？窃以为，在佛教信仰对外扩散的影响方面，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方面，焉耆远不能望龟兹项背。不为焉耆列专章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一　焉耆 ^〔1〕

在中国古代典籍和佛典中，焉耆一地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我先根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把名称抄在下面，再加以必要的补充：

焉耆《后汉书·西域传》

焉夷

傿夷

鄢夷

夷

乌耆

乌帝

乌夷《一切经音义》

夷《法显传》

乌耆《一切经音义》、《释迦方志》

邬耆

阿耆尼《大唐西域记》

亿尼《月藏经》

忆尼

婴夷《一切经音义》

乌缠

焉祇《一切经音义》 ^〔2〕

先抄一点材料：

《一切经音义》，卷八二， 54，836c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慧琳撰：

阿耆尼国（夹注）佶伊反，胡语也。或出焉祇，佶音巨乙反。

同上书卷，页837a：

阿耆尼国（夹注）两碛之西第一国也。耆，音祇，古曰婴夷，或曰乌夷，或曰乌耆，即安西镇之中是其一镇，西去安西七百里。汉时楼兰、鄯善、危颁、尉犁等城，皆此地也。或迁都改邑，或居此城，或住彼城，或随主名，或互相吞灭，故有多名，皆相邻近，今成丘墟。

《大方等大集经》卷五五，《月藏分》 13，368b：

尔时世尊以亿尼国付嘱勇健执蠡大夜叉，将千眷属（中略）“汝等共护亿尼国！”

再作几点阐释：

第一　慧琳音义《大唐西域记》，在列举了许多名称之后，最后一句话“今成丘墟”，显然不会指焉耆（阿耆尼），否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不会写：“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下略）。”

第二　亿尼是否是焉耆的问题，德国梵文学家吕德斯在他的论文《东突厥斯坦历史和地理的再研究》（Weitere Beitr 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ürkestan Philologica Indica S. 622）中，作了详尽的论证，证明“亿尼”就是“焉耆”。

第三　在克孜尔梵文残卷中，阿耆尼作Agni（上引书，S. 621）。

第四　请参阅日本学者水谷真成译《大唐西域记》“阿耆尼”注，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的《大唐西域记》译本的注。也请参阅Thomas Watters，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Vol. I. p. 14.ff. 阿耆尼的注释。都不再征引。

二　龟兹

在中国古代典籍和佛典中，龟兹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3〕 ：

龟兹　《前汉书》

丘兹　《新唐书》

归兹　《申日经》

丘兹悟空　《入竺记》

邱兹羽溪了谛　《西域之佛教》

邱兹　《密迹金刚力士经》

屈茨道安　《释氏西域记》

苦叉元　《经世大典》

俱支曩　《梵语杂名》

俱支那　《梵语杂名》

屈兹　《新唐书》

屈支玄奘　《大唐西域记》

归兹礼言　《梵语杂名》

归慈　《出三藏记集》

苦先　《元朝秘史》

拘夷　《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曲先　《明史·西域传》

名称抄完，还必须作点补充，一是抄点资料，二是作点阐释。

先抄资料。

《一切经音义》，卷二八， 54，496b，《妙法莲华经序》，慧琳撰：

龟兹（夹注）上音归，下音谘，胡国名也，即安西四镇是也。

羡林按：慧琳在这里把“龟”字注音为“归”。

《一切经音义》，卷八二， 54，836c，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慧琳撰：

屈支国（夹注）上，君物反。即安西龟兹国。

同上书卷，页837a：

屈支国（夹注）上，君物反。古名月支，或名月氏，或曰屈茨，或名乌孙，或乌纍，案蕃国多因所亡之主立名，或随地随城立称，即今龟兹国也，安西之地是也。如上多名，并不离安西境内。

羡林按：慧琳这一段音义颇出人意料，他把古代西域一些民族同龟兹联系起来。他说了些“或曰”、“或名”之后，最后来上一句：“并不离安西境内”。前后似有矛盾。上面他曾把“龟”音为“归”，现在又改为“君物反”，也是有矛盾的。

再作点阐释：

第一　上面抄录的名称中有“俱支曩”一词。这个词儿见于唐礼言的《梵语杂名》（ 54，1233ff.）。值得注意的是礼言是“归兹沙门”，“归兹”当然就是龟兹。上面我引慧琳音义：“龟，音归。”这又添了一个证据。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这个“曩”如何解释。礼言是龟兹人，在正文中，他不写“归兹”，而写“龟兹”，梵文译音“俱支曩”，梵文原文是Kucīna（ 54，1236a）。德国梵文学者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他的论文《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和地理研究》（见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Dstturkestan Philologica Indica，S. 529）中，把“俱支曩”解释为Kuci（龟兹）的复数属格Kucīnm。这样看上去似极有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唐智广《悉昙字记》（ 54，1186ff. ）在开头一段类似序或导言中说：

悉昙，天竺文字也。《西域记》云：梵王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随事转用，流演支派，其源浸广。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而中天竺特为详正。……会南天竺沙门般若菩提，赍陀罗尼梵挟，自南海而谒五台，寓于山房，因从受焉。与唐书旧翻兼详中天音韵，不无差反。……因谱其所出，研审翻注，即其抒由，科以成章。

在这里，请注意几点。第一，这一本《悉昙字记》是根据南天音撰成的。第二，中天音特为详正。后面，页1188a na挪（那）字，有夹注说：“捺下反，音近那可反。余国有音，音曩。”意思就是na，南天音读若那，而“余国”读为曩。“余国”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我有一篇论文：“所谓中天音旨”（见《季羡林文集》卷7，页445—474），详细论证了中天音有一些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na读若曩。请参阅，不再征引。礼言注kucīna为“俱支曩”，显然遵守的是中天音旨。其他一些na字，他也以“曩”字注音，比如页1236c“龙”，naga，他注为“曩 ”。类似的例子还多，不一一列举。总之，俱支曩的“曩”字是中天音，与复数属格的n m无涉。

第二　克孜尔梵文残卷中，屈支作Kuci。

第三　请参阅日本学者水谷真成译《大唐西域记》“屈支”一条的注释，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翻译《大唐西域记》的有关注释，不一一征引。又请参阅Thomas Watters的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Vol. I，P. 58ff. 有关屈支的注释。

注释：

〔1〕 周连宽著《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页22—40《阿耆尼国考》，对阿耆尼这个名称有详尽的考证。

〔2〕 以上名称，主要根据周连宽上引书，我加上了几个，但并不求全。详细的考证，也请参阅周文。

〔3〕 周连宽著《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页46—68《屈支国考》。

第二节　中国史籍中有关两地的记载

中国史籍，浩如烟海，抄不胜抄。我现在主要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二十五史，把有关两地的记载抄录一些。因为这些记载与我要论述的各种有关两地的问题都或多或少有些关联。有了正统的历史记载，会对了解一些有关问题有所帮助。

《史记》

《史记》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其第123卷，“大宛列传”第63，主要讲张骞、李广利等与匈奴、大宛等国之关系，连带述及西域其余国家，没有专门提到焉耆和龟兹，因此没有什么材料可抄。

《汉书》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66上，第一次讲到整个西域。卷九六下，《西域传》第66下继之。

这里讲到了后来称之为“丝绸之路”的道路：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这是对汉代丝路最简洁、最明确的描述。

卷九六下讲到龟兹。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绛宾来朝贺，“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同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由此可见，汉代龟兹已开始华化。

关于龟兹国，记述如下：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壘城三百五十里。

关于焉耆《汉书》卷九六下有下列的记载：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值得注意的是，龟兹和焉耆都设有译长。两地都没讲国王的姓氏。

《后汉书》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78，正如传名所表示的，专门讲西域。是安帝（107—126年）末班勇所记的。

本传在开始部分也讲到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传内虽多次提到龟兹，但却没有专节论述。焉耆有专节：

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北去长史所居八百里，东去洛阳八千二百里。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厄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

《西域传》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天竺”那一节中讲到明帝梦见金人，遂使人赴天竺求佛法的故事。在最后的“论曰”中，又对佛教发了一通议论，可供治中国佛教史的学者参考。《传》中提到龟兹王建，有名无姓。

《晋书》

《晋书》卷九七，《列传》第67，其中“西戎”一段讲到焉耆和龟兹。先抄焉耆国的记述：

焉耆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与乌孙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其俗丈夫翦发，妇人衣襦，着大袴。婚姻同华夏。好货利，任奸诡。王有侍卫数十人，皆倨慢无尊卑之礼。

武帝太康（280—290年）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狯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胁生子，曰会，立之为世子。会少而勇杰，安病笃，谓会曰：“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遣子熙归本国为王。会有胆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率服。然恃勇轻率，尝出宿于外，为龟兹国人罗云所杀。

其后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率众疆理西域，宣以部将张植为前锋，所向风靡。军次其国，熙距战于贲仑城，为植所败。植进屯铁门，未至十余里，熙又率众先要之于遮留谷。植将至，或曰：“汉祖畏于柏人，岑彭死于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将有伏？”植单骑尝之，果有伏发。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熙率群下四万人肉袒降于宣。吕光讨西域，复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怀末，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苻坚时，坚遣其将吕光率众七万伐之，其王白纯距境不降，光进军讨平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焉耆王姓龙，龟兹王姓白，都点了出来。

《梁书》

《梁书》，卷五四，《列传》第48，“诸夷”，“西北戎传”，有关于西域的记载。其中有关于龟兹者，抄录如下：

龟兹者，西域之旧国也。后汉光武（25—58年）时，其王名弘，为莎车王贤所杀，灭其族。贤使其子则罗为龟兹王，国人又杀则罗。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王，由是属匈奴。然龟兹在汉世常为大国，所都曰延城。魏文帝初即位，遣使贡献。晋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382年），秦主苻坚遣将吕光伐西域，至龟兹，龟兹王帛纯载宝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纯弟震为王而归，自此与中国绝不通。普通二年（521年），王尼瑞摩珠那胜遣使奉表贡献。

这里讲到国王姓帛。

羡林按：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偏安南方，与西域来往困难，所以史籍中对西域记述极少。

《魏书》

《魏书》卷一○二，《列传》第90，“西域”，有关于两地的记载：

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里。其王姓龙，名鸠尸卑那，即前凉张轨所讨龙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国内凡有九城。国小人贫，无纲纪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华夏，死亡者皆焚而后葬，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葡萄酒，兼爱音乐。南去海十余里，有鱼盐蒲苇之饶。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砂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下略）

这里谈到一些有意义的现象，首先讲到信佛教，是以前诸史都没有提到过的。“文字与婆罗门同”，指的是婆罗米字母。下面是龟兹国：

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又出细毡，饶铜、铁、铅、麖皮、氍毹、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犎牛等。东有轮台，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式水，即黄河也。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其东阙城戍。寇窃非一。世祖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拒战，度归击走之，斩二百余级，大获驼马而还。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 ，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自后每使朝贡。

这里没有提到佛教信仰。提到的孔雀，今已绝迹了。

《周书》

《周书》卷五○，《列传》第42，“异域下”，有关于两地的记载：

焉耆国在白山之南七十里，东去长安五千八里。其王姓龙，即前凉张轨所讨龙熙之胤。所治城方二里。部内凡有九城。国小民贫，无纲纪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华夏。死亡者皆焚而后葬，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气候寒，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牛羊。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蒲桃酒，兼爱音乐。南去海十余里，有鱼盐蒲苇之饶。

保定四年（564年），其王遣使献名马。

除了最后一句外，文字几与《魏书》全同，抄袭之迹，不加掩饰。

下面关于龟兹的记载，除了最后一句“保定元年（561年），其王遣使来献”外，都与《魏书》相同，不录。

《南史》

《南史》，卷七九，《列传》第69，“夷貊下”有“西域诸国”一项。但是“论曰”说：“自晋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碍莫通。”对西域记载极少。抄一段关于龟兹的记载：

龟兹者，西域之旧国也。自晋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522年），王尼瑞摩珠那胜遣使奉表贡献。

《北史》

在南朝时代，主宰天下的不是偏安于一隅的南朝，而是北朝。所以，《南史》对西域的记载极少而空，而《北史》则多而实。

《北史》，卷九七，《列传》第85，有“西域”传，讲到西域诸国。在叙论中有一段话讲到丝路，颇有参考价值，今抄录如下：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

下面关于焉耆和龟兹的记述，几乎全抄《魏书》。但也有点新材料，“焉耆”一段中说：

周保定四年（564年），其王遣使献名马。

隋大业（605—617年）中，其王龙突骑支遣使贡方物。

“龟兹”一段中说：

周保定元年（561年），其王遣使来献。

隋大业中，其王白苏尼 遣使期，贡方物。是时，其国胜兵可数千人。

“白苏尼 ”一名，伯希和《吐火罗语考》，页110，注55，认为：苏尼可以对Suvar a，而 字则不能对pu pa。并认为，吕德斯考证，在Suvar a pu pa国王以前，有一位国王名Tottika， （咥）字或即Tottika之音译。

《隋书》

《隋书》，卷八三，《列传》第48，有“西域”传。里面讲到了焉耆和龟兹。内容没有什么新东西，但篇幅短，抄在下面，供比较参考。

焉耆国，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龙，字突骑。都城方二里。国内有九城，胜兵千余人。国无纲维。其俗奉佛书，类婆罗门。婚姻之礼有同华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发。有鱼盐蒲苇之利。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除了国王的名字和贡方物之外，别无新东西，只是文字简练而已。

龟兹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白，字苏尼咥。都城方六里。胜兵者数千。俗杀人者死，劫贼断其一臂，并刖一足。俗与焉耆同。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座。土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麖皮，氍毹，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国王的名字苏尼咥，当即《北史》之苏尼 。大业中朝贡。其余资料全抄《魏书》。苏尼咥，或即Tottika之音译，上面已经说到。

《新唐书》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列传》第146上，“西域”上，有焉耆和龟兹。

先抄一点有关焉耆的资料：

焉耆国直京师西七千里而赢，横六百里，纵四百里，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犁，北乌孙。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鱼盐利。俗祝发毡衣。户四千，胜兵二千。常役属西突厥。俗尚娱遨，二月朏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岁尽止。

下面文很长，主要讲与高昌和西突厥的关系，抄录无用。我只选择两点摘述之：一是与唐代的关系，一是国王的名字。“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其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后来讲到在战乱中，栗婆準摄国事；吐屯摄王；薛婆阿那支自为王（下面“龟兹”中提到了他），号瞎干；婆伽利为王；突骑支又为干王；龙嬾突为王，开元七年（719年）死，焉吐拂延立，讫天宝（742—756年）常朝贺。

下面抄龟兹：

龟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经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横千里，纵六百里。土宜麻、麦、粳稻、蒲陶，出黄金。俗善歌乐，旁行书，贵浮图法。产子以木压首。俗断发齐顶，惟君不剪发。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

文中提到“贵浮图法”，而焉耆则无，值得注意。

下面文甚长，仍照焉耆的办法摘录之。高祖受禅（武德元年，618年），王苏伐勃 （Suvar a pu pa）遣使入朝。会死，子苏伐疊（Suvar adeva）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630年）献马。苏伐疊死，弟诃黎布失毕（Haripu pa）立，二十一年（647年）西遣使朝贡。下面同焉耆一样，在战乱中，叶护曾被立为王，后高宗又封诃黎布失毕为王。其子素稽继为王。上元（624—676年）中，素稽献银颇罗、名马。天授三年（692年）王延田跌来朝。开元七年（719年）王白莫苾死，子多币立，改名孝节。十八年（730年）遣弟孝仪来朝。德国学者吕德斯曾排列了六位龟兹王的名字，最后一位是Suvar adeva（Philologica Indica，P. 617—618）。现在我根据《新唐书》可以继续排列下去：7 Haripu pa；8叶护；9仍为Haripu pa；10素稽；11延田跌；12白莫苾；13多币（孝节）。

《旧唐书》

《旧唐书》卷一九六，《列传》第148，有“两戎”一段，其中有焉耆与龟兹，所述与《新唐书》没有多少区别，不录。

下面应该是《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在“四夷附录”和“外国列传”中都没有焉耆和龟兹。

羡林按：焉耆和龟兹本是汉代西域大国，丝路重镇。到了唐代仍然繁荣昌盛，所以史书仍有所记载，唐代以后，时移世迁，两国渐渐失掉其重要性。新旧《五代史》只有于阗，而无焉耆和龟兹。宋代又是继唐代之后的一个统一大帝国。但此时中西交通要道，逐渐由陆路转向海路。宋朝廷的目光也由西向南转移。只要看一看《宋史》卷四九○，《列传》第249，“外国”六中所列的国名，就可以参透这一层道理：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层檀龟兹沙州拂菻，这种排列毫无伦次，极混杂之能事。可见宋代对西域已极陌生。在“回鹘”这一节中，有的地方顺便提到了龟兹：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三十六人对于长春殿，献名马、弓箭、鞍勒、团玉、香药等，优诏答之。

天禧四年（1010年），（夜落隔归化）又遣使同龟兹国可汗王智海使来献大尾羊。

下面有专讲“龟兹”的一段，抄录如下：

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麦瓜果。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九十日。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

自天圣（1023—1032年）至景祐四年（1037年），入贡者五，最后赐以佛经一藏。熙宁四年（1071年），使李延庆、曹福入贡。五年（1072年），又使卢大明、笃都入贡。绍圣三年（1096年），使大首领阿连撒罗等三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经略使以其罕通使，请令于熙、秦州博买，而估所赍物价答赐遣还，从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把回鹘与龟兹联系起来，上面已经讲到，龟兹文属于印欧语系，与回鹘无关。大概是因为龟兹被回鹘征服，所以就变成“龟兹回鹘”了。这里也证明了，直到宋代，龟兹还信仰佛教。

《宋史》以后的正史中没有系统的关于焉耆和龟兹的记载。

第三节　中国西行求法高僧行纪中有关两地的情况，特别是佛教信仰的情况

一　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经陆路西行求法的高僧，绝大多数都必须走过所谓“丝绸之路”。因此，必须先对丝路的情况做一点介绍。

在历史上漫长的时期中，丝路是横亘欧亚大陆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并不是固有的，而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起的 ^〔1〕 ，原因就是，通过这一条路从中国运往西方的多为丝绸。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流行“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其实是不通的，海上运出的多为瓷器和茶叶，后来也有白糖，丝绸所占分量微乎其微，而竟名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岂非南辕而北辙！

论述丝路的书籍和文章，数量极大。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有不少。近代中外文字中都可以找到，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论述。我现在只根据杨建新《丝绸之路》 ^〔2〕 一书，稍加论列和补充，这对陆路西行求法高僧的行纪的理解是会有帮助的。

杨建新把整个的丝绸之路分为三段：东段、中段和西段。从长安出发，中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和阳关，这是东段。西域境内，从玉门关的阳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这是中段。由此往西，南到印度，西到欧洲，这是西段 ^〔3〕 。

东段和西段同我现在要谈的主要问题无关，可以置而不论，现在只谈中段，也就是西域或新疆的一段。丝路中段的道路，也是错综复杂的；但总之是为新疆环境所决定的。新疆的自然环境是，北有阿尔泰山、天山横亘于中，南有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自然地理将新疆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称为南疆地区，北部称为北疆地区，在山脉和沙漠之间及其边缘地区形成了丝绸之路中段的通道 ^〔4〕 。

即以中段而论，看起来似颇明了，实际上名称也有改变。总起来看，在汉代著名的是天山以南的南、北两道。以后，天山以北的一条丝路繁荣起来，被称为新北道。到了隋、唐时期，这三条路线依次被称为南道、中道（汉代的北道）、北道（即新北道）。《通志》一九六，“四夷”3说：“初，汉通西域有二道，自元始（汉平帝年号，公元1—5年）以后有三道焉。”讲得非常概括。

我现在按照隋唐时代的名称，把三条道加以简要的说明，以便对西行求法的高僧们所经行的道路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南道是指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东西通道。这条道路东起阳关，西至帕米尔，中间经过的地区，由东往西，经过白龙堆沙漠南缘首先到达鄯善，与今日的鄯善不是一地。鄯善国原称楼兰，是汉代张骞通西域时的三十六国之一。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改名鄯善国后，其国都由楼兰迁往扜泥，即今若羌县城。由鄯善向西南到且末（今且末南）。且末也是汉代三十六国之一。由且末往西到精绝（在今民丰以北，尼雅下游，现已变为沙漠）、扜弥（在今于田东）、于阗，由于阗向西就是葱岭。在这里登葱岭有两个叉道：一条道是经皮山、莎车（今莎车，又称叶尔羌）、无雷（今塔什库尔干北一带）过葱岭；一条道是由于阗向西南经子合（又称西夜、悉居半、朱驹波，今叶城以南）到竭盘陀（又称竭叉，即今塔什库尔干）过葱岭。葱岭上的竭盘陀是南道必经之地。

丝绸之路中段的中道，即汉代的北道，是从玉门关向西，沿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直达葱岭。中间经过的地区，从东往西，出玉门关，经哈顺沙漠南缘，到达今吐鲁番。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和西北的交河，都是古代丝路重镇。由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南到达危顺（今和硕县）、焉耆、渠犁（今库尔勒，尉犁）。丝路由东向西通向焉耆，有两条道。一条是由玉门关西行，过莫贺延碛，先至高昌，然后到焉耆。一条是西出阳关，度白龙堆沙漠，由罗布泊北至焉耆，后者又被称为大碛道。由焉耆西行到达龟兹，即今库车。这里的纺织、冶炼、手工业都很发达。在唐代，这里设龟兹都督府，又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遂成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中心。由龟兹向西，中间又有两个叉道：一条是由龟兹西行，经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出拔达岭（今阿叠里山口）到达乌孙首府赤谷城。另一条是由龟兹西南行抵疏勒（今喀什噶尔），越葱岭上的捐毒（今乌恰县一带）、休循（今帕米尔阿赖谷地一带）到达大宛。

新疆丝路第三条路是北道或新北道。这是天山北麓的丝绸之路，与以上所谈的两道不同。开辟时间也相当早。这一条道路的路线是：由玉门关西北行，过莫贺延碛沙漠北缘到伊吾（今哈密）。由伊吾向西北行可到蒲类。由伊吾亦可不经蒲类而直抵北庭。北庭在汉代为车师后城长国，东汉称金满城。由北庭西过沙钵城守捉、冯洛守捉、耶勒城守捉、促六城守捉、轮台县，至弓月城（今霍城一带），渡伊犁河，西行千里至碎叶城，又称素叶水城。在唐代是丝路重镇，玄奘西行时曾到过这里。唐高宗时在碎叶设镇，与龟兹镇、疏勒镇、于阗镇合称西域四镇，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丝绸之路新疆段三条主要道路的介绍，就到此为止。至于所谓草原丝绸之路，因与我所要研究的问题无关。我就不再介绍了 ^〔5〕 。

我现在只想补充一点，即古代佛教典籍中谈到丝路的地方颇多，当然不会有“丝绸之路”这个词儿。我现在从中选取一种，即《释迦方志》，看看佛教典籍是怎样叙述这条道路的。卷上，“遗迹篇”第四说：

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具睹遗迹，即而序之。其东道者，（下略）。

这一条东道是经过西藏到达尼泊尔（北印度尼波罗国）。

中道是从鄯州出发，中间经过凉州、甘州、肃州、故玉门关、瓜州、沙州、纳缚波故国（也就是楼兰，亦名鄯善）、折摩陀那故国（即且末）、都罗故国、大流沙、瞿萨呾那国东境（“其关名尼壤城，彼土自谓于遁国也”）。在这里，我再抄点原文：

周四千余里，沙碛大半。寺有百余，僧出五千大乘学者。从关至媲摩川二百余里。有媲摩城，中有旃檀立像，高二丈余，极多灵异光明。疾者随痛以金薄帖像上便愈。其像本在 赏弥国，是邬陀衍那王所造，凌空至此国。（下略）

这是唐代瞿萨旦那国的情况。以之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一条对比，情况完全一致 ^〔6〕 。

下面经过的地方依次是：斫句迦国（即沮渠也）、佉沙国（即疏勒也）、乌铩国、蝎盘陀国、波谜罗川、钵露罗国、葱岭、高弥国、尸弃尼国、达摩铁悉帝国、屈浪拏国、淫薄建国、钵铎创那国、四摩呾罗国、讫栗瑟摩国、钵利曷国、瞢健国、阿利尼国、遏罗胡国、活国、缚曷国、阔悉多国、安坦罗缚国、漕矩吒国（亦曰早利），“王城东南二千余里，至西印度伐剌拏国，方合北道，南趣佛国”。

羡林按：这里讲的“中道”，实际上就是汉代和隋唐时期的南道。我们不要忘记，《释迦方志》讲的是到印度去的道路，不是我们讲的“丝绸之路”。它讲的“东道”，就与西域无关。当然，在晋后一直到隋唐和隋唐以后，在中国西行求法的高僧或非僧人眼中，西域的丝绸之路也是到印度去的重要途径，虽然还不能说是唯一的途径。

下面讲《释迦方志》所谓的“北道”。行程如下：京师、瓜州、莫贺延碛口、柔远县、伊州、蒲昌县、西州（即高昌故地）、阿耆尼国（即乌耆也）、屈（居勿反）支国（即丘慈也）、跋禄迦国（古名姑墨，又名亟墨）、凌山（葱岭北原）、大清池（又名热海，亦名咸海）、素叶水城、千泉、呾逻私城、恭御城、笯赤建国、赭时国（唐言石国）、悚（敷也）捍国、窣睹利瑟那国、飒末建国（唐言康国）、弭末贺国（米国也）、劫布呾那国（曹国也）、屈霜儞迦国（何国也）、喝捍国（东安国也）、捕捍国（中安国也）、伐地国（西安国也）、货利习弥国、羯霜那国（云史国也）、大山、铁门关、睹货逻国（古云吐火罗也）故地、呾密国、赤鄂衍那国、忽（忿）露摩国、愉（朔俱）漫国、鞠和衍那国、镬沙国、珂咄罗国、拘谜陀国、尸弃尼国、达摩悉帝国（羡林按：原文云：“如前中道所引也。”），“又从铁门南而稍东，五百余里，至缚喝（羡林按：中道已有缚曷国。原文夹注云：“一道拘谜西南至”）、缚伽浪国、纥露悉泯健国、忽懔国、缚喝国、锐末陀国、胡寔建国、呾刺健国。”又缚喝国东至忽懔国（羡林按：此国上面已有，是从不同的方向到达的）、纥露悉泯健国（按此国上面已有）、缚伽浪国（上面已有），“又从缚喝国南百余里至”揭职国、大雪山、睹货罗故地、梵衍那国（大雪山东至小川泽东入雪山，踰黑岭至）、迦毕试国，“又从龙池东行六百余里，越雪山，度黑岭，至北印度界。已前诸邑并名胡国，至此方合中间道也。”从此进入印度，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以内了 ^〔7〕 。

综上述者观之，《释迦方志》讲的是到印度去的道路。其所谓“东道”就是吐蕃道，与一般讲的“丝绸之路”无关。其所谓“中道”，就是汉代以及随唐时期的“南道”。其所谓“北道”，就是隋唐时期的“中道”。汉代的“新北道”，就是隋唐时期的“北道”，主要不是通向印度，所以《释迦方志》不谈。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51，5a，使用了“北道”这个词儿，不知何所指，很可能就是《释迦方志》的“北道”。

二　西行行纪

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基本上是由印度或西域一些小国的高僧来华传教，中国高僧或非高僧亲自涉流沙不远万里赴天竺求法者，绝无仅有，有之自法显始。法显以后，代有其人，持续千有余年。可惜的是，赴天竺者多，而留有文字记载者少。这对我们研究求法的历史，是一个不利条件。我现在想研究一下这些为数不多的文字记载；往还皆由海路者，如义净等，不在我研究之列。我研究的重点是：求法者走的是哪一条道，与我在上面讲到过的头绪繁多的丝绸之路对比一下，看看不同时代赴天竺者究竟是走的什么路线。其次一个重点是，焉耆与龟兹各时代情况如何，特别是宗教信仰的情况。这是我要研究的真正重点。我的研究按时代先后进行。韩翔、朱英荣著《龟兹石窟》，新疆，1996年，p. 288—298讲到法显等西行路线，可参阅。

法显 ^〔8〕

法显是中国高僧中有行纪的第一人。《高僧法显传》一开头便说：

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羡林按：己亥年是晋隆安三年，魏天兴二年，后燕长乐元年，后秦弘始元年，西秦太初十二年，后凉吕纂咸宁元年，南燕太初三年，北凉段业天玺元年，南燕燕平二年，公元399年），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法显等走的路线是：长安、（度陇至）乾归国、褥檀国、养楼山、张掖镇、敦煌、沙河、鄯善国（楼兰）、乌夷、于阗、（慧星、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竭盘陀〉）（法显等）子合国、葱岭山、於麾国、竭叉、北天竺。

进入印度以后的行动，我在这里就不谈了。法显走的道路颇为奇特。他最先没有走隋唐时期（汉代亦然）的南道。从敦煌直接到了鄯善（鄯善处于南道和中道之间），向前，走向中道的 夷（焉耆），从焉耆却突然转向南道的于阗，从这里没有走莎车一路，而是经过子合，到了竭叉，然后进入北印度。法显走的路，不像是经常走的路，不受南道、中道的限制，由法显临时决定的。不过，从中道的焉耆到南道的于阗，确实有一条经常正规通行的道路。参阅斯坦因From Kurutagh to Kashgar p. 281—254.

至于佛教信仰的情况，印度本土的我在这里不讲，只讲西域一带的。在鄯善国，法显记载：“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下面讲到乌夷国：

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也。（中略）乌夷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

在于阗国，法显记载：“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国主安顿法显等于僧伽蓝。僧伽蓝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搥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在子合国，法显记载：“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在竭叉国，法显记载了国王作五年大会（般遮越师）的盛况，我不再抄录了。下面全书主要重点是描述法显在印度的求法活动。从义熙六年（410年）至七年（411年），法显在锡兰（斯里兰卡）访学。然后经耶婆提（爪哇），于义熙八年（412年）登舟，拟至广州。遇黑风暴雨，船被风吹至山东青州长广郡，才得以登岸，回到了祖国。这些都与我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无关，我也不再叙述了。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来：龟兹一向是丝绸之路中道（《释迦方志》的北道）重镇，经济发达，佛教兴隆，为什么法显已经到了焉耆，龟兹近在咫尺，他却不亲临其地，而是从焉耆“直进西南”，到了于阗？其中必有原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惠生和宋云 ^〔9〕

《大正新修大藏经》所称的《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本来是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一部分，并没有这样一个书名。

“魏神龟元年（518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与敦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凡得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他们走的道是：京师、赤岭（国之西疆）、吐谷浑国、鄯善城、且末、末城、捍 城、于阗国、朱驹波、入渴盘国界、葱岭山、钵孟城、毒龙池、渴盘陀国（正在山顶）、钵和国、 哒国、波斯国、赊弥国、乌场国、（正光元年，520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新头大河、佛沙伏城、乾陀罗城、那迦逻国。总起来看，惠生和宋云走的是从鄯善转入汉和隋唐时代的南道，《释迦方志》的中道。

至于佛教信仰，惠生和宋云也有简明的叙述。且末城：“有吕光伐（原作“代”，疑误）胡时所作佛菩萨像。”捍 城：“有于阗供佛之塔，其旁小塔数千，悬幡万计。”于阗国：“有国王所造覆盆浮图一躯，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 哒国：“不信佛法，杀生血食。”乌场国：“国王菜食长斋，晨夜礼佛，日中以后，始治国事。钟声遍界，异花供养。闻魏使来，膜拜受诏。国中有如来晒衣履石之处。其余佛迹，所至炳然。每一佛迹，辄有寺塔履之。比丘戒行清苦。”乾陀罗国：“不信佛法。”佛沙伏城：“名僧德众，道行高奇。石像庄严，通身金箔。有迦叶波佛迹。”乾陀罗城：“有佛涅槃后二百年国王迦尼迦所造雀离浮图，凡十二重，去地七百尺，基广三百余步，悉用文石为基。塔内佛事，千变万化。金盘晃朗，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那迦逻国：“有佛顶骨及佛手书梵字石塔铭。”因为惠生和宋云走的是南道，没有焉耆和龟兹。

玄奘 ^〔10〕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讲了自己走过的国家，但路线不十分明确，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他走过的路线则具体、详明得多了。周连宽的书对玄奘走过的道路有详细的考证。中华书局《大唐西域记校注》则绘有“玄奘西行路线图”，均可参考。我在下面对玄奘赴天竺求法的去路和归路，只写出地名，不加描叙；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在重新探讨玄奘经过的路线，而是以唐代新疆丝绸之路的南道、中道和北道为标准，看一看玄奘经行的路线是否与此三道完全相合；如果不相合的话，其区别又在何处，以此来补充历来对三道的理解。我的主要依据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辅之以周连宽的著作。

先谈玄奘到印度去的路程。

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年） ^〔11〕 启程赴天竺求法。路线如下：长安、秦州、兰州、凉州、瓜州 ^〔12〕 、玉门关、第四烽、野马泉、莫贺延碛、伊吾、高昌、无半城、笃（高）进城、阿耆尼国阿父师泉、银山、阿耆尼王都、屈支国、跋禄迦国 ^〔13〕 。

跋禄迦国，汉代作姑墨、亟墨，唐代作拨换，元代作八里范，今新疆阿克苏。从这里新疆丝绸之路分出了两条岔道：一条斜向西北，通向怛罗斯城，与汉代的新北道，隋唐的北道会合；一条斜向西南，通过疏勒（今喀什），可以直进印度。按道理，玄奘既然渴望赴天竺求法，走西南岔道，实为便捷。可他为什么竟舍近而求远呢？这个问题，过去从未有人提出来过。《慈恩传》和周连宽的著作中都没有说明。《慈恩传》 50，227a，只平平淡淡地说：“至发日（从屈支出发）王给手力驼马，与道俗倾都送出，从此西行二日。……至跋禄迦国，停一宿。”是否因为到疏勒去的路上有什么障碍？或者到怛罗斯去玄奘有什么企图？这些都是问题。

我在这里仍谈玄奘的行程。跋禄迦、淩山（葱岭北隅）、大清池、素叶城（在这里，玄奘见到了突厥叶护可汗，可汗派人送法师到迦毕试国 50，227bc。难道这里有一条道可直达迦毕试吗？）、屏聿（千泉）、呾逻斯城（今奥利—阿塔），到了这里，隋唐时期的丝路的中道与北道会合。这里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丝路干线大体上分为两岔：一岔向西北斜去，终点是君士坦丁堡；一岔向西偏南走去，终点是大马士革。

玄奘基本上走的是后一岔道，但不是向西方走去，而是偏南走向印度：白水城、恭御城、笯赤建国、赭时国（石国）、窣堵利瑟那国、飒秣建国（康国、撒马尔罕）、屈霜你迦国（何国）、喝捍国（安国）、捕喝国（中安国）、伐地国（西安国）、货利习弥伽国、羯霜那（史国）、铁门、睹货罗国、活国、缚喝国、提谓城、波利城、锐末陀胡寔健国、揭职国、（入）大雪山、（出睹货罗境）、梵衍那国、大雪山、小川、迦毕试国、黑岭、入北印度境至滥波国。

这一段路，可参考阮明道《西域地理图说注》，延边1992年，卷六，“外夷情形”。

以后《慈恩传》记载玄奘在印度的活动，与我目前探讨的题目无关，我就不再叙述了。

下面记述玄奘离开天竺回国时所走的路程。《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最后一句话是：“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国。”因此，我就从漕矩吒国开始，佛栗氏萨傥那国、婆罗犀那大岭、安呾罗缚国、阔悉多国、活国、葱岭、瞢健国、阿利尼国、曷逻胡国、讫栗瑟摩国、钵利曷国、呬摩呾罗国、钵铎创那国（据《慈恩传》下面是淫薄健国、屈浪拏国）、达摩悉铁帝国、尸弃尼国、商弥国、波谜罗川、钵露罗国、朅盘陁国、乌铩国、佉沙国、斫句迦国、瞿萨旦那国、媲摩城、尼壤城、大流沙、睹货罗故国、折摩驮那故国（沮末）、纳缚波故国（楼兰）、沙州。下面的行程不记述了。

统观玄奘的回程，他走的基本上是南道。但是，到了朅盘陀，他忽然转向中道的疏勒，然后又回转经过斫句迦走回南道，一直到于阗。他为什么这样走，也不清楚。

上面讲完了玄奘的去和回来的行程，下面再抄点有关焉耆和龟兹的佛教信仰的情况。

一　《大唐西域记》卷一

阿耆尼国

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毡褐，断发无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伽蓝十余所，僧徒两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屈支国

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匾 也。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

二　《大唐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卷二 ^〔14〕

屈支国

（玄奘到了屈支国，受到国王和众僧的热烈欢迎。其中有一高僧木叉毱多，游学印度二十余载，为国人所重，他）谓法师曰：“此土杂心，俱舍、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法师报曰：“此有瑜伽论不？”毱多曰：“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法师初深敬之，及闻此言，视之犹土。报曰：“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又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说。今谓邪书，岂不惧无底在（抂）坑乎？”（下略） ^〔15〕

慧超

新罗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是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残缺不全，但极有学术价值。现收入 51，975a—979b。慧超赴天竺的时间是在公元8世纪初期，唐玄宗在位。往天竺去的路程全缺，大部分是讲在印度巡礼的情况，只在最后一小段中讲他的回程，他往还都走的是陆路，即新疆丝绸之路。文字不长，抄在下面：

又从葱岭（汉属）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此亦汉军马守促。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土人著叠布衣也。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此处。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讲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囗（此处原文为框，下同）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名囗囗，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崏州人士。又从安西东行囗囗至乌耆国，是汉军兵囗领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

囗囗囗囗囗此即安西四镇名数：一安西，二于阗，三疏勒，四乌耆，（下缺）。（上缺）依汉法裹头著裙（下缺）。

上面抄的这一段话，虽不算太长，然而却极有意义，传递给我们很多有趣的信息：一，慧超的归程是疏勒、龟兹（安西）、于阗、安西、焉耆。他这样走，是颇为奇特的，从中道的龟兹一下子转向南道的于阗，好像又转回龟兹，然后再进至焉耆。二，在龟兹，本地僧人行小乘法，汉僧行大乘法。于阗也行大乘法。三，长安僧人来到龟兹，建庙住持，可见当时长安佛徒与龟兹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于阗也有汉寺，疏勒也有汉寺，可见当时汉族佛教力量之强大。这几座城市中汉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悟空

《悟空入竺记》，现收入 51，979b—982c。悟空是奉命赴迦湿弥罗的。去的时候，走的是“安西路”，也就是中道，他到了迦湿弥罗以及以后到了印度巡礼的情况，我们不谈。他回国的时候，“当欲泛海而归，又虑沧波险阻，乃却取北路，还归帝乡”（ 51，980b）。这里所谓“北路”是与南路，也就是海路对比的，换句话说，也就是陆路。

他离开印度回国，走的路是：睹货罗国、骨咄国、拘密支国、惹瑟知国、疏勒、于阗（梵名瞿萨怛那）、威戎城（一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据瑟得城、安西（龟兹国王白环，正曰屈支城）、乌耆国（王龙如林）、北庭州（吉木萨尔），然后随一群官员回到长安。

继业

宋范成大《吴船录》中有继业赴天竺的记载，现收入 51，981b—982c，名之曰《继业西行记》。继业于乾德二年（964年）奉诏赴天竺求经，开宝九年（976年）回国。他走的道路是：阶州、灵武、西凉、甘肃瓜州、沙州、伊吾（哈密）、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石、雪岭、布路州国、葱岭、伽湿弥罗、犍陀罗国（下略）。他的回国路程记述得很简单：泥波罗国（尼泊尔）、摩偷果、雪岭、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 51，982b）。值得注意的是，他走的基本上是中道，但是，到了焉耆，又转向南道于阗。法显走的路是从敦煌到鄯善，从鄯善到焉耆，又从焉耆转向南道于阗，同继业一样。可见虽然两人相距五六百年，这一条路似乎是一条畅通的大道，这样走，并不是什么例外。

锁喃嚷结

《锁喃嚷结传》见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现收入 51，985c—987a。这是锁喃嚷结自己的记录。一开头就说：“西域东天竺国有国，名主活，近名高昌。”不禁让人一惊：高昌在新疆，怎么会跑到东天竺去了呢？读到下面的文章：“先高昌王有妹，被主活国王取去，亦名高昌国。”（见 51，986b）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高昌和主活的关系，非常值得注意。主活国城内“后建法王殿说法台，高昌国王鞠文哆 所施，封一高僧无上法王，号圆通至圣佛。所度法子名嘛喝宝利，正锁喃嚷结之师。俗居恭御都宫，是高昌王第七弟之遗宗，名播利铠，厌王宫幻有之躯，欣菩提无上之果，遂投实（宝？）利，修习禅定，指示要略”（ 51，986a）。可见主活国与高昌关系之密切。这两地的关系是中印关系史上过去鲜为人知的一段公案，将来当另为文探讨之。

锁喃嚷结从印度来华的道路是：莫度达宫、缚蒭河（Oxus）、茄（按应作笯，见《大唐西域记》卷一）赤建国、喝桿国、恭御城、白水城、呾罗斯城（多习小乘）、羯霜那国（民敬三宝）、葱岭山、至特伽国、马蚁院、殑伽河（羡林按：殑伽河即恒河，他怎么能走到恒河来了呢？）、跋禄迦国、屈支国。我先抄点资料：

王号木文毱多（Mok agupta）。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多幻术，所餐诸物华美，衣服精丽。使用金银钱。

又行东过阿耆尼国。也抄点资料：

多有银矿山、金矿山，高可百丈，光气腾曜，不可名状。贼寇极广，其人凶恶，惨杀无忌。

又东行至古高昌国（亦名伊吾国）、流沙河、野马泉、五烽、贺延碛、玉门关。

统观锁喃嚷结所走的道路，与九百年前唐代玄奘赴天竺的道路极为相似。据推锁喃嚷结天竺之行，约在明代万历年间，或在天启初年。此时龟兹的佛教还颇发达，而国王名字仍用梵文，值得注意。他又说“多幻术”，也可以视做千年前密宗流行的延续。至于焉耆，则根本不提佛教信仰。是他一时疏忽呢？还是焉耆真正没了佛教？不敢断定。

这一节主要探讨的范围是丝绸之路和西行行纪，两者有密切相联的关系。关于丝绸之路，我探讨的重点是：研究丝路的学者们地图上所画的道路与西行求法高僧们所走的道路是否一致。结果是并不一致，我因此想到，真正的丝绸之路要比地图上的复杂得多。至于行纪中所记载的佛教信仰情况，因为时间跨度为一千多年，其中变化很值得我们注意，这对研究新疆佛教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0.10.6日写完

注释：

〔1〕 见林志纯：“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见《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纪出版社，p. 5。

〔2〕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上引书，p. 109—110。

〔4〕 上引书，p. 144—145。

〔5〕 上面的介绍主要根据杨建新《丝绸之路》。关于丝绸之路的书中外文中数量极大，全面介绍，没有必要。现在，仅就我手边所有的列举几种，以供参考。①A.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d. I，Ber-lin 1911；②Die Seidens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 mischin Reich. Mitt. d. Geogr. Gesellsch. Wien，1915；③A. Herrmann，Lou-Lan，Leipzig，1931；④A. Von Le Cog，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estan，Leipzig，1928；⑤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⑥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1981年；⑦王乃栋《丝绸之路与中国书法艺术》，新疆，1991年；⑧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1980年，第二册，1980年；⑨王孝先《丝绸之路医药学交流研究》，新疆，1994年；⑩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1995年；⑪《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英文版，此书中几乎篇篇文章都重要，我想特别指出初仕宾的《丝绸之路“羌中道”的开辟》和多杰才旦的《关于丝路吐蕃道的交通路线问题》这两篇，这对丝绸之路干线是一个有用的补充；⑫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1956年，页12—13，分为三道：一、包括南道、北道（实为唐代的中道）。二、三是从新疆到印度的，这里不谈；⑬李明伟《隋唐丝绸之路》，甘肃，1994年；⑭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1992年；⑮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甘肃，1991年。

〔6〕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北京，1985年，页1001ff..。

〔7〕 《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为 ），卷五一，页950c—954b。

〔8〕 主要根据《高僧法显传》， 51，857a—866b。中外学者研究法显的著作颇多，此书也译为多种外国文字。贺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简短扼要，可供参考。书中“法显西行路线图”，颇有价值。另外可参阅梁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页87ff. 。对贺著的“路线图”，我想提一点质疑：图上画着法显从焉耆到于阗经过龟兹，但法显原书对此并没有记载，法显似未到过龟兹。此外，把鄯善靠近高昌，也与实际情况不甚相符。

〔9〕 主要根据《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51，866c—867b。

〔10〕 佛教典籍中关于玄奘的记载颇多，主要是《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 50，214ff；《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50，220ff（此书有白话译文：《玄奘全传》，冯作民译，台湾，1979年）；《续高僧传》，卷四，《唐大慈恩寺释玄奘传》， 50，446c—458c；《大唐西域记》。《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荆州白马寺玄奘传”， 50，863c，这个玄奘与我们讲的玄奘不是一个人。此外，关于玄奘的典籍可供参考者还有《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一， 49，569—581。周连宽著《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是一部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水平相当高的著作。

〔11〕 关于玄奘起程的年代问题，中外学者间争论极大。主要有两说：一为贞观元年，一为贞观三年。请参阅周连宽上引书，页1—14；杨廷福《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等著作。我按照周氏考证，取三年说。杨廷福主元年说。

〔12〕 玄奘在瓜州遇到困难，“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 50，223b。可见当时弥勒信仰之普遍。

〔13〕 从屈支至跋禄迦国，《慈恩传》 50，227a，记得很简单。周连宽有仔细考证，页69—73，请参考。周著这种考证很多，不再一一介绍。

〔14〕 50，226b—227a。阿耆尼国没有什么可抄。

〔15〕 除了以上二书外，《大藏经》中讲焉耆和屈支宗教信仰的地方还很多，比如《释迦方志》卷上， 51，952b—c等等，均可参考。

第四节　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对龟兹的历史，特别是其佛教信仰的历史，做一个极其概括的描绘，这样对以后的叙述会有极大的好处。不管我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什么时代，读者先有一个历史的轮廓，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四顾茫然。

在中国史籍中，龟兹一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关于这一点，请参阅上面第二节：“中国史籍中有关两地的记载”。在公元前，龟兹国基本上是处在匈奴控制之下的。佛教传入龟兹，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早于传入中国内地。公元前某一个时期佛教传入龟兹，从地理条件上来看，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重镇，处于天竺与中国之间。佛教先传入龟兹，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取得了对大宛战争胜利之后，统治区域扩大了，汉朝政府的势力也进入了龟兹。公元前59年，龟兹正式列入汉朝政府行政管辖之内。

自公元1世纪起，龟兹进入白氏王朝统治时期。据《后汉书》和帝永平三年（91年），班超破月氏，降服龟兹，废其王尤利多，立龟兹之侍子白霸为王，这似乎就是白氏王朝的开始。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年），班勇征服西域，当时的龟兹王是白英。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年），龟兹王是白山。前秦苻坚大将吕光攻杀之龟兹王是白纯（其妹即鸠摩罗什之母）。吕光杀白纯而立白震为王。隋大业中（605—616年），遣使入贡之龟兹王是白苏尼咥。根据我的考证，“白苏尼咥”原文应该是Tottiba或Tonika（吕德斯H. Lüders：Philologica Indica，p606，617）。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薨逝之国王是白莫苾。开元九年（721年）遣使进贡之国王是白孝节。《悟空入竺记》（751—790年）中的龟兹国王是白环。总之，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陷安西，龟兹的局面大为改观，白氏王朝灭亡，从公元一世纪起，白氏王朝共统治龟兹达7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周代统治时间更多，但分为西周和东周。

公元1世纪时，匈奴西迁，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贵霜王朝，崇信佛教。公元2世纪初，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推行佛教信仰，派人四出传教。此时，佛教早已在龟兹流布。迦腻色迦使佛教东传的势头加强了，龟兹当必受其影响。

公元三四世纪，龟兹经济繁荣，文化也随之发展。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佛经慢慢出现。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西方所谓探险家来到了中国新疆敦煌一带，挖掘古代遗址，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吐火罗语A（焉耆语）和B（龟兹语）佛典，内容繁多，数量极大。对研究古代西域佛教，其中包括龟兹和焉耆佛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5世纪时，芮芮和 哒先后威胁着龟兹。芮芮后因内部分裂，公元6世纪中叶，为突厥所吞并。 哒也在差不多同时为突厥人和萨珊波斯人所灭。从此以后，对龟兹最大的威胁来自突厥人。这个局面到了公元7世纪唐王朝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才告结束。

到了公元790年，吐蕃崛起，攻陷安西都护府，唐朝势力退出龟兹，此后吐蕃统治了100年。吐蕃也信佛教，与龟兹信仰并无矛盾，龟兹佛教得以繁荣昌盛，而白氏王朝则于焉结束。

公元841年，回鹘汗国发生内乱，回鹘诸部有一部分人来到了龟兹，龟兹于是进入回鹘化时期。回鹘原来也信佛教，在宗教信仰方面，与龟兹并无矛盾，此后，龟兹曾一度为西辽所控制，公元13世纪，蒙古势力进入龟兹，差不多同时伊斯兰势力也来到了龟兹。蒙古人是信仰佛教的。两种宗教势力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了15世纪，佛教在龟兹终于完全被伊斯兰教所取代，龟兹1000多年的佛教史于此告终 ^〔1〕 。

有了上面这一段对龟兹白氏王朝，对龟兹国的历史，特别是对龟兹佛教信仰的叙述，再来叙述佛教传入两地的问题，以及任何与龟兹国有关的问题，就都有了一个基础，不致迷失了方向。

现在进入本题，谈佛教传入两地的时间和道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简单，它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变得大了，变得复杂了。两地处于中印两国之间，是佛教入华的重要环节。谈佛教传入两地问题而不谈佛教入华问题，是不行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现在在这里毕竟不是写整个的中国佛教史，因此，对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只能勾勒一个大体的轮廓。

几乎所有的《中国佛教史》都以佛教的东传为首章。不同的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都是中外典籍。我虽然并没有写过《中国佛教史》，但也写过与佛教东传有关的文章。我除了根据中外典籍外，还利用了法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方法，把中国最早的一些佛教专名词的汉文音译和意译还原为吐火罗文 ^〔2〕 。他们列举了许多字，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佛”字，却逃脱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个缺憾由我弥补上了。我于1947年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阐明了这个字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汉代一般称“佛”为“浮屠”或“浮图”，我原以为这个字是印度俗语Buddho的音译，所以我说，佛教是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字代表西域少数民族的中介，在中国出现晚于“浮屠”。40多年以后，到了1989年，由于得到了新材料，知道“浮屠”不是来自印度本土的Buddho，而是来自大夏语（Bactrian，Bahtrisch）。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再谈“浮屠”与“佛”》 ^〔3〕 。在篇末我列了一个表：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 etc. →佛

这个表对佛教流布的过程一目了然。佛教史学者几乎都承认，佛教传出印度西北部第一大站就是大夏，大夏后来为大月支所征服。大月支遂据其国。中国典籍中关于佛教入华的说法虽然很多，但皆与大月支有关 ^〔4〕 。这样一来，史实与语言音译完全合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我原来的假设：佛教最初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现在不能不修正了，改为佛教是间接传进来的。

由于我最近十年来没有再写与佛教入华问题有关联的文章，我的上述观点没有公布，以致引起个别学人的误会。《龟兹石窟》29—34页，引吴焯先生的文章《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引用了我的《浮屠与佛》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两篇文章，发现我的说法有牴牾之处。他大概没有读到《再谈“浮屠”与“佛”》，因而产生了疑虑。我上面这一长段叙述讲了我的观点之所以转变的过程，可以说是对吴焯先生及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们的一个解释。

有了上面这一个背景，再谈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

传入道路，比较容易解决。佛教由印度西传至大夏，再由大夏向偏东方向流布，直到疏勒，然后再向东进向龟兹和焉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佛教传入今天属于新疆的领域内以后，是先从丝路北道（后中道）的龟兹和焉耆再往东传呢？还是从南道于阗向东传？根据我上面的叙述，这是佛教间接经过大月支向东传布以后的事情。杨富学在所著《回鹘之佛教》 ^〔5〕 中，先说：“在古代印度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西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阗是佛教传入我国的第一站，传入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1世纪。”后来又说：“龟兹与佛教的接触相当早，甚至还有可能早于于阗。”这里似乎有点矛盾。这且不去管它。反正从一些佛教固有名词的音译来看，龟兹和焉耆语言起了作用，而于阗则没有。我的意见倾向于佛教是通过丝路北道向东传布的。

至于佛教传入两地的时间，则看法颇不一致。汤用彤先生说：“龟兹之有佛教，不知始于何时。” ^〔6〕 羽田亨认为：“至于佛教何时起流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无确证。” ^〔7〕 羽溪了谛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证。他首先谈到《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经中谈到阿育王让与其子法益一部分领土，龟兹国名亦在其内。如这个说法可靠，则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龟兹与印度必已渐启其佛教的关系也”。但是，羽溪立即否定了这个事实，说“殆未必然”。他在下面长篇大论地谈到西域译经僧中有姓白（帛）者，实为龟兹之姓。最终只说：“更自他方面观察，佛教之传入龟兹，当较中国为早。”始终也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时间 ^〔8〕 。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 ^〔9〕 第六编第四章“龟兹”第一节·B“龟兹佛教的初传及其部派渊源”说得非常明确：“龟兹佛教传入的年代和于阗差不多，总在公元2世纪中，它可能是通过它的西邻疏勒传入的。”我个人觉得这说得似乎晚了一点。还有一些学者的意见，我不再引用了。我只想指出，《龟兹石窟》的作者在该书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龟兹佛教的产生与发展”中，试图确定佛教传入的时间，引用了很多人的看法，可以参考。

总之，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问题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语言在这里帮不了忙，考古发掘工作目前也还无能为力。我们当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据古代典籍，加以比较探讨，得出一点不十分确切的结论，如此而已。

在当代中外学者的意见中，最让我服膺的还是汤用彤先生的观点。我现在引用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部分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的两段话：“盖在西汉文景帝时，佛法早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向中亚传播，自意中事。约在文帝时，月氏族为匈奴所迫，自中国之西北向西迁徙。至武帝时已臣服大夏。（中略）佛法之传布于西域，东及支那，月氏领地实至重要也。”另外一段是：“依上所言，可注意者，盖有三事。一汉武帝开辟西域，大月氏西侵大夏，均为佛教来华史上重要事件。二大月氏信佛在西汉时，佛法入华或由彼土。三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这一点同我在《再谈“浮屠”与“佛”》中的结论完全一致。

注释：

〔1〕 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韩翔、朱英荣的《龟兹石窟》，新疆，1990年，2—5页，叙述这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最能提纲挈领，最为简明扼要。我的叙述基本上根据此书。详细的叙述，可参阅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 伯希和、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41页《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

〔3〕 这两篇文章皆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七卷。

〔4〕 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部分，第二、三、四章。

〔5〕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10和13页。

〔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部分，第十章。

〔7〕 《西域文化》，羽田亨著，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57页。

〔8〕 《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180—183页。

〔9〕 《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五节　吐火罗文A、B两方言（焉耆文为A，龟兹文为B）中的佛教经典

同焉耆相比，龟兹是佛教重镇，所以我先讨论B方言龟兹文。

我在上面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探讨了龟兹佛教流布的情况。下面还要继续探讨。我现在想利用语言资料，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利用流行于龟兹地区的吐火罗文B方言写成的佛典来看一看这个地区究竟信奉一些什么样的佛教书籍。按常识论，佛典残卷被发现的地方，不一定就是书写的地方，书写好了的佛经可以被带到任何地方去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吐火罗文B残卷在许多地方被发现，其中有的在龟兹境内，有的则在龟兹境外。所以，我的结论是，语言重于发现地点，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现，吐火罗文B总归是吐火罗文B，它毕竟能显示出说这种方言的龟兹人所崇奉的佛典的种类。

吐火罗文A和B两种方言都写有大量的佛典，写出时间约在中国的唐代。A方言的佛典，我将在下面焉耆的佛教一段中详细论述。这里只讲B方言。我有一个印象——只是印象，没有严密的统计——，A方言写成的佛典残卷，德国考古学家从中国新疆拿走的多，这从他们所刊布的论文和专著中可以看出。B方言的残卷则是法国考古学家拿走的多，这也有论文为证。原因可能是，德法两国考古学在新疆走的道路不同，德国人的重点地区是吐鲁番，吐鲁番地区以外，他们也到过一些其他的地方，但不是重点。

我在这里利用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文B残卷，完全不是想来探讨语言问题，而是只想看一看B残卷中究竟有多少与佛教有关的记述；哪一部佛经有吐火罗文B方言的译本或者编译本；这些佛典属于佛教什么部派；有哪一些关于僧团内部生活的记述，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我想看一看佛教在龟兹传布的情况。在下面焉耆一段中，也想采用同样的办法；在那里利用的当然不是B方言残卷，而是A方言。这是后话，现在且置而不论。

这个方法，过去也间有学者用过；但是不系统，不全面，目标不明确，只如蜻蜓点水一般。系统而全面的利用，我是第一人。

但是，利用这些残卷也有困难，并非轻而易举的。首先是收藏这些残卷的国家相当多，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日本、印度等等国家收藏量都比较大，其他收藏量小的国家还有不少，至今藏在私人手中的也还不时有所发现。因而我在上面讲的“全面”和“系统”，只能有相对的意义。百分之百的完全和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收藏量相当大而又由专家学者系统整理过然后出版的，只是德国一国。整理的水平是无与伦比的，德国学者著名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是蜚声世界的，经他们整理过的残卷，其可靠性是无可非议的。因此，我想先极其简略地谈一谈世界各国出版发布吐火罗文残卷的情况，然后根据德国学者整理出版吐火罗文两个方言的残卷，来达到了解龟兹（后面还有焉耆）佛教传布情况的目的。这并非偷懒和讨巧，而是虽不中，不远矣。德国残卷在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都是有代表性的。

先介绍一般刊布情况。

1892年，俄国学者S. von Oldenburg刊布了Petrovski在新疆买到的一张吐火罗文B残卷。1893年，英国学者A. F. R. Hoernle刊布了同一张残卷。1900年，德国学者E. Leumann谈到了他所谓的“不知名的文学语言”。1902年，Hoernle又刊布了一张残卷。1909年，俄国学者N. D. Mironov刊布了Petrovski在库车买到的一些残卷。1911年，法国学者S. L vi发表了研究伯希和残卷的成果。1912年，L vi发表了《悲华经》的一个故事和谈一切有部律的残片两篇论文。1913年，L vi发表了论Pr timok a残卷的文章。1915年，日本学者香川默识出版了一本《西域考古图谱》。1916年，L vi刊布了Hoernle的一些残片。1921年，L vi刊布了A. Stein的残片。1924年，德国学者A. von Le Coq刊布了佛像上B方言题记。1925年，L vi刊布了伯希和的两个断片。同年，德国学者Sieg和Siegling刊布了一张断片。1926年Siegling刊布了一段Ud navarga的注释。1928年，L vi刊布了Stein的一个断片。1931年，Sieg和Siegling刊布了Ud navarga的译文。1933年，L vi刊布了一些残片。同年，德国学者H. Lüders讨论十二生肖引用了B方言。1936年，L vi刊布了一个密宗残片。1938年，Sieg评正了L vi的Karmavibha ga。1940—1948年，比利时学者发表了一些论文。1948年，法国学者J. Filliozat出版了医药和巫术（密宗）残卷。1949年，比利时学者W. Couvreur写了论爪哇波罗浮图Karmavibha ga的文章。同年，Sieg和Siegling出版了Tocharische Sprachreste，Sprache B，Heft 1：Die Ud n la k ra。1950年，刊布了贸易文书。1953年，Couvreur刊布了寺庙账簿和商队护照。同年Sieg和Siegling出版了TSRB. Heft 2。1954年，Couvreur发表了律和Pr timok a残卷。1954年，德国学者W. Thomas发表了一封情书的残片。1955年，Couvreur发表了两篇文章。同年，发表了Sieg评Filliozat的著作的文章。同年，德国学者E. Waldschmidt刊布了几个双语残卷。1958年，德国学者A. von Gabain和W. Winter出版了《突厥语残卷》。同年，中国出版了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苏联出版了V. S. Vorob'ev的著作。

1958年以后，不再介绍了，总之是文章和专著越出越多。我不是列参考书目，而只是给人一个大体的轮廓，这样多也就够了。

吐火罗文B（TSRB）中的佛典残卷

吐火罗文B，同A一样，都发现于中国新疆。残卷现分别藏于柏林、巴黎、伦敦等城市博物馆中。A与B情况不完全相同，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我现在在下面介绍一下B残卷的情况，主要介绍德国和法国学者的著作，英国学者没有系统完整的著作，用不着介绍。

德国学者把柏林所藏的B残卷几乎全部研究、整理完毕，而且陆续出版。他们的工作始终贯串着闻名全世界学林的彻底性，忠实而细致。除了散碎的文章外，迄今共出版了三厚册专著：

1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e B，Herausg. von E. Sieg und W. Siegling，Heft 1，Die Ud n la k ra-Fragmente G 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1949

2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e B，Herausg. von E. Sieg und W. Siegling. Heft 2，Fragmente 71—633，同上出版社，1953年

3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e B，Band 1，Fragmente No. 1—116，同上出版社，1983年。此书为Werner Thomas重新加工出版的。估计可出五卷，此系第一卷。

我在下面的介绍有两部分：一是Ud n la k ra（No. 1—70）；二是Nr. 71—633。

1　Die Ud n la k ra-Fragments

我的介绍不是根据TSRB，Heft 1，因为Heft 1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了。我根据的是Werner Thomas新加过工的上面讲到的第3 本书。

Ud n la k ra是一部佛经的名字；但是它却不见于现存的梵文、混合梵文及巴利文佛藏中，而在新疆则似乎是一部颇为流行的书。在吐火罗文B中，根据一些章末署名（No.8a7，28a4；33a2，64b7，68a3），书名是Dharmoso e ud nala k r。第一个字来自梵文Dharmasoma，是一个人名，这一个吐火罗文B字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Dharmasoma的”，可能是指译者。这一部佛典也有吐火罗文A的译文。过去曾有人主张，Dharmasoma是印度僧侣。但是Werner Thomas却认为，他是龟兹本地人（见上面提到的第3部书，页19）。

书名的前一半Ud na这个字在汉文中颇多意译和音译。根据日本学者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的记述，音译有嗢柁南、邬柁南、忧陀那、优陀那、郁陀那、缊 南等等。意译有自说经，自说，出曜经，法颂，无向自说，要颂；有的地方径自译为《法句经》（ 《长阿含经》1，16）。《法句经》一般是梵文Dharmapada和巴利文Dhammapada的译名。二者确有共同之处，下详。Ud na是佛教十二部经（Dv da a-a ga-dharma pravacana）之一。这十二部经是：1修多罗（sūtra）；2祇夜（geya）；3伽陀（g th ）；4尼陀那（nid na）；5伊帝目多伽（itiv ttaka）；6阇多伽（j taka）；7阿浮达磨（adbhūta dharma）；8阿波陀那（avad na）；9优婆提舍（up-ade a）；10优陀那（ud na）；11毘佛略（vaipulya）；12和伽罗（vy kara o）。ud na，简单明了的意思就是诗颂，把佛教基本教义用简明的诗颂表达出来，有利于初学佛教教义者的理解和掌握。这个字同dharmapada中的pada，含义有类似之处，pada的意思是“诗句”。总之，Ud navarga和Dharmapada是性质几乎相同的佛教入门的书。这两部书的梵文原本或梵文俗语的本子，在新疆都发现了。Ud navarga的梵文原本曾引起了许多德国梵文学者的注意，Lüders用力最勤，可惜他的原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Franz Blunhard的校刊本最为细致，最为翔实：Ud navarga，herausg. von Franz Bernhard，Band Ⅰ，Textausgabe，Band Ⅱ，Indices，Konkordanzen，G 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65。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答复：既然在新疆梵文本和俗语本都有，为什么Dharmasoma还出版了一部吐火罗文B的译本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出于当时的实际需要。老百姓信仰佛教，但又不通梵文和俗语，为了满足老百姓的需要，才出现了Dharmasoma的译本。这个道理是明白易懂的。

对Ud nala k ra逐颂来介绍，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处。但是，为了说明二者之密切关系起见，我现在抄一下Werner Thomas（1983. S. 267—269）所列的比较表，即同一颂见于二书之比较，由此可见二书所收的ud na实多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