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胡适

刚写上了“政治家”这个词儿，我就想改为“政治活动家”，或者由我杜撰的“政治热心家”或“政治欣赏家”。因为我始终认为，胡适不是一位“政治家”。在胡适所处的时代和地区，同中国历史上一样，一个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禄的，而胡适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要害之点，他仅仅是热衷政治的书生或者“书呆子”。在这一方面，胡适是缺乏自知之明的。

胡适毕生喜欢政治。他以一个不到20岁的中国青年，一到美国，立即迷上了美国的政治。他大概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民主”，而美国政治正体现了这个最高目标。其实，美国的“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楚。可是适之先生竟一叶障目，偏偏视而不见。根据他的《口述自传》，他初到美国时，对美国的政治情况并不清楚。但是，当他听了一位讲美国政治的老师的课以后，立即兴趣大增。他最初本来是学农的，但兴趣全不在农上。美国的总统选举实与一个想学农的中国青年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也积极参加美国人的会议，并佩戴支持什么候选人的襟章。罗斯福被刺之后，群众集会，表示同情，并为罗斯福祈祷，好多教授也参加了。他说：

令我惊奇的却是此次大会的主席，竟是本校史密斯大楼（Goldwin Smith Hall）的管楼工人。这座楼是康大各系和艺术学院的办公中心。这种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上引书，页33）

他以后还参加了很多政治性的会。他说：

我可以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上引书，页34）

在“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这一节最后一段话中，他“夫子自道”地说：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上引书，页36）

这些都是真话，胡适确实是毕生对政治感兴趣，他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我却只能画一个问号。我现在讲一件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在解放前夕，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在南京导演了一幕选举国大代表和选举总统的喜剧。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忽然传出了一阵流言说，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对于这个流言，我们几个对政治最无经验，最不感兴趣的在适之先生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好笑，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法。蒋介石是什么人，他焉能把即使只是傀儡性的“总统”让别人干呢？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察，胡适却真信以为真。当年他虽是北大校长，但是在南京的时间却比在北平的时间长。后来，总统选出来了，当然是蒋介石，然而胡先生却至死未悟。他在美国还有时对唐德刚说，是CC派反对他当总统。有时候又忽然说，CC派赞成他当总统。他让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称他是“书呆子”，难道还算是过分吗？

至于胡适对国共两党的态度，那是众所周知的，他不赞成共产主义。但是，据他自己说，他没有写过一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这可能是真的。但是，表示不满的地方却是多而又多的。对于国民党，他虽然当过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也算是大官了，平常也与国民党政府和许多政府要人打交道，竞选国民党政府的国大代表，但是也并没有卖身依附，唯命是听，他还经常闹点独立性，写文章提倡“好政府主义”，又说什么，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国父”的。因此，国共两方都不喜欢他。大陆上从50年代起对他批判之激烈，之普遍，延续时间之长，是大家都知道的。个中原因究竟何在呢？我读过许多批判胡适的文章，台湾方面的文章由于两岸隔绝，我没有读到过。大陆方面的文章，在当年那种极“左”思潮影响下，满篇僵硬庸俗的教条，有的竟流于谩骂、污蔑，殊不足以服人。我没有读到一篇真正能搔到痒处的文章。我现在斗胆提出一个个人的解释，请大家指正。我觉得，胡适之所以这样做，其根源全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我在上面已经讲过，胡适追随他的老师杜威之后，相信“苏格拉底法则”，而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前者是归纳的，不立什么“终极真理”；后者是演绎法，先立一个“终极真理”，然后加以证明。胡适认为，国共两党都先立一个“终极真理”，只要求或者只允许人们了解和信奉。这与他的哲学思想直接矛盾，所以他才加以反对。

总之，我想说的是，胡适只是一个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家，而不是一个政客，说文雅一点就是政治家。在那样的社会，不厚不黑，焉能从政？

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

我从小就读胡适的书，从我这一方面来讲，我们算是神交已久。从年龄上来看，我们是相差一个辈分。当他在北大教书最辉煌的时期，我还在读中学，无缘见他，也无缘听他的课。上大学时，我上的是清华大学，所以始终没有一面之缘。我在德国待了十年之后，由于我的恩师陈寅恪先生的推荐，当时北大校长正是胡适，代理校长是傅斯年，文学院长是汤用彤，他们接受了我，我才能到北大来任教。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门槛是非常高的，学生进北大不容易，教师就更难。而我一进北大，只当了一两个星期的副教授——这是北大的规定，拿到外国学位的回国留学生只能担任副教授，为期数年——立即被提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当时我只有三十几岁。因此，我毕生感激他们几位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同适之先生共同工作了才短短三年。在这段时间内，他还经常飞往南京，在北平的时间不算太多。但是，做的事情却真还不少。我是系主任，经常要向他这位校长请示汇报工作。我们又同是北大教授会或校委会（准确的名称我记不大清楚了）的成员，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有点像现在的文科研究生院，理科好像是没有）的导师，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的成员。最后这一个职位一直到今天对我还是一个谜。评议会成员只有六七位，都是北平学术界的显赫人物。为什么独独聘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担任评议员？我是既喜，又愧，又迷惑不解。

适之先生对印度研究，很重视，很感兴趣。他对汉译佛经相当熟悉，他大概读过不少。尼赫鲁派来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他委托我照顾。印度政府又派来十几位研究生，他也委托我照顾他们。他安排师觉月作学术报告，亲自主持会议，用英文发表欢迎词。他曾多次会见师觉月和印度留学生，都要我参加。我写了一篇论文：《列子与佛典》，送给他看。他写了几句话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这表示他完全同意我那篇论文的结论。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不摆名人架子，不摆校长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他还不缺乏幽默感。有一次，在教授会上，杨振声教授新得到了一张异常名贵的古画，愿意与同仁们分享快乐，于是把画带到了会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胡先生把画拿起来，做装入自己口袋里之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适之先生对学生是非常爱护的。“沈崇事件”发生以后，北京大学和北平其他大学的学生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在北平的宪兵三团和其他一些机构，包括特务机构在内，逮捕了不少爱国学生。我第一次看见胡适面有怒容。他乘着他那一辆在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国民党驻北平的各大衙门之间，会见当时一些要人，要他们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震于胡适的威名，特别是在美国的威名，他们不敢不释放学生。据说现在还能找到胡适当时写给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信。胡适不会不知道，当时的学生运动，如上述的“沈崇事件”，以及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等等背后实有中共地下党的推动力。但是此时他关心的是学生，而不是什么党员。平时我在他那一间相当简陋的校长办公室中也有时碰到学生会的领导人去找他，提出什么请求和意见，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左派学生，他通通和蔼相待，并无所轩轾。

我在上面曾称胡适为“书呆子”，这决不是无根据的。有一次，记得是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前，他说他有其他约会，必须提前离开。然而，会开着开着就离了题，忽然谈起了《水经注》。一听《水经注》，胡先生的兴致勃然而起，座位上仿佛有了胶，把他粘住，侃侃而谈，再也不提“走”字，一直到散会为止。他的那个约会早被他忘得无影无踪了。难道这还不算有点“呆”气吗？

我同适之先生总共在一起工作了三年。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留给我的印象却不少，上面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最主要的、最鲜明的而已。我的总印象是：胡适是一个好“朋友”，胡适是一个好人。

我在上面写了作为学者、作为思想家、作为政治家、作为“朋友”的胡适之。我曾多次引用唐德刚先生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唐先生是《胡适口述自传》的笔记者和翻译者，他又博学多能，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最了解胡适。但是，他的意见我并不完全赞成，特别是他说“胡适是发展中的学者”，因为他处于发展中国家之中。这种把学术研究与经济发展等量齐观的看法，是值得怀疑的。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来说，也许还能讲得通，因为这些学问需要大量的钱，需要实验室，钱越多越好。而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则是另外一码事儿。

唐先生对“发展中的学术”做了解释，他举的例子偏偏是机械技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搞初级机械，如小型水力发电机、沼气灯等等。如果妄想到超发达的国家去采购“精密机器”，不但不适宜，而且会造成浪费和混乱。现代西方搞经济发展的学者们认为，引进科技，要恰如其分，他们把这种科技叫做“恰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唐先生接着说：“在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的程序中，亦复如是。在‘发展中学术’这个阶段里，他们所能搞的也就是一种‘恰当学术’（appropriate scholarship）。换言之，也就是一种不新不旧，不中不西，土洋并举，风力电力两用的‘机械学术’……老实说，胡适之先生搞了一辈子所谓‘科学方法的批判的整理国故’，便是那个时代的‘恰当学术’；他老人家本身也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恰当学人’（appropriate scholar）。既然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学术界还停滞在‘发展中’阶段，胡公受了时代的限制，他也不能单枪匹马，闯入‘已发展’阶段了。”（上引书，页271）唐先生又说：“胡先生那一套，再向前走一步，就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了。”（上引书，页272）这真令我有点糊涂，我不了解唐先生所说的“社会科学”指的是什么。专就我个人比较了解的文艺理论和语言理论而言，西方（美国当然也包括在里面）异说蜂起，日新月异。我再套用赵瓯北的诗说：“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唐先生所说的“社会科学”，难道就是指这种学问吗？

一部人类文化史证明，经济的发展与学术的昌明，往往并不同步。欧洲的许多文化巨人的出现，往往并不在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些巨人之所以能成为巨人，依我看，不出三个原因：一是他们个人的天才与勤奋；二是他们国家雄厚的文化积淀；三是靠机遇，这最后一点，英国诗人Thomas Gray在他那一首咏乡村墓地的诗中曾有所暗示。我现在提一个大胆而无偏见的看法：不管美国经济还要怎样“超发展”，不管它还能得多少诺贝尔奖金，像欧洲的那些巨人是出不来的，因为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积淀。真正典型的美国东西，如爵士乐之类，总给人一种肤浅庸俗的感觉。

拿中国文学史来看，真正的伟大作家之出现，多由于他们个人的不幸，比如司马迁遭宫刑，李后主亡国。中国古人说：“诗必穷而后工。”指的就是这种现象。有些伟大作家遭逢乱离之后，才写出了不朽的作品，比如杜甫、李清照等等都是这样。这些文学巨人的出现，决不是由于经济高度发展，甚至可以说：适得其反，经济遭到破坏的时期反而能出大文学家。

总之，说胡适是一个“发展中的学者”，只因他出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唐先生的这种说法和他的解释，我都是不能同意的。

这一篇相当长的序就要结束了。回头再看我在开头时写下的那一个副标题：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觉得自己未免太轻率了，太大胆了，太不自量力了。通过我在上面写的这一些话，就不难看出，胡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我有何德何能，能够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我看到的现在已经出版的有十几种论胡适的著作，每一个作者几乎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胡适的“本来面目”。有一些书，大概由于作者对胡适和胡适的时代缺乏感性认识，我读了后只感到他们颇为“隔膜”。我自己不让他们在我脑海里跑马，我自己来跑，看来跑的结果也并不太美妙。唐德刚先生对适之先生是有充分的感性认识的，但他心目中的胡适的“本来面目”也不能令我完全心服。印度古代寓言中有一个瞎子摸象的故事。看来我们在胡适这一位巨人面前，都成了摸象的瞎子。胡适的“本来面目”还隐在一片云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想要拨云雾而见青天，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探索。

但是，有一点我们都是应该肯定的：胡适是个有深远影响的大人物，他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尽管崇美，他还是一个爱国者。多少年来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必须清洗掉。我们对人，对事，都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起码的准则。

我现在借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胡适全集》之机，明确地亮出我的观点。是为序。

1996年12月24日写毕

《季羡林文集》后记

《季羡林文集》，经过了五六年的努力，初步定下的24卷，现在已经全部出齐了。这些所谓文章，虽然其量不菲，但是对于我国学术恐怕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可是对于我个人说，这些东西毕竟是我六十多年来日夜辛勤心血的结晶。敝帚自珍，先贤难免；藐予小子，何敢矫情。心里有点高兴，自在情理之中。

回忆将近七年前，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吴明华先生，不远千里，从南昌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江西教育出版社准备出我的《文集》。这消息实在非常突然，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到的。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当时虽已开始被“炒”，还远远没有炒到这个程度。我巴不得有人出自己的文集。现在陡然福从天降，我焉得不喜？当然一拍即合。其后又有几家出版社同我洽商出文集的事宜，这当然都成了马后炮。同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就继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终于大功告成了。

因此，我在这里首先必须向江西方面的熊向东局长、杨鑫福副社长，还有吴明华等朋友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他们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用最精美的印刷，用最精美的纸张，用最精美的装帧，出版了这一部书。不但在国内属于一流，即使置之世界书林中，也是佼佼者，决不逊于任何国家。像我这样的所谓文章，竟能受到这样礼遇，我实在是喜出望外，受之有愧。唯有铭诸五内，视之为对自己的鼓励与鞭策，永志不忘。

其次，我必须对参加编纂工作的各位副主编和全体编委——我这里顺便说几句，王邦维先生和高鸿先生应当列入编委名单的，因为全《文集》两部重头著作《糖史》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校对工作，他们俩付出的劳动最大。只因当时定编委名单时，他们还没有参加工作，因而遗漏——也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在我这些论著中，有一部分是非常容易编纂校订的。有一部分则有许多希奇古怪的东西，汉文和外国以及国内的语言文字都包括在里面。字母离奇，符号繁多，外行人视之，几乎是鬼画符。校对这些东西，除了细致和耐心外，还需要有点专门的知识，否则决难胜任。编委们分头把关，把原来在著名的出版社出版的校订已经够细的一些著作，都从头认真地重校一遍，从而避免了一些错误，对本《文集》的质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在这里特别要提一提李铮先生。我们认识了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近二十年来，他一直是我的主要助手，帮助我搜集资料，整理文稿，校阅文字。人一上了年纪，身体部件老化，记忆力亦然。提笔忘字，下笔写错字，都是难以避免的。先师朱光潜先生晚年告诉我，他手不离字典。我当时颇为诧异。到了今天，我也是手不离字典了。我劝年青人勤查字典，恐怕他们也会诧异的。但是根据孟实先生和我自己的体验，我仍然劝说不绝。在这方面，我的许多年青的朋友，其中也包括李铮，曾帮过我的忙。李铮工作认真细致，是大家异口同声赞佩的。

我向不悔少作，我不像古今中外一些文人那样，到了老年要出文集时，或者把少作整个摒除，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或把它们找出来，刮垢磨光，打磨得溜光锃亮，把开裆裤改造成长袍马褂，或者西装革履。我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为我所不取。我决定把少作收入《文集》中，以求全存真；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加以改动。但是，好多少作，我自己都忘掉了。李铮却不畏艰险，在尘封的旧报纸和旧杂志中细心搜罗，终于找出了一些我自己都忘记了的文章，有的就属于开裆裤一类，我却敝帚自珍。总之，如果没有李铮的参加，我的这一部《文集》决不会编成现在这个样子。

其他各位编委也都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李玉洁和肖淑敏两女士也帮我找人拍摄插图照片。我在这里向他（她）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4卷《文集》算是胜利出版了。但是，我还活着，我也没有制订攀登八宝山的计划，看样子离我给自己的生命划句号的日子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既然活着，就一定还会写作；既然写作，就一定还要出版，24卷决不是最后的数字。第25卷想成为一部索引专卷。索引的用处之大，尽人皆知。但是，在中国，由于过去学术界受古老传统的影响，一直到今天，索引还没有被重视。最近读到报刊上批评这种现象的文章，实在可以说是当头棒喝，我非常同意，而且同意要用行动来加以证实。我想邀请一些人，把《文集》中几部部头很大而有点学术价值的书作成索引。我想这会得到广泛的欢迎，听说，我的助手中有人已经积累了一些索引的资料，做起来会得心应手。但是，做索引是一件十分麻烦，需要高度的细心的工作，这一点内行人都会知道的。第26卷准备包容两部书：一部是《梵文基础读本》，是翻译；一部是《牛棚杂忆》，顾名思义，就知道写“十年浩劫”的，早已写成，因时机未成熟，尚未发表，将来时机一旦成熟，当立即发表。第27卷的内容和编排方法，就同以上许多卷大异其趣，内容是24卷《文集》出版后所写的东西。以前许多卷的编排方法基本是分类的；但是，在第27卷以后，此法无法实行。我今天写学术论文，明天写散文，后天又写杂文和序跋之类，事前无法分类，又不能再等上10年20年，等到稿子已经积累到相当大的数量，再分类编排出版，我活不到那么大年纪，我也没有那耐心。只好写到够一卷的数量，就出上一卷，只能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有点像《鲁迅全集》那样。究竟能出到多少卷呢？那只有天知道了。

“后记”写完，意犹未尽，殿以打油诗一首：

廿四卷成楮墨新

书香飘拂慰我心

平生多少断肠事

幸未逐波做懒人

1997年2月24日

几点说明

“后记”已经写完；但仍感言犹未尽，因此又给“后记”添了一条尾巴：“几点说明”。

第一 “后记”本应放在全书的最后面。原意以本书《糖史》为最后一卷。但是阴差阳错，本书虽是后出，但在全文集编号中却放在了前面。最后一册第24卷已先出。没有办法，只能把“后记”放在这里，敬请读者原谅。

第二 本书原设一个编辑委员会，负责全书的编辑工作。但是，时移世异，编委会有的成员到了退休的年龄，离开了工作岗位。我们的编委会本来没有规定什么退休年龄的，可也受了影响，就不是全体列名的人员都参加编辑工作了。我的这一部《糖史》还有《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这一部书，就正碰到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想做到实事求是的话，编委会的名单应当重新安排。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技术上也有困难。于是决定编委会名单一概不变。

但是，这似乎也有不妥之处。付出了很多劳动，帮助我整理校对这两部书的人的名字不见于编委会，似乎极不公允合理。我想来想去，只有用写“后记”的办法才能弥补这个缺憾。我现在就把名字写了出来。整理编校《糖史》第一编的人有：经济日报出版社的胡子清编辑、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的王邦维教授和高鸿博士。整理编校其余两部书的人有王邦维教授和高鸿博士。对他们的劳动我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至于江西方面的熊向东局长、周榕芳社长、杨鑫福副社长、吴明华责任编辑等等，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物力，把拙著编辑、印刷和装帧得完全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见之者无不交口称誉，我更是感激之至了。

1998年2月18日

《季羡林自选集》序

年前，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朱晓晨同志来到舍下，要我在《世纪学人文丛》中选一部《自选集》。初听之下，我颇有点迟疑。因为我已经出了两部《自选集》：一部是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一部是台湾东初出版社刊行的《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两书名称虽不同，但是部分内容却是重复的。如果现在再出第三部《自选集》，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有点重复，难道不会有叠床架屋之嫌吗？可是朱晓晨女士却说，那并无妨碍。这些书出的册数都不多，多出一部，对读者只会有好处的。我认为她的话也不无道理，于是就订约出书。

虽然说重复一点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在这第三部《自选集》中，我仍然想改变一下我在以上两部书中的选文的指导思想和个人的爱好或者甚至偏见。在第一部《自选集》的“自序”中，我写过一段话：“但是，选完了以后，再加以仔细思考，却发现了一些自己从没有意识到的现象。我挑选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先入之见，一定要选哪一类的文章。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喜爱近乎本能地挑选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就说是‘精华’吧。但是，挑选的结果，入选的全是属于考证一类的文章。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能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第二部《自选集》，虽然挑选的重点不同，其指导原则却是完全相同的。

我在这里必须加一点补充：我并不是纯粹的考据派。在我的考据文章中，几乎都有一点近似义理的内涵。纯粹的义理，比如哲学，我总觉得太玄虚，太不容易把握。我不喜欢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的哲学学说。倘若细心揣摩，必然会发现：在我的考据文章中总有一些与事物或宗教发展有联系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我关于佛教史的那几篇考据文章，就是这样。

现在，在这个第三部《自选集》中，我想改一改表现在第一和第二两部中的那种偏见或者偏好，在考据文章之外，加选几篇非考据性的甚至专谈义理的文章，一改考据文章一统天下的局面。我觉得，这样会对读者有些好处，而对我自己也会同样有些好处的。《自选集》的任务应该是展现作者全面完整的情况，不应给读者一个不真实的偏颇的印象。

这一部《自选集》就是按照这个指导原则编选成的。

出版社规定，要写一篇自序。我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拉杂写这么多。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一下第一部和第二部《自选集》的“自序”。

编第一部《自选集》是在1988年，当时我还没有进入耄耋之年；但心中已颇有老意，觉得自己眼前能走的路已经不太长了。到了今天选这第三部《自选集》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然而心中却老意全失，眼前仿佛还有好长好长的路可走。难道世上真有返老还童这一说吗？

1997年2月26日凌晨

在搜集整理论文的过程中，我多年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和我的学生高鸿，做了不少的工作，谨志于此，以申谢忱。

1997年3月7日

《人与自然丛书》序

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其中尤以第一个关系为最重要，而且就目前现状看来，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之所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等无不是取自大自然，关键问题是取之之方。在这里，东西双方至少在思想上是不相同的。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的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思想。

东西方手段之所以不同，我个人认为，其基础是思维模式的差异。西方主分析，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主综合。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以分析的方法对待自然。到了近代产业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果是人所共睹的。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上天入地，腾空泛海，生光电化，无所不及。一直发展到核能开发、宇宙卫星等等，全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这是他们“征服自然”的结果。然而自然虽无人格或神格，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然而它却是能报复的，能惩罚的。西方滥用科技产生的弊端至今已日益显著，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新疾病丛生、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得不到控制，则人类前途实处危境。

这些弊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人类必须悬崖勒马，正视弊端，痛改“征服自然”的思想，采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样一来，庶几乎可以改变这种危险局面。我把我这种想法称为“东西文化互补论”。

现在我们不但正处在一个世纪末，而且是一个千纪末。世纪末与千纪末和年不同，年是自然现象，而世纪千纪则是人为现象。如果没有耶稣，哪来什么世纪千纪？但是人一旦承认了这种人为的东西，它似乎就能起作用。19世纪的世纪末以及眼前的世纪末，整个世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都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理不应如此，事却竟然如此，个中原因值得参悟。

我们人类是有理智有感情的，借这个世纪末的契机，回顾一下，前瞻一下，让脑筋清醒一下，是有好处的。何况我们回顾与前瞻的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这样做不但是一般人的任务，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更应如此。

1997年3月22日

《走向成熟丛书》序

周晓燕同志编好了一套《走向成熟丛书》，索序于我。我本来是不敢也不应该答应的。原因很简单。我现在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我把自己的青春时期抛在身后已经有六七十年了，怎敢再来指手画脚地谈论青年问题呢？

继而一想，又觉得应该写的。我虽不敢说“识途”，但毕竟是一匹“老马”，走过的桥比青年人走过的路还要长，路总会认一点的。在这样漫长的年代里，经验和教训总会有一点的。说我能完全了解今天的青年，那是不可能的。但自己毕竟是在大学中教书，有接触青年的机会。对青年还是多少有点了解的。我承认“代沟”，而且还写文章赞美过“代沟”。我同今天青年间的“代沟”，不知有多少代了。但是，我是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句话的，我们之间总会有点共同语言的。既然有共同语言，又何妨讲一讲呢？除非有个别青年承认自己是“新人类”。“新人类”同我们旧人类之间应该有质的不同，这一条沟是无法逾越的，对其余的人我们总可以谈一谈的。我要谈的可能也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卑之无甚高论。但其中也有一些我个人独特的看法。总而言之，我不想对青年们提出一些高而又高，玄而又玄的说教，谁也做不到的说教。过去我们已经有过足够的教训了。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对于人生，我曾有过一些考虑。我认为，每个人的诞生都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除了佛祖释迦牟尼以外，能够预先制订计划，然后选人、选地、选时，再诞生。至于死，绝大部分也是被动的，在这方面，人们可能有点主动性，那就是自杀。可谁愿意无缘无故地自杀呢？这一点主动权最好还是别用。我们大概都不大可能相信轮回转生的。因此，在千百亿万年中，我们仅有这一次生命，其可贵概可以想见了。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坐失良机。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十分严肃而又慎重地度过这一生。

但是，什么叫“好好地”、“严肃而又慎重地”呢？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虚度此生。我不大相信人性本善，我也不相信什么积累功德。但是，古人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类在生活实践中能逐渐培养成理智和良心，理智和良心就是“几希”之一。现在年轻人喜欢说：“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一句好话，一句含义深远的话，一句有出息的话。比那些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生又糊里糊涂死，要高明得多。

但是，实现人生的价值，必须走正道。做坏事，伤天害理，损人而不利己，这是地地道道地破坏人生的价值。正确的人生价值在能利人、能推动社会前进，而又不损害自己。个人的利益，如果想完全否定，是非常难的，只要无损于别人，无损于社会，也是无可厚非、可以容许的。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千万不要忘记，不能损害别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曹操那一种“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绝对要不得的。

此外，还有一个自由问题。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可见自由之重要。大家都想争自由，这本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发现，争自由的人们忘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宇宙中，天底下，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宇宙中的星球，不管是恒星，还是行星，都各按其位，运行也有规律。只有彗星有时闹点自由化。但也无伤大雅。否则，如果星球都绝对自由了，必然会互相撞击，宇宙必然大乱，我们的地球也难以单独存在下去的。在人类社会中，情况相同。如果每个人都要求有绝对的自由，人与人必然会互相冲撞，结果会使社会不成其为社会，天下大乱，谁也难以生存。因此，自由必有所限制，社会必须定出法律，以约束限制人的行为。这样社会才可以存在，人人都可以生存。简单一句话：有点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难以想象的。

上面讲的都是些空话，可又都是实话。具体的意见都见于周晓燕等同志的著作中，我不再啰嗦了。是为序。

1997年4月2日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概述》序

我们眼前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20世纪的世纪末，再过三年，一个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各行各业都应当回顾一下，回顾过去九十多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世人都知道“鉴往知今”的重要意义。鉴往决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知今”，而且两者都是为了预测未来，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人类总得随时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嘛。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

而且眼前不仅是世纪末，而且是千纪末，其意义当然与一般的世纪末迥乎不同。世纪和千纪，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与大自然的年不同，没有耶稣，哪里来的世纪和千纪呢？可是一经创造出来，它们对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就产生了影响，历史事实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须赘述。

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决不能例外，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前瞻一下，预测一下。我们这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概述》，就是回顾，回顾过去将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收获在哪里？成功之处在哪里？还有没有不足之处？如果讲成绩，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讲不足，又如何加以避免或弥补？总之，我们要回顾的问题多得很；但是，主要讲的是成就，因为成就确实是十分辉煌的。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鉴往为了知今，知今为了预测未来。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在那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我们主要应该做哪些事情？我们现在常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是，在中国文学中优秀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在鉴往回顾时应该结合今天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弄个清楚，然后弘扬才有目标，才有根据。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至少有两件事可以弘扬，这都是中国文学中独特优秀之处：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个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近二三百年来，自从西方兴起产业革命以后，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最显著的表现是在科技方面。西方思想的核心是“征服自然”，“征服”的结果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否定的。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殃，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新病丛出，等等。所有这些弊端都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不可以等闲视之。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要与大自然为友不要为敌的思想济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之穷。倘若真正付诸行动，人类庶几能有更加光明的未来。“天人合一”思想基本上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文学中也会包含着这种哲学思想的。因此，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着重探讨这种思想，弘扬这种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方其他国家也有；但以中国为最显著，最突出。可惜我们有时也没有做到。因此，即使是在中国，这种思想也必须大力弘扬，何况是对西方呢？当年鲁迅先生曾提倡过“拿来主义”，就是要把西方的好东西拿过来为我们所用。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就是把中国的好东西送给西方，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好处，这是第一件好事情。第二件就是中国文学独特的艺术性。比如一些诗句只有名词，没有动词，等等。美国诗人Ezra Pound曾试图模仿。这种艺术性，外国诗人和学者极难理解；但倘若介绍出去，也可能丰富西方创作的表现能力和艺术魅力。

我们在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希望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和外国的专家能共同努力，互相沟通，使中国文学研究在新的世纪大放异彩。

1997年4月4日

《书海浮槎》序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1997年4月8日

《思旧集》序

在拙作《怀旧集》的序中，我提出来了一个观点：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最初，我觉得没有什么，继而又觉得颇有点什么，最后，我豁然顿悟，觉得其中大有什么，这简直是“天才的火花”，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愧我愚陋，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人曾提出这样的石破天惊的观点。

《昭明文选》中有两篇题目相似的赋：一篇是向秀的《思旧赋》，一篇是潘安仁的《怀旧赋》，前者是怀念嵇康和吕安的，后者是怀念自己的岳父杨肇的。三个人当然都有值得怀念的地方，才能引起向秀和潘岳的哀思，不仅仅是出于私人关系。潘岳在赋中说：“步庭庑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宵辗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他一夜失眠，心里想些什么呢？必然是思念岳父的有盛德之处，思念岳父对自己的爱护。在这样的情况下，心中如有什么疙瘩，有什么不洁之处，必然会得到“净化”。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过多的解释。

我们且看一看，张守常兄的《思旧集》中“思”的是一些什么人：赵万里、李苦禅、朱自清、柴德赓、陈垣（援庵）、李广田、何仙槎、奚啸伯等等先生。除最后一位外，我都认识。他们所业不同，年岁各异；但道德文章，有口皆碑。怀念这样一些师友先辈，而不被其人格的魅力所熏染者，未之有也。

我所说的“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守常告诉我：他原来想以“怀旧”命集，因为我“捷足先登”，所以就让给了我。好在《文选》有两篇同样的文章，所以他拔了二筹，以《思旧》命集。后来者只能望《选》生叹，因为其中没有第三篇了。

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怀旧”或“思旧”，以净化自己的灵魂，在人格修养上，“更上一层楼”。

是为序。

1997年4月14日

《拂晓集》序

守常兄辑其青年时所为文：小说、散文、杂文、散文诗、诗、评论等等为一集，名之为《拂晓集》，志旭日之尚未升也。他为此集索序于我。我因患目疾，未能一一仔细拜读，颇以为慊。但仅就浏览所及，发现各类文体皆有一种朝气。朝气是与暮气相对的。到了今天，守常未必肯写，也未必能写这样的文章了。把这样的文章保存下来，对于守常个人，对于读者都是有些好处的。有如当年压在书中的一片红叶，今虽干瘪，但在当时却是艳若春花的。让一点红艳永远保留在自己的记忆中，不也是人生一快事吗？

守常在“前言”中说，他不悔少作，这唤起了我心中戚戚的共鸣：我也是从不悔少作的。我在结集少作时有一条原则：决不任意改动。我觉得那样做，是欺骗自己，蒙蔽读者。如言之过甚，可以把删改少作的做法归入假冒伪劣之列。我看，守常同我一样，并没有对自己的少作，加以“斧正”。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值得肯定的。

集子中的文章的写作年代，主要是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个别篇是新中国成立初写成的。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最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时代。我是其中一分子，有亲身的感受。在那时候，我们眼前遍地都是玫瑰鲜花，足下走的全是金光大道。人类最高的幸福境界，仿佛就在眼前。天色特别蓝，草色特别青，月色特别明，水色特别清。行走时，身轻如燕；睡觉时，好梦常圆。好像把几千年来压在身上的重担，一一抛掉，自己仿佛要羽化而登仙了。

我想，守常的心情同我的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在他的文章也有所表现。这现象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在全世界知识分子之林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具有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曾经说出了这样的话过？我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应该引以自豪的。可惜，现实毕竟不是天堂乐园。从那以后，知识分子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逐渐被现实撞得有点摇摇欲坠。这怪不得任何人，只能怪我们知识分子本身：我们有时太容易空想了，我们“唯心主义”太根深蒂固了。

但是，尽管如此，一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仍然热爱我们的伟大祖国，对她怀有希望。质诸守常，不知以为然否？

话说得远了一点，现在回头仍然谈《拂晓集》。我诚挚希望，守常“拂晓”时分所写的文章，文章中所保留的春花似的红艳，能够永远保留下去，为了守常，也为了读者。

1997年4月15日拂晓时分

《岁月游虹》序

卞毓方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原名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专修日本语言和文学，跟我不是一行。但是，我担任了几十年之久的系主任，所以，从广义上来讲，他也可以算是我的学生，我是他的老师。古人说：“人之患，在患为人师。”我之为师，难矣哉。

卞毓方毕业后，长期从事国际国内的新闻工作，兼搞文学创作。这几年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写作的重点转为散文，成绩斐然。卞毓方的散文，是广义的散文。什么叫广义的散文呢？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儿。因为，我一向有一个偏见，我觉得只有英国人所谓的Familiar essay，即过去一度被称做小品文的，才是真正的散文，其他的政论、报告文学等等，都不能算是散文。在这方面，过去一提到散文，首先提到英国，其次算是法国。英国确实出了不少的散文大家，如兰姆、C.吉辛、德·昆西、切斯特顿等等，法国则有蒙田。同样作为文学大国的德国与俄国，散文作家却非常稀见，这恐怕与他们的民族气质和思维方式有关吧。当然，我们中国实际上是真正的散文大国。我们从小就背诵的名篇，如司马迁的史作，如我们平常所说的“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朝的桐城派，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散文。我对散文提出来的标准是一个“真”字，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有真感情，连叙事散文也必须“真”，不能捏造，不能胡编。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固然充满了灼人的挚热，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等也无不洋溢着真情实感。就连柳宗元的那些写景文，字里行间，也莫不有情感的火花闪烁明灭。甚至苏轼的那些类似政论的文章，比如《留侯论》、《范增论》等等，也都弥漫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其余可以依此类推。

我从内心深处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散文。然而，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逐渐发现，这是我个人的偏见。散文的天地其实广得很，比如我先前称赞过的张中行先生的“学者散文”，时下也颇注目。而我以往的偏见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我在审美方面未免有点太褊狭了。

当然，我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成其为文学作品，艺术性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一点艺术性，没有一点文采，结构不是变化多姿，节奏不是起伏有致，词句不是清新独到，蕴藉不是广博深厚，乏情感，少意境，欠神韵，那么，思想性再强，也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至少是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

如果承认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广义的散文尚矣。广义的散文，不管是政论，还是其他非狭义散文的文章，只要有艺术性，有文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决不能囿于我原有的那一种偏见，对它另眼相看。这样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既不利于作者，也不利于读者。

卞毓方先生的文章，我读过一些，但是读得不太多。仅就阅读所及，我觉得，他的文章可以归入广义的散文这个范畴。最重要的是，无论抒情、纪事，或是说理，他的笔下常常有一种奇幻的光，与之相辅，艺术性强，文采葳蕤，颇具气韵、底蕴。

1997年4月17日

《人世文丛》序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总希望活下去，生与死是相对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这说明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精通人情心态。死几乎都是被动的，一个人除非被逼至绝境，他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生命的。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那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这样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性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结束，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中我没有像老舍先生那样走上绝路，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掏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耻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我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历在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

敢讲真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骨气”。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受迫害，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

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发表过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讲了真话。但到了1959年，这个纯粹学术探讨的问题，竟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面对数百人的批判，老马拼上一身老骨头，迎接挑战。他曾著文声明：“这个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老很快遭了厄运。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气”，为世人所钦仰、所颂扬，因为他敢于维护自己的信念，敢于坚持讲真话。他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对30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灾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龙钟之身，花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部书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当然，只写真话，并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应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实感只有融入艺术性中，才能成为好文章，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我所欣赏的文章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有节奏性，有韵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欢浮滑率意，平板呆滞的文章。

现在，善待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的国策，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不要再经受我们老辈人所经受的那种磨难，他们应该生活在一种更人道的环境里。当然，社会是发展的，他们会在新的环境里，遇到更激烈的竞争。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公平竞争，是现代社会中一种高尚的、文明的竞争。它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盛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这就是我，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在写这篇序文时，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动着，不知不觉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朝阳从窗外流入我的书房。我静坐沉思，时而举目凝望，窗外的树木枝叶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浓绿扑人眉宇，它给我心中增添了鲜活的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钟敬文先生等担任顾问，张岱年先生、邓九平先生主编的《人世文丛》，将20世纪八百余位学者、作家的千余篇美文佳作汇集成册，这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我相信，志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人，会喜爱这套丛书的，我乐而为之序。

1997年5月5日

《透过历史的烟尘》序

我认识黛云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当时我们都还没有搬出城外，仍在沙滩红楼。她是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大学生，我是一个还没有走出青年时期的年轻的大学教师。因为不在一个系，所以并没有接触的机会。她认识我，并不奇怪。因为教授的人数毕竟是极少的。我知道她，却颇有点不寻常。她为人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有这样禀性的人，在解放后30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而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这一点在本集的文章中也有所透露。

最近几年以来，我心中萌发了一个怪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被污辱，被损害，是正常的。这证明，他们起码还是些好人。这样的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用不着反躬自思。他们应该以头上被戴上的帽子为荣，他们可以以此自傲。反过来，如果有的知识分子，平安地走过了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被溅上任何的污泥浊水，没有被戴上任何莫须有的帽子，这样的人，我认为，反而应该反躬自首：自己在处世做人方面是否有什么不足之处。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够在那种黄钟为轻、蝉翼为重，颠倒黑白，混淆邪正的运动中安稳过关？我不敢说，我这个想法能适用于一切人；但适用于大部分人，则是可以肯定的。

黛云的前半生，走的道路并不平坦，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一直走过了中年。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她依然是坦诚率真，近乎天真；做事仍然是大刀阔斧，决不忸忸怩怩，决不搞小动作，锐气有盛于当年。就凭着这一股劲，她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开阔了自己的眼光，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门既旧又新的学科的重建或者新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较文学在中国原来是一门比较陌生的学问。最近几年来，由于许多学者的共同的努力，它已经浸假步入显学的领域。在这里，黛云实在是功不可泯。佛经常说：“功不唐捐。”黛云之功也不会“唐捐”。张皇比较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比较，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问题能想到了，这必能促进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很显然的。黛云不但在中国国内推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奔波欧美之间，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低估。所有这一切，在本书中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轨迹可寻，我就不再啰唆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黛云的前半生，屡遭磨难，透过历史的烟尘，她看到过极其令人愤懑的东西；然而她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丝毫未改。正当别人昼思梦想使自己在国外的居留证变成了绿色，对于这些人来说，太平洋彼岸就好像是佛经中常描述的宝渚，到处是精金美玉，到处开满了奇花异卉，简直是人间的乐园，天上福地。留在这样一个地方，对黛云和一介来说，唾手可得。然而他们却仍然选择了中国。在中国，本来她也有很多机会，弄上一顶乌纱帽，还可能是一顶令人艳羡不置的驻外的乌纱帽。然而她却偏偏又选择了北大，一领青衿，十年冷板凳，一待就是一生。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我们所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中华民族所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切不可以等闲视之。

黛云集其近年来所写之散文为一集，索序于我。我虽谫陋，义不容辞，拉杂写来，遂成此文。这能算是序吗？我怀疑。但是序无定型，自古已然。就把它当成一篇序吧。

1997年5月22日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序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定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账，都在达到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的目的。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上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学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拜倒在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栗觳觫。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儿，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则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其，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蟪蛄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取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

1997年8月12日

《舞论集》序

叶宁裒其多年来所写关于舞蹈的文章，编为一集，名之曰《舞论集》，索序于我。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也是最大的光荣。我义不容辞。但是却碰到了最大的困难：我是舞蹈盲。

常言道：笨鸟先飞。我确是一只笨鸟，但事实上却先飞不了，只能后飞。因为我拿到稿子后才能飞。而拿到稿子后必须先读，读则需要眼睛，而我的眼睛偏偏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一只眼睛动了白内障手术，一只没动。于是两只眼睛天天闹矛盾，不合作。我只能戴上高度的老花眼镜，再加上放大镜，才能勉强看书写字。其中情况，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爬都困难，哪里还谈到飞？

我还想努力尽量多读几篇，临时把佛脚抱牢一点，把完全外行改变为半个外行，免得写序时说些倒三不着两的话，贻笑方家。这本来是出于私心的，私心有时也能产生动力。于是我就佩戴上全副武装，艰难困苦地向前爬着，仔仔细细地读了起来。

然而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我意想中的苦事却一下子变成了乐事。我知道自己眼前心力和目力都已经不行了。几年前，我还敢发大言：“老骥伏枥，志在万里。”现在，不但“万里”不敢谈，连“千里”、“百里”都不敢谈，只敢谈“志在眼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敢下定决心，把全稿每篇文章都一一读毕。我只选了与舞蹈美学有关的几篇文章，先读起来。因为我最近忽发奇想，常常考虑一点与美学有关的问题，当然仍走不出“野狐”的范畴。我前不久写过“一篇怪论”《美学的根本转型》，不久当能刊出。现在一看到叶宁的舞蹈美学的论文，当然会以先睹为快。读这些文章，随时都能碰到精金美玉，琳琅满目。自己眼力之不济，心力之不逮，统统忘掉了。难道这还不是最大的乐事吗？

叶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与舞蹈有关的美学理论，介绍了古希腊的理论，介绍了古印度的理论，这些理论各有所长，各有所专，对比研究，相映成趣，增长了我们的知识，扩大了我们的眼界。为了说得准确起见，我想暂时做一个“文抄公”，从叶宁的原作中抄一些话：“中国、印度和希腊，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包括舞蹈文化）的三大鼻祖。……比较这三个古老民族的舞蹈文化，对于我们考察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舞蹈美学思想只是一个起点。……中国人勇于‘予’，也并不怯于‘取’，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天我们又处于一个‘予’和‘取’的大交流时代，我们能否继续成为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主人，我们要勇于‘取’，还要善于‘取’，一方面要‘学古变今’，一方面要‘学洋为中’，这就必须深刻理解我们自己民族文化（包括舞蹈）的美学上的特征，立足于时代，精心于创造，任何投机取巧、走捷径的办法都是走不通的。让我们永远成为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主人。”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用不着再做什么解释，大家都一清二楚了。

叶宁在这里讲到了舞蹈，也讲到了美学。二者我都不是内行。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我“老年忽发少年狂”，经常考虑一些美学的问题。据说现在美学界遇到了困难，有人竟谈到美学需要“转型”。我读过几篇这样的文章以后，忽发奇想，写了上面提到的那一篇“怪论”。我个人其实觉得并不“怪”的。我认为，所谓“美学”就是研究美的学问。根据我个人多年的观察，东西方之所谓“美”，既然同为人类，就必有其共同之处；但是，既然有东有西，就必有其不同之处。我近年来考虑东西文化，多着眼其不同之处。这并非出于我的好辩，我不得已也。

其他不同之处暂且不谈，现在专谈美。按照西方诸语言中“美学”这个词儿的语源，它指的是感官的美感享受之学。感官，一般都认为五个，即眼、耳、鼻、舌、身，中国如此，印度也是如此。可是西方美学谈的却只限于眼和耳。雕塑、绘画、建筑风格等等，都属于眼。音乐属于耳。西方美学家只谈眼和耳，别的几官从来不涉及，这实际上是不全面的。但是，美学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中国美学家跟在西方同行的身后，相与喧争：美是客观的呢？还是主观的？抑或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喧争不休，只能碰壁，于是就来了“转型”问题。

据我个人的浅见，这颇有点庸人自扰的味道。关键在于没有分清，东西方人心目中之美是并不完全一样的。叶宁文章中已经提到，汉文“美”字属于羊部。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就美。中国的“美”实际上是从舌头这一官开始的。我们现在天天说“美味佳肴”，到处都有“美食城”。但在西方，形容食品好吃，却决不能用“美”字，关于这一点，懂点外语的人都会知道的。

叶宁文章中已经提到，舞蹈与音乐往往是不能分的，二者都属于眼和耳的审美对象，这一点完全同西方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至于东西方舞蹈理论的不同，叶宁文章中也有精辟简要的论断：西方主再现，中国主表现。但是，作为一个舞蹈的外行，我脑海里总有一个问题：既然东西方对美的看法不同，在舞蹈上这种不同有没有呢？如果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问题，我觉得，特别是目前，很有探讨研究的必要。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这个圈子里，常常有人说到，在世界学坛上听不到中国的声音。在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个范畴的许多学科中，新学说风起云涌，日新月异。有的有些道理，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存在的时间长一点。有的看不出什么道理，命运是“蟪蛄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然而泱泱大国的中国却成了“无声的中国”。此理之至难明者。某一些中国人安之若素，视为当然。我实在忍不下这一口“鸟气”。我只有呼吁中国有能力、有志气的学者们，振奋起来，努力学习，多一点骨气，少一点“贾桂精神”，使中国在国际学坛上也发出声音，一变而为“有声的中国”。岂不猗欤盛哉！

不言而喻，做到这一步是十分困难的。想来尝试一下的学者们，必须具有广阔的胸怀、渊博的学识，能融会中西，会合今古，又要有勇气提出新说。我们决不是排外，也决不是藐视西方。西方的好东西，甚至包括那些转瞬即逝的“新”学说，我们都要研究学习。但不是跪在地上学，而是挺起身来学。不存任何偏见，唯真理是务。我认为，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如果真能出这样一些人的话，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外国学者眼中，必将大为改观了。

专就舞蹈美学理论而言，我看，叶宁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一点从她收入本集的论文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无稽之谈。望叶宁好自为之。

这就算是我这个“槛外人”的序。

1997年9月15日

《蒙田随笔全集》序

译林出版社准备出版《蒙田随笔全集》，征序于我。我没有怎样考虑，就答应了下来。原因似乎颇为微妙，看似简单，实极曲折。首先是韩沪麟先生来我家，是孟华女士陪来。我对孟华一向是深信不疑，她决不会随随便便陪等闲之辈到我家来的。因此我非答应不行。其次我对蒙田还算是熟悉的，只是由于我个人研究方向的转变，同蒙田已经久违了。现在一旦提起，似乎有话要说，所以就答应了。

万没有想到，这第二条理由却使我尝到了一点不大不小的苦头：原以为自己真有话可说，等到拿起笔来，心中却空空如也。我现在是“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头”了，不说也得说了。但是，倒三不着两，随便扯几句淡，勉强凑成一篇序八股，也并不难。可这不是我的作风，这样既对不起出版社，也对不起读者，而且也对不起自己。

我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重读原作。当年我当学生时，梁宗岱先生翻译的《蒙田试笔》，我曾读过，至今虽已年深日久，但依稀印象犹存。现在又把韩沪麟先生寄来的校样拿过来，翻看了其中的若干篇。我没有全读，现在从实招供，旧印象加上新阅读，自己觉得现在说话有了些根据，“莫怪气粗言语壮”，我已经有了点资本了。

我觉得，读这一部书，首先必须读《致读者》这一篇短文。蒙田说：

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下面他又说：

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再见！

蒙田说这是一本真诚的书，这话是可信的。整部书中，在许多地方，他对自己都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但是，在我这个生活在他身后四百多年的外国人眼中，他似乎有点矫情。你不让读者读自己的书，那你又为什么把书拿来出版呢？干脆不出版，不更符合你的愿望吗？又如在上卷第八章中，蒙田写道：

它（指大脑——羡林注）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够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

这也是很奇怪而不近人情的想法，难道写随笔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日后让自己感到羞愧吗？我看，这也有点近于矫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矫情，一种特殊的矫情，与愤世嫉俗仅仅有一片薄纸的距离。

不管怎样，如果全书只有这样一些东西，蒙田的《随笔集》决不会在法国，在英国，在全世界有这样大的影响，它必有其不可磨灭的东西在。

蒙田以一个智者的目光，观察和思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芸芸众生，林林总总，他从古希腊一直观察到16世纪，从法国一直观察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发为文章，波澜壮阔。他博学多能，引古证今，鉴古知今，对许多人类共同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有时似乎是奇特的见解，给人以深思、反省的机会，能提高人们对人生的理解。

要想把他所想到和写到的问题爬梳整理，十分困难。以我个人浅见所及，我认为，上卷的第三章《情感驱使我们追求未来》最值得注意。在这一篇随笔中，蒙田首先说：

有人指控人类总是盲目追求未来，他们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似乎未来的事情根本就无法把握，甚至比过去更难驾驭。

这都是很重要的意见。人类如果从变为人类的那一天起，就安于现状，不求未来，他们就不能够变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化成人类的那一种猿或者其他什么动物安于现状的话，它们就根本变不成人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就包含着不安于现状。

蒙田在下面接着说：

“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首先会自尊自爱，自修其身；就不会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不会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

柏拉图这两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不但在西方流传了两千多年，而且也传入中国，受到了赞赏。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搔到了痒处，道出了真理。中国人不也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吗？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距离，也不能隔断。按常理说，最了解自己的应该说还是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花花世界中，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真正能了解自己的人，真如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是自高自大，自己把自己看得超过了真实的水平。间亦有患自卑症者，这是过犹不及，都不可取。完全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戛戛乎难矣哉！然而这却是非常必要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来说，都是这样。

在这一部书中，类似这样的零金碎玉，还可以找到不少。只要挑选对头，就能够让我们终身受用。我在这里还要声明一句，蒙田的观点我并不全部接受，理由用不着解释。

在写书、出书方面，我有一个“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我认为，出书必定要有用，对个人有用，对社会和国家有用。这个“用”，当然不应该理解得太窄狭。美感享受也是一种“用”，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大可以不必出。

我认为，《蒙田随笔全集》是一部有用的书，很有用的书。

最后，我还想就“随笔”这个词儿说几句话。这个词儿法文原文是essai，这一下子就会让人联想到英文的essay，从形式上来看就能知道，这本是一词儿。德文则把法文的essai和英文的essay兼收并蓄，统统纳入德文的词汇中。这在法、英、德三国文学中是一种体裁的名称，而在中国则是散文、随笔、小品等不同的名称。其间差别何在呢？我没有读“文学概论”一类的书，不知专家们如何下定义，有的书上和杂志上居然也把三者分列。个中道理，我区分不出来。

谈到散文、随笔、小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国，我们的经、史、子、集中都有上乘佳作，为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在欧洲，则英国算得上散文、随笔的大国，名家辈出，灿如列星。法国次之，而德国则颇有逊色，上面举的essai和essay就可以充分说明这种现象。欧洲国家文化和文学传统本是同源，为什么在创作体裁方面竟有这样差距？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位比较文学家论证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希望将来会有。

1997年9月24日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序言

了解北大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郝平同志是北大教职员中最忙碌的人物之一。北大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与威望。许多国家的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同北大建立了名目不同的合作和交流关系。外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各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都以能够到北大来参观访问，特别是发表演讲为毕生光荣，大有“不到北大非好汉”之概。至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访问者更是络绎不绝。在党委和校长领导之下，承担种种接待任务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而郝平正是该处的负责人。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这个处的日历同其他各处都不一样，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以及什么寒假暑假，终日忙忙叨叨，送往迎来，宛如燕园的一盏走马灯，旋转不停。一群男女青年就是这一盏走马灯上的人物，居其中而众星拱之的就是郝平。

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忙碌的郝平同志忽然有一天送给我了一大摞稿子，内容是讲北大开创时期的校史的。写校史，不是写小说，写诗歌，只要有灵感就行，这里需要的不是灵感，而是勤奋。需要辛辛苦苦，爬罗剔抉，用竭泽而渔的精神，搜集资料。郝平告诉我，他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回国以后，成为走马灯的主要人物以后，又锲而不舍，继续搜罗，常常用别人午休的时间，来从事此项工作。夜里则利用睡眠的时间，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一直到累得病倒，进医院动手术，而其志弥坚，终于写成了此书的初稿。

谁听了这样的故事，能不肃然起敬呢？

说句老实话，我真正受到了感动。现在北大的青年教员中，能拼命向学的，确有人在。但是，身为教员而不读书者或者读书劲头不够，心有旁骛者，也决不乏人。现在有了郝平这一面镜子，摆在自己眼前，何去何从，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抉择，也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希望。

这话说得远了一点，还是回过头来，谈一谈郝平的《校史》，因为讲的是北大创办时期的历史，我为此书定名为《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得到了他的首肯。根据郝平自己对本书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为了叙述准确起见，我还是先做一个文抄公，抄一段郝平自己的话：“（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不仅仅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应当追溯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引起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思考，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同文馆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激起了康梁等进步力量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京师大学堂既是这场改革的产物，又是自鸦片战争50年来，人们不断探求救亡之路的最高要求。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郝平这个简短扼要的论述，其基础和根据就是大量的确凿可靠的原始档案资料。这些资料都写在本书中，用不着我来重复叙述。

郝平对资料的搜集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搜集得颇为齐全，分析得又极为细致。分析中时有新意，真令人想浮一大白。这些资料都是别人不甚注意的，更谈不到使用。郝平这样做的目的是追溯北京大学创办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北京大学校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发前人未发之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他能自圆其说，他的这个看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这只能是北京大学创办起源的说法之一，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不是先裁撤了同文馆然后创办京师大学堂，而是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以后才裁撤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中的。同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办理洋务必须同洋人打交道，而打交道首先必须有懂外文的翻译人才，而建立的一所培养翻译的一种特殊的学堂，以后才逐渐增设了一些洋文之外的课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见其作用之所在。要勉强找一个来源的话，明代的四夷馆庶几近之。解放后原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颇有类似之处。

我个人没有下过功夫研究北大的校史。可是我多少年以来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我曾在许多座谈会上讲到过，也曾对许多人讲到过。曾得到许多人的同意，至少还没有碰到反对者。最近在《北京大学校刊》1997年12月15日一期上，读到萧超然教授答学生问，才知道，冯友兰先生也有这个意见，而且还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没有读过，也没有听他亲口谈过。郝平书中讲到，北大前校长胡适之先生也有过完全一样的说法。我现在斗胆说一句妄自尊大的话，这可以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究竟是什么意见呢？就是：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第一，中国尊重历史，寰宇国家无出其右者。第二，中国尊重教育。几千年来办教育一向是两条腿走路：官办和民办，民办的可以以各种名目的书院为代表。当然也有官办的书院，那就属于另一条腿。在办教育方面，多数朝代都有中央、省、府、县——必须说明一句：这三级随朝代的不同而名称各异——几个等级的学校。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机构，又是管理教育行政的机构。这个“最高学府”名称也不一样。统而言之，共有两个：太学和国子监。虽然说，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始设太学，但是“太学”之名，先秦已有。我在这里不是专门研究太学的历史，详情就先不去讲它了。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始设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又改为国子学。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代因之，一直到清末，其名未变。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在过去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上，改朝换代之事，多次发生。要说太学和国子监一直办下去，一天也没有间断过，那是根本不能够想像的。在兵荒马乱，皇帝和老百姓都处于涂炭之中的情况下，教育机构焉能不中断呢？但是，最令我们惊异的是，这种中断只是暂时的，新政权一旦建立，他们立即想到太学或国子监。因此，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将近两千年悠长的历史上，太学和国子监这个传统——我姑名之曰学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断过。不管最高统治者是汉人，还是非汉人，头脑里都有教育这个概念，都有太学或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连慈禧和光绪皇帝都不例外。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以上说的可以算是冯友兰先生、胡适之先生和我自己的“理论”或说法的依据和基础。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强词夺理，也没有歪曲史实。研究学问，探讨真理，唯一的准则就是实事求是，唯真是务。我抱的正是这样的态度。我决无意为北大争正统，争最高学府的荣衔。一个大学办得好坏，决不决定于它的历史的长短。历史久的大学不一定办得好，历史短的大学不一定办得不好。无数事实俱在，不容争辩。但是，我也算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实如此，我不得不如此说尔。

按照目前流行的计算法，今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在北大无疑是一件大事。在全中国，无疑也是一件大事。在这样吉祥喜庆的日子里，郝平同志把他这一部心血凝成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拿出来献给学校，献给全校的师生员工，献给遍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做出了不同程度贡献的北大校友们，真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之举。我相信，这一部书一定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我在这里还想加上一段决非“多余的话”。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国主义。例子不用到远处去找，在我上面讲到的“学统”中，在北大遥远的“前身”中就有。东汉太学生反对腐朽的统治，史有明文，决非臆造。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到了明末就形成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演变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京大学创办以后，一百年来，每到中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键时刻，北大师生，以及其他大学的师生，就都挺身而出，挽救危亡。五四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一段历史占了北大百年历史的一半——北大师生爱国之心未曾稍减，此事可质诸天日，无待赘述。

现在距北大百年校庆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据说今年从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各地回母校参加校庆的校友，数量将是空前的。这种爱校之心与爱国之心，完完全全是一致的，完完全全是相应的。这种心情与中国两千年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完完全全贯通的。它预示着我们伟大祖国未来的辉煌。

现在有两本书摆在全校师生，全体校友，全国和全世界关心北大的朋友们的面前：一部是郝平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部是萧超然教授的《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前者告诉我们创业维艰，后者告诉我们照亮北大百年漫长道路上的星光。无前者则不会有后者，而无后者则前者也是徒劳无功的。两部书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整体，为我校校庆增添了无量欢悦，为想了解北大的人提供了确实可靠的知识，真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再过两年，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我相信，我们北大全校同仁和同学，受到这一次校庆的鼓舞和激励，怀千岁之幽情，忆百年之辉煌，更会下定决心，乘长风，破万里浪，前进，前进，再前进。为我们伟大祖国再立新功。

1998年1月2日

《著名学者散文精选》序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志”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言志”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归入此类。而“载道”则颇与此有别。“道”者，多为别人之“道”。古人所谓“代圣人立言”者，立的是圣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含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以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学者毁誉参半。我在这里姑不细论。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辞藻上下“苦”工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有的词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唯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今年计划中，想出版《著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一段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他索序于我，敢不应命，因略述鄙见如上。

1998年2月24日

《绍兴百镇图赞》序

绍兴大名垂宇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心仪其地久矣。可惜我只在50年代，陪外宾来过一次，而且只停留了半天，参观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等地。虽然时间短，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甜美的回忆。

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论，绍兴对我并不陌生。通过鲁迅的作品，我仿佛认识了绍兴的街道，绍兴的人物，阿Q、闰土、祥林嫂、秋瑾的母亲等等，一闭眼，他们就在我眼前，我仿佛能分享他们的快乐与悲哀，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绍兴仿佛就成了我的故乡。

绍兴乃中国有名的报仇雪耻之地，文化昌明之乡，想历数那里的古今豪杰、志士、文人、学者，需要极长的篇幅，这是我目前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但是，我对绍兴之所以特感兴趣者，有我个人的因素在。中国的书圣王羲之是百代书法之楷模，他的书法也是我最喜爱的。他那冠绝古今的《兰亭序》，书写的地方就在绍兴的兰亭。而他的原籍瑯琊却是在山东境内，我们算是同乡，相距一千多年的同乡，我对他油然生亲切之感，这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的。这当然让我的心情不自禁地飞向绍兴。

到了近代，被誉为“学术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又是绍兴人。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中国之所以能有五四运动，与他的鼓励是密切相连的。至于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之功绩，毋庸赘述。我这一生大半辈子是在北大度过的，北大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兴旺发展，又是与蔡先生的努力密切相连的。现在，我每次走过矗立在燕园内的蔡先生的塑像，辄瞻仰徘徊，不忍即去。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感情鼓舞着我前进，再前进，不向任何困难低头。这当然会让我情不自禁同绍兴联系在一起，我的心又自然飞向绍兴。

把我同绍兴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人物是我的恩师董秋芳（冬芬）先生。我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受业于先生门下，时间虽只有一年，然而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他教我们国文，我的作文受到了他的鼓励，誉为“全校之冠”。我是一个畸人，虚荣心是颇为强烈的，受到了鼓励，就增添了劲头。从那以后，从事散文的写作，垂60年，至今已届望九之年，尚未停笔。我研究的专业与散文创作毫无关联；但心里倘有所触动，必然拿起笔来。虽然我从未敢以作家自命，然而在别人眼中，我已俨然成为一个作家。对我自己来说，无非是想抒发感情，一吐为快而已。对别人来说，也许不无启迪作用。所有这一切，我都必须归功于恩师的教导，而我的恩师又碰巧是一个绍兴人。将近七十年来，每一忆及恩师，我的心又会自然而然地飞向绍兴。

如果没有上面这一段因缘，我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也不敢为《绍兴百镇图赞》写序的。有了这一段因缘，虽然绍兴百镇我一个镇也没有到过；但是，从感情上来说，又仿佛镇镇我都到过。唐代绍兴著名的文学家贺知章那几首有名的回乡诗，我每一背诵，辄能触动我的心弦，难道同我在上面谈到的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活动没有关联吗？

时至今日，星移斗转，时异事迁，我们正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虽然王羲之、蔡元培、鲁迅、董秋芳等先生，以及一切仁人志士俱往矣；然而这些人诞生地的绍兴精神却依然影响着我们。建国首先必须重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在这方面，绍兴古今人物都有一些重要的贡献。此外，更必须有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方面，明末痛斥奸相马士英的绍兴文人，发言掷地作金石声。近代的秋瑾为国牺牲的精神，直可与岳飞、文天祥等争辉。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当然也是绍兴的骄傲。今天的绍兴人一定能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为祖国的伟大建设工作增砖添瓦，跂予望之矣。

1998年4月10日

《燕园幽梦》序

中华乃文章大国，北大为人文渊薮，两者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倘机缘巧遇，则北大必能成为产生文学家的摇篮。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近几十年来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北大人灿若列星。这一个事实我想人们都会承认的。

最近若干年来，我实在忙得厉害，像50年代那样在教书和搞行政工作之余，还能有余裕的时间读点当时的文学作品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幸而我还不能算是一个懒汉，在“内忧”、“外患”的罅隙里，我总要挤出点时间来，读一点北大青年学生的作品。《校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我几乎都看。前不久我读到《北大往事》，这是北大70、80、90三个年代的青年回忆和写北大的文章。其中有些篇思想新鲜活泼，文笔清新俊逸，真使我耳目为之一新。中国古人说：“雏凤清于老凤声。”我——如果大家允许我也在其中滥竽一席的话——和我们这些“老凤”，真不能不向你们这一批“雏凤”投过去羡慕和敬佩的眼光了。

但是，中国古人又说：“满招损，谦受益。”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体会这两句话的含义。“倚老卖老”，固不足取，“倚少卖少”也同样是值得青年人警惕的。天下万事万物，发展永无穷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你们对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刻的了解。最好能背诵几百首旧诗词和几十篇古文，让它们随时涵蕴于你们心中，低吟于你们口头。这对于你们的文学创作和人文素质的提高，都会有极大的好处。不管你们现在或将来是教书、研究、经商、从政，或者是专业作家，都是如此，概莫能外。对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必实下一番工夫，简练揣摩。这对你们的文学修养是决不可少的。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则你们必然能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

宋代大儒朱子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针对性，很有意义，我现在抄给大家：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这一首诗，不但对青年有教育意义，对我们老年人也同样有教育意义。文字明白如画，用不着过多的解释。光阴，对青年和老年，都是转瞬即逝，必须爱惜。“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我们古人留给我们的两句意义深刻的话。

你们现在是处在“燕园幽梦”中，你们面前是一条阳关大道，是一条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你们要在这条大道上走上60年，70年，80年，或者更多的年，为人民，为人类做出出类拔萃的贡献。但愿你们永不忘记这一场燕园梦，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一个值得骄傲的北大人，这个名称会带给你们美丽的回忆，带给你们无量的勇气，带给你们奇妙的智慧，带给你们悠远的憧憬。有了这些东西，你们就会自强不息，无往不利，不会虚度此生。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1998年5月3日

《沧桑十年》序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轻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决不是个人的问题。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是糊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是往往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于抱恨。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害人者，一类是被害者。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我只期望他们返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法西斯集中营，一位当年的“犯人”而今天是幸存者告诉我们说：“一位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牲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然而，这一小撮人，虽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却一变而飞黄腾达，有的竟官居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这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脸皮活下来的人，决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像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我的《牛棚杂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些明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笔弄墨一辈子，原来我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可能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

人民的一片赤诚。

1998年6月4日

《我爸我妈》序

宗江的女公子（这是文雅的称呼）编选了这一部《我爸我妈》，要我写一篇序。这个书名就打动了我的心，我是一个过早地失去了母亲而终身怀有风木之悲的人。因此，我乐于承担这个任务。

我先对为子女的说几句话。

我本来想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梦笔生花，大展文才，写上一大篇的。然而，我忽然想到，这个想法十分幼稚可笑。这是难以办到的。即使韩柳复生，李杜再出，也是困难的。何况谫陋如不佞者！

苦思之余，忽然顿悟：最有效、最简短、最有感染力、最能动人心魄的办法还是：抄唐代诗人孟郊的，去年曾在香港当选为历代最佳诗篇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简单明了，明白如画。倘若加以解释，反属多余。为子女者应当认真体会其中的感情和含义。这是我对他们的希望。

我再对做父母的说几句话。

我先引唐代韩愈《师说》中的几句话：“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在这里，我不但必须说明解释，而且还要“改造”，改造韩愈的文句：“子女不必不如父母，父母不必贤于子女，时代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我的解释是，在中国这样的伦理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有时会十分矛盾与复杂。一方面，父母都“望子成龙”，这是十分正常的希望。但在另一方面，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几千年封建伦理思想又在那里作怪，“父道尊严”的内心活动又会时时有所萌动。在今天独生子女被社会上尊为“小太子”、“小公主”的情况下，表面上父母百依百顺，我却不相信，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就能够一下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铲除净尽的。因此，做父母的很难正确处理好与子女的关系。特别是在穷乡僻壤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更是如此。前几年，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一个母亲由于“望子成龙”的心情过于迫切，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打死，事后头脑一清醒，又自杀身亡，追儿子于地下。还有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个父亲，也是出于“望子成龙”的心情，把自己的儿子捆绑起来，进行毒打。儿子在奄奄一息中哀求自己的父亲说：“爸爸！以后我改了！别再打我了！”父亲置若罔闻，捆打了一夜之后，小孩子终于死去。但是小孩子这几句话真正震撼了我的灵魂，我当时痛哭失声。一直到今天，小男孩子的这几句话还时时响在我的耳边。

我修改韩愈的那几句话，无非是希望当父母的能够正确处理同子女的关系，在亲情方面能做到“父慈子孝”。在处理人生一些问题方面，能做到互相尊重，父母不倚老卖老，子女不“倚少卖少”（这是我创造的词儿，将来要申请专利的）。“时代有先后”，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抗御的。父母都应当记住这一点。

这是我对父母，其中也包括了子女的一点希望。质诸宗江，以为如何？

这就是我的序。

1998年6月

《世纪清华》序

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著名的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讲的是唐玄宗的一座行宫，在开元、天宝时期，一定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然而，时移世迁，沧海桑田，到了今天，已经寥落不堪，狐鼠成群。当年大概也属于“后宫粉黛三千人”的一些宫女，至今已老迈龙钟，便被流放在这一座离宫中，白发青灯，宫花寂寞。剩给她们的只是寂寞、孤独、凄凉、悲伤；留给她们的只有回忆，回忆当年的辉煌，从中吸取点温馨。她们大概都是相信轮回转生的；她们赖以活下去的希望，大概只有渺茫幽杳的来生了。

现在收入我们这一本集子中的文章，都属于回忆一类，是清华人自己回忆水木清华的。写的人有的出身于清华学校，有的人出身于清华大学；有的人已经离开人世，有的人还活在人间。活着的人大都已成了“白头宫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样是回忆，我们今天清华人的回忆，却同唐代的老宫女迥异其趣，有如天渊。我们不是“闲坐说玄宗”，我们是“白头学士在，忙中说清华”。我们一不寂寞、孤独，二不凄凉、悲伤，我们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

那么，我们为什么写这样的回忆文章呢？

几年以前，我曾揭橥一义：怀旧回忆能净化人们的灵魂，能激励人们的斗志，能促使人们前进，能扩大人们的视野。试读集中的文章，或回忆水木清华之明秀；或回忆图书馆收藏之丰富和实验室设备之齐全；或回忆恩师们之传道授业，谆谆教诲；或回忆学友们之耳鬓厮磨，切磋琢磨。清华园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师友们的一颦一笑，一词一语，无不蕴含着无量温馨。西山紫气，东海碧波，凝聚于清华园中，幻成一股灵气。天宝物华，地灵人杰，几十年来清华造就了大量人才，遍布全中国，扩大到全世界，行当不同，各界都有，而且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岂无因哉！回忆到这一切的时候，哪一个清华人会不感到温馨，感到自豪呢？白头学士，忙说清华，岂无故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忆旧，能不净化我们的灵魂吗？

“净化”二字是我从古代希腊Catharsis一词借来的。古希腊哲学家主张，悲剧能净化人们的灵魂。他们自有一番说法，是很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我借来一用，也有我的说法。我同古希腊的说法，不是没有相通之处的；但是，基本上是“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我相信，我的说法也是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这个“净化说”能不能用到唐朝的“白头宫女”身上，我姑且存而不论。用到清华的“白头学士”身上，却是毫无疑义的。

今天清华的“白头学士”也同唐代“白头宫女”一样会看到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的未来决不是来生。那一套我们是不相信的，也是用不着相信的。我们要看的未来是就要来到我们眼前的21世纪，以及其后的还不知道多少世纪。今天的清华已经有了过去的辉煌和眼前的辉煌。但是，清华人——其中包括本书中忆旧的这一批清华人在内——并不满足于过去的辉煌和眼前的辉煌。我们看得更远，更高。我们看到的是比过去和眼前辉煌到不知多少倍的未来的辉煌，我们对全中国和全世界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这些“白头学士”虽然垂垂老矣，但是我们是有后来人的。清华今天在校的学生，以及还不知道有多少届未来的学生，都是后来人。我们是暂时的，但是清华却会永存。

1998年7月28日

《清华旧影》序

是由于因缘和合呢？还是出于一种什么神力？清华大学竟然诞生在“水木清华”这个地方。“清华”二字连用，中国古代典籍中已有先例，十分确切的解释也还没有。我们现在就利用模糊语言的理论，先模糊它一下子。一看到“清华”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立即产生一个印象：清新俊远，生机盎然。我想，这是人之常情。

奇怪的是，将近九十年来的清华学风和校风，我认为，只有这八字可以概括。

先放下我这一套拆字算卦的把戏，谈一点实际的问题，说一点实际的经验和体会。在全国两座最高学府北大和清华这一个双子星座中，我在清华呆过四年，在北大呆了五十二年，我应该说是最有资格谈论两个学校的个性的人。两个学校当然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永远革命，永远向前，重视学术，重视育才，同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是，两者间不同之处也异常突出，皎如日星。勉强打一个比喻的话，清华似李白，北大如杜甫，这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其他的比喻，由读者自己去打吧。

我现在不是在谈北大和清华的对比问题，而是在谈清华，特别是清华的“旧影”，北大暂且不去谈了。

清华的“旧影”有什么可谈的呢？

在这里，我必须又要扯远一点，否则问题就说不明白。我曾应《光明日报》韩小蕙小姐之邀，写过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赋得永久的悔》，题目是她出的，文章是我写的，形似科举，宛如八股，因此名之曰“赋得”。题与心合，正中下怀，于是笔走龙蛇，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生平快事。此文得到了意外的——其实也是意内的——强烈的反响，得到了最高文学奖，获得了大量的读者和爱好者，至今还能接到读者的来信。其中一封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是武汉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写来的，文笔流利畅达，感情诚挚恳切，可见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造诣之高。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爱国必自爱母始。这观点多么平易近人，但又是多么石破天惊；多么明白易懂，但又是多么切中肯綮。乍读之下，我的心立即颤抖起来，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想把这个观点引申一下：爱国必自小处爱起，必自近处爱起，必自身旁爱起。国家是一个大概念，几乎是广阔无垠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之所以爱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这个爱必有决定之者。笼统说起来，决定之者也并不难找。我们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我们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有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几千年中，我们大都有“边患”，受到最初是外来民族（今天有的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侵扰，甚至屠杀，我们产生了世界、历史上最多的最著名的爱国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这个国家是必须爱的。有这样的国家而不爱，是违反天理，违反人情的。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国家这个概念毕竟太大了。我们每天在国家中，我们又往往会感到见不到国家在哪里。我们能够见到的，能够感觉到的往往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只有感到身边的人和事可亲可爱，才能推而广之，大到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最后大到国家。这样产生的爱才真正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才真正是具体的，才真正能持久。爱国必自爱母始，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具体的例子。

爱国必自爱母始，这一点已经成为事实。爱国为什么不能自爱校始呢？只要读一读这一部《清华旧影》，就必须承认爱国也能从爱校始的。

试读本书中选入的文章，不管是“校史沿革篇”，还是“清华求学篇”，或是“逝者如斯篇”，篇篇怀旧的对象不同，抒发的感情不同；但是，不管有多少小“异”，却有一个大“同”。我们写这样的文章，决不是仅仅想“发思古之幽情”，我们回忆“旧影”，我们另有新图，我们获得了全新的收获。我们回忆水木清华，我们回忆良师益友，我们回忆园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我们回忆一切美好的东西，所有这一些回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温馨。我们的母校清华是极端可爱的，由不得我们不去爱她。但是清华是伟大祖国的一部分，西山紫气，东海碧波，共同成为清华的屏障和背景。这些都是伟大祖国的一部分，由不得我们不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爱国必自爱校始。

“难道你们这一部书是只给清华人看的读的吗？”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质问了。我敬谨答曰：“不是，绝对不是！”清华非清华人之清华，她是全国十几亿人口的清华，谁也没有权力把清华据为己有。况且，以中国之大，除了清华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大学，哪一个大学的人不热爱自己的学校呢？再况且，以中国之大，除了大学以外，还有别的组织机构。除了组织机构以外，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广大的地区。如果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地区和机构，都爱自己的学校，这一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小爱”。如果清华人以外的人也都读一读我们这一本决非专为清华人所写的书，他们也都会感受到一种温馨，一种爱。把这些“小爱”融合在一起，一定会孕育出一种其大无垠的“大爱”，大家共同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1998年7月29日

《中国文化名人忆母亲丛书》序

大千世界，爱有多端；但是最纯真、最无私、最无要求回报之心，几乎近于本能的爱，就是母爱，古今名人谈到母亲的文章，不胜枚举。我为什么只信“古今”而不讲“中外”呢？因为在这一方面，中外是不相同的。

谈到母亲，或回忆母亲的文章虽然极多，可是我在汗牛充栋的中国的古今典籍中，从来还没有见到哪一个文人学士把这方面的文章搜集在一起供人阅读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在年高德劭为众人所尊敬的钟敬文先生的启迪下，邓九平和他的友人们，付出很大的劳动和很多的时间，穷搜博采，搜集现当代数百位作家、学者、艺术家回忆母亲的文章，这种异想天开有如张骞凿空之盛举，完全弥补了上面提到的憾事。他们给学术界立了一大功，将会受到中国学术界以及一般人民大众的欢迎，这是毫无问题的。

谈母亲的文章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呢？每个人一生下来，受到人间的第一爱就是母爱，告诉他人间并不凄清而是充满了温暖的是母亲。但是人间毕竟不总是充满了温暖的，你前进的道路上也并不总是铺满了玫瑰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遇到欢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要分给母亲一份；遇到悲的时候，你只要一想到母亲，你就会立即喜上心头，化悲为喜，又抖擞精神，抬起头来，勇敢地冲向人生的前程。

我曾经有一个说法：回忆能净化人的灵魂，我至今仍坚持此说。你可以回忆你的老师，回忆你的朋友，回忆你的所有亲爱者，所有这一切回忆都能带给你甜蜜和温馨，甜蜜和温馨不正是净化和抚慰你的灵魂的醍醐吗？但是，对母亲的回忆又岂是对老师对朋友等的回忆所能媲美的呢？

我是一个从小就失去母爱的人。这是我心灵中最大的创伤，虽起华佗或岐伯于地下，也是无法治愈我这个创伤的。我一生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管是花前月下，只要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眼泪便立即潸潸涌出。一直到了今天，我已是望九之年，还常有夜里梦见母亲哭着醒来的情况。嗟乎！此生已矣，我又不相信来生，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韩诗外传》上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古今同恨的事。唯愿读这一套书的读者们，仔细玩味每一篇文章中所蕴涵的意义，考虑一下自己对待父母的情况，再背诵一下孟郊那一首有名的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读者们如能做出应有的结论，庶几不致辜负这一套珍贵的书的期望。

1998年10月26日

《“多余人”论纲》序

我虽滥竽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之列，又写过一些别人认为是比较文学的文章；但是我对比较文学实在没有下过工夫，视野狭隘，涉猎肤浅，从来不敢以比较文学家自居。现在承张伟女士垂青，送来一部分她的力作《“多余人”论纲》的稿子，这对我简直是启蒙之举，“多余的人”的问题，我过去没有注意过。她向我索序，我实无此能力，只能写几句介乎离题与切题之间的话，以酬她的厚意。

首先我必须对张伟女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她在国内外讲坛上讲授外国文学（当然主要是指中国讲坛，否则我们中国的所谓外国文学，到了外国反而就成了本国文学了），垂三十年。她有丰富的教学和研究经验，又不遗余力地搜集到尽可能多的资料，同时又有在学术探讨中开辟新领域的眼光和勇气。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也是科学进步的重要保证。像“多余的人”这样中外文学创作中都有的典型人物，过去研究的人并不多。专就中国来说，张伟女士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者。德国人民有一句俗话Aller Anfang ist schwer（“一切开始都是困难的”），张伟女士知难而进，谁还能对这样的精神不表示赞佩呢？

尽管名称不同，但是在世界文学创作中确实有“多余的人”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张伟女士追踪这个人物形象，探讨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美国文学等等，追本溯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由得你不信服。但是，我相信，世界其他国家文学中，也不会缺少这个典型的。仅就张伟女士探讨的范围而论，上下二百年，纵横几万里。从社会发展的观点上来看，有封建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性质不同的社会都产生性质相同或者类似的“多余的人”这样一种典型人物呢？其中原因必有其共性，这需要探讨。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其间的特殊性。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多余的人”，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其中既有学术意义，又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以上只能算是刍荛之议，供张伟女士参考。

原载《昌潍师专学报》1998年第6期

《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序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范围间有与饶选堂先生共同之处，比如中印关系、梵语语言等等，所以，我只要得到选堂先生的著作，必仔细拜读。我个人觉得，选堂先生的学术研究有四大特点：第一，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第二，选堂先生的论文引用材料范围极广。古典文献，固无论矣。对当代学人的文章，他也几乎是巨细不遗。当前国内出版的学报，数量极大。我们注意的往往只是几个著名大学的学报，穷乡僻壤的一些师范学院的学报，往往被我们所忽视。选堂先生则不然。这些生僻的学报，他也往往尽收眼中，加以引用。第三，选堂先生非常重视考古发掘的地下新资料。他对大陆考古发掘情况了如指掌。不用举更远的例子，眼前这一部新著就是最好的证明。第四，由于具备了以上诸条件，加以能读书得闲，所以饶先生在论文中时有新的创获。

以上四项中，第四项最为重要。学术研究，必随时有新创获，这样学术才能前进。如果每个学人都陈陈相因，固守旧说，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学术必然会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学术研究也就根本没有意义了。

这一点道理，谁都明白。然而，创新何易言哉！创而中，则必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如夏日饮冰，痛快淋漓。创而不中，则如真理超过一分即成谬误，令人啼笑皆非矣。近世学人能创新者盖亦有人。我只举闻一多和郭沫若两先生。他们的著作中，创新之处颇多，能令人叹服。但令人啼笑皆非者，亦复多有。大胆假设固佳，小心求证更难。世之学人，不能以此自傲也。

我决不是说，选堂先生文章中就有此类现象，决不是的。我只不过是在谈到选堂先生的创新时偶然发了一点感慨，如此而已。

1999年2月2日

《彭松书法集》序

书法，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艺术。日本自古迄今也是讲究书法的，自唐代起就名家辈出。这显然是受了中国的影响。我在这里讲“受影响”，毫无贬意，日本受了中国的影响，自己也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日本书法家最受人称赞之处。在几十年前，中国视古代文化如粪土的时期，我看了日本书法，曾感慨备至，“惊呼热中肠”觉得我们将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幸而在改革开放以来，书法又受到青睐。老中青三代书法家，发奋图强，重振当年雄风。我所担心的尴尬局面未能出现，这是我垂暮之年最感欣慰的乐事之一。幸亏天老爷赐我以长寿，否则真要抱恨终天了。

中国的书法妙处何在呢？我不是美学家，更不是书法美学家，不敢赞一辞。古语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在我想借用别人的眼睛，而且是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来攻中国书法这一块玉。我在将近七十年前在清华读书时，有一个教德文的德国教授，名叫Guster Eche，中文名是艾克，字锷风，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并不认识汉字。有一次，在上课前，我用粉笔在黑板上鬼画符，写了几个汉字，完全是写着玩的，但忘记擦掉。他一走进课堂，不上讲台，两眼直勾勾地瞅着黑板上的那几个字，似乎非常欣赏。下课后，他问是谁写的，我从实招认。他点头微笑，说：“我不认识汉字，但我是美学家。我看汉字像看一幅画，只看结构，只看线条，不管含义。”

他这几句简单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从来不是什么书法家，我那黑板字写得也不见得好。但是，艾老师却以一个外国美学家的目光，从字的结构和线条上看出了美。我甚至觉得，不认识汉字的外国美学家，他们看到汉字，不像我们中国人（文盲除外）这样，看到一幅名人的书法，首先意识到的是字或词组的含义，然后才去审美。我觉得，这种审美实际上是搀上了杂质，不能立即得到美的真诠，这会影响到美感享受的。有人或许认为这是怪论，我则深信不疑。

总之，书法同绘画一样，是一种视觉艺术。绘画的作用，在于重现自然，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鸟、虫、鱼，重现时都必然沾染上一些个人感情成分。所以，虽同是一类画家，然而画风各异，决不像照相那样，照出来的都大同小异。书法不在重现自然，而在抒发胸中一股浩然之气，这种气人与人殊，因此王羲之决不同于魏碑，颜真卿决不同于怀素，苏轼决不同于黄庭坚，董其昌大类赵孟頫，清代馆阁体则表现一种富贵气象，像郑板桥那种字体决进不了翰林院，只能到扬州去当“八怪”之一。如果像颜真卿那样的刚烈人物而书法却如赵子昂，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古人常说：文如其人，我则说：字如其人。这一点恐怕是非信不行的。至于蔡京，严嵩等人，虽亦为书法家，其气并不“浩然”，这应另当别论。

谈到彭松的书法，应当先谈彭松其人。他幼年丧母，虽有同父异母兄姐照顾，但是哪能代替了母爱呢？父亲常年在外奔波谋生，彭松幼年心情之凄凉，概可想见。我六岁离开母亲，冲龄失去母爱的情景，我完全能体会，凄清、悲哀、孤独、无助，但又因年龄过小，有苦说不出。至今已届望九之年，每次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仍然泪流满面。将近八十年前，我同彭松青梅竹马，住前后院。我长他六岁，在现在看起来是个小数，在孩提时期，却无疑是个大数。惺惺惜惺惺，我有时会下意识地特别钟爱他。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暖在心头。

这话扯得太远了，本来没想说这些话的，写到这里，情不由己，顺便流了出来，也许是无伤大雅吧。再回头说彭松。幼年他家庭极端贫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受到了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他在九个堂兄弟姊妹中，禀赋最高。他父亲一生沉浮下僚，却有绘画和书法的天才。他的艺术生理基因遗传给了彭松。彭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曲折坎坷，每一步都出人意料；但是，他能书善画，对我来说，却是既出意料，又在意内。他有此禀赋，不管走多少弯路，最终还总会走到这条道上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既非书法家，也非美学家，不过平生看的书法绘画，为数颇多。古今中外，都有所涉猎。积之既久，自谓颇养成了一点鉴赏能力，能辨美丑，分善劣。看了彭松的书法，浑厚凝重，而又气韵生动，笔酣墨饱时，仿佛能力透纸背，震撼人心。我这个外行人，只能说这样几句外行话。我现在引用一位真正内行名家的意见，这就是著名书画家黄苗子先生，他对彭松的书法给了极高的评价，这当然是绝对可靠的了。

彭松淡泊名利，从不以书法招摇。现在要出这样一本书法集，索序于我。我认为这是当仁不让的事，所以不避谫陋，写了这一篇序。

1999年2月19日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序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而无愧。此举实有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

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但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19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20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各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一百年的研究历程做出总结。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推出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他一些学科进行总结的情况，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要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的。但是，我有一个特点——是优点？是缺点？尚难定论——，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差不多整整三年前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我这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文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做法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免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更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可是，三年以来，我既没有听到有人同意，也没有听到有人反对。大概是我“晃荡”得离了辙，不为通人专家所注意，固其宜矣，奈之何哉！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师在六十六年以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

今日印欧语系化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以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

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可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汉语语法，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做到，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企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但是，光这个还是不够的。汉语与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却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一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