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自序

我开始研究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是在四十多年以前。当时我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一名候补博士生。我的老师Prof.Dr.Waldschmidt给我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大事〉（Mahāvastu ）颂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用所谓佛教梵语（Buddhist Sanskrit）或混合梵语（Hybrid Sanskrit）写成的。在研究佛教的学者中，这种梵语算是一门不冷不热的学科。有一些人在研究，但人数不多，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的老师之所以给我出这样一个题，其用意大概也就在这里。他问我同意不同意这个题目。我是一个初学者，门还没有进，更谈不上登堂入室，除了答应之外，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同意之后，接着来的是长达三年的看书、搜集资料和进行写作的时期，这是一段只争朝夕的艰苦奋斗的时期。

在这三年内，我从对佛教梵语毫无所知，经过了渐有所知的阶段，在这方面的知识终于多了起来。我对佛教梵语的兴趣也逐渐浓厚起来。因此，在1941年我考试完毕后被迫留在德国的四年内，在机声嗡嗡、饥肠辘辘中，又接连写了三篇有关佛教梵语的论文。这些论文现在都收在《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算是我研究佛教梵语的第一次高潮。

1946年回国以后，我既缺少应有的专著，又缺少必备的杂志，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不管我的兴趣还是多么浓厚，我的研究劲头还是多么大，却只好被迫搁笔。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无法进行了。我当时有一句自我安慰的话：“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实际上，在佛教梵语方面，我根本就没有碗，更谈不上碗的大小，我只好用别的碗吃其他的饭了。

1956年，我写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它丝毫也不能证明，我此时已经有了足够的书籍，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事实正相反，从1946年起到1956年这十年之内，我闭塞如故，与世隔绝，已经下定了决心，对佛教梵语的研究洗手不干了。1955年，我到民主德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曾有机会看到一些有关佛教梵语的著作，然而我漠然置之，无动于衷，我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了。为什么事隔一年又写了这样一篇论文呢？原因是，当我浏览几篇国内外学者关于印度佛教史的文章时，忽然心血来潮，灵机一动，觉得可以利用他们使用过的材料，来解决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问题。我想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材料不是新材料，问题不是新问题。可是把这些材料同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却是第一人。如果说这篇论文有什么价值的话，其价值就在这里。这篇论文我曾在 1959年缅甸研究会（等于科学院）的大会上宣读过，英译文就发表在会刊上。这一篇论文既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其局限性，包括引用书籍在内，是显而易见的。

1958年，我写了《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也同样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研究印度语言的朋友告诉我，美国著名的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教授在他的大著《混合梵语语法》中提到了我用德文写成的那几篇论文，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连忙把他那皇皇巨著连同《混合梵语词典》借了出来，仔细阅读一遍。一方面我对爱哲顿教授的成绩感到钦佩；另一方面对于他的看法感到问题很多。于是情不由己地写了那篇《再论》。里面的例子几乎全是我在德国使用过的旧例子，新的很少。但是行文的口气则颇为尖刻。讨论学术问题，本来应该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坦荡直率，与人为善，行文不要带刺，说话不要伤人。可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与我当时对美国的态度有关。美国当权者对我国推行敌视仇恨的政策，我们对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感，这是全国人民共有的感情，我当然不会是例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讨论学术的论文中，我这种感情竟自然流露地发泄到爱哲顿教授身上来了。这是不幸的，但是可以理解的。

此后，是一段长达二十几年的漫长的沉默时期。我吃饭的碗数目越来越多，一不愁碗，二不愁饭，我几乎想不到佛教梵语了。

1980年，我应邀访问了联邦德国，在我曾住过十年的哥廷根城住了三天。这一座小城的城内，同我将近四十年前离开时，几乎完全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一下子就能找到我以前曾千百遍踏过的铺在地上的石头和石阶。我恍惚感觉到，自己昨天才离开这里，仅仅过了一夜，现在又回来了。今昔之感，油然而生。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见到了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老师Waldschmidt教授和他那比他还大一岁的夫人，二老仍然健壮如昔。他们住在一座豪华的养老院里，看来物质生活方面什么也不缺少；但是此地实际上是一个死亡等待所。二老孤单苦凄，我心中无端凄凉起来，偷偷地抹掉了眼中流出的泪水。我的老师的接班人就是我在论文中屡次提到的Prof.Dr.H.Bechert。我们是初次会面，但他盛情招待，亲自驾车陪我参观，临别时又送了我不少新出版的书，其中包括几册原始佛教语言座谈会的论文集。他还聘请我但任了《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的顾问。我把那些书都带了回来；但是怎样利用这些书，我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仍然有点漠然置之，无动于衷。

回国以后，看到那些印刷精美的书籍，有时忍不住技痒，随意翻看几页。我在上面讲到，我对佛教梵语已经决心洗手不干。现在我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假象。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对佛教梵语并没有真正忘情，还有一棵还没有意识到的爱惜佛教梵语的幼芽在，一旦气候适合，这棵幼芽就会萌动。现在读到了召开原始佛教语言座谈会的记录，研究了座谈会上宣读的论文，我心中的那一棵幼芽真地萌动起来，大有要开花、结果之势了。

最近三年以来，我到外地开过许多会：到过西安，到过桂林，到过合肥，到过兰州。每一次出去，我随身携带的书中总有关于佛教梵语的论文集。每天凌晨，不论是面对着窗外的桂林山影，还是听到合肥稻香楼树丛中画眉的鸣声，或者听到西安丈八沟丛篁中的窸窣声，摆在我眼前桌子上，我潜心默读的总是这一部论文集。我就这样断断续续而又锲而不舍地读了三年。开头时，我对书中的一些论文颇感到有点新鲜。但是越读越觉得其中有些意见极为偏颇，觉得好像是有意标新立异。我随时把书中的意见和我自己的看法都做了详细的笔记。就是在这时候，我还没有写什么东西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有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终于拿起笔来，写了间断了二十四年以后的第一篇讨论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论文《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临时又补写了两篇论文，把我那未竟之意都收在里面，名之为《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这可以算是第二次高潮吧！

从笔调上来看，这几篇论文尖刻的程度似乎还要超过《再论》。《再论》尖刻的原因，我上面已经谈过了。这一篇《三论》情况完全不同，为什么还这样尖刻呢？说句老实话，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只是信笔所之，自然流露，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根本没有起作用。但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原因或者根源。我这样做的根源何在呢？仔细分析起来，约有以下诸端：首先是，学术讨论要有充分的论据。但是，座谈会上的一些意见，论据是不够充分的。至于Bechert教授反对我的意见的那些意见，更是轻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如-aṃ＞-o，-u的问题就是如此。在他举出的书中第一行第一个字就是这样的语法现象，但是他却偏偏说根本没有，这真难免令人啼笑皆非。其次，他在文章中使用的调子也过于轻率。这些我在文章中都已谈到，这里不再重复。最后，我总觉得，Bechert教授等一些学者好像是有意标新立异。有此诸端，蕴积心中，发而为文，笔调在不知不觉中就尖刻起来。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是非常困难的。我扪心自问：我自己是不是也陷入了这个泥坑，看到不同的意见而火冒三丈呢？经我再三检查，自己并不是这个样子。不管怎样，我相信，我这种尖刻还是善意的，是与人为善的。一个青年朋友说，这是我的文风。我认为，我的文风确有尖刻的一面；但也并不缺少温柔敦厚的一面。退一步说，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写得生动一点，似乎也无伤大雅。我同Bechert教授经常通信，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我想他会理解并且谅解这一点的。

Bechert教授和美国的爱哲顿教授，算是我的某一部分论点的反对派。我的《再论》是针对爱哲顿教授的，《三论》是针对Bechert教授的。是不是在世界上梵文学界中我只有反对派呢？也不是的。据我所知道的，世界上也不乏支持、鼓励我的学者。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的梵文教授原实博士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在国际梵文学者的大会上发言，对我给予鼓励。在给我的信上，也给我以赞誉。对于这些隆情厚谊，我衷心感谢。我虽然修养不够，但还没有卑下到听到批评就发火，听到赞誉就飘飘然的地步。自知之明我多少还算是有一点的。不管怎样，国内外一些同行的朋友对我的鼓励，我看作是对我的鞭策。我之所以今天在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又搞起佛教梵语来，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是主要原因。我希望能竭尽绵薄，再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庶不至辜负他们的期望。

也许有人要问：费这样多的精力来研究佛教梵语，究竟有什么意义与价值，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颇为难以回答的问题。要想直接同四化，同两个文明的建设挂上钩，确实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宽，也确实能找出不少的用处。过去西方学者研究比较语言学，意在找出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发展的规律，蹊径独辟，成绩辉煌。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的问题，往往注意不够，甚至不加注意。我研究佛教梵语几十年以来，不管成绩大小，环境如何，有一个指导思想始终没有放弃，这就是，除了找出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外，我希望把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个想法，最初Bechert教授也是赞成的。他在一篇论文中讲到我那一篇论-aṃ＞-o，-u的论文时说，这能达到“有用的目的”（useful purpose），能确定《妙法莲华经》某一个本子的产生地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后来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硬说印度西北方言中没有这样的变化。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不管怎样，我不想随着他的转变而转变。我仍然坚决维持我原来的看法。我觉得，这一条路并非独木小桥，而是阳关大道。我还要继续走下去。我只恨自己走得还不够彻底，还不够深入，还不够细致。我相信，许多印度佛教史上的问题，可以通过佛教梵语的研究而得到解决。除此以外，研究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言自喻的。

写到这里，篇幅已经够长了，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只希望，这些话能帮助读者了解我写这些论文的背景和用意，让这篇自序不至完全成为蛇足。回顾我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条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几经波折，屡历风雨。但是，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我总算是坚持下来了。说到坚持下来所获得的成绩，我却只有脸红，然而并不气馁。虽年逾古稀，但我仍然要说一句：希望在于未来。在今后若干年的时间内，在完成其他课题的同时，我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对佛教梵语进行探讨，希望能解决一些新问题，取得一些新成果。我在上面曾谈到两次研究高潮。我相信，在今后图书资料条件日益改善的情况下，在自己研究兴趣日益浓烈的条件下，必将有一个第三次高潮出现，而且是一个高于前两次高潮的最高的高潮。

1984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