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传大藏经的翻译

前几天一位朋友从上海寄给我六册普慧大藏经刊行会译印的南传大藏经。其中两册是长部经典，原名Dighanikāya，相当中译大藏里面的长阿含经（Dīrghāgama）。译者江炼百，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一册是中部经典，原名Majjhimanikāya，相当中译大藏经里面的中阿含经（Madhyamāgama）。译者沙门芝峰，也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两册是小部经典（Khuddakanikāya）里的本生经（Jātaka）。译者夏丏尊，也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最后一册是论部（Abhidhammapitaka）的发趣论（Patthanapakarana或Mahapakaraṇa），论题虽然同北传的发智论（大正藏一五四四）相似；但内容同形式都不一样。译者范寄东，仍然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据说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原来的计划是把全部的南传大藏经都从日译本重译过来；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伟大的计划到现在只实现了很小很小一部分：印出来的书似乎就只有这六册。出来的书虽然不多；但这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只是这勇气就值得我们佩服。对这书的出版我在钦佩之余还有点意见，现在就拉杂写在下面。

我们先谈“南传”这两个字。所谓“南”者是对“北”而言。“北”是指的梵文或混合梵文的大藏经。“南”就是指的巴利文的大藏经。不但我们中国学者这样分，连外国学者也一样。现在的巴利文大藏经的确流行在南方的锡兰岛上，连暹罗字母的大藏经也是从锡兰岛流传过去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来否认“南传”两个字的正确性。但倘若我们回到历史里面研究一下巴利文大藏经流布的情形，我们立刻就会觉得“南传”这两个字有问题了。先说巴利文就不是南部的方言。巴利文的成因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还不敢说已经把与巴利文有关的语言学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但大体我们总可以说，巴利文是一个西部的方言，因为有许多文法上的特点都同阿育王碑刻里的（Girnar）方言相似。据学者由碑刻方面着手研究的结果也可以证明巴利文的老家是在Vindhya山脉中部至西部一带地方。里面虽然有不少东部方言的痕迹，但这都是从原始的摩揭陀文（Magadhi）的经典里保留下来的。这样一部西部方言的经典怎样会流到南方的锡兰岛去呢？我们没有历史的材料作根据来解释这事情，我们只好乞灵于传说。据传说阿育王的弟弟或儿子Mahinda把这部巴利文的大藏经带到锡兰岛上，而且是从空中飞去的。这样的传说我们当然不能信；但这传说也许可以暗示我们一个历史事实，就是，这部经是在佛教护法大王阿育王时代由到南方去传教的高僧带到锡兰岛去的。不管这部经是怎样传过去的，它的老家反正不是南方。所以我觉得“南传”这两个字不很妥当，我们应该换一换，或者干脆就叫做巴利文大藏经。

我们现在再谈翻译的问题。这几册已经印出来的书都是从日文译本重译过来的。我向来就反对重译，因为我觉得翻译已经是不得已的办法，无论从什么文字译成什么文字，无论译者的本领怎样高，原文的风格韵味甚至涵义也不能完全保存在译文里，何况是重译？世界上尽管有非常著名的翻译，像Fitzgerald译的鲁拜集，Schlegel和Tieck的德译莎士比亚；但倘若仔细研究起来，这些译本之所以出名，完全是因为译文的精美，并不是因为这译文捉住了原文的韵味和风格。这些译文实际上就是创作，原文只供给了创作的灵感。现在从日文重译巴利文大藏经我也不敢赞成。日文同巴利文在句子的构造上相差非常远。连与巴利文同属于一个语系的英文、德文、法文都不能把原文的风格和句子的构造忠实的保留住，何况日文？现在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本生经第三十八原名BakaJātaka（鹭本生），里面有一首诗，我现在把原文写在下面：

Naccanta nikatippanno nikatya sukham edhati Aradhe nikatippanno bako kakkatakamiva'ti 直译出来就是：

长于奸诈者不能永远因了奸诈获得利益，

就像奸诈的鹭从蟹那里受到的。

意思是，长于奸诈的人虽然有时候利用奸诈可以得到好处，但总有一天会受到恶报；奸诈的鹭让蟹惩罚了一下，就是个例子。原文两行，每行十六个音节。每行又可以分成两半（Pada），每个Pada八个音节。第二行文法上有点问题，似乎应该补充一下才能清楚。

我们现在来看译文。我手边没有日译本，只能根据从日译文重译过来的中译文来看：

长于奸诈者　　以奸诈之故

不能永久繁荣　　如奸诈的鹭因蟹受到（恶报）

每行分成两段，大概是要表示出原文的Pada，不过却失败了，因为原文的第一第二Pada在这里变成了三段，最后两个Pada却缩成一段。再就意义上说似乎也有点错误：译者好像要说，因了奸诈的缘故才不能永久繁荣，与原文的涵义不符。我们再看英译本：

Guile profit，not your very guileful folk Mark what the guileful crane got from the crab!

这样译未免太自由了，无端加添了几个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口气也同原文完全不同。英译本同日译本比，我看还是日译本比较忠实于原文。倘若有人从英译本里把本生经译出来，那就恐怕离原文更远了。

我上面说到第二行似乎有点问题。像这样有问题的地方在巴利文大藏经里还很多，多半是因为流传时间过久，难免有传写错误的地方。就拿本生经来说，里面就有不少问题。Fausböll校刊的本子，固然都公认是一个杰作；但也还留下许多困难问题没有解决。英国名梵文学家Cowell领了一大群梵文学者译成的英文本和Dutroit译成的德文本都不能令我们十分满意，有些地方常常牵强附会。所以无论谁只要想翻译巴利文经典，就要对原文加以精密的研究，他的译文就代表他在巴利文研究上的造诣。在翻译的时候，除了最通行的Pali Text Society的刊本以外，还应该参阅暹罗字母的大藏经，因为暹罗字母的大藏经有的时候比通行刊本好，字句有些地方更与古本接近。日本学者虽然已经知道利用暹罗字母的大藏经了，但日本学者对巴利文的研究成绩并不特别出色。以不太出色的成绩来做这样艰巨的工作，有些地方难免勉强，自然也是意中事了。所以我相信，巴利文大藏经里面许多字句方面的困难，在日译本里不见得都能得到满意的解决。我们现在竟然想把这样一部书全部重译过来，岂不有点费力不讨好么？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工作的专家还不多，当然还谈不到能直接从巴利文里把全部大藏经译过来；但是我们不妨先从小处着手，有几个人算几个人，能译多少就译多少，慢慢加添上去，多少年后，说不定我们也能把全部巴利文大藏经直接译过来。即便我们目前只能译出一本来；但这一本也能表示我们真正的本领，总比重译外国文译本好。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一来，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么久才能看到全部巴利文大藏经的译本。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一直到现在还相信，做学问应该抱定宁阙勿滥的精神。

我上面说了很多话，似乎对普慧大藏经刊行会译印的巴利文大藏经不满意。其实不然，我非常钦佩这种精神。我只希望中国学者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以才说了许多话。我的用意是给学者们以鼓励，让他们不要浪费精力，如此而已。

1948年3月4日晚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