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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但是，仔细一琢磨，却有了困难。上面这一篇是有头有尾的。如果在尾巴砍上一刀，狗尾续貂，难免不伦不类，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考虑再三，决定保留上篇的完整性，再补上一个下篇，看上去，同样是完整的。
1988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呢？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十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经济繁荣，人民欢乐，知识分子这一个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都处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会群体，现在身上的枷锁砸掉了，身心都感到异常的欢悦，精神又振奋了起来，学术界和文艺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势。我自己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盎然的春意。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学校决定我不退休，我感到很光荣，干劲倍增。不似少年，胜似少年，怡怡然忘记了老之已至。我虽然已经没有正式的行政工作，但是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却是有增无减。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我被选为主席、会长或名誉主席、会长的有七八个之多。至于理事之类，数目更多。不顾不问的顾问，一个团体的或一部书的，总有几十上百个，确实数目，只有天老爷知道，我个人是搞不清楚的。大型丛书，上千册的，上百册的，由我担任主编的，也有三四部。至于电视采访，照像录音，也是常事。几乎每天下午都是宾客盈门。每天接到各式各样的来信也有多封。里面的请求千奇百怪。一些僻远省份青年学生的来信，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从内心里感谢这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女学生对我的信任。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我，说我每信必覆。这却给我带来了灾难。我哪里能做到每信必覆呢？即使我什么事情都不干，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让我的助手和学生代覆，这难免给一些男女大孩子带来了失望。我内疚于心，然而却无能为力。
我写这些事情干什么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告诉读者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真实的情况；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他们体贴原谅。
在学术工作方面，有人说，我对自己太残酷。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大体上说来，我的身体还算是硬朗的，但是眼睛和耳朵都已不太灵光，走路有点“飘”；可我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伏案读写，孜孜不倦。难道我不知道，到圆明园或颐和园去溜弯，再远一点，到香山去爬山，不比现在这样更轻松愉快吗？难道我在名利方面还有什么野心吗？都不是的。我知道溜弯舒服；但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多溜几年弯。那不是追求的目的。至于名利，我现在不虞之誉纷至沓来；利的方面，爬格子爬出了点名堂，稿费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在名利两个方面我都够用了，再多了，反而会成为累赘。那么，我这样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愿说谎话，讲些为国为民的大道理。我只能说，这样做能使自己心里平静。如果有一天我没能读写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内疚，认为是白白浪费一天。习惯成自然，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来生了。
计算一下，最近几年来，我每年写的文章，数目远远超过过去的任何一年。我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八十万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长达数十万字（因为部分用英文写成的，字数难以准确统计）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我虽然是个杂家，但是杂中还是有重点的。可惜，由于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干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来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历史系，有的寄到哲学系，有的寄到西语系，有的甚至寄到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我的了解。两部大书一出，估计可以减少点混乱。对我来说，这种混乱一点影响也没有的。
以上是我最近十年来生活的综述，也可以算是“自传”吧。
在这期间，我是怎样考虑“十年浩劫”的呢？实际上，从我脑筋开了窍认识到这一场在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把它忘记。但是，我期待着，期待着，一直到1992年《牛棚杂忆》产生，我的期待结束。到了今年1998年，《牛棚杂忆》终于出版问世。我的心情才比较得到了点宁静。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序”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这里不再重复。我觉得，我总算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还能有问津者。
1998．3.11
学海泛槎
——季羡林自述
前 言
年前，敏泽先生写信给我，要我写一部关于学术研究的“自述”，而且是越长越好。这本来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也很有意义。但是，当时我的二十四卷本的《文集》还没有编完，找不出时间来写，只答应考虑。现在《文集》编完了。敏泽先生又打来电话，旧事重提。我答应他立即着手来写。
我毕生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至今已届望九之年。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要说一点经验和教训都没有，那是说不过去的。要说有什么，有多少了不起的经验，那也不是事实。我的确是一匹老马，识一点途也是应当的。但是识的途是否正确，我却没有把握。我平生不喜欢说谎话，现在既然要写，我就照实直说，我决不夸大，也不矫情作谦虚状。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那是受了水平的限制，决非有意为之。这一点希望读者能理解。总之，一句话：希望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对我这一部《自述》不要抱过大的希望，不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古人说：“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根本没有什么金针，即使我想度与人，也无物可度。如果年轻的读者能从我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了什么有用的东西，那是靠他们自己的悟性或主观能动性，不能把功劳记在我的账本上。
以上算是“前言”。
1997年12月
学术研究的发轫阶段
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宇内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梁任公”、“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
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入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竟选择哪一个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mlet 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入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
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当年的老师都已经去世了。最后去世的一位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美国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百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一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我想简略地实事求是地对西洋文学系的教授阵容作一点分析。我说“实事求是”，至少我认为是实事求是，难免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平常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先从系主任王文显教授谈起。他的英文极好，能用英文写剧本，没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有关莎翁研究的讲义，似乎从来没有出版过。他隔年开一次莎士比亚的课，在堂上念讲义，一句闲话也没有。下课铃一摇，合上讲义走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讲义是否随时修改，不得而知。据老学生说，讲义基本上不做改动。他究竟有多大学问，我不敢瞎说。他留给学生最深的印象是他充当冰球裁判时那种脚踏溜冰鞋似乎极不熟练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学生中流传着有关他的许多轶闻趣事。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他最喜爱的是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的“天堂”很符合他的口味。学生中流传的轶闻之一就是：他身上穿着500块大洋买来的大衣（当时东交民巷外国裁缝店的玻璃橱窗中摆出一块呢料，大书“仅此一块”。被某一位冤大头买走后，第二天又摆出同样一块，仍然大书“仅此一块”。价钱比平常同样的呢料要贵上五至十倍），腋下夹着10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 ）（某一国的老外名叫Vetch，在北京饭店租了一间铺面，专售西书。他把原有的标价剪掉，然后抬高四五倍的价钱卖掉），眼睛上戴着用80块大洋配好但把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荫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朦胧。
现在介绍翟孟生教授。他也是美国人，教西洋文学史。听说他原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理化教员。后来学堂撤消，改为大学，他就留在西洋文学系。他大概是颇为勤奋，确有著作，而且是厚厚的大大的巨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叫A Surve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读了可以对欧洲文学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书中错误颇多，特别是在叙述某一部名作的故事内容中，时有张冠李戴之处。学生们推测，翟老师在写作此书时，手头有一部现成的欧洲文学史，又有一本Story Book，讲一段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遇到名著，则查一查Story Book，没有时间和可能尽读原作，因此名著内容印象不深，稍一疏忽，便出讹误。不是行家出身，这种情况实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苛责翟孟生老师。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授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不写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还讲授当代长篇小说一课。他共选了五部书，其中包括当时才出版不太久但已赫赫有名的《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此外还有托马斯·哈代的《还乡》，吴尔芙和劳伦斯各一部。第一、二部谁也不敢说完全看懂。我只觉迷离模糊，不知所云。根据现在的研究水平来看，我们的吴老师恐怕也未必能够全部透彻地了解。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的Canterbury Tales 开头的几段。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年轻的学生们喜欢品头论足，说些开玩笑的话。我们说：程咬金还能舞上三板斧，我们的毕老师却只能砍上一板斧。
下面介绍两位德国教授。第一位是石坦安，讲授第三年德语。不知道他的专长何在，只是教书非常认真，颇得学生的喜爱。此外我对他便一无所知了。第二位是艾克，字锷风。他算是我的业师，他教我第四年德文，并指导我的学士论文。他在德国拿到过博士学位，主修的好像是艺术史。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偏爱德国古典派的诗歌，对于其名最初隐而不彰后来却又大彰的诗人薛德林（Hölderlin）情有独钟，经常提到他。艾克先生教书并不认真，也不愿费力。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请他用德文讲授，不用英文。他便用最快的速度讲了一通，最后问我们：“Verstehen Sie etwas davon？”（你们听懂了什么吗？）我们瞠目结舌，敬谨答曰：“No！”从此天下太平，再也没有人敢提用德文讲授的事。他学问是有的，曾著有一部厚厚的《宝塔》，是用英文写的，利用了很丰富的资料和图片，专门讲中国的塔。这一部书在国外汉学界颇有一些名气。他的另外一部专著是研究中国明代家具的，附了很多图表，篇幅也相当多。由此可见他的研究兴趣之所在。他工资极高，孤身一人，租赁了当时辅仁大学附近的一座王府，他就住在银安殿上，雇了几个听差和厨师。他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名贵字画，坐拥画城，享受王者之乐。1946年，我回到北京时，他仍在清华任教。此时他已成了家，夫人是一位中国女画家，年龄比他小一半，年轻貌美。他们夫妇请我吃过烤肉。北京一解放，他们就流落到夏威夷。艾锷风老师久已谢世，他的夫人还健在。
我在上面提到过，我的学士论文是在艾锷风老师指导下写成的，是用英文写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英文原稿已经遗失，只保留下来了一份中文译文。一看这题目，就能知道是受到了艾先生的影响。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德文水平不可能真正看懂薛德林的并不容易懂的诗句。当然，要说一点都不懂，那也不是事实。反正是半懂半不懂，囫囵吞枣，参考了几部《德国文学史》，写成了这一篇论文，分数是E（Excellent，优）。我年轻时并不缺少幻想力，这是一篇幻想力加学术探讨写成的论文。本章的题目是“学术研究的发轫阶段”。如果这就算学术研究的话，说它是“发轫”，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个“轫”“发”得并不辉煌，里面并没有什么“天才的火花”。
现在再介绍西洋文学系的老师，先介绍吴宓（字雨僧）教授。他是美国留学生，是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老师的学说。他反对白话文，更反对白话文学。他联合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学衡》杂志，文章一律是文言。他自己也用文言写诗，后来出版了《吴宓诗集》。在中国文坛上，他属于右倾保守集团，没有什么影响。他给我们讲授两门课：一门是“英国浪漫诗人”，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在美国他入的是比较文学系。在中国，他是提倡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文章却几乎不见。就以我为例，“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当时并没有形成。如果真有文章的话，他并不缺少发表的地方，《学衡》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都掌握在他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是他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论述文章。在“英国浪漫诗人”这一堂课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让我们背诵那些浪漫诗人的诗句，有时候要背得很长很长。理论讲授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在“中西诗之比较”这一堂课上，除了讲点西方的诗和中国的古诗之外，关于理论我的回忆中也是一片空白。反之，最难忘的却是：他把自己一些新写成的旧诗也铅印成讲义，在堂上散发。他那有名的《空轩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到我们手中的。雨僧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却流传着许多“绯闻”。他似乎爱过追求过不少女士，最著名的一个是毛彦文。他曾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吴宓苦爱〇〇〇，三洲人士共惊闻。”隐含在三个〇里面的人名，用押韵的方式呼之欲出。“三洲”指的是亚、欧、美。这虽是诗人的夸大，知道的人确实不少，这却是事实。他的《空轩诗》被学生在小报《清华周刊》上改写为打油诗，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第一首的头两句被译成了“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亚北”者，指一个姓欧阳的女生。关于这一件事，我曾在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一篇谈叶公超先生的散文中写到过，这里不再重复。回头仍然讲吴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这一门课。为这一门课我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忘记了，是师命或者自愿，我也忘记了。内容依稀记得是把陶渊明同一位英国浪漫诗人相比较，当然不会比出什么东西来的。我在最近几年颇在一些文章和谈话中，对比较文学的“无限可比性”有所指责。X和Y，任何两个诗人或其他作家都可以硬拉过来一比，有人称之为“拉郎配”，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焉知六十多年前自己就是一个“拉郎配”者或始作俑者。自己向天上吐的唾沫最终还是落到自己脸上，岂不尴尬也哉！然而这个事实我却无法否认。如果这样的文章也能算科学研究的“发轫”的话，我的发轫起点实在是很低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在西洋文学系教授群中，讲真有学问的，雨僧先生算是一个。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并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在文坛上，公超先生大概属于新月派一系。他曾主编过——或者帮助编过一个纯文学杂志《学文》。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年》，送给了他。他给予这篇文章极高的评价，说我写的不是小思想、小感情，而是“人类普遍的意识”。他立即将文章送《学文》发表。这实出我望外，欣然自喜，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兼怀有巴结之意，我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送呈先生。然而，这次却大出我意料，狠狠地碰了一个钉子。他把我叫了去，铁青着脸，把原稿掷给了我，大声说道：“我一个字都没有看！”我一时目瞪口呆，赶快拿着文章开路大吉。个中原因我至今不解。难道这样的文章只有成了名的作家才配得上去写吗？此文原稿已经佚失，我自己是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的。平心而论，我在清华四年，只写过几篇散文：《年》、《黄昏》、《寂寞》、《枸杞树》，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赞美声。清夜扪心，这样的文章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了。我一生从不敢以作家自居，而只以学术研究者自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起点很低的话，我的散文创作的起点应该说是不低的。
公超先生虽然一篇文章也不写，但是，他并非懒于动脑筋的人。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几个同学，他正考虑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人的感觉——或者只是诗人的感觉的转换问题。他举了一句唐诗：“静听松风寒。”最初只是用耳朵听，然而后来却变成了躯体的感受“寒”。虽然后来没见有文章写出，却表示他在考虑一些文艺理论的问题。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明显的鸿沟：教授工资高，社会地位高，存在决定意识，由此就形成了“教授架子”这一个词儿。我们学生只是一群有待于到社会上去抢一只饭碗的碌碌青年。我们同教授们不大来往，路上见了面，也是望望然而去之，不敢用代替西方“早安”、“晚安”一类的致敬词儿的“国礼”：“你吃饭了吗？”“你到哪里去呀？”去向教授们表示敬意。公超先生后来当了大官：台湾的外交部长。关于这一件事，我同我的一位师弟——一位著名的诗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在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此文上面已提到。
现在再介绍一位不能算是主要教授的外国女教授，她是德国人华兰德小姐，讲授法语。她满头银发，闪闪发光，恐怕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终身未婚。中国人习惯称之为“老姑娘”。也许正因为她是“老姑娘”，所以脾气有点变态。用医生的话说，可能就是迫害狂。她教一年级法语，像是教初小一年级的学生。后来我领略到的那种德国外语教学方法，她一点都没有。极简单的句子，翻来覆去地教，令人从内心深处厌恶。她脾气却极坏，又极怪，每堂课都在骂人。如果学生的卷子答得极其正确，让她无辫子可抓，她就越发生气，气得简直浑身发抖，面红耳赤，开口骂人，语无伦次。结果是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全骂走了，只剩下我们五六个不怕骂的学生。我们商量“教训”她一下。有一天，在课堂上，我们一齐站起来，对她狠狠地顶撞了一番。大出我们所料，她屈服了。从此以后，天下太平，再也没有看到她撒野骂人了。她住在当时燕京大学南面军机处的一座大院子里，同一个美国“老姑娘”相依为命。二人合伙吃饭，轮流每人管一个月的伙食。在这一个月中，不管伙食的那一位就百般挑剔，恶毒咒骂。到了下个月，人变换了位置，骂者与被骂者也颠倒了过来。总之是每月每天必吵。然而二人却谁也离不开谁，好像吵架已经成了生活的必不可缺的内容。
我在上面介绍了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概情况，决没有一句谎言。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我也决不是说，西洋文学系一无是处。这个系能出像钱钟书和万家宝（曹禺）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在这里无法详细推究了。
专就我个人而论，专从学术研究发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在清华四年，有两门课对我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我可万没有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决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陈先生上课时让每个学生都买一本《六祖坛经》。我曾到今天的美术馆后面的某一座大寺庙里去购买此书。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听他讲课，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这同他写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时我对他的学术论文已经读了一些，比如《四声三问》等等。每每还同几个同学到原物理楼南边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共同阅读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觉得文体与流俗不同，我们戏说这是“同光体”。有时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夹着一个黄布书包，走到什么地方去上课，步履稳重，目不斜视，学生们都投以极其尊重的目光。
朱孟实（光潜）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当时他才从欧洲学成归来。他讲“文艺心理学”，其实也就是美学。他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还没有出版，也没有讲义，他只是口讲，我们笔记。孟实先生的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一流，而且还似乎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往上翻，看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不敢瞪着眼睛看学生。可他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讲着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他显然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一类，在外国把老子或庄子写成论文让洋人吓了一跳，回国后却偏又讲康德、黑格尔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扞格牵强之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这样的本领，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见。他讲的许多理论，我终身难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入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真理，不能更动。
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使我终生受用不尽。虽然我当时还没有敢梦想当什么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却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
负笈德意志
不管我一生遭遇过多少坎坷，但是，总起来看，我的机遇是出乎意料地好。换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我的运气好。如果我不从家乡到济南，我一生恐怕就只能是一个文盲的贫农。在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我万般无奈回到济南省立高中，当了一年国文教员。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怎么当起国文教员来了呢？当时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写上几篇散文什么的，就算是作家；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就是在这样逻辑的支配下走上了国文讲台的。我能吃几碗干饭，我自己心里有底儿。留学镀金之梦未成，眼前手中的饭碗难捏，因此终岁郁郁寡欢。谁料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命运之神——如果有这样一位神灵的话——又一次来叩我的门：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同德国协议互派的交换研究生。这第二次机遇的意义决不下于第一次。如果没有这一次机遇的话，我终生大概只能当一个手中饭碗随时都摇摇欲坠的中学教员。至于什么学术研究，即使真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有一个“轫”，这个“轫”即使“发”了，科研之车走不了几步，也会自动停下来的。
进入哥廷根大学
我于1935年夏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到了德国柏林，同年深秋到了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读书。哥廷根是一座只有十万多人口的小城，但是大学却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历代名人辈出，是一座在世界上有名的大学。这一所大学并没有一个固定而集中的校址，全城各个角落都有大学的学院或研究所。全城人口中约有五分之一是流转不停的大学生。
德国大学有很多特点，总的精神是绝对自由。根本没有入学考试，学生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学习期限也没有规定，也无所谓毕业，只要博士学位拿到手，就算是毕了业。常见或者常听说，中国某大学的某教授是德国某大学毕业的，我觉得非常好笑，不知道他的“毕业”指的是什么。这只能蒙蔽外行人而已。一个学生要想拿到博士学位，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这些系全由学生自己选定，学校不加干涉。任何与主系不相干的系都可以作为副系。据说当年有一个规定：想拿哲学博士学位，三个系中必须有一个是哲学。我去的时候，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听说汉堡有一位学数学的中国留学生，主系当然是数学，两个副系确实有点麻烦。为省力计，他选汉学当副系之一。他自以为中国话说得比德国教授要好，于是就掉以轻心，不把德国教授看在眼中。论文写成后，主系教授批准他口试。口试现场，三系教授都参加。汉学教授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开口问他：“杜甫与莎士比亚，谁早谁晚？”大概我们这一位青年数学家对中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都不太通，只朦朦胧胧地觉得杜甫在中国属于中世纪，而莎士比亚在英国则似乎属于茫昧的远古。他回答说：“莎士比亚早，杜甫晚。”汉学教授没有再提第二个问题，斩钉截铁地说：“先生！你落第了！”可怜一个小玩笑，断送功名到白头。
学生上课，也是绝对自由的，可以任意迟到，任意早退。教授不以为忤，学生坦然自若。除了最后的博士论文口试答辩以外，平常没有任何考试。在大课堂上，有的课程只须在开始时请教授在“学习簿”（Studienbuch）上签一个名，算是“报到”（Anmeldung），以后你愿听课，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必来。听说，有的学生在“报到”之后，就杳如黄鹤，永远拜拜了。有的课程则需要“报到”和课程结束时再请教授签字，叫做Abmeldung（注销），表示这个课程你自始至终地学习完了。这样的课程比较少，语言课都属于此类。学生中只“报到”而不“注销”者大有人在。好在大学并不规定结业年限。因此，德国大学中有一类特殊人物，叫做Ewiger Student（永恒的学生），有的都有了十年、二十年学习的历史，仍然照常“报到”不误。
但是，德国教授也并不是永远不关心学生。当一个学生经过在几所大学游学之后最后选定了某一所大学、某一个教授，他便定居下来，决定跟这位教授作博士论文。但是，到了此时，教授并不是任何一个学生都接受的，他要选择、考验。越是出名的教授，考验越严格，学生必须参加他的讨论班（Seminar）。教授认为他孺子可教，然后才给他出博士论文的题目。如果认为他没有培养前途，则坦言拒绝。德国大学对博士论文的要求是相当严的，这在世界上也是有口碑载道的。博士论文当然也有高低之分，但是起码必须有新东西、新思想、新发现；不管多大多小，必须有点新东西，则是坚定不可移的。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买博士论文的现象，但我在德国十年，还没有听说过，这是颇为难得的。博士论文完成时间没有规定，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据我看，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要有新发现，事前是无法制订计划的。中国大学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按期完成，这是不懂科研规律的一种表现，亟须加以改正，以免贻笑方家。
入学五年内我所选修的课程
入哥廷根大学是我一生，特别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不妨把学习过程叙述得详细一点。我想先把登记在“学习簿”上的课程逐年逐项都抄在下面，这对了解我的学习过程会有极大的用处。时隔半个世纪，我又多次迁徙，中间还插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这一本“学习簿”居然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似有天助，实出我意料，真正是喜出望外。
我这一本“学习簿”，封面上写着“全国编号”：A/3438；“大学编号”：/A167。发给时间是1935年11月9日。“专业方向”（Studium, Fachrichtung）最初写的是“德国语文学”，后来改为“印度学”。可见我初到哥廷根大学时，还不甚了解全校课程安排情况。开始想学习德国语文学，第二学期才知道有梵文，所以改为印度学。我现在按年代顺序把我所有选过的课程都一一抄在下面，给读者一个全面而具体的印象，抄完以后，再稍加必要的解释。哥廷根大学毕竟是我的学术研究真正发轫的地方，所以我不厌其详。
1935—1936年冬学期（Winter－Halbjahr）
Prof.Neumann 中世纪早期德国文学创作和德国著作
Dr.Lugowski 17世纪德国文学创作史
Prof.Wilde 新英语语言史
Dr.Rabbow 初级希腊文（实际上没去上课）
1936年夏学期（Sommer－Halbjahr）
Prof.Neumann 德国骑士文学的繁荣时期
Prof.Wilde 1880年至目前的英国文学
Prof.May 较新的德国文学的分期问题
Prof.Unger 1787年以后的席勒
Dr.Lugowski 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文学创作（没有上）
Prof.Roeder 乔叟的语言和诗艺（没有上）
Dr.Weber 英美留学生的德语课程
Prof.Waldschmidt 初级梵文语法
1936—1937年冬学期
Prof.Waldschmidt 梵文简单课文
Prof.Waldschmidt 译德为梵的翻译练习
Prof.Waldschmidt 印度艺术和考古工作（早期）
Prof.Wilde 直至莎士比亚的英国戏剧史
Prof.Wilde 英国语言的结构形成
Prof.May 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创作
1937年夏学期
Prof.Waldschmidt 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
Prof.Waldschmidt 巴利文
Prof.von Soden 初级阿拉伯文
1937—1938年冬学期
Prof.Waldschmidt 印度学讨论班：梨俱吠陀
Prof.Waldschmidt 南印度的土地和民族的基本特征
Prof.von Soden 简易阿拉伯文散文
1938年夏学期
Prof.Waldschmidt 艺术诗（Kunstgedicht）（迦梨陀娑）
Prof.Waldschmidt 印度学讨论班：Br·hadāraṇ yaka－Upaniṣ ad
Prof.von Soden 阿拉伯文散文
Prof.Haloun 汉学讨论班：早期周代的铭文
1938—1939年冬学期
Prof.Waldschmidt 巴利文：长阿含经
Prof.Waldschmidt 印度学讨论班：东土耳其斯坦的梵文佛典
Prof.Waldschmidt 印度风俗与宗教
Dr.von Grimm 初级俄文练习
1939年夏学期
Prof.Waldschmidt 梵文Chāndogyopaniṣ at
Prof.Waldschmidt 印度学讨论班：Lalitavistara（普耀经）
Prof.Wilde 英国的德国观
Dr.Barkas J．M.Synge 剧本讲解
Prof.Braun 斯拉夫语言结构的根本规律
Dr.von Grimm 高级俄文练习
1939年秋学期
Prof.Sieg 印度学讨论班：Dandin的十王子传
Prof.Sieg 梨俱吠陀选读
Prof.Braun 斯拉夫语句型学和文体学
Prof.Braun 俄国与乌克兰
Prof.Braun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
Dr.von Grimm 高级俄文练习
1939—1940年冬学期
Prof.Sieg 讨论班：Kāśikā讲读
Prof.Sieg 梨俱吠陀选读
Prof.Braun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
Prof.Braun 斯拉夫语言的主要难点
Dr.von Grimm 高级俄文练习
1940年夏学期
Prof.Sieg 吠陀散文
Prof.Sieg 讨论班：Bhāravi的Kirātārjunīya讲读
Prof.Roeder 向大自然回归时期的英国文学史
Prof.Braun 俄罗斯精神史中的俄罗斯和欧洲问题
Dr.von Grimm 高级俄文练习
我的学习簿就到此为止，自1935年起至1940年止，共十一个学期。
在下面我加几条解释。
1．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我原来本想以德国语文学为主系，后来改为印度学。为什么我在改了以后仍然选了这样多的德国语言和文学的课程呢？我原来又想以此为副系，后来又改了。
2．以英文为副系是我的“既定方针”，因为我在国内清华大学学的就是这一套，这样可以驾轻就熟，节省出点精力来。
3．为什么我又选了阿拉伯文，而且一连选了三个学期呢？原来我是想以阿拉伯文作为第二个副系的。
4．一直到第七个学期，我才改变主意，决定以斯拉夫语文学作第二个副系，因此才开始选这方面的课。
5．按规定，不管是以斯拉夫语文学为主系，还是为副系，只学一门斯拉夫文是不行的，必须学两种以上才算数。所以我选了俄文，又选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因为只有我一个学生选此课，所以课就在离我的住处不远的Prof.Braun家里上。我同他全家都很熟，他的两个小男孩更是我的好友。他还给我画过一幅像。Prof.Braun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跟我学过点汉文，念过几首诗。
6．梵文和巴利文学习下面专章谈。
7．吐火罗文学习下面专章谈。
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
我初到哥廷根大学时，对大学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少，因此才产生了上面提到的最初想以德国语文学为主系的想法。我之所以选了希腊文而又没有去上课的原因是，我一度甚至动了念头，想以欧洲古典语文学为主系。后来听说，德国文科高中毕业生一般都学习过八年拉丁文和六年希腊文。我在这方面什么时候能赶上德国高中毕业生的程度呢？处于绝对的劣势，我怎么能够同天资相当高的德国大学生去竞争呢？我于是立即打消了那个念头，把念头转向德国语文学。我毕竟还是读过Hölderlin的诗的中国大学生嘛。
正在彷徨犹疑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我偶尔走到了大学教务处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教授开课的课程表。我大吃一惊，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我看到了Prof.Waldschmidt开梵文的课程表。这不正是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那一门课程吗？我在清华时曾同几个同学请求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他回答说，他不开。焉知在几年之后，在万里之外，竟能圆了我的梵文梦呢？我喜悦的心情，简直是用语言文字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于是我立即决定：选梵文。
这一个决定当然与我在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一件事是分不开的。没有当时的那一个因，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果。佛家讲“因缘和合”，谁又能违抗冥冥中这一个规律呢？我不是佛教徒，我也并不迷信；但是我却认为，因缘关系或者缘分——哲学家应该称之为偶然性吧——是无法抗御的，也是无法解释的。
如果说我毕生的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发轫的话，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发轫。我多次说过，我少无大志，干什么事情都是后知后觉。学术研究何独不然！此时距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又半，我的年龄已经到了25岁，时间是1936年5月13日，“学习簿”上有准确的记载。
上第一堂梵文课是在5月26日，地点是大学图书馆对门的著名的Gauss－Weber－Haus，是当年两个伟大的德国科学家Gauss和Weber第一次试验、发明电报的地方。房子有三层楼，已经十分古旧，也被称为“东方研究所”，因为哥廷根大学的几个从事东方学研究的研究所都设在这里。一楼是古埃及文研究所和巴比伦亚述文以及阿拉伯文研究所。二楼是印度学研究所、中东语言（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研究所、斯拉夫语言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虽然在楼上，上课却有时在楼下。所有这一些语言，选的学生都极少，因此教室也就不大。
梵文课就在楼下的一间极小的教室里上。根据我的“学习簿”上的记载，我Anmeldung的时间是1936年5月26日，这也就是第一堂课开始的日子，也是我开始学习梵文的时候。选这一门课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然而教授却照上不误。教授就是我毕生的恩师Ernst Waldschmidt。他刚从柏林大学的讲师位置上调来哥廷根大学充任正教授。他的前任Emil Sieg教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刚刚由于年龄关系离任退休。Waldschmidt很年轻，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岁。他的老师是梵学大师、蜚声全球的Heinrich Lüders教授。Lüders在梵文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划时代的贡献，在古代梵文碑铭研究方面，是一代泰斗。印度新发现了碑铭，本国的梵文学者百读不通，总会说：“到德国柏林大学去找Lüders！”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在柏林留学时也是Lüders的弟子，同Waldschmidt是同门，Waldschmidt有时会对我提起此事。在德国梵文学者中，Waldschmidt也享有崇高的威望。Sieg就曾亲口对我说过：“Der Lüders is ganz fabelhaft！”（这个Lüders简直是“神”了！）Waldschmidt继承师门传统，毕生从事中国新疆出土的古代梵文典籍的研究。这些梵典基本上都属于佛教，间亦有极少数例外。此外，他对中亚和新疆古代艺术也有精深的研究。
在这里，我想插入一段话，先讲一讲德国，特别是哥廷根大学对一般东方学，特别是对梵文研究的历史和一般情况，这对于了解我的研究过程会有很大的帮助。德国朋友有时对我说：“德国人有一个特点，也可以算是民族性吧，越离他们远的东西，他们越感兴趣。”这是德国人的“夫子自道”，应该说是可靠的。据我个人的观察，这话真是八九不离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古代希腊和罗马，从时间上来看，离开他们很远，所以他们感兴趣；因此，欧洲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德国堪称独霸。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古代东方对他们很遥远，所以他们更感兴趣；因此，德国的东方学也称霸世界。后来一些庸俗的政治学家，专门从政治上，从德国一些统治者企图扩张领土的野心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虽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实际上却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在研究学问方面，民族的心理因素决不能低估。
德国立国的时间并不太长，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时间就更短。可是从一开始，德国人就对东方感兴趣，这可以算是东方学的萌芽吧。许多德国伟大的学者都对东方感兴趣，主要是对中国和印度。Leibniz (1646—1710) 通晓中国和印度等东方主要国家的典籍和学问。Hegel (1770—1831)、Arthur Schopenhaner (1788—1860) 等都了解东方学术，后者的哲学思想深受印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Goethe, 1749—1832），对东方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思想推崇备至，简直到了迷信的程度。读一读他的文学作品，就能够一清二楚。他的杰作《浮士德》一开头就模仿了印度剧本的技巧。他又作诗歌颂印度古诗人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想把这个印度剧本搬上德国舞台。再读一读他同艾克曼的《谈话录》，经常可以读到他对中国或印度文学的赞美之辞。他晚年对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占不到什么地位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的高度赞扬，也是人们所熟知的。
德国的梵文研究是什么情况呢？在欧洲，梵文研究起步很晚，比中国要晚上一千多年。原因很明显，由于佛教在汉代就已传入中国，对梵文的研究以后就跟踪而起；虽然支离破碎，不成什么气候，但毕竟有了开端。而欧洲则不然，直至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入印度，才开始有梵学的研究。“近水楼台先得月”，按理说，英国应当首开其端。英国人Walliam Jones确实在18世纪末就已把印度名剧《沙恭达罗》由梵文译为英文，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但是真正的梵学研究并未开端。开始的地点是在法国巴黎。一些早期的德国梵文学者——从他们的造诣来看，可能还算不上真正的学者——比如早期的浪漫诗人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 就曾到巴黎去学过梵文。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创立者Franz Bopp (1791—1867)，是一个德国学者，他也学过梵文。传统的比较语言学都是以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最坚实的基础的。因为在所有的印欧语言中，这几种古老的语言语法变化最复杂、最容易解剖分析。后来的语言语法变化日趋简单，原始的形式都几乎看不出来了，这大大地不利于解剖分析，难于追本溯源以建立语言发展规律。一直到今天，相沿成习，研究比较语言学的专家学者，都或多或少必须具备梵文知识。德国有的大学中，梵文讲座和比较语言学讲座，集中在一位教授身上。此外，建立比较文学史的学者Th.Benfey (1809—1881) 也是一个德国人。他对印度古代梵文名著《五卷书》（后来传到了波斯和阿拉伯国家，改名为《卡里来和笛木乃》）进行了追踪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学史，实际上也可以算是比较文学的前身。他当然也是一个梵文学者。19世纪，世界梵文研究的中心在德国，比较语言学的中心也在德国。当时名家辈出，灿如繁星。美国的梵学研究的奠基人Whitney是德国留学生。英国最伟大的梵文学者Max Müller (1823—1900)，是《梨俱吠陀》梵文原本的校订出版者，他也是德国人。
至于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也是有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的。记得Th.Benfey就曾在这里呆过。被印度学者称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学家”的Wackernagel也曾在哥廷根大学呆过。他那一部《古代印度文文法》（Altindische Grammatik）蜚声世界学坛。他好像是比较语言学的教授。真正的梵文讲座的第一任教授是在印度呆了很长时间的F.Kielhorn，他专治梵文语法学。他的《梵文文法》有德文和英文两个本子，在梵学界享有极高的权威。他的接班人是H.Oldenberg，是一位博学多能的印度学家，研究的范围极广，既涉及梵文，又涉及巴利文；既涉及佛教，又涉及印度教（婆罗门教）。他既是一个谨严的考证学家，又是一个极富有文采的作家。他的那一部名著《佛陀》，德文原文印行了二十多版，又被译为多种外国语言出版，其权威性至今仍在。Oldenberg的接班人是Emil Sieg教授。在梵文方面，Sieg的专长是《吠陀》波你尼语法和《大疏》（Mahābhāṣ ya ）。德国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发掘出来了大量用婆罗米字母写的残卷，其中有梵文，由Lüders、Waldschmidt、Hoffmann等学人加以校订出版，影响了全世界的梵学研究。这个传统由Waldschmidt带到了哥廷根大学，至今仍然是研究重点之一。除了整理研究残卷本身，还出版了一部《吐鲁番梵文残卷字典》。这些残卷，虽然是用同一种字母写成的，但却不是同一种语言。除梵文外还有一些别的语言，吐火罗文A（焉耆文）和B（龟兹文）都包括在里面。详细情况下面再谈。在治梵文的同时，Sieg教授又从事吐火罗文的解读工作。Sieg先生的接班人就是Waldschmidt先生，换届时间正是我来到哥廷根的时候。
上面我简略地谈了谈德国的梵学研究的历史以及哥廷根大学梵学研究的师承情况。山有根，水有源，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我自己学习梵文的师承来源。上面这一篇很冗长又颇为显得有点节外生枝的叙述，决非无用的废话。
现在回头再来谈我第一次上课的情况。因为只有我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一个“老外”，我最初颇为担心，颇怕教授宣布不开课。我听说，国内外都有一些大学规定：如果只有一个学生选课，教授可以宣布此课停开。Waldschmidt不但没有宣布停开，而且满面笑容地先同我寒暄了几句，然后才正式开课。课本用的是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Elementarbuch der Sanskrit ）。提起此书，真正是大大地有名。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德国已经出了17版，还被译成了许多外语出版。1960年，我在北京大学开梵文课时，采用的就是这一本书。原文是德文，我用汉文意译，写成讲义。一直到今天还活跃在中国学坛上的七八位梵文学者，都是用这本书开蒙的。梵文语法变化极为复杂，但是这一本薄薄的小书，却能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极其准确地叙述了那一套希奇古怪的语法变化形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敬佩。顺便说一句，此书已经由我的学生段晴和钱文忠，根据我的讲义，补充完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Waldschmidt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方法。第一堂课先教字母读音，以后的“语音”、“词形变化”等等，就一律不再讲解，全由我自己去阅读。我们每上一堂课，都在读附在书后的练习例句。19世纪德国一位东方学家说，教学生外语，拿教游泳来做比方，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学生推入水中，倘不淹死，即能学会游泳，而淹死的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方法被批判为“德国法西斯的教学方法”，为此我还多挨了几次批斗。实际上却是行之有效的。学习外语，让学生一下子就跟外语实际接触，一下子就进入实践，这比无休无止地讲解分析效果要好得多。不过这种方法对学生要求极高，每周两小时的课，我要费上一两天的时间来备课。在课堂上，学生念梵文，又将梵文译为德文，教授只从旁帮助改正。一个教授面对一个学生，每周两小时的课，转瞬就过。可是没想到这么一来，从5月26日Anmeldung到6月30日Abmeldung，不到40天的工夫，这一个夏学期就过去了，我们竟把《梵文基础读本》的练习例句几乎全部念完，一整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今天回想起来，简直像是一个奇迹。
这里还要写上一个虽极简短但却极为重要的插曲。在最后一堂课结束时，Waldschmidt忽然问我：“你是不是决定以印度学为主系呢？”我立即回答说：“是的。”这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学术道路。大概他对我的学习还是满意的。
到了1936年—1937年冬学期，我当然又选了梵文。Anmeldung的时间，也就是本学期第一堂上课的时间是1936年12月7日。Abmeldung的时间是1937年2月19日，共上课两个月加12天。念的课文是Stenzler书上附录的“阅读文选”、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这也是德国梵文教学的传统做法。记得是从这学期开始，班上增加了一个学生，名叫Heinrich Müller，是一个以历史为主系的德国学生。他已经是一个老学生，学历我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已经跟Sieg教授学过两个学期的梵文。他想以印度学为副系，所以又选了梵文，从此就结束了我一个人独霸讲堂的局面。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才又离开了课堂。他初来时，我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毕竟比我早学两个学期。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他虽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可他并不能驾驭梵文那种既复杂又奇特的语法现象。有时候在翻译过程中，老师猛然提出一个语法问题，Müller乍听之下，立即慌张起来，瞠目结舌，满脸窘态可掬。Waldschmidt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很容易发火。他的火越大，Müller的窘态越厉害，往往出现难堪的局面。后来我教梵文时，也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因此我悟到，梵文虽不神秘，可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学通的。Müller被征从军后，还常回校来看我，聊一些军营中的生活。一直到我在哥廷根呆了十年后离开那里时，Müller依然是一个大学生。我上面曾提到德国的特产“永恒的学生”，Müller大概就是一个了。
以后班上又陆续增添了两名学生：一名是哥廷根附近一个乡村里的牧师；一名是靠送信打工上学的Paul Nagel，他的主系是汉学，但没见他选过汉学的课。后来汉学教授Gustav Haloun调往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正教授，哥廷根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汉学教授。Nagel曾写过一篇相当长的讨论中国音韵学的论文，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通报》上发表。但是他自己却也成了一个“永恒的学生”了。
我跟Waldschmidt学的课程都见于上面我开列的“学习簿”上的课程表中，这里不再细谈。到了1939年的秋学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Waldschmidt被征从军。久已退休的Sieg又走回课堂，代他授课。我的身份也早有了变化。清华大学同德国约定的交换期只有两年。到了1937年，期限已届，我本打算回国的。但是这一年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七七事变，不久我的故乡就被占领，我是有家难归，只好留在德国了。为了维持生活，我接受了大学的聘任，担任了汉文讲师。有一段时间，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曾奉命兼管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两所的事情。一进大学的各个建筑和课堂，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学生，人们仿佛走进“女人国”了。
在Sieg先生代Waldschmidt授课以前我就认识他了。他虽已逾古稀之年，但身体看上去很硬朗，身板挺直，走路不用手杖，是一位和蔼、慈祥得像祖父一样的人物。他开始授课以后，郑重地向我宣告：他决心把他的全套本领都一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看来他对把德国印度学传播到中国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和希望。我们中国人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然而在中国民间童话中却有猫作老虎的老师的故事。老虎学会了猫的全套本领，心里却想：如果我把猫吃掉的话，我不就成了天下第一了吗？正伸爪子想抓猫时，猫却飞身爬上了树。爬树这一招是猫预先准备好不教给老虎的最后的护身之招。如果它不留这一招的话，它早已被老虎吞到肚子里去了。据说中国教武术的老师，大都留下一招，不教给学生，以作护身之用。然而，在德国，在被中国旧时代的顽固保守分子视作“蛮夷之邦”的地方，情况竟迥乎不同。Sieg先生说得到，也做得到。在他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拿手的《梨俱吠陀》和《大疏》都把着手教给了我。关于吐火罗文，下面再谈。一直到今天，我对我这一位祖父般的恩师还念念不忘，一想到他，我心中便油然漾起了幸福之感与感激之情。可惜我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了。
吐火罗文的学习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Sieg先生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事情。事实上，Sieg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主要是与吐火罗文分不开的。他同Prof. Siegling，再加上柏林大学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教授W.Schulze三位学者通力协作，费了二十多年的工夫，才把这一种原来简直被认为是“天书”的文字读通；一直到1931年，一册皇皇巨著《吐火罗文文法》（Tocharische Grammatik ）才正式出版。十年以前，在1921年，Sieg和Siegling已经合作出版了《吐火罗文残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 ）。第一册是原文拉丁字母的转写，第二册是原卷的照相复制（即影印本）。婆罗米字母，不像现在的西方语言那样每个字都是分开来书写的，而是除了一些必须分开来书写的字以外，都是连在一起或粘在一起书写的。如果不懂句子的内容，则根本不知道如何把每个字都分拆开来。1921年，这两位著名的吐火罗文破译者在拉丁字母的转写中已经把一个个的字都分拆开来。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基本上懂了原文的内容。我说“基本上”，意思是并不全懂。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全懂，还有很多词的含义不明。
吐火罗文，根据学者的研究，共有两个方言，语法和词汇基本相同，但又有不少的区别。根据残卷出土的地点，学者分之为两种方言，前者称之为吐火罗文A，或焉耆文；后者称之为吐火罗文B，或龟兹文。当年这两个方言就分别流行在焉耆和龟兹这两个地区。上面讲到的Sieg、Siegling和Schulze共同合作写成的书主要是讲吐火罗文A焉耆文，间或涉及B方言。原因是B方言的残卷主要贮存在法国巴黎。Sieg和Siegling并非不通吐火罗文B方言。Sieg也有这方面的著作，只是在最初没有集中全力去研究而已。一直到1952年，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吐火罗文B方言龟兹文的文法，还是出自一个德国学者之手，这就是哥廷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W.Krause的《西吐火罗文文法》（Westtocharische Grammatik） 。“西吐火罗文”就是B方言，是相对于处于东面的A方言焉耆文而言的。我在哥廷根大学时，Krause好像还没有进行吐火罗文的研究。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才开始此项研究，估计仍然是受教于Sieg。Krause双目失明而能从事学术界号称难治的比较语言的研究，也算是一大奇事。Krause简直是一个天才，脑子据说像照相机一样，过耳不忘。上堂讲课，只须事前让人把讲义读上一遍，他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钟头，一字不差。他能在一个暑假到北欧三国去度假，学会了三国的语言。
吐火罗文的发现与读通，在世界语言学界，特别是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界，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在中国，王静安先生和陈寅恪先生都曾讲过，有新材料的发现才能有新学问的产生。征之中国是如此，征之世界亦然。吐火罗文的出现，使印欧语系这个大家族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成员，它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新问题。印欧语系共分为两大支派：西支叫做centum，东支叫做satam。按地理条件来看，吐火罗文本应属于东支，但实际上却属于西支。这就给学者们带来了迷惑：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呢？这牵涉到民族迁徙的问题，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解决。最近在新疆考古发掘，发现了古代印欧人的尸体。这当然也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
现在来谈我的吐火罗文的学习。
先谈一谈我当时的学习情况。根据我的“学习簿”，我选课的最后一个学期是1940年的夏学期。上Sieg先生的课，Anmeldung的日期是这一年的6月25日，Abmeldung是在7月27日。这说明，我的博士论文写完了，而且教授也通过了。按照德国大学的规定，我可以参加口试答辩了。三个系的口试答辩一通过，再把论文正式印刷出来，我就算是哲学博士了。由于当时正在战争中，正式印刷出版这一个必经的手续就简化了，只需用打字机打上几份（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交到文学院院长办公室，事情就算完了。因为Waldschmidt正在从军，我的口试答辩分两次举行。第一次是两个副系（Nebenfach）：英国语文学和斯拉夫语文学。前者主试人是Prof.Roeder，后者是Prof.Braun。完全出我意料，我拿了两个“优”。到了1941年春天，Waldschmidt教授休假回家，我才又补行口试答辩，加上博士论文，又拿了两个“优”，这倒没有出我意料。我一拿就是四个“优”，算是没给祖国丢人。
我此时已经不用再上课，只是自己看书学习，脑筋里想了几个研究题目，搜集资料，准备写作。战争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Waldschmidt还不能回家，Sieg仍然代理。有一天，他忽然找到了我，说他要教我吐火罗文。世界上第一个权威要亲自教我，按道理说，这实在是千金难买、别人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可我听了以后，在惊喜之余，又有点迟疑。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容量有限，现在里面已经塞满了不少希奇古怪的语言文字，好像再也没有空隙可以塞东西了，因此才产生了迟疑。但是，看到Sieg老师那种诚挚认真的神色，我真受到了感动，我当即答应了他。老人脸上漾起了一丝微笑，至今栩栩如在眼前，这是我永世难忘的。
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比利时的青年学者，赫梯文的专家Walter Couvreur来到哥廷根，千里寻师，想跟Sieg先生学习吐火罗文。于是Sieg便专为两个外国学生开了一门不见于大学课程表上的新课：吐火罗文。上课地点就在印度学研究所。我的“学习簿”上当然也不会登记上这一门课程。我们用的课本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Sieg和Siegling的《吐火罗文残卷》拉丁字母转写本。如果有需要也可对一下吐火罗文残卷的原本的影印本。婆罗米字母老师并不教，全由我们自己去摸索学习。语法当时只有一本，就是那三位德国大师著的那一本厚厚的《吐火罗文文法》。这些就是我们这两个学生的全部“学习资料”。老师对语法只字不讲，一开头就念原文。首先念的是《吐火罗文残卷》中的前几张。我在这里补充说一个情况。吐火罗文残卷在新疆出土时，每一张的一头都有被焚烧的痕迹。焚烧的面积有大有小，但是没有一张是完整的。我后来发现，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读这样真正“残”的残卷，其困难概可想见。Sieg的教法是，先读比较完整的那几张。Sieg屡屡把这几张称之为Prachtstücke（漂亮的几张）。这几张的内容大体上是清楚的，个别地方和个别字含义模糊。从一开始，主要就是由老师讲。我们即使想备课，也无从备起。当然，我们学生也绝不轻松，我们要翻文法，学习婆罗米字母。这一部文法绝不是为初学者准备的，简直像是一片原始森林，我们一走进去，立即迷失方向，不辨天日。老师讲过课文以后，我们要跟踪查找文法和词汇表。由于原卷残破，中间空白的地方颇多。老师根据上下文或诗歌的韵律加以补充。这一套办法，在我后来解读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时，完全使用上了。这是我从Sieg老师那里学来的本领之一。这一套看来并不希奇的本领，在实践中却有极大的用处。没有这一套本领，读残卷是有极大困难的。
我们读那几张Prachtstücke，读了不久我就发现，这里面讲的故事就是中国大藏经中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中讲的故事。我将此事告诉了Sieg先生，他大喜过望。我曾费了一段时间就这个问题用德文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我把我在许多语言中探寻到的同经的异本择其要者译成了德文。Sieg先生说，这对了解吐火罗文原文有极大的帮助，对我奖誉有加。这篇文章下面再谈。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开始学习吐火罗文的准确时间，也记不清楚每周的时数。大概每周上课两次，每次两小时。因为不是正课，所以也不受学期的限制。根据我那一本《吐火罗文残卷》中的铅笔的笔记来看，我们除了读那几张Prachtstücke之外，还读了大量的其他残卷。当时Sieg先生对原文残缺部分建议补充的字，我都有笔记。根据现在的研究水平来看，这些补充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由此可见Sieg先生造诣之博大精深。我现在也记不清我们学习时间究竟用了多长，反正时间是不会短的。
读完了吐火罗文A，又接着读吐火罗文B，也就是龟兹文，或西吐火罗文。关于吐火罗文B，当时德国还没有现成的资料和著作。因此，Sieg先生只能选用法国学者的著作。他选用的一本是法国东方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的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 Udānavarga, Udānastotra, Udānālaṃ kāra et Karmavibhaṇ ga, publiés et traduits avec une vocabulaire et une introduction sur le "Tokharien" （《库车（龟兹）文残卷》，包含着Udānavarga等四种佛典，有一个词汇表和一篇论“吐火罗文”的导论），出版时间是1933年，巴黎Imprimerie Nationale。在这里，我要加入一段话。第一，“吐火罗文”这个名称是德国学者、首先是Sieg等坚持使用的。法国学者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学者是反对的。为此事还引发了一场笔战，Sieg撰文为此名辩护。第二，德国学者不大瞧得起欧美其他国家的东方学者。在闲谈中，Sieg也经常流露出轻蔑之意。但他们对英国学者H.W.Bailey表示出相当大的敬意，这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Sieg使用了烈维这一本书。学习时，更是我们只听Sieg先生一个人讲，因为当时还没有吐火罗文B的文法可供参考。Sieg从这一本书里选了一些章节来念，并没有把全书通读。每次上课时，他总是先指出烈维读婆罗米字母读错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还真不算太少。Sieg老师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德国学者，我几乎没有听到他说过别人的坏话，他总是赞美别的学者，独独对于烈维这一本书，他却忍不住经常现出讽刺的微笑。每一次上课总是说：“先改错！”我们先读的是Udānavarga，后来又读Karmavibhaṅga。原文旁边有我当时用铅笔写的字迹，时隔半个多世纪，字迹多已漫漶不清，几乎没有法子辨认了。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学习吐火罗文的确切时间已经记不清了。我觉得，确切时间并不是重要问题。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去仔细翻检我的日记，就让它先模糊一点吧。留在我的回忆中最深刻难忘的情景，是在冬天的课后。冬天日短，黄昏早临，雪满长街，寂无行人。我一个人扶掖着我这位像祖父般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踏在雪地上，吱吱有声。我一直把他送到家，看他进了家门，然后再转身回我自己的家。此情此景，时来入梦，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快的回忆之一。有此一段回忆，我就觉得此生不虚矣。我离开了德国以后，老人于50年代初逝世。由于资料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我回国后长期没有能从事吐火罗文的研究。这辜负了恩师的期望，每一念及，辄内疚于心，中夜辗转反侧，难以安睡。幸而到了80年代，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先生躬自把在新疆新出土的44张、88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A残卷送到我手里。我大喜过望，赶快把多年尘封的一些吐火罗文的资料和书籍翻了出来，重理旧业，不久就有了结果。我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可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了。我心中默祝：“我没有辜负了你对我殷切的希望！”然而我此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的人生历程结束有日了。
其他语言的学习
我在哥廷根大学除了学习梵文和吐火罗文外，还学习了一些别的语言。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从1937年夏学期开始，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异想天开，想以阿拉伯文为副系之一，选了Prof.von Soden的课：初级阿拉伯文。上课的地方就在Gauss－Weber－Haus楼下。这一次不是我一个学生了，还有一个名叫Bartels的德国学生，他的主系是经济学。他人长得英俊漂亮，又十分聪明，很有学语言的天才。他的俄文非常好。有一次我们闲谈，他认为阿拉伯文很难，而俄文则很容易。我则认为阿拉伯文容易，而俄文则颇难。我想，原因大概是，俄文虽然语法复杂，但毕竟同德文一样是一个印欧语系的语言，所以Bartels觉得容易。我的母语是汉语，在欧洲人眼中，是一种希奇古怪的语言。阿拉伯文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是希奇古怪的。我习惯于希奇古怪的语言，两怪相遇，反而觉得不怪了。在第一学期，我们读了一本阿拉伯文法，念了许多例句。教学方法也是德国式的，教授根本不讲语法，一上来就读例句。第二学期，我们就读《古兰经》，没感到有多大困难。阿拉伯文是一种简洁明了的语言，文体清新简明，有一种淳朴的美。我只选了两个学期的阿拉伯文。后来不知为什么，自己又忽然灵机一动，心血来潮，决定放弃阿拉伯文的学习，改以斯拉夫语文学为副系了。
以斯拉夫语文学为副系，除了俄文以外，还必须学习另外一种斯拉夫语言。我选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虽然写入“学习簿”，实际上没有在研究所上课。Prof.Braun的家同我住的地方只隔一条街，就在他家里上课。他给我选了一本语法，照样是一字不讲，全由我自己去读。我们读的东西不算太多。我恐怕只能算是勉强进了门。这种语言的特点是有声调，不像汉文有四声或者更多的声，而只有两个声调：升和降。这种情况在欧洲其他语言中是没有的。
语言这种东西不是学了就一成不变、永远不忘的，而是很容易忘掉的。就是自己的母语，如果长时间不用也会忘掉的。1946年我回到上海时，长之就发现我说的汉语有点别扭，这一点我自己也略有所感觉。
学习阿拉伯文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也是用了不少的精力的；可是到了今天，这两种语言对我的研究工作一点用处都没有，早已几乎全部交还给了老师，除了长了点知识以外，简直等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人在一生中难免浪费一些时间，难免走一点弯路的。如果从小学起就能决定自己一生研究学问的方向，所学的东西都与这个方向有关，一点时间也不浪费，一点弯路也不走，那该有多好啊！然而这样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在社会上用非所学的大有人在。有些人可能浪费的时间比我要长，走的弯路比我要多。
博士论文
梵文学习了几个学期以后，Waldschmidt教授大概认为我“孺子可教”，愿意把我收为门下弟子，便主动找我谈博士论文的事情。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想法。我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我在国内时就十分瞧不起那一些在国外靠中国老祖宗老子、庄子等等的威名写出论文，回国后又靠西方诸大师的威名两头吓唬人的所谓学者。这引得Waldschmidt也笑了起来。一般说来，德国教授并不勉强把论文题目塞给学生。他在研究工作中，觉得他这门学问中还有哪一部分需要补充研究，他就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学生，征求学生的意见。学生如果同意，题目就算定下来了。Waldschmidt问我的兴趣何在，我回答说：在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早期佛典，除巴利文佛典外，还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不是纯粹的古典梵文，而是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方言分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语法变化各有特点。这些佛典原来可能就是方言写成的，在“梵文化”的大趋势下，各个向梵文转化，但转化的程度极不相同，转化所处的阶段也各个不同，从中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我同教授商量的结果是，他把一部分量非常大的混合梵文的佛典交给我去研究。因为其量过大，不可能把全部书的语法现象都弄清楚，于是首先限制在动词上。就是这样，其量也还是过大，于是又限定在限定动词上。这一部大书就是Mahāvastu（《大事》）。全书用散文和诗歌（伽陀Gāthā）混合写成。散文部分梵文化的程度较深，因为散文不受韵律限制，容易梵文化，而诗歌部分则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我的论文题目定为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āthās des Mahāvastu （《〈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Mahāvastu一书厚厚的三巨册，校刊出版者是法国梵文学家E.Senart。从此以后，我每天课余就都在读这一本书。我每天的生活程序是：凌晨起床，在家里吃过早点，就穿过全城从城东走到城西的梵文研究所；中午不回家，在外面饭馆里吃过午饭，仍回研究所，浏览有关的杂志，从来没有什么午睡；一直工作到6点，才回家吃晚饭。天天如此，像刻板一样。只要有书可读，我从来没有感到单调或寂寞，乐也融融。
这一部大书并不容易读。我要查好多字典，梵文的、巴利文的都有，还要经常翻阅R.Pischel那一部著名的《俗语语法》。边读边把所有的动词形式都写成卡片，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遇到困难问题，我从来不找教授。因为这种古怪的文字，对教授来说，也会是陌生的。Senart的法文注释，也可以参考。主要是靠自己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就放一放。等到类似的现象发现多了，集拢起来，一比较，有的困难问题自然能得到解决。
写论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的过程。我读Mahāvastu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同时当然也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参考书。书读完后，卡片也做完了，就开始分类编排，逐章逐段写成文章。论文主体写完，又附上了一篇Anhang：Über die Endung, matha （附录：《论词尾－matha》），还附上了一个详细的动词字根表。我这一篇博士论文的框架就是如此。
我现在讲一讲“导论”（Einleitung）的问题。论文主体完成以后，我想利用导论来向教授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我穷数月之力，翻阅了大量的专著和杂志，搜集有关混合梵文的资料以及佛典由俗语逐渐梵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说法。大学图书馆就在印度研究所对面，借书非常方便，兼之德国人素以细致、彻底、效率高闻名全世界，即使借一本平常几乎没有人借阅的古旧的杂志，都不用等很长时间，垂手可得。这也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便利。结果写成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导论”，面面俱到，巨细不遗，把应该或者甚至不太应该、只有点沾亲带故的问题，都一一加以论列。写完以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沾沾自喜，把全部论文请Irmgard Meyer小姐用打字机打好，等到Waldschmidt休假时，亲自呈送给他，满以为他会大大地把自己褒奖一番的。然而，事与愿违。过了几天，他把我叫了去，并没有生气，只是面带笑容地把论文稿子交给了我。对其余部分他大概还是非常满意的，只是我的心肝宝贝，那一篇“导论”却一字未动，只在文前划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划了一个后括号，意思很明显，就是统统删掉。这完全出我期望，几乎一棍子把我打晕。他慢慢地对我解释说：“你讨论这个问题，面面俱到。其实哪一面也不够充实、坚牢。人家如果想攻击你，从什么地方都能下手。你是防不胜防！”他用了“攻击”这个字眼儿，我至今忆念不忘。我猛然省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这一“棒喝”，把“导论”一概不要，又重新写了一篇相当短而扎实得多的“导论”，就是现在出版的这一篇。在留德十年中，我当然从这位大师那里学习了不少的本领、不少的招数。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篇“导论”，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教我的学生时也经常向他们讲这个故事。写学术论文，千万不要多说废话，最好能够做到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我最佩服的中外两个大学者Heinrich Lüders和陈寅恪就是半句废话也不说的典范。可惜有时候我自己也做不到，我的学术论文中还是有废话的。
现在再谈一谈论文的附录：Über die Endung, matha 的问题。这一个动词第一人称复数的词尾，不见于其他佛典内。Senart也觉得奇怪，他想把它解释为－ma atha。但是，我把Mahāvastu全书中所有有－matha这个词尾的动词形式都搜集到一起，明确无误地证明了－matha只能是一个完整的动词词尾，Senart的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虽然我也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新发现，所以才以“附录”的形式让它独立出来；但是，由于我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钻研不深，我还不能理解这个新发现的重要意义。上面提到的Krause教授，我的论文一写完，就让人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matha的这一段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印度的Mahāvastu，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词尾，这会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带来新问题，给予新启发。他逢人便讲，至少在Gauss－Weber－Haus里，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连专攻斯拉夫语文学的Boehncke小姐，见面时也对我提起此事。
最早的几篇德文论文
- Parallelversionen zur tocharischen Rezension des Puṇ yavanta －Jātaka （《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
博士论文结束以后，脑筋里就考虑如何进一步再读一些书，写一些论文。我一向习惯于同时进行多篇论文的写作，不喜欢单打一。当时正在跟Sieg教授读吐火罗文。第一篇读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我当时整天翻看汉译《大藏经》，首先发现，我们正在读的吐火罗文在《大藏经》中有多种平行的异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汉文以外，在许多其他的语言中也能找到与吐火罗文故事相仿的故事，比如藏文、于阗文、梵文等等。Mahāvastu中就有这个故事。我在上面曾说过，吐火罗文残卷残得非常厉害，解释起来非常困难。同一个故事，同一种佛经，倘能在其他我们能读懂的文字中找到哪怕是内容接近的本子，对于解释吐火罗文也会有极大的帮助。Sieg和Siegling之所以能读通吐火罗文，主要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找这种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异本也并非易事，有时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读《福力太子因缘经》时，因为我对汉译佛典比较熟一些，所以我找起来就比较容易。拿这一点来要求西方的吐火罗文学者，是不公平的、不切实际的。在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汉文异本，有的与整个故事相同，有的同大故事中的小故事相同或者相似。原来吐火罗文中有一些不认识的字，经过同汉文一对比，立即可以认识了。我只举几个例子。《吐火罗文残卷》中Prachtstücke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其中No.1，反面第一行lyom，原来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确切知道它的含义是“泥”。反面第三行iṣ anäs，原来也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比，可以肯定它的含义是“堑”，也就是“护城河”。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都是多少年来让两位学者迷惑不解的。现在一旦有了汉文的平行异本，困难和迷惑就涣然冰释，豁然开朗。这一位已届垂暮之年的老教授，其心中狂喜的程度概可想见了。他立即敦促我把找到的资料写成文章。我从汉译佛典中选出了一些经文，译成了德文，加上了必要的注释。这样对以后的研究者会有很大的好处。全文请参阅拙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33—187页。又见《季羡林文集》。
- Die Umwandlung der Endung －aṃ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ṃ 变为－o和－u的现象》）
我在阅读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在不少地方发现语尾－aṃ 变成了－o和－u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音变。于是我就留意搜集资料，准备做一番比较彻底的探讨。我在阿育王碑铭里找到这个现象，在比较晚的用䓬卢字母（一种由右向左写的字母）写成的碑铭里，在中国新疆尼雅（Niya）地区发现的俗语文书里，在和阗俗语里，在Dutreuil de Rhins所搜集到的残卷里，在用混合梵文所写成的佛典里，在Apabhraṃ sa里，甚至在于阗塞种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等等里面，都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个音变现象延续的时间很长，传布的地区很广，很值得深入研究。
我在这里顺便插入一段话，讲一讲确定印度古代俗语的地域的办法。根据Heinrich Lüders在很多文章中讲到的观点，我认为，比较可靠的确定地域的办法是利用阿育王碑。Lüders说，阿育王统治的版图，在印度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制定了一些敕令，其中多半是一些道德教条和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规定。他命令大臣用他的首都所在地的东部的方言写成敕令，他不用梵文。Lüders称阿育王使用的语言为“古代半摩揭陀语”。这种方言显然不能流通于他所统治的天下，而他偏又想使所有地域的人民都能明白他的敕令的内容。于是他就让人把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敕令翻译——有时候并不是严格的直译——成各地的方言，刻在石碑或石柱上，便于普天之下的臣民阅读。因此，他在全国许多地方所竖立的石碑的语言是不相同的。把这些不相同的语言——本来是来自同一种语言的——排列在一起，其不同之处昭然可见。用这种办法来探讨各地方言语法特点，是行之有效的，是无可非议的。
我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确定语尾－aṃ 变为－o和－u的地域性的。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89—190页我所列的表。看了这个表，就一目了然。－aṃ 变成－o是印度古代西北部方言的特点。事实俱在，实际上是无可争议的。这个方言特点从印度西北部一直传布到与之接壤的中国新疆，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在这一篇论文里，非常慎重地、非常细致地考察了几种佛典，比如《妙法莲华经》等等，从中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一些佛典由原来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向西北方言转化，然后或者同时梵文化。具体的叙述，请参阅那一篇论文。我自谓，自己的做法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似乎是无懈可击了。然而以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为代表的几个不同国家的梵文学者却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我的说法。研究学问有异议，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真理愈辩愈明，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异议。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学者，总想用从鸡蛋里挑刺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在－aṃ ＞o和u这个问题上，爱哲顿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可惜他的论证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矛盾层出。这个问题，下面我还会谈到，这里就先不提了。
- P āli Āsīyati
这是一篇比较短的论文，但是对巴利文āsīyati这个词的来源，却做出了可以肯定是正确的答案。许多巴利文学者都对这个词的来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目光都为巴利文所限。我是第一个冲破这个限制的。我在混合梵文里找到了这个词，而且根据上下文，提出了我的看法。
- 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
这是我在哥廷根大学继博士论文之后最长的一篇论文，用了我几年的时间。我原来的题目是In den Mittelindischen Aoristen （《论中世纪印度语言中的不定过去时》），发表时我的老师Waldschmidt教授改为现在这个题目。
我原来并无意写这样一篇文章。但是，多少年来，在阅读许多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我逐渐注意到了不定过去时这个通常并不太常见的语法形式，做了一些笔记和卡片。积久渐多，综合起一看，顿时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于是就对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认真严肃地注意起来。我把我自己所能找到的梵文原文的佛典统统搜集到一起，仔细阅读，特别注意不定过去时。有的同一部佛典，最初的文本可能只有一种，后来由于梵文化的原因，文字有了改变。专就不定过去时而论，有的被保留了下来，有的就被替换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语法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问题。
有不少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明显地可以分出两种文体来：早一点的和晚一点的。佛典的编纂者几乎都“代圣人立言”，把自己编的经说成是“佛说”。《大藏经》里面有大量的“佛说这种经”、“佛说那种经”，都根本不是“佛说”的。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和尚在写一部经，他眼前有现成的古本，于是他就从古本抄一段，自己又加上一段。他就这样编写下去。如果他肯用一点心的话，他至少应当把书本的文体和他自己的文体统一一下。把分歧很大的地方抹抹平。但是有时这一点力他们也不想费，尽量抄开，抄开。因此有不少留传下来的佛典在文体上有明显的分歧。要区分新旧文体，有的简直易如反掌。
在佛经中还有一种情况：有时，一段古经——即使是古经，也很难说就是从“原始佛典”（Urkanon）抄来的。关于“原始佛典”的问题，有人主张有，有人坚决否认，我属于前者——后来被许多用不同文字纂成的佛典辗转抄录，抄录一遍，文字改动一点。改动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方言的不同，有的是由于地域的不同，有的可能就属于“梵文化”的问题。不管怎样，文字反正是改动了。如果细心注意这种改动，就能发现一些新问题。
我注意到这种改动了，我发现新问题了。新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不定过去时的改动。我的探讨是从Mahāvastu开始的。H. Oldenberg写过一篇关于Mahāvastu的论文。他明确无误地在这一部佛典中分出了两种文体：一老，一新。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我从中引了几段，用与之相对应的古本，比如Mahāvagga、Dīghanikāya等来对比。结果是，新本里面几乎没有不定过去时，旧本里则有不少。这些老本里面的不定过去时，到了新本里，则被其他形式所代替，有的是过去时，有的是未完成时。这同样的现象我又在其他佛典中发现，比如Divyāvadāna、Lalītavistara等等。之后，我又考察了许多佛典，包括巴利文佛典、大乘佛典在内，专门探讨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现象。结果是一样的。我的结论是：老的佛典中不定过去时多，而新的佛典则少，甚至根本没有。
以上讲的是时间问题，佛典产生的地域有没有问题呢？我的极其肯定的回答是：有的。这里就牵涉到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没有一种所谓Urkanon（“原始佛典”，Lüders常用这个词）呢？西方梵文学者对此有完全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派说有，一派说无。前者的代表人物是Heinrich Lüders，后者则以一部分德国学者和一部分法国学者为代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我自附于Lüders一派。真理并不决定于人数的多少，有时候，特别是一种新学说初出现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两人手中的。我认为，Urkanon就是如此。Lüders曾在很多地方讲到“原始佛典”的问题。他逝世后由他的徒弟，我的老师Waldschmidt把他生前想写而且也确实写成了的关于Udānavarga的文章（此文由于战争关系已丢失）的侥幸留下的卡片等东西编纂整理成了一部书《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Urkanon ），充分说明了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特点。有这样一部原始佛典存在，是无可争议的。
在这里，我想插上一段闲话，绝对不是“嘉话”或者“佳话”，而是不“佳”的话。Lüders毕生著作等身，几乎篇篇著作都有新发现或新见解。据说他一生用力最勤、自己也最为看重的一部书，就是研究Udānavarga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的却偏偏就是这一部分的稿子。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的一个损失。然而，无独有偶，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衣冠南渡，陈寅恪师以毕生精力，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为《世说新语》写注。在他丢失的书籍中，偏偏有这一部书，这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损失。东西两位大师遭受同样的厄运。我们真不知道怎样说好。
现在仍然谈“原始佛典”问题。据我的看法，Lüders所说的佛典决不是像后来的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的整整齐齐的经典。“原始佛典”的形成，应该同中国的《论语》差不多。孔子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牢牢记了下来，结果就形成了《论语》这样一部书。释迦牟尼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他经常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记在脑子里。与孔子时代不同的是，释迦牟尼时代印度还没有文字，弟子们只能依靠记忆。佛祖最初讲的不出他在菩提树悟道时想到的那些“道”，不出十二因缘、四圣谛一类。他经常讲，弟子们记在心中。以后就以此为基础，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最后才形成了具备经、律、论的《大藏经》。西方一些学者反对“原始佛典”的一些说法，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上面想象的那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过程，硬说释迦牟尼刚涅槃以后不久不可能有完备的佛典。Lüders从来没有说过有完全成一套的佛典。我同意Lüders的说法，我要捍卫他的说法。在欧洲一些国，只有少数德国梵文学者反对这种说法。在法国和比利时，则几乎所有的梵文学者都反对。我发现，欧洲梵文学者中，门户之见还是相当严重的。我并不是因为在德国留学才成为“德国派”的，我的无上标准就是真理。我总感觉到，欧美一些梵文学者，方法不严密，偏见根深蒂固；同他们写文章辩论，好像是驴唇对不上马嘴。
由于反对“原始佛典”，他们也就反对“原始佛典”最初是用东部方言，Lüders称之为“古代半摩揭陀语”纂成的。Lüders在上面提到的那一部大著中以及在许多论文里，都十分明确地讲到东部方言的特点，详细的例子请参阅该书。其中最明显的，简直是无法驳倒的，我认为就是名词阳性复数的体格和业格，甚至阴性名词也包括在里面。古典梵文名词阳性复数的语尾体格是āh·，业格是ān，而在东部方言里则变成了āni，体、业相同。如果仅有少数几个例子，可能解释为词类变换，由阳性变为中性，因为中性名词是这样变化的。但是例子极多，多到无法用词类变换来解释的程度。一个崇尚实事求是的学者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不然，有一些学者，举不出理由，硬是坚决不承认。
我是笃信有一个最初用东部方言纂成的（还不能说“写”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文字）“原始佛典”的。我在同一部佛典的较古的部分中找到许多东部方言的特点。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原始佛典”的语言是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我着重寻找了古典梵文阳性和阴性名词复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是āni的单词，数量颇大（请参看《印度古代语言论集》，281—290）。这样大量的例子，西方一些梵文学者硬是视而不见，殊不可解。抱这种态度来研究学问，真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总之，一句话在这些有东部方言特点的较古的部分中，不定过去时也就多。到了东部方言特点逐渐消失了的新的部分，不定过去时也逐渐为其他语法形式所取代。因此，结论就在眼前：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最初流行于东部方言纂成的接近“原始佛典”的一些佛典中。在晚出的一些佛典中就构成了两部分中的较古部分；在较晚的或者较新的部分中则逐渐消失。我个人认为这个结论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
但是，有的学者，比如Lamotte之流则表现了颇为奇怪的态度。他对我提出的那一些东部方言的特点，横挑鼻子竖挑眼，挖空心思，找出个把例外，以期推翻全部例证，方法既不周密，论证亦复牵强。说实话，这种治学方法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恭维。我已经习惯于德国学者（有少数例外）的那种坚实、周到、细致、彻底的，几乎是滴水不漏的治学方法，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梵文学者，比如Edgerton、Lamotte等等那种轻率的学风，总觉得不是味儿，总觉得，做学问不该这样子。
对我这一篇论文，我就说这么多。
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谈几点离题不太远的问题。首先是做文章选题。在这里无非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别人出题，你写文章。过去的八股文，都是试官出题。后来的学校考试，也都是学校命题。此外，还有不少事情是别人出题的。某个部分或科学院的某一个所或某一个学校，要制定科学研究规划，都必须先有题目，然后作文。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几乎没有一篇优秀的文章传流下来。其原因并不难找。别人出题，应试者非按题作文不行，毫无兴趣，毫无灵感，这样怎么能出好文章？我最反对科研制定规划（从宏观上规定研究范围，是可以的），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样主持科研的人，为数颇多，贻害亦大。
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选题。选题的契机是多种多样的。“从杂志缝里找题目”，是其中之一。过去在极“左”思想流毒的时期，“以论带史”被视为天经地义；从杂志缝里找题目，则被批判，被嘲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真正懂科学研究的人，新题目往往是从杂志缝里找来的。所谓“杂志缝里”指的是别人的文章。读别人的文章时，往往顿时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或者甚至错误之处，灵机一动，自己提起笔来，写一篇文章，加以补充，或加以纠正。补充与纠正都是进步。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除了那些非说不行的假、大、空、废四话之外，说真话才能有真文章。离开了别人的论文，你就难以知道真话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我的这一篇关于不定过去时的论文，就是从“杂志缝里”找到的题目。
其次，我还想借题发挥一下我研究印度古代混合语言佛典的一些特点。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零零星星地讲到过了，现在再归纳起来讲一讲。世界上几个大宗教都有自己的圣经宝典，比如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新约》、《旧约》等。佛教则不然，它没有仅仅一两部大家公认的宝典，而是有不知多少部。在梵文佛典写成以前，除了巴利文大藏经之外，用混合梵语写成的佛典也大量存在。这些佛典原来方言俗语成分多，或者净是纯粹的方言俗语，以后逐渐梵文化，这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方言俗语有时间的不同，有地域的不同。研究这些方言俗语的原型和梵文化，就能大体上确定一部佛典产生的时间和地域，以及它在流布中吸收其他方言俗语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靠的。研究印度古代佛教史，不能不研究佛教的部派，而部派除了各自在教义上有某一些特点外，在语言上也各有各的经堂语。因此，研究佛教史，决不能忽视语言问题。
再次，我想谈一谈研究方法问题。我始终认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提出来的十字方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不刊之论。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许多学者奉命批判胡适，不知道列举了他多少罪状，大多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栽赃诬陷，玩弄刀笔。抓住一点——还不一定是有把握的一点——无限上纲。学术要为政治服务，自古已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但是，为政治服务，并不等于抹煞真理。如果以抹煞真理为代价而为政治服务，必然会给政治帮倒忙。殷鉴不远，中国当代史上的极“左”时期，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其结果只能扼杀学术，而破坏经济。胡适之先生的一生功过自有公论，这里不是谈这个问题的地方。专就他这个十字方针而论，我认为是放之天下而皆准的。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莫不皆然。研究一个问题，你总会有初步的想法的，总会有初步的假设的。除非你是奉命为文，结论早已经有了，你只是用做八股文的办法，“代圣人立言”。写这种文章，用不着什么假设，你只需东抄西抄，生搬硬套，然后寻摘几句语录。因此，写这种文章连脑筋都用不着。有谁会认真读，会真相信这样的文章呢？只有天晓得。胡先生提出了“大胆的假设”，我再补充一点：假设越大胆越好。想当年，人们都说太阳绕地球而行，而哥白尼偏偏假设地球绕太阳而行，这个胆可谓大矣。假设大小与对科学既成学说的突破成正比。缩手缩脚地来假设，成不了大气候。但是，胡先生的第二句话：“小心的求证”，更为重要。我在这里也补充一句：求证越小心越好。求证必须以万分认真的态度，不厌其烦，不厌其难，打破砂锅问到底，上下四周，前后左右，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来搜寻证据。这里还必须有足够的学术良心。自己的假设，不管自己多么喜爱，多么认为是神来之笔、石破天惊，倘遇到过硬的证据，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或者部分不能成立，自己必须当机立断，抛弃全部或者一部分假设。然后再奋勇前进，锲而不舍，另立新的假设，或者补充旧的假设。这种舍弃与补充有时可能循环往复，重复上很多遍，最终才能达到符合实际的，也就是符合真理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可惜古今中外都有少数所谓“科学家”，为了维护自己认为非常“妙”的假设，碰到了过硬的证据，证明其伪，却不愿意抛弃，于是就伪造证据。对自然科学家来说，就是伪造实验数据，以蒙蔽世人，求得名誉。一旦被戳破，则人格扫地，不齿于士林。我们都应当以此为戒。这种玩火自焚的事，千万干不得。
我在写关于不定过去时这一篇论文时，经过多次修改或补充自己初步的假设，最后才得出了现在这个结论。不管什么人，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曾反对过这一篇论文的某一部分。但是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真诚地检阅全文，我的结论并无破绽，还是正确的。在下面我还将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我不敢骄傲自满——那不是我的本性。我经常想到，论文里面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有待于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巴利文中不定过去时特别多？巴利文一向被视为一种西部方言，本来不该有这样多的不定过去时的。我的初步考虑是，对巴利文的归属问题还有待于重新探讨。按照印度的传统说法，巴利文是摩揭陀方言，也就是东部方言。西方学者中也有这样主张的，德国学者Wilhelm Geiger就是其中之一。将来如能有充足的时间，找到充分的资料，我还准备写这样一篇论文的。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上面讲到的文章，第一篇关于吐火罗文《福力太子因缘经》的那一篇，由Sieg先生推荐，发表在著名的《德国东方学会的杂志》（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上。第二篇－aṃ ＞o和u那一篇和第四篇关于不定过去时的那一篇，前一篇由Sieg先生推荐，后一篇由Waldschmidt先生推荐，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熟悉德国学术界情况的人都知道，科学院院刊都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刊物，在上面发表文章者多为院士一级的学者。我以一个二十多岁至三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极为罕见。我能滥竽其中，得附骥尾，不能不感到光荣。可惜由于原文是德文，在国内，甚至我的学生和同行，读过那几篇论文的，为数甚少。介绍我的所谓“学术成就”的人，也大多不谈。说句老实话，我真感到多少有点遗憾，有点寂寞。
在德国十年的学术回忆，就到此为止。
十年回顾
自己觉得德国十年的学术回忆好像是写完了。但是，仔细一想，又好像是没有写完，还缺少一个总结回顾，所以又加上了这一段。把它当做回忆的一部分，或者让它独立于回忆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十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如果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期的话，真正的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我也提到过，如果我不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来到德国的话，我的一生将会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今天究竟会在什么地方，还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个十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十年，有它辉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比较详细地写在我的《留德十年》一书中，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因为我现在写的《自述》重点是在学术；在生活方面，如无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写的我在哥廷根十年的学术活动，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经，写出了我的经验与教训。我现在想以读书为纲，写我读书的情况。我辈知识分子一辈子与书为伍，不是写书，就是读书，二者是并行的，是非并行不可的。
我已经活过了八个多十年，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是，在读书条件和读书环境方面，哪一个十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十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我平生最羡慕两种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音乐家。而这两种艺术是最需天才的，没有天赋而勉强对付，决无成就。可是造化小儿偏偏跟我开玩笑，只赋予我这方面的兴趣，而不赋予我那方面天才。《汉书·董仲舒传》说：“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极想“退而结网”，可惜找不到结网用的绳子，一生只能做一个羡鱼者。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读书有两个地方，分两大种类，一个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等的书籍，一个是汉文的书籍。我很少在家里读书，因为我没有钱买专业图书，家里这方面的书非常少。在家里，我只在晚上临睡前读一些德文的小说，Thomas Mann的名著Buddenbrooks 就是这样读完的。我早晨起床后在家里吃早点，早点极简单，只有两片面包和一点黄油和香肠。到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肠，后来是黄油，最后只剩一片有鱼腥味的面包了。最初还有茶可喝，后来只能喝白开水了。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呆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十年，不懂什么叫午睡，德国人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我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书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图书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室。梵文图书室起源于何时、何人，我当时就没有细问。可能是源于Franz 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个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长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极其珍贵的碑铭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对面的大学图书馆里。他的继任人Hermann Oldenberg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书都卖给了或者赠给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贵的还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零篇的论文。当时Oldenberg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梵学大师，同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互通声气，对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广通声气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请讲学，二是互赠专著和单篇论文。专著易得，而单篇论文，由于国别太多，杂志太多，搜集颇为困难。只有像Oldenberg这样的大学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较完备。Oldenberg把这些单篇论文都装订成册，看样子是按收到时间的先后顺序装订起来的，并没有分类。皇皇几十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列书架上。我认为，这些零篇论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镇所之宝。除了这些宝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书都应有尽有。其中也不乏名贵的版本，比如Max Müller校订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Whitney校订的《阿闼婆吠陀》原刊本。Boehtlingk和Roth的被视为词典典范的《圣彼德堡梵文大词典》原本和缩短本，也都是难得的书籍。至于其他字典和工具书，无不应有尽有。
我每天几乎是一个人坐拥书城，“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就是这些宝典的伙伴和主人，它们任我支配，其威风虽南面王不易也。整个Gauss－Weber－Haus平常总是非常寂静，里面的人不多，而德国人又不习惯于大声说话，干什么事都只静悄悄的。门外介于研究所与大学图书馆之间的马路，是通往车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还不见汽车，于是本应该喧阗的马路，也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礼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就到这里来。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册的Mahāvastu拼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来，走到摆满了书的书架旁，信手抽出一本书来，或浏览，或仔细阅读。积时既久，我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大体上有一个轮廓。世界各国的有关著作，这里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国还有一种特殊的购书制度，除了大学图书馆有充足的购书经费之外，每一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独立的购书经费，教授可以任意购买他认为有用的书，不管大学图书馆是否有复本。当Waldschmidt被征从军时，这个买书的权力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愿意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书买回来以后，编目也不一定很科学，把性质相同或相类的书编排在一起就行了。借书是绝对自由的，有一个借书簿，自己写上借出书的书名、借出日期；归还时，写上一个归还日期就行了。从来没有人来管，可是也从来没有丢过书，不管是多么珍贵的版本。除了书籍以外，世界各国有关印度学和东方学的杂志，这里也应有尽有。总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专业图书室。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畅游于书海之中。我读书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读的，一类是浏览的。细读的数目不可能太多。学梵文必须熟练地掌握语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虽有许多优点，但是毕竟还太简略；入门足够，深入却难。在这时候必须熟读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这一本书上下过苦工夫，读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对Oldenberg的几本书，比如《佛陀》等等都从头到尾细读过。他的一些论文，比如分析Mahāvastu的文体的那一篇，为了写论文，我也都细读过。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续Wackernagel的那一本书，以及W.Geiger的关于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过工夫。但是，我最服膺的还是我的太老师Heinrich Lüders，他的书，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他的论文集Philologica Indica 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有的文章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读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人们一般读文学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轻神怡。然而我读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怪癖；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癖”，然而毫无“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上面谈的是我读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当时我读的书绝不限于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哥廷根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所内有一个比梵文研究所图书室大到许多倍的汉文图书室。为什么比梵文图书室大这样多呢？原因是大学图书馆中没有收藏汉籍，所有的汉籍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类的典籍都收藏在汉学研究所中。这个所的图书室，由于Gustav Haloun教授的惨淡经营，大量从中国和日本购进汉文典籍，在欧洲颇有点名气。我曾在那里会见过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Athur Waley等等。汉学研究所所在的大楼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伟得多；房子极高极大。汉学研究所在二楼上，上面还有多少层，我不清楚。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楼是做什么用的。十年之久，我不记得，除了打扫卫生的一位老太婆，还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院子极大，有极高极粗的几棵古树，样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树龄，地上绿草如茵。楼内楼外，干干净净，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静，也更幽雅，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我每个礼拜总来这里几次，有时是来上课，更多地是来看书。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一段时间，我帮助Waldschmidt查阅佛典。他正写他那一部有名的关于释迦牟尼涅槃前游行的叙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发现的佛经梵文残卷，也需要汉译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义净译的那几部数量极大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至于我自己读的书，则范围广泛。十几万册汉籍，本本我都有兴趣。到了这里，就仿佛回到了祖国一般。我记得这里藏有几部明版的小说。是否是宇内孤本，因为我不通此道，我说不清楚。即使是的话，也都埋在深深的“矿井”中，永世难见天日了。自从1937年Gustav Haloun教授离开哥廷根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讲座教授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来管理。我每次来到这里，空荡荡的六七间大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寂，静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具体的书名已经忘记了。笔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宇宙，下至鸟兽虫鱼，以及身边琐事、零星感想，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技的记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资料。我读完了全套书，可惜我当时还没有研究糖史的念头，很多有用的资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读梵、汉典籍，情况大体如此。
回到祖国
1946年至1949年
我于1945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1946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塞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住宿，在上海是睡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是睡在长之国立编译馆的办公桌上，白天在台城、玄武湖等处游荡。我出不起旅馆费，我还没有上任，根本拿不到工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书可读，无处可读。我是多么盼望能够有一张哪怕是极其简陋的书桌啊！除了写过几篇短文外，一个夏天，一事无成。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自己常常说，浪费时间，等于自杀。然而，我处在那种环境下，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真成了“坐宫”中的杨四郎。
我于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汽车经过长安街，于时黄昏已过，路灯惨黄，落叶满地，一片凄凉。我想到了唐诗“落叶满长安”，这里的“长安”，指的是“长安城”，今天的“西安”。我的“长安”是北京东西长安街。游子归来，古城依旧，而岁月流逝，青春难再。心中思绪万端，悲喜交集。一转瞬间，却又感到仿佛自己昨天才离开这里。叹人生之无常，嗟命运之渺茫。过去十一年的海外经历，在脑海中层层涌现。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思想斗争
我在这里讲的“思想斗争”，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一套废话，而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几篇论文可以为证。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 is a 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终于找到了出路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所谓“秘书长”，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可是这情况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我“政务”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差不多，有一个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一点作用也不起的。
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他的著作虽已读过，但是，我在清华从未听过他的课，极以为憾。何况魏晋玄学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课堂就在三楼上，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课并没有讲义，他用口讲，我用笔记，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他讲了一年，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汤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但是他讲得细密、周到，丝丝入扣，时有精辟的见解，如石破天惊，令人豁然开朗。我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只是“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了。此外，我因为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的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课堂也在三楼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当时可能还不是正教授。别人觉得奇怪，我则处之泰然。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我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的资料。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不致十年负笈，前功尽弃。我反复思考，掂斤播两，觉得这真是一个极为灵妙的主意。虽然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
我终于找到了出路。
出路的表现
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现在论文上。我检查了一下从1946年到1949年所写的文章，我必须根据论文实际写作的情况，来探寻我那出路的轨迹。有一点我必须首先在这里说明白。我现在写的是“学术自述”，而不是别的。什么叫“学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决定去取。凡是文学创作，比如写点散文什么的，都不包括在内。连写一些杂文一类的东西，也不包括在内。
就根据这个标准，我把这四年的回忆依照时间顺序写在下面。
1946年
这一年一大半是在旅途中度过，一直到年末，才算是得到了安定。但是，在车船倥偬中，竟然写了一些文章，殊出我意料。但是，按照我在上面给“学术”下的定义，真正够格的只有两篇。
1．《一个故事的演变》
这个故事流传的时间极长，地域极广。小学教科书里面都用它来作教材。后来我在《梅䓬诗话》里又读到了引用东坡诗注的一段话，讲的也是这个故事。《诗话》引刘后村的诗：“辛苦谋身无瓮算，殷勤娱耳有瓶声。”“瓮算”指的就是这个故事。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也有这个故事，内容大同而小异。印度《嘉言集》和《五卷书》中也找到了同样的故事，内容请参阅我的原作，这里不赘述。我只想指出一点，中国的那两部书就是我在哥廷根读到的。当时万没有想到，后来竟派上了用场。
2．《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
这一篇文章是根据德国“比较文学史”的创立者Th.Benfey的关于《五卷书》的一篇长文介绍的。严格说起来，它不能算是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兴起的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我认为，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正是Benfey。所以我把它列在这里。
1947年
这一年文章的数量不算少，符合学术条件的有以下几篇。
1．《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
这也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比较文学史与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二者简直可以成为一体。《五卷书》里面的故事，我认为，基本上都属于民间文学。普通老百姓创造故事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笑话是我在德国听到的。内容极简单：一个白人与一个黑人同住旅舍中的一间屋内。夜里，黑人把白人的脸用墨涂黑，偷了他的东西，溜之大吉。白人醒来，看到自己的东西都已不见，照了照镜子，惊诧地说道：“原来黑人在这里，可我到哪里去了呢？”在哥廷根汉学研究所翻阅杂书时，读到《续说郛》中收的刘元卿的《应谐录》，发现里面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笑话，只不过把黑人换成和尚而已。
2．《木师与画师的故事》[1]
这同样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是中印两国的民间故事流传的一个例证。
3．《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这仍然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我径直称之为“比较文学”，由此可见我当时对“比较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里，我介绍了几个跨越国界、流传时间又极长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著名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它堂而皇之地见诸中国的正史《三国志·魏志》中，它的真实性由此得到了加强。实则同样内容只换了人名的故事，却见于汉译《大藏经》中。我介绍的第二个故事是狼与鹤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印度也有，见于巴利文《本生经》及其他不少的佛典中。关于称象的故事，日本也有，有名的“一休传说”中就有这个故事。请参阅陈寅恪先生的《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
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寓言和童话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许多书中和论文中都曾谈到过。从理论上来讲，不外是一元产生论和多元产生论。我个人认为，多元产生是不能想象的。只有一元产生才是合情合理的。剩下的只有一元产生，也就是最初产生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然后向外辐射扩散。这一个国家或地域究竟在哪里呢？恐怕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所有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域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讲大多数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域内，则是近情近理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个国家和地域究竟是哪一个呢？西方国家的学者谈到的不出两个：一个印度，一个希腊。他们的意思并不一致。据我的观察，Winternitz依违于印度、希腊之间。Benfey则说得清楚而坚定：“世界上一切童话和故事的老家是印度，一切寓言的老家是希腊。”他同样依违于印、希两国之间，但把童话和寓言区分开来。这个区分是十分牵强的，因为二者从根本上是难以区分的，决不是泾渭分明的。我个人则倾向于印度，因为印度的民族性极善幻想，有较其他民族丰富得多的、深邃得多的幻想力。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成的《〈痴华鬘〉题记》中一开头就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译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我认为，鲁迅的意见是根据事实立论，极可信赖。
4．《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
柳宗元的《黔之驴》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读古文者恐怕没有人不读的。但是，迄今我还没有见到有人探索这篇文章来源的文章。我个人提出了一个看法：它的来源也与印度有关。我在印度许多书中找到了类似的故事：《五卷书》第四卷，第七个故事；《嘉言集》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可是，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中有所暗示，完整的故事存在于《伊索寓言》中。在法国拉封丹的《寓言》中也有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至少是它的母题，传布时间之长和地域之广。
1948年
1．《〈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指出，虽然吴敬梓的书多有历史事实的根据；但是，他是在写小说，因此他从其他书中也抄来了一些材料。
2．《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这里我明确地提出了中印文化关系，表示我正在寻求出路中的一些想法。
3．《“猫名”寓言的演变》
这篇文章也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我先在明刘元卿的《应谐录》中发现了“猫名”的寓言。这当然也是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中读书的收获。接着在日本的书中找到了这个寓言。最后，又在印度的许多书中找到了它，这些书包括《故事海》、《五卷书》、《说薮》等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有这个故事。
4．《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这一篇文章属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范围。
5．《论梵文ṭ ḍ的音译》
这是我到北大后三年内写得最长的一篇学术论文，是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校庆而做。当时北大教授写了不少纪念论文，总名之曰“论文集”，实则都是单篇印行，没有成“集”。
这篇论文讨论的主要是利用佛典中汉文音译梵文的现象来研究中国古音。钢和泰（A.von Staël－Holstein）先生想用音译来构拟中国古音，但必须兼通古代印度俗语才能做到。
梵文的顶音ṭ和ḍ在汉译佛典中一般都是用舌上音知彻澄母的字来译。ṭ多半用“吒”字，ḍ 多半用“茶”字。但是在最古的译本中却用来母字来对梵文的ṭ和ḍ 。这就有了问题，引起了几位有名的音韵学家的讨论和争论。罗常培先生、周法高先生、陆志韦先生、汪荣宝先生等都发表了意见，意见颇不一致。我习惯于“在杂志缝里找文章”，这一次我又找到了比较满意的正确的答案。
原来上述诸位先生仅仅从中国音韵学上着眼，没有把眼光放大，看一看ṭ和ḍ 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地区演变的规律；没有提纲，当然无法挈领。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音变规律：ṭ＞ḍ＞ḷ＞l。用这一条规律来解释汉译佛典中的音变现象，涣然冰释。我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例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
罗常培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考证谨严，对斯学至有贡献。”
1949年
《列子与佛典》
《列子》是一部伪造的书，这久成定论，无人反对。但是伪造的时间和人究竟是何时和何人，却缺乏深入的探讨。我在《列子》和竺法护译的《生经》中都找到了《国王五人经》的故事，前者抄袭后者，决无可疑。《生经》译出时间是能确定的，因此伪造《列子》的时间也就随之而能确定。《生经》译于西晋太康六年（285），因此《列子》的成书不会早于这一年。至于《列子》的作者，就是故弄玄虚的张湛。
胡适之先生写信给我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出路主流中的一个小漩涡《浮屠与佛》
初回到北京，我根本没有考虑吐火罗文的问题，我早已在思想上把它完全放弃了。我偶然读《胡适论学近著》，里面有谈到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文章，而且与陈援庵（垣）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争论，好像双方都动了点感情。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到吐火罗文ptāñkät这个词，也写作pättāñkät；这个词是由两部分或两个字组成的，前一半是ptā或pättā，后一半是ñkät。ñkät是“神”，旧译“天”，ptā或pättā是梵文Buddha的吐火罗文写法。中国过去有些人总以为Buddha的音译是“浮屠”、“佛陀”等等，而“佛”字只是“佛陀”的省略。可是在中国古代汉译佛典中，“佛”字先出，而“佛陀”则后出，说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省略，毋宁说后者是前者的延伸。那么，“佛”字应该说首先出于吐火罗文的pät，因为最初佛教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来的，而是通过月支的媒介。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就写成了这一篇论文《浮屠与佛》。文中也不是没有困难。对应汉文“佛”字的应该是以浊音b开头，而不是清音p。为此我还颇伤了一番脑筋，特别请周祖谟先生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眼界不宽，其实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到了几十年以后，这个问题才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见下面回忆。
文章虽写了，我却并没有自信。乘到清华园晋谒陈寅恪师之便，向他读了一遍我的论文，他当时眼睛已完全失明。蒙他首肯，并推荐给了当时学术地位最高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在第二十本上。
1950年至1956年
陷入会议的漩涡中
1949年迎来了解放。当时我同北大绝大多数的教授一样，眼前一下子充满了光明，心情振奋，无与伦比。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段或者两部分的话，现在是新的一段的开始。当时我只有38岁，还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鲜事物，并无困难。
我本来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面处理系里的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外交需要东方语言的人材，东语系成为全校最大的系。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由三四人扩涨到了八百人。我作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紧张，概可想见。另一方面，我又参加了教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并进一步参加了教职员联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看来党组织的意图是成立全校的工会。但是，到了筹建教职员联合会这个阶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哪里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样一来，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这哪里能行！在工人们眼中，这样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绝对不行的。幸而我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及时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我在这一段过程中是活跃分子。我担任过北大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出城以后又担任过工会主席。为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暂且不谈了。
当时北大常常请一些革命老前辈到沙滩民主广场来做报告，对我们进行教育。陈毅元帅就曾来过，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其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扬同志的报告，记得不是在民主广场，而是在一个礼堂中。他极有风趣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他这一句话，从许多人口中都听到过，它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一直到今天，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情况一点没有改变。有许多次领导上号召精简会议，然而收效极微。暂时收敛，立即膨胀，成为一个极难治疗的顽症。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定，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
大家都知道，运动一来，首先就是开会；大会、小会、大会套小会，总而言之是会、会、会，会开得你筋疲力尽，一塌糊涂。在北大，在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种自我检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必然是“大盆”。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做自我检查。检查得深刻才能过关。深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检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为一时的美谈。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还不够深重，地位也不够高，只能凑和着洗一个“中盆”。检查两次就通过了。我检查稿上没有注上“哭！”我也没有真哭，这样通过，算是顺利的了。
自己洗完了“澡”以后，真颇觉得神清气爽，心中极为振奋。我现在已经取得了资格，可以参加领导东语系的思想改造运动了；后来甚至于成了文、法两个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秘书或副组长是法学院院长秘书余叔通同志，他曾是地下党员，是掌握实权的人物。这样一来，我当然更加忙碌了，表现出来就是开会越来越多了。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天天开会。
我真正陷入了会议的漩涡里了。
开了三四十年的会以后，我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主讲教授。我对开会真正下了工夫，费了时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大到小，从长到短，从校内到校外，从国内到国外，形式不同，内容各异，我都能应付裕如，如鱼在水，提其纲而挈其领，钩其要而探其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开会学”博士点，我相信，我将是第一个合格的“博导”。
对1949年再做一点补充
在这一年，我写了两篇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子与佛典》，上面已经谈过。如果把1949年分为两半的话，还有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属于后一半，这篇文章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迷惑和欺骗人民大众，最高统治者皇帝——我看首先是他们那一批专会阿谀奉承的奴才们——想方设法，编造神话，增加自己的神秘性，以利于统治。他们往往首先从统治者的躯体上做文章，说他们生得怎样怎样与普通人不同，说他们是上天派下来专门做统治者的。这样的例子极多，特别是对创业开国之主，更是如此。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以概其余。《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一个地痞流氓出身的皇帝居然也有“异相”了。
这是佛教传入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土法”。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来了“洋法”，当时应该说是“胡法”或者“海法”。《三国演义》这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中说，刘备“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表明他与普通人不同的贵相，这是一个开国英主不能不具备的。我们平常人只知道，猪才能“两耳垂肩”，猿猴才能“双手过膝”，世界上哪能有这样的人呢？此即所谓“贵人福相”也。后来我又在许多正史里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三国志·蜀书·先主纪》、《晋书·武帝纪》、《陈书·高祖纪》、《陈书·宣帝纪》、《三国志·魏书·太祖纪》、《北齐书·神武纪》、《周书·文帝纪》等等中都能够找到。
这是什么原因呢？上面提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正是印度佛教汹涌澎湃地向中国传入时期，找影响来源，必然首先想到印度。当然，在中国古代类似的情况也是有的，但不这样集中。
印度别的宗教先不谈，只谈佛教一家。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不是常人，而是一个“大人物”（mahāpurusa），“大人物”当然与平常人不同，他身体上有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相”和“好”都指的是特异之处。“相”，在梵文中叫lakṣ aṇ a，“好”叫anuvyañjana。一一列举，过于烦琐。只举三十二相（Mahāpuruṣ alakṣ aṇ a）中的几相，给大家一点具体的印象。三十二相，各经排列顺序不尽相同。按照《翻译名义大集》的顺序，第一相为“首具肉髻相”，第十八相为“正立不屈手过去（膝）相”等等。再举一个“好”的例子。第六十八“好”为“耳厚修长”等等。由此可见，刘备身上那两个特异之处，原来都来自印度佛典。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正史上许多有为的帝王都具有异相，而异相又都与佛教有关，这一点用不着再论证了。我们常讲“文化交流”，这当然是“交流”——在这里表现为向一边流——但是是否是“文化”，颇有点难说。我们应当把“文化交流”的含义扩大开来看，没有必要在琐事上纠缠。
在这里，我想顺便讲一点想法。
关于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我最近几年在许多文章和发言中都曾强调过。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对于两国文化之促进作用，有目共睹。对于两国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两国学者都有各自的卓越贡献，著述累累，成果辉煌。可能有人认为，我们研究得已经差不多了。实际上却是远远不够，广度不够，深度也不够。我这一篇关于“大人相”的短文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来看，需要弥补之处还很多很多。特别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正大力传入这一段历史上，疏漏之处就更多。我们两国的有关学者千万不要满足于目前的成绩，我们的道正远，需要做的工作正多，我们要共同努力，庶不至于辜负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可观。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同意这种观点。我曾在一次报告会上亲耳听到陆定一，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说到当年江西苏区的一件事。一个人在街上小便，被人抓住说：在街上小便，危害公众卫生；危害公众卫生，就是危害人民的性命；危害人民的性命，就是危害革命；危害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陆定一是反对这样做的。可惜并不是每一个领导人都有这样的认识。于是斗争之声洋洋乎盈耳，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的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个电影当做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都射向这个靶子。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学术界都参加进来。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上钩。“修正主义”这个词，50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究竟什么叫真正的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
根据我的回忆——这种回忆我只能说大概是正确的，细节方面难免有点出 入——最初被选中当靶子的是两部影片：《武训传》和《早春二月》[2] 。批判的程序就是我上面讲的那样。
第一部被选中批判的电影是赵丹主演的《武训传》。这一部影片的罪名很大，很可怕。有人说，武训是封建帝王的忠实走狗，为帝王的统治当帮凶，他那一套行乞的做法，比如爬在地上让人骑在他背上，以求得几文钱来办学，等等，都是蒙蔽迷惑别人的。总之，武训的目的是想延续封建帝王的罪恶统治，罪大恶极。赵丹的演技越超绝，起的作用也就越恶劣。对于这些刀笔吏式的指摘和谴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到了后来，这种指摘和谴责竟加到了历代家喻户晓、万人争颂的清官头上，比如包拯、海瑞等等，他们都成了人民的罪人。因为他们的清廉缓和了人民与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也就延长了封建帝王的统治。讲“辩证法”讲到这种程度，岂不大可哀哉！
还有一件与《武训传》有联系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必须在这里讲一讲，这就是江青的“露峥嵘”。毛泽东对江青是非常了解的。据说他有意限制江青的活动，不让她抛头露面。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有好多年之久，一般老百姓还都不大知道江青。然而，有朝一日风雷动，江青乘批判《武训传》的机会，从多年的“韬光养晦”中脱颖而出，顿时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光芒四射，伏下了以后的祸机。原来毛泽东派江青赴山东武训的老家堂邑去调查武训的家世。个中详情，我们局外人是无法摸透的。也许因为江青原是电影演员，而《武训传》又是电影，所以就派她去调查了。所谓调查，其实是先有了结论的，只需使用演绎法，先有了公理，只需找到合乎这个公理的“事实”，加以罗织与歪曲，凡与此公理不合者一概在扬弃之列。这样的“调查”其实是非常容易的，然而江青一行却故作诡秘状，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大功告成。结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若干万字的“调查报告”，把武训打成了地主狗崽子、地痞流氓，民愤极大，罪大恶极。批判《武训传》，一万个正确。从此，江青便也誉满天下、名扬四海了。
总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闹剧，而且埋下了极其危险的祸根。十几年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与此不无关系。
批判《早春二月》是在西四西大街一所大院子里开始的。记得这是当时电影局（或另外别的名称）所在之地。把一批文化界的人士邀请了去，先让大家看电影，然后座谈，并没有什么人告诉你葫芦里卖的或者想卖什么药，只是让你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我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欣赏水平都奇低——也许并不低，因为过了若干年后，还是给《早春二月》平反了——我认为这部片子非常好，画面美丽，人情味极浓。如果我发言的话，我一定会大大地赞美一番的。可惜，或者幸而，我临时有事，提前离开会场，没有发言。过了不久，有人告诉我，在那一天发言赞美者都必须“主动”写文章，批判自己的发言，因为这一部电影被定为“坏片子”，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我这一次幸逃劫难，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
批判之风一起，便决不会仅仅限于《武训传》，跟着来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当其冲的竟是俞平伯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自己虽亲自参加了这一场声势也颇为浩大的批判。但是，我对幕后的活动并不清楚，估计也有安排，什么人发动，然后分派任务，各守一方，各司其职。最后达到了批倒批臭的目的，让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批判一经开始，便不会自动停下，它会像瓜蔓一样，四出蔓延。大概是因为胡适也研究过《红楼梦》，于是首先就蔓延到胡适身上。尽管他当时并不在大陆，而是在台湾或者美国。搞一个缺席批判，也无不可。许多学人一哄而起，对胡适的方方面面都批判到了。因为他本人不在现场，人们批判起来，更用不着有什么顾忌。用的方法同以前一样，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刀笔罗织，无限上纲。大家共同努力，演了一出杀鸡给猴看的闹剧。这场批判后来又扩散开来，牵涉到了许多有影响有造诣的著名学者，但并没有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达到被批判的水平并不容易，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者，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利剑。
我的学术研究
我在上面讲到了批判和开会，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联，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
我工作的单位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可哪里有时间来进行学术研究呢？我在下面把我的学术研究的“成绩”逐年写一下。
1950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一个零。
1951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新时代亚洲小丛书〉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1952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195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