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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此外，我还想通过对这方面的研究把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人们大都认为梵文的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新学问。拿近代的情况来看，这种看法确实是正确的。宋朝以后，我们同印度的来往逐渐减少。以前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佛教，从十一二世纪开始，在印度慢慢衰微，甚至消亡。西方殖民主义东来以后，两国的往还更是受到阻拦。往日如火如荼的文化交流早已烟消火灭。两国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中，什么梵文研究，当然是谈不上了。
但是，在宋代以前，特别是在唐代，情况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当时，我们研究梵文的人数是比较多、水平是比较高的。印度以外的国家能够同我们并驾齐驱的还不多。可惜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不但印度朋友对于这一点不清楚，连我们自己也不甚了了了。
解放以后，我曾多次访问印度。印度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很多印度学者也积极地探讨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从而从历史上来论证两国人民友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就连这一些学者也不了解中国过去对梵文研究有过光荣的传统。因此，我们还有说明解释的必要。前年春天，我又一次访问印度，德里大学开会欢迎我，我在致词中谈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要比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的要早得多。到了海德拉巴，奥思曼大学又开会欢迎我。看来这是一个全校规模的大会，副校长（实际上就是校长）主持并致欢迎词。他在致词中要我讲一讲中国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我乍听之下大吃一惊：这样一个大题目我没有准备怎么敢乱讲呢？我临时灵机一动，改换了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研究梵文的历史。我讲到，在古代，除了印度以外，研究梵文历史最长、成绩最大的是中国。这一点中外人士注意的不多。我举出了很多的例子。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一段讲梵文语法（声明）的记载。唐智广的《悉昙字记》是讲梵文字母的。唐义净的《梵语千字文》是很有趣的一部书，它用中国的老办法来讲梵文，它只列举了大约千把个单词：天、地、日、月、阴、阳、圆、距、昼、夜、明、暗、雷、电、风、雨等等，让学梵文的学生背诵。义净在序言中说：“不同旧《千字文》。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我们知道，梵文是同汉文完全不同的语言，语法变化异常复杂，只学习一些单词儿，就能胜任翻译吗？但是，义净那种乐观的精神，我是非常欣赏的。此外还有唐全真的《唐梵文字》和唐礼言集的《梵语杂名》，这是两部类似字典的书籍。《唐梵文字》同《梵语千字文》差不多。《梵语杂名》是按照分类先列汉文，后列梵文，不像现在的字典一样按照字母顺序这样查阅方便。但是，用外国文写成的梵文字典这部书恐怕要归入最早的之列了。
至于唐代学习梵文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多。《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玄奘）顿迹京辇，广就诸蕃，遍学书语，行坐寻授，数日便通。”可见玄奘是跟外国人学习印度语言的。大概到了玄奘逝世后几十年的义净时代，学习条件才好了起来。我们上面已经讲到，义净等人编了一些学习梵语的书籍，这对学习梵语的和尚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这些情况，义净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所叙述。《玄照传》说：“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师处，初学梵语。”《师鞭传》说：“善禁咒，闲梵语。”《大乘灯传》说：“颇闲梵语。”《道琳传》说：“到东印度耽摩立底国，住经三年，学梵语。”《灵运传》说：“极闲梵语。”《大津传》说：“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渐通”。义净讲到的这几个和尚，有的是在中国学习梵语，有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学习。总之，他们到印度之前，对梵语已经有所了解了。
上面简略地叙述了中国唐代研究梵文的情况，说明梵文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并不是什么新学问，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继承和发扬；其中当然也还包含着创新，这是不言自喻的。
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的，不仅仅在语言研究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都知道，翻译成中国各族语文的印度著作，主要是佛教经典，车载斗量，汗牛充栋。这里面包括汉文、藏文、蒙文、满文，以及古代的回鹘文、和阗文、焉耆文、龟兹文等等。即使是佛典，其中也不仅仅限于佛教教义，有不少的书是在佛典名义下的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学和医学等等。印度人民非常重视这些汉译的佛典，认为这都是自己的极可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惜在他们本国早已绝迹，只存在于中国的翻译中。他们在几十年以前就计划从中文再翻译回去，译成梵文。我在解放初访问印度的时候，曾看到过他们努力的成果。前年到印度，知道这工作还在进行。可见印度人民对待这一件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我们诚挚地希望他们会进一步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个文化宝库也应当作出相应的努力，认真进行探讨与研究。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比如欧美的学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和东方的日本，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上无不成绩斐然。相形之下，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显然有点落后了。如不急起直追，则差距将愈来愈大，到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时候，就将追悔莫及了。
此外，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大量的有关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各国贸易往还、文化交流的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是人类的瑰宝。其中关于印度的资料更是特别丰富、特别珍贵。这些资料也有待于我们的搜罗、整理、分析与研究。有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这就是，最近一些年以来，印度学者愈来愈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论文，翻译了不少中国的资料。有人提出来，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他们愿意同中国学者协作，为了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加强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而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也应当当仁不让，把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
至于怎样进行梵文和与梵文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我的体会和经验都是些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认识这种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不怕任何困难，终会有所成就。一部科学发展史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努力苦干、争分夺秒、不怕艰苦攀登的人，才能登上科学的高峰。努力胜于天才，刻苦超过灵感，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脑袋里总忘不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朝三暮四，松松垮垮，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谁要是不懂珍惜时间，那就等于慢性自杀。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会工作，还要会休息，处理好工作与休息的辩证关系，紧张而又有节奏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点个人的经历。我在国外研究的主要是印度古代的俗语和佛教混合梵文。最后几年也搞了点吐火罗文。应该说，我对这些学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回国以后，连最起码的书刊资料都没有。古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连一个“巧妇”也够不上！俗话说：“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我只有根据碗的大小来吃饭了。换句话说，我必须改行，至少是部分地改行。我于是就东抓西挠，看看有什么材料，就进行什么研究。几十年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有时候，也发点思旧之幽情，技痒难忍，搞一点从前搞过的东西。但是，一旦遇到资料问题，明知道国外出版了一些新书，却是可望而不可即。只好长叹一声，把手中的工作放下。其中酸甜苦辣的滋味，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样就可以回到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能倒转回去50年的话，我是否还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道路？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的问题，现在大概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一点惋惜、一点追悔、一点犹疑、一点动摇，还有一点牢骚。我之所以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一直又无法肯定地予以答复，就因为我执着于旧业，又无法满足愿望。明知望梅难以止渴，但有梅可望比无梅不是更好一些吗？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改变：祖国天空里的万里尘埃已经廓清，四化的金光大道已经辉煌灿烂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西北一带——新疆和甘肃等地区出土古代语文残卷的佳讯时有所闻。形势真有点逼人啊！这些古代语文或多或少都与梵文有点关系。不加强梵文的研究，我们就会像患了胃病的人，看到满桌佳肴，却无法下箸。加强梵文和西北古代语文的研究已刻不容缓。这正是我们努力加鞭的大好时光。困难当然还会有的，而且可能还很大。但是克服困难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倘若我现在再对自己提出上面说的那一个问题，那么我的答复是非常明确、决不含糊的：如果我现在能够倒转回去50年的话，我仍然要走这样一条道路。
1980年2月26日写毕
喜看新疆石窟壁画展览
去年夏天，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个夏天。我南走黄山，探宇宙之神奇；西至敦煌、新疆，穷艺苑之妙境。普天之下，竟有这样的好地方，深感生为一个中国人是很幸福的。现在，“新疆石窟壁画展览”又在北京展出了。我应邀赶去参观，重温了一番旧梦，幸福之感，与日弥增。
我常说，新疆和敦煌都是中国的宝地，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宝地。古代世界上的几大文明，都来这里汇合：中国的、印度的、伊朗的、希腊的，后来又来了阿拉伯的，汇在一起，开出了奇妙的花朵。世界上几个大宗教也都来这里汇合：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拜火教、基督教。世界上不同的文学艺术流派、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科学传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无不来这里汇合。这些都相当明晰地反映在各自文化的传统上，相互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这地方当然也是商业交通、外交往来的要道，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横贯这个地区。现在展出壁画的几个石窟寺，都处在“丝绸之路”的两边，可见古代宗教与商业关系之密切。这一条“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古代东方和西方的一条大动脉。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动脉，我们很难想象今天各国的发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我说“艺苑之妙境”，是简单的概括。实际上，在宗教和艺术的背后，有更深刻的意义在。首先，这些艺术妙品是我们新疆各兄弟民族共同的创造，它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些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其次，宗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随着宗教而来的是其他有价值的人间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壁画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既能无私地慷慨地赠予，我们也能有选择地巧妙地接受。我们中国人的丝绸、纸张、造纸术、印刷术等等不是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南亚、西亚、中亚和欧洲各国了吗？这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仅拿壁画一项来说，故事内容很多固然都是外来的，以画风而论，外来的痕迹不也昭然可见吗？我们把这些外来的东西融会贯通，创造出来了灿烂的文明。这一点也是举世公认的。
在我们当前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中，我相信，我们民族的这个特点一定会发扬光大。我们今天参观这个展览，就不仅仅是看一些临摹的壁画，而且还能看出更深更远更有意义的东西。
1980年4月5日
团结起来 共同前进
——祝贺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开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上，各个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努力，创造了今天这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今天这样灿烂的文明，也创造了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
我们民族多，语言文字也就多。专就文字而论，就很不相同。把我们各民族的文字摆在一起，形式迥异，各极其妙。在今天是这样，在过去历史上更是这样。有的民族有字母，有的只有文字而没有字母，有的在某一段时间连文字都没有。在我国境内发掘出不少的古代文字，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有的在名义上早已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的文字却保留了下来。从这些古老的甚至已经死亡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在这个地区曾出现过多么繁荣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虽然今天可能只是一片荒漠。无论发掘出来的是哲学宗教的文书，还是科学技术的文书，甚至还有政治经济的文书，都能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地区的真实情况和这个地方的历史，还能告诉我们各个不同民族互相学习的情况，以及这些民族同外国民族往来的情况。无论在科学技术方面，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在宗教哲学方面，我们各民族之间确实是交光互影，互相渗透。民族有大小，文化基础有厚薄，作出的贡献有多少，但是总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哪一个民族也不能自己吹嘘，只是给与而从不接受。像夜郎那样的国家（民族）毕竟只是极个别的，而且那种自大狂也可能只表现在个别人身上。
我们各民族互相学习的例子，专从语言文字方面来看也是不胜枚举的。比如，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借用了多少不等的汉字词汇，但是汉语也借用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词汇。至于字母，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西藏字母同古代和阗字母有关系。至于蒙文和满文的字母，以及新疆一些古代民族使用的字母，有渊源关系，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文字和语言的互相借用，说明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说明民族间在各方面的互相学习。这种互相学习、互相理解和互相帮助，就是我们今天立国的基础。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古代文字的花样繁多上，更深刻地理解到我们的文化确实博大精深。
今天，我们搞一个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决不是在玩弄古董，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着眼于现实。我们是想从文字这一个看似比较小的角度上，让大家了解各民族古代文字的形象，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了解它们所包含的内容，了解与它密切相连的文化，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各民族间关系之密切。
今天，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完成这样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决不是哪一个民族单枪匹马就可以胜任的，它要求我们各个民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协力，这既符合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是与各个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眼前的一些困难，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没有经验造成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决不会永远走平坦的道路。道路暂时曲折崎岖，也是合乎规律的。总之，我们要树立信心，认清前途，为实现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祖国的伟大愿望而共同努力。
1980年9月25日
祝贺与希望
——致《大学生丛刊》
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世界未来的希望也寄托在青年身上。但是，现在专为青年人办的刊物，却实在少得可怜。这对青年德育、智育的成长是很不利的。因此，我热诚地祝贺《大学生》丛刊的出版。
我祝愿青年同志们发扬你们年龄的特点和优点，发扬善于学习、最少保守思想的特点，努力学习，吸收新鲜事物，把眼光放远，不但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完成，而且看到完成以后，真正做到又红又专，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80年10月
祝《地平线》创刊三周年
承蒙陈国华、李裕森二兄隆情厚谊，赐寄《地平线》，使我有机会看到这个刊物的每一期。我对香港的刊物不熟悉，我没有看到过多少香港刊物，没有法子去比较，但仅就《地平线》而论，我觉得这确是一种图文并茂，清新俊逸，既能提供享受，又能获得知识的好刊物。它能沟通海外华侨的情感，增进彼此的了解。在它三岁生日的时候，哪一个读者不由衷地向它祝贺呢？
我不是华侨，但在欧洲住过11年。我对海外华人的状况，他们的思想感情，内心活动一些细微的地方，我自信是了解的。华侨的特点是爱国、团结、吃苦、耐劳。这是环境造成的，不这样在国外就很难活下去。过去是这样，今后还将是这样。而《地平线》所提倡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它受到海外广大华侨所热爱欢迎的原因。
三年是一段不长的时间。如果以30年为一代的话，它也只不过是一代的十分之一。但是在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地平线》已经表现出光彩动人，气象万千。它的前途正不可限量。我祝它日益繁荣昌盛，再过几个三年，十几个三年，几十个三年，为华侨造福祉，为世界谋大利，永远像一轮初升红日，闪烁于东方地平线上。
1981年8月30日于北京大学
热烈祝贺《中国俄语教学》创刊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要出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中国俄语教学》，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首先表示热烈的祝贺。
关于俄语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我们的认识经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俄语的重要性是否已经认识够了。
近几百年来，俄国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画家、音乐家、科学家、歌唱家、演员等等，灿如列星，同世界上任何国家比起来，都毫无逊色，对世界各国起了良好的影响。
我国对俄国学术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对这些伟大的人物以及俄国和苏联的历史以及学术文化都研究透彻了吗？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目前，我们有一支质量相当高、人数相当多的俄语教学研究队伍。教学工作不是太重，大有余力进行一些研究工作。除了上面讲到的以外，对俄语教学和教材编写都可以进行一些工作。我们国家的领导同志强调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除了本国的基础以外，还必须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想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必须有懂外文的人。在这方面，俄语也是重要外语之一。因此，我们教学研究工作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紧密相连的。我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能不黾勉从事，努力工作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祝贺《中国俄语教学》杂志的创办。希望与同志们共勉之！
1981年11月30日
新年述怀
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总嫌日子过得太慢，总盼着日头和月亮飞得快一点，好尽快地过新年，吃点好东西，热闹一番。一转瞬间，自己已届古稀之年。现在总嫌日子过得太快，总恨没有办法把日头和月亮拖住，不让它们向前再走，新年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了。
但是，对于今年的新年，我还是充满了热切的希望的，希望好好地过它一过。
难道说我返老还童了吗？可以说是的，也可以说不是。我年逾花甲，也已过了十年，但是从无老的感觉。可是从今年年初起，也许是“古稀”这两个字对我起了无形的作用，我觉得自己确实是渐渐地老起来了。
觉得自己老也不一定是坏事情。越觉得自己老，就越寄希望于青年；越寄希望于青年，就对青年越有感情。新陈代谢，自然规律。这一点我早已参透，对自己思想感情没有一点影响，可以说是无动于衷。对青年的感情却是真切实在的。
我自己一生几乎都在北京大学工作。但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对青年不能说一点感情都没有，但感情总不够深切。原因大概就是自己还没有老，就感觉不到青年之可贵与可爱。今天情况完全不同。我一看到青年，就会想到：世界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的，将来的一切伟大光荣的担子都会加到他们身上。他们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就像那东升的旭日、初绽的鲜花。想到这一些，连我自己仿佛也年轻了起来。
尽管人类有时候也做一些不聪明的事情，但是对于人类前途，我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将来会胜于现在，青年总会胜于老年。人类的前途无限光辉灿烂。
就为了这一个缘故，我对今年的新年也充满了殷切的期望。我在这里向全校的青年同学，中、老年教师职工祝贺新年。祝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内共同进步，自强不息，使我们对着人类最高理想大同之域更向前走上一步。
1981年12月18日
要反映社会中的新风气[1]
我今天来，一是想听听，听听大家的意见；一是想看看，看看老朋友，没有准备发什么言。我写东西的时间不算短了，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可我总感觉到自己是个外行，是个客串，我不敢讲自己是个作家。
听了几位同志的意见，对我启发很大。我想先讲个故事。以前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有个教授，名叫叶公超，后来当了台湾的“外交部长”。他当时教我们英文，说自己研究散文。他对我们灌输，说世界上只有英国有散文，别的国家都不行。法国蒙泰恩，勉强对付。我们当时的大学生脑子比较简单，所以就信了他的话。后来经过好多年，我觉得这说法不大对头，我发现，真正有悠久散文传统的还是中国。刚才冰心同志讲到的《古文观止》是散文，我看还可以扩大一些。在经史子集中，我看这各集都是散文，至少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散文。我们中国才真正是一个散文的国家。因此，我们现在的散文的成就应当大一些。可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刚才有同志讲，成绩没有小说大，我因为读得少一些，不敢乱说。我们应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把散文这个题材搞得比现在更好一些。但怎么搞好呢？刚才夏衍同志说，报告文学要真实，散文要清新，我觉得这个意见很精辟。不过，我还想补充一下，我有个偏见，我认为小说可以虚构，不虚构不行；可散文不能虚构，报告文学也不能虚构。有的同志会问，《桃花源记》算不算散文？它是不是虚构的？我说它是虚构的，因此不能算是散文，而是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这种文体。鲁迅的《一件小事》，你说它是小说也行，但我看是很好的散文，它里面没有什么故事性，抒情的成分比较大一些。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标准。写散文，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的真实。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一个是感情的真实。看见了一个人，看见一件事，看见一片风景，如果没有使你感动，那你就不要写，勉强写一定写不好，自己都不感动，怎么会感人呢？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家只要注意，确有很多感人的东西，周总理不必说了，像彭德怀同志，过去我们不大理解，后来他身边工作人员写了回忆，很感人。我们许多老同志有不少感人的事迹，可是，前一段我们的宣传有偏差，使人产生了一点误解。这几天，不是有几个青年人，一个是不远千里去为人作女儿，一个是为人作儿子，你说这不是新东西吗？新风气吗？我们社会中的新风气多极了，就看你看不看。你如果真正看，一定会得到鼓舞，有了创作的欲望，你就写，才能达到好的社会效果。艺术性也很重要，叶老、健吾都讲了风格等，这都是值得研究的。我觉得艺术上应继承我们的传统，一个人一个风格。刚才，健吾同志举了好多英国人的名字，英国确实是出了不少散文作品的。法国有蒙泰恩，但像这样的作家不太多，德国好像就没听说谁是散文家，这些国家是不一样，但我们也应借鉴。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基础，就很有可能把我们的散文搞上去。我这个人有点儿眼高手低，看别人的东西，很少有看得上的，但自己又不行。要求很高，好像很空洞，可我看也不那么空洞，它很具体。我觉得散文跟诗很相近，有类似之处。我在一个地方曾讲过，写散文应当用写诗的办法来写。我又说写散文应该用写交响乐那样的方法来写。我做不到这一步，别人恐怕也要努力。我这种想法不知对不对。我写不好，但对散文劲头很大，很喜欢，现在中国的、外国的散文我还都看。我虽然写了五十多年，但至今仍然是一个学徒。我一定要努力不息，坚持不懈，学习古今中外的好散文。只要我受到感动，受到启发，还是要动笔写一点的。
1981年12月
[1] 本篇为作者1981年11月13日在《文艺报》召开的“散文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印友谊谱新章
有如“天上来”的黄河，有如自天堂下降流过大神湿婆的头顶而一泻千里的恒河，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从远古起就源远流长，曲曲折折，有时候细流潺湲，有时候又奔腾澎湃，一直流到现在。而且还将“不舍昼夜”地流下去，一直流到渺茫的未来。
在这友谊的长河中，当然会出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类的事件和人物，中印两国17亿人民都能举出一些来，真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这些人物光芒四射，灿如列星，照亮了两国人民的心，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在这些灿烂的群星中，柯棣华是最光亮的星星之一。
但他又同过去所有的群星，不管这些星星有多么明亮，都完全不同。他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怀抱着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不辞万难，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在八路军中救死扶伤，鞠躬尽瘁，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以身殉职，长眠在他的第二故乡中国的土地上，由此而谱写了一曲空前的中印友谊的乐章。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到中国来的印度人，已经多得没法计算。有的人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宣传宗教。他们想把自己心目中的天堂乐园带给中国人民。天堂乐园当然是根本没有的东西，中国人民不会因此而得到幸福。但是这些印度朋友也带来了印度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对中国人民是非常有用的，它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从而丰富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国人民是感激的。
有的印度人是政府派来的使节。他们在完成本国君王交给他们的使命之余，也带来了印度人民创造的一些珍贵的东西。他们既圆满地完成了政治使命，又加强了两国官员和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中国人民对他们也是感激的。
还有一些印度人是商人。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贸迁有无，获取利益。他们跋山涉水，步行万里，运来了印度人民制造的珍贵商品和印度出产的天然珍品。这些物品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见闻。中国人民对此也是感激的。
但是柯棣华却同以上这些人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一不是宗教家，二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商人，而是革命者。他带给中国人民的不是宗教，不是随宗教而来的文化，不是官府的使命，也不是商品。他带给中国人民的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是国际主义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崭新的东西，这东西是以前决不会有的。中国人民对他当然更是非常感激的。
但是中国人民对柯棣华的心情决不仅仅只限于感激，而是远远超出感激之上的一种心情。
用什么词儿来形容这种心情呢？我们只能用“同志之情”这个词儿。
“同志之情”，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印友好的历史上，是崭新的词儿，这种感情也是崭新的感情。所以我说，柯棣华同志为中印两国人民古老的友谊谱了一曲空前的乐章。我相信，这一曲乐章将是万古长存的。
1982年2月8日
喜看《沙恭达罗》重新公演
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继1957年和1959年两度上演之后，又在我们舞台上演出了。这对于活跃文学艺术空气，开阔中国观众的眼界，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都是非常有利的。
印度戏剧已经有了二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出了不少杰出的剧作家和剧本。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
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并无新奇之处。它主要歌颂了净修林内仙人的义女沙恭达罗与国王的爱情。至于这一个剧本产生的时代，在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多争论，而且对时代的估计差别极大，一直没有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但是一般都承认，迦梨陀娑生于公元后四五世纪。从印度历史的发展来看，此时正处于封建时期。因此，剧本所歌颂的爱情就是一个封建君王同一个山林（农村）少女的爱情。
沙恭达罗和国王的爱情都是坚定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没有戏剧。印度剧本中的矛盾，往往蒙上一层神话的色彩。《沙恭达罗》也不例外。迦梨陀娑使用了印度剧作家有时候使用的手法，也就是仙人诅咒的手法，来制造矛盾，解决矛盾，终于皆大欢喜，来了一个大团圆。
读者也许要问：正如中国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那样，一个“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封建君王能有纯真的爱情吗？但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却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描绘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虽然近似一出悲剧，但他们的爱情是真挚动人的。迦梨陀娑也以同样严肃的态度歌颂了国王与沙恭达罗的爱情。这应该怎样解释呢？
我想引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说法来解释这个问题。歌德在描写对象身上区分出现实性与真实性。现实性就是客观存在的情况。真实性就是应该有的情况，也可以叫做理想性。诗人的职责就是通过现实性的外表，描绘真实性，换句话说就是，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在他的笔下，理想的爱情应该是纯正的、坚定的。在《沙恭达罗》这个剧本里，沙恭达罗与国王的爱情就表现为真实性或理想性。
这一点我觉得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不是讲心灵美吗？心灵美的涵义很广，但是纯真的爱情也是心灵美的表现之一，这恐怕是大家都承认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沙恭达罗》中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值得我们借鉴。
在心灵美方面，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向《沙恭达罗》学习的。在印度人民心目中，《沙恭达罗》的精华是第四幕，而第四幕的精华又是沙恭达罗与义父甘瓦别离时的那几首诗。父（虽然是义父）女之间那真挚的感情，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也确实是非常感人的。在中国舞台上，这种感动人的场面，中国观众也一定能够体验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在表演这一幕时，演技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谓予不信，请观众看完演出后再作评论。无论如何，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从《沙恭达罗》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也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尽管《沙恭达罗》是一出古典戏剧，而且还是外国的，今天我们上演它，除了艺术美的享受以外，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学习到不少东西的。所以我就写了这一篇简短的介绍，谈了谈我自己一些肤浅的看法，供爱好戏剧的同志们参考。
1982年3月26日
芳林新叶催陈叶
每年一到秋天，我们就看到落叶辞树；一到春天，又看到新叶生枝。自从地球上有了树木以来，多少万年就是这样变化着，而且还会继续变化下去。我们古人把这情况总结成了一句话，叫做：芳林新叶催陈叶。
我们看到河流或者大海，就会看到一浪跟着一浪，永不间断。自从地球上有了海河以来，多少万年就是这样变化着，还会变化下来。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古人也把这情况总结成一句话，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的学校工作也是这样。我们每年欢送毕业生，又每年欢迎新学生。自从地球上有学校以来，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也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我们对这送旧迎新的工作，往往不去深思——“司空见惯浑闲事”——我们见惯了。年轻的要考大学的同学们大概也见惯了，我们都变成了“司空”。
如果我们从我上面讲到的新叶与陈叶的关系、后浪与前浪的关系来看，联系到我们今天的建设工作，那么我们会感到送旧迎新，意义深远。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永恒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又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在这里，我们既有陈叶，又有新叶；既有前浪，又有后浪。新陈相继，前后相推，才能保证我们事业的发展和胜利。
今天我们大学招生的对象是想入大学的青年，你们现在都属于新叶，都属于后浪。既然是新叶，就必须有朝气蓬勃的精神；既然是后浪，就必须有催赶前浪的劲头。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而艰巨的工作，陈叶和前浪当然都要积极努力；但从长远来看，重担将要落到你们肩上，落到你们这些新叶和后浪的肩上。
我们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样，热烈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学习的行列，燕园的大门正向你们敞开着。有志于承担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又艰巨的工作的青年们，来吧！——来呀！
1982年3月29日
龟兹壁画展前言
看到把龟兹壁画应用到工艺美术品上，好像把古代的石窟搬到了眼前的世界中来，我的耳目陡然为之一新。
龟兹，就是今天的库车，是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唐代高僧玄奘在7世纪20年代末赴印度求法时经过这里。《大唐西域记》里的屈支就是龟兹。玄奘描绘这个地方：
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
在这一段简明的叙述里，此地的粮食、果品、矿产、气候、风俗、文字、音乐、服饰、货币都讲到了。可见此地在唐代已经非常繁荣兴盛。实际上，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光辉灿烂的文明体系就在新疆，其中也包括龟兹，汇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奇迹，丰富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也丰富了其他国家的文化。
今天的库车，仍然是南疆的一个重镇。人民生活，绚丽多彩；古代文物，瑰琦动人。我自己曾在这里住过几天，看了克孜尔、库木图拉等等石窟，那些神奇的壁画真是惊心动魄，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今天中国工艺美术家们又把这些壁画搬到工艺美术品上来，我相信，不但会使中国同胞赞叹钦慕，连外国朋友也会击节称赏的。
过去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形成了具有特点的龟兹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壁画。今天我们又通过龟兹壁画达到国际交流的目的。这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我们同声赞美。
1982年7月22日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评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第一卷出版了，第二卷也将在今年9月出版。称之为皇皇巨著，它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这是一部连插图在内共达360万字的大著作，印刷装帧都是国内第一流的。参加编辑和写作的人来自全国很多地方：大学与科研机构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这真是空前的壮举，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同时又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了这一些原因，我们要为这部巨著的出版欢呼。
现在要我来对这部书做点评介工作，开始时我真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的水平有限，怕工作做不好，玷污了这部书。同时又因为我既参加了编辑工作，又参加了词条的编写工作。“文章是自己的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我不应该避开一点吗？但是，在本书形成过程中，自1979年倡议，至1981年基本完成，每一个工作步骤我都参加了，我同大百科出版社的同志们，以及编辑与写作的同志们一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尝到顺利的快乐，也尝过挫折的痛苦；这部书的优点与缺点，我知之悉而感之切。我的认识，即使不能全部正确，作为一次个人的总结经验，不管多么浅薄，不也可以供同道者参考吗？
我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才敢于冒昧承担这个评介工作的。
要想做好评介工作，讲一点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翻译工作虽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除了印度一些古典文学披着佛教的外衣传入中国以外，我们认真研究外国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只不过八九十年的时间。鲁迅于1907年写成的《摩罗诗力说》，第一次比较广泛地讲到外国文学。他可能利用了日文资料，但那水平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著名的翻译家林纾，根本不懂外文；然而他翻译的书却最多，影响也最大。
从20年代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单枪匹马者居多。也组成了一些研究文学的组织，比如文学研究会、未名社、创造社、沉钟社、新月社等等，都是民间组织。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其中有一些是间接介绍的，主要是通过英文和日文。
真正比较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介绍研究外国文学，是解放后才开始的。我们第一次有了国家的组织，这就是中国科学院（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这里集中了一批研究力量。许多省市和许多大学也相继建立研究机构。前几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总之，研究机构增多了，研究人员加强了，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语种增加了，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的新局面。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编写成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部《外国文学》的编写与出版，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使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扬眉吐气，当然也促使我们考虑许多问题。现在我们评介这一部书，不能脱离这个历史背景，也不能脱离我们的现实环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一部《外国文学》确实具备着许多优点，择其荦荦大者，可以有以下几点：
一、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编写词条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比如，对很多的国家的文学都有一个概述条。在这里，编写者尽量避免像某些外国的百科全书那样，罗列事实，再加以烦琐的考据，看起来细致得很，实则没有搔着痒处。我们的编写者大都讲到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阶段，民族和语言的形成，各个时代的特点，总是用发展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来探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的发展，对文学的演变、文艺思潮的起伏盛衰，以及某一国文学所给予和所接受的影响，只要有迹可求，无不加以叙述。对影响比较大的作家和作品，也这样处理。目的是给读者以全面而真实的知识。例子随处可见，不必一一列举。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受了外国某个国家的影响，同时也有国内极“左”的因素，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有时候有点教条主义的偏差，对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掌握的分寸不妥。对历史上和当前的某一个文学家，往往以“政治态度”定优劣，论终身，好像把整风的做法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了。这就说明，我们掌握“政治标准”是不准确的。对他在艺术性方面的成就，往往注意不够，对他在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也往往忽视。现在，在《外国文学》卷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影响下，编写者纠正了这种教条主义和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力求全面地、客观地评介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我们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由于我们比较正确地运用了马列主义，又掌握了比较充分的资料，对某些国家的文学和某些作家的研究，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二、对第三世界的文学，其中大部分是我们所谓的东方文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在当今的世界上，西方国家的学者，出于政治偏见，歧视东方国家的文学。他们言必称希腊，总认为自己的文学最好，“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种偏见过去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是有影响的。解放后，我们开始纠正和抵制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评介东方文学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在《外国文学》卷里，编写者继续发扬这个传统。他们认为，评论文学不能只有一个尺度，坚决否认欧洲中心论，过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恶劣作风必须铲除。东方文学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光辉灿烂，就因为它同欧洲文学不完全相同。人类文学的发展，不能只有一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为了贯彻我们的想法，编委会曾通过多次讨论，制定了一些做法，国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一律按其贡献，确定了词条的字数。对作家，一律不加桂冠：什么“伟大的”、“优秀的”。对于国别文学和作家，编写者的责任就是客观地加以介绍；东西方学者的意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都介绍，让读者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知识。这样一来，东西各国的文学，还有各国的文学家，一律平等对待。本卷中的词条基本上贯彻了这个精神。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也都知道，西方对东方文学的看法，并不是一向如此。比如说，《风月好逑传》这一本书，在中国最多能同《今古奇观》中的一些故事争一日之长，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然而德国大诗人歌德读了一个法文译本以后，大加赞赏。他对爱克曼说：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
一片赞美声，毫无歧视鄙视之意。歌德对《沙恭达罗》的赞美，也是众所周知的。可惜他的子孙们早已忘记了这种情况，成了真正的“不肖子孙”了。
三、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重视东方文学，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但并不轻视西方文学。
现在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什么东西它都是世界第一，美其名曰：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在那里宣扬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个别报纸上也是每天一个“中国世界第一”。但很多同志立刻就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虚假性和危害性，坚决要求制止。我们认为，中国和东方民族，确实有些东西是世界第一，但并不是事事都是世界第一。中国和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近代文学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我们坦率承认，并且感谢。对于西方文化好的方面，我们决不能抹煞。因此，在《外国文学》卷中，所有关于西方文学的词条，都反映了我们对西方文学的重视。对那些文学大国，比如英、德、法、西、意、俄等等，对这些大国的有影响的作家，尽管根据我上面谈到的规定，不戴桂冠，不加任何形容词；但是他们的巨大成绩和影响，他们的重要性，词条本身已能够充分反映。书中精美的插图也能表现同样的情况。
四、着重指出了某一国文学、某一个作家、某一部作品同中国的关系
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的先民创造的文化光辉灿烂，影响了四邻的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但是也接受了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文学当然属于这一个范围。这些事实都是我国人民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应该知道的。可是在过去要知道这些却非常困难。过去在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时，间或也讲到一点；总起来看，是很不够的，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对待。
今天，在《外国文学》卷中，我们力图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在几次编委会上，都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得到了全体写作者的响应，列为编写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全书的词条来看，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只要同中国有一些联系，比如说译成了中文，对中国有过影响，编写者都一一具体指明。在有关但丁、迦梨陀娑、歌德等等伟大作家的词条中，都讲到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情况。连一些次要作家，只要他们的作品有中文译本，也都予以指出。这样一来，读者只要一翻阅有关词条，立刻就能了解这一个作家或这一部作品同中国的关系，能开扩中外人民的眼界，增进他们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因此，这一个优点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
五、力求全面，力求反映最新的情况
从我们当前的研究能力来看，我们还没有力量把全世界大小国家的值得上百科全书的大小文学家都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叙述。但是，一部百科全书不允许遗漏不该遗漏的东西。我们有能力的，我们当然都收进来。对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研究的，编写者也努力通过种种渠道，搜集资料，加以叙述，有时不能不用一些外国现成的资料。这些词条当然显得有点单薄，但毕竟是应有尽有了。对读者来说，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一点，也必须在这里指出来，这就是如何对待目前还活着的作家的问题。过去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受了所谓“政治第一”这口号的影响，对活着的作家，连选他们的作品给学生阅读都有戒心。原因呢，据说是怕他们“变”。今天是“好”人，明天可能变成“坏”人，而“好”、“坏”又多半是主观的，完全以我划线。一旦“坏”了，他就变成了塔布，谁也不敢碰一碰。这种现象显然是不正常的。只要活着的东西，时时刻刻都在变。作家也一样。但这有什么可怕呢？我们只要掌握实事求是这个原则，一切都迎刃而解。变就说他变；什么时候变，就说他什么时候变；变到什么样子，就说他是什么样子。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本卷中收了大量有关活人的词条。因此，当前外国作家的情况，读者也能了解。这个优点，也应该在这里着重指出。
六、对译名做了统一的工作，对文体规定了统一的原则
译名和文体好像不是重要的问题。实则不然。我国译名混乱，由来久矣。鲁迅曾举出一个例子：陶斯道，这名字实在高雅，但它指的是托尔斯泰呢？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目前我国译名仍然混乱，人名和地名都一样。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决非一个人或一个单位所能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只是想在本书范围以内把译名统一，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称赞的。
对本书的文体，也努力使之比较统一。写百科全书词条，不是写个人的论文，更不是写抒情散文。我们并不否定文采，但文字必须朴素、简练、生动、准确，还要合乎逻辑，不必要的虚词，尽量减少。本卷绝大多数的词条做到了这一步。
以上六条就是我认为是《外国文学》卷的优点的。可能还可以列举出一些来，但主要的恐怕就是这些了。
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外国文学》卷也是要一分为二的：它既有优点，也有不足之处。我也只能举其荦荦大者：
一、词条水平不平衡，还有薄弱环节和空白点
这是我们研究工作不平衡的反映。在本书中，有的词条写得很好，资料丰富，观点正确，文笔简练，逻辑性强。这表示编写者对所写的对象研究有素，基础雄厚。也有少数词条，写得比较单薄，这反映了编写者对所写的对象不甚熟悉，甚至有点陌生。事实上，在外国文学这个领域内，我们确实还有薄弱环节，甚至空白点。比如古代希伯来文，国内专家就绝无仅有。对亚洲一些语言，例如柬埔寨、菲律宾、老挝等等，对印度国内的某些语言，我们都缺少专家。只有个别人懂得，但又不研究文学。对非洲文学的研究，也还没有真正开始。这些薄弱环节和空白点都有待于我们去弥补。连一些人所共知的大作家，比如古代伊朗的菲尔多西和西班牙的一些多产作家，我们也所知甚少。菲尔多西的巨著《王书》只有片段的介绍，还是通过俄文。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憾事。挪威伟大作家易卜生影响了中国近代戏剧的创作，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读的还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作品。这也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憾事。还有不少世界知名的作家，我们只是久仰大名，却无从认识庐山真面目。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去改变。
二、掌握资料还有待于增多
对一些小国不必说了；对某一些文学大国，对某一些大作家，对一些有世界影响的作品，虽然我们掌握的资料已经比较多，研究的基础已经比较好，历史已经比较长；但最新的研究情况，最新的资料，掌握了解有时还不及时，还不够充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外国新出版的大作家的作品，我们有时也不能及时得到。世界最新的研究方向、最新的学说，我们不一定都赞成；但是了解与介绍总是应该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时跟不上。所有这一些情况不能不影响词条的质量。在一些大中词条里面，介绍得不够全面者有，没有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过来者有。这都是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还必须提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点编写者都一致承认。但运用起来，却很不一致。有一些词条，运用马列主义，得心应手，比较深刻；个别词条在这方面，就显得一般。如果想进一步提高《外国文学》卷的质量，关键问题还在于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
四、国家与国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词条长短的平衡还有问题
我在上面已经讲到，编委会曾经反复讨论，概述条的字数，大中小作家词条的字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古人还是今人，只要他们的地位与影响相等或差不多，字数也就应该相等或差不多，字数的多少就标志着他的重要性，或者我们对他的重要性的评价。一般说来，这个原则是贯彻了。但可惜没有完全贯彻。个别编写组和个别编写的同志，没有认真执行共同商定的原则：他们这一组的总字数膨胀了，他编写的某一个作家词条的字数膨胀了。结果就破坏了全书的平衡。现在词条是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读者一时看不出平衡破坏的情况。如果有细心的读者把每一个文学大国的概述条的字数计算一下，说不定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两个地位差不多相同的国家概述条的字数却相差这样多呢？这难道代表着编写者或编委会对这两个国家文学的评价吗？以忠实介绍客观情况为主要职责的大百科全书本来是不应该给读者制造这样的疑问的。
以上四条是我认为《外国文学》卷的不足之处。
我在上面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评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根据我对本书的理解，指出了它的优点与不足之处。限于自己的水平，肯定有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仅供读者参考。
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时已经说过的，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检阅的结果是，摸清了力量，肯定了成绩，找出了差距，增强了信心。解放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这一支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大大地增强了。现在，在很多国别文学的研究中，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已经形成，为今后的更大的增强奠定了基础。我们完全有信心把研究工作更推向前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薄弱环节和空白点仍然不少，对国外当前的研究情况也还有不能及时掌握的地方。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妄自尊大，当然为我们所不取；妄自菲薄，也同样为我们所排拒。希望全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志同道合者，以《外国文学》卷为新的出发点和基础，继续前进吧！
1982年8月3日
团结起来，努力做好民族语文的研究工作
——祝贺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拨乱反正，路线正确，全国各条战线上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崭新的形势。特别是在农村，粮食年年增产，人人意气风发，这是人所共见的。现在十二大的召开，继往开来，更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更高了，建设四化的决心更大了，真是一片大好形势。
各条战线如此，我们民族语文工作者怎样呢？我相信，我们也决不会例外。民族语文的研究工作，表面上看起来，与四化，与我们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只要稍稍深入思索一下，就会发现，没有民族语文的研究，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四化无法建设，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更难实现。道理很清楚，民族语文的研究，不管是本民族学者在研究，还是其他民族的学者在研究，都能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的水平，能促进民族间的了解，而没有精神文明的提高，没有民族间的了解与合作，四化当然是无法建设的。
除了国内兄弟民族的团结以外，国际上也有一个团结问题。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汉藏语系学术讨论会，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亲自出席讲话，受到了外国学者的欢迎。这一次盛会一定能加强中外中国民族语文工作者的了解与团结，而没有国际间的协作与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会有困难的。我们的了解与团结虽然表面上只限于民族语文工作者之间，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通过民族语文工作，中外学者可以互相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国际上可以争取更多实事求是的了解我们的朋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总之，我相信，我们民族语文工作者，同其他战线上的同志们一样，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团结的基础上，乘十二大的东风之便，将会更加努力，更加意气风发，为实现祖国的伟大目标而奋勇前进。
1982年8月27日
伟大呀，我们的党！
我们党的十二大正在进行中。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心里非常激动。眼前看到的是希望与光明。但是同时也是思绪万端。既然是万端，就无法一一加以叙述。我只能选一件同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关的小事来谈一谈。
四十多年以前，我在国外求学的时候，曾从蜚声国际的吐火罗文大师德国的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我是非常喜欢这种古代语言的。又因为所有的吐火罗文残卷都出在中国新疆，国外治这种语言的学者都眼巴巴地望着我们中国，而我们自己则无力解读。有的外国学者竟扬言：敦煌吐鲁番是在中国，而敦煌吐鲁番学则在国外。我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很想努力学好，改一改这样的局面。
但是，在解放前那样风雨如磐的日子里，报国有心，回天无术。我一回到国内，一无新出的资料，二无最必要的工具书。我在伤心之余，下定了决心，从此洗手不干。受到当时国内研究条件的限制，“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我就违反本愿，东抓一点，西抓一点，逐渐变成了一个“杂家”。每当有人“赞美”我方面广、读书多的时候，我深知自己的浅陋，也明白自己的苦衷，只是惨然一笑，“莲子心中苦”，只让眼泪往自己肚子里流。就这样过去了三十多年。
今年春天，文物局的王东明同志和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同志拿着新疆前几年新发现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残卷的放大的照片来找我，让我考定经名，进行解读。我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同时又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来到了，我直截了当地答应了下来。于是就在猬集的杂事和频繁的会议的夹缝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找出了经名，初步确定了内容。写成了两篇论文。不管我的论文多么拙劣肤浅，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也说明了，敦煌吐鲁番学不见得都在国外，因此也就有了一点意义。
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呢？
我首先想到，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时候，即使发现了什么新材料，也决不会有人敢来找我解读。即使有人斗胆找上门来，我也决不敢接受。像吐火罗文这样一千多年前的死文字，货真价实的古董，按“左”的观点看，是地地道道的“四旧”。我已被某些人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等等，头上帽子一大摞，我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像吐火罗文这种玩意儿，我哪里敢去碰呢？
其次我又想到，在那“十年内乱”的风风雨雨中，我除了写检查、当靶子以外，简直是虚度年华。每天吃着人民的粮食，心里像火烧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我回答不出。有时候我甚至考虑，那样活下去是否还有什么意义。
然而今天怎样了呢？
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深入人心。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信心空前，干劲倍增。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虽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这个“黄昏”却是一个漫天红霞、满目青山的黄昏。我虽然只是平凡的个人，上面谈到的那一件事也是一件平凡的小事；但是小中可以见大，把一个个的个人加在一起就不再是一个个人，把许多小事加在一起也就成了大事。饮水思源，全国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不感谢我们的党又感谢谁呢？！
现在具有伟大意义的十二大又开幕了。这是一次继往开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盛会。它是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入亿万人民心中，让亿万颗心都开出了希望的花朵，绚丽夺目，光彩焕发。全国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奋勇争先，向着我们党既定的伟大目标大跨步前进。
伟大呀，我们的党！
1982年9月3日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闭幕词
同志们：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就要结束了，现在我代表会议领导小组讲几句话。
几天来，我们学习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以及贺敬之、马洪等同志的有关讲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们听了冯至会长的开幕词和叶水夫副会长的《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感到，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从三中全会以来，外国文学战线的这个时期，同党领导下的其他战线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几年来，外国文学工作的队伍发展壮大了，外国文学工作者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教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尽管我们的工作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成绩毕竟是第一位的。
会议开始时提出的修改学会章程和调整增补理事、讨论1983—1990年外国文学工作规划（征求意见稿）、为准备明年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工作座谈会交换意见这四项议题，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已经基本完成。修改后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章程》已经原则通过；理事会的调整增补已经完成，第二届理事会正式产生了。新增补的三十四名理事中绝大多数是中年人，这对于充实理事会的领导机构是有重大意义的，也是符合中央提出的新老交替这一战略思想的。我们希望下一届理事会，不仅有较多的中年同志，而且有青年同志参加到理事会中来。
会议对《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征求意见稿）作了广泛讨论。大家认为，中央决定把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说明中央对社会科学的作用的高度重视。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讨论中，大家对规划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如应该重视外国文学的普及工作，应该加强对东方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国别文学史多而专题研究少，等等。
对于明年将要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座谈会，大家交换了意见，认为座谈会应该进一步解决外国文学工作中的一些方向性、政策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并且希望中宣部加强对外国文学工作的领导，把外国文学工作大大往前推进一步。
姜椿芳、吴富恒、陈嘉、孙绳武和陈冰夷等五位同志在大会上先后发了言。
同志们，这次理事扩大会议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描绘了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这就很自然地使我们大家在会上思考一个问题，在外国文学工作中，怎样才能迈出新的步伐，打开新的局面，以便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经过几天的讨论，同志们认为要做的事情很多，千头万绪，然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概括地说，这就是：
第一，我们在回顾过去几年的外国文学工作、总结外国文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原因时，一致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冲破了外国文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实践告诉我们，过去外国文学领域中的拨乱反正，靠的是解放思想，今后要迈出新的步伐，打开新的局面，仍然要靠解放思想。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回顾以往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深切感到，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近几年来，在肃清外国文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自由化的倾向。这种现象的产生又一次表明，外国文学工作如果稍一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就会滑向错误的道路。因此，我们希望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要坚持学习，在当前，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的文件，用十二大的精神指导我们的工作。
第二，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力争在本世纪末使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伟大目标，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外国文学工作怎么办？当然，谁也不会把经济上的目标机械地搬用到外国文学领域。然而在外国文学领域中毕竟存在着一个树雄心、立壮志、攀高峰的问题，这同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是没有区别的。到本世纪末，在外国文学领域里，在翻译、编辑、教学、研究等方面，理所当然地应该力争拿出一批符合我国国际地位和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具有高质量和中国特色的成果。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因此，制定一个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规划，在当前是一件十分紧迫和重要的工作。
第三，党中央已经明确指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互相关联又互为目的。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军——外国文学工作者，其任务同样是十分艰巨而又十分光荣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能离开全人类的文化发展的。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是全人类文化的合乎规律的继承者。毫无疑义，这种继承不是全部照搬，统统“引进”，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批判地加以吸收和继承，做到“洋为中用”。外国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我们既要反对闭关自守，也要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特别注意外国资产阶级文化的挑战与侵蚀。
几年来，已经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方面的成绩，在前面已经谈到。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看到，西方的一些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和流派也随之涌进我国，并且在某些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中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然，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决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简单。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我们外国文学工作中的缺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介绍的同时，评论工作没有跟上去。特别是，有的评论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所介绍的作品、思潮进行分析、评价，而是过多的吹捧，甚至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从而造成了某些混乱。当然，这是个别的现象。我们很多外国文学工作者对此早有所察觉，也进行过一些批评。总的看来，怎样才能既排除其消极作用，又吸收其有益成分，避免简单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这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都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总的目标出发，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探讨，积极开展外国文学的评论工作。这里要强调一下，乔木同志在最近一次讲话中特别说明：宪法草案和十二大报告中没有提到双百方针，丝毫不意味着这一方针有什么改变。
加强外国文学评论工作的关键在于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理论。应该承认，外国文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一般还都不高，基础也不厚，许多与外国文学思潮密切相联的理论问题，如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等，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说明。加强外国文学评论，还必须注意研究外国文学理论中的新探索与新问题，对其中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加以回击与批判，这方面的工作，长期以来是个薄弱环节，现在是迎头赶上的时候了。
第四，随着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联系的日益加强，随着世界科技和通讯联络的日新月异，我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也将越来越多。作为外国文学工作者，对自己祖国文学的进程应多加关心，多加了解。一般地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关心不够、了解不够的。这些年来，我国文艺界讨论的许多问题与外国的文艺思潮是分不开的。探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那些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研究那些过去和现在、国内和国外交织在一起的、有着重大争论的理论性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外国文学工作者应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怎样培养和发展外国文学队伍、加强和改进外国文学学会的工作，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等等，对于我们迈出新步伐、打开新局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的开幕词和工作报告已经涉及，这里就不谈了。
现在，我宣布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胜利闭幕！祝同志们一路平安，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982年10月30日
别丈八沟
在西安丈八沟宾馆住了八九天，今天就要离开了。
到西安以后，一直阴天，昨天还下了一场大雨。今天忽然晴了天，阳光灿烂，照亮了全园。我怀着满腔离情别绪，在全园漫步，意思是同这里的花、木、竹、石和联绵的湖泊告别。时届深秋，但是月季花、鸡冠花、菊花等等正在迎着寒风怒放，同红叶争奇斗艳。蜜蜂和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令人想不到现在正是秋天。
我越是觉得林园美妙，离情别绪就越浓。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理解：自己已年愈古稀，游历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雪泥鸿爪，到处遗留，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留恋一个地方。
原因何在呢？
原因只能向整个西安去找，不能只限于丈八沟。西安是中国的文化古都。在这里，耳中听到的地名和人名，眼睛看到的古建筑遗址，无一不让你想到我国古代光辉的文化，想到古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伟大的人物，让你不由自主地油然起爱国之心，觉得生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几天以来，在会议之余，我参观了许多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让我心情激动。我觉得西安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地方；住在西安的人有福了。同来的一位老先生说：如果调他来西安的话，他将毫不迟疑地遵从。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决不只限于我们二人。
大概就因为有了这个想法，在离开西安之际才有那样浓烈的离情别绪。
尽管这样，我终于还是愉快地离开了西安，离开了丈八沟；因为，我知道，我将来还会回来的。
1982年11月4日
教学科研应结合，人才要交流
现在学校出现了人人关心改革，人人谈论改革，人人希望改革的好形势。
改什么呢？
首先，要逐步解决教学和科学研究脱节，教学、科研与生产和应用脱节的问题。从全国讲，我们最大的毛病是照搬外国的模式，成立了两个科学院，国家花了大量科研经费，投资巨，效益不高。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已不这样做。据我所知，国外有些很有名气的科研机构，或者跟高等学校结合，附设在学校内，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或者跟某些公司、企业结合，使研究成果同生产和应用结合起来。有些国家的科学院只有一个名称，人员几乎都在大学教书。我们的学校也有一个教学和科研结合的问题。一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一些做法，觉得不可理解。他们说，不进行科研怎么能搞好教学；不教学怎么能称教授。我们的教学、科研方面，人员老化、知识老化问题很严重。再说，科学研究缺少生气勃勃的青年人，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主张，搞科研的人员，应抽出时间到大学里讲讲课，教学人员也必须抽出时间进行科研。教学和科研人员应定期轮换。
其次，为了解决人才积压、人员老化、知识老化问题，应该促进人才流动，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大的大学应该组成讲师团，定期到小城市或边疆的高等学校去任教半年、一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都可以，使大学教师不至形成学校所有制。我赞成老教师实行退休制度。年纪大了不退休，占着编制，青年人就不容易上来。退休以后，有条件的老教师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带研究生，著书立说。多数老教师总是想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社会的。他们对退休的顾虑，是退休后的研究条件，是否还有好的助手。学校应考虑安排解决。
总之，我们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当前的改革，这就是要破除过时的条条框框，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是要有一点压力的，没有压力，没有一点竞争，人就容易变懒。
1983年4月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下午的总结本来应该由吕叔湘先生来做。吕先生喉咙不好，所以委托我代表。稿子吕先生已经看过了。因此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总结原封不动地念一遍，然后简单地谈几个问题：
一、会议总结
1．这次年会开了近九个半天，其中差不多八个半天是学术交流，体现了学术年会的特点。
2．分组宣读和讨论了87篇论文。办法是先连着宣读几篇，每篇一刻钟。然后集中讨论，讨论的时间略多于宣读的时间。最后由大会交流。方式还是可取的。分组讨论贯彻了临时党组提出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相当热烈。有的同志说话比较直率，我觉得这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是允许的。对我们学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对加强语言学界的团结，也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讨论，以后要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大家觉得平常的事。
3．也还有不足之处。一是有的论文不够成熟，有的内容比较空，这都是由于下的工夫不够。二是有的同志没有根据我们提出的要求准备15分钟的发言稿。有的同志论文很精彩，超过15分钟也是可以的，可以灵活一些。但是个别同志不是讲，而是念论文，有的念了差不多40分钟，效果很不好。
5日晚上开了一次《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这里重申一下：年会论文要由学报优先录用。8月9日集稿截止。在这之前，不要向外投递。这里还发现一篇已经发表过的论文，再重申一下：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不要向年会提交。
8日晚开了常务理事会。讨论了会章的修改，要发个修订稿，征求会员的意见。还讨论了学会组织机构改造的事，下届组织机构要精简一些，成员也要年轻一些，要发个候选人名单，由会员重新选举。年会想改为二年一次，下次年会可能于1985年秋在昆明开。已委托云南省语言学会筹备。
6．这次年会的筹备和进行，安徽省的领导大力支持，安徽省语言学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代表与会的同志向省领导、向省语言学会表示感谢。这次年会有不少同志参加服务，安排吃住、交通，送材料，做记录，很辛苦。我代表与会同志向参加服务的同志表示感谢。会议总结，到此为止。
二、下面谈几点个人的意见
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谈如何欢迎新生事物，吸取新的研究成果，学习新的研究方法，使用新的研究手段。
大家知道，我们的学术是永远前进的。拿语言学来讲，中国语言学在世界上历史相当长。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邻国印度。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它已有2500年的历史了。波你尼的语法确实有它了不起的地方。现在英文、俄文、德文等印欧语系的语言字母排列混乱，元音辅音夹在一起，乱七八糟，可是波你尼的字母排列，在公元前5世纪或者4世纪已经很科学，他把元音摆在前面，辅音摆在后面，而且辅音按发言部位来排，清音，清音送气；浊音，浊音送气；最后一个鼻音。这种按发音部位的排法非常科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中国和印度语言学有很长历史，很大成绩。这是不成问题的。一百多年以来，欧美几个国家在语言学方面，不管是比较语言学，或者是语法理论、语音，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过去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比较多，当代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比较少。最近几年稍微好了一点。国外目前语言学的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确实兴旺发达。我们目前怎么样呢？通过这几天的讨论，我觉得自己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有的同志讲到了机器翻译，有的同志讲到电子计算机。内蒙古的同志已经把《元朝秘史》整个输入电子计算机中，这就为元朝历史语言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工具。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听了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一门学问如果老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这门学问就没法进步，要随时吸收新鲜东西，包括它的方法、工具（如电子计算机等），我们都要吸取。这样的话，再把我们过去的传统的成绩加在一起，我们将来的语言学就会发展得比现在更快、更好。
同志们知道，现在国际上，科学发展有几个特点：其中之一是比较研究。过去我们只知道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现在比较政治学、比较经济学都出现了。比较的方法很流行，什么都比较。边缘科学发展也很快，有些学科很难讲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最近我听了一个德国文学讨论会，数学也进入了文艺批评领域。这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将来在吸收新鲜成果方面应该多加注意。
第二点讲讲学风问题。
目前国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实取得了成绩。学会之多，杂志之多都是空前的。我觉得这还是有益的。但是一方面学术兴旺发达，另一方面学风却在极个别人的身上出现了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进行科学研究，首先应该大量积累资料，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得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可是现在学术界有极少数的文章空洞无物，水分太多，没有传达什么信息，也没有什么社会功能。大半是空话。有些同志对这种现象也是不满意的，说这样的文章他们就不看。而空洞无物的文章，不管印得多好，发行量多大，人们也不愿看。看来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有这个问题。
另外，在学风问题上要讲求效益。我们研究语言学要探讨理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探讨理论的同时，是否也要讲求效益呢？罗竹凡同志在小组会上提出了我们研究语言学究竟为了什么？语言学科怎样为四化建设工作服务的问题。陈原同志的发言做了一个解答，讲得非常好。我们搞“文改”，更要讲求实际效益，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汉字拉丁化，为什么简化汉字，为什么推广普通话，没有一件不和当前的四化建设相联系。搞“文改”不讲求效益，恐怕有点麻烦。
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过去我不相信农民会很快富起来，去年回老家一看，果然富起来了，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区里有几个万元户，超过了我们一级教授的工资。这样的成绩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很大原因是个别领导同志提出了经济效益的概念。讲经济效益要我们中国人能够接受，这要有很长的过程。如果不算经济账，我们的四化永远也建不成。我们研究语言看来也该讲求点经济效益。
我还想谈谈学术道德问题。这是个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是任何国家学术史上都存在的问题。解放三十多年了，这个问题仍比较严重。有的同志把稿子寄给编辑部，编辑部不答复，官僚主义。过了一年半年另外一篇文章、一本书出来了，内容跟他这个完全相同或差不多。你怎样解释呢？我来的时候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个小消息，说一个人讲海上的丝绸之路。后来我想起，海上丝绸之路早就有人提过，最近北京大学东语系的一个教员又提出来。我想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于是向那位教员打听，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稿子是我给他的。”谁知这位老兄竟自称是第一个讲海上丝绸之路的，而他用的材料却是别人的。我给这位教员出主意，让他写封信给《北京晚报》，请《北京晚报》发表。我觉得这种学术剽窃风不可长，打击一下有好处。整个学术界像这种现象不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学术道德还是应该讲究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工作是我做的，我就承认。不是我做的，就不应该承认。我的这些话怎么听来的就怎么说，没看过的书就说没看过，不要装假。
第三个问题谈谈老中青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央最近三令五申班子要年青化。现在已经这样做了。包括政协，中年人、青年人进去的也多了。我们学会也有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领导机构也要改一改。有些老同志要退居第二线、第三线，这个我看是很自然的。因为社会上万事万物都在发展，人也在发展，从少年到青年到老年，这是一个发展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对于自然规律，我们用不着感慨。我觉得人老了，精力不行了，退居第二线是不奇怪的。我们中国有个很好的传统，尊师重老。那些不懂得尊重的是例外，这和国外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对欧洲的感性认识颇为丰富。他们那个社会讲求人的使用价值，你这个人对社会有使用价值，社会就尊重你，包括自己的儿女。你这个人今天对社会没有使用价值了，社会就不尊重你了，也包括儿女在内。在我们这个地方，假如儿女虐待父母，社会有舆论制裁。这个舆论在欧洲是没有的。在伦理道德上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待老年人，虽说他今天不能工作了，但他过去工作过，而且工作得非常好，对人民有过贡献。不管他今天处在什么情况，我们还要尊重他。我们不能说一个老人现在不行了，没有使用价值了，我们就像丢双破鞋那样把他丢掉。这种思想在我们社会中不能说非法，起码大家是不承认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提倡尊师重老。我们不是要学生做奴隶，但是要尊重师长。我们任何事业都是要发展、要前进的。希望在年青人身上，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即老年人怎么看待年青人。老年人不能觉得青年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想当年我们做教授时，也没多大年龄，今天的青年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年青人将来也要老，人类永远要生存下去，社会永远要进步，将来总要比现在好。我们每个人都像在跑接力，我跑一棒，你跑一棒，永远跑下去。关于后来居上，我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妥当。我觉得按学术研究讲，后来居上并不一定说的是后来的学生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老师。举个例子，像章太炎、王国维，在很多方面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超过。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能超过。学问继承和青老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来对待这个问题。在学会中，处理好老、中、青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安定团结。
我上面讲了三条。第一是不断使用新的研究手段，吸收新的研究成果；第二是要有好的学风；第三要安定团结。如果我们语言学界能做到这三点，我相信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一定会日益发展，我们的成绩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
1983年5月9日于合肥
我的一点希望
——祝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五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五年了。在这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有水平的书籍，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老朋友之一，谨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觉得，社会科学出版社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像有一些出版社那样“向钱看”，因此出了一些明知道会赔钱但确有一些学术价值的书。如果所有的出版社都“向钱看”，只出那些能赚钱的书，那就一定会有一些销路不大但又确能填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空白点的书，无法出版，一些冷僻的学科无法得到发展。这对我们社会科学的研究，对我国国际学术地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能在这个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提高出版书籍的质量，专在质量上做文章，而把数量放在次要的地位。有一些比较通俗的著作，是否可以让别的出版社去出，比如那些编著的或者编译的著作，普通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文，我们都可以不出，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出版那些穷年累月积累资料，确有真知灼见，确有所创新的著作上。一部书尽管只能销几千本，甚至不到一千本，只要真有价值，只要学术水平高，我们就出。别的出版社不肯做的，我们偏要去做；别的出版社不肯出的，我们偏要去出。这样一来，积之既久，总有一天，作者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书为荣；读者看到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就感到放心。这样，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牌子”就创出去了，对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的贡献，将比现在要大得多；对我国四化建设的贡献，也将比现在大得多。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我希望，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庆祝十周年建社时就能够做到这一步。
1983年6月15日
祝 词
——致高校东方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高校东方文学教学研究会及学术讨论会在四川乐山举行。我因为要参加别的事前已经定好的会，不能来参加，谨向到会的同志们表示歉意。
研究东方文学，教东方文学，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这个权利。但作为世界大国，特别是东方大国的中国，应该说更有这个权利。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因此研究起来，教起来，更能得心应手，更能把东方文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我们决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对我们来说，研究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找出东方文学发展中的规律性东西，以利于创造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新文学，以利于更深刻地了解东方其他民族，从而加强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同志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我们研究东方文学，教东方文学，首先应该抱着学习别人长处的态度。
祝大会顺利进行！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983年7月22日
学习《邓小平文选》，努力开创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最近参加了一个读书班，用一周的时间，通读了《邓小平文选》，收获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对小平同志那种革命的胆识，实在衷心钦佩，对他那种博大精深的思想，鞭辟入里的分析，真正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感到景仰。我相信，这是全国人民共有的想法，决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
但是知识分子们，其中也包括研究外国文学的同志们，更会有特别的感受，特别的喜悦。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给我们带来过不虞之誉，更多地却是带来了求全之毁。到了“文化大革命”，可谓登峰造极，我们竟落到“臭老九”的地步，为一些“高贵人士”所不齿。我自己当时常常想到“斯文扫地”这一句古语，颇有哭笑不得之感。此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自己真正“解放”以前，就高瞻远瞩，一方面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发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明确地说：“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隔了几年，他又毅然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立刻给知识分子头上吹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唤起了普遍的喜悦之情。
解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同工农相结合，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效法卖瓜的老王那样自卖自夸；但实事求是地去判断，我上面说的话决非夸大。在几次巨大的变革中，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已经证明是经得起考验的。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实事求是的提法。不管怎样，对于广大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精神上的解放无疑会大大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无疑会产生极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用到科学研究上，其中也包括外国文学的研究，必将产生优异的成果。
外国文学的研究从学习《邓小平文选》中能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我想首先从精神文明的建设谈起。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提，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在这个提法的形成过程中，小平同志有许多深刻的、正确的论述。比如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内容是很广泛的。小平同志对此有一些论述，重要内容之一自然是上面提到的文化，其中包括文学，也包括外国文学；在陶冶人们的思想、理想和革命情操方面，文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小平同志号召说：“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与此相联系，小平同志又提到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来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
双百方针的正确早已为几十年的实践所证实。但在“四人帮”时代，他们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但实际上却束之高阁，名存实亡。那种十亿人口只有八个样板戏的苦头我们都尝够了。现在小平同志又明确地着重地提出了这个方针。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在上面引的几段话中，小平同志都提出了艺术形式和风格的问题，提出了提高艺术表现能力的问题。我觉得这都属于艺术技巧这个范畴。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研究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的研究也一样），过分偏重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是重要的，可并不就是一切。但当时却被提高到压倒一切、实际上是代替一切的地位。艺术技巧虽然间或也提一提，实际上几乎成为陪衬，不占什么重要的地位。今天小平同志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再好，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它也不能算是艺术品。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研究外国文学，要借鉴古今外国文学的优秀的表现形式和手法，这对于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常常有一个想法：我们研究外国文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借鉴，借外国文学之鉴，供我们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时的参考。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借些什么东西呢？是思想内容呢，还是艺术技巧？我的看法是，后者可借鉴的东西大大地超过了前者。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总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当然也要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这样的新文艺必须以社会主义理想为主要内容，不能有其他违反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点丝毫也不能动摇。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新文艺的思想内容就必须是中国的，这一点是再明确不过的。真正要向外国古今文学借鉴的是艺术技巧。
研究外国文学，在艺术技巧方面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以使我们文艺的形式和风格多样化，提高我们的表现能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愿与全体外国文学工作者共勉之。
1983年8月3日
对新入学的大学生讲几句话
全国高等学校都已经开了学，三十多万高中毕业生进入了大学。这在你们的一生中是一个关键时刻。
五十多年前，我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们那时的大学生，同今天的大学生比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且不说社会制度不同，单就你们的见识来说，就远远超过当时的我们。你们现在真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广播、电视等等，我们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但是，你们也有自己的不利之处。你们是在甜水里泡大的，虽然也可能碰过一些钉子，但基本上处于顺境。你们根本没尝过“三座大山”压迫的味道。你们不懂什么叫帝国主义，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是没有感性认识。因此，虽然谈到爱国主义我们也有共同的语言，但却比较空洞，缺少切肤之痛。我想，你们中间一些人有一些不清楚的或者糊涂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我自己曾在旧社会生活过三十多年，其中十多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新社会也生活了三十多年。我心里有一本账，有一个清晰的对比：中外对比，新旧对比。就拿爱国主义来说吧。在旧社会，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我们时时处处都可以感觉得到。我们憎恶，我们痛恨，我们也反抗。但有时候也难免有点贾桂思想，总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直不起腰来。心里真是酸甜苦辣，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祖国仿佛是一个受难的母亲，我们爱这个母亲，但却有点束手无策。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昭告天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个“站”字，实在非常传神。我们的腰板挺直了，贾桂思想一扫而空。
但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的提高与降低，在国内的人是很难立即感觉到的。但在国外，不管是暂时居留的或者长期居留的华侨，他们简直像寒暑表、气压计，威望一高，立即感受到。1951年我到印度去访问，当地老华侨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印度人对他们立刻刮目相看。我听了心里很高兴。1955年，我又访问印度，老华侨又告诉我，印度人对他们彻底改变态度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之后。他们说，这才是真正的改变。从这一个小例子可以看出，海外游子不管离开祖国多么远，同祖国是息息相关、心心相印的。他们不一定懂共产主义，更不一定喜欢共产主义，但是提高祖国的威望的是共产党，他们爱的就是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祖国。
这些情况你们懂得吗？我想是不懂的。这不能怪你们。我们老一代的人有责任告诉你们。听说，有的大学个别学生说：“爱国教育能接受，对爱党教育有反感。”又说：“爱国与爱党有时不一致。”上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难道能够把国与党分开来吗？没有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建成吗？没有共产党，抗美援朝能胜利吗？同这个有联系的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听说，有的同学说：“对大学生要求爱国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今天，在我们中国，要讲爱国，就只有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你们想爱的那样的国就根本不能存在。
根据以上的理由，我非常同意一个提法：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规律或者是一条必由之路。今天，绝大多数的青年热爱祖国，而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青年也越来越多。你们毕竟还年轻，好多事情不很清楚。世界上根本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一时的不知并不等于永远的不知。比如说，你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就不清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并没关系，你们迟早会清楚的。我们祖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你们道德修养的高低，你们业务学习的好坏，你们身体锻炼的强弱，直接影响我们祖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我希望，你们能意识到自己肩头责任之重，努力学习，奋勇向上，从爱国主义逐步走向共产主义，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而献身。
1983年8月11日
祝 词
——中国广播电台国际台印地语节目开播35周年
今天是北京电台印地语节目开播35周年纪念日，我，作为一个毕生从事研究印度文化的人，感到特别地高兴，特别地兴奋。我首先要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又是友好的邻邦。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的外交使节、宗教僧侣、商人等，互相往来，向对方传播自己的精神文化和物质产品。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协作，共同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
但是在过去，这种往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两个伟大民族要想传递一点信息（借用一个现代的名词），更是难上加难，中国僧侣和印度僧侣，要到对方的国家去，必须跋山涉水，九死一生，冒万险，冲万难，“茫茫象碛，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在路上时间往往长达二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读那些僧侣们留下的记载，他们的经历使我们感动，他们的精神使我们敬佩。
尽管有这样多的艰难险阻，但是我们的往来毕竟没有间断，我们的友谊总是与日俱增。这两个伟大的民族终于结成了牢固的友谊。
今天怎么样了呢？中印两国都在不同的条件下“换了人间”。我们两国的人民互相往来，比从前容易到不知道多少倍了。仅就传递消息来说，过去要用二三年的时间，今天有了印地语的广播，我们在北京广播，广大的印度人民只需一开收音机，立刻就可以听到远在万里外的老朋友中国人民的消息。我们好像同处一室之内，好像在促膝谈心。我们的思想能够传递，我们的感情也能够交流。印度方面也有自己的电台，中印两个电台联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完成我上面谈到的任务。
印地语广播，在开始的时候，规模比较小，困难相当多。最初每天只播送两次，每次半小时，其中有一次是重播。后来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增加到每次一小时。现在是每天播送两次一小时的节目。广播的内容也逐渐扩大、充实，由最初的三个增加到现在的五个。此外每天还播送10—20分钟的音乐，内容不但有中国的音乐，也有印度音乐，如印度民歌、印度电影歌曲、印度手风琴独奏等，内容丰富多彩。音乐是谁都能懂得的国际语言，通过音乐，我们两国人民的心，显得更接近了。
北京电台印地语广播，显然受到了印度广大人民的欢迎。印度朋友的来信，与日俱增。到了1960年已增至804封，1961年971封。这些信不但来自印度，而且还来自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毛里求斯、尼亚萨兰、印度尼西亚、葡萄牙、东德、法国、苏联等国。可见广播影响之大。
我们常说，30年算是一代。北京电台印地语节目的寿命已经超过了一代，不算短了。但是我相信，同我们两国间几千年友谊的历史比较起来，这只能算是短短的一刹那，只能算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相信，我们这个节目一定会继续下去，而且越办越好，一直到第二个35年，第十个35年……
不能否认，在我们两国的友谊的天空中，有时也会升起点乌云，比如中印边界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幸的，但不是不能解决的。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制造的。我们两国人民何必一定要“继承”帝国主义这一份并不光彩的遗产呢？我们两国人民有一万个理由要友好、要合作，而没有一个理由做正相反的事情。我自己曾多次访问印度，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无限深厚的友情我是亲身尝到过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心中对印度人民的友情，我自己更是知道的。我们两国人民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心相印。瞻望未来，对我们古老又新鲜的友谊，我充满了无比的信心与激情。
1984年3月10日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今天我要讲的这些意见，是深思熟虑多年而形成的。当然不一定正确，因为水平有限，但有些方面或许对同志们有所帮助。
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怎样提高研究外国文学的理论水平的问题。
首先要提高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水平，这是基本，不能动摇。我跟大家一样，也是解放后才学习马列主义的。我像好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一样，向马列主义学习，恐怕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理论，学习社会发展史，了解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我解放前没吃多少苦，没有“三忆三查”，就是学习社会发展史，认识到人类社会不管多么曲折，但终究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史告诉我，这条路绝没有错，是科学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我读过《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感到确实有说服力。在新中国要想搞文学的话，只有钻研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帮助我们弄清一些问题，只有靠这个，没别的办法。我还看过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感到他讲得很有道理，讲艺术起源、艺术的阶级性、艺术与劳动的关系。如果列宁不肯定普列汉诺夫，恐怕普列汉诺夫也没有今天的地位。我建议同志们看看这本书。还有德国梅林的文艺理论，我感到他讲得也不错，很有道理。我向在座的提一个要求，包括我自己在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没有看过的，可以看，看过的，还可以再看，因为看理论书，一遍很难看懂。
第二，学习中国文艺理论。就我国的文艺理论来讲，历史悠久，水平相当高，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不愧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艺理论非常丰富，有现成的书：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另外如郭先生编的中国古代文论选和文艺选，同志们也可看一看。这里我特向你们推荐一本敏泽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敏泽是中年人，他的书我看了，虽然资料不如郭老的多，但叙述得很有系统，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讲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问朱光潜先生：你看敏泽的书怎么样？他讲：不错，另外呢，他的写法跟我们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好，他要是跟老一代都一样，就没有什么进步了，要的就是不一样。我没有意思贬低老一代，老一代有老一代的成就。可是我呢，我始终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一代超过我们，这是历史规律，你承认不承认都是这样。我认为九斤老太的思想是不行的，不符合事实。当然也不是说，年轻的同志不努力也比老的强，谁要说我比你年轻，不努力也比你强，就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将一事无成。另外我想，同志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最好读读中国古代文论：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唐朝司空图的《诗品》，特别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面每一段都不是长篇论文，但却讲了许多文艺理论，我相信你们看了以后一定爱不释手。《文心雕龙》在世界上声誉很高，日本人研究的比较多。我国有四川大学的杨明照先生，他是《文心雕龙》专家；还有范文澜先生，他是搞历史的，但在20年代初就搞过《文心雕龙》，我讲的这是老的。后来有年轻的，如王元化同志，他给我寄了一本《文心雕龙创作论》，我觉得非常精彩，看了以后，感到跟敏泽相似，也是中年人，近代文学的路子搞得跟老的不一样。去年在日本召开了一个国际讨论会，王元化去参加了，谈了他对《文心雕龙》的意见，为我们国家增了光。《文心雕龙》这本书的内容、主要理论，要搞清楚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几代都要学习。
第三，学习西方文艺理论。西方文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在这之前也有。这里有一本书，同志们最好费点工夫看看：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书一开头就研究古希腊，有些我们不知道，如有一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是自然科学家，也有文艺理论，我认为相当精彩，他从数学角度来讲。后来柏拉图也有，最后集大成者是亚里士多德，大家都知道。应该把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看一遍，这本书不难懂。如看它一遍，再看一遍敏泽或是郭绍虞先生讲中国文学批评的书，两条腿走路，那就好了。我们的路子跟希腊很不一样。我的印象是，希腊一开始就讲文艺理论，而亚里士多德还有别的理论，多极了，因为是自然科学，跟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有联系。他对问题分析很细，大概有名的是讲悲剧。希腊人一开始就讲悲剧喜剧。对悲剧，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就是悲剧能够净化人的思想，净化灵魂。他分析悲剧的路子方法跟我们早期的文学批评家包括刘勰在内的《文心雕龙》不一样。中国的文艺理论分析不很细，而是给人印象。西方讲分析，而中国讲综合。后来到了唐朝，又讲神韵，特别是司空图的《诗品》，那里把诗分成二十四种意境或境界。后来有许多人讲神韵，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讲文艺批评要神似、形似，形似就是形式、外表相似，我们要神似，精神相似。中国文论讲究韵，即神韵，讲究味。西方文论，从希腊开始，一直到今天，通过中世纪、文艺复兴，体系发展了，但同我们不一样。我们根据印象，如司空图的《诗品》都是些印象，什么雄浑、沉着、洗炼、典雅、豪放、含蓄、婉约等等。中国文论史上，有的人主“神韵”，也有人主“性灵”，就是讲有“性灵”，就有好诗；王夫之的“性情”说，认为诗最重要的是性情。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有“境界”说，认为有境界就是好诗，没有境界就不是好诗。如果没有接触欧美那一套，我一点也不怀疑；接触了，觉得我们的不易说清楚。你说什么叫“雄浑”，讲不出来。“性灵”、“神韵”、“境界”，哪一种文字也翻不出来，白话也翻不出来。王国维还有一说，讲“隔与不隔”，说不隔就是好诗，如“池塘生春草”，池塘里长出春来了。王认为“不隔”因为一看就懂，一点也没有隔阂。但用“谢家池塘”，用了典故，说春草，却不讲春草，用“谢家池塘”讲春草，这就隔了，不行。用一两个典故有什么了不起，说用典故就隔，这就绝对了。我们的这些名词，包括司空图的《诗品》，说不清楚。一看就懂，一问就糊涂。我觉得应把中国文艺理论这一套，用逻辑语言讲出来，不要形象。中国过去评论一个人，从后汉特别是到了南北朝，是根据人的形象，如“出水芙蓉”。可你说究竟什么是出水芙蓉？是好是坏，不好说。这是些比喻，把形象给你，你接受形象的人，形象在你脑筋里面活动，转成思辩，然后得出结论来。我看这有点玄乎。出水芙蓉，我们都懂，可是你理解的出水芙蓉，跟他人不一样，中间都要经过脑筋加工，怎么叫出水芙蓉，就是池塘里面长出一枝荷花，那一定是很美丽的、很挺直的。很形象，但说清楚很费劲。诗词讲究神韵，李白的诗，杜甫的诗，两个都是大诗人，可完全不一样，哪一首是李白的，哪一首是杜甫的，你看得出来，甚至诗的一开头，讲这么几句就知道是李还是杜了，但要突出其区别，就不容易了。我们用“雄浑”等，给你一个概念，让你自己去分析。我看，保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的内容，西方的文艺批评表达不出来，我们的就能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另一个是囫囵吞枣，含含糊糊，不太精确。我们怎么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加上西洋文艺理论都吃透？要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很难。若能做到这一步，在世界就是先进的。有一个不妥的比喻：中西医的问题。中医能治病，针灸就很有效，但道理很玄乎。我倒不认为中医不科学，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的意思是要把中国的这些概念说清楚，要提高理论水平才能把它说清楚。希望大家看一些书，如《歌德谈话录》。埃克曼是歌德的秘书，他每天都到歌德那儿去，歌德跟他聊天，这是一个有心人，把谈话内容全都记录下来，成了一部书。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天，歌德拿一幅油画给埃克曼看，问画得怎么样，埃看了说好极了，是伟大的作品。歌德又问，你看画里有没有问题？埃说，我看不出。那幅画的背景是一个太阳，中间站着一个人。歌德说，太阳在后面，人在这边，那么人的影子应在什么地方？如果太阳在那边，人在中间，影子应该在相反的一边，对吧？埃克曼说对的，那影子画错了。歌德说，为什么画错了而你看不出来。关于这个，他的解释也不一定对，他的解释似乎是：伟大作家能改变自然。我感到这有道理，歌德的思想非常有趣，他解释：艺术家以违反自然的东西画出来，可叫你看不出来，你说是不是伟大的作品？也不能说每部伟大的作品都这样，我的意思是希望同志们能够看一看《歌德谈话录》，你当它看小说也行。还有莱辛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海涅论浪漫主义、雨果论文学以及好多大作家论文学。这些确实与希腊是一个体系，总的来说，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但还是值得一看。关于歌德这个人，你扣他一顶完全唯心主义的帽子恐怕不行，他还有个讲法也很有意思，他研究植物说“花是叶子变的”，我们看了一辈子花也没有想出来花与叶子的关系是什么。我看高尔基论文艺，同志们也可读一读，并不费劲，疲倦时翻翻，可以解除疲劳，增加知识。还有一例，是朱光潜先生50年前上文艺心理学课时讲的，就是“为什么美”的问题。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似乎没有完整地接触这个问题。天下有美、有丑。我们研究语言文艺的，都有一个平凡的判断本能。在50年前，欧洲有一派文艺心理学家作出了解释，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举个美国选电影明星的例子：他们在大木头杆上雕一个人形，让女孩子站在里面，要完全符合，不差一点，否则就扣分。要是进不去，就根本不行。另外，跳芭蕾舞，是很美的，不美没有人去看。可“四人帮”时期，强调阶级路线，芭蕾舞演员得从农民、工人里去找，这是江青的路线，后来行不通。因为农村姑娘要参加劳动，劳动有其美，农村姑娘一般都很康健，皮肤发红，也是美，这是另一种美。可你要她转圈不行。阶级路线贯彻不了。如果你找个老太太，体重三百磅，让她跳芭蕾舞，就没有人看。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芭蕾舞很美，而三百磅老太太跳就不美，这就有个道理。奥地利心理学家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就是我的感情移到自然界、客观事物上去。如我们看流云之泻，不让你在生理上感到负担，你就觉得美。当然还有静物，如泰山、黄山也很美。这是50年前资产阶级的东西，但起码可以让我们的脑筋开开窍。为什么美，我是不能解答这个问题，让资产阶级来解答，用心理学。李普斯和弗洛伊德一样是医生，他们不是瞎扯。今天的外国文艺理论流派我不清楚，但要是拜倒在它们的脚下，那是我们没有出息。可一概否认，既不了解，也不研究，也是行不通的。我们要了解，只要有机会，都可以研究，研究以后，才能决定拒绝还是接受哪一部分，这才是正确的。我认为现在有些人有点崇拜存在主义这个东西。特别是青年。可什么叫存在主义，并不清楚，抓住一点概念就以为是了，存在主义哪有那么简单。现在的文艺思潮，千奇百怪，恐怕二十年以后，剩不了几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好多主义，现在都没了。现在也是这样，千万不要迷信，包括意识流。还有朦胧诗，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写朦胧诗的人有的接近骗子，看的人是傻子。文艺的目的是写出来给人看，要让人看懂，如果不让人懂，你就别写。
第四，印度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印度很有意思，他的文艺理论讲戏剧与舞蹈是一码事，如电影，没有一部电影不突然给你来个歌唱，载歌载舞。问印度人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我们印度人的电影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要有歌舞，否则没人买票；第二个是长，四小时以下，这电影不行。我们也有，越剧也是载歌载舞，还有京剧、黄梅戏都有散文与诗词结合在一起的情况。欧洲没有这种情况。一次看欧洲的歌剧，发给我唱词，一晚上才两页唱词，它并不在乎内容，翻来复去地唱这么几句，就像我们的戏《空城计》，内容早就熟知了，看了几十年，照样有人去看。要看情节，就得看《霍元甲》。外国的歌剧，也是重在听它的声音、音调，我们的《空城计》要看是谁唱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剧就不同，它是外来的。我问戏剧学院的一个人：“话剧，农民接受不接受？”那人摇摇头。就拿北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喜欢看评剧。在戏剧方面，我是个外行，但外行有外行的好处，能看到内行看不出的问题，如话剧有没有个民族化的问题。开个玩笑，你请我去看话剧，我不如坐公共汽车，那里每个人都是演员，都进入角色：有骂架的，有谈话的，这要比剧场真实得多。当然，这么说有片面性。我总觉得印度在文艺理论方面有些不足，但有些地方很有趣。如他们的文艺理论书中有一个例子，是一个词，叫“恒河上茅屋”，有三种意思：一是当面的意思，不通。茅屋只能在河岸上，不能在河上；二是引申之意，即在恒河的边上；三是言外之意，意思是神圣安静，因为恒河是圣河，茅屋则表示安静，第三种意思是最高境界。这像我们的“言外之意”，欧洲人不讲这个，起码是不着重讲。我们中国，讲有个“味”，即你不直接讲，要有言外之意，让你琢磨琢磨，跟吃橄榄一样，回味方甘。在这上面，中国与印度相似。
关于文艺理论，我想讲这四方面。
第五，汉语问题。我希望同志们要学习古文。在座的年青人都研究外国文学，要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就是先背上二百首诗词，旧的；古文也背上几十篇。我不是吓唬同志们，你脑袋里没有几百首诗词，几十篇古文，要写文章，想有什么文采，那非常难。希望大家能补这一课。要多看一点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我推荐大家看《儒林外史》，在语言上，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可与《红楼梦》媲美。这种书不要只看一遍，像《红楼梦》我起码看了七八遍。《邓小平文选》中有几篇谈到文艺，说要提高表现力，这很重要。你要翻译，就要有一点文采。原作是部好书，经你一翻，一点文采也没有，你对不起原作。文学的论文，逻辑性要讲，也应有点文采。《儒林外史》的表现力很强，用词达到出神入化。如它表现劳动人民不缠脚，用了“大着一双脚”，这个“大”字用得非常恰当，没有其他词可代替它。我们研究外国文学，是不是也有个提高表现力的问题。对外国文学，思想性可吸收的不是太多，而艺术性要吸收的则非常多。如《罗摩衍那》，其表现方法、表现力等，也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研究外国文学是有目的的，这目的就是要提高表现能力。
第六，外语。千万不要只学一种，应像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们大家都要学英语，英语是世界性语言。我们知道德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造诣有点自负：讲音乐，有贝多芬；讲文学，有歌德；自然科学也大有人在。可我1981年去德国访问时，我的老师，86岁了，是世界上搞梵文的权威之一，他送我几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要不是亲眼见，我是绝对不信的。这意思是德国人也承认今日英文的力量。用德文写，非洲去不了，印度也进不去，用英语写，就能走遍世界。希望同志们多学一点外语，最好学英语，这样写文章容易一些。
第七，知识面。搞文学，知识面非广不行。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经济，你研究的国家的这些方面，都要知道。这我就不多讲了。
第八，要懂得科技。我们的同志最好学一学数学，要能使用电子计算机，现在这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了。我年纪大了，再学就困难了，也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但青年人应学点数学。一次北大开德国文学讨论会，一位同志带来一本文艺批评的书，很厚一本，里面全是数学公式。韩素音跟我讲：“现在中国搞文学的，非用电子计算机不可。”在美国，电子计算机是家常便饭，人手一个，很方便。在内蒙古，《元朝秘史》蒙文本的词汇，已整本输入电子计算机内，现在他们研究《元朝秘史》蒙文本的语法等，就非常简单。而我们，查资料，卡片就一大堆。用电子计算机，一按，五分钟就全出来了。二次大战后，世界的形势飞跃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我们中国落后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我们的经济比日本要好得多，当时日本全垮了，现在怎么样呢？我1946年离开德国，那时那个国家全完了；前几年我又去，变化大极了，看起来那是了不起的。我们落后了，现在中央有这精神，要翻两番，这是很正确的。我们搞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应该认识到：你要是跟不上形势，就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我们要赶上去。希望青年同志要抓紧时间，不要光想着自己小家庭的现代化。我的家很简陋，当然我不反对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家庭搞得好一点，过得舒服些，但不要今天搞个三大件，明天又打个沙发，这样不行。有人说“时间就是金钱”，我说“时间就是生命”。别看我比你们中的一些人大50岁，可50年也是一晃就到。现在不努力，将来就后悔，这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现在就有点伤悲，小时候不如现在努力，现在比较努力，但毕竟老了。同志们一定要珍惜时间，最好在房里挂个牌，写上“闲谈不过五分钟”。
今天讲了许多，对象是青年同志，我就倚老卖老，有过头的话，请原谅，并请批评指正。
1984年5月7日
附注：
上面这些想法，是我多少年来根据自己的观察而形成的，曾在不同的学校讲过多次，但是始终没有写成文字。这次在上海外院讲，也没有稿子，连详细提纲也没有。上面的记录稿是根据我的原话录音写成的。它基本上保留了我的原话。但是我的原话措词不够细致，逻辑性也不那么强。想要改写，我目前没有那个时间。只好就这样披头散发地送到读者面前。请读者同志们只理解讲话的基本内容，认为有可取之处的，则取之；认为无可取之处的，则弃之；认为荒谬的，则批评之。这就是我的愿望。
1984年6月6日
语言混乱数例
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达信息的重要手段。要想交流、传达得准确忠实，就必须注意语法修辞，不能望文生义，数典忘祖，甚至生编硬造，写出一些除了自己谁也不懂的词句。
我先举几个例子。
今年2月20日，一家大报在头版刊出一篇文章：《盼着减少这类现象》。内容是：饭馆取消了酒升酒杯的押金，储蓄所里准备了老花镜，“值得称赞”。作者笔锋一转，写道：“不过，在服务性行业的工作前进一步之后，差强人意的现象时有发生，朝外大街民众饺子馆的一半酒升不翼而飞，三里屯储蓄所里的三副花镜也长了翅膀。”问题出在“差强人意”这四个字上。这个典故出于《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酒升被偷，花镜被窃，还能令人大体上满意，岂不骇人听闻！要给作者上一上纲的话，他不是在号召鼓励大家来干这种“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的”勾当吗？
第二个例子出在本年5月18日另一家报纸上，文章的题目是《莫要“等到整党时再说”》。其中有一句话：“此言差矣，不足为取”。我猜想，作者是想说：“不足为训”或者“殊不可取”。结果把二者混了起来，写出了“不足为取”这样怪的句子。
第三个例子也出在一家大报上，时间是今年5月24日。有一篇文章叫《春天的风》。讲的是小学生正在召开中队会：“一张张红扑扑的面庞神情专注，扑朔迷离。”“扑朔迷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真有点扑朔迷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出于《木兰诗》，意思是“比喻事物错综复杂，难于辨别”。同小学生的面庞联系在一起，我百思不得其解。
语言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要它不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总是在想方设法，使它规范化；否则各行其是，语言就陷入混乱，不再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一方面要变，一方面又要规范化，这就是语言发展的矛盾。对我们来说，应该力求遵守规范，避免混乱。
1984年6月9日
纪念印度民族运动的伟大领袖甘地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achand Gandhi）1869年10月2日生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尔。今年10月2日是他诞生115周年。甘地出身于土邦大臣之家，属班亚（Bania）商业种姓，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卡提阿瓦的一些土邦中当过首相。他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印度教徒。甘地从小受到宗教的熏陶，这对他后来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和策略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