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想“通蜀身毒国道”，为滇王所阻，没有通成。但这只是官方的失败，而且只是暂时的。商人们往来贸易是可以通行无阻的，否则四川的布和邛竹杖怎能从这条道运到印度去呢？后汉时缅甸（当时当然还没有这个名称）还派遣使臣朝贺。《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

〔永元〕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

永宁元年（汉安帝年号，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

足见这条路是畅通的^[124]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下面一段记载：

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室利 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是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125]

印度笈多（Gupta）王朝公认是自公元320年开始的。 可见在公元4世纪时有中国和尚经过这条道到印度去^[126] 。

另一方面，在晋代也有印度人在当时的永昌郡（领有现云南腾冲及缅甸八莫一带）居住。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

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漂越、躶濮、身毒之民。

“身毒之民”指的就是印度人。永昌不但通印度，而且还通大秦及南海国家。《三国志·魏志》卷三〇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大秦〕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唐樊绰《蛮书》卷六：“银生城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通交易之处。”

在唐朝，这条路还通 行。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是大唐与五天险路之捷径也。”^[127]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古代西南一带丝业非常发达，特别是成都的锦更名闻全国。同缅甸的交通又那样方便，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美丽的丝织品一定会通过这样方便的交通道路传到缅甸，再由缅甸传到印度去。

而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国丝不但古代就传到缅甸，一直到现在，云南丝还输入缅甸，缅甸人用这种丝加工织成各种衣料挂包，给人民的生活增加了不少的光彩。中国丝传到缅甸，一部分留在本地，一部分就输入印度。

安 南 道

唐贾耽还记了一条通 印度的道路：安南通天竺道（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128] 。这条路是从交州通到印度。交州在唐代是极重要的海口。在唐陆贽的“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陆宣公奏议》卷一八）里说到，船舶多往安南市易，可见当时交州贸易的繁荣。中国的丝也很有可能先运至交州，然后再运往印度。

我们综观以上五条道，以西域和南海道利用的时间最久，利用率最高。从时间上来看，唐以前一般都从西域把丝运至印度，唐代起则多从海路。到了宋元明三代，海路几乎就占垄断地位了。西域道、南海道以外，缅甸道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至于西藏道和安南道，即使有中国丝从这里输出，其数量恐怕也就微末不足道了。

以上谈的是中国丝输入印度的道路。至于输入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商人运输。这可以说是最古老最普通的方式。㤭胝厘耶谈到的中国丝可能就是商人运到印度去的。以后一千多年内，中国丝通过“丝道”源源输入欧洲，一定有一部分就在半路上运至印度。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中国皇帝赠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列传》：“贞观十一年（637）罽宾遣使献名马，太宗嘉其诚款，赐以缯彩。”《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开元二十一年（733）闰三月辛卯，箇失密王木多笔遣大德僧物理多年来献表。诏引物理多年宴于内殿，赐绢五百匹。”到了明初，皇帝赠送锦绮的事情更是史不绝书。洪武五年（1372）太祖“赐”琐里王金织、文绮、纱罗各四匹（见《明史》卷三二五）。永乐三年（1403）“命副使闻良辅，行人宁善使其国（西洋琐里），赐绒锦、文绮、沙罗”（见《明史》卷三二五）。永乐六年（1408）“遣郑和赍诏招谕〔加异勒〕，赐以锦、绮、纱罗”（见《明史》卷三二六）。“永乐十年（1412）赐沼纳朴儿和底里绒锦、金织、文绮、彩帛等物”（见《明史》卷三二六）。永乐十四年（1416），赐锡兰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中国和尚带去。玄奘到了那揭罗 喝国，“因施金钱五十，银钱一千，绮幡四口，锦两端，法服二具”^[129] 。他到了布色羯罗伐底城，“此等圣迹无量，法师皆得观礼。自高昌王所施金 、银、绫、绢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130]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运期从京还达交 阯，告诸道俗，蒙赠小绢数百匹，重诣呵陵。报德智贤与会宁相见。^[131]

卷下：

后往大觉寺礼真容像，山东道俗所赠紽绢，持作如来等量袈裟。^[132]

可见当时中国和尚带锦、绢出国是平常的事。

从上面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成捆的丝传入印度，其他的丝织品也同样传过去。在语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证明。唐义净的《梵语千字文》里除了“丝”字（paṭṭa）以外，还有“绢”（paṭṭa）、“绫”（pṛnga）、“锦”（citra）等字。《梵唐消息》里也有“绢”字（paṭṭa）。《梵语千字文》（别本）里有“绢”（钵吒重paṭṭa）、“绫”（必陵 priṅga）、“锦”（质怛罗citra）、“绣”（素止羯磨 sūcikarma）。附《梵唐消息》里有“绢”（波吒重）、“锦”（七多罗）。礼言集《梵语杂名》里有“丝”（钵吒苏睹paṭṭasūtu）、“锦”（指怛罗二合cītra）、“绣”（素指迦喇么sūcikarma）、“绫”（钵吒二合上 paṭṭaga）、“绢”（钵吒paṭṭa）。《翻译名义大集》(Mahāvyutpatti) CC XXX III《衣服名目》（Vastu-nāmāni）里有：

在和阗一带的印度俗语里也有prigha（彩绢）、citrapaṭa（锦）、suj′inakirta（绣）等字。从语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各种各样的丝织品：绢、绫、锦、罗都传到印度去。

这些东西传到印度去以后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首先就是给印度人民增添了衣服资料。古代印度人民的衣服材料只有棉布、羊毛、鹿皮等。中国很晚才有棉花，印度极早就有了，在摩亨殊达罗（Mohenjodaro）已经掘出了残存的棉花。但是丝衣服古代是没有的。我们前面虽然说到，印度古代可能有野蚕丝（Kauśeya㤭奢耶），《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 记载着：“其傍又作长舍数百间，贮㤭奢耶衣、斑 衣、金银钱等。”^[134] 但是一直到唐代，丝还很少被采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土地所出唯有㲲布（棉布）、象、马等物。^[135]

〔南天竺国王所住〕土地所出：㲲布……至于绵绢之属，五天总无。^[136]

〔西天竺国王住城〕土地所出：㲲布及银、象、马、牛、羊。^[137]

此外印度西北部迦湿弥罗，以及迦罗国也都出产 技 布。建驮罗国、乌长国、拘卫国都是“衣是皮 、 衫、靴、袴之类”^[138] 。

玄奘的记载也基本上一样。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二里首先谈到印度一般的衣著情况：“其所服者，谓㤭奢耶衣及 布等。㤭奢耶者，野蚕丝也。（丛）刍摩 衣，麻之类也。顩钵罗衣，织细羊毛也。褐剌缡衣，织野兽毛也。”^[139] 足见印度人民在唐代是用野蚕丝做衣料的。但是以后在叙述个别的国家的时候，却再不谈到丝衣服，而只谈到棉布衣服。譬如：

滥波国“多衣白 ”。

乌仗那国“多衣白 ”。

迦湿弥罗国“服毛褐，衣白 ”。

半笯蹉国“多衣 布”。

只在 谈到戒日王的时候，说他“以诸珍宝、㤭奢耶衣数十百千而为供养”^[140] 。可见在当时印度人民主要衣料是棉布。和慧超的记叙结合起来看，可以看出，虽然在唐代中国丝输入印度已经有极长的历史，但是一般老百姓还没有能够享受到丝的好处。

到了宋代，印度人民，至少是靠近和中国通商的港口一带的人民，已经可以穿丝衣服。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注辇国：“女家复以金银指环、越诺布及女所服锦衣遗婿。”到了明代，丝的应用更广了。马欢《瀛涯胜览》锡兰国：“民俗饶富。男子上身赤膊，下围色丝手巾，加以压腰。”柯枝国：“上不穿衣，下围纻丝手巾，再用颜色纻丝一匹，缠之于腰，名曰压腰。”古里国：“国人亦将蚕丝练染各色，织间道花手巾，阔四五尺，长一丈二三尺，每条卖金钱一百个。”这一条非常 重要。大概从古代起，中国输入印度的不只是丝织品，而且也有生丝^[141] 。生丝运到印度再加工。古里国的人就把中国丝染色加工织成花手巾。榜葛剌国：“桑柘蚕丝皆有，止会作线缲丝嵌手巾并绢，不晓成绵。”这一条也很重要。马欢于永乐十年（1412）及永乐十九年（1421，这次是否从行，不敢肯定）随郑和下西洋。到那时候，榜葛剌纺织技术虽然已经相当高，“土产五六样细布”，但是对于丝却“止会作线缫丝嵌手巾并绢”。溜山国：“织一等丝嵌手巾，甚密实长阔，绝胜他处所织者。”丝嵌手巾在当时大概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手工业。

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记载得差不多。锡兰国：“男子上皆赤体，下围丝手巾，加以压腰。”古里国：“国人亦以蚕丝练织各色间道花手巾，阔四五尺，长一丈二三尺有余，每手巾卖金钱一百个。”溜山国：“又出一等丝嵌手巾，长阔而加实密，胜他处所出者。”榜葛剌国：“桑柘蚕丝虽有，只知丝嵌手巾并绢布。”此外也说到柯枝国人民用颜色纻丝作压腰。可以和马欢的记载对比一下。

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述比较简略。关于人民的衣服只说“穿短衫，围单布”（柯枝国），“男子穿长衫，头缠白布，其妇女穿短衫，围色布”（古里国），没有说衣料是什么。只有榜葛剌国这一条里说到：“妇女穿短衫，围色布丝棉。”

《西洋朝贡典录》榜葛剌国：“女子椎髻，短衫，围色布丝绵。”“乐妇之饰也，服浅红线布之花衫，下围色丝帨。”可见榜葛剌和古代西域一样，音乐家可以穿丝。锡兰山国：“其男裸，下围丝帨，谓之压腰。”柯枝国：“其王缠首以黄白布，上无衣，下围纻丝帨，压腰以色纻丝。”古里国：“五色丝帨谓之西洋手巾，其广五尺，其长一丈二尺，其价金钱百。”这里所谓“西洋”含义和现在的“西洋”不同。当时印度一带就算是西洋。不明白这一点，对这一段记载容易发生误解。

《皇明世法录》卷八一记述榜葛剌的情形：“产镔铁、翠羽、琉璃、桑、漆，尤广丝绵。”说是“尤广”，可见产量是不小的。在明代以前也有类似的记载。金吾古孙仲端《北使记》：“〔印都回纥〕金、银、珠、玉、布帛、丝枲极广。”“印都”就是“印度”。可见至迟在金代，孟加拉已经能产生大量的丝。但是这里却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些丝是野蚕丝，就是所谓㤭奢耶呢？抑或是中国养蚕法已传入印度因而生产出的丝呢？从时间上来看，吾古孙仲端是在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至五年西使的，上距中国养蚕法传入和阗已数百年。从地域上来看，西域，特别是和阗与印度的交通又是那样频繁。所以中国养蚕法在13世纪20年代以前传入孟加拉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国养蚕法在萨珊王朝末叶，也就是公元五六世纪已经传入波斯，6世纪初叶，滑国已能织绫锦，而波斯锦也曾传入印度。假如把这些情况都考虑在内，同时再考虑到印度同波斯的交通，这个时间方面的下限一定要向更古的时代推移。至于印度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就知道用丝纺织绫、罗、锦、绢，仅就中国方面的资料来看，我们只能说，当慧超在印度的时候（他是开元十五年，公元725年回国的），印度人民还不能纺织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起，那就很难说了。现在印度是以精美的印度绸闻名全世界的，连绸缎原产地的中国人民也十分喜爱这些薄如蝉翼的印度绸。关于这一点，恐怕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有点数典忘祖了吧？他们恐怕已经不知道，养蚕织丝的方法的发明人就是中国人民。印度人民不管是直接地或是间接地从中国人民这里学到这种技术，加上自己的努力，终于织出这样精美的绸子。仅从中国蚕丝传入印度这一问题上也可以看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悠久和彼此学习的好处了。

以上简略地谈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过程以及输入后发生的作用。在我利用的资料中，中国资料在数量中远超过印度资料。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方面关于这问题的资料确实多一些，另一方面也因为受了目前图书设备的限制，不得不如此。因此，在本文里提出的都只是初步的看法，供大家参考，请大家指教。

注释：

[1] 罗泌《路史》注《皇图要览》：“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王《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参阅《纲鉴易知录》卷之一。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版，第233页；董作宾：《甲骨学商史编》，下册，商八；向达编纂：《亚洲文化论丛》，第46页。

[3] 《毛公鼎》、《品父盘》等铭文里都有“丝”字。

[4] 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38页；吴泽：《古代史》，第169—171页；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第8页。

[5] 参阅《古史辨》第一册。王国维认为：“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古史辨》，第一册，第265页），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35—336页，认为可能还要晚。

[6] 《召南·羔羊》；《召南·何彼秾矣》；《邶风·绿衣》；《鄘风·干旄》；《卫风·氓》；《曹风·鸤鸠》；《小雅·皇皇者华》；《大雅·抑》；《周颂·丝衣》。

[7] 《释名》：“锦，金也。作之用功，重于其价如金，故制字帛与金也。”《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引士纬：“丝俱生于蚕，为缯则贱，为锦则贵。”

[8] 又见《孟子·尽心》上。

[9] 《墨子·天志》中，《庄子·让王》。《墨子·所染》还谈到染丝。

[10] 《周礼》是后出的书，但是里面记载的东西不一定全是后出的。

[11] 参阅《文献通考》卷八七，《亲蚕祭先蚕条》。

[12] 维维·希尔万：《殷代的丝》（Silk from Yin Dynasty ），《远东古代博物院院刊》（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 No. 9, pp. 119—126）。

[13] 斯坦因（Aurel Stein）：《亚洲腹部考古记》(Innermost Asia ), Oxford 1928, I. p. 234。

[14]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北京，1927年8月，第22页。

[15]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三，页二九六上，（缩写为 53，296a）。

[16] 51，857a。

[17] 51，870a。

[18] 同上。

[19] 51，870C。

[20] 51，871a。

[21] 同上。

[22] 51，872a。

[23] 51，873c。

[24] 51，940a。

[25] 51，940b。

[26] 51，940c。

[27] 同上。

[28] 同上。

[29] 51，941b。

[30] 同上。

[31] 51，941c。

[32] 51，942b。

[33] 51，942c。

[34] 51，943a。

[35] 在中国和尚的游记里面类似的记载还很多，参阅《洛阳伽蓝记》（ 51，1019b），《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51，978）。

[36] 51，1019a。

[37] 51，1019b。

[38] 51，979a。

[39] 同上。

[40] 50，225b、c。

[41] 50，227c。

[42] 50，229b。

[43] 51，979a。

[44] 唐以后，情形还是一样。《宋史》卷四九〇《外国列传》：“善马直绢一匹。”

[45] 又见《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

[46] 又见《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高昌国。

[47] 51，944c。

[48] Rockhill，Life of the Buddha ，p. 238 sq。

[49] 《宋史》卷四九〇《外国列传》高昌国：“地有野蚕，生苦参上，可为绵帛。”这里说的是“野蚕”。

[50]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 Oxford 1921), p. 763。

[51] 同上书，p. 760。

[52] 同上书，p. 762。

[53] 同上书，pp. 687、779。

[54] 同上书，pp. 688、778。

[55] 同上书，p. 900ff。

[56] 同上书，p. 845。

[57] 同上书，pp. 810、1000ff。

[58] 同上书，pp. 899、900、982ff。

[59] 同上书，pp. 899、900、987—989ff。

[60] 同上书，p. 878ff。

[61] 同上书，p. 763。

[62] 同上书，pp. 671、676。

[63] 同上书，pp. 903—913。

[64] 同上书，pp. 701—704。这个解释不一定全面。

[65] Éd. Chavannes，《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中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 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539号。

[66]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pp. 373—374。

[67] 斯坦因还找到了一件中文文书，上面写着：“新队长张洞奉缣三丈二尺。”（见《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中文文书》，第四九〇号）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758页，〔39〕）认为这“缣”可能就是这位队长的薪俸。

[68] 《西域考古图记》，p. 383。

[69] 《亚洲腹部考古记》，pp. 222、227、280ff。

[70] 同上书，pp. 235、489、661、674ff。

[71] 《西域考古图记》，pp. 373—374。

[72] 《亚洲腹部考古记》，pp. 232—234。

[73] Albert Hermann，《楼兰》(Lou -lan ), Leipzig 1931, p. 125 sqq。

[74] August Con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中文写本及其他零星物品》(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Stockholm 1920, No. 6, 1；13, 2；14, 2。

[75] 同上书，103号。

[76] 斯坦因还在罗布诺尔北面找到一个残卷，上面写着：

“胡阿宗贡白绢

十匹二丈，黄绢一匹

缣一匹为二匹”

见Chavannes，《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中文文书》，903号。

[77] 《亚洲腹部考古记》，pp. 673—680。

[78] 同上书，p. 621。

[79] 《亚洲腹部考古记》pp. 463、495、497、499、501。参阅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附录二：《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

[80] 《亚洲腹部考古记》pp. 167—168。参阅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见本书。

[81] 《西域考古图记》，pp. 466、478、479、481、482、483。

[82] 斯坦因：《古和阗考》（Ancient Khotan ），牛津，1907年，pp. 430、441。

[83] 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址记》（Sand －buried Khotan ），伦敦，1903年p. 419。

[84] 《古和阗考》，pp. 373、410。

[85] 《西域考古图记》，p. 254。

[86] 同上书，pp. 1288，1294。

[87] 《古和阗考》，p. 297。

[88]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p. 63. 向达译本，p. 45。

[89] 《西域考古图记》，p. 1278。

[90] Henry Yule，《东域记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 vol. I. pp. 203—20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76页。这个故事不一定可靠，参阅《历史教学》，1954年第五期，第33页，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

[91] 《东域记程录丛》，p. 404。

[92] 同上书，pp. 204—205。

[93] 51，978b。

[94] B. Laufer. 《中国伊朗文化交流》(Sino-Iranica), Chicago 1919, p. 537。

[95] 51. 938a。

[96] B. Laufer，《中国伊朗文化交流》，p. 537。

[97] 《中国伊朗文化交流》，p. 539. 应该说是“金花”。

[98] 《北京日报》，1953年6月8日，新华社长沙七日电；《人民文学》，1953年11月号，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

[99] 《丹阳记》、环氏《吴记》、《神仙传》、魏文帝诏、《江表传》等皆见《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文。

[100] 晋任豫《益州记》：“益州城张仪所筑，锦城在州南，蜀时故宫也。其处号曰锦里。”成都又号锦城，来源已久了。

[101] 参阅《文献通考》三三〇《四裔考》七《松外诸蛮》。

[102] 参阅《文献通考》三二九《四裔考》六《哀牢》。

[103] 参阅M. Winternitz，《印度文学史》(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 ) III. Band, Leipzig 1920, p. 509；Hermann Jacobi，《㤭胝厘耶书里面有关文化史语言史文学史的资料》(Kultur-, Sprache -und Literar -historisches aus dem Kauṭilīya ), S B P A W. xliv. 1911. p. 96；R. C. Majumdar,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 London 1950, p. 126。

[104] 迦梨陀娑约生于公元350—472年之间。

[105] 参阅H. Lüders，《古代土耳其斯坦的纺织品》(Textilien im alten Turkistan ) A P A W. 1936, Phil. -Hist. Klasse Nr. 3。

[106] H. Lüders，《古代土耳其斯坦的纺织品》，p. 28。

[107] 51，876b。

[108] 中外许多学者都努力考证过这些国名；但是以我们目前的知识而论，我们显然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参阅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

[109] 同上书，第107—113页；费琅（G. Ferrand）：《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110] Henry Yule，《东域记程录丛》第一册，第227页。

[111] 以上地名考证多据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

[112] 以上引文皆据冯承钧校注本。

[113] 引文皆据冯承钧校注本。

[114] 《西洋番国志》引文皆据向达先生手抄本，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115] 《西洋朝贡典录》黄省曾自序：“全乃摭拾译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针位》诸编，一约之典要，文之法言，征之父老，稽之宝训。”

[116] 见刘祁：《归潜志》卷一三，附录。

[117] Heinrich Lüders，《塞种人和〈北雅利安语言〉》(Die Śakas und die "Nordarische Sprache"), Philologica Indica, Göttingen 1940, pp. 237—255。

[118] Sten Konow，《和阗塞种语语法》(Khotansakische Grammatik ), Porta Linguarum Orientalium XXII, Leipzig 1941, p. 1。

[119] T. Burrow，《中国土耳其斯坦发现的驴唇体残卷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 Cambridge 1937, p. vi；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64—65页。

[120] 《阿育王传》，《阿育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记载阿育王子法益分封和阗事。《后汉书·西域传》也记有班超与月氏谢将军在疏勒一带的战事。这些都证明印度与古代新疆一带特别是和阗关系之密切。

[12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35—36页；H. Lüders，《古代土耳其斯坦的纺织品》，p. 28〔4〕。

[122] 51，lc。

[123] 见G. F. Hudson，《欧洲和中国》（Europe and China ），伦敦，1931，p. 88。

[124] 参阅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第15—24页。

[125] 51，5b。

[126] 参阅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第16—17页。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说》：“《慧睿传》称：睿由蜀西界至南天竺”，是了解错了原文。

[127] 54，835a。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第33页。

[128]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以及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对这条路有详细考证。

[129]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50，229c。

[130] 50，230b。

[131] 51，4a。

[132] 51，8b。

[133] 以上皆见《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第三，《梵藏汉和四译对校翻译名义大集》。

[134] 50，248c。

[135] 50，975c。

[136] 50，976a。

[137] 同上

[138] 50，977b—c。

[139] 50，876b。

[140] 51，895b。

[141] 参阅Lüders，《古代土耳其斯坦的纺织品》，p. 28。

附记：

这篇文章写完后，曾送请向达先生指正，蒙他指出一些错误，提供一些材料，谨此志谢。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古代新疆一带是东西文化汇流的地方。这里曾住过许多人种不同、语言不同的部落或部族。6世纪以前，伊斯兰教还没有兴起，现在住在那里的许多说土耳其语言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没有全部迁移过去。所以无论从宗教方面来说，或是从人种方面来说，当时这一带的情形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中国各时代的历史家对这一带有过一些记述。《史记》有《匈奴列传》（卷百一十），有《大宛列传》（卷百二十三）。《大宛列传》里有关于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安息、条枝等国的记载。《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对这一带的记述比较详细。在武帝时候，西域内属的有三十六国。到了班超击破焉耆的时候，纳质内属的已经增加到五十余国。“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宋书》里有所谓“夷蛮”的列传，头绪很乱。《梁书》卷五十四有诸夷的列传。在《西北诸戎》这个项目下谈到许多西域的国家。河南王“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滑国“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于阗国“书则以木为笔札”。此外还谈到周古柯国、胡蜜丹国、渴盘陁国、末国、波斯国、宕昌国、邓至国、芮芮国等国的情况。《南齐书》有《芮芮虏列传》：“刻木记事，不识文书。”有《河南列传》，有《氐羌列传》。《南史》和《北史》都有《西域传》。《隋书》卷八十三有《西域传》，包括吐谷浑、党项、高昌、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汗、吐火罗、挹怛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波斯、漕国、附国等国。新、旧《唐书》也都有《西域传》或《西戎传》。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史籍对西域的记载似乎很多，而且时间愈晚，记载也愈详细，表示我们对西域的知识逐渐增加；但是关于这些国家的人种和语言，我们却从这些记载里看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生生灭灭对中国历史有一些影响的国家究竟使用什么语言。

中国的宗教家和旅行家对这一带语言文字的情况记述得比较详细。法显《佛国记》：

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1]

《洛阳伽蓝记》卷五转录了宋云与惠生的记载：

土谷浑国：“其国有文字，况同魏。”^[2]

朱驹波国：“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波罗门同。”^[3]

嚈哒国：“乡土不识文字。”^[4]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罽宾国：“衣著言音食饮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5]

谢䫻国：“衣著人风，土地所出，与罽宾国相似，言音各别。”^[6]

犯引国：“当土言音，不同余国。”^[7]

吐火罗：“言音与诸国别。”^[8]

其余波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跋贺那国，以及突厥所住境界，九个识匿国都是“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对这一带的语言文字记述最详尽的是唐朝的玄奘法师。他的许多锐敏而正确的观察都保留在《大唐西域记》里：

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9]

屈支国（龟兹）：“文字取字印度，粗有改变。”^[10]

跋禄迦国：“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11]

窣利：“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 本三（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12]

㤄捍国：“语异诸国。”^[13]

货利习弥伽国：“土官风俗同伐地国，语言少异。”^[14]

睹货逻国（吐火罗）：“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 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愈广窣利。”^[15]

梵衍那国：“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16]

迦毕试国：“文字大同睹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17]

漕矩吒国：“文字言辞，异于诸国。”^[18]

弗栗恃萨傥那国：“土宜风俗同漕矩吒国，语言有异。”^[19]

淫薄健国（睹货逻故地）：“但言语少异（钵铎创那）。”^[20]

尸弃尼国：“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异。”^[21]

商弥国：“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别。”^[22]

朅盘陀国：“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23]

乌鎩锻国：“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24]

佉沙国：“而 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25]

斫句迦国：“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26]

瞿萨旦 那国：“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27]

就当时的水平来看，这记载已经可以说是够详尽了。但是这究竟是些什么语言，是些什么文字呢？在19世纪末叶以前，我们几乎是毫无所知。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说，这一带对我们依然是一片空白。但是自20世纪初年起，我们对于这一带的知识与日俱增，对于这一带的语言文字的了解也逐渐提高。千年未解的谜终于为我们解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发展到最高阶段，开始转入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因而日趋激烈。东方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就成为瓜分宰割、蚕食鲸吞的对象。许多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旗帜下派遣一批一批的所谓“学者”到中国新疆一带来活动。他们主要目的当然是搜集情报，测绘地图。但也附带进行一些科学活动。他们利用当时当地政治上的混乱状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些特权，买通当地的官吏，进行调查，从事发掘。因为后台老板不同，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有时却又狼狈为奸，互相帮助，结果是，我们祖国大批的珍贵文物为他们捆载而去。连墙上的壁画，石头雕成的佛像和埋在土里的古碑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从19世纪90年代起，这样的探险队就陆陆续续地到新疆来^[28] 。1890年美国人鲍威尔（H. Bower）在库车附近获得了一些贝叶，霍恩勒（R. Hoernle）考释出版。1892年法国人格勒纳（M. Grenard）和德兰（Dutreuil de Rhins）获得佉卢字的《法句譬喻经》，塞那（E. Senart）考释出版。同时耶稣教兄弟会牧师英国人威伯（Weber）也有所搜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马卡尼（G. Macartney）和英国官吏葛德弗莱（S. H. Godfrey）都大力搜购。1900年至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 A. Stein）到塔里木盆地和和阗一带来从事探险。就在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东方学会上，这些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学者们成立了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于是在这方面的活动就更加频繁起来。同年，德国派格林威德尔（A. Grünwedel）到吐鲁番一带来发掘。1903年，又派勒柯克（von Le Coq）沿天山北路到塔里木盆地来活动。1905年格林威德尔又来。1906年斯坦因到敦煌和敦煌西北的长城遗址来调查。他从有名的千佛洞里偷走了大量的宝贵文献。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闻风而至，也从千佛洞的宝库里偷走了六七千卷极宝贵的古代书籍。这两个“学者”走了之后，北京的几个老官吏才在大吃一惊之余吁请学部派人到千佛洞去把那些残余的卷子携至北京。这批家伙又从中偷窃了不少，等到送到国家机关时已所余无几了。西方国家这样，东方的日本也不甘落伍。1902年大谷光瑞，1908年和1910年橘瑞超都来过新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1913年勒柯克和斯坦因又都来过。勒柯克于1914年因战争关系回国，斯坦因到1916年才离开。战后美国的“学者”们也参加进来。安得留斯（Andrews）和华尔纳（L. Warner）都来过。华尔纳充分发挥了“美国方式”，用树胶粘走不少壁画，偷走了不少的佛像。一直到1927年中国学者才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了不少的成绩。

在三十多年的长时间内，英、法、德、日、美等国的那一群国际盗窃犯在我国领土内横冲直撞，搜集了不少情报，画了不少的地图，偷走了不少的东西。他们发掘出来的东西的数量是惊人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从壁画、丝织品一直到各种古代文字的残卷，简直是无所不有。以前我们看到宋版的书，就觉得了不起。现在居然还有六朝及唐代的写本，真是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事情了。这些帝国主义的“学者”就靠了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增加了自己的身价，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并不否认，他们这些探险工作对学术也会有一些贡献，虽然这是与他们的初意相违的。他们发现的材料帮助我们了解了中亚古代的情形。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批材料，我们对这一带的历史、语言、地理、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会能进一步深入了解的。我们上面谈到玄奘对这一带语言文字的记述，过去我们只知道一些名字，现在连具体的内容都知道了。我们说千年未解的谜终于为我们解开，就是这个意思。

要想论述全部的发掘品，不是本文范围以内的事情。我们这里只想谈一谈新发现的几种外族语言材料，特别着重谈吐火罗语的材料。

在发掘出来的有关语言的残卷中，有些是文字认识而语言系属也明确的。但也有些只认识文字而 对语言的性质最初毫无所知。属于第二类的大体可以说是有三种语言^[29] ，其中一种，也就是德国学者劳于曼（Leumann）所谓的“第二种语言”，经学者们长期的研究，最初定名为和阗语。后 来又发现曾在印度西北部及中亚一带建国的塞种人用的也是这种语言^[30] ，所以改称和阗塞种语。这是属于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叫做瞿萨旦那国语的就是这种语言。另外一种，也就是所谓“第三种语言”的，经学者们的考释，定名为粟特语，也是属于印欧语系的。玄奘所记窣利地方的语言就是这一种。这两种语言的名称、性质和系属都可以说是已经确定了，大家再没有什么分歧的意见。

至于其余的一种，也就是劳于曼所谓的“第一种语言”，问题却非常复杂，大家的意见也非常分歧。这种语言的残卷是用婆罗米字母写的。在最初，尽管字母都认识，但因为是连写的，不但不能了解其中的语法结构，连一个个的字都断不开。以后逐渐发现了其中有一些梵文借字，再进一步摸索出一些语法规律，于是才在考释工作中投入一线光明。劳于曼觉得它的语法结构同其他的印欧语言不同，所以说它是“非雅利安的”。后来又改称为“北雅利安语”，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1907年缪勒（F. W. K. Müller）根据一个回鹘文的题款把这种语言定名为吐火罗语。1908年德国学者西克（E. Sieg）和西克灵（W. Siegling）发表论文，赞同这个名称。从那时以后，这两位德国学者的主要精力就用在考释吐火罗语上。今天我们能够读吐火罗语甲方言，几乎完全是依靠他们的研究成绩。在这篇论文里，他们对吐火罗语的语法结构作了初步的探测。他们肯定了它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同时还指出，吐火罗语有两种语言不同而内容相同的残卷，他们称之为A组和B组。两种用的字母相同，有时候发现的地点也相同，但在元音发音法和辅音发音法以及词的变化方面却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例如：

从这个例子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间的不同。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这只是两种方言，而不是两种语言。

再进一步研究，就发现，甲方言残卷发现的地点几乎只限于焉耆，而乙方言发现地点主要是在库车。到了1913年法国学者列维 （Sylvain Lévi）就主张把所谓吐火罗语乙方言改称龟兹语^[31] 。伯希和曾在库车找到大量木简，其中之一上面写着一个国王的名字Swarnatepi。假如能从其他文献中找出这个名字，那么就可以确定这木简的年代以及使用这种语言的地区。考《旧唐书》卷一四八《龟兹传》有一个国王名苏伐叠，和唐太宗同时。苏伐叠显然就是Swarnatepi的音译。Swarnatepi相当梵文的Suvarṇadeva，意译“金天”。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说：

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华。

“金华”的梵文就是Suvarṇapuṣpa。两个名字里都有Suvarṇa（金）这个字，可见是有血缘关系。这都证明这个木简上写的国王就是龟兹（库车）的国王，而这种语言就是本地的语言。所谓吐火罗语乙方言者实际上就是龟兹语。列维的说法是正确的。

到了1918年，西克发表了一篇论文：《吐火罗语的土名》^[32] 。原来他在吐火罗语甲方言里发现了一个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称呼它的名字，这个名字是ārśi。缪勒根据这个字作了一些比附工作，都不能成立，后来也就再没有人提到这个名字，连西克和西克灵自己也不提了。

在这期间，吐火罗语的考释工作已经获得显著的成绩。1921年西克和西克 灵把甲方言的残卷影印出版，同时又把这些残卷用拉丁字母印了出来^[33] 。他们也试着从这些残卷里选了几个短的故事，译成德文。1931年《吐火罗语法》的出版在吐火罗语的研究史上是一件大事情。这部语法是西克和西克灵在比较语言学家舒尔茨（W. Schulze）的协助下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写成的。有了这样一部书，吐火罗语的研究才算是真正有了基础。只要肯钻研，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来窥探吐火罗语甲方言的奥秘，有人垄断吐火罗语的研究这种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1936年英国学者白 雷（H. W. Bailey）又旧事重提，谈到ārśi这个字^[34] 。他主张ārśi就是梵文字ārya的转化。ārya义云“圣”，ārśi käntwā就是“圣语”。他并且在古和阗语和中亚梵文俗语中找出许多ry>rś的例子。他主张吐火罗语甲方言应称之为“焉耆语”（Agnean），乙方言应称之为“龟兹语”（Kuchean）。

第二年，西克就写了一篇论文反对白雷的说法^[35] 。他说ārśi这个字不可能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专名词。而且ry>rś这个规律可能在和阗语里面存在，在吐火罗语甲乙两种方言里都是找不到的。这两种方言都另有字来表示梵文的ārya，甲方言是klyom（阳性），klyomiṃ（阴性），乙方言是klyomo（阳性），Klyomña（阴性）。最后，他仍然坚持保留“吐火罗语”这个名称，但是同意把这名称再扩大一下：甲方言呢，就叫做“吐火罗语Ā”（Ārśi），乙方言呢，就叫做“吐火罗语K”（Kučā）。

在同一 年，德国学者夏伦（G. Haloun）发表了一篇相当长的论文^[36] ，讨论吐火罗问题，主要是谈吐火罗的人种和地望。1941年比利时学者温德金斯（A. J. van Windekens）发表 论文，说ārśi的意义是“白”，因而主张所谓吐火罗就是白匈奴^[37] 。 中国学者对吐火罗 和月氏问题也作过一些研究，譬如冯家升先生^[38] ，王静如先生^[39] 等。都取得不少的成绩。

限于篇幅，过去四十多年有关吐火罗语的研究就简略论述如上。四十多年，时间不能算短；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参加了这个研究工作，努力不能不算大。但是据我自己的看法，关于吐火罗语定名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并没有得到解决。我很怀疑“吐火罗语”这个名称的正确性，但目前也想不出更恰当的名称。我看学者们的文章，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能自圆其说。但是换了角度去看，就发现每个人的说法都有问题。要想最后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学者的共同努力。

好在一个语言的名称对这个语言本身来说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时研究不出结果来，影响也并不大。至于吐火罗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却可以说是已经研究得有相当的基础。我现在就根据已经打好的研究基础来谈一谈吐火罗语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过些什么作用。

我先举几个汉语里面的外来的借字：

一 恒（河）

大家都知道，这个字是从梵文借来的，梵文原文是Gaṇgā。在汉文里的音译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期：

早期

恒（河）：

后汉支娄 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三（《大正大藏经》，卷八，页四三九中）^[40]

中期

恒伽（河）：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二（《大正》，卷一，页四二八中）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三十四（《大正》，卷二，页七三六中）

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十八（《大正》，卷一，页一一六下）

刘宋 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六（《大正》，卷二，页一一三下）^[41]

强伽：

元魏瞿 昙般若流支译《一切法高王经》（《大正》，卷十七，页八五四中）^[42]

晚期

殑伽（河）：

《大唐西域记》卷一（《大正》，卷五一，页八六九中）

弶伽（河）：

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八（《大正》，卷二四，页三三下）

唐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卷八，页七七四中）

在同一部书同一句话里不同时代的译本对Gaṇgā这个字有不同的译法。譬如，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作“恒河”，元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作“恒河”。隋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作“恒伽河”。鸠摩罗什、菩提流支和真谛都属于中期，他们为什么都用前期的“恒河”呢？这是因为因袭旧译，是不足为怪的。

以上我随便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三期音译的不同。在唐代的许多书里都曾对早期和中期的音译加以批评：

（一）《大唐西域记》卷一：“殑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大正》，卷五一，页八六九中）

（二）《普光俱舍论记》卷五：“若女声中，呼名殑耆；若男声中，呼名殑伽。旧曰恒河，讹也。”（《大正》，卷四一，页一〇三上）

（三）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二：“殑伽，旧云恒河，亦言恒伽河，或作恒迦河，皆讹也。”

（四）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四：“殑伽河，诸经论中或作恒河，或言恒伽河，亦云恒迦河，或作强伽河，皆讹也。”

（五）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〇：“弶伽，梵语，西国河名也。此借唐言以响梵字，犹未全切。若准梵音，上弶应为凝等反，亦凝之上声也；下鱼迦反，为正也。古经或云恒伽河，或云恒边沙（当系恒迦河之误），或云殑伽，皆一也，不切当也。”（《大正》，卷五四，页三六八下）

（六）道世《法苑珠林》卷二：“殑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大正》，卷五三，页二七九中）

这一大堆“讹也”、“皆讹也”，看起来真正是义正词严，早期和中期的译法似乎真正立脚不住了。假如从梵文字Gaṅgā出发，早期的音译“恒（河）”实在是真“讹”， 因为Gaṅgā有两个音节，而“恒”字只译了一个。也许有人以为“恒”是“恒伽”或“恒迦”的略称，这在中文里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但是我在上面举出的例子明白地告诉我们，“恒”字的出现在“恒伽”之先。我们毋宁说“恒伽”是“恒”的扩大，而不能说“恒”是“恒伽”的缩短。那么这个“恒”字究竟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现在只有假设它的来源不是 梵文，而是中亚古代语言。在回鹘文里梵文Gaṅgā变成käng^[43] 。但是“恒”这个名词在后汉已经成立了，与回鹘 文在时间上有些距离。在古和阗文里Gaṅgā变成Ggaṃggā^[44] ，也同中文“恒”字不相当。在吐火罗语甲方言里 Gaṅgā变成Gaṅk，在乙方言（龟兹语）里变成Gaṅk或Gaṅ^[45] ，这同中文“恒”字完全符合。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吐火罗文就是中文音译“恒”字的来源。

二 须弥（山）

须弥（山）这个词大家也都认为是从梵文里借来的。梵文原文是Sumeru。汉文的音译大体上可以分为二期：

早期

须弥（山）:

后秦佛陀耶 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一八（《大正》，卷一，页一一四下）^[46]

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三四（《大正》，卷二，页七三六上）

隋阇那崛多译《起世经》卷一（《大正》，卷一，页三一〇中下）

晚期

苏迷卢: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

同对“恒（河）”一样，唐代的许多著作都对这个字的早期的音译加以批评：

（一）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夹注：“旧曰须弥，又曰须弥娄，皆讹。”

（二）《一切经音义》卷一慧琳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或云须弥山，或云弥楼山，皆是梵音声转不正也。”（《大正》，卷五四，页三一四下）。

（三）《一切经音义》卷四七玄应音《对法论》：“旧言须弥者，讹略也。”（《大正》，卷五四，页六二二中）

又是一大堆“讹”、“声转不正”、“讹略”。假如从梵文Sumeru出发，“须弥”当然是“讹”，而“苏迷卢（或 ）”是正确的。那么“须弥”究竟是怎样来的呢？我们也只有假定它的来源不是梵文，而是中亚古代语言。和阗文里与梵文Sumeru相当的字是Sumīra，这不可能是“须弥”的来源。吐火罗语甲方言里是Sumer，乙方言（龟兹语）同。毫无可疑，这就是“须弥”的来源。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很多^[47] 。但是为了说明我想说明的问题，两个也就尽够了。从这些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但是这个事实在吐火罗语发现以前是无从知道的。人们发现这些借字的音和梵文不相符合，于是就武断地说它是“讹”或者是“讹略”。事实上是既不“讹”，也不“略”，只是来源不同而已。这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我们两国不完全是直接来往，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曾在中间起过桥梁作用。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中印文化交流对这两个伟大民族所起的作用，我们两个民族都承认彼此学习了许多 东西，饮水思源，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曾经沟通中印文化的吐火罗人^[48] 。

今天我们来考虑研究吐火罗语的意义，也应该从这个认识出发。当然研究吐火罗语的意义决不止这些，譬如对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中亚古代文化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化在中亚的作用的研究，吐火罗语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应该考虑到。虽然大家的认识不见得一致，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对吐火罗语的研究还不算冷落。在丹麦有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裴德森（Holgar Pedersen），他写过一些论文和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吐火罗语》（Tocharisch ，哥本哈根，1941）和《吐火罗语语史》（Zur tocharischen ṣprachgischichte ，哥本哈根，1944）。在比利时有顾物勒（Walter Couvreur），他写了很多有关吐火罗语的论文：《吐火罗语字源学》（L ' Étymologie du Tocharien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1942）、《吐火罗语发音学及形态学》（Hoofdzaken van de Tochaarse Klank －en Vormleer ，1947）、《论吐火罗语》（Zum Tocharischen I ，Revue des Études Indoeuropéennes, 1947）等。在比利时还有温德金斯，他的主要著作是《吐火罗语方言字源字典》和《吐火罗语论丛》（Tocharica ，1940）。在英国有白雷等。在美国有雷音（G. S. Lane），他曾把吐火罗语甲方言的《福力太子因缘经》（Puṅyavanta －Jātaka ）译成英文（JAOS. vol. 67, No. 1, 1947）。法国也有个别的人在研究吐火罗语。一般说起来，吐火罗语的研究还并没有曲高和寡后继无人。中国学者应该抱一个什么态度呢？我前面已经说过，材料是在中国境内发现而为帝国主义的所谓“学者”偷走了的，这种语言又与中印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本身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当仁不让，承担一部分研究的责任。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们那一套钻牛角的方法，我们当然不能再用。我们要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收获，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收获。

1955年7月18日写完

注释：

[1] 《大正新修大藏经》（下面缩写为 ）51，857a。

[2] 51，1018c。

[3] 51，1019a。

[4] 51，1019b。

[5] 51，977c。

[6] 51，978a。

[7] 同上。

[8] 同上。

[9] 51，870a。

[10] 同上。

[11] 51，870c。

[12] 51，871a。

[13] 51，871b。

[14] 51，871c。

[15] 51，872a。

[16] 51，873b。

[17] 51，873c。

[18] 51，939b。

[19] 51，939c。

[20] 51，940c。

[21] 51，941b。

[22] 同上。

[23] 51，941c。

[24] 51，942b。

[25] 51，942c。

[26] 同上。

[27] 51，943a。

[28] 详情请参阅：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贺昌群《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燕京学报》，第12期；向达《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附录四，《十九世纪后半期西域探险略表》；方壮猷《三种古西域语之发现及其考释》，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4期。

[29] 有个别语言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

[30] H. Lüders, Philologica Indica, S. 236—255。

[31] 列维著，冯承钧译：《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4期。

[32] 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xï，《普鲁士科学院集刊》。

[33]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吐火罗语残卷）。

[34] H. W. Bailey: Ttaugara, BSOS, 1936。

[35] E. Sieg: Und dennoch Tocharisch (《反正是吐火罗语》), SPAW. 1937。

[36] G. Haloun: Zur üe-ṣï-Frage (《论月氏问题》), ZDMG. Bd. 91, Heft 2 (1937)。

[37] A. J. van Windekens: Huns blancs et Ār i (白匈奴和Ār i), Le Muśeon, LIV (1941)；Lexique Étymologique des Dialectes Tokhariens (《吐火罗方言字源字典》), Louvan 1941, p. XIX。

[38] 冯家升、徐中舒、郑德坤：《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氏”的问题》，《燕京学报》，第13期；冯家升：《月氏之民族与研究之结论》，《禹贡》第五卷，第八、九合期。

[39] 王静如：《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德学志》第五卷（1943），第217—277页；Arsi and Yen-ch'i焉耆，Tokhri and Yüeh-shih月氏，Monumenta Serica, vol. IX, 1944, pp. 81—91。

[40] 此外例子还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下同。

[41] 参阅《翻梵语》卷九：“亦云恒河，亦云恒伽，亦云迦（恒？）伽。”（ 54，1044b）

[42] 参阅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八。

[43] F. W. K. Müller, Uigurica (《回鹘语论丛》) II. AKRAW. Berlin, 1911, p. 15。

[44] Sten Konow，Khotansakische Grammatik (《和阗塞语语法》), Leipzig, 1941, p. 110。

[45] 《吐火罗语法》，p. 88。

[46] “须弥”这个词的出现当然不自后秦始。

[47] 这种现象以前也有人注意到过，参阅列维著、冯承钧译：《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季羡林：《浮屠与佛》，见本书。

[48] 我上面举的全是佛经里的例子，因为我们目前只有这些材料。我并不是说，佛经就能代表印度文化。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上我发表了一篇《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中国纸和造纸法是在什么时候传到印度去的（时间问题）？是从什么地方传过去的（地点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都初步给了答复。我的答复是：至迟在纪元后7世纪半中国纸已经传到印度，而传过去的路径是陆路。

关于地点问题，据我所知道的，过去根本没有人提出过，当然也就不能有什么答复。关于时间问题，过去有人提到过（P. K. Gode：《中国纸输入印度考》）；但是不具体，不肯定。最近我收到1953年7月份的《印度亚洲文化》（Indo -Asian Culture , vol. II, No. 1），里面有一篇谈印度古代书写资料的文章。作者说，伊斯兰教徒于13世纪把纸从中国传到印度。可见一直到最近，印度学者还认为中国纸是在13世纪才传到印度去的。我在那篇文章里对时间问题的那个答复也不能说是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有从海路传过去的可能呢？我首先就曾这样考虑过。因为中国和印度很古就有海路交通。《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就记载了中国同黄支国的交通，而且中国丝也从这条路输入印度。为什么纸就不能从海路传过去呢？但是我仔细研究了我所看到的一切资料之后，我却没能发现一条能证实这个可能的材料，有的只是反证。所以我就根本没有接触到这问题，而对由陆路传过去的过程却叙述得比较详尽。

然而竟引起了误会。有人以为我利用中国书籍利用得太少，以为我根本没有考虑到海路的可能性。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既然有人这样想，足见我那篇文章只从正面谈不从反面谈的方式还不够周密。现在就来弥补一下吧！

中国南方各地能够造纸，古籍里很早就有记录。我只举几个例子。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

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不溃烂。泰康五年（284）大秦献三万幅。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

唐刘恂《岭表录异》：

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灰白色，有纹如鱼子。

唐段公路《北户录》香皮纸条：

罗州多笺香树，身如柜柳，皮堪捣纸。

宋顾文荐《负暄杂录》：

南番出香皮纸；色白，纹如鱼子。

明陈继儒《妮古录》：

晋文帝赐蜜香纸万幅，令杜武库写《春秋》。

南方出的这一种纸，有的书上叫做蜜香纸，有的书上叫做香皮纸。我看，这就是一种东西。《南方草木状》说，蜜香纸是“微褐色，有纹如鱼子”；《岭表录异》说，香皮纸是“灰白色，有纹如鱼子”；《负暄杂录》说香皮纸“色白，纹如鱼子”。除了颜色有点区别外，外表完全一样，恐怕不会是两种东西。连这树也是一种树。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四，沉香的异名有沉水香、蜜香，梵名阿迦 。蜜香的异名有木蜜、没香、多香木、阿 。“沉香、鸡骨、黄熟、栈香虽是一树，而根干枝节各有分别也。”^[1] 反过来也可以说，虽然根干枝节各有分别，终究还是一树。阿迦 就是梵文的 （agaru），学名Agallochum，Amyris Agallocha。中文名字就是沉香。

以上说的是蜜香纸或香皮纸。

此外南方还出产一种“侧理纸”。晋王嘉《拾遗记》卷九：

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

宋苏易简《纸谱》也引了这一段话，惟“陟里”作“陟厘”。此外《纸谱》还引用了《本草》的一段话：

《本草》云：陟厘味甘，大温无毒，主心腹大寒，温中消谷，强胃气，止泄痢，出江南池泽。”陶隐居云：“此即南人用作纸者。”唐本注云：“此物乃水中苔，今取为纸，名为苔纸。”

《负暄杂录》：

又苔纸以水苔为之，名曰侧理纸。

明徐炬《古今事物原始》：

南越以海苔为纸，名曰侧理纸。（《图书集成》引）

可见所谓“侧理纸”是南越地方的人用海苔制造的。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

北纸用横帘造纸，纹必横。又其质松而厚，谓之侧理纸。桓温问王右军求侧理纸是也。南纸用竖帘，纹必竖。（胡韫玉《纸说》曾引用）

明屠隆《纸墨笔砚笺》南北纸条：

北纸用横帘造，其纹横，其质松而厚，谓之侧理纸。南纸用竖帘，其纹竖。晋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

这样一来，“侧理纸”反而成为北纸了。关于“侧理”两个字我们现在还不敢说究竟哪个解释正确。我自己不大同意因为纹横而名之曰侧理这种说法。至于侧理纸究竟是南纸还是北纸的问题，我觉得《拾遗记》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拾遗记》在这方面是最古的文献。

苏易简《纸谱》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 稻秆为之者脆薄焉。

这里扼要地说明了各地造纸原料的不同，也说到“海人以苔为纸”。

总之，中国南方在晋代至少已经有了两种造纸方法，一种是用蜜香树或栈（笺）香树皮叶，一种是用苔。中国南方能造纸，南方与南洋、印度一带有海路交通，因而说中国造纸法有可能传过去，这是合理的。但是这可能性并不一定非成为现实不可。事实上根据我们现在能掌握的资料，中国造纸法在古代并没有从海路传出去。《拾遗记》说侧理纸是南越所献。古代南越的范围很广，汉初割长沙以南的三郡封赵佗为南越王，晋代南越至少还包括交广二州（见《晋书·地理志》）。献侧理的南越也不一定是外国。

中国造纸法在古代不但没有向南洋一带传布，连与中国毗连的越南一带也没有传到。一直到宋代和明代，这地方还不能造纸。《南史·林邑传》：

书树叶为纸。^[2]

宋赵汝适《诸蕃志》交趾国：

不能造纸笔，求之省地。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占城：

以白字写黑皮为文书。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寻常文字及官府文书，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随其大小阔狭，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国白垩之类，搓为小条子，其名为梭，拈于手中，就皮画以成字，永不脱落。

可见到了宋元时代，这一带还没有纸笔，而是用白粉在黑皮上画字为文书。明代情形仍然没有变。马欢《瀛涯胜览》占城：

其书写无纸笔，用羊皮捶薄或树皮熏黑，折成经折，以白粉载字为记。

费信《星槎胜览》占城国：

其国无纸笔之具，但将羊皮捶薄熏黑，削细竹为笔，蘸白灰书字，若蚯蚓委曲之状。

张燮《东西洋考》卷二占城：

无纸笔，以羊皮捶薄，削竹为笔，蘸白灰书字。（《南史》曰：书树叶为纸。）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占城：

以粉画革为书。

夹注：羊皮捶薄或树皮熏黑，或折削细竹为管，蘸白粉书字如蚯蚓委曲之状。茅瑞征《皇明象胥录》：

宋建隆二年其王释利因陁盘遣使来朝，书表于贝多叶，盛以香木。

《东西洋考》真腊：

文字，以麂鹿杂皮染黑，随其广狭，以意裁之，用粉如白垩类，搓为小条子，拈于手中，就皮画以成字，永不脱落。

这一段文字可能是从《真腊风土记》抄下来的。《皇明象胥录》真腊：

以麂鹿皮染黑蘸粉画字。

从以上的征引里，可以看到从南北朝到宋元明三代，交趾、占城、真腊等地书写资料的情况，纸是没有的，不是用鹿皮或羊皮，就是用树皮或树叶。

南洋一带怎样呢？这一带也是没有纸的。更古的不必说了，宋代还是用树皮之类的东西。《宋史》卷四八九《外国列传·勃泥传》：

其表以数重小囊缄封之，非中国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长数尺，阔寸余，横卷之仅可盈握。

《东西洋考》大泥条（“即古浡泥也”）抄了这一段话，只改动了几个字。《瀛涯胜览》爪哇国：

书记亦有字，如锁俚字同。无纸笔，用茭蔁叶以尖刀刻之。

《西洋朝贡典录》爪哇：

其书记以刀刻茭蔁叶，文字如锁俚。

满剌加国：

其语言书记婚丧与爪哇同。

《东西洋考》柔佛：

字用茭蔁，以刀刺之。

仅仅根据以上的征引，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直到明代，爪哇一带还没有纸，而是用尖刀刻茭蔁为字。现在印度尼西亚语里纸字是kertas，是从阿拉伯语借用的。这一带是中印交通必经之路，古代中国商船到印度去，印度商船到中国来一定要在这里落脚。中国纸和造纸法决不可能飞越这一带而传到印度去，何况我们在印度方面也没有找到任何资料和证据，证明中国造纸法是从海路传过去的。正相反，我们从印度造纸原料上找到的却是从陆路传去的证据。上面引用苏易简《纸谱》说，“北土以桑皮为纸。”《西洋朝贡典录》里谈到孟加拉的出产，“有桑皮纸”。难道这只是偶合的现象吗？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中国造纸法最初是由陆路传到印度去的^[3] 。

注释：

[1] 栈香，《诸蕃志》作笺香，“乃沉香之次者”。《梁书》作 香。

[2] 苏易简《纸谱》引《林邑记》：“九真俗书，树叶为纸。”《太平御览》卷七八六引《北史》：“书树叶纸。”普通版本“二十四史”内的《北史》没有这一句话。

[3] 唐义净曾“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见求墨纸。”（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两件事情：一、这里只说的是纸，我们不应该把纸与造纸法的输入印度混起来看；二、这已经是7世纪末叶，纸在这以前已经由陆路传至印度。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化极古老的国家，也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近三千公里的边界从地理上把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连接在一起，超过三四千年的友谊从感情上把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心连接在一起。在几千年的悠长岁月中，我们两国人民只有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外交往还和经济来往，而从没有过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事情，也是我们两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两个伟大的民族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地答复这问题，但是一定很早，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在两国的古代天文学上都有二十八宿的理论。专就天文学来说，二十八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必然性，所以很可能是一个向另一个学习的。中国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二十八宿的理论。如果从这一件事情上来推断，那末不论是谁向谁学习，中国印度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到现在总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印度许多古书上都有关于中国（脂那，梵文是Cīna）的记载，例如在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ṇa）里都有。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典》（Manusmṛti）第四十四颂（Gāthā）把中国人和希腊人、塞种人并列。在中国古书里也有很多关于印度的记载。虽然其中许多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无论如何总可以看出中印两国人民在怎样早的时候就互有所闻、互相往来了。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生产蚕丝的国家。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īnapaṭṭa（成捆的丝）、Cīnāṃśuka（丝衣服）等，都有Cī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

中印之间的交通到了公元前2世纪时在中国的史籍中有了正式的记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当时的西域泛指今甘肃西北部、新疆全省和中亚细亚的一部分）。他在大夏国（在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中国四川省出产的竹杖和布匹。大夏国人告诉他，这是商人从身毒（当时中国人民对印度的称呼）买来的。在公元前2世纪时，中国四川的产品已经输入印度，并且从印度运到大夏。可见中国和印度的交通当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印度的佛教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传入中国。即使我们撇开这一方面的传说不谈，例如关于印度来华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的传说，那末，至少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一个事实来肯定，在公元前1世纪初佛教已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了。公元后65年，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一道诏书里用了几个从印度来的借字：“浮屠”（就是“佛”，梵文是Buddha）、“伊蒲塞”（就是“居士”，梵文是upāsaka）、“桑门”（就是“和尚”，梵文śramaṇa）。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可靠的证据。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中印两国的交通日益发展。许多中国僧人排除万难，不辞跋山涉水到印度去求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5世纪）、玄奘（7世纪）和义净（7世纪）。他们游历印度的记述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印度古代史和中世史的极可宝贵的文献。印度僧人到中国来的也不少。来往于两国之间的还有两国的外交代表和商人。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早在6世纪时，就有许多印度侨民居留在中国古代的大都市之一的洛阳。两国的文化交流随之而大大地加强。

印度的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从公元5世纪到7世纪，中国文学中产生了一类特殊的作品——鬼神志怪的书籍。这些书里面的故事有很多是从佛经里抄来的。印度的民间故事因而大量地传入中国，一直流传到现在。唐代（618—907）传奇小说盛极一时。在这一类的小说里，印度故事的影响也很显著，譬如里面常常出现的“龙王”和“龙女”就都起源于印度。唐代另一种新文体“变文”和佛经的关系更为密切。“变文”是以诗歌和散文合组而成的一种通俗生动的文体。它最初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后才增加了新的内容。“变文”直接影响了宋代（960—1279）的“话本”（用近乎口语的通俗体裁写成的故事）。“变文”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的声韵学也受了印度的一些影响，唐末（9世纪）僧人守温创制了36字母（实在是30个），就是根据梵文字母的体系。

在艺术方面，无论是中国的绘画、雕塑和音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印度艺术的影响。希腊艺术传到了大夏，吸收了佛教思想，形成了所谓“犍陀罗”艺术。在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宝库中，例如山西省北部的云冈石窟中的石刻（公元5世纪以后的作品）和甘肃省西部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公元4世纪以后的作品），都可以看到“犍陀罗”艺术的一些影响。

在中国的医学里也有一些印度成分。《隋书·经籍志》记载着许多从印度译过来的医书。这些书到现在虽然都已散佚，但是在唐代的中国医书中还保留了一些印度医学理论和药方，可见当时印度医学之一斑。从公元3世纪直到10世纪的中国许多旧医书里也都有一些印度医学的色彩。唐代还有印度医生到中国来开业。公元7世纪时，唐朝的皇帝曾请印度方士为他们制造长生不老之药。

此外，中国语言也受了印度的影响。汉语里有许多印度借词，例如“琉璃”是从印度古代俗语verulia（梵文是vai dūrya）译过来的，“塔”是从印度古代俗语thupa（梵文是stūpa）译过来的。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来。

中国文化传到印度，当然对印度文化的发展也有了极大的影响。前面已经谈到中国的丝传入印度，这里再举几个有同样重要意义的事情来作例子。造纸术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集大成的发明者是汉朝的蔡伦，时间是公元105年。至晚在第7世纪，中国纸已经传到印度，以后造纸术也传过去了。印度古代是在白桦树皮、贝叶（即棕榈树的叶子）等上面写字的。这当然很不方便。有了纸之后，不仅在纸上书写，还用纸来印刷书籍。这样书籍的数量增多了，文化的传播也因而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