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九项中,虽然石蜜的称谓不同,但都是人工制造成的,都是真正属于糖一类的。可是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有不是人工制造的糖一类的东西,而名称却叫“石蜜”的。我在下面也举出两个例子。
(十)崖蜜、岩蜜
(十一)樱桃
我把这两项结合在一起来讨论,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野客丛谈》:
东坡《橄榄诗》曰: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冷斋夜话》谓事见《鬼谷子》。“崖蜜”,樱桃也。漫叟渔隐绪公引《本草》石崖间蜂蜜为证。余谓坡诗为橄榄而作,疑以樱桃对言。世谓枣与橄榄争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蜂蜜则非其类也。固自有言蜂蜜处,如张衡《七辩》云:“沙餳石蜜”,乃其等类。闽王遗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尝考石蜜有数种。《本草》谓崖石间蜂蜜为石蜜。又有所谓乳餳为石蜜者。《广志》谓蔗汁为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义,又安知古人不以樱桃为石蜜乎?观魏文诏曰:“南方有龙眼荔枝,不比西国葡萄石蜜。”以龙眼荔枝对言,此正樱桃耳,岂餳蜜之谓耶?坡诗所言,当以此为证。
这一段话,内容丰富又驳杂。主要讲石蜜是樱桃,也说崖蜜为石蜜。
《神仙传》:
飞黄子服中岳石蜜及紫粱,得仙。 〔7〕
在以上两段引文中,第一段明确说崖蜜就是石蜜,第二段没有那么明显,但是飞黄子在这种场合服食的决不会是人工制造的石蜜,而是崖蜜或者岩蜜。什么叫崖蜜或者岩蜜呢?《天工开物》卷上“甘嗜·蜂蜜”中说:
凡深山崖石上,有经数载未割者。其蜜已经时自熟。土人以长竿刺取,蜜即流下。或未经年而扳缘可取者,割炼与家蜜同也。
《广东通志》说:
凡海山岩穴,野蜂窠焉。酿蜜无收采者。草间石隙,在在泛溢。抛露日久,必缩蛇虺之毒。倘以为甘而过食,必大霍乱而死。 〔8〕
这样的“崖蜜”,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多次出现。
我在这里还想补充讲几句。《本草纲目》“蜂蜜”,“释名”说:
蜂糖 生岩石者名石蜜 石飴 岩蜜
李时珍曰:蜜以密成,故谓之蜜。本经原作石蜜。盖以生岩石者为良耳。而诸家反致疑辩。今直题曰蜂蜜,正名也。
我在上面讨论了十一项同石蜜在本质上或者名称上有联系的东西。这十一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1.与蔗糖有关的或者用蔗糖制成的,这里包括前九项。2.与蔗糖毫无关系的、只有“石蜜”之名的,这里包括最后两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二)、(三)两项。这与“西极(国)石蜜”有关,我将在下面第二编国际编第三章“西极(国)石蜜”中再加以讨论。“石蜜”这一个名称,宋代以后逐渐消失。除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外,其他有关的书几乎都不见了。至于李治寰提出的“石蜜最初是进口商品”的意见,也等待下面再讨论,这里暂且不谈了 〔9〕 。
注释:
* “飨糖”、“响糖”此处保留作者用字,引文多作“饗糖(餹)”、“響糖(餹)”。
〔1〕 李治寰,上引书,第120页。
〔2〕 《艺文类聚》卷八七“甘蔗”条引此条时,前面有“交阯有甘蔗”一句,李治寰引,缺。
〔3〕 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转引。
〔4〕 隋唐以后的石蜜制造过程,参阅下面有关章节。宋洪迈《糖霜谱》引《南中八郡志》,强调“曝成飴,谓之‘石蜜’”。此是后话,下面再谈。
〔5〕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三○一卷“蜜部”,引作“马志约”。
〔6〕 详细论述请参阅李治寰,上引文,第153页。
〔7〕 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三○二卷,“蜜部”,“蜜部外编”。
〔8〕 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同上编、卷。
〔9〕 石蜜问题,日本学者讨论者颇多。我只举出一篇来:洞富雄《石蜜·糖霜考》,见《史观》,第六册。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卓见。可参考。
第四章 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
根据我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蔗糖的熬制开始的时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制糖术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传布的历史的书,其中涉及蔗糖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吉敦谕同志和吴德铎同志有针锋相对的意见,展开了一些讨论。我仔细拜读了他们的文章,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在提出一个同他们两位都不相同的意见,请吉、吴两位同志,以及其他对糖史有兴趣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吉敦谕同志在《江汉学报》1962年9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他主张蔗糖的制造开始于汉代。他引用杨孚《异物志》说,杨孚讲的“笮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就是沙糖。他又引用“汉晋之际”宋膺所撰《凉州异物志》,证明石蜜出于甘柘,“王灼所说的‘糖霜’实际上在汉代已经有了”。晋永兴元年(304年),嵇含著《南方草木状》讲到用甘蔗汁晒糖。5世纪末,陶弘景编修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则说:“蔗 〔1〕 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 〔2〕 种数年生,皆大如竹 〔3〕 ,长丈余,取汁 〔4〕 为沙糖,甚益人。”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三甘蔗条集解也引了这一条,只说是“弘景曰”。所有这些著作都证明蔗糖的制造不始于唐贞观年间。
对于吉敦谕同志的这个看法,吴德铎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江汉学报》1962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副标题是:《与吉敦谕先生商榷》。他说:“吉先生所提供的这四方面的证据,全不可靠。”他首先指出,陶弘景的原书早已失传。吉文中引的那一段,根据唐本《新修本草》,是夹注,而非正文。也就是说,“今”指的是唐代,不是梁代。“这则材料反而成了只有唐朝时才有‘沙糖’这个名称的有力的反证。”(第43页第一栏)至于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大量事实,证明此书非嵇含原作。所谓汉杨孚的《异物志》,只是吉敦谕同志认为是这样。以《异物志》命名的书多得很,实在无法证明此书是汉杨孚所撰。清曾钊辑佚本认为是杨孚所作,是很有问题的。书中有关糖的一条,曾钊辑自《齐民要术》卷一○,但《齐民要术》中根本没有注明这是杨孚的著作,只有《异物志》三个字。而且《齐民要术》卷一○全是“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因此吴德铎同志说“吉先生提出的这一证据,似乎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指‘黄河流域’),不但不能制蔗糖,甚至连甘蔗都没有”。至于吉敦谕同志所引的《凉州异物志》,是根据清张澍的辑佚本,张澍并没有肯定说,这确实是宋膺所撰。吴德铎同志最后的结论是:“我国开始炼取蔗糖的时间是唐朝,并不是像吉先生所说的‘始于汉代’。”
十八年以后,吉敦谕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糖辨》。吴德铎同志在同一个刊物上,1981年第2期,发表了《答〈糖辨〉》。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上一次论战的继续,各人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新提出来的资料不多。我上面根据十八年前的文章所作的介绍基本上能概括后两篇文章的内容,我在这里不再详细加以叙述。
我仔细拜读了两位同志的论文,我觉得,两位同志的意见都有合理的部分,但又似乎都有点走了极端。根据现有的资料,经过力所能及的去伪存真的剔抉,我只能采取一个中间的态度,做一个折衷派。吉敦谕同志的推理方式有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说:“甘蔗既是我国土生土长并已广有种植之物,何能迟迟至数百年后,我国人民还不懂制造蔗糖,而从印度学得了此种技术呢?”(《糖辨》第182页)甘蔗在中国是否是“土生土长”,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再详谈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他整个的想法,我是觉得合情合理的。中国这个民族是既善于创造又善于学习的民族。从汉朝就接触到“西极(国)石蜜”(是什么东西,另文讨论),中间经过魏晋南北朝,在许多《异物志》里都有记载,却一直到了唐初才从印度学习熬糖法,在五六百年漫长的时期中竟对此事无所作为,这使人不大容易理解。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制蔗糖的程序不外两种,一种是曝晒,一种是熬炼。按道理讲,前者似乎比较简单,只要有甘蔗汁,在太阳下一晒,就可以凝稠。此时恐怕还只是稠糖,而不是沙糖。这种曝晒的办法许多书中都有记载。比如《吴录·地理志》、宋王灼和洪迈《糖霜谱》引《南中八郡志》:“曝成飴,谓之石蜜。”嵇含《南方草木状》“曝数时成飴”等等。但是很多书却曝煎并提。比如杨孚(?)《异物志》说“又煎曝之,凝而(如)冰”;《凉州异物志》说“煮而曝之”。因此,我们很难说,曝煎二者,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用曝煎的办法制造蔗糖可能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到了唐太宗时,《新唐书》明确说,向摩揭陀学习的是“熬糖法”,是专门用煎熬的办法,根本不用曝晒的办法。
至于记载曝晒的办法和曝煎并举办法的那一些《异物志》,吴德铎同志的两篇论文都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基本上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我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想法,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物志》,吴德铎同志文中引了一些。在当时好像形成了一种《异物志》热,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原因大概是,当时中国地理知识逐渐扩大、增多,接触到了许多外国的以及本国边远地区的动植物等等,同日常习见者不同,遂一律名之曰“异物”。这些《异物志》的作者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自己创新,而是互相抄袭,比如《齐民要术》引的、吉敦谕同志认为是汉杨孚《异物志》中的那一段话:
(甘蔗)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笮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曝之,凝而(如)冰,破如砖,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
这一条,张澍辑本《凉州异物志》全部收入。李时珍引用此条(《本草纲目》卷三三)则作万震《凉州异物志》。互相抄袭的情况可见一斑。不管这些《异物志》是否抄袭,是否某人所作,产生的时期总是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能晚至唐代。所以蔗糖的出现,不能早至汉代,也不能晚至唐代。
所谓“异物”,我的理解是不常见之物,是产生在凉州、南州、扶南、临海、南方、岭南、巴蜀、荆南、庐陵等地的东西。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异物志》,当时这些地方有的是在国内,有的在国外。那里的东西有的稀有少见,故名之曰“异物”。我们恐怕不能笼统地说,都不是中国东西。《齐民要术》卷一○里面记述的东西,贾思勰说:“非中国物者。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贾思勰确实记了一些怪异。但也有的没有什么怪异的,比如他在这卷中所记的麦、稻、豆、梨、桃、橘、甘(柑)、李、枣、柰、橙、椰、槟榔等等,难道都不是“中国物”吗?在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包括蔗糖在内,内地很少生产,并不是广大人民都能享受的东西。这也是国际通例。糖这种东西,今天在全世界各国都是家家必备,最常见而不可缺少的食品,但在古代开始熬制时,则是异常珍贵。比如在印度、伊朗,最初只作药用,还不是食物的调味品。当时在中国也不会例外。我想只是在以上这几种情况下糖才被认为是“异物”。
此外,吴德铎同志在论证吉敦谕同志引用的那些书的时候,过分强调这些书不是原作,不能代表汉代的情况,这些论证绝大部分我是同意的。但即使不是原作,不能代表汉代的情况,如果六朝时期的著作中已经加以引用的话,难道也不能代表六朝时期的情况吗?如果能代表的话,不也起码比唐代要早吗?我举一个例子。我上面抄的吉敦谕同志认为是汉杨孚《异物志》中的那一段话,吴德铎同志认为非杨孚原话,但是既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引了它,它起码也代表后魏的情况。既然《凉州异物志》也收入这一段话,那么,贾思勰所说的“非中国物产者”,就不能适用。又如《凉州异物志》:
石蜜之滋,甜于浮萍,非石之类,假石之名,突出甘柘,变而凝轻。甘柘似竹,味甘,煮而曝之。则凝如石而甚轻。
吴德铎同志用了“即使”、“果真”之后,下结论说:“这种东西,在当时中国人民中,还是传说中的‘异物’。我们无法根据这样的材料得出‘我国蔗糖的制造始于汉代’的结论。”我们要问一下:即使不能证明汉代已有蔗糖,难道还不能证明在汉唐之间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已经有了蔗糖吗?
关于上面引用的吉敦谕同志引陶弘景的那一段话,吴德铎同志认为是唐本《新修本草》的夹注,不是陶弘景的原话。仅就《新修本草》这一部书来看,他这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三,果木部,甘蔗条《集解》也引了陶弘景这几句话。这可能是引自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对于这个问题,我缺少研究,特向中国医药专家耿鉴庭同志请教。承耿老热心解答。他认为,这几句话是陶弘景说的。他说,最近有人在对《名医别录》作辑佚的工作,不久即可完成。他为这个辑佚本写了一篇文章:《〈名医别录〉札记》。他送了我一份油印稿,我从中学习了很多有益的知识。谨记于此,以志心感。我对于这个问题不敢赞一词,只有接受耿老的意见。既然这几句话是生于齐梁时代的陶弘景(456—536年)说的,那么至晚在齐梁时代已经有了沙糖,当然就是不成问题的了。李治寰同志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中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制糖史谈石蜜和冰糖》,他在这里也引用了陶弘景这几句话。他直接了当地说是引自《名医别录》,但对《名医别录》这一部书没有作什么说明。请参看。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明我的这个意见。在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翻译的佛典中,很多地方讲到甘蔗和石蜜,间或也讲到糖。其中以石蜜为最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汉代典籍中,“石蜜”这个词儿多次出现,但是,都与“西极”或“西国”相连,说明这东西还不是中国产品,至于“糖”字则为数极少。我举几个例子。
宋罽宾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译《五分律》卷八:
彼守僧药比丘,应以新器盛呵梨勒阿摩勒、鞞醯勒、毕跋罗、干姜、苷蔗、糖、石蜜。(《大正新修大藏经》22,62b)
宋元嘉年间(424—454年)僧伽跋摩译《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二:
甘蔗时药,汁作非时药,作糖七日药,烧作灰终身药。(《大正新修大藏经》23,574b)
若屏处食酥、油、蜜、糖食、虫水,波夜提。(同上书卷,577a)
同上书卷六:
糖佉陀尼,根佉陀尼,石蜜佉陀尼。(同上书卷,599a)
同上书卷九:
比丘言:“我食糖。”(同上书卷,617b)
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糖”字呢?在汉代书籍中出现过“糖”字。焦延寿《易林》卷七:“饭多沙糖。”注说:“糖当作糠。”桓宽《盐铁论》有“糖 ”字样,据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后来抄改”,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糠”字之误呢?梁顾野王《玉篇》:“糖,
饵也。”隋陆法言《广韵》:“糖,飴也,又蜜食。”这两个“餹”字都出自唐本。总之,汉代大概还没有“糖”字,而只有“餹”字,指的是麦芽糖之类的东西。因此六朝佛典中的“糖”字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我在上面谈到“糖”同“石蜜”比起来,出现的次数要少得多。这说明,就是在印度梵文或巴利文佛经中,糖也是比较稀见的。但是中译佛典中既然已经用了“糖”字,难道糖这种东西中国就没有而是通过佛典才把这个字传入中国的吗?汉代没有“糖”字上面已经讲到。六朝则确实有了“糖”字。有一个地方同“餹”字混用。“糖”字在六朝时期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有可能只是“有名无实”吗?因此我推测,在六朝时期我们不只是有了这个字,而且有了这种东西。否则就无法解释“糖”这个字是怎样产生的。糖与石蜜,在印度只表示精炼的程度不同,搀杂的东西不同,本质是一样的。这同上面讲的一些《异物志》中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证明。
到了唐初,玄奘《大唐西域记》提到沙糖和石蜜。义净翻译的佛典中也有糖字,比如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持钵执锡,盛满稣、油、沙糖、石蜜。(同上书卷,646c)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的意见是:中国蔗糖的制造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某一个时代,至少在后魏以前。我在篇首讲的“同他们两位都不相同的意见”,简单说起来,就是这样。
注释:
〔1〕 唐本《新修本草》作“今”。
〔2〕 唐本作“人”。
〔3〕 唐本作“皆如大竹”。
〔4〕 唐本有“以”字。
第五章 唐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618—907年)
在我国历史上,唐代是经济和文化都异常繁荣昌盛的时代。从甘蔗种植和沙糖炼制方面来看,也可以如是说。在这两个方面,唐代都超越了前代。历史事实确实是这样。但是,这里也有不利之处。尽管唐初地理著作和类书都有一些;但是专门研究甘蔗和糖的著作却一本也没有。这和宋代和明代比较起来,大为逊色了。
我在上面说到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对于蔗种的传入和制糖术的提高,却是非常有利的。唐代前期,太宗雄才大略,开疆拓土,控制了整个西域,被西域小国尊称为“天可汗”。因此对外交通异常畅达,中外文化交流继两汉南北朝之后,达到了另一个高潮。当时的长安实为世界经济文化中心。住在那里的“胡人”的数目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对于在制糖技术方面的交流,当然极为有利,特别是同印度和波斯(伊朗)的交流,更为显著。这一些历史事实都见于中外载籍中,甚至见于敦煌残卷中。
但是,今天我们来叙述唐代的“糖史”,仍然遇到上述缺少专著的困难。我们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宛如在汪洋浩瀚的书海中游泳,往往事倍而功半,甚至连“半”都不到;有时候在畅游一通之后,空手而归。此中情况,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我的做法是,把自己本来就贫枯的想象力发挥到极度,在一切沾亲带故的典籍中爬罗剔抉,搜寻出有用的片言只语,加以引申、联系,从而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在这一章里,我主要谈国内的情况。至于对外交流的情况,则留待第二编去谈。这是本书体例使然,不得不尔。但是国内外又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有时多少有点重复,势亦难免。
本章的内容是:
(一)材料来源。
(二)甘蔗种植。
(三)沙糖制造。
(四)外来影响。
(一)材料来源
材料来源于上面所说的“沾亲带故”的典籍。这些典籍有下列这一些:
1.正史
2.本草和医书
3.敦煌卷子
4.诗文
5.《一切经音义》
6.僧传
7.中外游记
8.《梵语千字文》等书
9.笔记及类书
现分述如下。我先抄资料,然后再归纳分析。
1.正史
唐代正史中有一些关于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的资料,为前此所未有,条列如下。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
(摩揭陀)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列传·天竺》:
南天竺濒海,出师子、豹、、橐它、犀、象、火齐、琅玕、石蜜、黑盐。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列传·康(国)》:
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列传·吐火罗》:
多稻米、石蜜。
《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成都府·蜀郡》:
土贡锦、单丝罗、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春酒。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列传·康国》:
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
同上书、卷《波斯国》:
出及大驴、狮子、白象、珊瑚树高一二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瓈、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2.本草和医书
在中国医学史上,研究药物的书叫做“本草”,其中动植矿物都有。蔗汁、沙糖和石蜜都能用做药物,所以在“本草”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数量虽然极少极少,但从中得到信息的意义,却极大极大。“本草”以外的众多的医书,也起同样的作用。所以我写《糖史》决不能忽略利用这些典籍。
“本草”的历史极为悠久,种类极其繁多。详细叙述,没有必要。但是,读者也需要有一些一般的了解;因此我在这里简要地叙述一下“本草”的历史和演变。因为我现在是谈唐代的问题,所以我叙述的时间下限就截止到唐代。唐以后的各个朝代将在下面依次叙述。
在“本草”大家庭中,最早的一部叫做《神农本草经》,一看这名称,就知道是伪托。这部书最早著录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中。《隋书·经籍志》:“梁有《神农本草经》五卷。”此书另外还著录了《神农本草经》四卷,想系一书。至于作者和时代,都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作者非一人,时代非一代。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药物学家的研究成果,到了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成书 〔1〕 。
梁陶弘景(456—536年)有《本草经集注》。到了唐代,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中外交通的畅通,西域的医药影响了中国,新药品的数目不断增加,早已冲破了陶著的框框。此时出现了许多新的有关“本草”的著作,也出现了不少的医书,一方面继承和整理过去固有的传统,一方面吸收新东西。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的、内容最丰富的是苏敬(恭)的《新修本草》(659年),此书“正经”二十卷,“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目录二卷,共有五十四卷之多。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新药,共载药844种,分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等项。最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砂糖,这在中国“本草”中还是第一次。其重要意义不言自喻。砂糖之外还有石蜜,其意义相同 〔2〕 。在这部书里有一段话:
沙糖,蜀地、西戎、江东亦有之。笮甘蔗汁煎成,紫色。
《新修本草》之外,唐代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本草”。比较重要的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和韩保昇的《蜀本草》。陈藏器生卒年月不详,浙江四明(今浙江鄞县)人,生活于公元8世纪。《本草拾遗》约于738年著成,主要是为《新修本草》拾遗补缺。共十卷(序例一卷,拾遗六卷,解说三卷),补充了许多新药品,仅矿物药一项,就增加了110多种。《本草拾遗》一书起了扩大药品范围的作用。明代大医药专家李时珍对陈藏器大加推崇,说:“其所著述,博及群书,精核物类,绳订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本草拾遗》后二百多年,到了五代时期,蜀人韩保昇又著《蜀本草》。韩保昇约生活于9世纪,此书是在蜀主孟昶倡导下编撰而成的,以《唐修本草》为蓝本,除增加了新药外,还配上了图经。全书共二十卷,对药品的性味、形态和产地增加了新内容和新说明。图形绘制精细,对后世影响颇大。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唐代疆域扩大,对外交流频繁,新药物输入是必然的,因而也就出现了记载外来药物的书。郑虔,737年为广文馆博士,撰《胡本草》七卷,已佚。唐代所谓“胡”或“海”,犹今之所谓“洋”,意思是“外来的”或“外国的”。在郑虔一百多年以后,李珣著《海药本草》。李珣,祖籍波斯人,约生活于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生卒年月不详。其家以经营香药为业,由于家业关系,对于外国药物特别注意,故有《海药本草》之撰著。全书共六卷,一说二卷,载药124种,其中大多数是从海外传入的。
药食同源,中国旧有此说。到了唐初,饮食疗法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孟诜(621—713年)于是有《食疗本草》之作,共三卷。原书久佚,敦煌残卷中保留了一部分。详情将在下面3.“敦煌卷子”中叙述,这里先不谈。
除《食疗本草》外,唐代还有蜀人昝殷于公元853年撰成的《食医心鉴》。原书宋代尚存,后佚失。日人从朝鲜医书《医方类聚》中辑出,成一卷。
到了五代后唐934年,陈士良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拾遗》中有食疗作用的药物加以分类整理,成《食性本草》十卷,此书久佚。
本草学发展到了唐五代,研究范围日益扩大、深化,药物学工具书从而产生。甄立言、李含光、殷子年、孔志约等,都编了《本草音义》,萧炳编了《四声本草》,杨损之编了《删繁本草》,江承宗编了《删繁药味》。这些书都已相继佚失 〔3〕 。
本草之外,还有医书。唐代医学家,在先人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又提高了一步,撰述了一些医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孙思邈。他生于581年,另有生于511、541和560年以前诸说;卒于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于652年撰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总计232门,合方论5300首,有方有论,内容异常丰富。晚年,682年,又著《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这两部书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 。
这两部书中,药物品名很多,我只选择与甘蔗、沙糖、石蜜有关的摘抄下来,看看唐初这三样东西作为药物所起的作用如何。
我先从652年撰成的《千金要方》谈起。我依照原文顺序依次抄出与甘蔗、沙糖、石蜜有关的资料。
卷一 “药名”中没有三者。
卷五下 治舌肿强满方:满口含糖醋良。
卷六 治舌肿强满口方:满口含糖酢少许,时热通即止。
羡林按:以上两条讲的是一码事。
卷十九 大建中汤,治失精气短目充䀮䀮惚惚多忘方:飴糖八两(按:还有别的药,下同)。
羡林按:“飴糖”指的恐怕是麦芽糖之类。又方(治五劳七伤等):飴糖半斤(下面还有多处有“飴糖”,同我要研究的关系不大,不再抄录)。
前胡建中汤:白糖(六两)
卷一二 坚中汤:糖(三斤)
卷一三 大补心汤:粘糖(一斤)
羡林按:“粘糖”含义不明,可能即“糖”。
前胡汤,又方:餳(三两)
卷一四 补心汤,又方:糖(一两)
卷一六 治鱼骨哽方:服沙糖水
治骨鲠在喉众治不出方:取粘糖丸如鸡子黄大,吞之。
治吞金银镮及钗等:白糖二斤,一顿渐渐食之,多食益佳。
卷一七 止气嗽通声方:崖蜜 飴糖(按:与我要研究者无关,录之供参考对比)。
治肺寒损伤气嗽及涕唾鼻塞方:白糖。
大蒜煎:石蜜
卷一八 治欬嗽上气方:砂糖(五合)。又方:白糖(五分)
治忽暴嗽失声语不出方:砂糖
百部圆:糖
卷一九 前胡建中汤:白糖(六两)
人参汤:白糖
卷二一 酸枣圆:石蜜(四两半)
卷二三 治乳痈方:粘糖(八两)
小槐实汤,治五痔十年老方:白糖(一斤)
《千金翼方》
此书晚于《千金要方》三十年。对比二者,其间的变化与差别,极有意义。
此书首列“目录”,主要是罗列药物名称。其中“果部”二十五味中有:
甘蔗
石蜜 乳糖也
沙糖
这非常清楚。但其前“虫鱼部”七十一味,首列“石蜜”。这个“石蜜”与果部的“石蜜”决非一物。我在上面第一编第三章“石蜜”中,曾列举“石蜜”一词的含义十一种,其中第十“崖蜜”、“岩蜜”,就是“虫鱼部”的“石蜜”。这情况给我们制造了不少的困难。在我下面的抄录中,凡有“石蜜”字样之处,有的就难以区分究竟何所指。
卷一 “药名第二”又列“甘蔗、石蜜、沙糖”。“药出州土第三”,列剑南道,益州出沙糖。“用药处方第四”,“惊痫第五”:石蜜。“补五脏第十二”:石蜜。“下气第三十二”:甘蔗。“热极喘口舌焦干第六十”:石蜜。“口疮第六十四”:石蜜。
卷四 “本草下,虫鱼部”:石蜜,参看上面。
“果部”:
“甘蔗 味甘平,无毒。主下气和中,助脾气,利大肠。”
“石蜜 味甘寒,无毒。主心腹热胀,口干渴。性冷利。出益及西戎。煎沙糖为之。可作饼块,黄白色。”
“沙糖 味甘寒,无毒。功体与石蜜同,而冷利过之。笮甘蔗汁煎作。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
羡林按:这几条引文非常重要,下面还要谈到。
卷四 治乳痈方:糖(捌两)。
参阅上面《千金要方》卷二三。那里也有治乳痈方,药品列的有“粘糖(八两)”。二者一对比,可见“粘糖”就是“糖”,至少是“糖”的一种。
卷七 广济:沙糖。
卷一二 耆婆汤,主大虚冷风羸弱无颜色方:糖(一斤)。
羡林按:“耆婆汤”这个名称,值得注意。
卷一五 人参汤:白糖。
卷一八 前胡建中汤:白糖。
卷一九 治口干燥方:石蜜(四两)。
泽兰子汤:糖(一斤)。
卷二四 治疥癣:白糖(八两)。
王焘《外台秘要》
王焘,陕西郿县人,约生于670年,卒于755年。于752年(天宝十一载)撰成《外台秘要》,是中国古代又一部伟大的医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
此书晚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整整一百年,晚于《千金翼方》七十年。三者对比,可见其间的进步与发展。
我把这部书中有关甘蔗、沙糖、石蜜的资料依次抄下来。
卷六 广济疗卒干呕不息方,又方:“甘蔗汁温令热服一升,日三服”,但下面加了一个注:“一云甘草汁,张文仲同,并出第三卷中。”
卷八 又疗鱼骨哽在喉(一曰腹)中众法不能去者方:“取飴糖丸如鸡子黄大,吞之;不去,又吞,此用得效也。”
羡林按:我在上面说到“飴糖”含义不明确,恐为麦芽糖。但此处之“飴糖”,证之以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一六,此处作“粘糖”;又证之以《千金翼方》卷四及《千金要方》卷二三,“粘糖”即“糖”,则“飴糖”亦即“糖”。但这个推论不能无限扩大。
又疗以银钗簪箸擿吐因气吸误吞不出方:多食白糖,渐渐至十斤,当裹物自出。此说与葛氏小异(并出第五卷中)。
古今录验疗误吞银镮及钗者方:“取飴糖一斤,一顿渐渐食尽。多食之,镮及钗便出。”《小品集验千金》同《千金》,作“白糖”。
羡林按:上面的“飴糖”,也等于“白糖”。
卷九 《肘后》疗卒欬嗽方,又方:飴糖(六分)。
《备急》卒欬嗽方:芫花(二两熬) 右一味水二升,煮四沸,去滓,内白糖一斤,服如枣大。勿食咸酸物。亦疗久欬。
《千金》疗冷嗽方:胶飴(一斤)。
又疗忽暴欬失声语不出:沙糖(一升)。
《延年》杏仁煎主气嗽方:糖(一合)。
又疗气嗽煎方:白糖(五合)。
疗欬嗽积年不差者胸膈干痛不利方:餳(半大升)。
羡林按:不知“餳”指的是什么。
《千金》竹皮汤,主欬逆下血不息方:飴糖(一斤)。
疗肺伤欬唾脓血:飴糖(一升)。
足膝胫寒汤方:飴糖(一升)。
又疗欬嗽喘息喉中如有物唾血方:糖(一升)。
卷一○ 《肘后》疗肺痰欬嗽吐涎沫心中温温咽燥而渴者方:飴糖。
《延年》天门冬煎,主肺热兼欬声不出方:糖(五两)。
蜜膏酒止气欬通声方:崖蜜 飴糖。
恶心,心下坚满,饮多食少,疗疰并淋通气势丸方:胶飴。
卷一三 又疗骨蒸欬出脓病重者方:白餳(一两)。
又疗骨蒸传尸方:黑餳(大如鸡子)。
羡林按:“白餳”和“黑餳”,不知何所指。
卷一六 建中汤疗肺虚损不足神气方:飴糖。
卷一七 “黄芪建中汤:飴糖(一斤)。”“《古今录验》黄芪汤:飴糖(半斤)。”“黄芪汤:飴糖(六两)。”“芍药汤:飴糖(一斤)。”“建中黄芪汤:飴糖(半斤)。”下面熬法中有“去滓下糖”等字样,这里的“糖”,是否指“飴糖”?
卷二一 这一卷一开始专讲治眼病的药。有意思的是,这里有“天竺经论眼序”一首,后面的解释是:“陇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胡僧”显然指的是印度人。这个问题下面再谈。
卷二二 肺寒鼻齆方:餳糖(一升)。
卷二六 《千金》小槐实丸:白糖(二斤)。
卷三○ 深师疗癣秘方:白糖(一两)。
卷三一 药所生州土:剑南道益州沙糖。疗腹内诸毒方“合罂中,密封以糖。”“岭南将熟食米及生食甘蔗巴蕉之属。”
卷三四 下乳漏芦散方:粆 〔6〕 糖水下。
卷三五 满口含糖醋。
卷三八 又若发口干小便涩方:取甘蔗去皮尽,吃之,咽汁;若口痛,捣取汁服之。
3.敦煌卷子
我在上面2.“本草和医书”中讲到了一部叫做《食疗本草》的书。此书久佚,敦煌残卷中保留了一部分,所以我就拿到本节来谈。
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中有《食疗本草残卷》,里面讲到石蜜和沙糖。现将原文抄录如下:
石蜜 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引文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三○一卷,蜜部)。
石蜜寒 右(主)○ 心腹胀热,口干渴。波斯者良。注少许于目中,除去热膜,明目。蜀川者为次。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汁及牛膝(乳字为是○ ),煎则细白耳。又和枣肉及巨胜人(仁),作末为丸,每食后含一丸,如李核大,咽之,津润肺气,助五藏津。
沙糖寒 右(主)功体与石蜜同也。多食令人心痛,养浊,消肌肉,损牙齿,发疳(慝),不可多服之。又,不可与鲫鱼同食,成疳虫。又,不可共笋食之。笋不消,成症病,心腹痛重,不能行李(履)○ 。
敦煌残卷《食疗本草》,除了罗振玉的刊本外,还有赵健雄编著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的《食疗本草残卷》。此本对原文做了一些解释,上面用○ 作记号的三个地方就是,这些解释看来是正确的。
《敦煌医粹》中还有《医方残卷》一章,其中讲到石蜜。我现在也抄在这里:
紫苏煎 治肺病上气咳嗽或吐脓血方,其中有“石蜜五两”。
此书又引《食疗本草》:
石蜜治眼热膜。
此外,在王筠默、王恒芬辑著的《〈神农本草经〉校证》(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中也有关于石蜜的记载。因为在这以前我没有谈到“本草”,没有机会引用,我也引在这里:
石蜜 味甘平,主心腹邪气、诸惊痫痉,安五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众病,和百药,久服强志,轻身,不饥,不老。一名石飴,生山谷。
此书并引陶隐居(弘景)的话:
石蜜,即崖蜜也。
看来这里说的“石蜜”指的是“崖蜜”或“岩蜜”,与沙糖熬成的“石蜜”不是一种东西。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在《外台秘要》等医书中,二者有时难以区分。所以,我就抄了下来,供参考。
除了《食疗本草》以外,敦煌残卷中还有一些涉及糖和石蜜的卷子,虽然简短,但很重要。我现在抄在下面:
吐蕃申年(828年)等沙州诸人施舍疏(十二件)
1 发壹两 沙唐(糖)伍两,入大众
2 有弟子薄福,离此本乡,小失翁母,处于大蕃,配充驿
3 户。随缘信业,受诸辛苦,求死不得,乃贪生路,饥食
4 众生血肉。破斋破戒,恶业无数。今投清净道场,请
5 为念诵
6 申年正月五日,女弟子张什 二谨疏
7 沙唐(糖)一两(崇哲取 〔7〕 准三斗)
另外,P.3303背面有一段制糖的记载。从字体上来看,它不像一些佛经那样字体端正秀丽,显然出自饱学秀才之手。在这里,字体有些潦草,间有错别字。尽管如此,其意义是极端重要的。现在,我把我的读法写在下面:
1 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一般苗长八尺,造沙唐(糖)多
2 不妙;苐(第)二,挍一二尺距,造好沙唐及造最上煞割令;苐三
3 般亦好。初造之时,取甘茎,弃却
(梢)叶,五寸截断,着
4 大木臼,牛拽,拶出汁,于瓮中承取,将于十五个铛中煎。
5 旋写(泻)一铛,著筋(?筯?),瘨(置)小(少)许。冷定,打。若断者,熟也,便成沙唐。不折,不熟。
6 又煎。若造煞割令,却于铛中煎了,于竹甑内盛之。禄()水下,闭(
?闩?)门满十五日开却,
7 着瓮承取水,竹甑内煞割令禄出,干后,手遂一处,亦散去,曰煞割
8 令。其下来水,造酒也。其甘苗茎似沙、高昌糜,无子。取
9 茎一尺,截买于犁垅便生。其种甘时,用十二目(?月?)。
以上两件涉及糖、甘蔗和石蜜(煞割令)的敦煌残卷,虽然残缺不长,但所含内容则极重要。吐蕃统治时期的沙州老百姓以糖布施僧伽,请为念诵。这糖是从哪里来的呢?当地是半沙漠地带,不生甘蔗,更无从造糖。至于P.3303残卷,对造糖和种蔗都有简短而具体的描述。我们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下面本书附录《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将专章讨论这一段残卷,请参阅。
4.诗文
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诗文都是量多而质高。其中间有涉及甘蔗及糖者。因为是出现在诗文中,不可能与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有多少牵连,对我现在进行的探讨研究不可能有多少帮助。我立此一节,不过聊备一格而已。
唐代诗文浩如烟海,我不可能从头到尾认真翻检。听说深圳大学将《全唐诗》输入电脑,我于是写信给郁龙余教授,请他协助。蒙他不弃,转请有关同志,将有关“甘蔗”的条目利用电脑检出。他来信说,电脑调试尚未臻完善,其他条目尚未能查检,只有俟诸异日。基于我上面说的理由,我没有再敢麻烦他。现只将“甘蔗”条目写在下面,聊供参考而已。
深圳大学输入电脑,使用的本子是《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25册:
(1)卷数:133 册数:4 页数:1353 行数:5 作者:李颀 诗题:送刘四赴夏县 原文:
明主拜官麒麟阁,光车骏马看玉童。高人往来庐山远,隐士往来张长公。扶南甘蔗甜如蜜,杂以荔枝龙州橘。
(2)卷数:133 册数:4 页数:1358 行数:2 作者:李颀 诗题: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苏少府 原文:
才子风流苏伯玉,同官晓暮应相逐。加餐共爱鲈鱼肥,醒酒仍怜甘蔗熟。知君练思本清新,季子如今德有邻。他日如寻始宁墅,题诗早晚寄西人。
(3)卷数:218 册数:7 页数:2291 行数:15 作者:杜甫 诗题:遣兴五首 原文:
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江空旧鱼,春雨余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咤。
(4)卷数:243 册数:8 页数:2728 行数:9 作者:韩翃 诗题: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山阴苏少府 原文:
才子风流苏伯玉,同官晓暮应相逐,加餐共爱鲈鱼肥,醒酒仍怜甘蔗熟。知君炼思本清新,季子如今德有邻。他日如寻始宁墅,题诗早晚寄西人。(按:此与上面李颀诗实为一诗,作者说法不同,故两出。)
(5)卷数:488 册数:12 页数:4535 行数:18 作者:元稹 诗题: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 原文:
甘蔗销残醉,醍醐醒早眠。深藏那遽灭,同咏苦无缘。雅羡诗能圣,终嗟药未仙。
(6)卷数:568 册数:17 页数:6497 行数:7 作者:薛能 诗题:留题 原文:
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压春甘蔗冷,喧雨荔枝深。骤去无遗恨,幽栖已遍寻。峨眉不可到,高处望千岑。
我从深圳大学得到的材料就这样多。看样子是不全的。但是,我本来也没有希望唐代诗文能给我提供非常有用的资料。引这些诗,不过想告诉读者,唐代诗人写到甘蔗而已。有一点值得提一提的,甘蔗浆能醒酒,汉代已经知道了。
此外,我还从《全唐诗引得》中找到了“燋糖幸一柈”、“偶然存蔗芋”、“蔗浆归厨金碗冻”、“茗饮蔗浆携所有”(杜甫《进艇》等诗),韦应物“姜蔗傍湖田”,王维“蔗浆苽米饭”这些诗句,目的同前,不去细细追究了。
另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一《发秦州》有“崖蜜”一词,注“石蜜”。可供参考。
5.《一切经音义》
在这里,《一切经音义》包括两部书,一是《玄应音义》,亦名《大唐众经音义》,共二十五卷,后出别本间作二十六卷。唐大慈恩寺翻译僧玄应撰,书成于贞观末年,体例近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454部佛教著作中录出梵文汉译和生僻字词,加以注释。征引古籍多至百数十种,保存了大量的古籍佚文与异文。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另一部是《慧琳音义》,亦名《大唐音义》。唐释慧琳(737—820年)撰。共一百卷,书成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或五年(810年)。体例本于《玄应音义》,于汉唐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佛教著作中选择词语作注。慧琳旁征博引,共写成约六十万字。在古代辞书中,援引古书之多,保存佚文之富,首推此书 〔8〕 。这书里面有一些对于甘蔗和糖的注释,我现在抄在下面。我根据的本子是《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个数字表示卷数,第二个表示行数,第三个表示栏数:
54,341c 甘蔗(下之夜反)(《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54,343b 甘蔗(之夜反。《文字释调》云:甘蔗,美草名。汁可煎为砂糖。《说文》:也,从草从遮,省声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54,402a 甘蔗(上音甘,下之夜反。或作蚶草。煎汁为糖,即砂糖,蜜
等是也。)(《大宝积经》)
54,408c 干蔗(经文或作芉柘,亦同,下之夜反。《通俗文》:荆州干蔗,或言甘蔗,一物也。经文从辵,作,非也。)(《阿阇贳王女阿术达菩萨经》)
54,430c 甘蔗 遮舍反。王逸注《楚辞》云:,
也。《蜀都赋》所谓甘蔗,是也。《说文》云:从草,庶声。(《宝星经》)
54,461a 苷蔗 上音甘,下之夜反。《本草》云:能下气治中,利大肠,止渴,去烦热,解酒毒。《说文》:蔗,也。从草,庶声。苷或作甘也。(《大悲经》)
54,489a 甘蔗 之夜反。诸书有云:竿蔗,或云籍柘,或作柘,皆同一物也。(《妙法莲华经》)
羡林按:竿,原书作“芋”,疑误。
54,628b 油糖,又作餹,同徒郎反。餳餹也。又沙糖也。煎甘蔗汁作之。餳,似盈反。(《瑜伽师地论》)
54,650c 蔗餹,又作糖,同徒郎反。以甘蔗为餹也,今糖是也。(《中阿含经》)
54,654b 于柘 之夜反。或有作甘蔗,或作竽蔗。此既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增一阿含经》)
羡林按:“于柘”,原书如此。疑当作“干柘”。又“竽蔗”,疑当作竿或芉蔗。“西国语”一词,十分值得注意。可见“甘蔗”一词来自“西国”。
54,669b 甘蔗,下支夜反。(《治禅病秘要法经》)
54,701a 竿蔗 音干,下又作柘,同诸夜反。今蜀人谓之竿蔗,甘蔗通语耳。(《四分律》)
54,734a 蔗芋 上,之夜反。考声,甛草名也。《本草》云:蔗,味甘,利大肠,止渴,去烦热,解酒毒。下,于句反。《本草》:芋,味辛,一名土芝,不可多食,动宿泠病。《说文》:芋,叶大实根,堪食。二字并从草,庶于皆声也。(《四分尼羯磨》)
54,735a 蕤蔗 上,蕊佳反。字书:蕤,草也。《本草》有萎蕤,草也。考声苑,垂貌也。《说文》:草木华盛貌也。或作甤。经文作,俗字也。下,之夜反。王逸注《楚辞》云:蔗,美草名也。汁甘如蜜也。或作“
”。(《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
54,739c 沙糖 又作餹,同徒郎反。煎甘蔗作之也。(《善见律》)
54,803c 甘蔗 下,遮夜反。(《百千诵大乘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
54,835b根 煮如反。《说文》:
,蔗也。今非此物也。蔗,即甘蔗,人但食苗,根不堪吃。传云:
根,明非甘蔗。案:《本草》署预,一名土
,一名山芋。《异菀》曰:署预,野人谓之土诸。《玉篇》亦说,故不疑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6.僧传
这里所谓“僧传”,指的是:
(1)《大唐西域记》
(2)《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3)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
(4)道宣:《续高僧传》
(5)《唐大和上东征传》
(6)《代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
我现在依次将有关资料抄在下面。
(1)《大唐西域记》
卷二,印度总述,十七物产:
至于乳酪、膏酥、粆糖、石蜜、芥子油、诸饼,常所膳也。
(2)《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卷二:
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剌蜜、蒲桃等。(54,227b)
(3)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
卷一:
次授干粳米饭,并稠豆臛,浇以热酥,手搅令和,投诸助味。食用右手。才可半腹,方行饼果。后行乳酪,及以沙糖。渴饮冷水,无间冬夏。(54,209c)
(4)道宣《续高僧传》
卷四,《玄奘传》:
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中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50,454c)
(5)《唐大和上东征传》
这是日本僧人元开撰写的一部书,专门记述唐代中国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经过。当时航海到东瀛,万分困难。鉴真五次尝试渡海,最后一次终于达到了目的,到了日本,住在奈良。在一千多年内,他受到日本朝野上下的无限崇敬,他成了中日友谊的化身。天宝二年(743年)那一次尝试东渡时,他备办了许多东西,要随船带往日本,其中有船上食用的“干胡饼”、干蒸饼等等;有佛像、佛经等等;有铜瓶、袈裟等等;有大小铜盘等等;有麝香、沉香等各种香,最后是:
毕钵、呵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51,989a—b)
(6)《代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
这个大和上指的是不空。他受到唐代宗极高的宠遇。皇帝时常赏赐他一些东西,其中也包括一些食品。他随时奏上谢恩表,在大历八年(773年)的一个表中,不空写道:
其文殊阁先奉恩命,取今月十四日上梁。天泽曲临,特赐千僧斋饭,上梁赤钱二百贯,蒸饼二千颗,胡饼二千枚,茶二百串,香列汤十瓮,苏蜜食十合槃,甘橘子十五个,甘蔗四十茎。(52,843b)
我在这里想附带说上几句。甘蔗在唐代大概还是比较贵重的。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一一三卷“甘蔗部·甘蔗部杂录”:“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此事见于宋江亨《搜采异闻录》卷五。
7.中外游记
中国人的游记,我选了杜环的《经行记》。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736—812年)的族子。天宝十载(751年),中国同大食在怛逻斯打了一仗,唐将高仙芝大败,几乎是全军覆没,被大食俘虏了二万多人,杜环是其中的一个。他得以到了大食,亲眼看到了那里的情况,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书,就是《经行记》。这一部书为近现代中外研究中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所极度重视,其中一些重要部分被译为英文和法文,在欧美广泛流传。书中也讲到了石蜜。我现在将这一段抄在下面:
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卢舍,有似中国宝。 〔9〕
羡林按:石蜜既然能够刻为卢舍,可见得是固体而硬的东西。有个别学者另作解释,我认为是画蛇添足之举,可以置之不理。
外国人的游记,主要是阿拉伯人的游记。在中古时期,阿拉伯人和波斯(伊朗)人的游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在这里选的一本是《中国印度见闻录》,书成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惟著者是谁,颇有分歧意见 〔10〕 。
我现在把书中有关资料抄在下面。
页8 十四:
越过海尔肯德海,便到达名叫朗迦婆鲁斯岛的地方,那里的居民既不懂阿拉伯语,也不懂商人们所能讲的别的语言。那些人一丝不挂;他们肤色白净,没有胡须。船上人员说,从未见到女人;因为从岛上前来迎接他们的都是男人。划着由一段木材挖空而成的独木舟,满载着椰子、甘蔗、香蕉和椰子酒。
羡林按:“朗迦婆鲁斯”,中译者认为就是“狼牙修”,或“棱加修”,或“狼牙须”,或“朗迦戌”,或“龙牙犀角”。见中译本,第36页。
页11 二十二:
中国人的粮食是大米,有时,也把菜肴放入米饭再吃。王公们则吃上等好面包及各种动物的肉,甚至猪肉和其他肉类。水果有苹果、桃子、枸橼果实、百籽石榴、榅桲、丫梨、香蕉、甘蔗、西瓜、无花果、葡萄、黄瓜、睡莲、核桃仁、扁桃、榛子、黄连木、李子、黄杏、花楸核,还有甘露、椰子果。……在中国,人们用米造醋、酿酒、制糖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
羡林按:这里讲到“制糖”,但是原料却是米,看来这不会是蔗糖 〔11〕 。
8.《梵语千字文》等书
所谓“等书”,指的是同《梵语千字文》类似的一些书。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唐代,翻译佛典和西行求法的人数,都大大增加。学习梵语于是就成了当务之急,从而出现了一些梵语启蒙的书籍。高僧义净开风气之先,写成了一本《梵语千字文》 〔12〕 ,并在书前加了一段短序:
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仍各注中梵音,下题汉字。其无字者,以音正之。并是当途要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不同旧《千字文》。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
本书中有:
义净还有一本《梵语千字文别本》。其中有:
唐全真集《唐梵文字》。其中有:
唐礼言集《梵语杂名》。其中有:
僧怛多蘖多、波罗瞿那弥舍沙(二合)出《唐梵两语双对集》。这书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梵文原文,只有汉语音译。书中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石蜜”一词在同类书中,仅见于此处。虽无梵文原文,但“舍㗚迦啰”毫无疑问是梵文śarkarā的音译。上面讲到的敦煌卷子中的“煞割令”者就是此字的另一个音译。
9.笔记及类书
在中国,笔记似乎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著述体裁,其他国家比较少见。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唐代不是笔记最发达的时代,但是也颇有一些。其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甘蔗和沙糖的材料。所谓“类书”,有点像近世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很早就有这种书籍。我使用的笔记和类书有以下几种。
(1)《酉阳杂俎》
(2)《云仙杂记》
(3)《北堂书钞》
(4)《艺文类聚》
(5)《通典》
(6)《白氏六帖》
(1)《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803—863年)撰。三十卷,包括前集二十卷三十篇,续集十卷六篇,凡1288条,约20万字。参用张华《博物志》体例,按门纂录所辑秘府典籍、杂著、传闻等,有的地方颇为驳杂。书中关于蔗、糖材料不多。卷七,《酒食》部有“一丈三节䉀”,肯定指的是甘蔗。同部中有“糖颓䗯子”,这里的“糖”字,不知何所指。“荆餳”可能指的是谷类制成的东西。卷一七有“糖蠏”,这个“糖”字同样不知何所指。
卷一八 “广动植物之三,木篇”有“菩提树”一节,其中说:
昔中天无忧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赏设迦至,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燋烂。后摩揭陁国满胄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
这里讲到“甘蔗汁”,但讲的是印度事情。
(2)《云仙杂记》
唐金城冯贽编。其中有几条关于糖的记载。
卷五:
糖蜜莫逆交
陈昉得蜀糖,辄以蜜浇之曰:“与蜜本莫逆交。”
卷八:
洗心糖
茅心经冬,烧去枝梗,至春取土中余根白如玉者,捣汁煎之,至甘,可为洗心糖。
这不是蔗糖,而是用茅根煎成的“糖”。
(3)《北堂书钞》
隋末唐初虞世南(558—638年)编。《隋志》记一百七十四卷,两《唐志》记一百七十三卷,今传本为一百六十卷。卷一四八 酒食 第四十四为“酪”,第四十八为“沙餳”。由第四十八以下至第五十九“糟糠”,共十六篇,缺。后代整理者注云:“今案以下十六篇,旧钞原阙。陈本代为补辑,非也。当仍其旧,不必妄作。”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沙餳”适在所缺的十六篇中,不知道虞世南究竟钞了些什么。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保留“沙餳”这一个名词,也是颇有意义的。这使我们知道,当时食品中有“沙餳”。
(4)《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557—641年)等奉敕编。一百卷。共分天、岁时等等四十四部(一作四十八或四十七部)。每部又分若干子目,每目下“事居于前,文列于后”,辑录经史百家等书中有关资料。第八七卷中有“甘蔗”一条,引用了很多有关的书籍。我现在抄一些。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不再抄。不是唐代的也抄,因为,既然收在唐代的类书中,它就表示唐代对于甘蔗的了解水平。
《广志》曰:
于(干)蔗,其餳为石蜜。
《神异经》曰:
南方荒内有盰睹林焉。其高百丈,围三丈八尺,促节多汁,甜如蜜。
魏文帝《典论》曰:
常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邓展等共饮。宿闻展有手臂,晓五兵。余与论剑。良久谓余言:“将军法非也。”求与余对。酒酣耳热,方食于(干)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
沈约《宋书》曰:
魏主致意安北:“远来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见分惠。”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也。”
《世说》曰:
顾恺之为虎头将军。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问。曰:“渐入佳境。”
(5)《通典》
唐杜佑(735—812年)撰。二百卷。书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年)。第一九三卷“大食”条引杜环《经行记》全文。关于石蜜的记载,上面7.“中外游记”中已抄录。
(6)《白氏六帖》
又称《唐宋白孔六帖》。唐白居易(772—846年)编,宋孔传续编。一百卷。白原编三十卷,凡235目,分1367门,另附503小目,凡1870。第五卷“蜜22”引《三国志·吴志·孙亮传》注《江表传》那一段记述,见上面第二章(二) 餳 餹那一段。第三○卷 “草木杂果·甘蔗十九”,专引与甘蔗有关的文献,其中“为杖”引《典论》;“都蔗”引曹植诗;“疗渴”引晋张协《都蔗赋》;“孙亮取”引《吴志》;“渐入佳境”引《世说》顾恺之那一段话。这些引文,我在上面都已用过,不再引。
材料来源就引这样多 〔13〕 。
(二)甘蔗种植
根据上面介绍的材料,我现在进行一些分析。首先谈甘蔗种植。关于这个题目,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1.种植的历史;2.甘蔗的种类;3.地理分布。
1.种植的历史
甘蔗在世界上的原产地问题是有争论的。这个问题留待下面第二编第二章“甘蔗的原生地问题”中去讨论。这里暂且不谈。
专就“甘蔗”这个词儿而论,它不会是一个中国固有的名词,因为,第一,它的写法非常分歧(参阅上面第二章(三),下面还要谈这个问题);第二,上面引用的 54,654b明确说:“此既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至于“西国”指的是哪一国,这里也暂且不谈。
中国有一种野生甘蔗,学名是Saccharum spontaneum中的Saccharum sinense,Roxb.,amend.,Jeswiet。拉丁文sinense,意思是“中国的”。中国既然有原生甘蔗,为什么又取一个“西国”名字?这问题我们目前还不敢说已经研究得非常清楚。
不管怎样,至迟到了周代,在南方楚国一带已经种植了甘蔗,楚辞有“柘浆”这样的字样,“柘”就是“蔗”。在北方的典籍中则没有甘蔗的记载。其后,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一直不断,而且地域越来越扩大。仅仅根据我在上面引用的材料,就有以下这些甘蔗种植地区:扬州、蜀郡(剑南道,益州)、沙州(?)、扶南、荆州、越州、交趾等等。
2.甘蔗的种类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甘蔗,是一个迄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Jeswiet的分类法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他把甘蔗分为两大类:
(1)Saccharum spontaneum
(2)Saccharum officinarum
前者是野生的,后者一般可以说是栽培的,但其中还有问题。因此N. Deerr建议分为三类 〔14〕 :
(1)Saccharum spontaneum
(2)Saccharum robustum
(3)Saccharum officinarum
至于小的品种,恐怕有上百上千 〔15〕 。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谈了。
在印度,甘蔗种植有较长的历史 〔16〕 。在最早的文献中已有“甘蔗”这个词儿。后来在两部重要的医典中,提到了甘蔗的品种。一部是Caraka-Sa hitā,一部是《妙闻集》Suśruta-Sa
hitā。前者提了两个品种。第一个品种是紫色的,原文叫ik
u,或k
a ik
u(ik
u这个梵文字已见上面引用的义净《梵语千字文》等书中)。这个品种亦名vamsaka。第二个品种是白色的,梵文叫做paundra或paundraka。
在比较晚一点的Suśruta-Sa hitā中,甘蔗品种增加到十二个之多:paundraka,bhiruka,vamsaka,sataporaka,kantara,tapasa,kastha,suchi-patraka,naipala,dīrgha-patraka,nilapatraka,ko-sakara。其中paun-draka和vamsaka已见Caraka-Sa
hitā中。品种这样多,这就表明,在从Caraka到Suśruta这一段期间,印度人对甘蔗的观察和研究更细致了。从这些梵文原名中可以看出,有的名指蔗叶的长短,有的名指甘蔗的出产地 〔17〕 。
上面引用的敦煌残卷,写的地方虽然是在中国,然而讲的却是印度,卷子一开头就说:“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 。”品种数目多于Caraka,而少于Suśruta。
至于中国唐代的情况,唐孟诜说:
蔗有赤色者,名崑蔗,白色者名荻蔗、竹蔗,以蜀及岭南者为胜。江东虽有而劣于蜀产。会稽所作乳糖,殆胜于蜀。
羡林按:孟诜是《食疗本草》的作者。《食疗本草》原书已佚,敦煌石室所保留的残卷中,没有上面这一段话。它见于《本草纲目》及《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一一三卷,甘蔗部。有意思的是,这里同敦煌残卷一样,也讲了三个甘蔗品种,并明确说明:品种的区分在于颜色,一赤一白。这同上面谈到的印度品种是一样的。
3.地理分布
上录资料中,这方面的信息很少。苏敬的《新修本草》中讲到沙糖说:“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甘蔗种植地区,在中国国内,不外蜀地和江东。
(三)沙糖制造
从我上面所引用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甘蔗餳和蔗糖制造的方法,不外两种:一种是曝,一种是熬或者煎,而以后者为主。在太阳中晒或者在锅里熬,目的都是把蔗浆加热,使之凝固,并排除杂质。排除杂质,只有熬才能做到。排除杂质以后,才能造出比较纯净的糖。
“甘蔗餳”见于上面第二章(二)“餳餹”一节中引用的《三国·吴志·孙亮传》。上面第二章(三)引用了《南中八郡志》:“笮取汁,曝数时,成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甘蔗餳”恐怕就是这种曝晒成的“石蜜”,还没有成为固体。上面第三章引《凉州异物志》:“实乃甘蔗汁煎而曝之,则凝如石而体甚轻,故谓之石蜜也。”这是又一种“石蜜”,是煎与曝双管齐下造成的。
到了唐代,中国早已有了熬制沙糖的技术。可能是因为感到其中还有不足之处,所以唐太宗才“遣使取熬糖法”。取来后,“诏扬州上诸蔗”,按照印度办法(如其剂)拃沈。大概经过了改进,“色味愈西域远甚”。
熬制的方法是什么呢?中国正史和僧传中都没有记载。幸而在敦煌石室里保存了一张有关甘蔗和石蜜(煞割令)的残卷。虽极简短,但颇具体,是十分难得的好材料。我猜想,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的熬糖法,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这里想介绍一下一个西方学者关于熬糖的意见。Noel Deerr的《糖史》在上面已多次引用。在本书第28章,专门讲炼糖(refining)。英文“熬糖”、“炼糖”是refine。Deerr的解释是,此字有两个意思,二者有关联,但又有区别。第一个意思,前缀re-表示“加强的行动”(intensive action)。第二个意思表示“重复的行动”(repetition)。Deerr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马可波罗使用的一个词儿offinar,意思是,在一次加强的行动中炼制出比较纯净的沙糖。第二个例子是Sala使用的一个词儿reafinatio,意思是,把生糖再熔化,在多次性的行动中提炼出比较纯净的沙糖。按照Deerr的意见,中国敦煌残卷中的制法,好像是一次性的,用甘蔗汁直接炼糖,不经过生糖这个阶段。
至于这种熬糖法开始使用的日期,Deerr认为,目前还难以确定。不过,他举了一本书,叫做Bower Manuscript。这些manuscripts(残卷)是在中国新疆出土的,写成的时间约在公元375年左右。其中有一些与糖有关的名词儿:sito sarkara(白糖),sito sarkara pala(成块的白糖)和sito sarkara churna(成粉末的白糖)。Deerr说,这表明,那时已经有了一些熬糖的知识。这个熬制过程可能同今在恒河流域僻远地区的那些叫做khandsarries的糖厂中的熬法差不多。把从乡村中收集来的gur(糖浆)装在袋子里,堆在一起,让它自然排出水分。袋上也可以压上一些东西,增加压力,把水分压出。也可以用杠子压,达到同样目的。这样产生出一种略带黄色的东西,这可能与sito sarkara相当。在一些khandsarries中,这些东西再被熔化,熬炼,产生出一种大粒的糖,可能与sito sarkara pala相当。再把这种东西压碎,就产生出sito sarkara churna。这并不是说,古代印度已经有了有组织的炼糖工业。这样的工业可能是在甘蔗于公元600年左右传入波斯以后景教徒们在Gondev Shapur开始形成的。参阅Deerr上引书,第449页。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有关章节还要谈到 〔18〕 。
(四)外来影响
谈完了唐代的甘蔗种植与沙糖制造以后,我现在来谈外来影响。在这两个方面的外来影响,不自唐代始。中华民族很早就同域外的民族有文化交流的关系,有出也有入,从而促进了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到了唐代,由于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这种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这方面的情况,我留待下面第二编中去谈。在这里我只极其简略地谈一下,而且仅限于上面引用的资料。
笼统地说,唐代在蔗和糖两个方面的外来影响主要来自印度、波斯(伊朗)、大食(阿拉国家)和印度支那半岛。
谈到印度,上面引文中已经引了不少。特别是唐太宗从摩揭陀国引进熬糖法,煌煌然见于中国的正史《新唐书》,更是值得注意。我在这里就不再细谈了。
至于波斯,这里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的历史,远不如印度那样长。我在上一节中已经说到,甘蔗公元600年左右才传入。然而古代伊朗人不久就在熬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成就对世界一些地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极短的时间内也传入了中国。生活于621—713年的孟诜,在自己的著作中讲到沙糖时说:“蜀地、西戎、江东亦有之。”“西戎”一词不知何所指。在讲到石蜜时,他却明确说出:“自蜀中、波斯来者良。”看来上面的“西戎”很可能指的就是波斯。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事情发生在唐代,记述却见于宋朝。这就是邹和尚的传说。详情请参阅下面第二编第六章“邹和尚与波斯”。我在下面第一编第六章“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霜术”中还要谈一下这个问题。
至于大食,由于回教兴起较晚,穆罕默德唐初还在世。所以在唐代,除了大食能雕刻石蜜以外,没有别的关于蔗和糖的记载。唐代以后,阿拉伯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世界上制糖法的传布方面,阿拉伯人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是后话,这里先不提了。
注释:
〔1〕 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96—97页。
〔2〕 辛树帜:《中国果树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3〕 以上诸节材料多取自甄志亚《中国医学史》,第142—145页。请参阅薛愚主编《中国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第二编中国中古时期的药学,第四章两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药学,第二节本草学的发展。
〔4〕 《中国医学史》,第152页。
〔5〕 同上书,第156—157页。
〔6〕 这个“粆”字很怪,是否等于“沙”字?
〔7〕 这一个资料由王永兴教授提示,谨表谢意。
〔8〕 详情参阅吴枫主编《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9〕 对于这几句话的解释,请参阅张一纯笺注的《经行记笺注》,1963年,中华书局,第52—53页。
〔10〕 详情请参阅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本,1983年,中华书局,第3—34页。
〔11〕 请参阅上引书,第55页,注20。
〔12〕 是否真为义净所著,有人怀疑。
〔13〕 我本来期望在唐徐坚的《初学记》这一部类书里会找到一些有关甘蔗和沙糖的记载,但竟然没有。有当然很好,没有也值得注意。
〔14〕 参阅Noel Deerr,The History of Sugar,vol. Ⅰ,London 1949,pp. 12—13;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64—65页。
〔15〕 Deerr上引书,第12—13页;李治寰上引书,第60—65页。
〔16〕 参阅本书第二编第四章。
〔17〕 参阅Deerr上引书,第15—16页。
〔18〕 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书非常多,我简单地举几种,供有兴趣者参考:李治寰:《从制糖史谈石蜜和冰糖》,《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46—154页;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稿》,第60—86、100—135页;日本洞富雄:《石蜜·糖霜考》,《史观》第六册。
附
关于唐代制糖法的一点小考证
1993年年初,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唐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是拙著《糖史》的第一编第五章。
最近翻看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本草》的善本书,无意中翻到一本唐李 等撰写的《(新修)本草》。同时翻到一本日本抄本《仁和寺本〈新修本草〉之影摹》。这两个本子实际上是一码事。
这一部书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日本抄本中有几句话:
此本旧抄于天平中。天平距显庆仅六七十年,则盖是当时遣唐之使所赍而归。
这说明了日本抄本抄成的时间和原本撰成的时间,仅仅相距六七十年。这个事实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本子卷一七有甘蔗、石蜜、沙糖等条目。“沙糖”条目是这样写的:
味甘寒,无毒,功体与石蜜同,而冷利过。笮甘蔗汁煎作。蜀地、西戎、江东并有,而江东者先劣后优。
这一段话后,附有“新附”二字。所谓“新附”者,意思就是“新近或者后来附加上去的”。附加在什么书上呢?可能指的是《神农本草经》(参阅甄志亚等《中国医学史》第96—100页)。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本草》。后来的关于《本草》的著作多依附此书。“新附”的“新”字同书名的“新修”这个字样遥相呼应。
在这一段话里,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江东”,二是“先劣后优”。这要从《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中的那一段有名的话谈起:
(摩揭陀)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这一件事情系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把这一段话同上引《新修本草》中的那一段话相比,后者所说的“扬州”,就是前者的“江东”。后者所说的“愈西域远甚”,就是前者的“先劣后优”。“先劣后优”,说明中国早就知道熬糖法,不过稍“劣”而已。为什么后来又“优”了呢?前者没有答复,后者却明确地说明是从摩揭陀(印度)学来的。
这一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可怪之处。一般的文化交流都会起到这个作用的。所可注意者是这个由劣到优变化的过程所用的时间。把熬糖法从印度学回来,下诏扬州上诸蔗,然后拃汁熬制,优劣当时即可见。但这只是小范围内的事情。必然是屡试不爽,在大范围内得到认可,然后才可能被写进书中,这里当然就是《新修本草》。太宗遣使到印度取熬糖法的时间和《新修本草》撰成的时间,我在上面都说到了,前者是647年,后者是659年,其间相距只有12年。12年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这样短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熬糖法竟然走完了“先劣后优”的过程,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另外一方面,《新修本草》的那一段话,完全证明了《新唐书》中的“色味愈西域远甚”说的完全是实话,毫无夸大之处。
1994年1月4日
第六章 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霜术(辽金附)(960—1279年)
这一章基本上仍然遵照前一章的写法。全章分为五大段:
(一)材料来源。
(二)甘蔗种植。
(三)糖霜制造。
(四)甘蔗、沙糖、石蜜、糖霜的应用。
(五)外来影响。
但是,由于时移世迁,五大段的内容不能完全同唐代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用不着过多的解释。
宋代享国三百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中等长的朝代。开国于960年,到了1127年,金人南侵,宋王室被迫迁都至杭州,偏安一隅,在战伐声中,又勉强统治了一百多年(1127—1279年),为元所灭。前一段通常称之为“北宋”,后一段为“南宋”。
从中国全部历史上来看,宋代一向并不被认为是富强盛世,不能与汉唐相比,因而颇受到一些专家的轻视。然而从文化发展上来看,宋代自有其特点。有的人认为宋代是文化昌盛的时代。严复十分强调宋代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陈寅恪先生非常重视推崇宋代文化,屡见于他的文章中。他对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仔细思考起来,这些学者的意见是公允的、正确的。因为同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且存而不论。
专就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而论,宋代较唐代有了显著的进步。这首先当然应该归功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宋代的文化环境在其中已起了作用,恐怕是难以否认的。
(一)材料来源
内容同唐代大同小异。大同的原因,无须解释;小异的表现,下面再说。我先将条目胪列如下:
1.正史
2.本草和医书
3.炼糖专著
4.诗文
5.地理著作
6.中外游记
7.笔记
8.类书
只要把这个表同唐代的一比,其差异立即可见。唐代表中的3.“敦煌卷子”;5.“《一切经音义》”;6.“僧传”;8.“《梵语千字文》”等书,为宋代所缺。原因极为简单:或者因为宋代没有此等书,或者虽有而没有蔗和糖的资料,比如僧传。唐代没有宋代所增者是上列表3.的“炼糖专著”。这一缺一增意义极大。仅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较之唐代,宋代在炼糖技术方面是大大地进步了,进步到有了专著的水平。这一点,在中国“糖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我在下面依次加以叙述。
1.正史
在这里,所谓“正史”指的就是《宋史》。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把在《宋会要辑稿》中找到的一点资料也附在这里。
《宋史》,元朝官修。以脱脱(1314—1355年)等为都总裁,揭傒斯(1274—1344年)、张起岩(1286—1353年)、欧阳玄(1283—1357年)等为总裁。元世祖时曾诏修辽、宋、金三史,因体例未定,书亦未成。至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议以三史各为正统再修,本书遂于至正五年(1345年)成书。记建隆元年(960年)至祥兴二年(1279年)两宋319年的历史。对于本书的评价颇多,我把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提要》中的一段话抄在下面,这一段话简短而中肯。《提要》说:
臣等谨案:《宋史》四九六卷,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其“总目”题“本纪”四十七,“志”一六二,“表”三十二,“列传”二五五。然卷四七八至卷四八三,实为“世家”,六卷“总目”未列,盖偶遗也。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繁芜,与梁武帝《通史》相埒。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
《宋史》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现在简略介绍一下《宋会要辑稿》的情况。此书为清代徐松(1781—1848年)所辑。《宋会要》原稿二千二百余卷,系宋仁宗以来秘书省会要所据日历、实录、档案累朝相续编成。宋亡,元代据以纂修《宋史》诸志。此后,屡经沧桑,原稿面目不复可见。嘉庆十四年(1809年),徐松任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时,将《永乐大典》中《宋会要》遗文托名“全唐文”,授官录出,约五六百卷。后来刘承幹延刘富曾等整编为三六六卷,分正、续两编,就是现在这个本子,是研究宋史的很有用的资料。
先谈《宋史》中的资料。
在这一部长达五百多万言的皇皇巨著中,我能翻检到的有用的资料,简直是寥寥无几,同我所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
在《宋史》中,我主要翻看了《食货志》、《地理志》和《外国传》。对前二者的目的是搜寻蔗和糖的产生地,并以之与唐代相比较。对后者的目的是搜寻蔗和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占的地位。前二者颇使我失望。我原以为能够找到一些甘蔗和沙糖(石蜜、糖霜)种植和制造的地方,而且应该比唐代多一点,在这些地方唐代已有种蔗和制糖的记录,然而结果却完全不能尽如人意。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扬州。《新唐书》卷二二一摩揭陀说:“(太宗)即诏扬州上诸蔗。”说明扬州产蔗。然而《宋史》中却找不到了。第二个是四川,唐代典籍中称之为“蜀地”。《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成都府·蜀郡》贡品中有蔗糖。唐苏敬(恭)《新修本草》中说:“沙糖,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四川的遂宁更值得重视。在唐大历间(766—780年),这里出了一个邹和尚,善制糖霜。我在本章下面还要谈这个问题,请参看。然而在《宋史》中,在卷八九《地理志》成都府,遂宁府条下却只写着:“贡樗、蒲绫。”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呢?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宋史》遗漏了;二、有关地区的种植和制造情况有了改变。第一个原因最可能。
最让我吃惊然而高兴的是一次不期而遇。我飞速翻阅《宋史》卷九○,《志》第四十三,《地理》六时,在“广南东路·广州”这一段里,我的眼前一亮,忽然发现下面这一段话:
元丰,户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一。贡胡椒、石发、糖霜、檀香、肉豆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补骨脂、舶上茴香、没药、没石子。
“糖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这是我最没有期望它能出现的地方。糖霜在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本地生产的,一个是舶来品。证之以同列的基本上都是舶来品的这些东西,我认为,第二个可能最大。
在《宋史》卷四八七至卷四九○的《外国传》里,我的搜寻工作比较使我满意。现将有关资料条列如下:
卷四八九 占城
果实有莲、甘蔗、蕉子、椰子。
三佛齐国
开宝四年(971年),遣使李何末以水晶、火油来贡。五年(972年),又来贡。七年(974年),又贡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岁枣、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环、瑠璃瓶、珊瑚树。
阇婆国
果实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
卷四九○ 大食
雍熙元年(984年),国人花茶来献花锦、越诺、拣香、白龙脑、白沙糖、蔷薇水、琉璃器。
至道元年(995年),其国舶主蒲押陁黎赍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盒、眼药水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
阿拉伯国家(大食)在宋代向中国贡白沙糖,这一个历史事实非常值得注意。至于“眼药水”,看似微末,实有深义 〔1〕 。
把上面所写的归纳一下,我总的印象是:在利用《宋史》搜集资料方面,同《唐书》相比,前者国内国外在量的方面不相当,国内少而国外多。后者国内国外基本相当。
还有一个情况,必须在这里提一下。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造石蜜法,这说明印度在这方面一定有独到之处。但在《宋史》卷四九○《外国传》“天竺”一条却根本没有谈到石蜜。是造石蜜术在印度失传了呢?还是同上面一样,《宋史》遗漏了?我认为后者符合事实。
现在再谈《宋会要辑稿》。我根据中华书局的影印本将有关资料条列如下:
第196册,蕃夷
7713页 真腊
7734页 交趾
以上二国都没有关于蔗、糖的记载。
第197册,蕃夷四
7744页 占城:
果实有莲、甘蔗、蕉子、椰子。
7756页 天竺
没有讲到石蜜。
7759页 大食: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遣蒲押提黎来贡象牙四株、拣香二百斤、千年枣、白沙糖、葡萄 〔2〕 各一琉璃瓶,蔷薇水四十瓶,贺皇帝登位。
7761页 蒲端:
在海上,与占城相接,未尝与中国通。
时又有三麻兰国主娶兰遣使贡瓶香、象牙、千年枣、偏桃、五味子、蔷薇水、白沙糖、瑠璃瓶、驮子。勿巡国主乌惶蒲,婆罗国主麻勿和勒,并遣使贡瓶香、象牙。皆海上小国也。
这一段记载又见于同书7848页下;但文字稍有不同: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四月廿七日,蒲端国主悉离琶大遐至。三麻兰国舶主聚兰,勿巡国舶主蒲加心、乌惶蒲婆众国麻勿加勒、大食国使陁婆离、延州诸族军暮尾埋,并诣行在朝贡。
要注意几个不同的字:上面“娶兰”,这里作“聚兰”;上面作“主”,这里作“舶主”,看来“舶主”是正确的;上面“麻勿和勒”,这里作“麻勿加勒”。
2.本草和医书
本草和医书,到了宋代,同唐代相比,在量的方面有了增长。这是意料中的事。仅仅根据甄志亚、傅维康等的《中国医学史》,第218—222页,就有下列这些本草:
(1)《开宝本草》
(2)《嘉祐本草》
(3)《图经本草》
以上官修《本草》。
(4)《日华子诸家本草》
(5)《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
(6)《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7)《本草衍义》
(8)《宝庆本草折衷》
(9)《本草成书》
(10)《本草正经》
(11)《履巉岩本草》
(12)《珍珠囊》,金代张元素撰
以上医家撰著的《本草》。
至于医书,也根据《中国医学史》,第224—227页,列一个简明的表。我先声明一句:我这里仅列“方书”,因为这对我的研究最有用:
(1)《普救方》
(2)《太平圣惠方》
(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4)《圣济总录》
以上政府颁行方书。
(5)《博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