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ṃ＞u的现象

四十五年前，在1944年，我用德文写了一篇论文：Die Umwandlung der Endung -aṃ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中世印度俗语中语尾-aṃ向-o和-u的转变》），发表在德国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论文的内容，正如题目所表达的那样，专门讨论语尾-aṃ向-o和-u转变的问题。我的论证是从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碑铭开始的。这是因为，一则阿育王碑铭是最古的资料，二则它又是最可靠的资料。在阿育王碑铭中，只有印度西北部的两块碑有语尾-aṃ变为-o的现象，其余的都没有。因此，我必须假设-aṃ＞-o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方言俗语所独有的现象。

根据这一条主轴线索，我的论证继续展开。我论证了晚期佉卢文铭文，Dutreuil de Rhins残卷，新疆古代佉卢文文书——于阗俗语和尼雅俗语，用混合梵语写成的佛典，Apabhraṃśa等。这些都属于印度雅利安语言。在印度雅利安语言之外，作为旁支，我还极其简略地谈到了伊朗语系的于阗文和粟特文，以及属于印欧语系西支的吐火罗文B（龟兹文）。之所以极其简略，是因为当时这方面的材料还不够多，而且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雅利安语言上面。最后，经过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细致的论证，我在上面提到的假设就成了我的结论。我又根据这个结论推测出有这样音变现象的几部佛经——比如Lalitavistara（《普曜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妙法莲华经》）等，一定会同印度西北部有某种联系。

从那时到现在，四十五年过去了。就我阅读所及，我知道，有的外国学者赞成我的看法，有的就不赞成。一种新学说或者新意见提出来以后，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就连正确的意见得到普遍的承认，也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有时甚至旷日持久，这是世界学术史上常见的现象，毫不足怪。我就是本着这个认识，再加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随时密切注意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对我的看法的看法。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今天来重新检讨这个问题。赞成我的看法的，我现在不谈。我只谈反对我的看法的。 〔1〕

从反对我的看法的学者中，我想举三个例子：一比利时，一西德，一美国。

比利时的例子我举Étienne Lamotte，他的代表作是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des Origines È l're Śaka （《印度佛教史，自滥觞至塞种时期》，Université de Louvain，Institut Orientaliste，Louvain-la-Neuve 1976）。在这一本皇皇巨著中，有一节专讲印度西北俗语（le Prākrit du Nordouest）的（pp.628-632）。在这里，他谈到阿育王Shāhbāzgaṛhi和Mānsehrā两座西北部的碑，谈到佉卢文铭文，谈到Dutreuil de Rhins残卷的《法句经》（Dharmapada ）等等。他也列举了一些西北俗语的语音和语法的变化特点。但是根本没有讲到语尾-aṃ＞-o和-u的现象，好像这个现象完全不存在似的。在本书p.643注43中，他提到了我开头说的那一篇论文，可见我的看法他是知道的。但为什么又不提呢？只能有一个回答：他反对我的看法，反对到不屑一提的程度。

德国例子我举Heinz Bechert。他最初是赞成我的意见的。但是，时隔不过二三年，他却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又反对我的看法了。 〔2〕

美国例子我举Franklin Edgerton。他是唯一的肯用全力来反对我的看法的学者，我对他表示敬意。但是，他的论证方法，我却实在无法苟同。 〔3〕 在他那一部同样是皇皇巨著的Buddhist Hybrid Sanskrit，Grammar and Dictionary ，Motilal Banarsidass，Delhi，Varanasi，Patna，Madras，Reprint 1985，Vol.I：Grammar中，在很多地方，他都谈到我对-am＞-o和-u的看法，都是持反对的意见。我并不认为这是坏事。每一个学者都有权发表反对意见，或者宣布自己创建的新说。不然的话，如果每个人都陈陈相因，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学术决不会有进步。但是，无论是反对意见，还是正面的新说，至少在自己的论证中应该是前后一致的，决不能前后不一致，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否则，自己持之无故，言之不成理，如何能说服别人？Edgerton的致命处就在于他前后矛盾，前言不搭后语。这样的例子在他的巨著中是能够找出来的。他对于语尾-aṃ或-am＞-o或-u这个音变现象的看法，就属于这一类。

我在下面按照在他的书中出现的前后顺序把他对于这个音变现象的意见胪列出来：

1.96 〔4〕 　Edgerton说：

语尾am或aṃ，不但是作为阳性，单数，业格和中性，单数，体格和业格，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例如aham，ayam）BHS 〔5〕 可以用u来取代，显然仅限于诗歌，由于韵律的缘故m.c. 〔6〕 。这种形态上的取代现象在§ 3.58中有概括的叙述。在BHS中，我认为，这个u似乎不能被看作是o的缩减 〔7〕 ，也不能认为它同o有任何联系。在BHS中，o取代am的现象，我们只在a-语干阳性，单数，业格和中性，单数，体格和业格中找到极少的几个例子（§ 8.36）。这里显然似乎是由于形态变化的混乱所致（体格变成业格，阳性变成中性）。因此，这情况似乎与尼雅和于阗文书以及《俗语法句经》（Dutreuil de Rhins残卷）的西北俗语完全不同，在这里o和u二者一般都取代语尾am（例子季文 〔8〕 有综述，参见§ 1.97）。我们也在Ḍhakki俗语中（Pischel 351）找到u取代am的现象，特别是在Apabhraṃśa中也有；Jacobi（Sanatkumāracaritam［Ap.］XXVIII）犹疑不决地建议把u看作是西部Apabhraṃśa的特点，与东部Apabhraṃśa的a相对立；Tagare可是指了出来，a在东部Apabhraṃśa比在西部Apabhraṃśa中较为习见，u在各种 Apabhraṃśa 中都普遍能够找到（参见他所著的Hist. Gram.of Ap.，页108，111 ff。在a-语干的名词中：页208、242和此外一些地方，在代名词的形式中）。根据Tagare的著作，我觉得，情况似乎是清楚的：在一般的Apabhraṃśa中，同在BHS中一样，必须承认语尾am变为u的音变现象，虽然在BHS中，这变化只限于诗歌m.c。

1.97　专门谈我这篇论文，并提出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的理由。因为所提的理由都是非关键性的，不是要害，所以我在这里不摘录，也不去详细讨论。只有一点我认为还值得一提：在Mahāvastu （《大事》）的各种手抄本和Senart的校刊本中，语尾-aṃ常常不对头，因为韵律在这里要求短音，而-aṃ是长音。Edgerton推测，这些地方原来都应该以a或u取代aṃ，至于究竟是哪一个，则谁也说不清楚。

3.58　u取代am（ām）　Edgerton：

这个音变，其方言关系参阅1.97，似乎只限于诗歌，m. c.。a-语干的单数，业格和中性，单数，体格和业格中有大量的例证（§ 8.30；也转入ā-语干和加上语尾-a的原辅音语干的单数，业格中）。它也出现于复数，属格取代ānāṃ的ānu上，这个ānāṃ是通过中世印度语的ānaṃ而形成的；它还出现在代名词的复数，属格上（teṣu取代teṣāṃ，等等，§ 21.40）还有ahu或hu代替aham，vayu代替vayam，ayu代替ayam（§ § 20.7.38；21.79）。在Mahāvastu中绝少见；例子有 aśavalu（手抄本）ii.299.14和pareṣu（=pareṣām）i.286.9。

8.30　Edgerton说：

语尾-u见于许多书的诗歌中。在散文中没有见到过；在Mahāvastu中似乎难以找到，在这里它比阳性，单数，体格的同一语尾还稀见得多。人们简直忍不住要把它看作是（阳性）体格用作业格，然后又转到中性。但是，-u也用来取代其它字语尾-am（例如，ahu代替aham；§ 3.58）。因此，我们大概必须同Pischel 351和季羡林，§ 1.97一样，承认这是-am，aṃ的一个语音发展。显然，这只是由于韵律的限制m.c.。

8.36　Edgerton说：

阳性，单数，体格的语尾-o似乎也见于单数，业格和中性，单数，体格和业格，至少在Lalitavistara中是这样。

8.97　阳性，复数，业格语尾-u，Edgerton认为，这只见于诗歌中，m.c.。基本上是单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转入复数。

8.104　中性，复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u，与阳性，复数，体格和业格同。

8.125　复数，属格的语尾-ānu。Edgerton说：“因为-u作为-am，-aṃ（-ām）的代替品 〔9〕 （§ 3.58）而出现，-ānu能够代替由梵文-ānām而来的中世印度语的形式。”

9.23　ā-语干的单数，业格的语尾-u，只见于诗歌中，与单数，体格同。

20.7　人称代名词，第一人称：ahu，hu。Edgerton说：“只见于诗歌中，散文中没有。”

20.37　人称代名词，复数，第一人称：vayu。Edgerton认为，这是vayam的缩减，只见于诗歌中m.c.。

21.40　全称代名词，复数，属格的语尾-eṣu，代替-eṣām。

21.53　全称代名词imu阳性，单数，业格。

21.54　阴性，单数，业格：imu。

21.55　中性，单数，体格和业格：imu.m.c.。

21.79　ayu代替ayam，只见于诗歌中，m.c.。

21.85　这是一个形态变化表。我在这个表中找到：

阳性，单数，业格：imu

中性，单数，体格和业格：imu，ayu

阴性，单数，业格：imu

在Edgerton的著作中，语尾-am，-aṃ，-āṃ＞语尾-u的例子，大体上就是上述的样子。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Edgerton还有一个说法（见§ 1.97），说-o和-u不能等同（equivalent），而我认为二者是能等同的。o是u的guṇa（二合元音），二者只有量的不同，而没有质的不同。二者的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关系，我曾列过一个表：

发展线索清清楚楚。以上这种情况我在我的一篇论文中 〔11〕 详细阐述过，不再重复。

我们读了Edgerton上面的叙述和解释，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恕我谫陋，我是什么结论也得不出来的，我是胡涂一团，不得要领。你看，Edgerton一时说，这是由于变格（体格用作业格）；一时又说，这是由于变性（阳性用作中性）；一时又说，这是单数转入复数；一时又想承认，这是音变。究竟是什么呢？我看，连Edgerton自己始终也没有弄清楚。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我说他前后矛盾，难道不是事实吗？他只有一件得力的武器：m.c.，他到处使用这武器，从我上面的概述中清晰可见。他这件武器颇有一些迷惑能力，至今还有不少我见过面和没有见过面的学者，一提到-am，-aṃ＞-u这音变现象，就把这件武器祭起，而不去深究，我颇感遗憾。这问题其实是异常简单的，我在那篇论文中论证是从阿育王碑铭开始的。众所周知，阿育王碑铭不是诗歌，与韵律决无任何关系。只这一条就足以证明m.c.在这里是绝对用不上的。此外，如果m.c.真起作用的话，那么-am，-aṃ＞-a就是最简洁了当的办法，何必再绕一个弯子变成-u呢？

总起来看，这问题并不复杂，只要承认-am，-aṃ，-ām＞-u是音变，一切疑团就都迎刃而解了。

以上所说，算是旧账新算，应适可而止，我就不再谈了，继续谈我的本题。

我在上面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随时注意对我那一篇论文的反应。每有新书出版，只要同我所谈的问题有关，我必取来仔细阅读，拿这些新著作为标尺，来衡量我的说法，看看我闭门造的车出门能合辙到什么程度。我并不怕有不同的意见。我时时警惕自己，要虚怀若谷，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可是我所看到的新著却只能给我的看法提供新的材料，只能增强我的信心。这真叫做毫无办法！

我举两个例子。

1962年，John Brough的新著 〔12〕 出版以后，我认真通读了一遍，觉得对我的看法很有帮助。我把其中-aṃ＞-o和-u的例子列成了一个表，收入我的论文《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一　再论中世俗语语尾-aṃ＞-o，-u的问题” 〔13〕 中。另外把其有关-o同-u的关系的论断收入我的论文《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中 〔14〕 。

1988年出版的蒋忠新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梵文本《妙法莲华经》 〔15〕 ，有我写的一篇序。我在这篇序中列举了见于本经的-aṃ＞-o，-u 的例证，证明H.Bechert认为《妙法莲华经》中没有aṃ＞-u的现象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所有这一些比较新出的著作，都不但没有反驳掉我的看法，而且加强了它。也许有人会说：“为了这样一个小问题，你何必刺刺不休亘半个世纪而不停呢？你简直成了一只好斗的公鸡了。”孟子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决不认为这是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同佛教在印度的传布以及向中亚、新疆一带的传播有很密切的关系，同佛教部派的分野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同佛教大乘的起源也有密切的关系，是非弄清楚不可的。就是基于这个认识，我才长期锲而不舍，抓住不放。

上面论证中涉及的语言，仅限于印度雅利安语。印度雅利安语以外的语言，我在1944年的论文中稍稍涉及。当时材料不够充分，我仅仅能够做到这一步。现在，这方面的资料越来越多了。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想把视野扩大一些，观察aṃ＞u的现象不再囿于印度雅利安语。这样对解决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分歧、那一些争论也许会有很大的益处。这样做，我觉得，用不着旁征博引，只需找到一本适当的书，就足够用了。

这样一本书我选定的是Ronald E.Emmerick的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16〕 《于阗文与图木舒克文》。我先按照原书的顺序把有关的资料条列如下：

p.204　3.2.3.1.3.1：

AV.lraii m＞Tumsh.drainu，Khot.draiṇu

p.210　3.2.3.3.3.2.1：

AV.az∂n，OIA，aham＞Tumsh.asu，azu，Khot.aysu

1. 2.3.3.3.2.2：

-am＞u；ām＞o。a语干阳性，单数，业格的语尾是-u，Tumsh.和Khot.皆然；Khot.ā语干的阴性，单数，业格的语尾是-o。

1. 2.3.3.3.2.3：

i语干复数，属格和为格AV.-īnạm，OIA.-īnām＞inu

p.213　3.2.3.3.3.3.3.1：

AV.az∂m，*azam＞Tumsh.azu，Khot.aysu

P.214　3.2.3.3.3.3.3.6（2）：

*pitaram（阳性，单数，业格，cf.OIA pitaram）＞pätaru

（3）：

*višam＞bätu

1. 2.3.3.3.3.3.7：

AV.yūž∂m，OIA yūyam＞uhu；mayam＞muhu

p.217　3.2.3.4.1.2.4：

AV.paṇt m，OIA pǎnthām，^* pantām＞pando

p.218　3.2.3.4.1.3.1：

a语干变化　单数，业格balysu；复数，为格和属格balysānu

1. 2.3.4.1.3.2：

ā语干变化　单数，业格kantho；复数，为格和属格kaṃthānu

1. 2.3.4.1.3.3：

i语干变化　单数，业格mulśdu；复数，为格和属格hälśtänu

p.219　3.2.3.4.1.4：

中性n语干变化　复数，为格和属格tcei'mañinu

1. 2.3.4.2，1：

代名词变化　人称代名词第一人称，单数aysu；第二人称，单数thu.；第一人称，复数，体格buhu，muhu；为格和属格māvu，mānu；第二人称，复数，体格uhu；业格uho，uhu；为格和属格umāvu，umānu。

p.220　3.2.3.4.2.2：

在图木舒克文中，一些代名词与于阗文相对应，比如asu，azu；有一些又较后者为古老，比如to（你），AV.tū，于阗文thu，可能来自体格*tuvam（OIA.tuvám）。

3，2.3.4，2.4：

于阗文buhu可能来自vūžam，此字来自OIranvayam（AV.vāem，OIA.vayám）

从Emmerick的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一书中举出的-am＞-u（-ām＞-o）的例子就是这样多。例证其实已经够用了。因为图木舒克文的例子较少，我再补充一点。我选的是Emmerick的另一本书：The Tumshuqese Karmāvācana Text （《羯磨诵念经》） 〔17〕 ：

p.12　1.2：

asu“我”，较晚的azu=Kh.aysu。

1. 5：

śśaraṇu＜śśaraṇam

p.13　3.2：

acchu“我走了”＜*ačyavam，O Pers.ašiyavam 〔18〕

p.15　5.6：

复数，属格uvāsānu，retenanu

p.16　7.1：

drainu retananu“三宝的”，复数，属格，Kh.drainu ratanānu

p.29　Glossary：

to“你”

图木舒克文和于阗文中-am＞-u，-o的例子就举这样多。

从这些例证来看，这个音变现象决非个别现象，它的覆盖率是相当高的，从名词、代名词，一直到数词、动词等都有。音变的迹象非常清楚，用不着多做解释。这个现象够令人瞩目的了。

从我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们的争论只限于印度雅利安语。目光有局限，许多问题就不容易看清楚。现在，我把印度雅利安语以外的伊朗语也引了进来。我们的目光扩大了，看问题的角度增加了。这对解决我们的争论会有很大的好处。

也许有人会怀疑：印度雅利安语的音变同伊朗语的音变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同古代伊朗语是兄弟关系。这二者都没有-am＞-u，-o的现象。可见这个现象是后来产生出来的。在两方面产生的时间几乎完全相同。这是时间问题。从地域上来看，从印度佛教向外传播的途径来看，有这样音变的印度雅利安语和伊朗语同属于从印度西北部直至中国新疆的广大地区。这是地域问题。时与地都相同，其关系密切不是显而易见的吗？Emmerick在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中 〔19〕 指出了于阗文与犍陀罗文（Gāndhārī）的密切关系，更可以证明这一件历史事实。况且两方面的音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实际上是相同之处），比如复数、属格的语尾-ānu等等，丝毫也没有留下令人怀疑之处。只有一点稍微值得一提：伊朗语的-ām＞-o，在印度雅利安语中不这样明确。但这并不能影响二者的密切关系。

总之，我的结论仍然同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一样：-aṃ，-am，-ām＞-o，-u是音变，既不存在变格问题，也不存在变性问题。至于许多学者坚持不放的m.c.，用到图木舒克文和于阗文上，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了。

怎样来解释这个音变现象呢？我过去没有尝试过，别的学者也没有。我现在想提出一个解释。Emmerick在Khotanese and Tumshuqese 中 〔20〕 提出一个唇音化（libialisation）问题，指的是a可以唇化为ū。-aṃ，-am，-ām＞-o，-u，是否也可以用唇音化来解释呢？请高明指教。

1990年1月8日写完

附记：

我的学生钱文忠帮我借书，提供资料。没有他的帮助，这篇文章也许是写不出来的。

注释：

〔1〕 1984年，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其中“一 再论中世俗语语尾-aṃ＞-o，-u的问题”，下面的一些意见在这篇论文中已经有所涉及。现在谈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的同一音变现象，为了叙述完整起见，不可避免地要有一点重复。上述论文见：《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页86—96。

〔2〕 参阅上引论文，页87—88。

〔3〕 对于这位学者我曾写过两篇论文来“阐述”他的看法：一篇是：《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一篇是：《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前者见《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页16—40；后者见《文化：中国与世界》第四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页1—53。

〔4〕 按照Edgerton书中原有的标号，下同。

〔5〕 Edgerton，Buddhist Hybrid Sanskrit（佛教混合梵文）之缩写，下同。

〔6〕 Metri Cause之缩写。意思是，诗律要求是短音，而aṃ或am都是长音，所以才变为短音u。

〔7〕 u的guṇa（二合元音）是o。o变为u，就是从量上来说缩减了。

〔8〕 指的是本文开头时提到的那一篇论文。

〔9〕 原文是reduction（缩减），意思是长音节缩为短音节。

〔10〕 参看John Brough，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11〕 《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见《文化：中国与世界》第四辑。

〔12〕 见上面注〔10〕。

〔13〕 见《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一书。

〔14〕 见上面注〔3〕。

〔1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6〕 见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 ，Wiesbaden 1989，Dr.Ludwig Reichert Verlag，3.2.3，pp.204-229。

〔17〕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Abhandlungen der Geistes-und Sozialwissenchaftlichen Klasse，Jahragang ，1985，Nr.2.

〔18〕 参阅Herbert Härtel，Karmāvacanā ，Sanskrit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III，1956，Akademie Verlag，Berlin，S.25　231 R 2 1，2，5都作gato。231a 3　2也作gato。

〔19〕 p.228 3.2.3.4.7.4.

〔20〕 p.211 3.2.3.3.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