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

写了序，书没有出，转瞬已将五年。现在又有了出书的机会，于是把这几年中写的序跋的大部分也收了进来，以期让读者对于我的序跋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1990年1月16日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建系四十周年纪念专刊》（1946—1986）前言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已经40年了。解放前的三年，基本上没有展开工作。1949年建国以后，东语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这发展是不平衡的，中间升升降降，起起伏伏，变化多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语系可以说是又得到重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40年来，我们系毕业的学生，根据大略的统计，约有三千人。除了有一部分没有结合业务外，大部分是结合的。现在他们几乎遍布全国，很多机关，都有我们的毕业生，许多驻外使馆也是这样。应该说，我们的毕业生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

这些散布在全国全世界的毕业同学，有的还有联系，有的就断了联系，许多毕业同学给我们提出意见，希望系里工作的同志能够出一种类似同学录之类的东西。系里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这种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决定出这样一本纪念册。我们的用意决不仅仅是联络感情，决不是要我们的毕业同学回头看，“发思古之幽情”，而完全是为了向前看，便于在我们包括着几代人的毕业同学之间加强联系，加强了解，为了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1986年1月13日

《谢氏南征记校注》序

从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长篇小说是兴起得很晚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有一些类似长篇小说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古代的欧洲人认为：高贵庄重的文学体裁是史诗，而长篇小说则是微末琐细的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欧洲真正的长篇小说，一直到17、18世纪才出现。在东方，我们的情况比较好一点。日本的《源氏物语》出现在11世纪。中国从元明，也就是从13、14世纪起，陆续出现了大量的优秀的长篇小说。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必然有其原因。可惜它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充分重视。

我很早就有一个想法：应该对长篇小说这一种文学体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上来加以探讨，说明它为什么兴起得晚？其中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西方的长篇小说又晚于东方？如此等等。

眼前的这一部《谢氏南征记》是朝鲜过去的一部长篇小说。原来是用朝鲜文写成的。后来又译为汉文，时间是17到18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代后期至清代之初。仅仅这个成书年代，我觉得就很值得研究。这一部书在整个朝鲜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它同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一些问题探讨起来既有趣味，又有重要意义。

至于本书的内容，背景是放在中国的，而实际上却写的是朝鲜当时宫廷的矛盾和斗争。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惊异之处。过去的中国作家，为了避祸，也采用这种方法：改变时间，改变地点。白居易的《长恨歌》，明明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却偏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儒林外史》写的明明是清朝的事，却说是明朝。连《红楼梦》一开始也玩弄一套“太虚幻境”，扑朔迷离，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就《谢氏南征记》来讲，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它把背景放在中国，至少说明这一部长篇小说同中国有密切关系。这对于研究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很有意义。

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邻国。我们之间一直进行着频繁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丰富了我们彼此的文化，提高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在文学方面的关系更是特别密切。《谢氏南征记》就是一个证明。我们介绍朝鲜文学作品，不自《谢氏南征记》始。朝鲜古典小说《春香传》早已介绍过来。现代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在内，介绍过来的更是不计其数。现在韦旭升同志又把《谢氏南征记》加以校注，介绍过来。我觉得，他的这一番努力，既是锦上添花，又是雪中送炭，应该得到我们热烈欢迎和感谢。

但是，从我们两国历史上长期的文化交流来看，我们介绍的朝鲜古今文学作品，不是太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我希望，这种介绍工作还要继续下去。我相信，这也是中国读者的共同愿望。

1986年2月5日

《季羡林散文集》后记

把过去五十多年间写的散文集成这样一个集子，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稿子的收集与整理，都非常不容易。特别是解放前写的东西，有的我有存稿，有的没有；刊出这些文章的刊物有的能找到，有的就找不到。因此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把想收集的文章收集起来。目前我自己的精力与时间都不允许我做这样的工作，结果这些工作就落到了李铮同志肩上。他以他那种独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完满。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这个集子是编不成的。此外，我也必须说，没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特别是张文定同志的支持，我这一本散文集也是无法出版的。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现在在我抽屉里保存的半写成的散文稿子和准备写文章的素材还有不少，脑袋里保留的也许更多，将来如有机会，我决定都一一写成定稿。另外，如果真有所感，我大概还会随时写一些东西的。我曾几次说过，我不敢自认为是什么文学家，这决不是谦虚之词，我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兴趣并不在这一方面；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对写东西又锲而不舍，时间竟长达五十多年之久，其中原因究竟何在呢？说老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大概也是一种“旧习惯势力”吧。我心中一有所感，自己的手就发痒，非拿起笔来不行，我倒是希望自己能把这个奇特的“旧习惯势力”保持下去。

1986年1月17日

《简明东方文学史》序言

中国近代，研究外国文学是从西方开始的。大家都知道，也都承认，这种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受了西方文学极大的影响。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的新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但是我国立国于地球的东半部，同我们毗邻的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学。我国同这些东方国家之间时断时续但始终没有停地进行着文学交流，这同样也丰富了我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按道理，我们应该对东方文学有湛深的研究，应该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应该有众多的研究机构，人民群众，特别是文学研究者，应该对东方文学有了解，能欣赏。

然而事实却与此相违。我们对东方文学没有湛深的研究，我们没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我们没有众多的研究机构，我们人民群众，连那些文学研究者，对东方文学也了解不多，欣赏不够，甚至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有地位的学者专家，表面上说重视东方文学，实则在内心深处是轻视，是欧洲第一。

这些情况同我们的国际地位，同我们要进行的宏伟的建设是不合拍的。这种情况已经到了非改变不行的时候，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了。

特别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在我国，东方文学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并不能算是新兴学科的比较文学现在已经风靡全世界，在过去，不管是影响的研究，还是平行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文学之间进行的。西方文学的源头不外是希伯来文学、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发展到了今天，西方各国的文学都蓬蓬勃勃，花团锦簇，在这些文学之间进行比较，收获当然会很令人满意。但是，久而久之，西方一些清醒的学者也逐渐感觉到，在近亲文学之间进行比较有极大的局限性。从比较中得出来的规律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不会有很大指导意义。眼前当务之急是把眼光放远，放到西方文学狭隘的圈子之外，在这狭隘的圈子之外，是广袤的东方文学的国土。最近有许多国家的学者大声疾呼，说进行文学比较研究，必须把东方文学纳入，否则，比较的道路是很难走下去的。这种见解是非常高明的。

在东方文学范围内，中国文学自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中国讲东方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指的只是中国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学。中国文学同东方国家的文学关系密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来加以探讨，是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工作我们进行得还很差。至于东方文学同西方文学的比较，其意义就更为重要。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探讨出世界文学，也就是人类整个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大大有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有助于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这件工作，从全世界来看，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文学，总给我们一个隔膜的印象。这一件重要的工作非得东西文学研究者通力协作不行。然而这一件工作恐怕只能说是还没有起步。

解决上面谈到的这一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中国开展东方文学的研究。我想，这一点是国内学者都会承认的。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国研究东方文学队伍小，能力差。我们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当然也决不能例外。不过相对而言，我们这样的队伍还算是比较集中的，语言品种还算是比较全的。我们系研究文学的同志们又都痛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的迫切性。因此，多少年以来，我们就分别搜集了一些资料，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在先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以这样一部《简明东方文学史》的形式提供给广大读者，包括海内外的读者。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我们也是清楚的。考虑到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敢妄自菲薄，我们不敢藏拙，我们勇敢地献出了我们的成果，海内外的读者是我们最好的评论者，我们热切地等待着他们的评论。

1986年2月18日凌晨

《东南亚历史词典》序

从地理上来看，中国同东南亚许多国家壤地相接。从历史上看，中国同东南亚所有的国家都有长短不同但总起来看是非常漫长的文化交流关系。这种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的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彼此都希望了解对方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历史。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历史，东南亚国家当然不能例外。但是各国人民对历史爱好的程度，颇有所不同。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最爱好历史的，这是一个尽人皆知、尽人都承认的事实。我们的史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不但对中国本国的朝代更替都有详尽的记载，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有所记述。有关东南亚国家的记载更是比较多的。因此，要想了解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中国史籍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尽管我们不能够说，中国史籍中有关东南亚国家的记载都是准确的、翔实的，但是总起来看，是比较准确的，翔实的。这一点，东南亚国家的没有偏见的史学工作者也是承认的。有的甚至说，倘若没有中国史籍，自己国家的历史写起来会感到困难。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应该是很熟悉了吧？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百多年中，反动统治，以暴易暴，外国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中国人民完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顾不暇，对外国的，其中也包括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没有余力去关心了。中国古代关心域外历史的优良传统难以继承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解放以后，情况有了改变。但是真正的改变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算开始。我国人民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振作精神，努力建设国家，保卫世界和平。文化发达，学术昌明，一扫过去万马齐喑的那种沉闷局面，人民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只有在这时候，对世界各国，其中当然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兴趣，才真正又大大地加强起来。广大读者对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等等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迫切希望了解这些国家。从事东南亚学术研究的学者们也都精神焕发，心情舒畅，锲而不舍，钻研业务，成立了一些有关的学会，全国一盘棋，互相切磋，进行讨论。学术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为了适应读者的迫切需要，找到了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要求我们主持编写一部《东南亚历史词典》。在我们研究所内虽然只有三位从事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同志：周南京同志、梁英明同志、杨保筠同志，但是他们三位都是既能掌握外文资料，又能了解中国史籍的多面手。他们认为，编这样一部词典是我们应尽的义务，立刻就答应了下来，同时并邀请兄弟单位的一些同行共同努力，从事编写工作。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内一些老专家，如姚梓良（楠）、朱杰勤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从1982年10月起至今年2月止，编写工作全部完成。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王芝芬、陈光裕、任余白等同志自始至终关怀、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现在我们这一部词典全部完成了。只要了解了我上面谈到的那一些情况，就不难认识此书的伟大意义。它必将会既能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又能为外国有关国家的专家们和一般老百姓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信息。其结果必然会大大地促进我们国家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与理解，大大地有助于各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这是我的希望，同时也是我的信念。

1987年2月20日

《文化意识的觉醒》序

最近一两年以来，我们国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已经涌起了一股“文化热”。讨论文化的文章频繁出现在许多刊物上，探讨文化发展的座谈会接二连三地在许多大城市召开，许多学术机构举办有关文化的学习班，比如中国文化书院就举行过比较文化的研讨班，全国有近千人参加学习。青年学生们对文化问题也表现出空前的热情，纷纷举办讲座、讨论会。我认为，这是完全合乎发展规律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指导下，日益繁荣发展。文化建设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思想领域内，真正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老中青年学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如万斛泉水，奔腾喷涌，遂形成了这样热气腾腾的局面。

我个人的看法，大家探讨最多的是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承认至少有两种文化。所谓文化交流，所谓比较文化，无不可以归入这一个范畴。如果只承认有一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或别的国家的），那就根本谈不到交流，也谈不到比较。我一向主张，从人类整个数千年的文化史来看，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时至今日，在地球上恐怕还没有一种纯之又纯的、不同任何别的文化进行交流的文化。一谈到文化交流，就必然要讲内因与外因。只有内因，不成其为交流；只有外因，也不成其为交流。总是以内因为根据或基础，外因为条件来进行交流。换句话说，文化交流是内因与外因的结合，缺一不可。

写到这里，我想对一个老而又新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这就是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且不说真正的“全盘西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垄断，就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从哲学上来讲，这是一种只要外因，不要内因的想法。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植物学上的嫁接，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全盘什么化的先例。日本在西化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从一个封建王国变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决定的因素就是西化。但是它“全盘”了没有呢？只要稍稍了解日本情况，或者到日本去看过的人，都只能承认，它并没有“全盘”。日本固有文化的痕迹到处可见，有的地方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日本在西化方面是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典型。有好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还想谈另外一种“学说”，这就是完全、彻底否定中国的固有的传统文化。这同全盘西化论应该归入同一个范畴。张扬这种“学说”的学者的文章，我没有全看，因为我“修养”得还很不够。我没有那个耐性看下去。我只觉得作者既不懂中国文化，也不懂西方文化。登龙有心，哗众无术，鼓其如簧之舌，造作一大串奇怪的名词术语，发为惊世骇俗之论，其实是除了自我陶醉之外，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如果也把这种“学说”作为百家之一家而与之争论，实际上是上了英雄欺人之当，未免太天真了。

在这个文化讨论的洪流中，我们北京大学怎样呢？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在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方面是非常敏感的，往往起些带头作用。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到了今天，当全国热烈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北大的一些青年学生和教员，在一部分中老年教师的支持下，也参加到这个文化讨论的洪流中来，成立了文化学会，经常邀请校内外一些对文化问题有兴趣的人来讲演、座谈，这大大地提高了青年学生对文化的兴趣，也促进了许多中老年教师的深思。大家不约而同地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这一本论文集可以算是研究探讨的成果之一。

对于文化学，我没有做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所知不多。这并不是什么谦虚之词，而完全是事实。但是我对于文化学却有极大的兴趣，甚至有所偏爱，这也并非虚语，而完全是事实。

在学术研究方面，甚至在文学创作方面，我把自己划归“功利主义者”这一类人物范畴。我一贯认为，进行任何学术研究，必然有其用途。这个用途决非狭隘的，也决非只顾眼前的，而是从宏观着眼，从长远着眼，不管怎样，它决非一个个人问题。如果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只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只有作者一个人懂，别人懂不懂他根本不关心，还以此自傲，以为高出流俗，这样的什么者，即使不是有意骗人，我看也差不多，对于文化学我也这样要求。

文化学的用途在什么地方呢？探讨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文化交流的规律，用以指导我们自己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这是毫无问题的。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这里暂且不去细谈。

我想专门谈一个小问题或者比较小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中国和一些同中国有同样情况的国家，这就是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的伟大民族，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也无法否认。谁忘记了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我们的国民性中积淀了不少不健康的东西。当年鲁迅先生曾含着眼泪，大声疾呼，批判揭露了这样一些消极的国民性格。到了今天，我认为鲁迅的批判还并没有完全失效。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只要放眼一看，就能看到我们社会还存在着十分矛盾的现象。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智慧与愚蠢，真诚与虚伪，率真与圆滑，勇敢与怯懦，勤奋与懒惰，大公与自私，杂然并陈。虽然前者总是为主，但后者也决不能忽视。世界所有民族中都有类似的现象。别人的事，我们先不去管，我们先清理自己的“内务”。谁要是不承认这一点，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们切不能躺在勤劳、勇敢、智慧和伟大的枕头上，怡然自得，陶然酣睡，这无助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这些消极的东西，憬然懔然，认真分析自己性格中的这一些东西，不要怕痛，不要害羞，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加以批判，加以改正，与此同时又要认真发扬优秀的一面。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是不能否认的，也是否认不掉的。

我不知道，改造国民性，是否属于文化学研究的范围，这要请文化学的专家们来研究讨论。如果文化学专家都认为，这是他们研究的范围，当然很好。如果多数专家认为，这不是他们的职责，我就斗胆建议，在他们的研究项目中加上这样一项。这决非无理要求，而且文化学既定的研究范围（如果有的话），也决非一成不变，天经地义。随着需要适当调整，我想也是可以的。

“改造国民性，‘改造’二字不妥”，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这样抗议了。我们可以换别的词儿，“补正”、“提高”、“纠正”等等许多词儿，都是可以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的国民性出了点毛病，应该加以改正，使它在保留原来优点的同时，洗刷不足之处，如此而已。

“国民性怎么能改造呢？”我又似乎听到有人这样惊呼了。改造的想法，实际上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当年鲁迅先生就曾主张过，而且毕生锲而不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解放以后，我们很多人都经常进行思想改造，我自己是从中尝到了甜头的，可惜前几年，对于思想改造，人们提得很少了，窃以为这不是好现象。一直到今天，我还坚决相信，我们的思想是必须改造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那里不停地改变，我们的思想能“以不变应万变”吗？既然思想都能够改造，一国的国民性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呢？改造的明确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切不符合这个远大理想的国民性都必须加以改造，有一些国民性看似细微，实则所关至大，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对国民性改造的看法，就是这个样子。我到文化学这里来寻求援助，是不是找错了门呢？但愿不是这样。

1987年3月5日

《国外中国学研究》前言

说老实话，当我最初听到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我颇为感到吃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组织呢？但是，继而仔细一想，我“顿悟”了：这样的组织不正是过去完全没有人想到过而我们今天却是非常需要的吗？

这要从远处讲起。中国学在国际上不是一门新兴学科。大概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用各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派人到中国来的时候起，中国学就算是开始存在了，根据我的理解，中国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这些西方人到了中国以后所写的一切东西，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业，都属于中国学的范围。西方这一批人主观动机不同，其中也确实有一些抱着侵略目的而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必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特别是那一批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传教士，他们多年认为中国是文化不高的民族，甚至是野蛮民族，必须把他们的“上帝”请了来，传布“福音”，中国才能得救。可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人，抱着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良莠不分，放在一个锅里煮。

即使是对那些动机不纯的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也要有一点辩证的观点。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外国的传教士们喜欢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去，比如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区，都是他们热衷于钻进去的地方。他们的用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他们传教以外的一些工作，比如制订新文字、研究当地的民俗等等，难道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吗？马克思当年论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曾经指出，英国在印度的一切措施，比如修铁路等等，其目的无非是想尽快尽多地剥削印度人民。然而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这些措施带给印度人民科技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科技水平和觉悟。这当然决不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所乐意看到的事情。即使外国人怀着偏见谈论我们的缺点，我们也要有点辩证观点。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中写道：“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类似的话，他在别的地方也曾说过。我想，鲁迅的用意无非是想借外国人指摘这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自己，指摘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拒绝，用不着一听指摘就火冒三丈。

我在上面讲的主要是过去的中国学。那时候，中国要么是封建帝国，要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亚病夫，外国人到中国来，对我们总有点蔑视，是不愉快的，但是可以理解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外国人再也不敢小看我们了。所谓中国学和中国学家，据我个人的观察，已经走上了一条同过去有点不同的道路，呈现出过去不可能有的崭新的面貌。他们多半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从事中国学的研究的。不管是研究宗教哲学，还是研究文学艺术，或是研究语言文字，有的人成绩斐然可观，受到我国学者的赞扬，同中国同行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决不敢说，外国的中国学家对中国文化都理解得完全正确，他们的研究工作没有主观隔膜的情况，没有在无意中歪曲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理解对了的，可以供我们参考。由于民族文化传统不同，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时同我们不同。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能看到我们忽略了的东西。即使他们看错了，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无论如何，中国两句俗语完全可以用在这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但是，外国的中国学家的作用，还不只限于此。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越来越高，外国人民对中国友好、渴望了解中国的也越来越多，没有一个媒介，没有一座桥梁，外国人民是难以了解中国的。外国的中国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媒介，这样的桥梁。他们的工作能促进外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他们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金桥。

然而，在过去，我们对外国中国学家的工作太不注意了。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中国学，有一些学者也漠然置之。这既不利于中外人民友谊的增强，也不利于中国人民对外国的了解。这种情况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

现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建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所，创办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真不能不说是目光远大，应该受到我们的最高的赞美。我个人愿意充当一个马前小卒，为各位先知先觉摇旗呐喊，共同推进这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是为前言。

1987年4月1日

《中外文学系年要览》序

现在全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股热潮。除了全国性的学会以外，许多省市也纷纷成立了分会，出版了一些专著。至于短篇论文，数目更是无法统计的。青年学生对于这一门新学科兴趣日增，这对于中国是一件好事，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认为，这对于全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件好事，则需要一点解释。

在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形成一个学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西方的比较文学基本着眼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学比较，目光很少出欧美一步。这当然大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者的视野。西方文学都属于近亲，比来比去，比不出多少名堂。学者们的一些理论也受到限制而缺少普遍意义。一出欧美，有时候竟令人感到滑稽可笑。这一点连一些西方学者也已逐渐认识到了。

救亡之方并不复杂，这就是要扩大范围，扩大视野，不再坐井观天。而一谈到扩大，则必然要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包括进来。这样一来，全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内在文学领域内所有的创造都包罗无遗了。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所探索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就不再偏颇，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岂不猗欤盛哉！

但是要想扩大范围，决非轻而易举，必然需要一系列的工具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学系年要览》正是一本相当有用的工具书。全书洋洋70万言，按年代，分国家，依次排比。只要抓住年代这个纲，则纲举目张，一查便得，何等方便！我觉得，这是对当前比较热潮的一个贡献。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甚至外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一定会感到高兴的。因此我乐意写出以上的一些感想，算是序。

1987年6月2日凌晨

《中国楹联墨迹荟萃》序

书法是中国传统的艺术之一，从唐代传入日本，至今兴盛不衰。楹联则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因为只有像汉语这样有独特结构的语言才能有。世界任何其他语言都根本无法讲什么平仄、对仗等等。没有平仄、对仗等等，也就没有楹联。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书法和楹联一向是紧密结合的。一直到今天，在全国各地的名山胜刹，古寺梵宫都还悬有名人书写的楹联。人民过新年时也往往用红纸书写楹联，张诸门楣，或表示祝贺，或表示期望，或言志，或抒情。为佳节凭空增添了无量欢悦。

将楹联汇集成册者，过去有过一些。但是将楹联与书法联合出书，尚未多见。现在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了这一册《中国楹联墨迹荟萃》，集全国老中青三代学人、政治家、书法家的墨宝于一册，真可谓洋洋大观。窃以为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对全国书法爱好者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欣赏这样多名家的书法；对全国文学研究者来说，能欣赏这样多精彩的楹联；对青少年来说，读一点楹联，可以体会中国文字之特点。五十多年以前，在1933年，先师 陈寅恪先生给清华大学出国文入学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1] ，另出对对子一题，以测试学生对汉文理解之程度。当时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以为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对仗确实能试出学生的水平，而楹联是最讲求对仗的。青年学生通过楹联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因此，他们还能通过欣赏书法与楹联艺术，开阔眼界，活跃情思，培养情操，提高精神境界，由热爱祖国独有的艺术，进而热爱祖国。其为用不可谓不大矣。然而更有进者，其意义决不限于本国。从对外文化交流上来讲，像日本等国对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学修养素有基础，此外还有海外华人或华裔，对此同样有浓厚的兴趣。有此一编，不出国门家门，就能欣赏中国当代有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学者、教授的书法艺术，此书将受到他们的欢迎，是肯定无疑的了。

因此，我热烈祝贺此书的出版。愿中国传统文化和煦的春风吹绿祖国大地，吹遍友邻诸国。

1987年6月8日

[1] “梦游清华园记”为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作者记忆有误。

《什么是比较文学》序

最近几年来，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已经逐渐开展起来了。在这方面，北京大学起了鼓吹推动的作用。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老中青三结合研究梯队也已形成。我们出版的这方面的书籍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全国的研究情况也表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

是不是一切都很好，都很顺利，一点缺憾也没有了呢？还不能这样说。在了解外国研究情况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空白点。一不够普遍，二不够深入，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

从国际上来看，法国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有突出的贡献。现在常讲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分庭抗礼。对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曾做过令人满意的翻译与介绍。但是仍然是一不够普遍，二不够深入。现在葛雷同志和张连奎同志翻译法国几个著名的比较文学家的几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这是值得欢迎的。我相信，全国广大的比较文学者也会欢迎的。我虽然乐意写这样几句话，但估计我的话会成为蛇足，我也希望它成为蛇足。本书价值俱在，读者自己会评断的。

1987年6月23日

《〈罗摩衍那〉选》序

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汉译文七篇八巨册，完全出齐已经三年多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要我从中选出三十多万字，印成一册，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接受任务为什么还要“欣然”呢？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一部书确有选一选的必要。这一部大史诗，虽然在印度家喻户晓，在世界上名声远扬，故事情节也动人心魄，但是故事性并不很强。有时候会费上很长的篇幅，描绘一座树林，或一场战斗，把许多稀奇古怪的树名或兵器名，硬是拼凑成诗，合辙押韵。作者显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听者却是味同嚼蜡。据说，在古代印度，人们能夜以继日地听人歌唱这一部长诗。说实在话，其中原因我真有点难以理解。或许是听者对全书故事早已了然于胸中，听的只是朗诵者或者歌唱者抑扬顿挫的声音，是从声音中得到美感享受，而不是从故事情节中，正像中国的京剧和其他剧种那样。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证据是没有的。

我自己翻译这一部大书，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虽然用力极勤，兴致极高，但是在翻译过程中曾多次想到读者。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今天的生活节奏，比起过去来，大大地加速了。中国也不例外。今天中国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连中国的京剧和电影都嫌节奏过慢而失掉兴趣。再拿像《罗摩衍那》这样长的东西，硬塞给他们，故事情节的节奏比中国京剧还要慢得多，而且不可能从声音中得到美感享受，要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仔细品味，确实是强人所难。我决不相信，除了少数人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下去之外，还有什么人能认真读下去。即使是摆香花，煮香茗，吸香烟，饮香酒，把读书环境弄得充满了诗情画意，也决不会像“雪夜闭门读禁书”那样吸引住人的。因此，如果不选上一选，把篇幅大大地压缩一下，让故事节奏快一些，故事情节连贯一些，那么那八巨册皇皇巨著决不会突然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命运只有一条，那就是，束之高阁，或者排在书架子上，在寂寞中存在下去。

说到选，不外有两种做法：一是平均主义的，从全书七篇每一篇中选出一点来；一是有重点的，只选有用的。我采用的是第二种做法。重点就摆在眼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抓到。这就是罗摩与悉多的爱情故事。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罗摩衍那》的故事性不是很强，但是故事线索却并不很少。除了罗摩和悉多这个主干故事以外，还有几个分枝故事，猴国的故事、魔国的故事，都属于分枝故事之列。我现在只选这个主干故事，其他分枝一概不管。这样主干更能突出。节奏可能显得快了一点，可读性也可能增加。总之，我希望通过这一次拣选，能够多招徕一些读者，能够给本来能沉得住气坐下细读的老读者节省一些气力。这就是我所以“欣然”的理由。

我自己“欣然”，是不是读者也“欣然”呢？这有点难说。可是，我相信，读者也会同我一齐“欣然”的。总起来看，罗摩和悉多的爱情故事，如果去掉其中的封建糟粕，是非常感人的。两个人都忠诚于自己的爱情，海枯石烂，此志不渝。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古希腊如此，为什么古印度就不如此呢？《罗摩衍那》中包含着印度古代著名的神话，这些神话也同样具有永恒的魅力。离开了古代印度那种环境，那样的神话无论如何是不会再产生了。但是，正因为它不能再产生，它是无法代替的，也是永远不会衰老的。时至今日，生活节奏日益加速，建设任务日益频繁，新兴学科日益纷杂，外来事物日益增多。现在已经不是古代那种可以夜以继日地悠哉游哉地聆听别人歌唱罗摩与悉多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的时候了。现代人的心情，同那时候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多读一些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带神话色彩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使我们的内心能在纷杂混乱中保持宁静，保持平衡，否则长此以往，我们的精神将会无法支持。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是正确的。

愿《〈罗摩衍那〉选》带着我的良好的祝愿走向五湖四海吧！

1987年10月1日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序言

相对而言，在世界文化发达的国家中，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起步算是晚的。有的学者认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滥觞，这可以成为一家言。但是一旦起步，我们的先辈学者在这个领域里就不断追求，不断探索，做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即使还没有使用比较文学这个名词，其实质是相同的。

五六十年以前，我国的爱国诗人和学者，又是民主斗士的闻一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他在文中提出了，新诗应该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一切的艺术应该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这说法实在是形象生动，比喻确切。这也可以说是我国比较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

我个人体会到，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文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民族性和时代性。代表民族性的民族文学传统是历时形成的，这是锦上的南北方向的直线，可以算是经。代表时代性的是民族文学随时代而异的现代化，这是共时形成的，这是锦上的东西方向的纬。经与纬，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就产生出了每一个时代的新文学。从广义的文化交流方面来看，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闻一多先生在几十年前提出来的这个主张，至今看起来仍然虎虎有生气。我们现在在文化范围内做工作的指导思想仍然与此相似。当然，今天的世界已非五六十年前的世界，我们中国的社会也已非五六十年前的社会，我们对文化和文学的理解更深了，要求更高了，而且又有了新的内容，这是不言自明的。

我说上面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我的意思无非是强调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我曾多次着重提出我们研究比较文学决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研究而研究也不能一概抹杀），我们的研究是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学服务的，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理解服务的，为整个人类走向大同之域的理想服务的。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别人的看法怎样，我说不出。不管怎样，一个事实决不容忽视：在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正在蓬蓬勃勃地展开。专著和论文日益增多，中老年人，青年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强。国际上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的评价，日益提高，一个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景象正在形成，即使大家的想法和动机同我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总有相同之处吧，否则怎样来解释我说的这个现象呢？

在繁荣发达的同时，大家也都认为，我们决不能停留在目前的阶段上踏步不前。我们必须前进。我个人认为，从中国过去几年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历史上来看，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前几年主要在广度方面做工作，大声疾呼，唤起大家的注意，成立学会，编纂杂志，召开研讨会，举办学习班，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些广度方面的工作，就不会有今天繁荣的局面。现在既然局面已经打开，再停留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会限制学者的积极性，影响将来的发展。我们必须在深度方面下工夫。于继续宣传鼓动的同时，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做一些系统的介绍工作和深入的研究工作。现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研究者所迫切期望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乐黛云等同志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正是在这方面的努力的标志之一。这一部书，有广度，有深度，个人努力与集体协作相结合，情况介绍与深入探讨相统一。作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治学的态度是谨严的，他们过去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他们决不故步自封，但又不盲目趋时。我相信，他们这一部书会得到读者的欢迎和正确评价。因此，我乐意发表上面的一些意见，就算是序言。

1987年10月2日

《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要论资排辈，了一先生应该是我的老师。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他是1932年从法国回国到清华大学来任教的。我当时是西洋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因为行当不同，我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吴雨僧（宓）教授请我们几个常给《大公报》文学副刊写文章的学生吃饭，地点是在工字厅西餐部，同桌有了一先生。当时师生之界极严，学生望教授高入云天，我们没能说上几句话。

以后是漫长的将近二十年。1950年，我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因为是解放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所以筹备的时间极长。周总理亲自过问筹备工作，巨细不遗。在北京筹备了半年多，又到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们访问了岭南大学。了一先生是那里的文学院长，他出来招待我们。由于人多，我们也没能说上多少话。我同时还拜谒了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他也在那里教书。那是我第一次到广州。时令虽已届深秋，但是南国花木依然蓊郁，绿树红花，相映成趣。我是解放后第一次出国，心里面欣慰、惊异、渴望、自满，又有点忐忑不安，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甜甜的，又有点酸涩。在岭南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含羞草一类的东西，手指一戳，叶子立即并拢起来，引起了我童心般的好奇。再加上见到了了一先生和寅恪先生，心里感到很温暖。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以后又是数年的隔绝。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了一先生也迁来北京。从此见面的时间就多起来了。

从宏观上来看，了一先生和我都是从事语言研究的。解放以后，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成立机构，组织学会，我同了一先生共事的机会大大地多了起来。首先是国务院（最初叫政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了一先生和我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了一先生重点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方面。我参加的是汉字简化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常常听到他以平稳缓慢的声调，发表一些卓见。其次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编纂工作。了一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元老之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要听他的意见。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在一起开了不少的会。了一先生还承担了重要词条的编写工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写的词条别人提出了意见，他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总是心平气和地同年轻的同志商谈修改的意见。这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将毕生难忘。最后是中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为这一个重要的学会，他也费了不少的心血，几次大会，即使不在北京，他也总是不辞辛劳，亲自出席。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在会上的讲话或者发言，大家都乐意听。

通过了这样一些我们共同参加的工作，我对了一先生的为人认识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楚了。我觉得，他禀性中正平和，待人亲切和蔼。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甚至大声说话，疾言厉色，也都没有见过。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他能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待人，无论是弟子，还是服务人员，他都一视同仁。北大一位年轻的司机告诉我说：有一次，他驱车去接了一先生，适逢他在写字，他请了一先生也给他写一幅，了一先生欣然应之，写完之后，还写上某某同志正腕，某某是司机的名字。这一幅珍贵的字条，这位年轻的司机至今还珍重保存。一提起来，他欣慰感激之情还溢于言表。

谈到了一先生的学术成就，说老实话，我实在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虽然我们同属语言学界，但是研究的具体对象却悬殊很大。了一先生治语音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史、中国古文法、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诗律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同源字等等。我自己搞的则是印度佛教梵文以及新疆古代语言文字、吐火罗文之类。二者搭界的地方微乎其微。了一先生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我确实读过不少他的著作，但是并没有读完他所有的著作。以这样一个水平来发表意见，只能算是管窥蠡测而已。可是我又觉得非发表一点意见不行。所以我现在只能从低水平上说一点个人的意见，至于是否肤浅甚至谬误，就无法过多地考虑了。

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了一先生的学风或者学术成就：中西融会，龙虫并雕。

什么叫中西融会呢？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了一先生治中国音韵学用力甚勤，建树甚多。原因何在呢？在中国音韵学史上，从明末清初起，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师辈出，成就远迈前古。顾炎武、戴东原等启其端。到了乾嘉时代，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诸大师出，辉煌如日中天。清末以后，章太炎、黄季刚、王静安等，追踪前贤，多所创获。这些大师审音之功既勤，又师承传授，汉语古音体系基本上弄清楚了。但是，他们也有不足之处，他们对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缺乏近代科学的审析方法，因而间或有模糊之处。而这一点正是西方汉学家的拿手好戏。瑞典高本汉研究中国汉语古音，自成体系，成绩斐然，受到中国学者如胡适、林语堂等的尊崇，叹为得未曾有。实际上欧洲学者的成就正是中国学者的不足之处。了一先生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乾嘉大师的衣钵，另一方面又精通西方学者的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中走出了一条新路。所以我说他是中西融会。至于他在汉语史等方面的研究上也表现出融会中西两方的优点的本领，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什么叫龙虫并雕呢？了一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龙虫并雕斋。意思十分清楚：既雕龙，又雕虫，二者同样重要，无法轩轾，或者用不着轩轾。他的著作中有《龙虫并雕斋诗集》、《龙虫并雕斋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等。可见了一先生志向之所在。这一件事情，看似微末，实则不然。从中国学术史上来看，学者们大别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钻研探讨，青箱传世，白首穷经，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因而名标青史，举世景仰。一类专门编写通俗文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普及工作。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往往瞧不起后者，古人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可以充分透露其中消息。实际上，前者不乐意、不屑于做后者的工作，往往是不善于做。能兼此二者之长的学者异常地少，了一先生是其中之一。在前者中，他是巨人；对于后者，不但乐意做，而且善于做。他那许多通俗的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著作《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对于普及普通话工作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了一先生的远大的眼光和广阔的胸怀。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值得我们大家都去学习的。“阳春白雪”，我们竭诚拥护，这是不可缺少的。难道说“国中和者数千人”的“下里巴人”就不重要，就是可以缺少的吗？

我在上面谈了我对了一先生为人和为学的一些看法。在世界和中国学术史上，常常碰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学者的为人和为学两者之间有矛盾。有的人为学能实事求是，朴实无华，而为人则诡谲多端，像神龙一般，令人见首不见尾。另外一些人则正相反，为学奇诡难测，而为人则淳朴坦荡。我觉得，在了一先生身上，为人与为学则是完全统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在这两个方面他给人的印象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只有实事求是之心，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多少年来，我曾默默地观察、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了一先生也包括在里面。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的待遇并不优厚，他们的生活并不丰足。比起其他国家来，往往是相形见绌。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了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在“十年浩劫”中，更是登峰造极，受到了不公正的冲撞。了一先生也没有能幸免。但是，时过境迁，到了今天，我从知识分子口中没有听到过多少抱怨的言谈。从了一先生口中也没有听到过。他们依然是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做到了“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培养青年学生，振兴祖国学术而拼搏不辍。在这样一些人中，了一先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如果把这样一群非常特殊的人物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难道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人们不禁要问：原因何在呢？难道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圣人、神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吗？当然不是。我个人认为，只有在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在这些人身上，爱国主义是根深蒂固、血肉相连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一些（不是全体）知识分子，不管在国家兴旺时多么高谈爱国，义形于色；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立即远走高飞，把自己的国家丢到脖子后面，什么爱国主义，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在中国则不然。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吃过苦头，受到过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今天得到了解放，当然会由衷地欢畅和感激。要说他们对今天当前的情况完全满意，那也不是事实。但是，只要向前看，就可以看到，不管我们目前还有多少困难和问题，不管还有多少大风大浪，总起来说，我们的社会还是向上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决不会改变。这一点，在了一先生身上，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显得非常突出。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年轻一代人应该永远保持下去。

了一先生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人品，他的学术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留给我们的一千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再从而发扬光大之，使中国的语言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从这一册琳琅满目的纪念论文集中，我仿佛听到了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心声。

愿了一先生为人和治学的精神永存。

1987年11月4日

《歌德与中国》序

最近几年，杨武能同志专门从事于中德文化关系的研究，卓有成绩。现在又写成了一部《歌德与中国》，真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了。

我个人觉得，这样一本书，无论是对中国读者，还是对德国读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都能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一个民族，一个人也一样，了解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例外。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大势，昏昏然，懵懵然，盲目狂妄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夜郎之君、井底之蛙，不过如此。现在读一读当时中国皇帝写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的所谓诏书，那种口吻、那种气派，真令人啼笑皆非，不禁脸上发烧。

鸦片战争中国的统治者碰得头破血流，在殖民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中国人最重视的所谓“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他们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变而向“洋鬼子”低首下心，奴颜婢膝，甚至摇尾乞怜。上行下效，老百姓也受了影响，流风所及，至今尚余音袅袅，不绝如缕。鲁迅先生发出了“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的慨叹，良有以也。

怎样来改变这种情况呢？端在启蒙。应该让中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真正了解自己，了解历史，了解世界大势，真正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看待一切问题，都要有历史眼光。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不总是像解放前一百年来那个样子的。我个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西方人看待中国同那以后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以前，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智慧之国、文化之邦，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从17—18世纪欧洲一些伟大的哲人的著作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从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杨武能同志在本书中详尽地介绍了这种情况。

这充分告诉我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看待自己要有全面观点、历史观点、辩证观点。盲目自大，为我们所不取；盲目地妄自菲薄，也决不是正当的。我们今天讲开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对西方的东西应该有鉴别的能力，应该能够分清玉石与土块、鲜花与莠草，不能一时冲动，大喊什么“全盘西化”，认为西方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西方有好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但是，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难道西方所有的东西，包括可口可乐、牛仔裤之类，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吗？过去流行一时的喇叭裤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感、所作、所为应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在若干年以后，回头再看今天觉得滑稽可笑。我在这里大胆地说出一个预言：到了2050年我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回顾今天，一定会觉得今天有一些措施不够慎重，是在一时冲动之下采取的。我自己当然活不到2050年，但愿我的预言不会实现。

这一本书对德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读者怎样呢？我认为也同样能起发聋振聩的作用。有一些德国人——不是全体——看待旧中国，难免有意无意地戴上殖民主义的眼镜。总觉得中国落后，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好像是中国一向如此，而且将来也永远如此。现在看一看他们最伟大的诗人是怎样对待中国的，怎样对待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会促使他们反思，从而学会用历史眼光看待中国，看待一切。这样就能大大地增强中德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这一点是可以断言的。

基于上面的看法，我说，杨武能同志这一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为序。

1987年11月30日

《东方风俗文化词典》序

在一般人心目中，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只不过是一些细微末节，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稍微对这个问题有点研究的人，都能知道，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从大处来看，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可能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风习有的是在极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不深入研究风习，则所得结果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稍微对这个问题有点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从小处来看，一件件一桩桩的民族风习，往往能代表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点。要同别的民族交往，必须懂得这些特点，不然的话，难免产生一些误会。小之引起一些不快，大之则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历史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不少次了，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

东方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占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中，东方就占了三个。与这几个文化体系密切相联的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世界各国人民都必须了解这些风俗习惯。我们身为东方人，更应该了解这些风俗习惯。无论是研究工作者，还是外交官，涉外商人，凡是同东方各国民族接触的人都必须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否则不但工作做不好，而且还会做不下去。这对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是非常不利的。因而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是怎样去了解这些五花八门的东方风俗习惯呢？每个人都亲临其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靠书籍。过去没有这方面的书。即使有的书讲到一点，也只是一鳞半爪，而且往往只限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法得到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应该说是东方文化研究界的一个Desideratum。

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同志们，还有校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密切协作，撰成了这一部有七十多万字的《东方风俗文化词典》，正弥补了这一个缺门。杜甫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想把这一部词典比作知时节的好雨。我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1987年12月15日

《比较文学报》创刊寄语

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显学。最近几年，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国际上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已经出版，通讯之类的刊物也已出了一些，大型的杂志《中国比较文学》和《文贝》已经受到国内外专家的注意。真可以说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以报纸形式传递信息的刊物还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现在四川方面的同行们创刊了这一份《比较文学报》，真可谓“雪中送炭”。它必将受到国内外广大比较文学爱好者的欢迎，这是可以断言的。我谨向为创办《比较文学报》而操劳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1988年2月22日

《北京大学》序

北京大学正在庆祝90周年华诞，这颇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吕林同志为此写了《北京大学》一书。他用流利活泼的文笔叙述了北京大学90年的历史，娓娓说来，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读者可以学到一些知识，又能得到美感享受。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为什么北京大学90年的历史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呢？首先当然是由于北大所处的地位。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值得考虑：北大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从东汉起一直到清朝的太学或国子监的继承者，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拓者。自从90年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历经清代、北洋军阀政府、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各个时代，一直到了解放，北大都无愧于她的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北京大学既然是中国的一所大学，必然具有中国大学的共性。但是她在某些地方又不同于其他大学，这就是她的个性。共性的东西我们不谈了。个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到北大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经过四十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北大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继承而且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从汉朝的大学生起，一直到了解放后，中国的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很强，北大尤甚。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一直到解放后抗美援朝运动，北大无不走在运动的前面。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北大的光荣传统。

但是，一切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北大在“十年浩劫”期间，也曾走在前面。臭名昭著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在北大出笼，我们北大人从来不隐瞒这一件事实，而且从中吸取了教训。教训就是，在今后我们仍然要关心国家大事，以天下为己任，但必须有远见，有理智，不能盲目乱干。“十年浩劫”的教训，再也不能重现了。

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有密切联系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历来有爱国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国曾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地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因为本身受到压迫，最容易产生爱国主义思想。

90年来，北大的学生，当然也有教职员，在以上提到的两个特点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现在我国虽然已经进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压迫别人，也不受别人压迫，但是以天下为己任和爱国主义思想仍然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我希望，我们全体北大人，以及全国的大小知识分子能同意我的看法，带着这两个观点去读吕林同志的《北京大学》必然会有新的发现，新的领悟。这样一来，吕林同志这一本书的意义就不仅限于北大范围，而有普遍性了。是为序。

1988年2月24日凌晨

《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我舞笔弄墨，五六十年于兹矣。我从来没有想到搞什么自选集，更谈不到什么“精华”。而今已近耄耋之年，垂垂老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提出来，要我自选“精华”，编入丛书中。我最初觉得非常新鲜，但窃以为恐怕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想加以拒绝，托辞是，自己写的东西里面有不少的古怪文字，排印困难。想以此吓退出版社。我万没有想到，出版社的胡乃羽同志竟认真对待，说是回去研究一下。我想，这下子一定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颇以自己托辞巧妙而沾沾自喜。

然而事实却出我意料。过了一些时候，胡乃羽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出版社经过研究，仍然决定出。这无疑击了我一猛掌。出版社这样认真对待，而我自己则轻率托辞，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必须端正态度，也认真对待了。

我于是根据令恪同志和李铮同志编纂的我的《著作系年》，认真考察了自己一生所写的东西。古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不能说，我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全都是垃圾，有一些文章自己也是颇为满意的。但是，总起来看，自己写的东西中真正有很高水平的并不多。虽间有新的发现或见解，也并不见得都十分深刻。看了中外大师们写的文章，读到那些石破天惊的新见解，如饮醍醐，百读不厌，对这些大师们只有高山仰止了。谈到“精华”的问题，我曾对胡乃羽同志说过，自己挑选而称之为“精华”，不是有点狂妄了吗？她说，这也无大妨碍，你只把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文章挑选出来就行了。

我就遵照这个意见，考虑了一下：哪些文章自己比较满意。这并不困难。满意或者不满意，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决定起来，比较容易。我从过去几十年写成的大约将近二百万字的学术论文中，选出了若干篇，算是完成了任务。选的文章决不是照原样重印一次，而是由于胡乃羽和李铮二位同志的努力，校出了一些错误或者不确切的地方，在新版中都一一加以改正。因此，收入本集的文章其可靠性增加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但是，选完了以后，再加以仔细思考，却发现了一些自己从没有意识到的现象。我挑选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先入之见，一定要选哪一类的文章。我只是根据自己喜爱近乎本能地挑选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就说是“精华”吧。但是，挑选的结果，入选的全是属于考证一类的文章。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能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清代桐城派主将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我觉得，这种三分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是十分自然的，它也为我所服膺。

在三者之中，我最不善义理，也最不喜欢义理。我总觉得，义理（理论）这玩意儿比较玄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矛盾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理论家真正说透。以我的愚见，绝对纯之又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没有的。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家，或者满篇教条，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说理，或者视理论如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最终让读者如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乱说不能立即受到惩罚。搞自然科学，你如果瞎鼓捣，眼前就会自食其果，受到惩罚。社会科学理论说错了，第二天一改，脸也用不着红一红。因此，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对理论的偏见越来越深。我安于自己于此道不擅长，也不求上进。

这并不等于说，我抹煞所有的理论。也有理论让我五体投地地佩服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经过了几十年的学习与考验，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包括了历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即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要不断发展，但是迄今它发展达到的水平让我心服口服。

这种轻视理论的做法是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呢？可能是的。一个人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即使是偏见吧，我目前还不打算去改变。我也决不同别人辩论这个问题，因为一辩论，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弄得大家一起坠入五里雾中。我只希望理论家们再认真一点，再细致一点，再深入一点，再严密一点。等到你们的理论能达到或者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水平时，无需辩论，无需说明，我自然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你们脚下。

谈到文章，我觉得，里面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专门搞文章之学的，一个是搞义理或考证之学而注意文章的。专门搞文章之学的是诗人、词人、散文家等等。小说家过去不包括在里面。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把文章写好，文章写不好，就不能成为诗人、词人、散文家、小说家。道理一清二楚，用不着多说。搞义理或考证之学的人，主要任务是探索真理，不管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还是小事情上的真理，都要探索。至于是否能把文章写好，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要求弟子们在讲话方面要有点文采，是很有道理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义理学或考证学的专家们，有的文章写得好，有的就写得不怎么好。写得好的，人家愿意看，你探索的真理容易为别人所接受。写得不好的，就会影响别人的接受，这个道理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认为，对不专门从事文章之学的学者来说，认真把文章写好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谈到考证，亦称考据，如上文所述，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也是清代朴学大师所最擅长的东西，同时又是解放后受到一些人责难的东西。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为考据辩诬》，这里不再重复。我在这里只谈我的想法和做法。

首先，我觉得考证之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没有一些人加给它的那种作用，也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不要夸大它的功绩，也不要随便加给它任何罪状，它只是做学问的必要的步骤，必由之路。特别是社会科学，你使用一种资料，一本书，你首先必须弄清楚，这种资料，这本书，是否可靠，这就用得着考证。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没有后人窜入的或者更改的东西？如果这些情况都弄不清楚，而望文生义或数典忘祖，贸然引用，企图证明什么，不管你发了多么伟大的议论，引证多么详博，你的根据是建筑在沙漠上的，一吹就破。这里就用得着考证。必须通过细致的考证才能弄清楚的东西，你不能怕费工夫。现在间或有人攻击烦琐的考证，我颇有异议。如果非烦琐不行的话，为什么要怕烦琐？用不着的烦琐，为了卖弄而出现的烦琐，当然为我们所不取。

其次，在进行论证时，我服膺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已经被批了很长的时间了，也许有人认为，已经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人们都谈虎色变，不敢再提。可是我对此又有异议。过去批判这两句话，批判一些人，是在极“左”思想支配下——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冒充辩证法，鱼目混珠，实际上是伪辩证法——来进行的。头脑一时发热，在所难免，我自己也并非例外。但是，清醒之后，还是以改一改为好。我现在就清醒地来重新评估这两句话。

我个人认为，古今中外，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哪一个人在进行工作时也离不开这两句话。不这样，才是天大的怪事。在开始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你对于这个课题总会有些想法吧，这些想法就是假设。哪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而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呢？为什么要“大胆”？意思就是说，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从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不然，如果一开始就谨小慎微，一大堆清规戒律，满脑袋紧箍，一点幻想力都没有，这绝对不会产生出什么好结果的。哥白尼经过细致观测，觉得有许多现象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说解释不了的，于是假设了日中心说。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没有这个胆量，太阳恐怕还要绕地球运转若干年。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

那么，大胆的假设，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有了假设，不等于就有了结论。假设只能指导你去探讨，去钻研。所有的假设，提出来以后，都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观材料证实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设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观材料相违，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有的假设经不住客观材料的考验，甚至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凡是搞点科学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没有定准儿。这就叫做小心的求证。

那么，小心的求证，其罪状究竟何在呢？

也有人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假设，自己认为是神来之笔，是灵感的火花，极端欣赏，极端自我陶醉。但是后来，客观材料，包括实验结果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正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当机立断，毅然放弃自己的假设，另觅途径，另立新说。这是正途。可是也有个别的人，觉得自己的假设真是美妙绝伦，丢掉了万分可惜。于是不惜歪曲材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选取对自己的假设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迁就自己的假设的结论。这是地道的学术骗子。这样的“学者”难道说是绝无仅有吗？

这就是我理解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是丝毫也无可非议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学者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搜集材料，来证实结论。“以论带史”派的学者，我认为就有这种倾向。比如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他们从什么人的著作里找到了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在搜集材料时，凡有利于这个结论的，则统统收进来；凡与这个结论相违反的，则统统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最后磨出一个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而让步政策则是“修正主义”。研究清官与赃官问题时，竟然会说赃官要比清官好得多，因为清官能维护封建统治，而赃官则能促成革命，从而缩短封建统治的寿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研究方法根本用不着假设，不大胆的假设也用不着。至于小心的求证，则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谈不到小心不小心。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对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的结论是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他们是代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

用这样的方法，抱这样的态度，来研究学问，学问会堕落到什么程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我服膺被批判了多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理由就是这一些。另外可能还有别的解释，则非愚钝如不佞者所能知矣。

统观自己选出来的这一些文章，不管它们是多么肤浅，我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须先有新假设。假设一提出，还不就是结论。不管假设多么新，在证实之前，都不能算数。我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有的假设，自己最初认为是神来之笔，美妙绝伦；一旦证实它站不住脚，必须丢弃。这时往往引起内心的激烈波动，最终也只能忍痛丢弃。我的做法大体上就是如此。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我也决不敢说，我的这些所谓新看法都是真理。一部人类的学术史证明了，学术一定要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将来有新材料发现，或者找到了观察问题的新的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结论也势必要加以修改，这是必然的。

现在归纳起来可以说，我过去五六十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可是原来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到了今天，通过这个自选活动，我才真正全面而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考证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已。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这句话可以有多种解释。什么叫真理？大家的理解也未必一致。有的人心目中的真理有伦理意义。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事情是什么样子，你就说它是什么样子。这是唯物主义，同时也是真理。我体会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就是这样的真理。他这一句颇耐人寻味。同样是真理，事情却有大小。哥白尼倡日中心说，这是大事情上的真理。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弄清楚一个字或一句话的古音古义，这是小事情上的真理。事情有大有小，而其为真理则一也。有人夸大考证的作用，说什么发现一个字的古音，等于发现了一颗新星。这有点过分夸张。这样的发现与哥白尼的日中心说是不能比的。不管怎样，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是无法否认的。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

我自己也在我所从事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一直探索了五六十年。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不但在中小学里没有立志成为学者，就是到了大学以后，除了写点散文之外，真正的学术论文没有写几篇。写成了的那几篇水平都不高。我是阴差阳错才走上现在这样一条道路的。但是一旦走了上来，我却能坚持不放。过去在极“左”思想黑云压城的时期，一个人如果想写点什么，想努力钻研点什么，现成的帽子就悬在你的头上：名利思想，修正主义。我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在过去40年中，至少有1/4的时间是泡在无穷无尽的会议中，消磨在花样繁多的社会活动中。但是，我仍然坚持看书写作不辍，我是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就时间来说，我每天不比任何人多一分一秒，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我一向被认为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连带我工作的北京大学东语系也成了业务挂帅的典型。我却乐此不疲，坚持不改。每一次政治运动，我首先检查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大家都认为是抓到了点子上，顺利地过了关。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顽固派，检查完了，运动一过，我照样搞我的“修正主义”：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我担心不担心下一次运动呢？担心的。但是，我对自己那一套检讨的本领很有信心，抓自己的问题，一抓就灵。因此也不过分担心。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有点后怕，有点不寒而栗。如果我不是一个顽固派，一度检查，真心悔改，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同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划清界限，今天我在科学研究方面还能留下什么东西，就很值得怀疑了。“死不改悔”的顽固派有时候也会有点好处的，这就是我的结论。

那么，我搞这一套东西是不是为名为利呢？说一点都没有，那不是事实。但是我再三检查自己的动机，觉得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研究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假设，经过反复的验证，得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结论，虽然不过是小事情上的真理，自己却往往大喜过望，以为人生之乐无过于此矣。我之所以拼命钻研，老而不已，置危险于不顾，视饥饿如儿戏，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探索真理。我想，很多科学工作者恐怕也有同我一样的动力。

我还想讲另外一个情况。我在上面曾提到令恪同志和李铮同志编的我的《著作系年》。我除了根据这个《系年》来挑选文章以外，还粗粗地检查了我在过去几十年中写作的情况。从1932年我21岁时起，几乎每年都写点东西。从1937年到1942年，表面上没有写什么东西，实际上是我一生学习最努力的时期。从1967年至1977年，在长达11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不能不令人吃惊。这情况我过去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过，但是很不具体。现在一看《系年》，赫然白纸黑字，我真是震惊不已。至于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用不着多说。我一个人如此，全国又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也是如此。想到这里，所谓“文化大革命”究竟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是清清楚楚了吗？我又有点后怕，又有点不寒而栗。如果真正让“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一次搞上七八年，搞的结果恐怕要把全国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搞成光板。卫星上不了天，是可以肯定的；所谓“红旗落地”，是否还有红旗都是值得怀疑的，还谈得上什么落地不落地呢？

在人生的征途上，我已经走了七十多年。如果照古人的说法：行百里者半九十，那么我走了还不到一半。但这是比喻，不是事实。应该承认，自己前面的道路有限了。可我也并不想现在就给自己做结论，我认为还不到时候。我在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位过客一样，非走上前去不行，想休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用不着迟疑，立刻就回答：还要选这一条路的。我还想探索真理，这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了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在目前出版条件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毅然决定出版这一套丛书，又让我滥竽其中。我还感谢李铮同志，他用他那特有的细致认真的态度来帮我整理稿件。最后但不是最少，我还必须提一提本书的责任编辑胡乃羽同志。她那种对待编辑工作的细致、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决非轻轻的一句“感谢”所能报答的。她对我是一次活生生的教育，我不由得由衷地对自己说：“干工作就得像胡乃羽这个样子！”

1988年4月18日写完

行将见春色满寰中

——《东方美术史》序

记得当年在德国读书时，有一件事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几乎每一所德国大学都设有一个美术史系。德国，不像中国现在这样“教授满街走”，那里的教授是非常少的，一般的系只有一个教授，大系才有两个；而美术史系，不管这个系多么小，学生多么少，也总有一个正教授。对于德国这样做的意义，我当时大惑不解，一直到回国以后很久，我才逐渐理解。

后来，我到了苏联，又听说莫斯科大学的文科研究生，不管是否学习美术，必须要常到普希金画廊去参观，这也算是上课。俄国教育受德国影响颇深，在重视美术史方面是否也有一点渊源关系呢？

德国、苏联，还有欧美其他国家，为什么这样重视艺术教育呢？道理是很明显的：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修养，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优美情操。中国旧日许多著名演员都能欣赏书画，甚至自己染翰挥毫，写字作画。他们演出的戏雅而不俗，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还有许多名医都注意书法，据说这样开出的药方有助于安定病人的情绪。这些现象都说明文化修养的重要性，也说明美术在文化修养中的重要性，决非信口雌黄。

在中国，过去也有人提倡过美术教育。蔡元培先生就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先生也主张在大学里开设美术课，他曾为北京的教育部起草过有关的文件。他晚年大力提倡木刻和版画，这都是大家熟知的事实。

可惜，蔡元培和鲁迅的合理主张没有能够得到贯彻。旧北大曾有过研究音乐的机构，后来没有继承下来。解放以后，教育虽屡经改革，但是主张大学增设美术课者，却不见一人，不能不令人浩叹。

教育部门如此，一般人更无论矣。今天，中国人民的一般文化修养，似乎很难说是很高的，中外有识之士颇有些忧心忡忡。中华文化之邦，不文明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岂不大可哀哉！世界上文明国家都有大量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我国又怎样呢？为今之计，如果真想建设两个文明，必须大力建立美术馆和博物馆，大力出版美术史一类的书。这样庶几有助于社会风气之改善，道德情操之培养。这是一件大事，决不可等闲视之。

现在，范梦同志的《东方美术史》已经出版了。如果承认我上面说的那些话，就应该由衷地欢迎。这本书的重点是东方，这决不意味着西方美术不重要。东西双方都是重要的，但是，既然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东方美术，我们欣赏起来，理解起来，也许更容易些。如果将来再出版一些东方美术的图像册和东方绘画的画册，那将会相得益彰，更容易发挥美术的作用。范梦的这一本书希望能成为报春之鸟，行将见春色满寰中，美术之光普照大地，我也将为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是为序。

1988年7月31日写于北大

《卢坤峰题画诗》序

诗、书、画三绝，世所艳称。此盖由中国文化特点及艺术特点所决定，他国艺术不得同日而语也。然古今真能臻此境界者，亦为稀见。卢君坤峰，英年歧嶷，于斯三者，皆有可观之造诣。谓之三绝，不亦可乎？羡林于诗、书、画三者，皆非里手，妄发议论，贻笑方家。然所见如此，不敢自秘，姑妄言之耳。

1988年10月22日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

近几年来，寅恪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经常谈论一件事，想在先生诞辰百周年时，出一本论文集，以资纪念。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对此事异常关注。中心成员王永兴教授和荣新江副教授实主其事。惨淡经营，几经周折，终于把稿子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当前出版界碰到极大的困难时，不顾经济损失，毅然承担出版责任。我们中国史学界的同仁们对上述诸位学者和出版社，决不会吝惜自己由衷地赞美和敬佩。

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在东西方一些国家中一种流行的办法，在日本尤为普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还历纪念”、“古稀纪念”一类字样的纪念论文集。纪念对象大都仍然健在。这种办法在中国比较稀见。但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纪念蔡元培先生的论文集，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寅恪先生呢？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规，决不能成为大师的。综观寅恪先生一生治学道路，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一生涉猎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号召学者们要“预流”，也就是王静安先生和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问”，学者能跟上时代，就算是“预流”。寅恪先生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能“预流”，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义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义，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来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是，寅恪先生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他关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证。他间或也发一些推崇宋学的议论，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今世论者往往鄙薄考证之学。实际上，研究历史首先要弄清史实，考证不过是弄清史实的手段，既不必夸大其辞，加以推崇；也不必大张挞伐，意在贬低。我们历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高唱“以论带史”，却往往是“以论代史”，其甚者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而空谈教条，这样的教训还少吗？提倡一点考证，可以济我们历史研究之穷，不是一件坏事。寅恪先生利用考证达到弄清史实的目的，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自己学殖瘠薄，实不足以窥寅恪先生之堂奥，妄发议论，贻笑方家。但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的这些浅薄的看法也许还有点参考价值吧。

现在纪念论文集即将出版。作为寅恪先生的弟子，我衷心感激海内外学者们惠赐大作为本集增添光辉。我只希望，我们大家能在寅恪先生指出的“预流”的基础上，昂扬前进，把我们的史学研究的水平再提高一步，愿与海内外诸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1988年12月5日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后记

跟我比较熟的几个同志建议我将有关印度佛教史和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论文集成一个集子。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我照办了，结果就是现在这个集子。

为什么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方面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另一方面又在探讨佛教史的问题，这两个其实是一码事，中印文化交流是主干，佛教传入中国是这种交流的一个具体表现。把这两方面的论文集在一起，可以起相辅相成的作用。

关于这两方面的论文，我写的不止是本书中所收的这一些篇。大部分都已经收在已经出版的或即将出版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书中。收在这些集子中的论文，除一点点例外外，本集全部不收。原因不言自明。

间或听到有人对论文集的形式有些看法：为什么不写成专著而只写论文呢？专著诚然很好，但也有它的局限。一写专著，必求全面，结构框架，一一推敲。为了装点门面，中间必然掺上一些搔不着痒处的东西。论文则不然。可以就一个小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直抒胸臆，不用掺水。从世界学术史上和中国学术史上来看，论文的作用都不能低估。

我并不贬低专著。我也曾有写专著的考虑，想写一本《印度佛教史》。我有志于研究佛教史有年矣。积累的资料比盈尺还要多。但是牵于他事，又年近耄耋，自谓难以完成撰写印度佛教史的任务了。因此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论文集在一起，便于自己和他人翻检。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对印度佛教史的一些看法，供同行学者评估。

说这些文章有多么高的水平，我愧不敢当。但是文章有一些特点，却不能否认。在每一篇文章中我都努力提出一些新问题，而且是关键性的问题，加以解决。我解决的方法以前还很少有人用过，我是通过对佛典梵语特点的研究来确定要探讨的问题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方法曾经受到许多学者的赞美，这对我是一种鞭策，其中德国梵文学者Bechert教授却是又批判、又赞美。我原来以为是赞美在前，批判在后。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两个举动发生在同一年内。因此我就不能断定究竟哪一个在前了。我但愿赞美在后。

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我这个方法也受到毁誉，这总是难免的。无论是毁还是誉，我都重视，我总是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两方面的意见。但是，我决不为他们所左右。只要我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是对的，我决不动摇。利用佛典语言特点，这一条道路我认为是正确的、可靠的，我要坚决走下去。尽管现在各国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著述已经很多，但遗留的重大问题仍然不少，比如小乘向大乘的过渡问题，佛教部派产生的问题等等。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考虑过很久了。将来时机成熟，我仍然要写一些东西的，而用的方法仍然是利用语言特点。

我讲的这些情况，我相信，细心的读者自己都能看出来的。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这些东西不能说都是好文章，但我总怕自己的“寸心”不为人知，所以才又啰里啰嗦写了上面这一些话。

至于中印文化交流史，本集中也收了几篇。最近几年来在全国掀起的“文化热”的高潮中，我也考虑了一些问题。我对文化问题本非内行里手，但一得之愚，恐怕也自有其价值，所以就大胆发表意见。中印两国各有自己的文化圈，但二者之间又频繁交流，其效果是异常显著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世界历史离进入21世纪的时间不太远了。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全世界各国，不管是大小强弱，都面临着一些与人类生存有关的新问题。在这样情况下，探讨一下中印两大文化圈的交流恐怕是不无意义吧。

同我的其他一些书一样，收集、整理稿子的任务又落到李铮同志肩上。他以他那特有的细致负责的作风，整理出了这一部集子。我对他表示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在当前出版事业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竟然肯出这样一本书，我也必须表达我的谢忱。

1989年1月25日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序言

本论文集共收论文41篇，是从1988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中选出来的。那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瑞典、挪威等国的学者，以及台湾来的学者；真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极一时之盛。而且国内外学者中有不少人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为本次会议增添了光彩。

本集中论文的作者，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既有老年学者，也有中青年学者。这两个特点，看似寻常，实则具有深刻意义。我在开幕词中提出了两句话：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得到了中国领导同志和外国学者的赞许。可见这两句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时至今日，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国际性的。关起门来搞学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这一次会议和本集所收的论文，充分体现了这个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表现出来了非凡的才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论文集中所收的青年学者的论文可以为证。在这里，有一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青年学者得到了日本老一辈学者的赞扬，日本青年学者得到了中国老一辈学者的称许；而且两国的青年学者通过个人接触，通过会上的讨论，切磋琢磨，建立了个人的友谊。这充分说明了，在我们这里，狭隘的民族感情已经让位于大公无私的学术活动的国际合作精神。这对于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时代不断前进，希望在于未来。我们这一批老一代的学人，看到我们这一门学科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能不得到极大的安慰吗？看到国与国之间的青年学者这一种亲密无间的合作精神，能不得到极大的安慰吗？

本论文集的编选工作，王永兴教授实主其事。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了这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感谢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在目前出版业处在“谷底”的情况下，毅然出版这一部论文集，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同任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论文都收进去。因此就必然要有所选择。不周之处，希望得到谅解。

1989年2月17日

日译《季羡林散文集》前言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我的《散文集》送给了峰岛旭雄教授。我万没有想到，他竟委托依田熹家教授从中选择了几十篇，译成了日文。用中国现成的话来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

我写散文已经有60年的历史。应该说，这不是我的本行，但是，在这漫长的时间内，经常有一些人、事、物真正触动了我的灵魂，逼得我非拿起笔来不行。可以说，我这些散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就这样锲而不舍，一直流了60年，看样子还会流下去的。

我写散文受的影响，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三个方面：中国古典散文、英国散文和日本近现代散文。中国的经、史、子、集中很大一部分都属于散文的范畴。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我自幼耽读古文，受到影响，是很自然的。我在大学里读西洋文学系，特别喜爱英国的那一些散文作家。至于日本，则我从中学起就爱读日本文学作品，包括散文作品在内。我觉得，日本近现代散文作品东西方的影响都接受了，而以东方为主。日本散文，和日本俳句一样，有一种特异的神韵，东方的神韵。西方作家，不管有多么高明，但这种神韵他们是没有的，他们恐怕也很难欣赏这种神韵。我是一个地道的东方人，中国散文和日本散文中的这种神韵，我自谓是能充分欣赏的。

在散文创作中，我也努力保持这种东方特有的神韵。在努力的过程中，日本散文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我的散文译成了日文，我想在日本的读者中，我会有知音的。

我感谢峰岛旭雄教授和依田熹家教授。我当然也感谢我的日本同行中村元教授。我希望，而且也相信，他们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

1989年2月22日

《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序

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像中国和日本这样文化关系异常密切的国家，实不多见。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至少已经有了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过去的论者多强调在历史上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一面，而不甚注意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一面。我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偏颇。

去年在中国召开的中日民间人士的会议上，我发言时引用了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谈了中日的文化关系。这三个阶段是大家所熟知的：正These、反Antithese、合Synthese。我觉得，这个理论完全可以应用到中日文化关系史上来。从中日文化交流开始直至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这算是正的阶段。从1868年起直到1949年或者前后，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这算是反的阶段。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长远的未来，是中日共同学习、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时期。这算是合的阶段。当时我曾强调说，中日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源，我们都清楚了，是一个非常长的源。流，我们还不太清楚，可能是一个比源还要长的流，现在还难以估算。我们现在常常讲，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口号非常响亮，中日两国人民都同声响应。但是，具体内容则颇有点模糊。现在我提出了三个阶段的说法，又把重点放在第三个阶段上。我想，我的看法是能够为两国学者所接受的。在那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就有日本学者表示同意，并同我握手长谈。我的看法至少可以弥补那个模糊的缺憾。

我在上面两次用了“主要”二字，意思是说，即使在两国之一向对方学习时，也不会是纯粹的一边倒，也还有互相学习的成分在。

我在那次会议上着重解释了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确地提出来过。我碰到不少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学者，他们也都只是强调在历史上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一面。那么，我为什么现在提出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问题呢？试想一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情况，便可一清二楚。当时的人们昭告天下：向西方学习。但是许多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却同日本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当然同时也就学习了日本。我举出几个代表人物的名字：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苏曼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等，都是非常显赫的名字。汉语中很多科学名词和政治术语，都是从日本移栽过来的。连马克思主义最初也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最早的汉译本，恐怕主要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20年代，许多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也是从日译本译过来的。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可惜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以我必须在这里着重提一下。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虽然中日两方面的学者都努力研究对方文化的特点，但是比较研究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程度。我对于中日文化交流问题是一个门外汉，了解得不多。可是就我浏览所及，中日文化对比的研究确实还有待于发展和提高。我早就希望，有朝一日，中日双方的学者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果然注意到了。1987年10月，中日两方的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主持下，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下，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中日比较文化研讨会。中日两国的学者在会上宣读了内容精湛的论文。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论文，推动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同仁们，汇集了这一本《中日比较文化论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一定会受到中日两方学者们的热烈赞扬。

中日两国人民间已经有了长达两千年的友谊。在目前新的形势下，两国人民又都渴望加强、发展这个传统友谊。加强、发展友谊的方式多种多样，而通过加深彼此的理解则是最有效的。想加深彼此的理解，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而通过彼此文化的比较研究，则是最有效的，最根本的。现在，中日文化的对比研究方在开始，来日方长，前途辉煌。我在上面曾引用过黑格尔事物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合的阶段。在互相学习，共同前进的基础上，我们两国人民将真正地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

是为序。

1989年3月21日

《中国文化年鉴》序

年鉴的重要性，尽人皆知。最近几年来，我国确实出版了不少的年鉴。许多学科都有了自己的年鉴。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现象。

如果说还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中国文化还没有自己的年鉴。近年来研究中国文化的高潮，在全国激荡。异论蜂起，众说纷纭，论文如雨，专著如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起着促进推动的作用。可是，想找一本提纲挈领的年鉴一类的书，能够让读者一览无余，立刻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得到一个全貌，却还没有。

中国文化书院建院数年以来，以弘扬中国文化，引进外国文化为职志，举办了许多全国范围内的培训班，召开了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和学报，团结了大批的中外港台的知名学者，成绩俱在，用不着老王卖瓜。去年，院内的一些同仁又着手编纂一部中国文化年鉴。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终于编成了。这填补了我国年鉴出版工作的一个空白，一定会受到国内外欢迎的。

年鉴，顾名思义，记载的应该是过去一年的事。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册，只讲过去一年，不足以概全貌。因此，我们就把时间上限延伸了不少。以后再出的话，就能够严格地遵守年鉴的规格了。

现在，我们怀着良好的愿望，伴之以真诚的祝福，把这一册年鉴送出去，送给海内外爱好中国文化的志同道合者。既在雪中送了炭，又在锦上添了花，愿它走向天涯，走向海角，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得到赞赏，我们高兴；得到批评，我们感谢。无论如何，对己对人，都会有好处的。

是为序。

1989年4月5日

《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序

我一向认为，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上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

环顾我们四周，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哪一件没有文化交流的痕迹？如果没有几千年，特别是近几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能有现在这个样子吗？

文化交流表现的形式很多。外来词在其中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谓外来词，无非是两大类：一类代表精神方面的，抽象的东西；一类代表物质方面的，具体的东西。佛、菩萨、耶稣教等等属于前者；沙发、咖啡、巧克力等等属于后者。无论是抽象的东西，还是具体的东西，这些词儿所代表的东西原来都是外国货，传入中国，必须有一个华名，于是千奇百怪的外来词就应运而生。有的最初是译音，后来中国人民觉得不习惯，于是改为意译，比如电话，最初叫德律风，等等。有的始终保持原来的音译，比如沙发、咖啡等等。决定取舍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有很多东西，我们早已忘记了它们是外来的了。比如葡萄、菠菜等等。我们不是天天在吃吗？有谁还会想到：这些东西原来都是“舶来品”——可能是“骆驼来品”——呢？想不到它们是外来品，葡萄、菠菜等的美味决不会受丝毫的影响，我们照样可以大快朵颐。但是，如果我们在津津有味地享用这些东西之余，能够知道一点它们的来源，不是会更增添一些美感，增加一些历史的美丽的回忆吗？我甚至相信，有了这一些美感，有了一点美丽的历史回忆，在潜移默化中，会加强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意识到世界林林总总的人民总是互相帮助的，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理想也决非一个乌托邦。

我在这里并不要求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成为研究外来词的专家。他们在读书和生活中遇到一些外来词和用外来词所表示的生活用品，尽管他们不知道这是外来词或舶来品，只要能理解，能享用，这也就够了。但是，对一些从事文教工作的人，一些大、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历史研究、语言研究，或其他有关研究工作的人，似乎应该在这方面要求高一些，应该要求他们对外来词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决非过高的要求。

可惜的是，我国对外来词的研究，一向受不到重视。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显得异常不协调。

史有为同志是个有心人。他多年以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怕坐冷板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从事外来词的研究，现在终于写成了这一部《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专著，既能当学术著作来读，又能当外来词词典来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我国学术界弥补了一个缺憾。我相信，这样一部著作，一方面会受到专家学者的赞美，另一方面又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是为序。

1989年9月19日

《敦煌文书学》序

林聪明教授撰写《敦煌文书学》既竟，索序于予。自问于敦煌学涉猎至浅，本无作序之勇气。继思提倡敦煌学之热忱则至深且切，又似有作序之资格。于是乃不揣谫陋，毅然应命，佛头著粪，所不敢辞。然实欲结文学因缘也。

去岁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年会开幕辞中羡林曾有言曰：“敦煌吐鲁番在中国，而敦煌吐鲁番学则在世界。”极得与会中外学者之赞赏。敦煌学自建立以来，瞬将百年。东西各国从事此项研究之学者，灿如列星。名篇佳作，层见叠出。敦煌学已浸浸成为世界显学矣。吾国海峡两岸之学者不甘后人。老、中、青三代学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半世纪来，成绩斐然，使中华文化弘扬于天下，亦可以扬眉吐气矣。

敦煌学虽有悠久之历史，但深入研究尚有待于未来。人类学术永不能停留于一点之上。年长者既完成其历史任务，年轻者必接踵而至。此学术进化之规律，亦世界之通例也，决非人力所能左右者。但年轻者必有一成长过程。语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无师傅，进门必难，甚至不得其门而入。林聪明教授凭其积年研究之心得，撰成此书，深入浅出，娓娓动人。诚进门之良师、学海之津筏也。以浅见所及，海峡两岸尚少此种著作。此书一出，必将不胫而走。行将见敦煌学研究之佳卉开遍神州大地，敦煌学研究之新世纪亦必将肇端于此。岂不猗欤盛哉！愚钝老朽如羡林者亦将浮一大白矣。是为序。

1989年10月15日

《南国声华——周颖南创作四十周年》序

我年近耄耋，生平阅人多矣，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世故老人”。根据我的“世故经”，我一向认为，企业家和文学家是两类水火不相容的概念。古人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企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颇有点类似学与道之间的关系。我生平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既是企业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的人。

有之自周颖南先生始。

在会面之前，我已经听说过颖南先生的大名。他同我们国家一些文化名人有密切的友谊，出过一些通信集一类的书籍。后来又听说，周先生在新加坡是著名的企业家，又是华文文学的著名作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我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同叶圣陶、俞平伯、刘海粟、巴金、萧乾等受国人尊敬的文学艺术家，有多年的交往。他同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也有亲密的友谊。这都可以说是文坛佳话，也可以说是商坛佳话吧。

最近几年，我经常考虑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一部人类进化史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经济离不开文化，文化也离不开经济。没有经济的发展，文化不可能繁荣。没有文化的繁荣，经济也不可能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怎样解释，也解释不掉这个历史事实。认识这一点是异常重要的，对于平民老百姓和当权者，都是重要的。要想国家富强，必须两方面都抓，偏于一方，后果严重。

这话扯得远了一点。个人与国家毕竟不完全相同。对一个人来说，不两者来抓，是没有多大影响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如果一个人能够两者都抓，不也会更好吗？再来上一个“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步，这是异常困难的。

而周颖南先生尚矣。

说话绕了这样多弯子，直白地说吧，在我眼中，周先生是一个畸人，可以入“畸人传”的。

我就是怀着这一点敬意，写了这篇短序。

1989年12月11日于北京大学

《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汉译本序言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克里木凯特博士，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宗教学学者，摩尼教研究专家。中国中山大学教授林悟殊博士，同样是著名的新疆古代宗教，特别是摩尼教的研究专家。这两位中年学者，东西辉映，照亮了新疆古代宗教研究的道路。我有幸是他们两位的朋友。我早就有一个幻想：什么时候这两位英年有为的学者能够会面并且共同进行研究工作呢？我没有想到，事情比我预期的要来得早，就在去年，他们两位已经相会于莱茵河畔，并且决定由林悟殊将克里木凯特的力作《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译为汉文了。

我大喜过望，觉得这实在是中德学坛佳话，预示着中德学术交流将会日益兴旺发达了。

多少年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认为，一部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不会有进步。它同样还证明了另一个历史事实：没有宗教传播，也就很难有文化交流。以中国为例，后汉时期传入的佛教，唐代传入的基督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从明代开始传入的天主教和耶稣教，这些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多少年来，我还有一个想法：中亚及中国新疆是人类历史上几大文明体系、几大宗教大规模地汇流的唯一的一个地方。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东西学者共同在这里考察、发掘，获得了大量的文献残卷和实物资料。这在世界和中国学术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德两国的学者都参加了这件工作。在考释和整理文献残卷和实物资料的过程中，两国学者又各自贡献了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探讨新疆古代宗教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并非轻而易举的工作。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与素养。地理知识、历史知识、语言知识、考古知识，等等，都是必不可缺的。这样的知识决非一个学者，甚至一国学者所能具备的。在历史资料方面，在世界史上以爱好历史著名的中国，有浩如烟海的史籍。研究古代中亚，离开这些史籍是断断不行的。而掌握、运用这些史籍，也决非轻而易举。特别是对西方学者来说，更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中外合作，东西合作。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专就中国和德国而论，这样的合作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总起来看，还只能说是微乎其微。这对中亚的研究是非常不利的。

现在，克里木凯特教授和林悟殊教授已经开始合作了。这对中德两国的学术界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两国广大学者群，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同行们的欢迎。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我满怀喜悦之情，写了这篇短序，表示我的祝贺。

1990年1月15日于北京大学

《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序

中、朝、日三国（也许应该说是四国吧）立国于东亚和东北亚，垂数千年。我们作了长期的邻居。我们不能笼统说是友好邻居。我们在历史上确实有友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不那么友好的一面，磕磕碰碰的时候也是有的。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不可避免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朝鲜的长篇演义《壬辰录》讲的就是我们三国间磕磕碰碰的时代的故事。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出30万大军，侵入朝鲜，妄图一举攻占朝鲜，再从那里入侵中国。中国的明代应朝鲜之请，出兵二十余万援助朝鲜。最后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

类似的事件以后又重复了几次：清代末叶，日本又入侵朝鲜；本世纪前半期，日本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至今各国人民记忆犹新。这样的磕磕碰碰应该由谁来负责任呢？我认为，我们三国的人民决不负责。我也不主张，今天再过细地来算这一笔陈账。除了鉴古知今，接受教训以外，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应该向前看，放大眼光，看向我们的未来。开阔胸怀，看到人类共同的前途。

有了这样的眼光与胸怀，即使再回头看历史，也会看到我们三国间的主流方面，我们友好的一面，我们在历史上曾经频繁地交流文化，互相学习，我们今天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这样一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掉的。我们要向前看，也决不能忘掉这个事实。

多少年来，我个人就有一个感觉：对于我们三国间过去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确实有过一些研究，但是研究得非常不够。朝鲜和日本我暂且不谈。仅就中国而论，我们在这样的研究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很多空白点，有一些问题甚至还没有碰过。这大大地不利于中国人民与朝日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也不利于我们三国共同看向前方。

北京大学的韦旭升教授对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文化交流史，特别是在文学交流方面的历史，很多年来，做过很多的探讨工作，勤勤恳恳，锲而不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对加强两国人民的理解，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应该说是立了功。他的最新力作《抗倭演义（壬辰录）及其研究》就是一个证明。值此书在朝鲜半岛出版之际，我写了这篇短序，表达我的欣慰与祝贺。

1990年1月18日于北京大学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序

辜正坤同志等编纂《世界名诗鉴赏辞典》，穷数年之力，现在终于出版了。这在中国外国文学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国内似乎有一股外国文学辞典热，类似的书颇出了几部。但是，这一部却与众不同，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出：第一，选的不是一般的诗，而是名诗，都是在有关国家内部和国际上久有定评的。第二，大部分利用已有的译文，多出自名译家之手。这两个条件确能保证本书的质量。因此，本书的意义就决不限于外国文学界。对广大的大中学生中的文艺爱好者，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此书都能使他们得到各自不同的满足。

我一向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搞翻译决不能为翻译而翻译，而一定要有点功利目的，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效益。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欣赏，二是借鉴。所谓欣赏，就是我们常说的美的享受，所有的艺术品都能提供这种享受。所谓借鉴，是对我们的新诗创作而言的。对以上两个方面，我们这一部书，由于是名诗，再加上是名译，都能提供最优良最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外国文学的译本在国内似乎并不走俏，但是诗歌却是例外。对于这个现象，最初我确实有点迷惑不解；继而思之，却豁然开朗。诗歌是直接诉诸人的心灵的。虽然“诗无达诂”，我认为，妙就妙在这个“无达诂”上。同样一首诗，对它的理解因人而异，灵活圆通，反增美感。如果像散文一样，有了“达诂”，一目了然，反而索然，我们不是都有这样的经验吗？

至于创作借鉴，则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六朝的诗歌译文，比如马鸣的《佛所行赞》，既不叶韵，语言又朴素平庸，与当时流行的铺陈雕琢，如七宝楼台般的文体大异其趣。然而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韩愈等以文为诗的渊源应追溯到这里。

总之，辜正坤等同志的这一部书，决非趋时之作。它既能提供美的享受，又能提供创作新诗的借鉴。它为我们当前的外国文学界，甚至一般的文学界，注入了清新的活力。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普遍的欢迎。基于这一点认识，我乐于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0年1月22日

《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序

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它实际上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沿路各国，对我们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方面的影响既广且深。倘若没有这样一条路，这些国家今天发展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我常常想，在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持续时间很久的大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这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欧文化体系，而这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地区。其所以能够在这里汇流，则要归功于贯穿全区的丝绸之路。

对这样一条重要道路的研究，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单篇的论文不算，写成专书的据我所知，最早的是德国学者Albert Herrmann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出版于1915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n von China nach dem Römischen Reich ）出版于1915年。这两部书蜚声士林。到了最近几十年，日本学者接踵而上。他们用各种形式表现丝绸之路，五彩缤纷，令人神移目眩。

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注意丝绸之路，较德、日为晚，但是颇有后来居上之势。舞剧《丝路花雨》已经扬名世界。陈良等同志的著作也已引人瞩目。至于在宗教、文化、文学、艺术各个方面探究丝绸之路的论文，更是与年俱增。学术是国际性的，在学术领域内不能，也不应设立关卡，我们不能学杜甫那样说什么“诗是吾家事”。但是，古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丝绸之路是中国的近水楼台，难道我们不应该先得月吗？现在李明伟等同志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即将问世了，我们得月虽然不能说是“先”，但是终于把月得到了，也许是一轮异常明朗的月。一向关心丝绸之路的研究的如羡林者，虽已老朽，尚未昏庸，对这一轮明月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不是很自然的吗？是为序。

1990年4月20日

《东方趣事佳话集》序

欧风东渐，不自今日始。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试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件没有西方的影响？我们东方，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东西，究竟还留下了多少？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而且反思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看东方。

我并不主张闭关锁国，学习西方是好事，也是不可避免的。一部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一件事：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今天我们只能向西方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我们才有前途，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学习西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有历史的眼光，我们要有瞻前顾后的本领。西方并不是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也不会将来永远是这个样子。“全盘西化”的说法，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我们的根柢是辽阔的东方，是我们辽阔的祖国。

因此，我们必须看东方。

但是，看东方有种种的看法。我们可以从学术上深入探讨，说明其原委，追踪其出路。我同周一良、庞朴两位教授主编的、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文化丛书》，准备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收入的专著大多是深入探讨的、穷年累月积累资料的、十年磨一剑的成就。对象是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和专家。勉强打一个比喻，就算是阳春白雪吧。

但是，光有阳春白雪也是不行的。对广大群众来说，下里巴人也是迫切需要的。对二者的评价不能轩轾。现在由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中青年学者编写的《东方趣事佳话集》，正能满足这个需要。这部书寓深刻的学术内容于明白晓畅的叙述之中，将由黄山书社出版。我相信，而且也希望，我们这两套书能互相补充，如人之双臂、鸟之双翼，尽上自己应尽的义务。我相信，而且也希望，这两套书能流布寰中，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东方文化，促进文化交流。

1990年4月24日

《临清市》序

临清市是山东历史名城，有其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倚运河，东连德、济，北通京、津，南达苏、杭，是南北交通的枢纽，人文学艺的渊薮。明代重要诗人谢榛即出生于此。著名的古典小说《金瓶梅》，也产于此地。遥想当年运河繁盛时期，航船如梭，帆影入画，文人、学士、武将、巨商，联翩驶过，留下了多少流风余韵。连皇帝老爷子，只要南巡，也必经此地，龙舟十里，嫔从如云，清朝的乾隆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到了今天，津浦铁路早已修通，临清交通的重要性当然受到巨大影响。但是，自建国以来，此地的生产，无论是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仍居聊城地区之首。最近几年，发展尤为迅速，棉花加工和纺织工业，都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合资企业也已兴建，发展势头方兴未艾。在文化方面，比如说在饮食文化方面，仍有其独特之处；宴贵宾时，能一次奉上不同的汤十几种之多，用料不同，口味不同，色调不同，芳香不同，而能大快朵颐则一也，往往引起客人极大轰动。此外，社会上文风犹浓，离休老干部，中青年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青年工人和农民，能书画、善诗词者颇不乏人，学校老师当然更不在话下。这种风气，实能为名城增辉。

在这种情况下，临清人民对未来的发展，倍增信心，不是很自然的吗？将来横贯本市的铁路一旦修通，千年运河一旦疏浚，定为南水北调的必经之地，南北文化交流的中枢，生产和文化必能蒸蒸日上，可预卜也。

现在光明日报社出版《中国城市百科丛书》，临清市也包括在里面。我觉得，这确实是一大盛举，顺乎潮流，合乎人心，必将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当然会为临清增辉；但是，我想暂开八戒之口，叫卖老王之瓜，自我吹嘘一番：我们临清也将为本丛书增添光辉。如果有海内君子，域外人士怀疑我是夸大其词，自吹自擂者，请拭目以待。

1990年7月14日于北京燕园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序

最近几年，我多次阐明自己的一个看法：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我想补充一句：华侨和华人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古代同西域和南海交通史来看，最初担负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重任的是极少数的商人、僧侣和外交使节，普通老百姓是难得走出国门的。有一些战争也会使一些人流落异国，把自己的文化带了过去，起到交流的作用。所谓“华侨”这个概念，最早是没有的。只是到了最近几百年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原因，首先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剥削的需要，中国人，特别闽、粤沿海几个省份的劳苦人民，才被迫、被拐卖到许多美洲国家去，也有的迁徙到南海诸国去，背乡离井，飘洋过海，受尽艰辛，九死一生，生殖繁衍。这些就是华侨的前身。他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对当地的生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把中国的生产技术、中国的文化带出去，也把当地的文化带回祖国，促进了文化交流。

中国的华侨史是一部触目惊心的伤心史，但同时也是一部光辉灿烂的文化交流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从事于此项研究者大有人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在我国，从事华侨史研究的学者，颇不乏人，成绩斐然可观，论著层出不穷。但是，其中华侨史占垄断地位，使用词典的形式，还不多见。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的周南京教授等，还有全国侨联华侨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等单位的一些从事华侨问题研究工作的学者们，有的本人就是华侨，对华侨问题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发为文章，自能深切动人，在华侨界内外，扬名久矣。现在他们戮力合作，纂成了这一部《世界华侨华人词典》，质量确有保证，发行定无问题，实在是空前盛举，应该向他们表示敬意。

我对华侨问题，一知半解，除了表示敬意之外，不敢赞一词。但是，根据我的那么一点经验和一点认识，我坚决相信，这一部词典将是广大华侨华人的福音，也是非华侨华人而对华侨问题有兴趣者的良师益友。一编在手，按图索骥，愿意了解什么问题，只需一举手之劳，就能了如指掌。人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华侨在海外创业维艰的情况，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流血牺牲，受尽艰辛。人们也可以了解到通过华侨，中国与华侨所在国家文化交流的生动事例。这种了解对于中国人民和华侨所在国的人民都是重要的，对年轻一代的华侨华人也是异常重要的。这种了解能密切祖国人民与飘泊天涯的游子之间的感情。这种了解能密切华侨华人与所在国的人民之间的感情。这种了解能沟通年轻一代的华侨华人与他们父辈的思想与感情的交流。这种了解能加强华侨华人落叶归根的思想。我并不主张华人都改成华侨，国籍问题并不至关重要。身为哪国人，就要为哪国效力，这是当然的。但是，华人为所在国效力，同时也能为祖国效力，在一般情况下，其中不但并无矛盾，而且有很大好处。无数事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之，这一部词典的作用，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低估的。

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人类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料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民，除了必须保持警惕以外，应当寻求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更深的互相理解，维护世界和平，使人类共同前进。华侨与华人在这里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我对这一部词典寄予厚望。是为序。

1990年7月15日

《归义军史研究》序

东方文化，范围至广。我们今天研究东方文化，不可能面面俱到，处处深入，而必须抓住重点。同时，我还考虑到，阐释东方文化与弘扬中华文化，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二者不可缺一。根据这些考虑，我们研究东方文化，在全面照顾的情况下，必须有所偏重，必须有重点，而重点应当放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上，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敦煌吐鲁番学实应为这样的文化交流的重点。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考虑，还是从地理上来考虑，这似乎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必能为海内外方家学者所赞同。

谈到敦煌学，我不禁想到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概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

寅恪先生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中国收藏的敦煌卷子的重要性。他最后的结论是：

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36—237）

寅恪先生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敦煌学又确曾是我国学术之伤心史。在同一篇文章中，寅恪先生再三强调学术预流问题，他说：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在寅恪先生写此文以后的几十年中，这种情况基本未变。难道这还不算是“伤心史”吗？日本、西欧于此道确有成绩，我们决不否认。我们自己则由于种种原因，望尘莫及，致遭国外同行的白眼，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近十几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全国同行们的努力，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老一代的学者壮心不已，成绩斐然。中年学者，不甘落后，各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开后学之先路，作中流之砥柱；俯不怍于后，仰不愧于前。如郭在贻、姜伯勤、项楚、李正宇、陈国灿、张广达等等教授，皆是也。项楚先生最近出版的《敦煌变文选注》，得到了老一代学者吕叔湘等先生的高度赞扬，说“校释精详”，“是继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后，又一部研究变文语言文字的重要著作”，“称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很有建树的好书”。学术前辈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急起直追。他们对学术表现出非凡的热情，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名篇佳作，层出不穷，神州腾誉，海外名播，真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敦煌之学，顿呈百花斗艳之势。这样的青年学者，颇可以举出一些来，如荣新江、卢向前、张涌泉、黄征、王素、赵和平、邓文宽、郝春文等等皆是也。

荣新江，最近若干年来，专根据敦煌写卷以及其他史料，治西北民族关系史和归义军史，已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多有创见；英年如此，前途正未可限量。我对他所研究的范围，无多通解，不敢赞一辞。我只知道，他用力极勤，搜罗资料，巨细不遗，想在他手下漏网，难如登天。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决非偶然。

我年届耄耋，成了一个“世故老人”。我国现代学术之兴衰、荣辱，皆所亲历。有时感到，一腔热血，报国无门。现在看到这一批英姿勃发的中青年敦煌学者，雪学术之国耻，著预流之先鞭，衷心喜慰，不可言传。前见古人，后见来者；以吾老朽，尚何所求？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