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汉学家与古代汉语（二）

——工作特点和贡献

外国汉学家（主要指西方的汉学家，下同）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特点和工作方法。他们有的把毕生的精力用在翻译中国的经典上，比如“五经”、“四书”之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说有一位名叫Erwinvon Zach的德国汉学家，在中国住过多年，论文写得很少，专门从事翻译，他翻译了全部杜甫、李白和韩愈的诗，好像是从未出版。此外，他还专门挑《辞源》等词典引文的错，一挑就是上千条。他算得上是一个外国汉学界的怪人。

外国汉学家有一些特点，简短一点，或者可以称之为“拾遗补缺”。他们专门在中国学者一时还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能力注意到的地方，大做文章，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文字以及中国极南省份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等等。他们读通了这一些语言文字，再从中国古籍中比较偏僻的地方搜集有关的材料，写成文章，往往让中外学者有耳目为之一新之感。于是被尊之为名家、大家，为信徒们所顶礼膜拜了。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介绍的。清代末年，政治腐烂，外国一些人士假“探险”之名，窜入中国西北新疆、甘肃一带，到处干所谓考古发掘的勾当，盗走了不少地下宝藏。在敦煌石窟，则贿买王道士，盗走大量古代文物，他们有本领读通了一些古代语言，仍然是辅之以中国古代文献，写成文章，又出了一批名家和大家，受到中外学者的顶礼膜拜。

在研究古音方面，中国学者，特别是乾嘉诸大师，作出了空前的贡献，了解了许多古代汉语读音的秘密，为历代学者所难以梦想的。但是，他们也还是有不足之处的，他们对人体生理上发音部位观察研究得不够细致准确。他们又缺少利用古代的粤音以及域外的朝鲜语和日本语加以比较的能力，由此也影响了他们研究结果的细致性和准确性。

外国的一些汉学家正是在这些中国学者的不足之处钻了空子，一时间获得了辉煌的成绩。前者可以英国的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烈维等、德国的Le Coq和F.W.K.Müller等为代表，后者可以瑞典的高本汉为代表。英、德、法三国学者对古代“西域”，其中包括中国的新疆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之覆，受到世界学人的尊重，这是理所当然的。瑞典高本汉对中国古代和中古的音韵的拟构，受到中国几位语言学界的最高权威的高度评价，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人都在其中。并非语言学家的胡适，也加入了这个合唱队。

以上所说的这些外国汉学家筚路蓝缕之功，确不可没。但是，现在中国学者和一些外国学者已经赶了上来，超过了他们。“雏凤清于老凤声”，信然矣。

1998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