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全集(第7卷)：杂文及其他1 - 1990年7月15日 - 《季羡林全集（套装共30卷）》

1990年7月15日

祝贺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

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了，几乎是与新中国同龄。四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出版社都经过了。在这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内，它一直屹立中流，出版了大量的好书，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增添了光彩。我同其他人一样不能不表示由衷的钦佩与赞美，我祝它长寿，寿比终南山。

当今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并不是走在阳关大道上，面临的困难重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个人认为，越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出版界越应该巍然不动，看准了正确的方向，排除万难，毅然走上前去。困难总会被排除掉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总会来临的。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祝愿。

1990年8月8日

祝贺《学林》创刊四百期

我是《文汇报》忠实的读者，《学林》我当然是经常读的。我对《学林》的爱好，经久不衰，原因何在呢？

同其他报纸比较起来，《文汇报》是有鲜明的特征的，《学林》亦然。一张报纸的个性不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新闻方面，不表现在冠冕堂皇的大块文章上——这是所有报纸共有的，而表现在地方新闻和副刊上。《学林》，我觉得，风格清新庄重，内容坚实恳切，不是高头讲章，而是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的畅所欲言；不是催人欲睡的八股，而是让人读了兴趣盎然回味无穷的佳作。

现在报纸副刊的数目减少了，真受读者欢迎的更不多见。我诚挚地希望《学林》健康长寿，把自己特有的风格更加发扬光大，在全国报纸副刊之林中闪出灿烂的光芒。

1990年10月18日

一点希望

——致藏学研究中心

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经浸浸成为显学。欧、美、日本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对西藏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民俗、艺术等等，进行深入细致认真严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几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译文，原文已佚，汉译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难以进行。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藏学的根源当然是在中国西藏。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族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发生兴趣的。近若干年以来，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决不能实行鸵鸟政策，或者视而不见，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为我辈所不应取。论藏文使用水平，外国学者当然不如我们。但是论辅助条件，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外国藏学者又往往超过我们。我们决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鹤鹳饮海，井蛙观天。这样是决无进步可言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国外研究情况不甚了了，信息极不灵通，甚至连想了解的愿望都没有。国外藏学研究的专著和杂志也十分不全。这是非常危险的，是阻碍我们科学研究进步的。当今之计，我们必须广通声气，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携手共进，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决不能划地为界，自立营垒。能做到这一步，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大放异彩，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

1990年10月20日

诚挚的祝贺热切的希望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十周年

今年1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十周年。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自谓有足够的感性认识，能比较深刻地了解它的重要意义。现在就在这个了解的基础上，表示我诚挚的祝贺。

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条例，在过去十年内，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费词宣扬。它加强了旧学科的改造与更新；它促进了新学科的建设；它弥补了过去学科建立中的空白点；它扩大了学科点的分布面；它在国家教委和两个科学院的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的范围以外促成了全国学科的建设；它调动了全国科研单位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总之，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祝贺以外，我还想提一点希望。学位制度、导师制度同科研机关和高等学校的职称评定工作一样，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决不容抹煞。但是，里面也决不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个人认为，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位与地区间的不平衡；一是个别单位掌握过宽。上述这些制度的目的无非是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一点可以说已经做到了。但是，如果掌握标准不平衡或者过宽，则会反过来影响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这种消极的现象在过去确已出现，在报纸上和人们的谈话中，时常能够读到和听到。前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前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附有一份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信和文章讲的都是对评定教授职称过滥提出的批评，也讲到评选博士生导师时不够严格的情况。我相信，这不是个别的意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此我希望，我们学位委员会，还有国家教委，以及有关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实施学位条例时，要掌握得严一点，再严一点。这决不会有什么坏处，反而更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1990年12月25日

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中国传统道德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话完全正确。因为从世界各国来看，像中国这样几千年如一日重视伦理道德的还没有第二个国家。什么叫中国传统道德？或者说中国传统道德有哪些内容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每个人的回答都可能不一样。我讲讲自己的看法，我想这里面起码应包括这么几部分内容。

第一，正如我的老师——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曾经说过的，《白虎通》当中的“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叫“三纲”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他讲的当然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边有糟粕，如夫妻应该是平等的，怎么男人成了女人的纲了呢？这个我们先不讲它。“六纪”，一是诸父，就是父亲的兄弟姊妹；二是兄弟；三是族人；四是诸舅，就是母亲家的人；五是师长；六是朋友。他说，这“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看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必然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会乱七八糟。现在马路上为什么要有交通警？为什么要有红绿灯？这就是一种规则，一种规章制度，要求大学都来遵守，这样社会生活才能进行。要是没有这些规则，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规定了。

第二，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个提法，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先从自己开始格物，就是了解事物，了解以后致知，把规律找出来，正心、诚意就不用讲了，修身就是修自己，然后齐家，把家治好，然后再治国，治国以后是平天下，就是从个人内心一直到天下。那么，什么叫国，什么叫天下呢？在周代来讲，像齐国、燕国、郑国等国是国，天下则指整个周代的中国。现在像中国、日本叫国，天下就是世界。个人要从内心出发，正心、诚意，一直推到治国、平天下。这套系统的步骤，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

第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除了这个提法外，古人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说法，意思都差不多。

上述三个方面是古代伦理道德最先最主要的内容。懂得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大体就了解了中国伦理道德最基本的内容。我们的道德伦理又全面又有体系，其他的内容当然就多了，需要写一部中国伦理学史来阐述。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它在世界人类文明遗产中的特殊性非常之明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从古希腊一直到古印度，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可是内容这么全面、年代这么久远、涉及面这么广泛的道德规范，在全世界来看，中国是唯一的。现在中国周围这些国家，像日本、韩国、越南等，有一个名词叫汉文化圈，属于汉文化圈的国家基本上都受我国的影响。

我们一向讲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现在我们的考古发现越多，就越证明我们的历史长久。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步，我估计将来考古发现不但有夏、有禹，一定还会有更古的尧、舜，还要往上发展。总而言之，我的看法是考古发现越多，我们的历史越长。这是从形成的历史时间看。

那么从具体内容上看，我们民族的特点就更明显了。

比如“孝”这个概念，“三纲五常”里面都有。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各国都没有这么具体。何以证之呢？可以看一看欧洲现在社会的情况跟我们作比较。当然现在青年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愚忠愚孝，“割肉疗母”我们也不提倡，可是就拿眼前来讲，我们中国的青年人还比世界各国的要孝得多，虽然程度不如以前了。我是研究语言的，有件事很有意思：把“孝”这个词翻译为英语，用一个词翻译不出来，得用两个词。什么原因呢？因为虽然不能说外国没有孝，但是孝并非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译过去就得用两个词。英文里面两个什么词呢？就是儿女的“虔诚”与“尊敬”，而在中文中光一个“孝”就够了。这就说明“孝”这个词有中国的特点。

我认为中国伦理道德中有两点值得提倡，第一点是讲气节、骨气。一个人要有骨头。我们现在不是还讲解放军硬骨头六连吗？文章也讲风骨。骨头本来是讲一种生理的东西，用到人身上，就是指人要讲气节。孟子就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我们也不怕，贫贱我们也不怕，威武我们也不怕，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有我的人格，顶天立地，不管你多大的官，多么有钱，你做得不对我照样不买你的账。例子很多。《三国演义》里有个祢衡敢骂曹操，不怕他能杀人。近代的章太炎，他就敢在袁世凯住进中南海称帝时，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骂袁称帝。这种骨气别的国家也不提倡。“骨气”这个词也不好译，翻成英文也得用两个词：道德的“反抗的力量”或者“不屈不挠的力量”，我们用一个“气节”、“骨气”，多么简洁明了。我们中国的小说中，随便看看，都有像祢衡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崇拜包公？就是因为他威武不能屈。皇帝掌握生杀大权，但皇帝做错了包公照样不买账；达官显贵虽然有钱有势，包公也照样不买账。这种品行外国是不提倡的。

我常对年轻人讲，不仅在国内要有人格，不能一见钱就什么都不讲了，出国也要有国格，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忘记国格。

第二点是爱国主义。世界上真正提倡爱国主义的是中国。比如苏武北海牧羊而气节不改的故事，连小孩都知道。写《满江红》的抗金英雄岳飞，他的爱国精神更是历代传诵，后人在杭州西湖边专给他盖了一座庙。又如文天样，谁都知道他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全国都有他的祠堂。近代、现代的爱国英雄也多得很，如抗日战争中的张自忠、佟麟阁，等等。

当然，我们讲爱国主义要分场合，例如抗日战争里，我们中国喊爱国主义是好词，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被侵略、被压迫的。压迫别人、侵略别人、屠杀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假的，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所以我们讲爱国主义要讲两点：一是我们决不侵略别人，二是我们决不让别人侵略。这样爱国主义就与国际主义、与气节联系上了。

关于中国传统道德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问题，我想最好先举例来说明。大家都知道《歌德谈话录》这本书，在1827年1月30日歌德与艾克曼的谈话录中，歌德说，我今天看了一本中国的书：《好逑传》。中国人了不起，在中国人眼中，人跟宇宙合二为一（这是我这几年宣传的人与大自然和谐），男女谈情说爱，相互彬彬有礼，那么和谐、和睦，这个境界我们西方没有。可以说，《好逑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多与《今古奇观》处在一个水平上，甚至中国文学史也不会写它。可是传到欧洲，当时欧洲文化的第一代表人歌德却大加赞美。但他是有根据的。虽然我国这类才子佳人题材的小说有些理想化，像《西厢记》。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文化泰斗看来，起码中国作者心中的境界是很高的。歌德指出的这一点不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吗？

我认为，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看，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德的精华，在21世纪的将来，会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所期望的。

1990年

藏书与读书

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

什么叫书？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下定义。我们姑且从孔老夫子谈起吧。他老人家读《易》，至于韦编三绝，可见用力之勤。当时还没有纸，文章是用漆写在竹简上面的，竹简用皮条拴起来，就成了书。翻起来很不方便，读起来也有困难。我国古时有一句话，叫作“学富五车”，说一个人肚子里有五车书，可见学问之大。这指的是用纸做成的书，如果是竹简，则五车也装不了多少部书。

后来发明了纸。这一来写书方便多了；但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藏书和读书都要用手抄，这当然也不容易。如果一个人抄的话，一辈子也抄不了多少书。可是这丝毫也阻挡不住藏书和读书者的热情。我们古籍中不知有多少藏书和读书的故事，也可以叫作佳话。我们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古籍中所寄托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历千年而不衰，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爱藏书和读书的先民。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宋版、元版、明版的书籍被视为珍品。历代都有一些藏书家，什么绛云楼、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等等，说也说不完。有的已经消失，有的至今仍在，为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服务。我们不能不感激这些藏书的祖先。

至于专门读书的人，历代记载更多。也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的佳话，什么囊萤映雪之类。有人做过试验，无论萤和雪都不能亮到让人能读书的程度，然而在这一则佳话中所蕴含的鼓励人们读书的热情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还有一些鼓励人读书的话和描绘读书乐趣的诗句。“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说这种话的人的“活思想”是非常不高明的，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至于“四时读书乐”一类的诗，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可惜我童而习之，至今老朽昏聩，只记住了一句“绿满窗前草不除”，这样的读书情趣也是颇能令人向往的。此外如“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读书情趣，代表另一种趣味。据鲁迅先生说，连大学问家刘半农也向往，可见确有动人之处了。“雪夜闭门读禁书”代表的情趣又自不同，又是“雪夜”，又是“闭门”，又是“禁书”，不是也颇有人向往吗？

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据浅见所及，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因此我才悟出了“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这一条简明而意义深远的真理。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部分是通过书籍传流下来的。到了今天，我们全体炎黄子孙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回避不掉的。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在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1991年7月5日

老年谈老

老年谈老，就在眼前；然而谈何容易！

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自己有时候承认老，有时候又不承认，真不知道从何处谈起。

记得很多年以前，自己还不到六十岁的时候，有人称我为“季老”，心中颇有反感，应之逆耳，不应又不礼貌，左右两难，极为尴尬。然而曾几何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听得入耳了，有时甚至还有点甜蜜感。自己吃了一惊：原来自己真是老了，而且也承认老了。至于这个大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己有点茫然懵然，我正在推敲而且研究。

不管怎样，一个人承认老是并不容易的。我的一位九十岁出头的老师有一天对我说，他还不觉得老，其他可知了。我认为，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渐”字。若干年前，我读过丰子恺先生一篇含有浓厚哲理的散文，讲的就是这个“渐”字。这个字有大神通力，它在人生中的作用决不能低估。人们有了忧愁痛苦，如果不渐渐地淡化，则一定会活不下去的。人们逢到极大的喜事，如果不渐渐地恢复平静，则必然会忘乎所以，高兴得发狂。人们进入老境，也是逐渐感觉到的。能够感觉到老，其妙无穷。人们渐渐地觉得老了，从积极方面来讲，它能够提醒你：一个人的岁月决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该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做好，免得无常一到，后悔无及。从消极方面来讲，一想到自己的年龄，那些血气方刚时干的勾当就不应该再去硬干。个别喜欢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或许也能收敛一点。老之为用大矣哉！

我自己是怎样对待老年呢？说来也颇为简单。我虽年届耄耋，内部零件也并不都非常健全；但是我处之泰然，我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年老了，硬是一点病都没有，人人活上二三百岁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今天狂呼“老龄社会”者，恐怕连嗓子也会喊哑，而且吓得浑身发抖，连地球也会被压塌的。我不想做长生的梦。我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我信奉陶渊明的两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这就是我对待老年的态度。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决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有一位化学系的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试问他还能活下去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可是偏有一些排在我后面的比我年轻的人，风风火火，抢在我前面，越过排头，登上山去。我心里实在非常惋惜，又有点怪他们，今天我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七十岁，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你们正在精力旺盛时期，为国效力，正是好时机，为什么非要抢先登山不行呢？这我无法阻拦，恐怕也非本人所愿。不过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夹塞。

不抢先夹塞活下去目的何在呢？要干些什么事呢？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材。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但是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发点牢骚。我在上面提到“老龄社会”这个词儿。这个概念我是懂得的，有一些措施我也是赞成的。什么干部年轻化，教师年轻化，我都举双手赞成。但是我对报纸上天天大声叫嚷“老龄社会”，却有极大的反感。好像人一过六十就成了社会的包袱，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看有点危言耸听，不知道用意何在。我自己已是老人，我也观察过许多别的老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这只是少数，并不是老人的全部。还有不少老人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难道这样一些人也算是社会的包袱吗？我倒不一定赞成“姜是老的辣”这样一句话。年轻人朝气蓬勃，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让他们登上要路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老年人也不必天天絮絮叨叨，耳提面命：“你们已经老了！你们已经不行了！对老龄社会的形成你们不能辞其咎呀！”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还要提高，将来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要提高。即使你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你也没有法子改变。听说从前钱玄同先生主张，人过四十一律枪毙。这只是愤激之辞，有人作诗讽刺他自己也活过了四十而照样活下去。我们有人老是为社会老龄化担忧，难道能把六十岁以上的人统统赐自尽吗？老龄化同人口多不是一码事。担心人口爆炸，用计划生育的办法就能制止。老龄化是自然趋势，而且无法制止。既然无法制止，就不必瞎嚷，这是徒劳无益的。我总怀疑，“老龄化”这玩意儿也是从外国进口的舶来品。西方人有同我们不同的伦理概念。我们大可以不必东施效颦。质诸高明，以为如何？

牢骚发完，文章告终，过激之处，万望包容。

1991年7月15日

六字真言

我正在赶写一部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书。我翻阅了大量典籍，其中包括郑振铎先生生前寻访、搜集、影印、出版的《玄览堂丛书》。这里面收的书绝大部分是明代的手抄本和刊本，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其中有关中国边疆和中外交通的书籍，占相当大的比重，而正是这些书对我们研究中外交通史的人极关重要，因为里面的资料往往为正史或其他官方史籍中所无法找到的。如果没有西谛先生的努力搜求，我们今天恐怕就难以看到。懂得这一门学问的甘苦的人，没有不感激他的。可惜他走得太早了，太仓促了，太出人意外了。哲人其萎，至今思之，犹不禁泫然泪下。

在《玄览堂丛书》中，我目前翻阅得最多的是《续集》中的《四夷广记》，明慎懋赏撰，是旧抄本，出自明人之手。这一部书大概不全，头绪很乱，翻检起来，颇不容易。但是内容却极为有用，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书中（第98册）有一部分讲“榜葛剌”，即今天的孟加拉。在“榜葛剌国统”这一节里，首先说：“榜葛剌，即东天竺也。……释迦得道之所也。”接着讲“汉明帝时，天竺浮图法入中国。”一直讲到戒日王（尸罗逸多）同唐太宗的关系，还有王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下面讲明朝：

本朝永乐三年，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诏赐王纻、丝、纱、罗各四匹，绢八匹。王妃纻、丝、纱、罗各三匹，绢六匹，命使往天竺迎异僧。既至京，居灵谷寺，教人念唵嘛呢叭吽。翰林侍读李继鼎曰：“若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为待译者而后知乎？且其所谓唵嘛呢叭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知悟耳。”

这一段话的前一部分见于很多史籍中，我在上面也已谈到过，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关于六字真言这一段话和这一位翰林公的理解，却真有点石破天惊，匪夷所思，读了真是忍俊不禁，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按唵嘛呢叭 1990年7月15日 - 图3 吽，即所谓“六字真言”。原文是梵文：oṃ maṇipadme huṃ，含义是：“唵！摩尼宝在莲华中，吽！”这是音译。关于六字真言，佛典中有不同的说法。有所谓观音菩萨的六字陀罗尼，有文殊菩萨的“唵缚鸡淡纳莫”，有阿难的。上面写的这个六字真言，一般说是出自莲华手菩萨，是喇嘛教的。在西藏等喇嘛教流行的地区，非常习闻。中国长篇小说《济公传》里面的济公念之不离口。据说是有极大的神力。这些情况，我们不能要求明代初年的一位翰林能了解。但是他根据六字的发音而做出来的推断，不能不说是很值得大书特书了。

我认为，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六字真言相当古老。其次，上面引文中的“命”字上没有主语。根据口气，应该说主语是永乐皇帝。他派人到印度去，而不是到西藏去迎异僧。这位异僧会说六字真言，那么印度就是六字真言的发源地。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我猜想，孟加拉是印度密宗最早流行的地方。六字真言看来与密宗有联系。孟加拉在地域上同西藏接近。这是否就是传播的基础呢？我说不出来。敬请博雅之士教正。

我在这里想顺便讲一件事。在《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08册上，有一本书叫《云台广记》。在这一本书讲须文达剌国、特播里国、曼陀郎国、苏吉丹国、麻呵斯离国这一页的书眉上，另一个人用毛笔写了一句话：“以下诸国皆永乐宣德间中官使西洋有随去周老人者所说。”这个“周老人”大概是像费信、马欢、巩珍等一样随船下西洋的人。可能他不会书写，所以只能口述，由别人记下来。从这一句话中可以看出，《云台广记》中的材料，是得自口述，不是转抄。这些材料的价值，由此可见。

1991年10月28日

漫谈古书今译

弘扬祖国优秀文化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甚至一些外国友人的热烈响应。在这里，根本不存在民族情绪的问题。这个口号是大公无私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中华文化则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想求得人类的共同进步，必须弘扬世界优秀文化。想弘扬世界优秀文化，必须在弘扬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重点突出中华文化。不这样做，必将事倍而功半，南辕而北辙。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其道多端，古书今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我赞成古书今译。

但是，我认为，古书今译应该有个限度。

什么叫“限度”呢？简单明了地说，有的古书可以今译，有的难于今译，有的甚至不可能今译。

今译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原文的内容含义尽可能忠实地译为白话文，以利于人民大众阅读。这一点做起来，尽管也有困难，但还比较容易。有一些书，只译出内容含义，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也就够了。但是，有一些古书，除了内容含义之外，还有属于形式范畴的文采之类，这里面包括遣词、造句、词藻、修饰等等。要想把这些东西译出来，却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在古书中，文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文学作品来说，不管内容含义多么深刻，如果没有文采，在艺术性上站不住，也是不能感动人的，也或许就根本传不下来，例如《诗经》、《楚辞》、汉魏晋南北朝的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这些作品，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只抽出思想加以今译，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古人阅读古书，是既注意到内容，也注意到形式的，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讲的：“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里面既有思想内容方面的东西，也有艺术修词方面的东西。韩昌黎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观察，是有典型意义的。这种观察也包含着他对古书的要求。他观察到的艺术修词方面的东西，文章风格方面的东西，是难以今译的。如果把王维、孟浩然等的只有短短20个字的绝句译成白话文，我们会从中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呢？至于原诗的音乐性，更是无法翻译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限度”。不承认这个限度是不行的。

今译并不是对每一个读者都适合的。对于一般读者，他们只需要懂得古书的内容，读了今译，就能满足需要了。但是，那些水平比较高的读者，特别是一些专门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不管是研究古代文学、语言，还是研究哲学、宗教，则一定要读原文，决不能轻信今译。某些只靠今译做学问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应该受到我们的怀疑吗？

西方也有今译，他们好像是叫做“现代化”，比如英国大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有现代化的本子。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他们古书不太多，可能没有这个需要。

中国古代翻经大师鸠摩罗什有几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我认为，这几句话是讲得极其中肯、极其形象的，值得我们好好玩味。

总之，我赞成今译，但必有限度，不能一哄而起，动辄今译。我们千万不要做嚼饭与人，令人呕吐的工作。

1991年12月11日

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为什么我认为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呢？我是从东西方文化的基础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方式不同这一点来考虑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我们坐的凳子来说，看看太和殿皇帝的宝座，四方光板，左不能靠，右不能靠，后又不能靠，坐久了会很不舒服。再看看西方人做的凳子，中间一道略为隆起，两边稍凹，这样坐着会很舒服，但要换个姿势就会硌得难受。而我们太和殿的宝座，光板一块，虽然坐久了不舒服，但是用什么姿势坐都可以。从这件小事，可说明东方人的思维和西方人不一样。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的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是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为一。

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是有争论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吗？有不少人相信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果真如此，则西方的分析方法、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文化就能永远存在下去，越分越琐细以至无穷，西方文化的光芒也就越辉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条人类历史发展启示的规律就要被扬弃。但是庄子所说的是一个数学概念，我所说的分析是物理概念，二者不可混同。

国际上对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也有两派之争。反对物质无限性观点的代表、大科学家海森堡（Heisenberg）认为物质不是永远可分的，最后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夸克，称之为夸克封闭。其理由是夸克虽能被电子对撞机击碎，但击碎后仍是夸克，并未产生出新的物质。国内金吾伦同志著有《物质可分性新论》，也主张夸克封闭。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对物质永远可分的这个观点现在无法证实。我认为夸克现在不能封闭，但将来总有一天要封闭的。我们的一切文明、一切文化现象甚至科技不同于西方。即使是数学，看起来应该是东西方没有差别，一加三等于四，而且还有公式，但是前两年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中，看到中科院数学所吴文俊教授对《九章》一书所写的序言里讲到东方和西方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对数学这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尚且不一样，何况其他科学？

多年前，我就讲过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西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打到1918年，基本上是欧洲人打欧洲人，战后20年代初期，欧洲思想界出现了反思的热潮，他们思考的是为何自认为文化至高无上的欧洲都要自相残杀？看来西方不行了，要看东方。有本风行一时的书叫《欧洲的沦亡》，说欧洲要垮台、要灭亡，仰望东方。当时中国的《老子》、《庄子》非常流行，《老子》德文译本有五六十种。有一位我认识的牙医，既非汉学家，又非文学家，却凭着一本字典、一股傻劲硬是把《老子》翻译了一遍。这说明当时不论是否搞哲学都向东方看齐。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六年，死的人比一战还要多。战后，欧洲再次出现一股眼望东方的反思热潮。当时除《老子》、《庄子》外，又增加了禅宗、中医、《易经》，还有印度大乘佛教。一位英国的史学家汤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把各国民族的历史作了个总结，他认为人类共同创造了23个或26个文明，每个文明或文化都有其诞生、生长、繁荣、衰微、消逝的过程，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可以贯穿千秋。从他的哲学基础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文化将来要消灭。至今欧美思想界仍感觉他的反思比较深沉。

我们还可以从20世纪后半期西方兴起的几种新的科学模糊学、混沌学中进一步的说明。模糊学是从模糊数学开始的，以后又有模糊逻辑、模糊语言……就说模糊语言，我们天天开口讲话，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语言是模糊的，但是说天气好，怎么叫好？天气暖，怎么叫暖？长得高，怎么叫高？这件事情好，怎么叫好？都是模糊的。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仔细分析、追根到底，但是要讲清楚却很难。混沌学被誉为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之后20世纪科学的第三个伟大的发现。关于混沌学，美国学者格莱克写过一本书《混沌：开创新科学》，此书有汉译本，我国周文斌先生在1990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写有书评，文中有一段话说：“混沌学是关于系统的整体性质的科学，它扭转科学中简化论的倾向，即只从系统的组成零件夸克、染色体或神经元来作分析的倾向，而努力寻求整体，寻求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它把相距甚远的方面的科学家带到了一起，使以往的那种分工过细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倒转，亦使整个数理科学开始改变自己的航向。它揭示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状态的科学，是演化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它覆盖面之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什么在20世纪后半期，西方有识之士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模糊学、混沌学呢？这说明他们已经痛感西方分析的思维方式不行了。世上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绝对的好、绝对的美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分析的方法有限度，要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是办不到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这样人类文化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我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从整个世纪来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这是东方，三十年河东。到明朝末年、西方文化自天主教传入起，至今几百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福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灾难，癌症、艾滋病、淡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这些灾难中任何一个解决不了，人类就难以继续生存。怎么办？人类到了今天，三十年河西要过，我们就像接力赛一样，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接过这一棒，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去除掉这些弊端。所谓综合，就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这八个字。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就像中医治病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更合乎辩证法。

总之，我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可见分晓。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1992年3月10日

对于《基督的最后诱惑》的意见

围绕着卡赞扎基斯的作品，特别是《基督的最后诱惑》的争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这一位新希腊的大作家，对待人生的态度十分严肃。他一心一意想弄清楚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想弄清楚灵与肉的矛盾问题。他通过了一生的学习和实践，经过了几个巨大的转折，从基督教→尼采→柏格森→佛→列宁→奥德修斯，终于又回到了基督教；同时又经过了自己的认真严肃的实践，最后得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认识。这种认识他已写入几部长篇小说中。

在探究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方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即使利用宗教资料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是未可厚非的。在钦定某某教为国教的国家里，可以例外。比如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伊朗，曾出现过宗教领袖霍梅尼判处英国作家拉什迪（《撒旦诗篇》的作者）死刑的事件。关于此事，我们只能尊重伊朗人民的宗教感情，作为非穆斯林的外国人，无权说三道四。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国教，不可能说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是，信教自由，不信教也自由。信奉某一个宗教的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互相尊重，各行其是。这样来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共同携手，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在过去，我们中国也曾出现类似《基督的最后诱惑》的事件。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出关》，写的是道教尊为老祖的老子。他对老子出关的故事有自己的解释。但是，从来没有听说有任何道教徒出来抗议。1929年，山东省出现了曲阜二师演出林语堂所著《子见南子》剧本的风波。曲阜孔氏60户族人代表呈请国民党教育部控诉二师校长宋还吾。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鲁迅先生对此事十分关注。他搜集了与此事有关的呈文、训令、记者采访的记录等所有的文件（见《鲁迅全集》卷八）。他的同情显然是在宋还吾一面。他对“强宗大姓”孔家（实际上是有国民党大官僚自命为孔子裔孙的孔祥熙为后台）的胜利十分不满，愤愤不平。

我举以上两个例子，意在说明，此事不但外国有，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今天再次发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必吃惊。听说，《基督的最后诱惑》不但在美国出版，而且耗巨资拍成电影，轰动一时。美国一些虔诚的教徒也有挺身出来抗议并且扬言要杀人者。但是电影照放不误。美国政府置之不理。基督教在美国的地位同在中国不同。虽然没有“国教”之称，却是大多数国民所信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多少也有点参考价值。

我读了一点本书的汉译本。我觉得，这是一部严肃的文学创作。解放以来，我国研究外国文学成绩辉煌；但是对当今希腊文学的介绍，却还是如凤毛麟角。这一部汉译本的出现，多少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卡赞扎基斯在本书的自序中说：“灵与肉的斗争，反叛与反抗，和解与屈从，最后达到最高的目的——与上帝合一，基督就是这样一步步上升到最高境界，他召唤我们跟随着他的血迹，也走这样一条路。”他又说：“如果我们想追随基督，就必须深刻理解他经历过的斗争，就必须重新经历一次他受过的苦难。”他还说：“我写下了这一剧烈痛苦的自白和人类伟大的希望，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作者态度之严肃。他决不是想反叛基督教，他只是想对基督牺牲精神做一个新的解释。

总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宗教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应该是“双百方针”，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何况这一部书并不是中国作家创作的。原文是新希腊文，已经被译为许多语言。中国作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应该阅读，而且完全有权利阅读这一部书。如果个别信徒对此书有反感，他们有权利不去阅读。我在上面讲到，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非宗教信徒无权强迫宗教信徒读他们所不愿意读的书。反过来，宗教信徒也无权禁止非宗教信徒阅读他们愿意阅读的书。何况这一部书已流行全世界，谁能禁止中国读者阅读此书及其他文字的译本呢？在双方相互尊重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安定团结。

作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已经表示，愿将此书改为内部发行。我个人觉得，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为了顾全大局的让步。如果想再越过这一条线，在我们社会主义中，似有极大的不妥之处。我相信，全国有识之士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1992年5月7日

对于《评申小龙部分著述中的若干问题》的一点意见

拜读了本刊^[1] 第36期伍铁平、范俊军两先生的评申小龙先生部分著述的文章，受益不少。他们在文章中谈到了不少的问题，是非曲直，姑置不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对任何学科来讲，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端正的讨论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有益无害的。人类学术之所以有进步，之所以不断进步，关键就在于讨论，甚至争论。如果故步自封，划地为牢，则学术决不会有进步的。

因此，对于在某一个学科内敢于提出新见解的人，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鼓励，而不是指摘，鼓励并不等于承认他所说的一切全都是正确的。这是不可能的。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在学术上的新见解，决不可能一出世就十全十美。发扬正确的方面，纠正甚至于完全推翻不正确的方面，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在评论一种新见解或者与个人看法不同的见解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决不应与此相反。更不应该像我们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那样扣帽子。扣帽子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不幸的是，我在伍、范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就发现了扣帽子的现象。我先引一段原文：

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大得多，除开对汉语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外，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由于语言的隔阂，西方语言学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汉语、日语、印地语等东方语言学著作，他们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语言研究状况了解得不多，申怎么能轻易断言，“当代语言学的钟摆正摆向东方”呢！这同国内有人说“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世界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心有可能要转移到中国”一样，反映了一种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我们万万不可因批判要将中国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就提倡将世界东化。（页37—38）

轻轻的或者重重的一顶“大国或者叫做大东方沙文主义思想”的帽子就这样扣了下来！不图在“十年浩劫”中流行的手法又见之于今天！我实在觉得非常遗憾！“西方的语言学著述比中国要多得多，语言研究队伍也强大得多……我国的语言科学比西方落后。”即使这些话完全是真实的，难道就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吗？如果我学习伍、范两位先生的做法也来祭起一顶帽子：“拜倒在西方语言学脚下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请问伍、范两位先生，你们能承受得了吗？这种极端恶劣的做法，诚不应该为我们所取！

蒙伍、范两位先生笔下留情，没有点我的名字。我现在投案自首，对号入座。两位先生所谓“国内有人”，指的就是我。我的看法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欢迎讨论。但是必须首先丢掉帽子，摒除罗织，对我的想法有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了解。

1992年6月30日

[1] 指香港《语文建设通讯》。

对余太山中亚研究的看法

从国际上来看，中亚（包括中国新疆）史地的研究，算是一门起步比较晚的学科。19世纪末年，1899年出版的罗思和斯克兰二人合著的《亚洲的心脏》，还成不了多大气候。连著者本人后来都并不满意。

但是，从那时起，欧洲的所谓“探险家”接二连三地到中亚，到中国新疆来“探险”，所到之处，做了不少发掘工作，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古物。这个地区古代文化情况，特别是文化交流的情况，乃逐渐大白于天下。欧洲学者根据“探险”取得的材料，在很多方面都写出了比较有水平的学术著作，引起了全世界学人的瞩目。

我们中国学者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按时间先后来说，中国学者注意研究“西北史地”，早于欧洲学者。在19世纪末叶就有一些人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后来还有人利用了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

在研究中亚史地方面，中国学者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也有其不足之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历史的民族。在过去两千多年中，我们的史籍汗牛充栋，记载的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而且也有大量周边国家的历史记载。所谓“中亚”也在其中。中国学者使用这些资料，自然比较得心应手。外国学者是难以做到的。中国学者不足之处就是很少通解中亚古今语言。这一点最近几年已有所改进。我们出了一批青年学者，既通中国古代史籍，又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通晓中亚语言。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决不可低估。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某一些外国学者在这方面藐视我们。现在在事实面前，再也不敢狂妄了。由此可见，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与发扬爱国主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余太山同志就属于这样一批青年学者之列。他既能使用中国古代史籍，又能利用当前外国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能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卓有建树的中国青年学者切磋琢磨，从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写了不少的论文，写成的专著迄今共有两种：

一、《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

二、《塞种史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年）

书中涉及极其广泛的问题。对一些中外学术界争论极久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见解，为国内外同行们所瞩目。做到这一点是颇为困难的，没有艰苦努力再加上真知灼见，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在余太山研究的问题中，有几个全世界著名的难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月氏问题，不少国家的不少的学者都写过文章讨论这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旁征博引，引用中国史料——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引征中亚古代语言资料，洋洋洒洒，垂数万言而不止。德国学者Gustav Haloun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到头来，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迄无一个大家都承认的结论。余太山不回避困难，他敢于班门弄斧，写出了文章，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

有的人很关心学术与政治的问题。生硬地提出这个问题，无助于学术的发展。当前我们国家一批搞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等比较冷僻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并没有把政治挂在嘴上，然而他们埋头苦干，做出了成绩，外国某一些原来抱有偏见的学者，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中国学者的成就。这无形中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增了光。难道这不是最好的政治吗？

余太山就属于这一类学者。

1992年7月7日

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

当前中国青年正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纪末，20世纪的世纪末。

所谓世纪和与之相联系的“世纪末”，完全是人为地造成的，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世界上，特别是文化中心的欧洲，却确实出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更为显著，比如文学创作之类。

到了今天，一百年过去了，另一个世纪末又来到了我们眼前。世界形势怎样呢？有目共睹，世界上，特别是在欧洲，又出现了一些特异的，甚至令人震惊的事件。在政治方面，存在了七八十年的苏联突然解体了，东欧国家解体的解体，内讧的内讧，等等，等等。在经济方面，人们也碰到了困难。难道这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吗？

在寰球激荡中，我们中国相对说来是平静的。这正是励精图治，建设我们国家的大好时机。但是，有一些现象也不容忽视，我指的是社会风习方面。在这方面，并不是毫无问题的。有识之士早已惄然忧之，剀切认为，应当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

在不良风气中，最使我吃惊的是崇洋媚外。这种极端恶劣的风气，几乎到处可见。我们中华泱泱大国过去的声威，现在不知哪里去了。我坚决反对盲目排外那种极端幼稚可笑的行动。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来看，我们的先民都是肯于、善于、敢于学习外国的好东西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无远弗届历久不衰，其根源就在这里。到了今天，外国的好东西，特别是在科技方面的好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不但现在学，而且将来也要学，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眼前是什么情况呢？学习漫无边际，只要是外国东西，一律奉为至宝。给商品起名字，必须带点洋味，否则无人问津。中国美食甲天下，这一点“老外”都承认的，连孙中山先生都曾提到过。然而今天流行中国市面的却是肯德基、麦当劳、加州牛肉面、比萨饼。门市一开，购者盈万。从事涉外活动的某一些人，自视高人一等。在旧中国，“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立这样的牌子的是外国侵略者。今天，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树立这样牌子的却是某一些中国人自己。

哀莫大于心死，我们某一些人竟沦落到这样可笑又可怜的地步了吗？

上面这种情况，你可以说是在新旧文明交替时代不可避免的。这话有几分道理，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是，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必须敢于面对现实，不屈服于这个现实，不回避这个现实。我认为，在这里，关键是提高我们的认识，提高我们对祖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认识。我们要得到一种完全实事求是的、不偏不倚的，深刻而不是肤浅的认识。

尽人皆知，祖国文化是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要完全实事求是地认识祖国文化，必须从宏观上来看，“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鼠目寸光，不能只看眼前。我国汉唐时期，文化广被寰球。我最近看到了一则报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根据最新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唐代的长安（今西安）面积比现在大20倍。这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长安真是当年世界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万国商贾会萃于此，交流商品，交流文化。八方风雨会长安，其繁荣情况至少可以与今天的纽约、巴黎、柏林、东京相媲美，何其盛哉！

据我自己的思考，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失去光辉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在欧洲，17、18世纪不必说了。那时候流行的是“东化”，而不是今天的“西化”。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在1827年1月，欧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可以说是欧洲文化化身的歌德，在同埃克曼谈话时，还盛赞中国文化，盛赞中国伦理道德水平之高，认为远非欧洲所能比。仅仅在13年之后，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把鸦片送了进来，中国这一只貌似庞然大物的纸老虎被戳破了。从此中国的声望在只知崇拜武力的欧洲人眼中一落千丈。

在这以前，中国的某一些人，特别是那几位皇帝老子，以及一些贵族大臣，愚昧无知，以为自己真是居天下之中，自己真是真龙天子和天上的星宿下凡，坐井观天，不知天高地厚，骄纵狂妄，可笑不自量。可是，一旦当头棒加，昏眩了一阵以后，清醒过来，就变成了另外的人。对洋人五体投地，让洋人的坚船利炮吓得浑身发抖。上行下效，老百姓中也颇有一些人变成了贾桂。

旧社会有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自尊自爱，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健康的。中间几经变乱，特别是“十年浩劫”，把中国人的思想又搞乱了。到了今天，就发展成了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岂不大可哀哉！

我们究竟怎样看待西方文明呢？首先我们对人类历史上文明或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明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有一个诞生，成长，繁荣，衰微，消逝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是如此。

在欧洲，自从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不管是在科学技术领域里，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西方人都获得了极其辉煌的空前的成就，他们把人类文化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上。一直到今天，西方文化还占有垄断的地位。世界各国，包括我们国家在内，无不蒙受其影响。上而至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等等，下而至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西方资本主义和以后的帝国主义，对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那是另一本账，我认为，可以与西方文化分开来算。

这样的西方文化是不是就能万岁千秋永远繁荣下去呢？根据我上面谈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那是决不可能的。西方文化也会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的。而且据我看，这个衰的过程已经露出了端倪。西方有识之士也已承认，自己的文化并非万能。自己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它也并不能解决。两次杀人盈野的大战都源于欧洲，就是一个具体的证明。有人主张，资本主义能够自我调节。这是事实，但是调节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正如人们服食人参鹿茸，只能暂时生效，不能长生不老。

就连西方文化表现得最突出的自然科学方面，西方人，甚至一些东方人，认为那就是真理，可是有许多自然现象它仍然解决不了，比如中国的气功和特异功能，还有贵州傩文化的一些特异现象。把这些东西说得神乎其神，我并不相信。但是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却也无法否认。

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方文化的情况就是这样。人类文化的发展将何去何从呢？

我不搞意识形态的研究，探讨义理，非我所长。但是，近几年来，一些社会和自然现象逼着我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一部人类文化史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文化不外两大体系，一个是东方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则是分析的思维模式。所谓“综合”，其核心是强调普遍联系，注重整体概念。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拿治病来作个例子，头痛可以医脚。所谓“分析”，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只是一个极其概括的说法，百分之百纯粹的综合思维或分析思维是没有的。

此外，我还发现，在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曾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西方文化逐渐取代了东方文化，垄断世界达数百年之久。现在似乎是渐渐成了强弩之末。济其穷者必然是而且也只有东方文化。

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东方文化消灭西方文化。那是完全荒谬绝伦的。我只是想说，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纠正分析的思维方式的某一些偏颇之处，能够解决西方文化迄今无法解决的一些自然和社会问题，把人类文化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决非一代人或几代人在一两百年内就能完成的。我认为，下一个世纪就会是一个转折点。

今天的青年是迈向一个新世纪的一代新人，这个任务的开端工作就落在他们肩上。

1992年7月8日

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现在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国际性的，所谓“汉学”或“中国学”，也不能例外。中国学者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当然有其得天独厚之处。但也难免有观察不周的缺点。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往往能使用新资料，观察往往能有新角度，从而获得独到的成果。

过去冯承钧先生以毕生精力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作，使不能直接读法文著作的中国学者获益良多。他们同声赞叹，对冯先生的翻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翻译直至今日也没有失去其价值。

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其成绩决不下于法国学者。过去虽间有人加以翻译、介绍，但为数不多，使不能阅读日文著作的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不便。

现在刘俊文同志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丛书，在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的赞助下，在中国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协同努力下，已由中华书局刊行。我们对中华书局，对日本河合塾，对刘俊文同志必须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1992年8月30日

历史研究断想

我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作者。五十多年以来，读过很多历史著作，自己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和探讨。但是，到了今天，年届耄耋，却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结论相距极远。

大家都承认，今天我们对古代史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过前人。换言之，离开古代越远，则对古代史的了解越深刻，越细致，时代差距与了解正成反比。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归纳起来，大约有三个原因：

第一，研究的指导思想随时在变，越变越准确，越精细，从而也就越能实事求是。大而言之，利用历史唯心主义作指导思想，与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其结果大不相同，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但是，我这里所谓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名副其实的，决不能作教条主义的、肤浅的、僵化的理解。最近四五十年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由于教条与僵化，产生了不少的问题。

第二，研究的手段也随时在变。我举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搜集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搜集得越齐全，越好。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怎样才能搜集得齐全呢？过去有很长一段时期是靠学者的记诵之功。后来出现了索引，这大大地有助于资料的搜集。但仍难免有所遗漏。最近若干年来有了电脑，只要把一部书输入，则查检起来必能竭泽而渔，决不会有任何遗漏。

第三，新材料的发现越来越多。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考古发掘，但也不限于此，比如孔壁古文就不是考古发掘的结果。专就考古发掘而论，世界上可以发掘的地方多如牛毛，中国当然也是如此。我甚至有一个想法：地下埋藏的历史，比我们已知的还要多。

以上三个方面，仅仅是荦荦大者。其他次要的原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记得章实斋曾经说过：“六经皆史也。”这个说法得到了近代学者的赞同。六经是我国形诸文字的最集中的文化载体，研究中国古代史是绝对离不开的。但是，我们对六经的理解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看汉人的解经，难免有离奇荒诞之感。司马迁作《史记》，引了一些《书经》里面的话，都不是原封不动，而是加以“当代化”。以后，到了清代，经过了许多朴学考据大师的诠释，才了解得多了不少。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个学者敢口出大言，说自己完全了解。《书经》如此，其他诸经以及别的古典文献，莫不皆然。孔壁古文的发现，汲冢周书的发现，后来敦煌古籍的发现，接踵而至。每一次发现都能增加我们对古书的了解。至于考古发掘工作在这方面的贡献，更是尽人皆知。这样的发现将来还会不断地出现。因此，我们根据目前能得到的资料所做的结论，都必然只能是暂时的。

考古发掘工作对历史研究有巨大贡献，最突出、最具体、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新疆的考古发掘。原来我们对于这一带的历史地理情况，通过中国的古籍，有了一些了解。但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实物，不管是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都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加深了我们的认识，对这个地区的古代史地情况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上面讲的多是空洞的理论。我现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子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不能多举，仅举一个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有很长时间都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这也算是一个结论吧。但是事情是不是真就是这个样子呢？很可能不是。在解放前，唐兰先生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这一部书中，就曾提出了中国文字可能产生在夏代以前的观点。当时意见极不相同，但由于资料不够多，无法做出结论。最近我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8期第19页读到胡厚宣先生的一段话，我现在引在下面：

目前已知甲骨文有十五万件，最近又新发现了一个藏甲骨的大坑。甲骨文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说文》中的六书，甲骨文都已具备。看来在甲骨文以前就应有原始文字。所谓苍颉造字，很可能他是研究整理当时文字的专家。现在豫、晋、陕、鲁等地都发现了史前文字，可材料太少，未能与甲骨文联系起来。可以推论，甲骨文之前文字已有了很长历史。现在需要考古、历史、地理各界联合起来，共同寻找炎黄时代的古文字。

这不过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但是，我相信，它会有举一反三的作用。

总之，我想说的无非是，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第一，不能认为任何结论都是真理，不可动摇；第二，必须敞开思想、放远眼光，随时准备推陈出新，改变以前的所谓结论；第三，我们必须随时注意新材料的发现，不管它是来自考古发掘，来自新发现的古籍，还是来自某一个地方偶然发现的石碑、墓碑等等；第四，我们必须随时注意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特别是国外的报刊杂志。

我在这里想着重指出考古发掘的重要性，有人告诉我说，往往有这种情况，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某一个地方，经过艰苦的劳动和细致的探索，写出了发掘报告，把发掘的情况和发掘出来的实物，都加以详尽准确、科学的描述，作为发掘报告，有极高的水平。但是往往不把这些发掘结果应用到历史研究上来。结果给外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素材。他们利用了这些素材，证之以史籍，写出了很高水平的历史专著。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国的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真应该认真对待。最好的做法当然就是，自己发掘，自己研究，自己利用。

我的这些想法可能都是肤浅的。一得之愚，仅供参考而已。

1992年9月21日

在“纪念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七十周年暨俗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对于民间文学是个外行。钟老对我很推心，找我参加。后来段宝林同志也找我。今天本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再三请我参加，我推掉了，而是到这里来。我感到很高兴，见到了很多多年不见的人，而且还有我的老师。钟老是我的老师，杨堃教授也是我的老师。

我不想讲那么多话，只想讲两点比较实际的。第一点是歌谣的用处。刚才几位同志都讲了，我看了些文章，大家都强调歌谣对文学创作的用途，其中有一条讲的是采风。封建社会里的采风，实际上是搞民意测验。它也反映了一点真正的民意。现在我们国家反映民意的渠道很多，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们是反映了民意。是否全面？恐怕也不是。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新歌谣还是要采一采风。前段日子王蒙在《随笔》上写了一篇文章《也算下情》，里边讲到：最近两三年有些顺口溜很流行，话说得不太好听：“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后代都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下边还有，我就不说了。这里边恐怕是流露了一定的真情。搞研究我想是应该重视搜集这些歌谣的，不用担心，“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没什么坏处。

还有一点：我想现在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有中文系，每个大学都应办出自己的特点。国外是这样，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重点，有重点的系，重点的系里有重点的学科。解放后我国大学对于文学的研究，我想北大是一个重点，还有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像俗文学，我很孤陋寡闻，我想是否北大是一个中心，北师大有钟老在，也是一个中心，别的大学就不清楚了。现在在座的都是搞文科的，我想以后我们的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要搞得太平均，对重点系、重点学科应重点支持。教委也在抓重点学校，这很有必要。

1992年12月17日

祝贺《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出版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祝贺《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的出版。

几年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全国各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和一些外国友人的热烈欢迎，原因很简单：这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响亮，提得全面，提得及时。

跟着口号来的是行动，而这次的行动同过去有点不同。它来得迅速而且普遍。这口号真正拨动了中华民族的心弦。反应焉得不迅速而且普遍！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所表示，而文化界出版界则是一马当先。开会，座谈，撰文，出书，一时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对这个口号的反应上，爱国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至。

在所有的出版物中，我们这一套《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巍然屹立，独树一帜。出版消息一经传出，国内外征订者纷至沓来，前赴后继，洛阳纸贵，可预卜矣。

当今出版业务并不能说是很景气的，严肃认真的出版物并不是很畅销的。我们这一套书为什么能独受读者的青睐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不外四端：曰新，曰大，曰精，曰全。

何以曰新？皇皇八巨册图像，有的当然是已经印过多次的，我们也见过多次的。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称之为“新”。不亦可乎？

何以曰大？全书16开本，分装八册，共有二千多页，图像数百张。其重量一个老年人是夹不动的。难道这还不算大吗？

何以曰精？纸张精，印刷精，装帧精。图像印刷之精，至少在中国来说是空前的。彩色鲜艳，细入毫丝。有些我以前见过的图像，这次重逢，由于印制精美，好像换了样子。看这样的图像，简直是最高的美的享受，不称之曰精，又能称之为什么呢？

何以曰全？全书八册，分八个部分：始祖、神农、钟鼎、通市、社稷、文渊、世风、颐寿。我们的古代文明尽收其中。毫无缺漏，此谓之全。

不管本书多么新，多么大，多么精，多么全；但这并不是本书的目的。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弘扬祖国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新、大、精、全，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祝贺《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的出版。

1992年12月31日晨

专而又通的榜样^[1]

今天我来参加纪念郭老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目的是向郭老致敬。但是林甘泉同志一定让我讲话，对我来说实在是诚惶诚恐。因为郭老是文化巨人和科学的伟大的人物，对他的造诣，我实在是仰之弥高，不敢赞一辞。但是既然讲话，我就简单地讲两点：

第一点：《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成立距今已经将近四十年。老的编委，我知道还有三位，一位是刘大年同志，一位是白寿彝同志，一个就是我。郭老是主编。我与郭老解放初期接触时，主要是通过《历史研究》编委会。编委会开会有时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室，有时在郭老家里。郭老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绝对没有给我留下“我是院长，我是科学家”的印象。

1955年，中国一个大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亚洲国家会议，郭老是团长。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与郭老接触比较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平易近人。这是我们应该向郭老学习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中国过去讲究三绝，即诗、书、画——作诗、写字、画画三绝。要做到这三绝是比较难的。但是中国过去有不少人超过了三绝。首先是苏轼，是四川人。郭老也是四川人。四川是出天才的地方。我对苏轼作过统计，他诗、书、画、词、文，应该是五绝。文嘛，大家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可是我对郭老就统计不出他有多少绝。总之他超过了苏轼。苏轼没有郭老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郭老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我在大学工作快半个世纪了。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太注重专，对于“通”这方面有点忽视。我们要培养通人。专是要专的，可是专而不通就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郭老在这方面又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总之，郭老在专和通两方面都做了榜样，我们应该很好地向他学习。

1993年3月

[1] 这是作者在“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郭沫若研究》编辑部周亚琴据录音整理。

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去年夏天，我应人民日报社和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到长江豪华游轮峨嵋号上去参加一个有关21世纪文化的国际研讨会。我们途经武汉和荆州，然后在宜昌上船，开始学术讨论。

在武汉，我们参观了黄鹤楼和博物馆。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许多出土的文物，其中有许多青铜器和名震世界的编钟。我大为惊诧，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心中兴奋，非言语所能表达。

我们从武汉到了荆州。在那里又参观博物馆，看到了更多的更精美绝伦的从古墓里出土的青铜器，我的惊诧又上了一个台阶。在这里又看到了编钟，并且听了演奏。这一套编钟计65件，分层悬挂着。这套编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音域最宽的、具有12个半音音阶的特大定调乐器。美国音乐家麦克·克来恩教授说“曾侯乙编钟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圣山”，并誉之为“世界第八奇迹”。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也说：“希腊的乐器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可是希腊的乐器是竹木的，到现在不能保存下来，只有中国的乐器还能够使我们听到两千年前的声音。”可见世界上音乐大家对编钟评价之高。能产生“世界上第八奇迹”和其他许许多多精美铜器的地方，一定会有异常雄厚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这是不辩自明的。古代的楚国是文化辉煌之邦，这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

我在参观时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必须重写。

楚国，也可以泛泛地说中国的南方，在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占的地位怎样呢？有目共睹，它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在所有的中国通史著作中，比如郭沫若的、范文澜的、吕振羽的、翦伯赞的、尚钺的，以及比这些书更早一点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统统都是文化北方中心论。黄河流域确实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但是最晚到了周代，楚文化或南方文化已经勃然兴起。再重弹北方中心论的老调，已经不行了，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从别的方面着眼，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这就是《楚辞》。像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丰厚的、肥沃的，而且又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土壤，是决难以出现的。屈原的著作幻想瑰丽，描绘奇诡，同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文风迥乎不同。勉强打一个比方，北方接近现实主义，而《楚辞》则多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恐怕是许多人能接受的。

屈原的作品中，无论是在词句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有一些北方作品中不见的东西。比如《天问》中的许多神话，根据中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同外国的颇多相似之处，其中很可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如《离骚》一开头就有“摄提贞于孟陬兮”这样的句子。“摄提”一词，确有点怪。是否与天竺天文有关？学者们有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我不再一一列举了。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至晚到了周代，楚文化或南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域外的文化交流也已经有了一些。在这些方面，至少可以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然而在学者们的历史著作中，从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南方仍然是蛮荒之地，在文化上上不得台盘。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情的。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古代史是不完全的。所以我就主张：中国古史应当重写。

1993年4月8日

在跨越世纪以前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20世纪的世纪末。再过七年就要跨越到21世纪了。所谓“世纪末”，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耶稣，哪里来的世纪？如果没有世纪，又哪里来的“世纪末”？可是一旦有了“世纪末”，这个“末”字似乎真具有了一点神力。上一个世纪的世纪末，西方文学艺术界和思想界确实出现了些异乎寻常的现象，带有一点末世颓废的色彩。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且不去说它。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纪末怎样呢？当前世界上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异乎寻常的现象，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一个超级大国一夜之间解了体，这是有目共睹的。

在我们国家和我们个人身上，情况并不怎么明显。我们国家确实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在一个世纪内打了两次规模空前的大战，杀人盈野，血流成河。可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难道我们不应当在跨越世纪以前认真地反思吗？

拿我们国家来说，在过去一个世纪内，我们经过了大清帝国、中华民国、洪宪帝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波谲云诡，蹭蹬多磨，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才算是找到了一条路。找到的这一条路，可惜也并不平坦，仍然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特别是“十年浩劫”，把我国固有的优秀文化破坏得百疮千孔，连经济也被破坏到崩溃的边缘上。其恶劣影响，至今犹在。今后怎样呢？我们希望，我们要走的路会平坦一些。

至于我们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知识分子，我们走过来的是一条艰难困苦的道路。1949年以前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我们度过了一段极为兴奋极为欢欣鼓舞的时光。可是不久，我们就发现：我们的道路也并不平坦。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了四十多年，一直走到现在。幸亏中国知识分子有几千年的热爱祖国的传统，为其他国家所未有，我们平平静静，怨尤不多，在内心深处盼望我们国家富强起来。

谈到我个人，除了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些共同的期望和憧憬以外，还有我自己的一套想法。我不是搞哲学的，对东西方的哲学和文化问题，即使不完全是门外汉，最多也只能说是一知半解。可是，近几年来，不知怎么一下子心血来潮，忽然考虑起东西方文化来。因为毕竟不是内行里手，所以考虑是逐渐展开的。最初只不过是一点一闪念，用一句诗的语言来说，可以称之为“灵感的火花”吧。

我这“火花”是什么样子呢？我最初觉得，东西方文化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而所有的文化都不能是永存不朽的，都有一个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的过程。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数目颇多。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前者的思维模式或思维基础是综合的，后者是分析的。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来说，前者是“合二而一”，后者是“一分为二”。前者的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后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倘若仔细观察，这个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两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两句话有人不赞成。然而，我却认为，这不是个理论，而是历史事实。理论可以反对，而历史事实则只能承认。

西方文化，在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之后，把人类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各国人民无不蒙受其利。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必须承认的。

然而，今天的西方文化，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它迟早也会消逝的。而且据西方少数有识之士的看法，到了今天，到了这个新的世纪末，已经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

这种情况表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与西方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威胁着人类生存前途的那些致命的弊端，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的警惕。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臭氧层的破坏，大森林的砍伐，海洋的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淡水资源的匮乏，酸雨的横行，新疾病的出现，等等，等等。这些弊端中的任何一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都能够使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何况多种齐头并进呢？

西方文化是怎样促使这些弊端产生的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它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它源于西方文化对大自然的态度。我觉得，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来自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这些东西，是绝对需要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索取的指导思想或哲学基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西方以自然为敌人，高呼要“征服自然”。但是，大自然这东西是非常怪的，你要征服它，它就以牙还牙，对你加以惩罚。西方文化依靠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目空一切，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自己是“天之骄子”，“征服”自然，征服了几百年，取得前无古人的辉煌成就，于是忘乎所以，不辨方向。而自然的惩罚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以雷霆万钧之力劈了下来，我在上面说的那些弊端，就是这种惩罚的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

而东方文化呢，至少在哲学基础上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基于我们的哲学基础，我们对大自然采取了同西方迥异的态度。我们把自然当做朋友，不把它当做敌人，不去“征服”它，而是去了解它，然后再从它那里索取一切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何以为证呢？我的证据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从先秦儒道墨等等各家共有的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我认为，宋朝的大儒张载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他在著名的《西铭》里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话甚至受到他的反对派程朱的赞扬。

今天，在这一个新的“世纪末”里，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已如上述。要挽救人类，必须改西方之弦，更张东方之弦，大力倡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我甚至敢毫不夸大地说：只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能够救人类。到了下一个世纪，东方文化之光必将普照世界。这就是我的信念。

但是，我的意思决不是想消灭西方文化。我们建设国家也必须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点是坚决不能动摇的。我只是想说，在西方文化迄今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改变指导思想，要同大自然做朋友，在利用西方科技时，取其优点，去其弊端，使人类文化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还要强调一点：“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源于中国，然而也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其深远的意义，也不是每个人都遵守的。我们也干过不少违反这思想的蠢事，比如乱伐森林，破坏生态平衡等等，而且我们也已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洪水泛滥就是其中之一。总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必须大力宣扬。在大多数人掌握了以后，行动才能出现。有了行动，人类前途就有保障了。

这就是我在跨越世纪以前所想到的。

1993年4月12日

决不丢掉自己的本色

——祝《群言》出刊一百期

据说，全国现在有七八千种杂志，种类庞杂，良莠不齐。其中确有优秀者，但“四话”化者也不在少数。所谓“四话”者，即假话、大话、空话、废话也。按流行的办法，可以缩称为假、大、空、废。

我们的《群言》决不属于“四话”类，它还能讲一些真话，是与人为善的真话。它一不靠内幕新闻，二不靠秘闻和小道消息，专靠真理吃饭，一身正气，威仪俨然，一不潇洒，二不灵活。按道理说，这样的刊物是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的。

然而，事实上却正相反。它颇有一些热心的读者，而且已经出刊了一百期。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群言》这一瓶酒想必是相当香的，否则怎么会有这样多的读者到这样一个陋巷里来呢？同时，也必须指出，中国读者是有识辨能力的。

我热诚向《群言》祝贺。我希望，而且我也相信，它能出到二百期、三百期，以至更多的期，而决不丢掉自己的本色。

1993年4月24日

推荐《学人》杂志

尽管现在人们大声疾呼：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但是好书和好杂志都还有一些的。专就杂志而论，高品位的专门谈文史的杂志，北京和上海都有几种。这几种杂志真像是八仙过海，各自有独有的神通，受到了广大学者们的欢迎。

我现在要推荐的《学人》，也是一种品位高、内容丰富的学术刊物，是我非常喜爱的。但是，我觉得，它同其他几种又有些不同。据我个人的浅见，《学人》学风谨严，不说空话，讲古代学术，却又有新风；讲考据，却又贯之以义理，新旧结合，事理相济，读其中的一些文章，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编者和作者中青年学者居多，他们学有根柢，新旧兼通，东西融会，不矜不躁。现在文坛上和学坛上，都有一些中青年的“作家”和“学者”，学殖瘠薄，竞奇斗新，夷考其实，多类羊头。要期望这一批人接老人的班，使中华文化不致中绝，那就等于南辕而北辙，决不会成功的。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是这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依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有出息的国家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在这里，文化当然应当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离开了自己的独特文化的那一点点科技，就等于水上的浮萍，是没有根的。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全国人民，在不知道多少代的漫长的时间内，创造出来的。每一代人，特别是学者们，对于民族文化，一要继承，二要发展。代代相传，以至永恒。就中国文化来说，老一代的文化托命之人必然要相继退出传承活动，把接力棒交到年轻人手里。据我个人看，主编《学人》的三位学者以及为这个刊物写文章的中青年学者们，从他们的文章来看，是有资格接过这个接力棒，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而又能发展中国文化传统的令老人放心的好接班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敢郑重推荐这一个刊物。

1993年9月17日

在昆明“郑和研究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外国贵宾！

承蒙云南昆明市领导同志邀请，我同北京的一些同志们来到了昆明，参加“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感到非常高兴，非常光荣。我要向主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我来说昆明并不陌生。我第一次到昆明，是在1955年。当时郭沫若先生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到印度新德里去参加亚洲国家会议。代表团中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作家、演员、艺术家等等。我们是从香港乘飞机到达新德里的。开会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中国政府为了全团人员的安全，不让代表团再经由香港回国，而是商请印度政府派军用飞机送我们到昆明。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到昆明的原因。这一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和回忆。

以后又来过几次。1962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云南视察工作，我有幸参加，在云南住了两个多礼拜，访问了西双版纳和大理。我对云南的印象更深了，更美好了，更难以忘怀了。回北京以后，我曾写过一篇名叫《香橼》的散文，歌颂思茅，歌颂云南。

在云南老一辈的学者中，我也有很多朋友。已故的著名白族史学家方国瑜教授，现在健在的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马曜教授，等等，都算是我的朋友。我敬重他们的道德，羡慕他们的学问。中国古代论人，道德文章并重。这些云南的学者，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总起来说，无论是从自然环境来说，还是从人物来说，云南都是高水平的。我想借用唐代王勃的两句话，来形容云南，这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两句话，云南是当之无愧的。

讲到正题，讲到纪念郑和的活动，我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云南和中国有了郑和，是一件十分可以骄傲的事。可惜我并非研究郑和的专家。年轻时候，曾涉猎过一些有关郑和的著作，法国伯希和对郑和研究的著作，中国郑鹤声教授搜集的关于郑和的资料，以及中国和外国学者关于郑和的论文我都读过。这些书籍和论文讨论的问题当然很多，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几项：郑和出使的目的，郑和出使的次数和郑和出使所产生的影响。对这些专门问题，我没有资格发表什么意见。不过，最近我读了《郑和研究》1993年第3期潘群和王建成两位先生的《明初政治与郑和初期航海动因》，我觉得这是一篇好文章。他们的结论是：明政权建立之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威胁明朝统治的“海上力量”，它直接影响明帝国与南洋、西洋地区各国的友好关系。关键在三佛齐一地。所以必须用武力与政治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三佛齐问题。这结论是合情合理的。

我个人认为，研究郑和航海，应当多研究其结果、其影响，而不必过分探讨其动机。其结果、其影响有目共睹，是加强了明与南洋、西洋各国的联系，我们迄今仍蒙受其利。

现在云南同我国各地一样，正在加强建设，一手抓文化，一手抓经济。文化、经济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一则两败俱伤。几年前我在日本东京一次演讲会上说过：文化、经济，殊途同归。今天我想重复这一句话。纪念郑和活动属于文化范畴，其结果必然表现在经济建设上，这是正常的。

祝云南文化和经济双丰收。

谢谢大家！

1993年9月19日

养生无术是有术

黄伟经兄来信，为《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向我索稿。他要我办的事，我一向是敬谨遵命的，这一次也不能例外。但是，健美双谈，我确有困难。我老态龙钟，与美无缘久矣，美是无从谈起了。至于健嘛，却是能谈一点的。

我年届耄耋，慢性病颇有一些。但是，我认为，这完全符合规律，从不介意。现在身躯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每天仍工作七八个小时，论文每天也能写上几千字，毫不含糊。别人以此为怪，我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粟德金在China Daily上写文章，说我有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说到了点子上。我虽忘记了年龄，但却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这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我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时间。如果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这有什么意义呢？至于“不挑食”，那容易了解。不管哪一国的食品，只要合我的口味，我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有些吃东西左挑右捡，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我的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人皆以为怪，其实有什么可怪呢？至于“不嘀咕”，上面讲的那些话里面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而愁眉苦脸。有的人无病装病，有的人无病幻想自己有病。我看了十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

我是陶渊明的信徒。他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我这一篇短文的题目是：养生无术是有术。初看时恐怕有点难解。现在短文结束了，再回头看这个题目，不是一清二楚了吗？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1993年11月26日

国学漫谈

《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1] 一文，在国内外一部分人中引起了轰动。据我个人看到的国内一些报纸和香港的报纸，据我收到的一些读者来信看，读者们是热诚赞成文章的精神的。

想要具体的例证，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前不久，我曾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过一次报告。一位青年同志写了一篇“侧记”，叙述这一次报告的情况（王之昉《高屋建瓴启迪后人》，《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日第三版）。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我因为是当事人，有独特的感触，所以不避罗嗦之嫌，在这里对那天的情况再讲上几句。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晚间，天气已颇有寒意。报告定在晚上7时。我毫无自信，事先劝同学们找一个不太大的教室，能容下100人就行了。我是有私心的，害怕人少，讲者孑然坐在讲台上，面子不好看。然而他们坚持找电教大楼的报告大厅，能容下400人。完全出我意料，不但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不少人站在那里，或坐在台阶上，都在静静地谛听，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我这个年届耄耋的世故老人，内心里十分激动，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据说，有人5点半就去占了座位。面对这样一群英姿勃发的青年，我心里一阵阵热浪翻滚，笔墨语言都是形容不出来的。

海外不是有一些人纷纷扬扬，说北大学生不念书，很难对付吗？上面这现象又怎样解释呢？

人世间有果必有因。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必有其原因。我经过思考，想用两句话来回答：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很难想象，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前几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国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拥护。原因何在呢？这个号召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弘扬什么呢？怎样来弘扬呢？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酿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之，期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进与发展。“国学”就是专门做这件工作的一门学问。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话虽简短朴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借用德国现成的话），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如果有人有兴趣有工夫去探讨这个词儿的来源，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无权反对。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一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儿。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我们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科技对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万万不能缺少的。但是，科技却很难表现出什么特色。你就是在原子能、电脑、宇宙飞船等等尖端科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超过了世界先进国家，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只能是程度的差别，是水平的差别，谈不到什么特色。我姑且称这些东西为“硬件”。硬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色可言。

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姑且称之为“软件”，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经营、管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于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最近听一位国家教委的领导说，他在新德里时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一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的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事实已经证明，连外国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的。

国学的作用还不就到此为止，它还能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爱国主义”是一个好词儿，没有听到有人反对过。但是，我总觉得，爱国主义有真伪之分。在历史上，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尊严，不惜洒热血、抛头颅，奋抗顽敌，伸张正义。这是真爱国主义。反之，压迫别人侵略别人的民族，有时候也高呼爱国主义，然而却不惜灭绝别的民族。这样的“爱国主义”是欺骗自己人民的口号，是蒙蔽别国人民的幌子。它实际上是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遮羞布。例子不用举太远的，近代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一类货色。这是伪爱国主义。

中国的爱国主义怎样呢？它在主体上是属于真爱国主义范畴的。有历史为证，不管我们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内，“天朝大国”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事实上我国始终有外来的侵略者，主要来自北方，先后有匈奴、突厥、辽、金、蒙、满等等。今天，这些民族基本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在当时只能说是敌对者，我们不能否定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历史上，连一些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也难以逃避耻辱。刘邦曾被困于平城，李渊曾称臣于突厥，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们也不能说，中国过去没有主动地侵略别人过，这情况也是有过的，但不是主流，主流是中国始终受到外来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中国人民敬仰、歌颂许多爱国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都是。一直到今天，爱国主义，真正的爱国主义，始终左右我们民族的心灵。我常说，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爱国主义，我这说法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国学的任务可能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以上三大项，我认为，已充分说明其重要性了。我上面说到“顺乎人心，应乎潮流”。我现在所谈的就是“人心”，就是“潮流”。我没有可能对所有的人都调查一番。我所说的“人心”，可能有点局限。但是，一滴水中可以见宇宙，从燕园来推测全国，不见得没有基础。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发现，他们是很肯动脑筋的一代新人。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感到迷惘。这并不是坏事，这说明他们正在那里寻觅祛除迷惘的东西，正在那里动脑筋。他们成立了许多社团，有的名称极怪，什么“吠陀”，什么禅学，这一类名词都用上了。也许正在燕园悄然兴起的“国学”，正投了他们之所好，顺了他们的心。否则怎样来解释我在本文开头时说的那种情况呢？中国古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顺应人心和潮流的就是“道”。

但是，正如对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对国学也有不同的看法。提倡国学要有点勇气，这话是我说出来的。在我心中主要指的是以“十年浩劫”为代表的那一股极“左”思潮。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半路上竟杀出来了一个程咬金，在小报上写文章嘲讽国学研究，大扣帽子。不知国学究竟于他何害，我百思不得其解。无独有偶，北师大古籍研究所编纂《全元文》，按说这工作有百利而无一弊，然而竟也有人想全面否定。我觉得，有这些不同意见也无妨。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既然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事业，必然会发展下去的。

1993年12月24日

[1] 作者为毕全忠，载于《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第三版。

老年

人确实是极为奇怪的动物，到了老年，往往还不承认自己老。我也并非例外。过了还历之年，有人喊自己“季老”，还觉得很刺耳，很不舒服。只是在到了耄耋之年，对这个称呼，才品出来了一点滋味，觉得有点舒服。我在任何方面都是后知后觉。天性如此，无可奈何。

我觉得，在人类前进的极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代人都只是一条链子上的一个环。拿接力赛来作比，每一代人都是从前一代手中接过接力棒，跑完了一棒，再把棒递给后一代人。这就是人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这一棒的任务。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古代印度人有人生四阶段的说法，是颇有见地的。

这个道理其实是极为明白易懂的，但是却极少人了解。古代有一些人，主要是皇帝老子，梦想长生不老，结果当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古代和近代，甚至当代，有一些人，到了老年愁这愁那：一方面为子孙积财，甚至不择手段；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身后着想，修造坟场，筹建祠堂。这是有钱人的事。没有钱的老年人心事更多，想为子孙积攒钱财，又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财积不成，又良心难安。等到大限来到之时，还是两手空空，抱着无限负疚的心情，去见阎罗大王。大概在望乡台上，还是老泪纵横哩。

最近翻看明人笔记，在一本名叫《霏雪录》的书里读到了一段话，是抄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自警诗，原诗是：

蚕老茧成不庇身

蜂饥蜜熟属他人

须知年老忧家者

恐似二虫虚苦辛

诗句明白易懂，道理浅显清楚。在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中，白居易活的年龄算是相当老的。他到了老年，有了这样通脱的想法，耐人寻味，这恐怕同他晚年的信仰有关。他信仰佛教，大概又受到了中国传统道教的影响。这一首诗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1993年12月26日

写文章

当前中国散文界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散文妙就妙在一个“散”字上。散者，松松散散之谓也。意思是提笔就写，不需要构思，不需要推敲，不需要锤炼字句，不需要斟酌结构，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理论如此，实践也是如此。这样的“散”文充斥于一些报刊中，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我爬了一辈子格子，虽无功劳，也有苦劳；成绩不大，教训不少。窃以为写文章并非如此容易。现在文人们都慨叹文章不值钱。如果文章都像这样的话，我看不值钱倒是天公地道。宋朝的吕蒙正让皂君到玉皇驾前去告御状：“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如果指的是这样的文章，这可以说是刁民诬告。

从中国过去的笔记和诗话一类的书中可以看到，中国过去的文人，特别是诗人和词人，十分重视修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人所共知的。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诗人经过几度考虑才选出来的。王国维把这种炼字的工作同他的文艺理想“境界”挂上了钩。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什么叫“境界”呢？同炼字有关是可以肯定的。他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闹”字难道不是炼出来的吗？

这情况又与汉语难分词类的特点有关。别的国家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上面讲的是诗词，散文怎样呢？我认为，虽然程度不同，这情况也是存在的。关于欧阳修推敲文章词句的故事，过去笔记中多有记载。我现在从《霏雪录》中抄一段：

前辈文章大家，为文不惜改窜。今之学力浅浅者反以不改为高。欧公每为文，既成必自窜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为文章，则书而粘之屋壁，出入观省。至尺牍单简亦必立稿，其精审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传写讽诵。惟睹其浑然天成，莫究斧凿之痕也。

这对我们今天写文章，无疑是一面镜子。

1993年12月26日

翻译的危机

这个题目看上去有点危言耸听，但是我自认是实事求是的，毫无哗众取宠之意。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翻译大国，历史长，数量大，无论哪一个国家都难望其项背。这是中外都熟悉的事实，用不着再论证，也用不着再重复。

从清末民初开始，中经五四，一直到解放后，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了大量的书，文、理、法、农、工、医，各科都有。这些翻译对促进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启迪中国人民大众，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我简直无法设想，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中国今天的教育文化和国家建设事业会是什么样子。

关于翻译问题，我自己曾涉猎过一些书籍，古今中外都有。对于翻译理论，我也特有兴趣。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内容异常丰富，涉及的面也很广。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理论蜂拥而至，五花八门，争奇斗艳。有一些理论分析得非常细致，显得十分深奥；然而细究其实，却如绣花枕头，无补于实用。在这一方面，同在别的方面一样，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认为，为一些人所非议的严又陵的一句话：“译事三难：信，达，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道理十分简洁明确，然而又切中肯綮，真可谓“要言不繁”了。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多一个也似乎没有必要。能做到这三个字，也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

我个人觉得，三个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这个字做不到，就根本谈不到翻译。我探讨翻译问题，评论翻译作品，首先就是看它信不信，也就是，看它是否忠实于原文。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不叫翻译。什么“达”，什么“雅”，就如无根之木，无本之草，无所附丽。严复定下了这三条标准以后，自己是认真遵守的。翻译《天演论》时，因为是借题发挥，不是真正的翻译，所以他不叫“译”，而叫“达旨”。

我这篇短文的题目是《翻译的危机》，危机正出在不遵守“信”这个标准上。

我最近若干年来没有从事翻译工作。但是，由于主编一些刊物和丛书，有时候也难免接触一些译稿。去年，友人推荐了一部译稿，想收入我主编的一套丛书中。友人介绍说，译者英文水平是高的，曾多次担任口译工作，胜任愉快；在笔译方面，也已出过两部书。这样一个译者应该说是能信得过的，友人又是我的老朋友，一位在国内外声名远扬的学者，也应该说是能绝对信得过的。译稿就要寄出版社付排了。不知为什么，我一时心血来潮，非要看一看译稿不行。于是向译者要来了原文。我仔细对了几页，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自己拿不准，又央求周一良教授把译文同原文对上几页。结果他的意见同我的完全一样：译文有问题，不能寄出版社。我仍然相信，这位青年译者的英文是有水平的，他胜任口译也是可信的。但是，口译与笔译不同，口译要求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是很难做到的。一个译者能译百分之七八十，就很不错了。过去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先生我都亲耳听他们说过这样的意见。但是，笔译由于有充分的思考的时间，必须要求极高，即使不能达到百分之百，也必须接近这个水平。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通情达理的，必能得到大家的赞同。

上面说到的这位青年译者的已经出版的那两部书，情况怎样呢？我没有读原书，不敢瞎说。但是，根据合理的推测，它同我看的译稿差别不会太大。我们很难设想，送给我看的这一部译稿碰巧了水平特别低，而已经出版的则水平特别高，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的思想从这里生发开去，想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想到了最近几十年来全国已经出版的若干千种万种的翻译，我就有点不寒而栗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翻译的著作中，有水平很高的，能达到信、达、雅三个标准的。但是，同样也不能否认，其中必有相当多的一批译本是有问题的。我没有法子去做细致的统计，我说不出这些坏译本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估计，坏译本的数量也许要超过好译本。

什么叫做“坏”译本，什么又叫做“好”译本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信”或不“信”。首先要“信”，要忠实于原文，然后才能谈“达”和“雅”。如果不“信”，“达”“雅”都毫无意义。译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信”“达”“雅”都合乎标准，这是上等。第二类，能“信”而“达”“雅”不足，这是中等。第三类，不“信”，不“达”，不“雅”，这是下等。有的译文，“达”“雅”够，而“信”不足。这勉强可以归入第二类。当前颇有一些非常流行的译本，译文极流利畅达，极“中国化”。但是“信”不“信”呢？我没有核对原文，不敢乱说。我是有怀疑的。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话，我认为，这种译风无论如何是不应提倡的。

我现在要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译而不信呢？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外语水平，一是工作态度。

先谈外语水平问题。学习外语，至少应该有两个认识；一不要认为外语很神秘，简直无法学好，因而望而却步。二不要认为学外语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掌握。我们必须认为外语能够学好，但又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学外语同学习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必须有点天赋，又必须勤奋，二者缺一不可。学习任何外语，学一点皮毛，并不困难。但要基本上能够掌握，却又不那么简单。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学习外语，有如鲤鱼在黄河中逆水上溯。前一段也许并不太困难。但是，一旦到了龙门跟前，想要跳过龙门，却万分困难。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这个龙门，只能糊里糊涂，终生是一条鲤鱼，变不成龙。拿学习外语来说，每一种外语都有一个龙门。这座龙门在什么地方呢？因人而异。天赋高而又勤奋者，龙门近一点；否则就远。只有能跳过外语这个龙门，你才勉强有一点语感。这一门外语就算是为你掌握了，被你征服了，它能为你所用了。这时你就变成了一条龙。这一突变是用艰苦的劳动换来的。

上面谈的是外语水平，现在来谈工作态度。工作态度，不是天赋问题，而是认识问题。有的人缺乏自知之明——顺便说一句，这种人是并不老少的——当自己还是一条鱼的时候，便傲然认为自己已经成了龙。本来查一查字典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他连字典也懒得查了。其结果并不美妙。当年赵景深教授把milky way（天河，银河）译为“牛奶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讥讽，成为译界的笑话。今天这样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数量和严重性都远远超过了“牛奶路”。有的人把Man of the God（牧师）译为“上帝的人”。有的人把so far the introduction（导论到此为止）译为“导论是这样远了”。类似这样的例子，我还能够举出很多很多来。举一反三，这两个也就够了。这是由于缺乏自知之明或者由于懒惰而造成的笑话。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原文有的地方看不懂，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可是却一不请教人，二不查字典，胡译一通，企图蒙混过关；或者干脆删掉，反正没有人来核对原文，马脚不会露出来的。这简直应该归入假冒伪劣一类，为我们所应该反对的。

把上面所说的外语水平和工作态度两个标准综合起来评论，我觉得，翻译工作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次。外语水平高工作态度好，这当然是上等。外语水平高工作态度差，或者外语水平差工作态度好，这属于中等。外语水平差工作态度又不好，这当然就是下等。我在这里所说的翻译危机，主要来自下等的翻译工作，中等也可能沾点边。在翻译工作中这三个等次所占的百分比，我说不上来。从我所接触过的现象来看，下等所占的百分比不会很低，这一点可以不必怀疑。

也许有人认为，翻译出点小错误，古今中外概所难免。在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上，就不知道出现了多少错误，有的错误简直离奇可笑；然而这并不碍于佛经的流通。这种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那是过去的事，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中，我们不能为这种意见张目。而且，今天的下等翻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痼疾，成为一种风气。许多人习焉不察，当事者则沾沾自喜。这样的风气我们还能熟视无睹不起来反对吗？

反对之法其实也并不复杂，无非是加强翻译评论，加强监督而已。

这种办法我们曾经使用过。在50年代，在当时出版的《翻译通报》上，时不时会出现几篇评论翻译书刊的文章。这种文章往往很长，因为一要引用原文和译文，二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对译文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评论。这都是踏踏实实的、动真格儿的工作，不能徒托空言，因此非长不可。据我自己的回忆，这种评论工作起过很好的作用，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下去。我真正感到惋惜。

时至今日，翻译书刊之多，远迈前古。今天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不借鉴他国，完全是不能想象的，而借鉴就需要翻译。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好的译品是有的；但也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报章杂志上有时也会见到几篇评论翻译的文章，但是同已经出版的翻译书刊的数量比起来，却显得非常微弱无力。我们毫不夸大地说，今天的翻译已经失去了监督。有良心有本领的译者，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上等的翻译，是用不着监督的。但是中等翻译，特别是下等翻译，则是非监督不行。非监督不行却又缺少监督，于是就来了危机。

克服这个危机的出路何在呢？我原来想得非常单纯，非常天真：不过是加强监督而已。我曾同《中国翻译》杂志的一位负责人谈到这个问题，我劝他多刊登一些评论翻译的文章。我原以为，他会立即接受我的建议，并付诸实施。对他来说，这并不困难。然而，真是大出我意料，他竟似乎有难言之隐，对我诉了许多苦，其中最主要的是，许多被批评的译者喜欢纠缠。一旦受到批评，决不反躬自省，而是胡搅蛮缠，颠倒黑白；明明是自己译错了，却愣不承认。写信，打电话，写文章，闹得乌烟瘴气。一旦碰到这样的主儿，编辑部就苦不堪言。

我恍然大悟，很同情这位负责人的意见。环顾我们今天的社会，在其他领域里也有类似的现象。个别的人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不给民主，他们怨气冲天；给了民主，他们又忘乎所以。看来正确运用民主权利，也还需要有一定的水平。有些人认为民主就是打官司。最近看到报上刊登了一个消息：在某部电影中，有一个群众场面。当时拍摄时，拍上了一个他或她。现在电影一旦上演，他或她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于是拍案而起，告到法院，说是侵犯了他的肖像权，索要五位数字的赔偿费。我不懂法律，但总觉得这样做是“民主”过了头。回到我们翻译界，难道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吗？我有点担心。

我原以为克服翻译危机并不困难。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现在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变戏法的跪下，没辙了。

可是，我并不气馁。我呼吁翻译界的同行们和广大的读者，大家起来，群策群力，共同想出克服翻译危机的办法。我相信，办法总会想出来的，正如路是人走出来的那样。

1994年1月9日

获奖感想

这一次全国性的空前的对过去十几年来出版图书的评奖活动，其意义十分重大。它对我国的出版事业，甚至对整个的文教事业，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可以预卜的。

这次活动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作为评奖委员会的副主任和文学组组长，我感到肩头上的担子异常地重。至于我自己能够获奖则是连梦也没有做过的。结果在全部45个图书奖中我一个人独得其二。这实在是大出我意料。我感愧交加，心不自安。我并不是说，我的书一塌糊涂，不配得奖。我只是想说，还有比自己的书更好地书没能得奖，因而感到惭愧耳。

在文学组中，五部获奖的图书，有两部出版社并没有正式申报。小组成员提出来了，经三分之二表决通过，才正式列入评选对象中。为了回避，我在小组会上曾提出撤掉《罗摩衍那》，其他成员不同意，我只能以自己不投票来了此一段公案。

另一部获全国图书奖的书是我参加注释的《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不属于文学组，是作为古籍整理优秀图书而获此殊荣的。评选过程我不清楚，是傅璇琮同志告诉了我，我才知道的。这一部杰作之所以能够得到注释而且最终出版，完完全全是中华书局玉成的。中华书局为此付出了颇大的财力和物力，他们从其他省市请来了专家，长期住在中华书局内，历时颇久，始能完成。出版以来，极得好评，多次得到不同类型的奖励，最后又在这一次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得到全国图书奖，奖誉达到了顶点。我们全国学术界，甚至外国的同行们，都应当诚挚地感谢中华书局有眼光，有魄力助成这一次壮举，推动了古代西域史地的研究。

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一部注释的书籍的优点，我们很清楚；它的缺点或不足之处，我们也很清楚。最近几十年来，与本书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有了进展，文献资料的研究也有了新收获。因此，从去年起，我就开始考虑，给《大唐西域记》重新作注释。我已经邀集了一些中青年学者，组成一个注释小组，开始工作。这一些中青年学者都是最近十几年来新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印度和西域的历史、地理、语言、宗教等等方面有颇为精湛的跟得上时代的造诣。我希望能在五年内完成此项工作。到那时候，我们才真敢说，这是世界水平的。

1994年1月18日

寻根漫谈

世间万事万物总都有个根。根者，产生之根源也。我国文化也必有其产生的根源，寻找这个根源，其意义无比重大。前几年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目前流行于社会中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倡议，实际上也都是寻根的举措。

《三国志演义》一开头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两句话概括了一部中国史。然而，仔细计算起来，中国历代总是合多分少，至今我们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海峡两岸目前的情况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统一迟早必定会实现的。

这种人类史上空前的现象，其根何在？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彪炳环宇，辉煌璀灿，众口交誉，其影响广被大千世界，历数千年而不衰。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地球上没有中华文化，人类今天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文化史上的稀有现象，其根安在？

中华文化，不但在大的方面辉煌灿烂，在小的方面也是如此。中华的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医药文化、戏剧文化，等等，等等；更小而至于围棋、象棋、麻将等等，亦无不博大精深；连针灸、气功、按摩、推拿等等也都能造福人类。拿西方的扑克等等来与之相较，其深浅真难以道里计了。

这些人类史上的奇迹，其根何在？

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的世纪末，一个新的世纪已经来到了门前，我国和全人类都处在一个转折关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为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为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福利，为了人类前途的发展，上面谈到的这一些根，都有必要来寻上一下。根就是本，循本才能求末，本末同求，斯为至善。

因此，我祝贺《寻根》的创刊。

我祝福《寻根》茁壮成长，寿登千岁。

1994年1月19日

《齐鲁文化特刊》创刊祝词

《齐鲁文化特刊》创刊了，我祝它长命千岁！

前几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海内外华人、华侨、华裔的热烈响应。原因十分明显：时光的车轮现在正滚到了20世纪的世纪末。垄断世界文化的西方文化已呈强弩之末之势。在下一个世纪，代之而起的必将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只有东方文化能够使人类文化继续发展下去，已成为东西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东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能够拯救人类。在今天，这也并非耸人听闻之谈。

怎样来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呢？其道多端。从宏观上以高屋建瓴之势综论全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发扬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前进，并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发展。这是一条道路。这方面已经刊出了不少的专著和论文，材料翔实，内容丰贍，说理切中肯綮，论证合乎逻辑。这些专著和论文受到了海内外人民的赞赏。

这无疑是一条阳关大道。

第二条道路是把文化分学科、分门类来加以论证，比如文学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化教育史等等，以至于更细小的分类。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的脍炙人口的论著。

这也无疑是一条阳关大道。

第三条道路是分时代来加以论证。或按历史分期，或按中国的朝代。二者都是可行的，并无高下之分。这方面也有极其优秀的论著。

这当然也是一条阳关大道。

道路的数目并非到此为止。最近若干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对文化分地区来加以论证和探讨。在这方面已经有人着了先鞭，比如巴蜀文化、楚文化、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等等，都已有了专书。这样做，自有其优点：容易细致和深入。本地人了解本地文化，真是近水楼台。如果每一个地区都这样做了，整个的中华文化的研究水平，必然会大大地提高。这一点用不着解释。

这是不是一条阳关大道呢？我认为，是的。而且是阳关大道中的阳关大道。

齐鲁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事实是每个人都会承认的。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祝贺《齐鲁文化特刊》的创刊。

我祝它长命千岁！

1994年1月23日

开卷有益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如果要追溯起源的话，那就要追到一位皇帝身上。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宋）太宗日阅《（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这一段话说不定也是“颂圣”之辞，不尽可信。然而我宁愿信其有，因为它真说到点子上。

鲁迅先生有时候说：“随便翻翻。”我看意思也一样。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

“卷”指的是书，“随便翻翻”也指的是书。书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呢？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

什么人需要读书呢？在将来人类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时，人人都一定要而且肯读书的，以此为乐，而不以此为苦。在眼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步。“四人帮”说：读书越多越反动。此“四人帮”之所以为“四人帮”也。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如今有个别的“大款”，也同刘邦和项羽一样，是不读书的。不读书照样能够发大财。然而，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相信不久就会改变。传承文化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人身上，而只能寄托在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身上。他们是我们的希望，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大学生们肩上的担子重啊！他们是任重而道远。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为了前对得起祖先，后对得起子孙，大学生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必须读书。这已是天经地义，无须争辩。

根据我同北京大学学生的接触和我对他们的观察，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肯读书的。他们有的说，自己感到迷惘，不知所从。他们成立了一些社团，共同探讨问题，研究人生，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感到兴趣。他们甚至想探究宇宙的奥秘。他们是肯思索的一代人，是可以信赖的极为可爱的一代年轻人。同他们在一起，我这个望九之年的老人也仿佛返老还童，心里溢满了青春活力。说这些青年不肯读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读什么样的书呢？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读，这不在话下。自己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鼠目寸光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为大时代所抛弃。

因此，我奉献给今天的大学生们一句话：开卷有益。

1994年4月5日

老少之间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总都会有老年人和青少年人同时并存。从年龄上来说，这是社会的两极，中间是中年，这样一些不同年龄的阶层，共同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所谓芸芸众生者就是。

从社会方面来讲，这个模式是不变的，是固定的。但是，从每一个人来说，它却是不固定的，经常变动的。今天你是少年，转瞬就是中年。你如果不中途退席的话，前面还有一个老年阶段在等候着你。老年阶段以后呢？那谁都知道，用不着细说。

想要社会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三个年龄阶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两极的老年与少年的关系。现在人们有时候讲到“代沟”——我看这也是舶来品——有人说有，有人说无，我是承认有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是否认不掉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代沟”正标明社会在不断前进。如果不前进，“沟”从何来？

承认有“代沟”，不就万事大吉。真要想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还必须进一步对“沟”两边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中年这一个中间阶段，我先不说，我只分析老少这两极。

一言以蔽之，这两极各有各的优缺点。老年人人生经历多，识多见广，这是优点。缺点往往是自以为是，执拗固执。动不动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个别人仕途失意，牢骚满腹：“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世人皆浊而我独清。”简直变成了九斤老太，唠唠叨叨，什么都是从前的好。结果惹得大家都不痛快。

我现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个我个人观察到的老年人的缺点，就是喜欢说话，喜欢长篇发言。开一个会两小时，他先包办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别人不耐烦看表，他老眼昏花，不视不见，结果如何？一想便知。听说某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开会他一发言，有经验的人士就回家吃饭。酒足饭饱，回来看，老教授的发言还没有结束，仍然在那里“悬河泻水”哩。

因此，我对老年人有几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气已衰；煞车失灵，戒之在说。

至于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进取心强。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上，仿佛铺满了玫瑰花。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畏缩，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易如反掌，唾手可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只能保护，不能挫伤。然而他们的缺点就正隐含在这种优点中。他们只看到玫瑰花的美，只闻到玫瑰花的香；他们却忘记了玫瑰花是带刺的，稍不留心，就会扎手。

那么，怎么办呢？我没有什么高招，我只有几句老生常谈：老年少年都要有自知之明，越多越好。老的不要“倚老卖老”，少的不要“倚少卖少”。后一句话是我杜撰出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杜撰是正确的。老少之间应当互相了解，理解，谅解。最重要的是谅解。有了这个谅解，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有了保证。

1994年7月3日

再说“嚏喷”

1989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说“嚏喷”》（见拙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页362—365；原刊《文史知识》）。这一篇短文似乎颇引起了一些学人的注意。

在那篇短文里，我曾说到，打嚏喷是一件极其微末的事，与之相联系一些禳解、祝福一类的举动，竟能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不能不令人惊异了。

最近，我因为搜寻《糖史》的资料，翻阅了大量在中国特别流行的一种著述体裁“笔记”。不意在里面竟也找到一些有关嚏喷的资料。足见中国文人对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加以注意了。

看来我那一篇短文确有加以补充的可能与必要。饶宗颐先生说：“参互推证，论其崖略，戋戋所得，于研究古代遗俗，谅不无涓埃之助。”这话说得好。我就本着这种精神，写下这一篇短文。

我先查了查《说文解字》，用的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二篇上口部中查到了“嚏”字。原文是：“嚏，悟解气也。”段氏注中引了几句话说：“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俗也。”这说明了，这种遗俗之古，传播之广。

我现在把我翻检“笔记”所见到的材料抄在下面，然后再根据材料，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解释。

明徐伯龄撰《蟫精隽》卷九：

喷嚏

《柳氏旧闻》：唐玄宗于诸昆弟友爱弥笃。呼宁王为大哥。每与诸王同食。因食之次，宁王错（七过反）喉喷上髭。王惊惭不已。上顾其惶竦，欲安之。黄幡绰曰：不是错喉，是喷帝。上大悦。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予按《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宋马永卿《懒真子》，卷三：

羡林按：《懒真子》这一段记载，我看了两个本子，字句有几处稍有不同，但无大碍。下面抄原文。我以《丛书集成新编》11为主，校之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63—427下（下简称《四库》本）：

嚏喷

俗说以人嚏喷为人说，此盖古语也。《诗·终风》之诗曰：“寤言不寐，愿言则嚏。”笺云：言我愿思也。嚏，读（按此字《四库》本缺）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四库》本作“真”）忧惊（《四库》本作“悼”）而不能寐，女（《四库》本作“如”）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遗语也。《汉·艺文志》，杂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而嚏、耳鸣杂占十六卷。注云：嚏，音（此字《四库》本缺）丁计反。然则嚏、耳鸣，皆有吉凶，今则此术亡矣。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六：

喷嚏

《随笔》曰：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嚏祝云“有人说我”。按《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注：女思我心，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仆观《类要编风篇》，正有是说。

材料就抄这样多。

中国古代典籍中，特别是“笔记”中，讲到嚏喷的地方一定还有不少，我暂时不去追踪了，这工作留待以后再去做。

综合新发现的材料，加上第一篇文章中已经使用过的材料，我现在谈几点看法：

第一，这个风俗是非常古老的，相信可以追溯到蒙昧的远古。《诗经》、《说文解字》、《汉书·艺文志》等书中都有所表现。在世界上恐怕也一样。

第二，这个“遗语”引起了众多的文人学士的注意，把它写入自己的“笔记”中。他们说，这是“俗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风俗，看样子自己是不相信的。

第三，在中国，这个风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别人打嚏喷，自己必须说：“长命百岁！”大概是因为嚏喷表示不吉祥，必须说点什么以禳解之。第二个是打嚏喷表示“人道我”。是不是“人”一“道我”，就不吉祥？不得而知。另外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在我所读到的中国古代“笔记”中，都只讲“人道我”，不讲“长命百岁”。也许有人讲过，而我没有发现。“人道我”这种说法不见于其他国家。

第四，在欧洲，Gesundheit（健康）派独领风骚。没有见到“人道我”的说法。“健康”同“长命百岁”，应该属于一派。我们不是常说“健康长寿”吗？

第五，在非洲，情况有点模糊。国王一打嚏喷，举朝举国皆“高声应诺”。嘴里是否还要说点什么呢，比如“长命百岁”之类？不得而知。

第六，在印度，材料比较多。它也属于“长命百岁”派。有人一打嚏喷，旁边的人就应当立即说：“长寿！”倘若不说呢，“定被药叉（夜叉）吸其精气”，必须加以禳解才行。这一点是对“长命百岁”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中国也可能有类似的信仰。

第七，从全世界来看，“长命百岁”派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人道我”，其他国家不见。这是否是我们的独特之处呢？如果是的话，应当作何解释呢？

第八，《现代汉语词典》：喷嚏，也叫嚏喷。这表明，两个说法都可以。我在上面抄录的材料，证明了这个意见。《柳氏旧闻》引黄幡绰的双关音“喷帝”，足征当时说“喷嚏”。《容斋随笔》也作“喷嚏”，而《懒真子》则作“嚏喷”。

拉杂写了上面一些意见，事属猥琐，文非宏文，聊资谈助而已。然而，对研究古代民俗学的专家来说，未必没有参考价值。

1994年7月8日

柳暗花明又一村

——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

回忆有的甜蜜，有的痛苦；有的兴奋，有的消沉；有的令人欢欣鼓舞，有的令人垂头丧气；有的令人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有的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回想整整十年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个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当时，研究中国文化的风气，虽已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真成气候，后来的所谓“文化热”还没有形成。但是，这一批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学人，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到了今天，在并不能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位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颇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过去几千年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博大精深，彪炳寰宇。但是，正如人世间一切好东西一样，中国文化也遭受过厄运，碰到过挫折。太远的历史不必提了。仅就现当代而言，就遇到过两次极大的灾难，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十年浩劫”。五四运动那一次，我认为，还情有可原。想要破坏封建、顽固、僵化、倒退的那一套东西，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不能不采取些过激的手段，泼洗澡水暂时连孩子也泼掉了，不得已也。矫枉要过正，有时也真难以避免。但是，“十年浩劫”却是另外一码事，性质迥乎不同。浩劫的目的就在于破坏，盲目地、残暴地、毫无理智地、失去一切人性地、一味地破坏，破坏，破坏，不但把孩子泼掉，连洗澡盆也不要了。这是人类空前的悲剧，其结果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

然而，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那样：真金不怕火炼。中国文化是真金，不但不怕火炼，而且是越炼越精，越光辉闪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头脑的（我说的是：有头脑的！）人们认真进行了一番反思，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决心发扬光大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外国，那里的有头脑的人士根本用不着反思。他们对中国特有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就惊愕不已，嗤之以鼻，深恶而痛绝之，不用反思什么。总之，在国内外，中国文化的价值又重新得到确认。前几年发生的著名的“海湾战役”，中国的孙子兵法曾大显神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国文化也不会都是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说，糟粕毕竟是次要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立”字当头，而不应该“破”字当头。一字之差，天地悬殊，明眼人自会体会其中微妙而又巨大的差别。我看，这一个“破字当头”，实质上就是“十年浩劫”的指导思想。

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当空，也有阴霾蔽天。这是正常的现象，“无复独多虑”。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普遍的现象的。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古代印度哲人有一句名言：“真理毕竟胜利”（Satyam eva jayate）。这真是至理名言，征之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总逃不出这一句话的。

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方面，我们不敢后人。我们院内的老、中、青三代同仁们，是非常团结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认识到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我们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在内部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广交天下仁人志士和所有的志同道合者，同心协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们面前的困难还不少，我们从来也没有妄想只有阳关大道。但是，起码我个人总有一个感觉，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放翁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村。”

1994年7月19日

推荐饶宗颐教授《梵学集》

饶宗颐教授为学术界泰斗。学富五车，中西兼通。对于梵学造诣亦深。曾在印度游学数年，从彼邦梵学大师游，对印度古代语言文化之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本书中所收论文，皆有独到见解。对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断更富有创见。能于人所共知又习而不察之处，独辟蹊径，发为文章，言前人所未言，予学人以无穷启迪。研究中印文化关系，有学术意义，又有政治意义。中印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又同为世界大国。两国之团结至关重要。有识之士所见皆同。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实能促进两国人民之相互了解，增强两国人民之友谊，决非细事。饶宗颐教授此书在这方面，贡献至大。用敢郑重推荐。

1994年7月23日

《国学研究》第二期祝词

祝贺《国学研究》第二期出版。

想谈几点意见：第一，前不久接到吴江同志的信，附有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国学问题的文章。接着我就接到了上海《文汇报》直接给我的信，要求我参加国学问题的讨论。我都还没有答复。如果答复的话，我就会说，我不参加讨论，也不赞成讨论。像国学这样的题目，难以讨论。想给国学下个定义，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永远也不会有大家都同意的定义。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不一样，定义很难下。与其在下定义上下工夫，莫如切切实实地读一些书，切切实实地思考一些问题。根据自己的认识去钻研，去探讨，有了心得，就成文成书。这比争定义，说空话要好得多。

第二，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我们过去讨论了几十年，有人也吃过苦头，现在不必谈了。但是，最近几年来，我逐渐觉悟到，二者之间实有密切的联系。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对于王梵志的诗，中外敦煌学研究者颇不乏人。个别的中国学者研究成果发表后，外国一个国家的学者很不满意，准备组织班子，汇集文章，大张旗鼓地加以批评或者批判。后来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及时出版了。那个国家的学者一经读到，大为叹服，于是宣布解散班子，停止批判。如果项书不出，批判的结果一发表，不怀好意者就会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挂上钩。这样一来，一个学术问题立即变成政治问题。因此，在今天世界上，学术实在脱不开政治。我们时刻想到这一点，会促使我们更加努力，更加小心翼翼。不管我们研究的是国学的哪一个部门，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学术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关于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国外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有这样的主张。我在最近几年来写过长长短短的几篇文章，宣扬这种看法。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我认为是中国对人类杰出的贡献。在香山饭店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做过一个很短的发言，题目就是：“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1] 。我对此点深信不疑。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而且涉及未来的21世纪。原来我也同别人争辩过。现在我的做法变了。我想到中国过去有一个近视眼猜匾上的字的笑话。一个近视眼说，匾上是什么什么字。但是此时匾还没挂出来。21世纪就是一个还没有挂出来的匾，匾上的字是什么，谁也说不准。如果有人愿意猜，那是可以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但是不必争辩，争辩是徒劳的。我们最好学一学京剧《三岔口》，每个人耍自己的枪刀，但谁也碰不着谁。

1994年8月23日

[1] 指1993年5月24日作者在“香山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年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因内容与其他文章重复，《季羡林全集》未收。

长城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1]

……

我觉得，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一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自己，二是也决不侵略别的国家，所以我说，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密切相连的。

我讲这些话同长城有什么关系呢？同我讲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既然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时时都有外敌，应付的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不顾自己人民的死活，当然更不顾敌方人民的死活，破釜沉舟，与敌人血战，争个你死我活。一种是防御退避，尽量挡住外敌的入侵，让自己的人民过上太平的日子。中国人在几千年中所采取的对策基本上是后者，是第二种：防御退避。

长城就是这种政策的最具体的表现。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我可以举一个近代的欧洲的例子。法国为了防御入侵，费了极大的力量，花了极多极多的钱，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马其诺防线。但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他决不会修什么防线，而是处心积虑，只想进攻，只想侵略，只想杀人。我并无意谴责德国人民。我只是说，法西斯头子是侵略成性，至于德国人民，他们同法国人民一样，也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讲到这里，我的主题已经非常清楚了：中华民族由于爱好和平成性，才在极长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在北方修筑了万里长城，成为世界上的奇迹。长城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这并不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吹自擂，理智和常识会告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这是事实。

今天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世纪末。大家都看到了，全世界多处战火飞腾，有些国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个事实是完全违反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意愿的。我们中华民族本着我们根深蒂固的爱好和平的民族性，热烈拥护和平。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决不会侵略别人。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容忍别人侵略自己。我们现在开这样一个会，其目的无非是促进友谊，促进了解，促进合作，促进和平，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我相信，这是今天到会的各国代表们的共识。让我们共同携手前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吧。

1994年9月6日

[1] 本篇是作者于1994年9月23日在北京“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前半部分内容因与其他文章雷同，故删。

在中国亚非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我的这个报告曾经在亚非学会常务理事会上讲过，即“东方文化问题”。因为再过六年，我们就要进入21世纪。到了21世纪，我们的中国文化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上究竟还占有什么位置？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这个人大家知道，不是搞什么哲学的，更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我经常喜欢思考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胡思乱想吧。当然，胡思乱想也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其中我认为正确的部分不妨与大家谈谈，至于不正确的部分就不值得一提了。此外，在我们国内思想意识界里争论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谈一谈，因为这跟我们也有联系。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不是什么学术报告，没有什么稿子，甚至连发言提纲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在谈家常，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能讲的很零乱，那也没关系。

过去有个笑话（我已忘记是在什么书上记载的），说是有两个近视眼的人，彼此的视力都很差，但谁也不服谁，总说自己的视力比别人强。某日，镇上有一大户要悬挂大匾，这两个近视眼的人约好以辨认匾上的字来测试谁的视力好，以便比出高低，决一胜负。其中一位事前搞了一个小动作，向大户的家人打听了匾上的字。届时，这两个近视眼的人如约前往，参加比试。第一位近视眼的人抬头远望，高呼认出了匾上的字比如说是“光明正大”四字。当这两位近视眼的人在争论不休之际，旁观的人却告诉他们：大户门上的匾尚未悬挂出来哩，哪来的什么字呢？这个笑话很有意思。现在我们在谈论21世纪，其实21世纪尚未来临，任何人的谈论无异于近视眼的人在观匾一样，姑妄言之而已。现在任何人对21世纪中的东方文化问题的看法都是一种假设，不是什么理论问题，因为理论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论。就上述问题我写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刊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第二篇文章刊在《中国文化》上。又零零碎碎写了几篇，现在外边有所反映，我也收到了不少来信，有非常赞成我的看法的，但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既然我们都是近视眼，大家都在猜匾，都处在同等的位置上。你赞成我的意见，我也不特别高兴；你反对我的意见，我也不特别不高兴，我主张我们大家一起唱一出《三岔口》。《三岔口》大家都知道，打的很热闹，但是谁也打不着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人问我：某某人写文章反对你，你为什么不答复呢？我说我绝不答复，任何人反对我，我都不答复，因为大家都在猜匾嘛！现在《文汇报》在讨论国学问题，国学跟东方文化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下面将要讲一讲关于国学的一些情况。他们也给我来了信，还附了好多文章，并希望我写文章，参加战斗。我没有答复他们，如果答复的话，第一，我不参加战斗；第二，要参加战斗的话，还是演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不是什么理论的争论问题，还是你猜你的，我猜我的，大家都在猜测嘛！

究竟有没有东方文化？现在社会上有人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说什么根本不存在什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话恐怕有点问题了，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客观存在，你不承认，它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本书名叫《丝绸之路》，是一位在伊朗出生的法国籍的学者写的，他名叫玛扎海里。该书很厚，最近已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这本书我希望大家有时间不妨一读，非常有趣。该书不仅是一本研究《丝绸之路》的著作，而且对中国、欧洲也颇有研究。该书涉及的语言非常之多，我们中国人掌握不了那么多语言，欧洲人也不行。这个玛扎海里生在伊朗，讲波斯语，阿拉伯语也不在话下，另外他还掌握突厥语系的许多语言，几乎丝绸路上的沿途语言他都能掌握，所以这本书很值得注意。它里边讲的好多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中国人发明的。我最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发表在北师大学报上。李约瑟讲中国的科技发展中，其中好多事情连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可是李约瑟是英国的科学家，不是东方人，他讲这个东西是中国发明的，那个东西是中国创造的，实际上李约瑟讲的比玛扎海里这本书中讲的还要多。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因为我们天天在接触，就不以为意，不觉得奇怪，如两片刀片合在一起，中间加一扣子，就成了一把剪刀，剪刀也是中国发明的。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多极了，过去西方人是竭力加以抹煞的。但我们也有些同志不从实际出发，无限地夸大，夸大到包括卫星、导弹等高科技，都说是古已有之，这样说恐怕也不大对头，这两种极端我是不赞成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丝绸之路》这本书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在穆斯林的初期，大家知道穆罕默德这个人生于中国宋齐梁陈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在唐初去世，他的一生跨越了隋代。据说远在1300年以前，在伊朗和阿拉伯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古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中国人却有两只眼睛，其余的人都是瞎子。这种说法我觉得有其客观性。在公元7世纪时，人类文化基本上是两大体系，即东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中间虽有断层，直至现在形成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主，加上印度、日本、韩国。东西方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分析，越分越细；东方是综合，讲整体概念、普遍联系。将这两个在当时最有智慧的国家作一对比，中国人比希腊人多一只眼睛。后来又进一步说，希腊出理论，中国出技术。这话有道理，希腊的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外，还有很多，可是像中国的四大发明，古希腊一个也没有，古希腊在技术方面没有什么东西。根据李约瑟、玛扎海里的意见，我们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明何止四大，恐怕四十大、四百大都有，这是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最近，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争论，我认为他是为某种政治服务的，没有什么道理。总而言之，人类的文化是很多的，但客观地说，只有东西两个，第三个是找不出来的。远在1300年以前，伊朗和阿拉伯人就定了一个标准：一个是有理论，一个是有技术，希腊出理论，中国出技术。这话我有点修正，说中国一点理论都没有也是不对的。希腊出理论，中国出技术，这是他的看法，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有道理。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是一分为二，要分析；一个是合二而一，要综合；是否能这样说，请同志们考虑。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吴文俊教授给《九章算经》写了一篇序言，很值得一读。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但在东方、中国与希腊乃至欧美各国，对待数学的态度是不同的，怎么不同呢？欧洲对待数学，是从定理、公理出发；中国对待数学是从应用、实用出发。这是一位数学家的观察。吴文俊的观察跟我所思考的问题可以说合得来。从公理、定理出发，就是理论，从理论出发。而我们是在于运用。由此可见，中国与欧洲在研究数学的出发点上也是不一样的，从而也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也是根本不同的。是否可以这么说，也请同志们考虑。

至于东方文化，我认为是有的，这是无法否定的，而且与国学也是有联系的。譬方说我们的汉语没有形态变化。19世纪时，马建中写了《马氏文通》，该书是以拉丁文、英文为依据的，马建中认为中国汉语跟西方的语言不一样。尤其到了五四运动，胡适等人，还包括鲁迅在内，他们主张要改革，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大家知道鲁迅有一句名言：中国人糊涂，思想糊涂，语言糊涂，他的意思是指我们中国的语言不精密，不像英国人那样精密。我们的语言没有形态变化，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字，比如我吃，昨天的吃是这个“吃”字，今天的吃也是这个“吃”字，明天的吃仍然还是这个“吃”字，没有变化。他认为这就是不精密。再譬如有人打电话，问对方是哪儿？对方答曰：“我是北京大学。”这就不通，你怎么能是北京大学呢？你应该说“我是北京大学某系的某人”，这样就精密了；如果只说“我是北京大学”，这就不精密。其实这么一来，反而罗嗦了，多此一举。胡适和鲁迅当时就主张改革语言，他们当然也主张简化，鲁迅也赞成拉丁化，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改造语言，将中国的语言改造成像英语那样精密。有一个笑话，年轻的同志恐怕不知道，我国过去已有一个“他”字，五四时期又造了三个：一个是人字傍的“他”，表示男人；一个是女字傍的“她”，表示女人；还有一个是牛字旁的“牠”，表示中性。我们虽然都继承下来了，但有其毛病，不如就是一个“他”字更好。比如今天我碰上他们，他们中有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究竟要写哪个字（“他”与“她”）呢？我觉得这个“他”字不改更好。此外，鲁迅在20年代末翻译书时常用“历史底地”一类的词儿。大家知道“历史”（history）是名词，“historical”是所有格，用“底下”的“底”。再加上“ly”，成为“historically”，成了副词写成“历史底地”。鲁迅等对语言的改革，其实是一出闹剧。解放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我从一开始就参加该项工作，至今已40年了。中间经过了好多过程。后来又经过好多次的沧桑变化，现在仅以拉丁化为辅助，汉字仍然保留。

大家知道，现在有什么模糊语言、模糊数学、模糊逻辑等，几乎所有的学问都模糊了。数学怎么是模糊的呢？数字是很精确的，我也不大懂。模糊语言的道理非常清楚，比如今天天气好，什么叫好？谁也说不出来，千言万语也讲不出好来。今天有阳光，阳光的温度是几十度？多少度才算好啊？是28度、29度？怎么也解释不清楚。只说今天天气好，我们听懂了就行了。再比如你比他高，你一定要问什么叫做高？什么叫做低？我们的语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模糊的，问题是模糊现象符合宇宙的本象。据自然科学家讲，宇宙间没有哪个东西是完全清楚的，真的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金也没有。“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上面已经讲过，东方是讲整体概念、普遍联系，但西方不讲整体概念，不讲普遍联系。大家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西方的。在中国则不然，你如果头疼的话，可能在脚底下扎针，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的。但在西方的医学里，就是分割开，脑袋是脑袋，脚是脚，截然分开。现在西方又兴起了几种学问，模糊学是其中之一，浑沌学也在其中。他们认为20世纪以来，只有三大学问：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第二是“量子力学”，第三就是“浑沌论”。“浑沌论”是自然科学，我也不大懂，不过看过有关介绍。浑沌论是讲世上万物都有普遍联系，是讲整体性，如北京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别处，这就叫“浑沌”。当然其中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大约与资本主义是同时开始的，对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如电灯、电话都是自然科学应用的结果。现在有一个词叫做“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就接近迷信。大家知道中国的特异功能，特异功能用自然科学是解释不了的。我们贵州省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人曾来京表演，他能在烧红的鏊子上行走而不被烧坏。另外，他还能在用锋利的刀片扎成的梯子上拾级攀登而不伤皮肉。这些现象要作何解释呢？现在看来，西方的自然科学也不是万能的，虽然它曾造福于人类。这一点西方人也是有所感觉的，所以开始从分析转向综合，从越分越细转向模糊，就是要看整体，这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这其实是东方文化的真正内容，最根本的精神。当然，主张“浑沌论”、“模糊论”的人与我的解释不一定相同。

东方文化，第一它是存在的，第二我们应该加以弘扬。弘扬我们中华的优秀文化，不能把它说成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沙文主义。到了21世纪，东方文化将在世界文化这个领域里起主导的作用，我们并不是要把西方文化加以消灭，那才是傻瓜，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我们所有从事科研工作的、所有的学会都面对21世纪的问题，我们亚非学会当然也不能例外，大家都来考虑这些问题，这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我给同志们讲一讲国学问题。国学问题与东方文化有关系，因为国学弘扬了东方文化，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北京大学从去年开始研究国学，我们过去有研究国学的传统，后来断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学是被打倒的东西，被认为是影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我们东方文化是有些好东西，如中国古书上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有人说这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号召大家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很正确的。可是现在有人反对，说什么提倡新国学，其目的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如一些书上就有文章反对东方文化、反对国粹、反对国学。最近《文汇报》开辟专栏，专门讨论国学问题，这很有意义。我觉得我们老祖宗的有些话很有用，当然，我们不是要把封建社会搬到社会主义社会里来，不是这个意思。昨天我接到一封来自通州运河中学的来信，运河中学是非常有名的学校，该校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材，1947年朱自清先生曾去该校讲学，现在又邀请我去讲学。该校通过研究国学，通过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的文化都是精华，没有糟粕，不能那样说。问题是精华和糟粕是非常难分的，有时它还会变化。如孝敬父母的孝，到底是糟粕，还是精华？五四时代，孝一定是糟粕，毫无疑问；到了六七十年代，孝还是糟粕；可是到了今天，我们不是还提倡要孝敬父母和尊敬老人吗？我是不赞成“二十四孝”的，但孝敬父母，恐怕到了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得孝敬父母，因为父母老了，从人道主义出发也应该得到赡养和尊敬。所以说精华与糟粕有时是不易分清的。

我刚才说过，我思考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些，倘若要让我讲下去的话，恐怕要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今天就把这些意见提出来，有好些问题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总之，对我们亚非学会、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究竟如何研究亚非问题，特别是对东方文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1994年10月22日

建议重写中国通史

中国是文化古国和大国，又是历史大国。我们的历史在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以前，中国的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等，都编撰过中国通史。尽管名称不同，其为中国通史则一也。这些大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详尽地搜集资料、学风谨严、立论有据。他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成绩，远迈前古。在中国和世界，都获得了同声的赞扬，起过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后人决不会忘记的。

但是，沧海桑田，时移世迁，到了今天，这些著作，都在某一些方面，显得过时了，不能适应今天的情况了。

首先是考古发掘工作日新月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改变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过去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现在看来，不行了。有人说六千年，甚至说七千年。总之，中国历史的时间上限没法封顶了。在地域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过去，大家几乎都认为，中华文化源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但是，最近若干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却证明了，南方的吴、越、楚等地，甚至僻远如云南，也都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发展一元观难以自圆其说，而必须承认中华文化发展的多元观。

其次，我最近忽然有了一个顿悟：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内容之一是爱国主义传统。说中国人天生就爱国，这是唯心主义。存在决定意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存在”，也就是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我认为，爱国主义有两种：被侵略、被压迫者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侵略者、压迫者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爱国主义，是假冒伪劣的爱国主义。二者泾渭分明，切不可混淆。中国的爱国主义基本上属于前者。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文天祥、陆游，明代的史可法等等，都可以这样解释。对于清代的林则徐、邓世昌等等，更应当这样来看待了。

西方国家不能说没有爱国主义，不能说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像法国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就是爱国主义的杰作。但是，西方国家立国的时间短，找不出像中国的岳飞、文天祥等这样闪闪发光的爱国者，这是历史所决定的，无法改变。到了后来，法西斯的爱国主义是假冒伪劣之尤者，只能令人耻笑了。

总之，我认为，爱国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通史主要内容之一。

此外，上述诸大师的中国通史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论带史”的印记。不管这个烙印多么轻微，恐怕总会是有一点的。

根据上面我说的理由——其他理由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没有必要再举了——我建议，有关单位，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或《历史研究》编辑部，出面组织力量，重新撰写一部能适应今天情况的中国通史。

1994年10月23日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1]

各位来宾，朋友们：

刚才主席让我作学术演讲。我本来就有点惶恐。这样一来的话我更加惶恐了，为什么呢？因为作为陈先生的弟子，我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学习得相当不好，在座的好多陈先生的弟子都比我强，今天安排我来讲话，胡守为同志给我讲过几次，一定要我讲。我说我不行，现在又来了一个学术报告，实在是不敢当。我也没有什么稿子。昨天下午我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的很多看法是昨天才形成的，也就是说，昨天下午才把整个的今天要讲话的大体框架完成，因此，我讲的话，恐怕很多地方是外行，请大家指正。

我今天讲，也要有个题目，我想讲讲“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陈先生一家，从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先生开始就是爱国的，散原老人是爱国的，陈先生是爱国的，陈先生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流求、美延的下一代，我想都是爱国的。四代、五代爱国的，起码三代。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老人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啊，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这几年呢，我就考虑爱国主义，词是个好词，可是我就考虑这又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就说爱国主义应该区分两种：一种真正的，一种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的。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么一个样子，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干脆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再举的话也容易：希特勒就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这么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我就不多说了。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人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所以二人相对流泪，二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碑上的碑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碑文也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从汉朝一直到清朝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呆了好多年，因此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什么原因呢？在座的都是历史学家，也有搞外国历史的，都清楚。原因很简单，我们是实事求是的，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所决定的。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我们天朝大国，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那个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朝，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来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别人，这话是不对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的话，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合符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文化、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后来陈先生讲十七年（1911—1928），从辛亥革命起，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这个国家不能存在了，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的解释。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文化进入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清朝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心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使之具体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他的心态看得出。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不同于流俗的那种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含有悲观主义情绪，调子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点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在座的各位陈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陈先生绝不是那种人，陈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爱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时事，也关心现在的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感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感情，乾嘉大师们就做不到这点，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繁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瀛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不仅限于此。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45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若他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的赞扬。我已说过，历史不是我的本行，所以，今天所讲，是我的乱想乱讲，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羡林按：

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作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1] 广州中山大学于1994年举办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旨为“《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统”。本篇系作者在此次讨论会上的发言。

含英咀华古为今用

——就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答记者问

一、问：《存目》的由来及编纂《存目丛书》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

答：将近三年以前，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刘俊文等同志开始酝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工作，得到了总会完全支持。又得到了广东三越公司陈显强先生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题词鼓励。

《存目》的由来，要从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谈起。当时从全国征集到的图书共10254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些图书并没有全部收入《四库全书》中。未收入的计有6793种，当时也各写一篇提要，称之为“附存目录”，简称“存目”。详情见杜泽逊先生的文章。《存目》中的书有的因为犯了清代的忌讳，未被收入。有的有其他原因，未被收入。收入者和未被收入者都各有良莠，不能一概而论。《存目》颇多稀见而极有价值之作。平时求之难得，现在一旦影印出版，对学者极为有用。

在全世界古今所有的国家中，文字记载量最大，质最高，历史最悠久，方面最广阔，而又持续数千年始终没有间断者，只有中国一家。此乃天下之公言，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对人类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仅此一点就足以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精华与糟粕决不是像一般人想象得那样，泾渭分明，有的是难以分辨的。而且这还会随时代的演变而互易其位。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含英咀华，去糟取精，结合眼前情况和需要，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譬如，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些纲纪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也在不同时代受到激烈的批判。又譬如中国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说法也有过同样的遭遇。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想达到这目的，国内必须安定团结，必须“和”。纲纪学说，如果运用得法，可能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国际上何独不然！安定团结，和睦共处，是我们的命根子。能做到这一步，再济之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扬我们固有的爱国主义。我们必将立于不败之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能建成。这不但牵涉中国人民的恒久福利，而且也将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全世界人民共同走向大同之域。这是头等大事，焉能掉以轻心！

《四库全书》还有我们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就包含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中的许多典籍就包含着我上面谈到的那一些精神。《四库全书》虽然被人贬为“四库残书”，这只是对部分书籍而言，并非全体。我们现在还必须利用《四库全书》，就因为它搜罗宏富，查用起来方便。我们的《存目丛书》也想达到同一个目的。

再进一步言之。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得到了举国上下的同声赞扬。但是，文化的载体很多，非文字的载体也不少，比如长城就是。在众多载体中，文字载体，也就是古代典籍，占的地位最为重要。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中华典籍，浩若烟海。不用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专门学者，查找起来，也会感到困难。有了《四库全书》再辅之以《存目丛书》，形成了一个整体，真所谓“珠联璧合”。因此，我们的书必将受到国内以及国际学术界的欢迎，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怀疑的余地。

二、问：编纂《存目丛书》在学术界引起关注与讨论，海内外学人有何有益的建议？

答：这样一件大措施，引起关注与讨论是十分自然的。其中有赞同者，有反对者，有对我们的个别提法提出商榷者，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赞同者给我们以勇气，反对者给我们以镜子。他们都绝对是出以公心，都是想把事情办好，决无个人恩怨。因此我们都非常感激。有好的建议，我们一定采纳，比如避免重复，我们就立即采纳了。限于篇幅，不能细说。

三、问：据记者所知，好多读者对《存目》的有关书籍不甚了解，担心一些低级趣味、迷信、黄色的书籍会借此流传。

答：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读者将来看到我们出版的书，就能够知道。当年征集书籍时，通俗小说、弹词宝卷、科举时文及全毁书等都被排除在外。

四、问：总编纂认为还有何重要意见要告诉读者。

答：有两件事情，还要交待几句：

第一，我们《存目》唯一目的就是满足社会需要。我们原想按照经、史、子、集四部顺序出书。但是根据大陆上一些调查，还有台湾中国文教研究基金会的调查，社会上对子部需求量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先出子部。

第二，眼下，还有一部叫做《续修四库全书》的书正在编纂中。务请读者注意：这部书同我们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全是两码事，千万莫混淆。据我们了解，二者可能有一小部分书重复。我们的意见是：两部书印数都不可能太多。稍有重复，无伤大雅；二者并存，有利学者；可共戴天，同履大地。至于“修”，只要“修”得好，我们衷心赞扬。我辈自愧庸陋，不敢言“修”。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即此是也。

1994年11月24日

祝《长江画报》创刊

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总都认为：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这个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黄河流域确实孕育了我们的古代文化。

但是，黄河流域果真是唯一的一个孕育古代文化的地方吗？

最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证明了，中国南方一些地方，比如说浙江、云南等地，还有属于古代楚国的一些地区，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从这些考古发掘中，人们必须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南方，同北方一样，对中国古代文明也曾有过重要的贡献。这是从地域上来讲。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同样也必须改变旧观念。过去号称5000年的中国文化，现在必须拉长了，拉到6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现在的情况推测起来，中国古代历史，不管是从地域上来看，还是从时间上来看，都不能封顶。地域将会越来越扩大，时间将会越来越拉长。这些都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前不久，在一次历史学家的会上，我曾根据我在上面说的这种看法，建议重写中国通史，颇得到一些同行们的赞同。中国古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两句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长江画报》创刊了。顾名思义，当然是要报导有关长江的情况。云雨巫山、惊险三峡等等，当然会在报导之列。我在上面讲的南方文化，特别是楚国文化，是不是也可以加以重视，加以报导呢？如此，则功德无量矣。

祝贺《长江画报》的创刊。祝它繁荣昌盛，长命千岁。

1994年11月26日

希望在你们身上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老年人当然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

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决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我说的这一番道理，迹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锐敏，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的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做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目中的“学”，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谈。

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1994年12月4日

1994年我常读的一本书

——《陈寅恪诗集》

陈先生的诗艺术性极高，但不易懂。我特别喜欢他说的：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和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最需要的。

1994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