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7月3日

在喜雨声中，一挥而就

《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跋

主编对我说：“要写一篇跋。”我漫应之曰：“可以。”那一位我姑且称之为“助理主编”的小伙子从旁边敲了一声边鼓：“越长越好！”我也漫应之曰：“可以。”于是就写跋。

但是，写些什么呢？我心中无数。

按照老习惯，我还是先交代一下本书编选原则和具体作法为好，这样对读者会有益处。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学术文化随笔”？最初我对这含义是并不清楚的。“学术文化”的含义我是清楚的。但是一同“随笔”联系起来，我就糊涂。按照我的理解，随笔都是短的或者比较短的，长篇大论的随笔我没有见到过。而真正学术文化的论文往往比较长，甚至非常长，至少我自己的论文就是这样子。这真是一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削足适履，我认为不是好办法，这样会破坏了论文的完整性，为我所不取。我坦率地提出了我的意见，主编和“助理主编”通情达理，虽微有难色，但仍然安慰我说：“长一点也可以。”这可以说是给我吃了定心丸。但也只定了一半。“长一点”究竟长到什么程度呢？我心里仍然没有底。

长短之争是与“可读性”有联系的。据说，短了就有可读性，长了可读性就差，或者甚至没有。对于这一点，我又对他们两位慷慨陈词，说不要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最近报刊上时有一些短文，长只凡百字，短则短矣，无奈空话连篇，味同嚼蜡，一无文采，二乏内容。这样的文章可读性究竟在哪里呢？反之，《红楼梦》长达百余万言，然而人们却一拿起书，就放不下，如磁吸铁，爱不释手，你能说这书的可读性差吗？

“你在狡辩！”我仿佛听到有人在说。我承认，狡辩是有一点的，但不全是。我们且退一步想。只给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吃冰淇淋和奶油可可等甜品，决非健康长寿之道。冰淇淋和奶油可可等是可以吃的；但应该加上一些苦的、辣的、涩的、酸的、咸的食品，让他们知道，世界上的食品不都是甜的。这样可以锻炼他们的胃口，使它能适应世间一切味道。偏食是有害无利的。

长篇的学术论文，有的确实是艰涩的，难以一下子就读懂，决不像冰淇淋和奶油可可那样香甜适口。但是，这样的文章是有余味的，如食橄榄，进口苦涩，回味方甘。这个“甘”同一进口就感觉到的“甜”，决不是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境界。稍有经验的人一想便能明白。何况，这样的文章在本“大系”里是绝难避免的。因为，不管是“大师系列”，还是“探索系列”，其中有一些人是专门写这样的文章的。如果不选这样的文章，有些人是难以进入任何“系列”的。

他们两位还曾提出另一个解决矛盾的办法，那就是，将一篇篇幅较长的论文分拆开来，分成几个短篇。对此我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否定的意见。我觉得，一个人写论文，不管多长，总都有一个整体概念，整体结构，起承转合，前后呼应。如果一旦分拆开来，则驴唇难对马嘴，宛如一个八宝楼台，分拆开来，不成片段。

以上就算是我的“狡辩”。“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幸而，他们两位“从善如流”，没加批驳。这个问题就算是圆满解决了。他们大概有先见之明，早已注意到可能有“特殊情况”了。于是在“探索系列”编写要求中，在第4条，特别加上了一句话：“特殊情况请作者自己决定。”尊重作者之诚意溢于言表。这对我来说，无疑就成了一把“尚方宝剑”，拿在手中，我可以“便宜行事”了。

我在这里还想讲一个情况。主编无意中说了一句话：“你写的悼念胡乔木的文章，颇有意味，也可以选入。”石破天惊，这是我原来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既然主编这样说，他当然会有自己的考虑。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可以大大地增加“可读性”。而且像乔木这样的人当然与学术文化有关。选悼念他的文章，决不是离题，而正是切题。像乔木这样的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我的师友中还有一大批。为什么不把悼念、回忆他们的文章也选进来呢？于是一发而不能收拾，我一选就选了一大批。文章好坏，且不去说它，反正我的这一些师友大都在现代中国文坛和学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读了悼念、回忆他们的文章，对读者来说决不会没有收获的。

说了这么多的话，绕了这么多的弯子，现在才谈到正题：我的编选原则和具体作法。

编选原则和具体作法，上面实际上已有所涉及。总的原则不外是“编选要求”第一条提到的：“全书要求体现本人学术思想的‘整体性’。”但是，我是一个杂家，我所涉猎的范围多而且杂，体现这样的“整体性”，必须分门别类来编选。即使这样，也难做到面面俱到。我只能举其荦荦大者，加以介绍。大体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佛教史

二 中印文化关系史

三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四 东方思想的独特之处——天人合一

五 怀人

上面的项目已经够多的了，但是“完整”不“完整”呢？还不完整。了解情况的人大概都知道，上面哪一项也不是我毕生精力兴趣集中之所在。我在德国十年，精力完全集中在对印度古代俗语，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佛教混合梵语和吐火罗语上。真要想有“完整性”，这方面的文章是必须选一些的。但是，对一般读者来说，无论是佛教混合梵语，还是吐火罗语，都无疑是“天书”一般。先不讲语法的稀奇古怪，就以字母而论，用拉丁字母转写，必须头上戴帽，脚下穿靴，看上去花里胡哨，让人莫明其妙。我虽然主张给读者一点苦的、涩的东西；但是，不用水泡而竟把一盘苦瓜端上餐桌，这简直是故意折磨读者，有点不“道德”。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我还是决定：把我那一套“天书”留给极少数的素心人去啃吧，在这里我只好割爱了。由此而带来的不“完整”——由它去吧。编选原则和具体作法就讲到这里。但是我感到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一开头就提到那位“助理主编”的话：“越长越好！”对这句话，我曾漫应之曰：“可以”的。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管我算不算“君子”，食言总是不好的。而且我一向是一个很容易对付的作者，对主编和责编一向驯顺，善于“以意逆志”。这一次我能破坏自己的“善良的行为”吗？我不想破坏。

但是，我却遇到了实际困难。从模糊语言学的角度来讲，“长”字是一个模糊概念。多长才算“长”呢？谁也说不清。至于“越”字，那就更模糊了。现在我已经写了六页半，有二千五六百字了。对一篇“跋”来说，我觉得，这已经够长了。根据不成文法，跋一般都是比较短的。跋太长了，会有喧宾夺主的危险，为智者所不取。

如果“以意逆志”的话，我体会，“助理主编”是想让我谈一谈我的治学经过或者什么经验之类。这个题目谈起来并不难，而且我是颇愿意谈的。但是，我有一点担心，怕一谈起来就刹不住车，洋洋十万言也还未必能尽意。前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老少之间》。在这里面，我讲到了一个现象，不少的老年人太爱说话。除了有一点“倚老卖老”的意味，似乎还有生理上的原因。我于是给自己和其他老人写了几句箴言：

老年之人

血气已衰

煞车失灵

戒之在说

能做到这一步，就能避免许多尴尬局面。你看，开会时，一个老人包办了会场，口若悬河，刺刺不休，一无内容，二无文彩。在场的人有的看表，有的交头接耳；但是，此老老眼昏花，耳又重听，不视不见，不听不闻，这岂不大煞风景。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所以写了上面的箴言。既然写了，就必须遵守。因此，这一回我的什么治学经过和经验就先不谈了。最近喜爱听评书。千百年来讲故事，说评书的艺人，为了招揽生意，说到兴会淋漓处，总爱卖一卖关子，戛然停下，让听者牵肠挂肚，明天非听不行。我现在也学学他们，卖一个关子，说上一声：咱们下一回再说。

1994年7月16日

《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十年，不算是太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崇拜整数的民族。十年是一个整数，因此十年大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怎样来庆祝呢？我们都不是“大款”或“大腕”，我们不是石崇，不是洛克菲勒，我们无法一掷几十万，摆一桌专门吃金粉的华筵。我们也都不是孙悟空，无法去偷王母娘娘的蟠桃来祝寿。我们是一介书生，是一群秀才。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我们只有半张纸的能力，半张纸就是我们能力的极限。

我们自己决不会轻视这半张纸，人世间有识之士也不会轻视。我们都能了解这半张纸的分量。它是从我们的心灵最深处流出来的。其中隐含着不知几多心血，几多辛苦。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们无一例外。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无一例外。这半张纸都是一行行的字组成的，行间烟霞，笔底风云，它覆盖着宇宙万有，为先民继传统，为万世开太平。这半张纸正是中华文化寄托之所在。

今天，我们这一群秀才就用我们自己的这半张纸，来为我们的书院祝寿。

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的世纪末，新的一个世纪正向着我们走来。我们都明白我们肩头担子之重。21世纪将不会是一个平常的世纪，它将为人类的前途开辟新路，它将给我们中华文化，我们东方文化带来腾飞的机遇。在它来临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我们深知，弘扬端在努力，爱国不敢后人。我们书院的同仁们，以及院外的志同道合的同行们，年龄不管老少，共同的目标把我们拉到一起来了。年老的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年轻的则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我们一点也不衰颓。不能说我们对现实的一切都感到满意，但是我们眼前看到了光明，我们心中蕴含着光明，为了追求这点光明，实现这点光明，我们将意气风发，勇往直前。

在过去，我们努力的结果主要表现在这半张纸上。在当前，在未来，我们努力的结果主要仍然会表现在这半张纸上。但是，我希望，而且也相信，我们决不会故步自封，永远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我们会跟上世界潮流，随时更新我们的思维，随时接受新鲜事物，使我们这半张纸也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等到我们书院庆祝20年整寿时，世纪已经换成了一个全新的世纪，我们的半张纸也将变为全新的半张纸。是为序。

1994年8月5日

《敦煌学大辞典》序

我们这一部辞典是中国全国敦煌学者通力协作的产品，是焚膏继晷奋发图强长达十年之久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收获。

敦煌学建立快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中，前一半是四海翻腾内战频仍的时期。后一半是政局算是安定了，但又无端自己瞎折腾的时期。二者对学术研究都是极为不利的。在前一阶段中，少数敦煌学的先驱者，往往是单枪匹马，万里孤征，专靠个人的努力与牺牲，筚路蓝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含辛茹苦，为后人铺平了道路，我们后来人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后一阶段中，到了“十年浩劫”以后，否极泰来，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实在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就是在1983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立的。从此以后，就国内来说，团结协作有了可能；就国外来说，与外国同行们广通声气，也有了条件。这样一来，双方皆蒙受其利。在这样内外两方都表现为团结祥和的气氛中，我国的敦煌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现在，老一辈的敦煌学家，有的还健在，一批中青年学者又脱颖而出。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掌握新资料，具备新见解。老中青三代团结协作，为编写这样一部空前的、大型的《敦煌学大辞典》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一部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学术进步有似运动场上的接力赛。后者总是在前者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推陈出新，踵事增华是学术发展的规律。这一条前进的道路永无尽头，什么时候也划不上句号。我们这一部辞典，虽然带一点全面总结的意味；但是，与其说它是旧成绩的总结，毋宁说它是新创获的起点。我们只能在学术接力赛中起我们眼前这一代老中青学者所应该起所能够起的作用；我们只能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过分吹嘘自己和过分贬低自己，都是不恰当的，不足取的。我们新的创获不能说没有，但是谁拿在手里的都只能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是人们永远也拿不到的。真理的长河有待于世世代代的学人逐渐加以认识的。

对世界学术界来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任何国家和任何人都不能得而私之，敦煌学也不能例外。前几年，在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两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受到了在座的国内外学者的同声赞扬，可见这两句话是说到了点子上。学术的目的在于求真，从长远的发展上来看，真与美和善是完全一致的。为了人类的发展前途而求真，其中包括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东方优秀文化，弘扬世界优秀文化，而美与善即在其中矣。我们中国的敦煌学者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工作，我们这一部《敦煌学大辞典》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纂的。

中国古话说：“以文会友。”又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是在想“会友”，是在想“求其友声”。现在敦煌学已寝假成为世界“显学”。我们诚恳希望，在中国敦煌学者同心协力加强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国外同行们的协作，互通有无，互通信息，互相补充，互相砥砺，让我们这一门学问发展得更迅速，更顺利。我现在再引一句中国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欢迎来自他山之石。不管是对本书的赞扬，还是对本书的批评，我们都会实事求是地来接受。我们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敦煌学才会前进，世界的敦煌学才会前进。

1994年10月16日

《怀旧集》自序

《怀旧集》这个书名我曾经想用过，这就是现在已经出版了的《万泉集》。因为集中的文章怀念旧人者颇多。我记忆的丝缕又挂到了一些已经逝世的师友身上，感触极多。我因此想到了《昭明文选》中潘安仁的《怀旧赋》中的文句：“霄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我把那一个集子定名为《怀旧集》。但是，原来应允出版的出版社提出了异议：“怀旧”这个词儿太沉闷，太不响亮，会影响书的销路，劝我改一改。我那时候出书还不能像现在这样到处开绿灯。我出书心切，连忙巴结出版社，立即遵命改名，由《怀旧》改为《万泉》。然而出版社并不赏脸，最终还是把稿子退回，一甩了之。

这一段公案应该说是并不怎样愉快。好在我的《万泉集》换了一个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反应还并不坏。我慢慢地就把这一件事忘记了。

最近，出我意料之外，北大出版社的老友张文定先生一天忽然对我说：“你最近写的几篇悼念或者怀念旧人的文章，情真意切，很能感动人，能否收集在一起，专门出一个集子？”他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悼念胡乔木同志的文章。他这个建议过去我没有敢想过，然而实获我心。我首先表示同意，立即又想到：《怀旧集》这个名字可以复活了，岂不大可喜哉！

怀旧是一种什么情绪，或感情，或心理状态呢？我还没有读到过古今中外任何学人给它下的定义。恐怕这个定义是非常难下的。根据我个人的想法，古往今来，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动植物，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总在前进着。既然前进，留在后面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人类有一个缺点或优点，常常觉得过去的好，旧的好，古代好，觉得当时天比现在要明朗，太阳比现在要光辉，花草树木比现在要翠绿，总之，一切比现在都要好，于是就怀，就“发思古之幽情”，这就是怀旧。

但是，根据常识，也并不是一切旧人、旧物都值得怀。有的旧人，有的旧事，就并不值得去怀。有时一想到，简直就令人作呕，弃之不暇，哪里还能怀呢？也并不是每一次怀人或者怀事都能写成文章。感情过分地激动，过分悲哀，一想到，心里就会流血，到了此时，文章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这个道理并不难懂，每个人一想就会明白的。

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我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人的七情六欲，我一应俱全。尽管我有不少的缺点，也做过一些错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别人；如有必要，我还伸出将伯之手。因此，不管我打算多么谦虚，我仍然把自己归入好人一类，我是一个“性情中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怀有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平常。我生平颇遇到一些人，对人毫无感情。我有时候难免有一些腹诽，我甚至想用一个听起来非常刺耳的词儿来形容这种人：没有“人味”。按说，既然是个人，就应当有“人味”。然而，我积八十年之经验，深知情况并非如此。“人味”，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怀旧就是有“人味”的一种表现，而有“人味”是有很高的报酬的：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亲故老友逝去了，或者离开自己远了。但是，他们身上那一些优良的品质，离开自己越远，时间越久，越能闪出异样的光芒。它仿佛成为一面镜子，在照亮着自己，在砥砺着自己。怀这样的旧人，在惆怅中感到幸福，在苦涩中感到甜美。这不是很高的报酬吗？对逝去者的怀念，更能激发起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感。先死者固然能让我们哀伤，后死者更值得同情，他们身上的心灵上的担子更沉重。死者已矣，他们不知不觉了。后死者却还活着，他们能知能觉。先死者的遗志要我们去实现，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即使有时候难免有点想懈怠一下，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先人的声音笑貌，立即会振奋起来。这样的怀旧，报酬难道还不够高吗？

古代希腊哲人说，悲剧能净化（katharsis）人们的灵魂。我看，怀旧也同样能净化人们的灵魂。这一种净化的形式，比悲剧更深刻，更深入灵魂。

这就是我的怀旧观。

我庆幸我能怀旧，我庆幸我的“人味”支持我怀旧，我庆幸我的《怀旧集》这个书名在含冤蒙尘十几年以后又得以重见天日，我乐而为之序。

1994年10月22日

《人生箴言》序

本书的作者池田大作名誉会长，译者卞立强教授，以及本书一开头就提到的常书鸿先生，都是我的朋友。我同他们的友谊，有的已经超过了40年，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年了，都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我尊敬他们，我钦佩他们，我喜爱他们，常以此为乐。

池田大作名誉会长的著作，只要有汉文译本（这些译本往往就出自卞立强教授之手），我几乎都读过。现在又读了他的《人生箴言》。可以说是在旧的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了解。在旧的钦佩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钦佩，我更以此为乐。

评断一本书的好与坏有什么标准呢？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能为一般人都接受的标准还是有的。归纳起来，约略有以下几项：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一本书能增加人的智慧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压低？一本书能给人以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以低级下流的愉快？类似的标准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上面这一些也就够了。统而言之，能达到问题的前一半的，就是好书。否则，若只能与后一半相合，这就是坏书。

拿上面这些标准来衡量池田大作先生的《人生箴言》，读了这一本书，谁都会承认，它能鼓励人前进；它能给人乐观精神；它能增加人的智慧；它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它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它能给人以力量；它能鼓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它能给人以高尚的美感享受。总之，在人生的道路上，它能帮助人明辨善与恶，明辨是与非；它能帮助人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不至迷失方向。

因此，我的结论只能是：这是一本好书。

如果有人认为我在上面讲得太空洞，不够具体，我不妨说得具体一点，并且从书中举出几个例子来。书中许多精辟的话，洋溢着作者的睿智和机敏。作者是日本蜚声国际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宗教活动家。在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终于参透了人生，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界。书中的话就是从他深邃的心灵中撒出来的珠玉，句句闪耀着光芒。读这样的书，真好像是走入七宝楼台，发现到处是奇珍异宝，拣不胜拣。又好像是行在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本书一人生中的第一段话，就值得我们细细地玩味：“我认为人生中不能没有爽朗的笑声。”第二段话：“我希望能在真正的自我中，始终保持不断创造新事物的创造性和为人们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社会性。”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态度，真可以振聋发聩！我自己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特别欣赏这一段话：“‘老’的美，老而美——这恐怕是比人生的任何时期的美都要尊贵的美。老年或晚年，是人生的秋天。要说它的美，我觉得那是一种霜叶的美。”我读了以后，陡然觉得自己真“美”起来了，心里又溢满了青春的活力。这样精彩的话，书中到处都是，我不再作文抄公了。读者自己去寻找吧。

现在正是秋天。红于二月花的霜叶就在我的窗外。案头上正摆着这一部的译稿。我这个霜叶般的老年人，举头看红叶，低头读华章，心旷神怡，衰颓的暮气一扫而光，提笔写了这一篇短序，真不知老之已至矣。

1994年11月8日

《东方文论选》序

东方国家有长期探索文艺理论的历史。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在公元前数百年甚至更早的时期，两国已经有了有关文艺理论的记载。以后，在几千年的漫长的历史上，两国都出了不少的文艺理论家，创立了许多新学说，灿如列星，照亮了东方文艺发展的道路。

东方其他国家，比如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韩国）、波斯等国，都在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基础上，发展了文艺理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印度。总之，东方各国共同努力，形成了东方文艺理论体系。内容有同有异，总起来看却是一个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

与之相对的就是自古希腊、罗马时起一直到今天的欧美国家的文艺理论体系。据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同自产业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科技方面进步一样，主宰着当今世界上的文艺理论的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西方文艺理论，真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了。

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崇洋媚西的气氛。最可哀的是，有人连这种感觉都没有了，觉得向西方学习，同麦当劳、肯德基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岂不令人骇怪吗？

难道我们东方的文艺理论就真地不如西方，应当向西方低头认输，自惭自愧吗？

否，否，决不是这样。

鉴古以知今。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我们东方国家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想一想我们过去的辉煌，就能知道，当前的情况是十分不正常的，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办呢？

我个人认为，首先必须打掉“贾桂思想”，同时又必须十分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估一下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不同之处和相通之处，评估一下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决不能盲目排外或媚外。西方的文艺理论同西方的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模式有关，而东方的文艺理论则与东方的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模式密切相联。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互补。

可是，我们眼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知西而不知东。知西知到什么程度，虽然还可能有些疑问；但不知东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这种“无知”正是“贾桂思想”的根源。

怎么样才能知东呢？

除了读书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书籍，古今出版的都有，读起来比较方便。中国以外的则有困难，首先需要翻译。而中外两方面都需要选本。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选本就成了当前的东风了。

曹顺庆教授英年歧嶷，独具慧眼。他约请了国内外的一些真正的同行专家，准备群策群力，编一本《东方文论选》，这确实是雪里送炭之举，一定会受到国内外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热诚欢迎。读此一书，东西兼通。有识有志之士定能“沉浸 郁，含英咀华”，融会东西，以东为主，创建出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把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东方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和世界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和水平上，岂不猗欤休哉！我乐而为之序。

1994年11月17日

《敦博本禅籍校录》序

众所周知，禅学虽然号称来自天竺，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学。在所有的中国佛教宗派中，独有禅宗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个中消息，不难参透。

禅宗兴起以后，中国就有人研究禅学。禅学精神，一方面受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又极其普遍地极其深入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文艺理论，等等，等等整个文化领域。

禅宗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据我个人的看法，禅学是越向前发展，离开真正的佛教越远。到了后来，一直发展到呵佛骂祖，形成了佛教的一个反动，一个否定。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禅宗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先是中国人研究，后是外国人研究，韩国、日本等国的禅学专家，一代接一代，至今不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上消沉了几百年以后，又有了重现辉煌的端倪的显露。禅学已浸浸成为世界显学。东方各国，固无论矣。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对禅学有兴趣的学者。翻译禅籍，撰写文章，颇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这将为下一个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开辟道路。

稍为内行的人都知道，研究古代典籍，版本最为重要，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宋元刊本之所以为世所重，道理就在这里。自从敦煌石室遗书被发现以后，世界学林为之震惊。在石室中众多的典籍中，禅籍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从此以后，中外研究禅学的学者，争先恐后，纷纷对敦煌禅籍加以校勘，加以探讨。正如王静安先生、陈寅恪先生等国学大师所指出的那样，新材料的发现必然能带动新学问的产生。在敦煌吐鲁番学范围内，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料。其能推动这一门新学问迅速前进，完全是意料中事了。

眼前这一部邓文宽先生和荣新江先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校录》，是在众多的国内外学者，在长达几十年内对敦煌禅籍的校录的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这两位学者认真严肃，方法精密，既继承了中国朴学考证校勘的传统，又参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因此我称之为集大成之作。最值得称道和重视的是，他们读书得间，细入毫发。对一些以前从未有学人注意到的敦煌写本的书写特点阐幽发微，公之于世，为斯学做出一大贡献。这一点，我相信，凡读本书的学人都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由于有此书而感到愉快，感到骄傲。如果要讲爱国主义的话，写出这样的书，能在国际学林中占一席地，这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行动，比一千句一万句空话都更有用。

写到这里，我想要说和应该说的话可以说是已经说完了。但是我想再加上一条尾巴。这当然不是狗尾，甚至连貂尾都不是，而是，一条超过了众尾之尾。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时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别人也许对它会感兴趣的。

我认为，吾人为学，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棒棒不断，代代相传，永远在前进，永远没有止境。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是自然规律。我现在想着重讲的是老年人的态度，也就是把接力棒传给年轻人的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根据我的观察，并不容易处理好。学术圈子里并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跑的这一棒并不很理想，虽然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赞成唐人的两句诗：“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愿意为有才华的年轻人呐喊鼓噪，这样会对年轻学人的发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场上，年轻人想脱颖而出，这个颖往往是很硬很硬难以脱掉的。我想从旁帮他们一下。我有意写一篇短文，姑名之为《燕园四杰》。先此预告，望“读官”（套用“看官”这个词儿）们注意则个。

1994年12月12日

《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序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大国，国境毗连。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友好往来，交流文化，促进了彼此社会的发展，成为千古佳话，在世界史上只此一家。

我们两国，不同的地方当然是有的；但是，共同的地方似乎更多一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风习。这些都是最显著的共同点。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挟起科技优势，船坚炮利，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东方，中国和印度首当其冲，这里成了他们推行商品再加上殖民主义的好场所。这一点中印更是共同的。

在这样情况下，尽管我们两国都有极其悠久、独特而又优秀的文化传统，到了此时，有时候似乎反而成了包袱。如何调和东西文化来适应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介入，就成了我们两国的首要而又颇为棘手的任务。在这里面，政治制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政治制度，其道多端。我想在这里只谈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这就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在任何时候，国家的统一都是重要的。然而，在这一方面，中印两国的历史在很长的时间内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中国在秦代以后形成了一个大统一的局面。虽然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毕竟是合多分少。大统一的局面一直到今天没被破坏。而在印度，情况殊有所不同。在历史上，统一的局面，甚至部分的统一，真如凤毛麟角。到了近代，不管怎样，印度政治统一的局面，总是保留住了。尽管众多矛盾依然存在，但是，统一的中央政府是屹立不动的，统一的议会是牢固存在的。其故何在呢？在这里面，印度固有的政治经济传统，印度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传统，各自起着什么作用呢？这都是印度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的一些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林良光教授主编的这一部《印度政治制度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得出了一些看法或者结论，很值得研究印度问题的中国学人的注意和重视。

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与印度有所不同。但是，两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我国善良的爱国的人民所最关心的，据我的观察，一个是安定团结，一个就是祖国的统一，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统一。在这里，印度政治制度也有一份力量促成的统一，难道对我们中国人民就没有借鉴的意义吗？

因此，我认为，本书不但有较高的学术意义，而且也有十分有用的现实意义。我祝贺本书的出版。

此外，我还想附带说一句：我们北大亚非所，对同兄弟单位的同行们的合作，一向十分重视。这是一个极为良好的作风，值得大大地提倡。这一本书又是四个单位协作撰成的。我谨向他们表示我诚挚的敬意。是为序。

1994年12月24日

《季羡林文集·第十三卷》后记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开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

1995年3月18日

《边鼓集》序

澳门是好地方，面积不大，人口也少，但是却蜚声全世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四百多年以前，明代的末叶，欧风东渐的突破口就在这里。许多赫赫有名的向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传播西方的宗教和科技艺术的人物，大都是先从澳门登岸，然后逐渐散向中国内地，直到中国的首都北京。鼎鼎大名的利玛窦就是其中之一。到了清末，孙中山在这里呆过。了解西方的维新之士，比如郑观应等，也在这里住过。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弹丸之地的澳门，仍然是东西双方互相了解的窗口。

我原来同澳门并没有丝毫渊源关系，虽然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但迄无幸会的机会。我并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是对佛家讲因缘，我却颇为心折。去掉其中宗教成分，称之为偶然性也未尝不可。我的老师吴雨僧（宓）先生有两句诗说：“世事纷纷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根据我八十多年的毕生经历，我认为这实在是参透人生真谛的见道之言。这里面就蕴含着不少的偶然性。

我同澳门产生的联系，佛家可以说这是因缘，从哲学上来讲就是偶然性。几年以前，我在北京偶然认识了刘月莲女士，不久就又认识了她的丈夫澳门作家黄晓峰先生。北大校系领导和老朋友、老学生们给我庆祝80诞辰时，黄先生不远千里，从澳门赶来祝贺，实在让我感愧有加。其后又通过中国文化书院的关系，结识了澳门文化界的泰斗梁披云老先生。

提起梁老来，我禁不住要多说上几句。梁老年龄长我几岁，是著名诗人、书法家、教育家。他惨淡经营，创办了泉州黎明大学，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在海峡两岸以及华侨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陈嘉庚第二”。道德文章，彪炳寰宇。然而却丝毫没有名人架子，蔼然仁者，即之也温，相与晤对，如坐春风。我们素昧平生，然而却一见如故。我在上面讲到佛家的因缘观，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因缘吗？

讲到因缘，我同澳门的因缘还可以举一个事例。北京大学刘烜教授曾在澳门大学任教两年，前几年一个暑假，由于刘烜教授推毂，澳门大学’92文学院学生会赴京团来北大参观访问。一群看样子还不到20岁的男女大孩子，访问了我，我们在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这一群大孩子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热情洋溢，彬彬有礼。在花木葱茏、绿草如茵，风光无限旖旎的燕园中，他们简直像是一群下凡的天使，青春活力的化身，给我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那次合影的照片，至今依然摆在我的书桌上，面对着我。每当我读写疲倦，抬眼一看到照片上满面含笑的天使们，我立即怡然陶然，疲倦完全驱除，活力又溢心中。再读写下去时，仿佛充了电的电池，立即精力无穷，灵感迸发，奇思妙想，纷来笔下。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应梁老的邀约，赴澳门参加一个有关东西方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会本身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更有吸引力的是会见老朋友。同梁老等友会见时，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激动，当然不在话下。在会场内外同几个到北大访问过的男女大孩子们不期而遇——在他们方面，也许不是“不期”，而是甚“期”的——他们围在我身旁，欢蹦乱跳，唧唧喳喳，像一群欢乐的小鸟，笑颜开成了一朵朵鲜花，比在燕园内更增加了几分妩媚。我也好像是在异乡看到了自己的学生，心情十分激动。刘烜教授此时也正在澳大任教，他挤出时间，陪我们参观澳门名胜，看了看市容，看了蜚声世界的赌城，从大老虎嘴巴里走进去，看各种赌博的方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以耄耋之年像爱丽丝一样漫游一番奇境，成为平生一大奇事，一大快事。

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一个无形的读者的声音：你不是为一本书写序吗？为什么竟刺刺不休絮絮叨叨地大侃起澳门来了呢？这岂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吗？是的，我是在写序，而且也并没有忘记这个“正业”。无奈这本书的作者现正在澳门大学任教，他也是我在澳门的朋友之一，他就是李观鼎教授。我从澳门回来以后，那里的人和事太使我激动了。我这样一个舞文弄墨七十年的老人，早就想写点什么了。有点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过分激动时是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的。这份激动蕴藏在我心中，历时二年。现在一旦碰到要给一个澳门作者写序的时机，胸中的激动立即迸发出来，有如电光石火，不可遏止，于是就成了“博士买驴，纸满千字，不见驴字”了。

观鼎原来是北大的学生，我们虽非同系，但是，按照中国的习俗称之为师生，也未尝不可。于是我就以师自居而不疑了。他把自己的文章《边鼓集》送给我看，我大体上翻看了一遍，这当然会引起我对澳门无限深情的向往。至于集中的文章，都是淳朴可诵，真情流露，没有假话，没有大话，没有空话，没有废话。在目前假、大、空、废在某一些所谓“文人”的书中颇为流行的时候，观鼎的文风是难能可贵的。他那十篇致少年诗人的文章，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对澳门的青年人，甚至对国内的青年人，都会有启发和鼓舞作用，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我欢迎这一本书的出版，我为它祝福。

现在距澳门回归祖国只有几年时间了。澳门的华人，自然包括那些青年在内，都是爱国的。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感情，我们共同企盼祖国统一的到来。我们对葡国朋友多少年来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也决不会忘记，我们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我虽已年届耄耋，到了澳门回归祖国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赶来同老朋友共同庆祝。梁老届时虽已近期颐之年，但是积善之人必当长寿，除了我们每年至少在北京会面一次之外，到时我们大家一定能在他精神矍铄的情况下，在澳门为他祝百岁大寿。

1995年5月21日

《青少年文史库》序

最近几年来，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过去很少考虑过的，这就是：在社会上的老幼关系的问题。

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有人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成为至理名言。从表面上来看，老幼完全是对等的，完全是平等的。然而，夷考其实，情形并非如此。年幼的要围着年老的转，幼为老而生。一部《红楼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情况，贾母是整个大家庭的中心，她是月亮，全府的人都是众星，众星捧月，天公地道。

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换了人间，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在伦理道德方面，提倡尊老爱幼。老幼依然是对等的，依然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上，在精神上，我们老的却围着幼的转。如果仍然拿月亮和星作比喻的话，今天的月亮是青少年，中老年人是星。我们有的人也认为这是天公地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剧变呢？其中原因并不复杂。我们今天相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希望在于未来，希望在于青少年。青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等待着他们的是中天的辉煌。老年人已经尽上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接力棒要传到青少年手里去了。

我认为，如果想找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的话，老幼关系是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其他区别当然还有，不在我的讨论之列。

上面说的主要是理论上的认识，就是所谓“知”。知很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实际行动，就是所谓“行”。“知难行亦不易”，是颇富哲理的一句话。即使不易，但仍然要行。这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仁人志士的共同特点。在当今社会中，上至政府，下至各行各业，行的范围是极为广阔的。专就出版界而论，就是努力出版能体现上述精神的书籍，以老马识途的身份，帮助青少年成长，把古代传流下来的经验和教训告诉青少年，帮他们认清正确的道路，避开邪恶的道路，让他们昂首阔步地走上前去，青出于蓝，让他们胜过我们现在的中老年这两代人。人类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人类总会是越来越好的。不管还要经历多少千辛万苦，不管还要费上多少年，许多先进人物的理想——人类大同之域，总会出现在大地上的。

我想，我们这一套《青少年文史库》所想达到的也无非就是这个目的。

我虽年届耄耋，正走在人生的最后一段道路上；但是我仍然“志在千里”。我对青少年寄以极大的希望，希望青少年学一点文史知识，有利于增长见识，提高修养；更重要的是希望青少年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中汲取精华，服务现代社会。我的希望也凝结在这一套文库上。故乐之为序。

1995年6月15日

《人生絮语》序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女士给我来信，说要编辑一套“禅趣人生”丛书，“内容可包括佛禅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通过当代学者对于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给被大众文化淹溺着的当今读书界、文化界留一小块净土，也为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尽一份努力。”无疑，这些都是极其美妙的想法，有意义，有价值，我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拥护。

但是，我却没有立即回信。原因绝不是我倨傲不恭，妄自尊大，而是因为我感到这任务过分重大，我惶恐觳觫，不敢贸然应命。其中还掺杂着一点自知之明和偏见。我生无慧根，对于哲学和义理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特别是禅学，我更感到头痛。少一半是因为我看不懂。我总觉得这一套东西恍兮惚兮，杳冥无迹。禅学家常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作比喻，比喻是生动恰当的。然而困难也即在其中。既然无迹可寻，我们还寻什么呢？庄子所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在这里实在是不知道何所得，又何所忘，古今中外，关于禅学的论著可谓多矣。我也确实读了不少。但是，说一句老实话，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书、任何人能把“禅”说清楚的。

也许妙就妙在说不清楚。一说清楚，即落言筌。一落言筌，则情趣尽失。这种审美境界和思想境界，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任何东西都要求分析、分析、再分析。而据我个人的看法，分析只是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此外还有综合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东方人所特有，至少是所擅长的。我现在正在读苗东升和刘华杰的《混沌学纵横谈》。“混沌学”是一个新兴的但有无限前途的学科。我曾多次劝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注意“模糊学”和“混沌学”，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我说话也有了根据，而且理直气壮了。我先从这本书里引一段话：“以精确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的传统科学研究，在进入人的感觉远远无法达到的现象领域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些现象领域中，仅仅靠实验、抽象、逻辑推理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将理性与直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尺度过小或过大的对象，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十分重要。”这些想法，我曾有过。我看了这一本书以后，实如空谷足音。对于中国的“禅”，是否也可以从这里“切入”（我也学着使用一个新名词），去理解，去掌握？目前我还说不清楚。

话扯得远了，我还是“书归正传”吧！我在上面基本上谈的是“自知之明”。现在再来谈一谈“偏见”。我的“偏见”主要是针对哲学的，针对“义理”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对此不感兴趣。我的脑袋呆板，我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哲学这东西太玄乎，太圆融无碍，宛如天马行空。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有的哲学家观察宇宙、人生和社会，时有非常深刻、机敏的意见，令我叹服。但是，据说真正的大哲学家必须自成体系。体系不成，必须追求。一旦体系形成，则既不圆融，也不无碍，而是捉襟见肘，削足适履。这一套东西我玩不了。因此，在旧时代三大学科体系义理、辞章、考据中，我偏爱后二者，而不敢碰前者。这全是天分所限，并不是对义理有什么微词。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心理状态。

现在杨女士却对我垂青，要我作“哲学思考”，侈谈“禅趣”，我焉得不诚惶诚恐呢？这就是我把来信搁置不答的真正原因。我的如意算盘是，我稍搁置，杨女士担当编辑重任，时间一久，就会把此事忘掉，我就可以逍遥自在了。

然而事实却大出我意料，她不但没有忘掉，而且打来长途电话，直捣黄龙，令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有点惭愧，又有点惶恐。但是，心里想的却是：按既定方针办。我连忙解释，说我写惯了考据文章。关于“禅”，我只写过一篇东西，而且是被赶上了架才写的，当然属于“野狐”一类。我对她说了许多话，实际上却是“居心不良”，想推掉了事，还我一个逍遥自在身。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颇为得意的时候，杨女士的长途电话又来了，而且还是两次。昔者刘先主三顾茅庐，躬请卧龙先生出山，共图霸业。藐予小子，焉敢望卧龙先生项背！三请而仍拒，岂不是太不识相了吗？我痛自谴责，要下决心认真对待此事了。我拟了一个初步选目。过后自己一看，觉得好笑，选的仍然多是考据的东西。我大概已经病入膏盲，脑袋瓜变成了花岗岩，已经快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又得我多年的助手李铮先生之助，终于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涉及禅趣，也不能说没有涉及人生。但是，把这些文章综合起来看，我自己的印象是一碗京海杂烩。可这种东西为什么竟然敢拿出来给人看呢？自己“藏拙”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文章中讲的都是真话，我不讲半句谎话。而且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一生并不是老走阳光大道，独木小桥我也走过不少。因此，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都尝了个够。发为文章，也许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不无帮助。这就是我斗胆拿出来的原因。倘若读者——不管是老中青年——真正能从我在长达八十多年对生活的感悟中学到一点有益的东西，那我就十分满意了。至于杨女士来信中提到的那一些想法或者要求，我能否满足或者满足到什么程度，那就只好请杨女士自己来下判断了。是为序。

1995年8月15日于北大燕园

《赋得永久的悔》自序

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没有什么名作。但是当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同志向我提出要让我在《名人名家书系》中占一席地时，我却立即应允了。原因十分简单明了：谁同冰心、巴金、萧乾等我的或师或友的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位元老并列而不感到光荣与快乐呢？何况我又是一个俗人，我不愿矫情说谎。

我毕生舞笔弄墨，所谓“文章”，包括散文、杂感在内，当然写了不少。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己的东西是好是坏，我当然会有所反思；但我从不评论，怕自己迷了心窍，说不出什么符合实际的道道来。别人的评论，我当然注意；但也并不在意。我不愿意像外国某一个哲人所说的那样“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那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师友之所以享有极高的威望，之所以让我佩服，不就在于他们敢说真话吗？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敢”字，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说真话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有时甚至需要极大的勇气。古今中外，由于敢说真话而遭到恶运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数还算少吗？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为人所钦仰颂扬的作家或非作家无一不是敢说真话的人。说假话者其中也不能说没有，他们只能做反面教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只说真话，还不能就成为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必须有文采和深邃的思想。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我说“有点像”，就表示不完全像，不完全相等。说真话离不开思想，但思想有深浅之别，有高下之别。思想浮浅而低下，即使是真话，也不能感动人。思想必须是深而高，再济之以文采，这样才能感动人，影响人。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文采，因为，不管思想多么高深，多么正确，多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多么超出流俗，仍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这一点大家都会承认的。近几年来，我常发一种怪论：谈论文艺的准则，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上面讲的那些话，就是我的“理论根据”。

谈到文采，那是同风格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泾渭分明，决不含混。杜甫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杜甫对庾信和鲍照风格的评价。而杜甫自己的风格，则一向被认为是“沉郁顿挫”，与之相对的是李白的“飘逸豪放”。对于这一点，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异议。这些词句都是从印象或者感悟得来的。在西方学者眼中，或者在中国迷信西方“科学主义”的学者眼中，这很不够意思，很不“科学”，他们一定会拿起他们那惯用的分析的“科学的”解剖刀，把世界上万事万物，也包括美学范畴在内肌分理析，解剖个淋漓尽致。可他们忘记了，解剖刀一下，连活的东西都立即变成死的，反而不如东方的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更能接近真理。

这话说远了，就此打住，还来谈我们的文采和风格问题。倘若有人要问：“你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采和风格呢？”这问题问得好。我舞笔弄墨六十多年，对这个问题当然会有所考虑，而且时时都在考虑。但是，说多了话太长，我只简略地说上几句。我觉得，文章的真髓在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真”字。有了真情实感，才能有感人的文章。文采和风格都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谈。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还，万勿率意，切忌颟顸。我认为，这是很高的标准，也是我自己的标准。别人不一定赞成，我也不强求别人赞成。喜欢哪一种风格，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谁也不能干涉。我最不赞成刻意雕琢，生造一些极为别扭，极不自然的词句，顾影自怜，自以为美。我也不赞成平板呆滞的文章。我定的这个标准，只是我追求的目标，我自己也做不到。

我对文艺理论只是一知半解，对美学更是门外汉。以上所言，纯属野狐谈禅，不值得内行一顾。因为这与所谓“名人名作”有关，不禁说了出来，就算是序。

1995年11月3日

《神州学人丛书》序

我是一个老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和工作了十年有余，后来我又到过全世界许多国家，对于留学生的情况，我应该说是了解的。但是，俗话说：“老年的皇历看不得了。”我回国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可谓“老矣”，我这一本皇历早已经看不得了。可为什么我现在竟斗胆来写这样一篇序呢？

原因当然是有的。虽然相距半个世纪，在这期间，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留学生自不能例外。但是，既同称留学生，必然仍有其共同之处。我的一些看来似已过时的看法和经验，未必对今天的留学生没有用处。这有点像翻看旧书，偶尔会发现不知多少年前压在书中的一片红叶，岁月虽已流逝，叶片却仍红艳如新，它会勾引起我和别人一些对往事栩栩如在目前的回忆。

我现在就把这些回忆从心中移到纸上来。

中国之有“留学热”，不自今日始。30年代初起一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内，此“热”未消，而且逐年增温。当年的大学生，一谈到留学，喜者有之，悲者亦有之。虽同样炽热，而心态却又天地悬殊。父母有权、有势、有钱，出国门易如反掌，自然是心旷神怡，睥睨一切。无此条件者，唯有考取官费一途，而官费则名额只有几名，僧多粥少，向隅而叹者，比比皆是，他们哪能不悲呢？我曾亲眼看到，有的人望“洋”兴叹，羡慕得浑身发抖，遍体生热。

留学的动机何在呢？高者胸怀“科学救国”的大志，当时“科学”只能到外国去学。低者则一心只想“镀金”。在当时大学毕业生找“饭碗”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想出国镀一下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包装”，以便回国后在抢饭碗的搏斗中靠自己身上的金色来震撼有权势、有用人权者的心，其用心良苦，实亦未可厚非，我们大可以不必察察为明，细细地去追究别人心中的“活思想”和“一闪念”，像“四人帮”那样，这一帮人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尽管在当时留学生出国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据我的观察，这个共同性是普遍的，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的。这就是：出国是为了回国，想呆在或者赖在外国不回来的想法，我们连影儿都没有，甚至连“一闪念”中也没有闪过。

写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抑制住同今天的留学生比一比的念头。根据我所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情况来看，今天的留学生，其数目大大地超过了50年前。其中决不缺少有“出国是为了回国”的仁人志士。但是大部分——大到什么程度，我没有做过统计，不敢乱说——却是“出国为了不回来”的。这种现象，自然会有其根源，而且根源还是明摆着的。无论什么根源也决不能为这个现象辩解。我虽年迈，但尚未昏聩。对于这个现象我真是大为吃惊，大为浩叹，不经意中竟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世界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然有其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并不神秘，不用说人们也明白，这就是：他们都有知识，否则，没有知识，就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们都有不同之处。别的国家，我先不谈，只谈中国。同别的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异常鲜明，异常突出的。也许有人会问：你不是正讲留学生吗？怎么忽然讲开了知识分子？原因十分清楚，因为留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特的部分。所以讲留学生必须讲知识分子。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常鲜明、异常突出之处究竟何在呢？归纳起来，我认为有两点：一是讲骨气，二是讲爱国。所谓“骨气”，就是我们常说的“有骨头”、“有硬骨头”等等。还有“不吃嗟来之食”也属于这一类。至于“宁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一类的话，更是俯拾即是。《孟子·滕文公上》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威武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这说得多么具体，多么生动，掷地可作金石声。我们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三国时祢衡击鼓骂曹，被曹操假黄祖之手砍掉了脑袋。近代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前，大骂住在里面的袁世凯，更是传为佳话，引起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子，中国历史上还多得很。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也不提倡骨气；但决没有中国这样普遍，这样源远流长。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必须有这样的骨气。

说到爱国，中国更为突出。在世界上众国之林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宣传不爱国的。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和义务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对爱国主义加以分析。不能一见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东西。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真一假；一善一恶。被压迫、被侵略、被剥削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真爱国主义，是善的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侵略人、剥削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非正义的，假爱国主义，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害国主义”。这情况一想就能明白。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样的国能爱吗？值得爱吗？谁爱这样的国，谁就沦为帮凶。而我们中国，以汉族为基础的中国，虽号称天朝大国，实则每一个朝代都有“边患”，我们反而是被侵略、被屠杀者。这些少数民族，现在已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但在历史上却确是敌人。我们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因为中国人民始终处在被侵略、被屠杀的环境中，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就形成了连绵数千年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爱国者灿如列星，光被四表。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陆游等等，至今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正气，为我们后代做出了榜样，永远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必须爱国。

说到这里，我不妨讲几个我们五六十年前老留学生的故事。在二战期间，我正在德国留学和工作。我们住在小城哥廷根的几个留学生，其中有原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维教授等。我们常想，一个人在国内要讲人格。在国外，除了人格，还要讲国格。因为你在国外，在外国人眼中，你就是中国的代表。他们没有到过中国，你是什么样子，他们就认为中国是什么样子。你的一举一动，都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常讲，如果同德国学生有了冲突，他出言不逊，侮辱了我们自身，这样的情况还可以酌情原谅。如果他侮辱我们国家，我们必须跟他玩儿命。幸而，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十分感谢诚实可靠待人以礼的伟大的德国人民。

1942年，国民党政府的使馆从柏林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日军走狗汉奸汪精卫的使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意义异常重大的事情。我同张维等商议，决不能同汉奸使馆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毅然走到德国警察局，宣布我们无国籍。要知道，宣布无国籍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一个无国籍的人，就等于天空中的一只飞鸟，任何人都可以捕杀它，受不到任何方面的保护。我们冒着风险这样做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只能这样去做。然而我们内心中却是十分欣慰的，认为自己还不是孬种，还够算得上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没有失掉人格，也没有失掉国格。

我说这一番话，好像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意在吹擂自己。我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比今天的留学生年龄要大上五六十岁。我不愿意专门说些好听的话，取悦于你们。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敢于讲点真话，肯讲点真话。我上面讲到的今天留学生的情况，也全是真话，没有半句谎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岂不是认为“今不如昔”了吗？岂不是认为“黄鼬降老鼠，一窝不如一窝”了吗？我决不这样相信。我上面虽然说到：我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其实并没有。我的信条一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始终相信“雏凤清于老凤声”。我总认为人类总会越来越好的，而决不是相反。今天留学生的情况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目前我们国家在生活福利方面还赶不上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我们有朝一日总会好起来的。今天有些留学生不想回国，我不谴责他们，我相信他们仍然是爱国的。即使已经“归化”了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的腔子里仍然会有一颗中国的心。那种手执刀叉，口咽大菜，怀里揣满了美元而认为心满意足，认为是实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毕竟只能是极少数。

我倚老卖老，刺刺不休，在上面讲了这一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听的语。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相信，我的话不会没有用处的。话中如果有可取之处，则请大家取之。如果认为根本没有用，则请大家弃之如敝屣，我决不会有任何怨言。

1995年11月5日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自序

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最近结识了延边大学出版社的贾锐同志。虽然初次见面，但是我们颇能谈得来。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不是宗教家，但缘分我却是相信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你非信不行。哲学上讲偶然性，你能把偶然性说清楚吗？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

我们这份缘分还是有点来源的。来源就是贾锐同志的夫人延边大学副教授王文宏女士。文宏曾来北大从中文系刘烜教授进修过。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她是一位心地善良，感情超过需要的，有才华而又勤奋努力的女青年学者，成绩斐然。由于她的缘故，我才认识了她的丈夫。在这里，我不禁又要讲缘分了。如果没有缘分，我怎么能同来自几千里外的文宏认识了呢？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贾锐同志以其出版家的敏感和善于捕捉“战机”的本领——我几乎想说是“本能”——突然向我提出建议，要想出我一本书，书名原定为《心声集》，后又改名为《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都是出于我两篇文章的名称。书名如何定，我毫无疑义，怎样定都行，反正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个建议，对于出我的书，却大出我意料。我几乎没加考虑，就予以断然拒绝。我不是不感激他们的感情，不是对出书不高兴，而是别有原因。我以毕生心血倾全力搞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写点抒情散文或杂文之类，是情动之中不能不抒发时“流”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意为文，“为觅新词强说愁”。因此我对自己写的这类东西，既偏爱，又不太重视。我从来不敢以作家自命。在文坛上或什么坛上获得的那一点青睐，在高兴之余我并不十分看重。在潜意识中，恐怕难免有点“雕虫小技”之感。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最近几个月以来，有几个出版社，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等地都有，给我出了几本选集，有的已出版，有的正在印刷中。虽然编排的目的和原则都不一样，但是所选的文章，则难免有所雷同。我颇听到一些读者或买书者抱怨之声。重复选编，大作家可以，如我辈戋戋者则不可。这是我个人的“活思想”。因此，我出于“私心”——公心大概也有一点吧——断然拒绝了贾锐同志和文宏的建议。

但是，贾锐同志坚忍不拔，继续向我“说法”，文宏又从旁大敲边鼓。看样子，我如果不应允，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年，生公说法，顽石还能点头。我这个活人，难道连顽石都不如吗？此外，我还有一点想法，可能算是“私心杂念”吧。写文章的人总喜欢或者希望别人能够读自己的文章。如果有人说，自己的文章不喜欢或者不希望别人读，那你就把自己的灵感闷在肚子里好了，何必写出来灾祸梨枣呢？这样过分的矫情形同虚伪，为我所不取。而且他们两位还说，在延边根本买不到我的书。根据上面这一些复杂而又曲折的考虑，内因与外因相结合，我终于点头同意。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看，谁的心都是一面镜子。不过，这一面镜子有大，有小；有明，有暗；有的有时明有时暗，有的总是明或总是暗；有的人意识到它，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人意识到而能反映出来，有的人意识到却反映不出来。在这花花世界，众相纷杂。在三千大千世界中，只要有动物的地方，就都会有这种现象。此事太玄远幽奥，恐怕只有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佛祖或上帝，也许再加天老爷，才能了知，我辈凡人大可以不必操这一份心了。

我现在只讲凡人的事，只讲我这个凡人的事。我决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我不比别人多一只眼睛，多一个耳朵，多一颗心。但是，差堪自慰者，我不糊涂，或者不太糊涂，我敏感，我有感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风花雪月，阴晴寒暑，一旦触及我的五官，就必然映现在我心里这一面镜子上。我这面镜子能辨邪正，分是非，能使魑魅魍魉现形，能使牛鬼蛇神无所逃遁。我对它是颇有自信的。物换星移，85年于兹矣，它至今仍旧朗然。有时候，我无端会可怜起我这一面镜子来，它的负担实在太大太大了。从高中时起，我受了几位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开始舞笔弄墨。以后，虽然倾全力搞的是另一个行道，可是积习难除，每有所感，我的心这一面镜子每有什么映像，我自然而然地就会拿起笔描绘下来，我识人成千上万，游踪遍亚、欧、非三大洲。国内，国外，伟人，猛人，君子，小人，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臭，我无不接触，我自己就是其中的“老九”嘛！至于浩渺大洋，巍峨峻岭，瑰丽春花，晶莹秋月，夏日红荷，三冬冰雪，更是每年一度会面，从不爽约。所有这一切纷纭繁复的五光十色的人和物，都反映到我的心镜中。一旦心血来潮，也通过笔墨流到了纸上，装订成集。积之既久，我的所谓“作品”，数量也就颇为可观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心镜中赫然有一个延吉，有延边大学，有长白山，有天池，有图们江。我前几年访问延边大学时，承老友郑判龙教授和当时的校长垂青，我曾在延大做过一次所谓“学术报告”，认识了许多学有根底的教授。在招待方面，判龙兄自不必说，卢处长、王文宏、金宽雄等等一批朋友，包括司机金师傅和小夏在内，无不争先恐后，真使我“宾至如归”，高谊隆情，永志不忘。长白山和天池的瑰丽风光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图们江的流水和浪花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延吉市独特的市容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延边朝汉两族祥和亲切的气氛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延边人喝啤酒不论瓶而论箱的豪迈气概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延边青年朋友食蛇饮酒的胆量也永远映在我的心镜上。从这一面心镜上也流出了几篇散文，汉文原文已出版，朝文译文听说也已出版了。所可惜者，当时贾锐同志出差在外，未能识荆，直到几年后才在北京见面。不管怎样，在我这一面长达八十多年的至今仍不失其光辉的心镜上，延边和延边人给涂上了绚丽夺目的色彩，给我增添了无量情趣，我感到无比的安慰和幸福。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真是十分出我意料，现在延大出版社竟要给我出一本散文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这样一来，我同延边的关系，我同延边大学的关系，我同延边方面的新老朋友的关系，就能够更固定下来而且长久化了——我不说“永久化”，因为我这些拙作决不会永久化的。这样一件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我最初竟然企图坚决推掉。断章取义，借用一下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或可自我解嘲。倘若借用佛家的说法，或更贴切。佛家有“顿悟”、“渐悟”之分。我根底瘠薄，生性鲁钝，“顿悟”之时几乎没有，我大概是“渐悟”一流。但是“渐悟”总比“不悟”要强得多。在出书方面，虽然经过了点波折，我总算“觉今是昨非”了，我这个孺子还是“可教”的。因喜而写了这一篇自序。

1996年3月13日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

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学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

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无意随喜，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为说明问题计，现无妨把我个人对文化和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要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在在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我这个观点曾招致不少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想同我商榷者有之，持保留意见者亦有之。我总觉得，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透，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还不够全面，不够实事求是，却唯争论是尚，所以我一概置之不答。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我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640年）的说法是：

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页329）

羡林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

书中还说：

在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丝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页376）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页329）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这许多话，决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是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现在中国那一小撮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们或什么“者们”，可以憬然醒悟了。

但是这也还不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最浓烈的兴奋点在于，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富于近现代的摩登色彩。波斯和阿拉伯传说都证明：东西文化之分的说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东西二分法，我并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讲的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文化的基础。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说法，我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时至今日，古希腊连那一只眼睛也早已闭上，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欧美人昏昏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以“天之骄子”自命，好像有了两三只眼睛。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忽视了当前的危机。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似乎把两只眼睛都已闭上。古代灿烂文化不绝如缕。初则骄横自大，如清初诸帝那样，继则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样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么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事实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出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不也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可是东西方都有人昧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特别是在西方，颇有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觉得自己的辉煌文化会万岁千秋地辉煌下去的。中国追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的，也是有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够辨是非，明事理的。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这种人简直如凤毛麟角。一战爆发，惊醒了某一些有识之士。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就有人有了预感。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Oswald Spengler）在1911年就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从1917年起，斯宾格尔就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尽管他的推论方法，收集资料，还难免有主观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毕竟有这一份勇气，有这一份睿智，敢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唯一还有活力的文化也会“没落”。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关系。（参阅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

在西方，继斯宾格尔而起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年）。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二人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有先见卓识之处。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尔的意见，认为文化——他称之为“文明”——都有生长一直到灭亡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有时又分为26种。这些意见都表述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1934—1961年），共12卷。他比斯宾格尔高明之处，是引入东方文化的讨论。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我并不认为，斯宾格尔和汤因比（继他们之后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一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赞成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确。但在举世昏昏，特别是欧美人昏昏的情况下，唯独他们闪耀出一点灵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看法从大体上来看，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借用上面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说法，我就想说：希腊人及其后代的那一只眼睛，后来逐渐变成了两只眼睛；可物极必反，现在快要闭上了。中国人的两只眼睛，闭上了一阵，现在又要睁开了。

闭上眼睛的欧美人士，绝大多数一点也不了解东方，而且压根儿也没有了解的愿望。我最近多次听人说到，西方至今还有人认为中国人还缠小脚，拖辫子，抽大烟，养小老婆。甚至连文人学士还有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者。在这样地球越变越小，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之“文明人”竟还如此昏聩，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异。反观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欧美的一切，我们几乎都加以崇拜。汉堡包、肯德基、比萨饼，甚至莫须有的加州牛肉面，只要加一个洋字，立即产生大魅力，群众趋之若鹜。连起名字，有的都带有点洋味。个人名字与店铺名字，莫不皆然。至于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本来就多。中国自造的也多冠以洋名，以广招徕。爱国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谴责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和行为。然而，从一分为二的观点上来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专就东西而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西方几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对东方则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一团漆黑。将来一旦有事，哪一方面占有利条件和地位，昭如日月矣。

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并拿来，就是好事，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利。但是，根据我上面讲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诗经·大雅》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好处。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人，是懂得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决不会白吃白拿。

那么，报些什么东西呢？送去些什么东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去要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个西方文化产生的“危机”。光说“危机”，过于抽象。具体地说，应该说是“弊端”。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颇多，举其大者，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等。此等弊端，如不纠正，则人类前途岌岌可危。弊端产生的根源，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有紧密联系。西方对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大自然分析不息，穷追不息，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天何言哉！”然而“天”——大自然却是能惩罚的，惩罚的结果就产生了上述诸种弊端。

拯救之方，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改弦更张”、“改恶向善”，而这一点只有东方文化能做到。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下略）”印度哲学中的“梵我一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总之，东方文化主张人与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敌人，不能讲什么“征服”。只有在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这样，人类的前途才有保障。

我们要送给西方的就是这种我们文化中的精华。这就是我们“送去主义”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李”送了出去，接受不接受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正式地送，大规模地送。连我们东方人自己，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人，还不知道，还不承认自己有这种宝贝，我们盲目追随西方，也同样向自然界开过战，我们也同样有那一些弊端，立即要求西方接受，不也太过分了吗？不过，倘若稍稍留意，人们就会发现，现在世界各国，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是根据什么哲学，注意到上述弊端而又力求改变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日本经济新闻》刊载了高木韧生的文章，说21世纪科研重点将是“人类生存战略”。这的确是见道之言。我体会，这里所说的“科研”包括文理两个方面。作者把科研提高到“人类生存”这个高度来看，不能不谓之有先见之明，应该受到我们大家的最高的赞扬。至于惊呼人口爆炸的文章，慨叹新疾病产生的议论，让人警惕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淡水资源的匮乏等等的号召，几乎天天可见。人类变得聪明起来了，人类前途不是漆黑一片了。我想，世界各国每一个有心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这一个望九之年的耄耋老人，也为之手舞足蹈了。

我在上面刺刺不休说了那么多话，画龙点睛，不出一点：我曾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过一篇短话，题目叫做“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我在上面说的千言万语，其核心就是这一句短短的话。至于已经来到我们门前的21世纪究竟会是什么样子？西方文化究竟如何演变？东方文化究竟能起什么具体的不是空洞的作用？人类的前途究竟何去何从？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有待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加以证明。从前我读过一个近视眼猜匾的笑话。现在新的一个世纪还没有来临，匾还没有挂出来，上面有什么字，我们还不能知道。不管自诩眼睛多么好，看得多么远，在这一块尚未挂出来的匾前，我们都是近视眼。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了解。我们责怪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解吗？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国，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了解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而学习首先必须有资料。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学习资料首先是文字，也就是书籍。环顾当今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还有市场的情况下，在西方某一些人还昏昏然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有关东方的书籍，极少极少。有之，亦多有偏见，不能客观。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即使我们有学习的愿望，也是欲学无书。当然，东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国刊出书籍的多寡也不尽相同。但总之是很少的。有的小一点的国家，简直形同空白。有个别东方国家几乎毫无人知，它们存在于一团迷雾中，若明若暗，似有似无。这也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批人不自量力——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认真“量”过了自己的“力”，倡议编纂这一套巨大空前的《东方文化集成》。虽然，我们目前的队伍，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还不是太大，我们的基础还不是太雄厚，但是，我们相信主观能动性。我们想“挽狂澜于既倒”，我们决非徒托空言。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老、中、青三结合，而对著作的要求则是高水平的。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活动，既提高了中国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又能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收得一举两得之效。

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预见，并不出于什么“主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对东方几十个国家一视同仁。国家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历史不论久暂，地位不论轻重，我们都平等对待，决不抬高与贬低，拜倒与歧视。每一个东方国家都在我们丛书中占有地位。但国家毕竟不同，资料毕竟多寡悬殊。我们也无法强求统一。有的国家占的篇幅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这是实事求是，与歧视毫无关联。我们虔诚希望，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中，中国的两只眼睛都能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睿智。西方的一只眼睛能变成两只，也同样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世界上各个民族也都有了两只眼睛，都要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我们共同学习，努力互相了解。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互相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1996年3月20日

《东西文化议论集》序

当前，在国内外，特别是在国内，颇有一些学者热衷于议论东西文化的关系，以及东方文化在21世纪将要起的作用和将要占据的地位等等问题。关于这情况的来龙去脉，我在《东西文化集成·总序》中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不再重复。

朱柏庐《治家格言》中说：“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身处20世纪的世纪末而议论下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纪的问题，特别是东方文化的问题，完全符合“未雨绸缪”之旨，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应予提倡。

这种议论有什么意义呢？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世界各国目光远大、有抱负、有理想的政治家们，都必须有点预见性，然后再在预见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这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摸着石头过河”，在短期内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最好能尽快地超越这个阶段。否则就很容易陷于被动而不能自拔。至于预见性的正确与否，其命中率之高低如何，那就要看预测者之水平如何，搜集材料和数据之丰富程度如何，对这些材料和数据之分析能力如何。这都属于常识范围，用不着细谈。

有没有理论意义呢？在这里，意见恐怕会有极大的分歧。有的作者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势，大谈理论，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笔底生花，词若连珠。然而，恕我不敬，在俨然巍然的理论的威势的背后，近视眼的形态丝毫也掩盖不住。这样的理论，有似肥皂泡，一吹就破。

我先讲一个从前在什么书上读过的笑话：有两个近视眼，谁也不承认自己近视。二人约定：比赛一下。适逢隔壁某大寺庙第二天要挂匾，二人认为这是比赛的绝好机会。于是言定：第二天从挂匾的地方前面某一个距离，同时起步向前，谁先看到匾上的字，谁就是胜利者。其中一人，心眼多而歪。他事先向隔壁管事人打听好了匾上题写的字，心中有了底。到了第二天，二人如约从远处齐步向前走。走到某一个距离，心中有底的那一个人，忽然高声大叫：“我看到了，是××××四个大字！”旁边有一个过路人而非近视眼者，闻声大惊。细问根由，不禁大笑说：“那个匾没有挂出来哩！”

笑话归笑话，但是，我认为，在21世纪这一块匾还没有挂出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是一个猜匾的近视眼。其区别只在：猜匾还能够事前打听匾上的字。但是，要猜21世纪如何如何，不管你心眼多么多，却是无处可以打听的。除非出一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活神仙，但是这种神仙世界上是没有的。鉴古以知今，鉴今以知未来，当然也能够弄出点“理论”来，但这样的“理论”也只能形同猜测。因此，我认为，居今日而猜测21世纪东西文化的关系，以及东方文化在下一个世纪所占的地位，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证明的事实问题。我们都不要过于自信，那样就难免为非近视眼的旁观者所讥笑。

但是，我并非根本反对议论，我是赞成议论的。否则我决不会以一个“野狐”的身份来写什么《天人合一新解》、《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等等的文章。我虽然明知自己也在近视眼之列，但我有点不自量力，有点不安分守己。我没有向什么神灵去打听匾上的字，就贸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然提出来了，我当然认为它是正确的，否则就成了自欺欺人，为君子所不齿。我自己虽然认为是正确的，我却决无强迫别人认同之意。我们都是近视眼嘛，谁也不必效法阿Q先生飘飘然去获得“精神胜利”。

我那些拙文发表以后，颇引起了一些学者们的注意，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者有之，要同我“商榷”者有之，要同我“讨论”者有之，不是针对拙文而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淋漓酣畅发挥自己的意见者有之。我没能做详细的统计，反正在过去几年内，议论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在21世纪东方文化所占的地位，还有其他一些内容类似的文章，颇出了不少。只要我能得到，我都敬谨拜读。文章写得好的，我击节赞赏；文章写得不怎样的，我略皱眉头，如此而已。至于“商榷”、“讨论”之类的挑战，我一概置之不答。这并非出于简慢。其中原因，我在上面已有所涉及，不必重复。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我在上面屡屡使用“议论”这个词儿，而不用“讨论”一类的词儿。“议论”，不是“讨论”，更不是“争论”，只是“议”一议，“论”一论而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了。

从目前情况看起来，这“议论”还会继续下去的。“议论”一下，也决不是坏事情，它能启迪人们的思考，增添人们的情趣，等于写一篇21世纪“畅想曲”。即使到了21世纪，匾上的字还不会立即显现出来，仍然有“议论”的余地，仍然有“畅想”的余地。只要天假以年，我仍然会奉陪的，我是一个喜欢“畅想”的人。总之，我认为，居今而谈21世纪，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创作的就是“畅想曲”。我们大家都不妨来畅想一番，以抒发思未来之幽情，共庆升平。

中国有一出旧剧，叫“三岔口”。剧中有一段在暗室中夜斗的场面。两个人在黑暗中对打，刀光剑影——在黑暗中也许刀不能闪光，这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煞是热闹；但是却各打各的，谁也碰不着谁。然而台下的观众却是兴趣盎然，他们想看的正是这一种谁也碰不到谁的场面。如果真的刀剑砍伤一个，则血流如注，弄不好还要去见阎王老子，岂不大杀风景也哉！

为了帮助大家把这一出“三岔口”唱好，我同张光璘先生共同编选了这一部《东西文化议论集》——请注意：“议论”二字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我可以说是一个始作俑者，越是外行，勇气越大，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这通例也适用于我。我对东方文化的意见比较具体，比较明确，文章写得也比较多。为了做好这一个靶子，我擅自把自己的文章排在前面，决非想抖一抖编选者的威风，不过想对议论者和读者提供点方便而已。

但是，我又想到，树有本，水有源，在我国漫长的哲学史上，谈“天人合一”的大师们颇不乏人。他们的议论深矣广矣，可我不是在写中国哲学史，所以现在不选他们的文章。我的老师一辈的诸大师，对东西文化和“天人合一”间有涉及者。我指的是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钱穆先生等等。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述，似极有编选的必要。钱宾四先生的文章，已抄入拙文《天人合一新解》中，不再重复。其余三位则各选一篇或一段，以见近当代我们的先驱者们的风范。另外还有几位学者，也曾参与文化的争论，起过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文章我们也选了几篇，这些文章都不在我们的品头论足之列。

下面的文章是从多种报刊杂志上挑选来的。赞同我的意见者选，不赞同者也选，决无偏袒轩轾之意。国外的学者的文章涉及这个问题者也一并选入，借以阔大我们的眼界，庶免坐井观天之弊。在当前世界上，讨论问题，除非涉及一个极小的有地域性的范围，无不与辽阔的世界息息相关，何况是东西文化这样涉及面广意义巨大的问题！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域外和境外，与我们要议论的问题有关的文章，其量极大，我们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选尽。我们目前只能挑选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挑选得是否准确，我们毫无把握。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现在，我们只不过是起一个头。将来倘有需要，说不定我们还要继续编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愿望，只不过是想共同唱好我们的“三岔口”，共同谱好我们的“畅想曲”而已。

1996年4月6日

《季羡林与东方文化》序

约摸在十年前，由老友郑判龙教授的介绍，我认识了延边大学中文系年轻女学者王文宏副教授。她当时大概还不到30岁。第一次到我家来时，局蹐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不大说话，浑身拘谨的神气，我对她还毫不了解；但是她那天真无邪的面部表情，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以后，王文宏几次来北大访问进修，曾由刘烜教授指导，在这里进修过一年。因此，我们会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她专治文艺理论，古今兼顾，中外会通。出版了专著，发表了多篇论文，时有新意，多创奇解，得到了同行们的赞赏。她又能诗善文，在延大有才女之誉。

我对王文宏的治学虽然有了一点了解，因为毕竟接触不多，对她的为人，对她的待人接物，却所知甚少。可是终于有了机会。有一年夏天，我接受了郑判龙教授的邀请，到延边大学去访问。王文宏自始至终陪伴我们，从机场一直到大学招待所；从招待所到大学讲堂；从大学校内，到延吉街头；从延吉街头到她家里。我们走到哪里，她就陪到哪里。她仿佛成了我们的影子。看她忙前忙后，忙左忙右，力量充沛，精神抖擞。只要我们有什么要求，稍一示意，她必然竭全力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去延边，本来有避暑之意，不意到了延吉时，正值十分稀有的酷热。我很想要一把折扇，她一听，立即倾全力行动。后来跑了很多商店，都没有找到，最后她硬是从一个高个的老妇人手中求索到了人家正在使用的一把折扇。事情确实很小，但是意义却确实极大，让我毕生难忘。

她和郑判龙教授亲自陪我们，乘坐延大最好的一辆车，由车队长亲自驾驶，沿图们江走了上百里的路。隔江就是北朝鲜，层峦叠嶂，绿树茂密。树枝疏稀处，隐约能见红色的标语牌，是用朝文写成的，我看不懂，大概不外“伟大的什么者万岁”之类。江水很浅，江中心游泳的儿童，据说都是北朝鲜的。沿途风光秀丽，目不暇接。由于正在修路，也曾遇到大家一起下车把拦路的大块石头推开的小插曲。中午在某一个地方吃午饭，吃的是朝鲜冷面，饭碗大如小盆，让我这饭量大的北方大汉都望而生畏。这一次图们江之游，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度过了一生最愉快最难忘的若干日子中的一天。

去年秋天，王文宏又来北大进修、访问，为期一年。我可万没有想到，她选择的合作伙伴竟然是不佞我自己。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她专治中外文艺理论。对于文艺理论，我要说是一窍不通，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要说我懂得很多，那不是真话，而是吹牛。我在清华读书时，曾读过西方文论，也曾选修过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平常也好涉猎文艺理论的书籍。至于中国诗话以及文论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等，也曾粗粗地翻阅过，至于罗根泽、郭绍虞、敏泽等专家的著作，也并不陌生。但所志不专，有似玩票，最终还是介乎通与不通之间。现在忽然有一个真正的专家要向我来“问学”，我焉得不诚惶诚恐！但我心里是愉快的，因为来的不是别人，而是王文宏。差幸我藏书颇多，又同文艺理论界广通声气，每有新著，他们总先对我垂青赐寄。因此，这一方面的新著我收藏颇富，有的连图书馆都不见得会有。同时又因为我家里有闲房一间，虽然也同样塞满了书，但却仍有回旋余地，因此我索性请她到我家来住，主要是因为看书方便。蒙她不弃，怡然搬来。她为人极好，同我身边几位帮我工作的人，不论是女是男，是我的学生还是我的朋友，都处得极好，处得极其融洽，他们之间也结成了深厚的友情。我们共同读书，共同聊天。在我这个五湖四海凑成了一家的餐桌上，天天笑语不断，其乐融融。对于吃饭烹调，我是“口力劳动者”，只能说，不能做。不意我出了几次点子，竟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弄得我也有点飘飘然了。按照我的处境说，我本来应该是孤独、寂寞、凄凉、悲哀的；现在却成了我一生最愉快、最难忘的一年。佛家讲缘分，德国诗人Hölderlin讲Schichsal，这不是缘分，不是Schichsal又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也谈学问，也谈文艺理论。因为我是半个外行，是一个“槛外人”，没有内行里手那些“槛内人”必有的顾虑，什么面子、什么权威等等，我能够无所顾忌，放言高论，“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决无意这样去做的——而我所说的话，王文宏似乎都能听得进去。这越发助长了我的谈兴。有时候，在黄昏时分，我们几个人坐在楼前荷塘边上的大石板上，开怀畅谈，上至宇宙，下至蚊子，谈时事则共同嘘唏，论学问则相偕兴奋。于时朗月当空，荷香四溢，垂杨拂肩，人影在地，飘飘欲仙，遗世独立。小猫毛毛大概把水中月影误作“白玉盘”，猛然跳入水中去捕捉，转瞬又纵身上岸，水淋淋地逃往家中。我们大家顾而乐之。我们此时几乎忘记是置身人间，仿佛已经进入了“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神仙境界。

王文宏是值得羡慕的。父母慈爱，家庭和睦，丈夫忠诚干练，女儿聪慧淳朴。自己不到不惑之年，已经提为副教授，在学术上早已脱颖而出，多有建树。她的前程，如日中天，辉煌可待。她学习勤奋，是我亲自目睹的。才能加勤奋，是治学者唯一的成功之路，对任何人都不例外。然而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王文宏能把这两者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连我这个垂暮之年的过来人，也不禁赞叹和羡慕了。

说到王文宏的为人，我经过十年的观察，觉得颇有点说话的资格。我已年届耄耋，生平走过三十几个国家，接触过的各国各阶层的人士，无虑上千上万。我自觉已经成了一个“世故老人”，“世故老人”的本钱就是识多见广，如燃犀照妖，物无遁形。我见人一面，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大概就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对于王文宏，我似觉更有把握。老友李玉洁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在王文宏眼中，天底下没有坏人。”她这真是见道之言，一语破的。我也曾对她说过：“天底下不都是好人。”她圆圆地瞪大了两眼，一片怀疑的神情，凝然可掬。

王文宏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生平所遇到的芸芸众生中她是性格最温柔，感情最充沛，心地最善良，思想最天真，作风最淳朴，待人最宽厚的人中之一。我甚至想，倘若把“之一”二字抹掉，也许更接近事实。

写到这里，我憬然顿悟：你这是写到哪里去了？你这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吗？《颜氏家训》引邺下俗语：“博士买驴，书券三纸，不见驴字。”我难道不成了那样一个“博士”了吗？然而我立即想到：否，否，我并没有离题。我是给一本书写序，这一本书是王文宏选（高鸿曾加以协助），季羡林作。我必须先把选者与作者的关系说明白，然后别的问题就好谈了，我自认这正是抓纲之举，是不能缺少的。

顾名思义，这一本书是选我谈东方文化的文章的。我曾多次说过，我不是研究文化的专家。只因我不安分守己，好胡思乱想，时作惊人之语，并无哗众之意。但在学术界颇引起了一些议论，有赞同者，有反对者，有态度不明者，我一概坦然处之，因为这本是正常现象，用不着高兴或扫兴。话虽这样说，但是遇到赞同者，心里总会觉得舒服的，否则就是矫情，为我所不敢取。现在偏偏遇到了一个王文宏，对我这一套议论，简直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我心中什么滋味，可想而知。她又偏偏要选一些这样的文章，形成一本书，自己还加心加意地写了一篇详细介绍的文章，说是准备出版。我告诉她，我已经选过一本《东西文化议论集》，收了我的文章和别人赞同或反对的文章，大家来议论一番，我一不“争论”，二不“辩论”，所以采用了“议论”二字。倘她再选，难免重复。但是她仍然坚持己见。她说，在东北地区，买到我的书比较难，而且她选的面比我选的那一本书在选我的文章方面要广得多，有许多篇是我那一本书中没有的。我对王文宏采取的也是“议论”政策，不争论，不辩论，于是这一本书就选成了。

但是，王文宏还不满足，她一定要我写一篇序。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要求。并不是因为我时间很富裕，没有多少工作。事实上正相反，我现在以耄耋之年天天超负荷地工作着，心理上和身体上压力是极重极重的。我为什么又答应写序而且又真正写了呢？中国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长王文宏四十多岁，是她祖父一辈的人物。如果有“代沟”的话，我们之间，应该是双重代沟；但我们相识十余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朝夕相聚，我发现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沟”。我看她能理解我，我觉得也能理解她。这是并不容易的事。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诗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就让这一本书成为我们的“雪泥鸿爪”吧。我虽年已老迈，但尚未有“遽归道山”的计划。因此，这也决不会是我们最后的“雪泥鸿爪”。今后我们见面相聚的日子还多着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很多“雪泥鸿爪”还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1996年6月21日写毕

《世界列国国情风俗丛书》序

孙正达先生拿来他主编的《世界列国国情风俗丛书》的简介，要我写一篇序。我现在确实很忙，忙得焦头烂额，而且对他搞的这一行也不十分熟悉，本来应当立即婉言谢绝的。可是，我却感觉到有点义不容辞的味道，没有立即谢绝，意思就是答应下来了。

义不容辞之感是怎样产生的呢？我看了一下顾问的名单，我的记忆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去。当时，北大还在城里沙滩，形势正处在解放前夕，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顾问中颇有几个人当时正在做地下工作。我没有那个勇气和他们一起干，但是他们的身份我却是知道而且钦佩的。现在他们都从毛头小伙子变成了老年人，差不多都已经退休、离休。在过去50年中，他们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受到了我的同当年不同的角度上的钦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连写一篇序的“勇气”都没有吗？所以我必须答应。

原因当然还不只有这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们这工作有重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举国上下正从事艰巨而光荣的建设事业。这事业是空前伟大的，但是需要必要的条件。这条件，我认为，在国内首先必须是安定团结，群策群力。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国际上也必须是安定团结。我们政府再三声明，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要同外国人民和政府交朋友。当然，如果有哪一个外国政府胆敢欺凌我们，我们也决不会做宋襄公，我们必然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我现在理解，这就是我们政府和人民的态度。

可是要想达到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做朋友，做好朋友的目的，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大的政策由我们政府来定，我们可以放心。但是，我们人民，甚至大小官员，只要同其他国家的人民打交道，就决不能认为我们一切都是天下第一——现在就有个别国家抱这种态度，他们自认是“天之骄子”，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国家绝无好下场，完全可以断言——我们必须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而尊重的基础是了解。了解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国情，也包括风习。表面上看起来，风习是小事，有的简直微不足道。然而好多不愉快的尴尬的场面，就往往出在小事上。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的。可惜——我甚至于想说“可恨”，我们有一些国人麻木不仁颟顸昏庸，在同国际友好来往时闹出笑话，甚至贻误大事。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然而了解外国的国情和风俗也是并不容易的，也必须下一番工夫的。现在孙正达先生邀集同好，写成了这一套丛书，不但对涉外有用，对不涉外的人们也是有用的。杜甫诗：“好雨知时节。”这真是一场“好雨”。它一定会受到国内外人民的欢迎的。

我祝贺它的出版。

1996年9月10日

《夜光杯文丛：人生漫谈》小引（代序）

上海《新民晚报》，发行量大，内容丰富，编排又有新意，能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要。仰其大名久矣。

近蒙“夜光杯”编辑贺小钢垂青，来信约稿，又惠赐报纸。“投桃报李”，古有明训。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我焉敢有违！但是，正如大家所能够想到的，我手中的“李”只有一种，这就是舞笔弄墨。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我这个秀才也只有半张纸的本钱了。

我这半张纸写点什么东西呢？这就给我出了难题。“夜光杯”规定只要“千字文”。我这个人搞了一辈子所谓“学问”，我过去写的几乎都是长篇大论，短则一两万字，多则六七万以至十万字，都是文章，而非专著，有如张翼德，只会使用丈八长矛，如果递给他一把短剑，他必然是缩手缩脚，施展不出威风来。

我现在就处手持短剑的张翼德的尴尬的地位上，无计可施。

我行年八十有五矣，在旧中国，能活到这样高龄，就有了被称作“人瑞”的资格。我读中外文学史或学术史，往往有一个怪习惯：我喜欢计算文人的生年卒月。我发现，能活到像我现在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我感到幸福。虽然我自知见到鲁迅《过客》中说到的长野百合花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总有一天会给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的。

活老了有什么好处呢？有很多好处。小说上常读到老人自我吹嘘：“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颇有点英雄气概，让我兴奋鼓舞。

盐吃多了，桥过多了，我没有白吃白过。我曾到过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引车卖浆者流，不管肤色是黑，是黄，是白，我都见到。至于文人、学士、流氓、无赖，诸色人等，我也见了不少。即使我自命为“世故老人”，也不为过。我在国内，在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中，我逢到过“山重水复疑无路”，也逢到过“柳暗花明又一村”，颠颠簸簸，坎坎坷坷，摇摇晃晃，趔趔趄趄，走过了这样漫长的道路。我耳虽不太聪，但能听得见；眼虽不太明，但看得着；心虽有点毛病，但还是“难得糊涂”。我经常考虑和回忆过去的事情，研究和观察眼前的事。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明亮照见众生相。有时也想写点什么。但是心有所感想写的东西，与我手中的丈八长矛对不上号。现在“夜光杯”需要千字文，可以说是正中下怀。何不就试它一试呢？我想到的东西，上至三千大千世界，下至苍蝇蚊子，无所不包，一时一篇是写不完的。因此立了一个总题目，叫做“人生漫谈”。先写“小引”如上。

1996年10月29日

《中国精神》序

郑州社科联的青年学者窦志力同志，冒着北国的寒风，不远千里，从郑州来到北京，把自己的新著《中国精神》这一部长达四十万言的新著送到我手中，并且让我写一篇序。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以望九之年被文债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原打算立即婉言谢绝的。但是，一想到这个书名：中国精神，我立刻想到中国诗圣杜甫的四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当我们全国人民群策群力，意气风发，锐意弘扬和创造我们的精神文明时，这一部书难道不是一场“当春乃发生”的“及时雨”吗？

再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实在挤不出时间细读这样一部巨著。我只能大体翻看一下，看看全书的目录和结构，找出我自己认为必读的几个章节，细读了一番，其余的只能望一望它而已，我决不冒充我曾读过全书。

就我翻阅所及，我觉得这是一部好书。有资料，有分析，有见解，有论断，而且有一些见解很精辟，发前人之所未发。虽然我不敢说，对他的意见我全部同意；但是我却不能不佩服这位青年学者思想之敏锐，对中国精神分析之细致。有的话切中时弊，发人深省。这些都是作者近几年来奋发努力，锲而不舍的结果，我应该向他祝贺。

我对中国精神，或者笼统说东方文化，没有多么深的研究。由于自己好胡思乱想，所以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不敢敝帚自珍，曾写过一些文章，得到的反响总起来说是积极的。但自知是“野狐谈禅”，并不敢沾沾自喜。

我同作者的意见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近似的。比如，他从五个方面来概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爱国爱民的献身精神，勤劳智巧的创业精神，忠诚无畏的勇敢精神，仁爱孝敬的重德精神，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精神。对他这样的概括，我是同意的。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这一段话，同窦志力同志在上面列举的五条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的东西。

多少年以来，总有一个问题萦回在我的心中：什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几经思考的结果，我认为是爱国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说，中国人天生就是爱国的。存在决定意识，必须有一个促成爱国主义的环境，我们才能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只要看一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环境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始终没有断过敌人，东西南北，四面都有。虽然有的当年的敌人今天可能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但是在当年，他们只能算是敌人。我们决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否则我们的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一大批著名的爱国者，就都被剥去了爱国的光环，成为内战牺牲者。

但是，爱国主义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我认为，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正义的爱国主义和邪恶的爱国主义。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中国基本上一直是受侵略、受压迫、受杀害的，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而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德国法西斯，手上涂满了别国人民的鲜血，而口中却狂呼爱国，这样的爱国主义难道还不是最邪恶的吗？这样的爱国主义连他们本国的人民也是应该挺身而出痛加挞伐的。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翻了身，享受了独立自由的生活；但是心怀叵测的一些列强仍在觊觎敌视。因此，我们仍然要努力发扬正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现在我们已经改革开放，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中，我们仍然要弘扬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精髓，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了。但是我们的中国精神和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其作用就仅仅限于中国和东方吗？否，否，决不是的。自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来，西方列强挟其分析的思维模式，征服自然，为人类创造了空前辉煌的文化，世界各国人民皆蒙其利。然而到了今天，众多弊端都显露了出来，举其荤荤大者就是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产生、臭氧层出洞，等等。如果其中一项我们无法遏止，人类前途就处在危险之中。有没有拯救的办法呢？有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唯一的一条拯救之路就是以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来济西方之穷，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改弦更张，人类庶几乎有被拯救的可能，这就是我的结论。

给别人的书写序而侈谈自己的主张，似乎不妥。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这样写不过表示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而已。

1996年12月10日

《胡适全集》序

——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甚至教育史上，胡适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一个物议沸沸扬扬的人物，一个很值得研究而又非研究不行的人物。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约莫有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征序于我。我没有怎样考虑，便轻率地答应了下来。现在说是轻率，但在当时并没有一点轻率的感觉，反而觉得确有点把握。因为我从中学起，一直到大学，到留学，到回国任教，胡适的著作从《尝试集》《胡适文存》起，一直到《胡适论学近著》，再加上报刊杂志上他的那一些政论文章都读过，有的还读了不止一遍。对他的学术造诣以及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自己觉得颇有把握。在另一方面，在40年代后半期，我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个系主任，同作为校长的胡适，经常有接触的机会，请示汇报，例所难免。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同他一样，都推崇考据之学，颇能谈得来。从而对他的为人，待人接物，应对进退，有充足的感性认识。有了这两个方面，为他的《全集》写序，心里是觉得颇有底儿的，答应下来，难道还能算是轻率吗？

但是，一旦静心构思，准备动笔，我才憬然顿悟：自己答应得真是过于轻率了。我平常写东西，下笔颇快。这一次我却想一改旧习，学一学我的老祖宗季文子，要“三思而后行”，想把序写得好一点，写出一点水平来。适逢当今学坛突然掀起一股“胡适热”，仅就我视线所及，已经有十多种关于胡适的论著和胡适本人的著作出版问世。我觉得，要想写好这一篇序，必须熟读今贤书，从他们的书中吸取营养，扩大自己的眼界，开拓自己的思路。这个想法不能说不正确。古代中外许多圣贤不都提倡多闻吗？

于是我就多方搜求，得到了十几种胡适的书和关于胡适的书，整整齐齐，罗列案头，准备一一阅读，然后下笔，定能彩笔生花，写出一篇美妙的序文来。读了第一本书，觉得获得了很多知识，心里甜丝丝的。读了第二本，又觉得增长了很多知识，心里又甜丝丝的。记得外国什么哲学家说过，读别人的书，好像是让别人在自己的脑袋里跑马。跑第一次马时，我觉得跑得好，跑得有道理。跑第二次马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比方说，第一次跑马，马头向东。第二次跑马，马头却突然转而向西。究竟是向东对呢，还是向西对？我有点糊涂起来了。我这“糊涂”并不“难得”，是于无意中得之的。在糊涂中，我自己暗自思忖：如果第三次跑马而马头向南，第四次跑马而马头向北，我脑袋里岂非天下大乱了吗？这样一来，我将茫然，懵然，无所适从，我将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变成一位呆子。

我于是下定决心，当机立断，把案头的书推开，除了偶尔翻阅一下以外，不再从头认真细读。与其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何不让自己跑几趟马呢？此时，我仿佛成了菩提树下的如来佛，尘障全逝，本性固融，丢掉了桎梏，获得了大自在。

且看我跑出些什么结果来。

胡适在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

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也可以说是20世纪的学术史，究竟应该怎样分期，我还没有读到并世贤哲们的著作。我自己在这方面决不敢以内行自居，本着“半瓶子醋晃荡”的原则，提出自己的看法。学术总是脱离不开政治的，以政治环境为纲，我想把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分为五个阶段：

（一）1901—1911年

（二）1911—1919年

（三）1919—1949年

（四）1949—1978年

（五）1978—现在

我在下面试着加以简略的分析。

我觉得，要想探索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必须抓住三条线索或者三条脉络：一条是遵守乾嘉诸老的以考据为基础的治学方法；一条是利用西域和敦煌新发现或新出土的古代典籍和文物；一条是——利用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现成的话——“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 is response to the west）。第一条和第三条都明白易懂。只有第二条需要加点解释。中国学术史上——我想，世界学术史也一样——有一种现象或者甚至一条规律：有新材料发现，就能把学术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学术史上形成一个新的阶段或新的时代。这样的例子，中外都不缺乏。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新的一次材料大发现，就是西域考古成果和敦煌遗书。关于这个问题，王静安先生做过演讲，而且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人。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一文中说：“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真可谓要言不烦。以简单明了的三目概括了王静安一生“几若无涯岸之可望”的治学范围和治学方法，真是大手笔。寅恪先生的第一目和第二目，相当于我上面说的第二条，第三目相当于我说的第三条，大家一看就可以明白。

我在下面分析我提出来的五个阶段时，就以陈先生的三目为纲。只有提纲，才能挈领。我的分析当然以适之先生为主，因为我不是在写《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而是写《胡适全集》的序。在五个阶段中，第一阶段与胡适关系不大，那时他还是青年学生。第二阶段则与他关系至大，他是这一阶段的主角。第三阶段他仍然演重要的角色。第四阶段他居住在台湾和美国，几与大陆学术界脱离。第五阶段则他已去世，没有可能再扮演什么角色了。岁月流转，时移世变，对陈先生的三目必须有所增添。这是很自然的事，用不着多加解释了。

以下就是分析。

第一阶段

虽然清王朝已朝不虑夕，但仍然有一个太后和两个皇帝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天下依然是大清帝国的天下。这种政治环境不能不对人们的心态起着作用。

在这期间，乾嘉诸老的考据学风对一些学者仍有影响。学术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像章太炎、梁启超等忙着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反满的活动，想重振大汉之天声，对学术研究不能不有所忽视，研究成果难以出现。但是，正在同时，由西方人进行的西域考古则硕果累累，而敦煌遗书的发现者最初也是西方人。北京的学者们虽已有所闻，但他们中之奸猾腐败者，只知窃取，据为己有，而不知研究利用，与西方学人根本对立。在学术研究方面根本谈不到对西方的反应。

在这一阶段，胡适还是一个少年，谈不上什么参与。

第二阶段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管对这个成功如何评价，反正北京已把皇帝改成总统（最初叫普理玺天德），五族共和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结束了。这种政治环境也必然对中国人民——学者当然也包括在里面——的心态起着作用。在政治上，共和了没有多久，洪宪复辟的丑剧就出台而后又迅速的覆灭。接着来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学术文化圈子里，老一辈的领袖人物，如章太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等，都有点功成身退的意味，一点也不活跃，在这一阶段的前一半，几乎成了真空，然而却给胡适准备好了活动舞台。

胡适于1910年赴美留学，先学农，后改文学，又改哲学。在文学和哲学中，他如鱼得水，欢游自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初到美国时，他对美国政治感到极大的兴趣，并且亲自参加一些活动，达到如疯如狂的地步。因此，终其一生他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这里就埋下了他既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也反对国民党的政治之根。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杜威实验主义，也可以说是终生以之的。在学术研究方面，从他所写的三篇最早的文章——《〈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中，依稀可以看见乾嘉诸大师的考据学对他的影响，他也是终生服膺增加了一点新成分的考据学，他有时称之为“科学方法”。

胡适于1917年回国。他虽然去国七年之久，但是对国内的情况，他还是相当清楚的。他回国后看到的是一个民生凋敝、政治混乱的局面。学术界几乎是一片荒芜，好像是等待着他来一试身手，大显身手。他一不颓唐，二不郁闷，而是精神抖擞，投入到祖国的改造中去。他带回来的是满脑袋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思想。从对西方的反应这个角度上看，这是最激烈的时候，激烈地向西方倾斜。胡适的思想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的思想。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可以说是为胡适准备好了一片活动场所。1917年，胡适的石破天惊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这是中国近代“文艺复兴”的第一声响炮，影响深远。胡适原意是掀起一场新文化的运动，然而最终却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胡适对此曾多次表示不满。胡适因此以二十多岁的青年“暴得大名”。

总之，第二阶段的后半期，胡适意气风发，主宰了当时的文坛和学坛。

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的前半期，胡适仍然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主将，同时他又涉足政治，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在学术研究方面，乾嘉诸老的考据学对他仍有极大的影响。他锐意弘扬自己的“科学方法”。最著名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他津津乐道而又人所共知的。西域考古资料，他不甚措意。敦煌遗书也仅仅利用了一点关于神会和尚的资料。而在同时，中国学术界的诸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则精心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资料和敦煌遗书，写出了超越欧洲和日本学者水平的文章。在对西方的反应方面，胡适一仍旧贯，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倾斜，在学术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是如此。

第四阶段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胡适逃出了大陆，有时住在美国，有时住在台湾。在台湾，他并没有受到青睐，有时还遭到批判。在大陆，从50年代中期起，他遭到严厉的批判，成为著名的“反面教员”。对学术界的正面影响，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有人甚至谈胡色变，在大陆，胡适时代早已经结束了。胡适毕竟还是一个爱国者，不愿老死异乡的美国，晚年回到了台湾，刚过古稀之年，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第五阶段

1978年中国大陆上执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化界和学术界，也在多年窒息之后，从外面吹进了一股新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除掉了桎梏，思想活泼起来。在学术研究方面，敦煌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吐鲁番学也初具规模，一批年轻学人脱颖而出，预示出中国学术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时期即将在新的一个世纪内来临。对西方的反应是积极的。我们既主张拿来主义，也推行送去主义，这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益处。胡适虽然早已离开了人世，但在这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拂中，学术界正掀起一股“胡适热”，关于胡适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几种。胡适自己的著作也陆续出版，《胡适全集》即将出版，这将是胡适研究的登峰造极之举。对胡适的评价，也一反过去那种僵化死板的教条主义，转向比较实事求是的公平合理的康庄大道。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此其时矣。

作为学者的胡适

我认为，胡适首先是一个学者，所以我把评估他的学术成就列为第一项。这里用“评估”二字，似乎夸大了一点，只能说是我对他的学术成就的印象而已。而且学者和思想家往往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硬分为二，是不得已之举。其间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我不是写《胡适传》，我不想把他的学术著作一一罗列。如果举书名的话，也不过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想把他的学术著作粗略地分为六大类：

（一）早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

（二）整理国故和国学研究；

（三）以《说儒》为中心的《胡适论学近著》；

（四）关于神会和尚的研究；

（五）关于《水经注》的研究；

（六）为许多旧的长篇小说写序、作考证，一直到新红学、《白话文学史》和《哲学史》等。

这六大类约莫可以概括他的学术研究范围。

我对以上六大类都不一一做细致的论述和分析。我只根据我在上面划分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的阶段时提出来的三条线索或者三条脉络，来笼统地加以概括。第一类中的三篇文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它们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语言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吾”、“我”、“尔”、“汝”这几个人称代词。汉字是没有曲折变化的，完全不像西方那样。在西方语言中，人称代词有四格——主格、宾格、所有格和受事格——从字形上来看，泾渭分明，而汉字则不然，格变只能表现在字变上。这一点很容易为不通西语者所疏忽。胡适至少通英语，对此他特别敏感，所以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胡适自己说：

我那时对归纳法已经发生了兴趣，也有所了解，至少我已经知道了“归纳法”这个词汇了。同时我也完全掌握了以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作比较研究的知识而受其实惠。（《胡适口述自传》页120—121）

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认识。

谈到国学研究，先要澄清一个误解。我往往听到有人怀疑：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怎么会一变而整理起国故来？这是不了解全面情况的结果。胡适说：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重目的：

（1）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

（2）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

（3）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做一番有系统的整理）；

（4）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上引书，页203）

原来胡适是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的，同平常所理解的不同。

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做了几点总结。在成就方面，他认为有三项：第一项是“有系统的古籍整理”；第二项是发现古书和翻刻古书；第三项是考古——发现古物。同时，他也指出了三大严重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研究范围太狭窄；第二个缺点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第三个缺点是缺少参考比较的材料。他针对这三大缺点，提出了复兴和提倡国学研究的三点意见：第一，用历史的方法来尽量扩大研究的范围；第二，注意有系统的整理；第三，“专史式”的整理——诸如语言文字史、文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艺术史、宗教史、风俗史等等。（上引书，页204—207）

以上就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意见和贡献。

至于《胡适论学近著》中《说儒》那一篇长达数万言的论文，确是他的力作。他认为，“儒”字的原意是柔、弱、懦、软等等的意思。孔子和老子都属于被周灭掉的殷遗民的传教士，由于他们是亡国之民，他们不得不采取那种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唐德刚先生对《说儒》这篇文章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他说：

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的著作。

他又说：

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所谓“30年代”的巅峰之作。我国近代学术，以五四开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时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学干扰不大，所以宜其辉煌也。这个时期一过以至今日，中国再也没有第二个“30年代”了。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便是30年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上引书，页273—274）

我个人认为，唐先生对《说儒》的评价和对30年代学术的估价，是颇值得商榷的。《说儒》意见虽新颖，但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郭沫若就有文章反驳。所谓“30年代”的学术成就，不知何所指。当时日寇压境，举国同愤，也不能说“干扰不大”。

关于适之先生的神会和尚的研究和《水经注》的研究，他的确用力很勤，可以说是半生以之。前者的用意在研究中国禅宗史，后者的用意在为戴震平反昭雪，其成绩都应该说是在《说儒》之上。

为旧小说写序，作考证，在这方面胡适的贡献是很大的，而影响也很大。在旧时代，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由于胡适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小说公然登上了文学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贵的文学品种平起平坐。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我个人觉得是合情合理的。至于与此有联系的《白话文学史》，我认为是失败之作。因为白话同浅显的文言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反不如用模糊理论来解释——可惜当时这个理论还没有产生。胡适有时牵强附会，甚至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哲学史》始终没有写完，晚年虽立下宏愿大誓，要把它写完，可惜他过早地逝去，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杰作”。适之先生在学术问题上有时候偏激得离奇，比如对中国的骈文，他说“有欠文明”。他认为“四六”体起标点符号的作用，他把中国中古期文章体裁说成“鄙野”或“夷化”，因为它同古代老子和孔子所用的体裁完全不同，同后来唐宋八家的古文，也迥然有别。他拿欧洲“修道士的拉丁”和印度的“沙门梵文”来相比，前者我不懂，后者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认为这是一位极其谨严的学者的极其可怪的偏见。这一点，唐德刚先生也是完全不同意的。（上引书，页274—275）

作为思想家的胡适

胡适不喜欢“哲学史”这个词儿，而钟爱“思想史”这个词儿。因此，我不称他为“哲学家”，而称他为“思想家”。

不管是哲学，还是思想，他都没有独立的体系，而且好像也从来没有想创立什么独立的体系，严格地讲，他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我给他杜撰了一个名词：行动思想家，或思想行动家。他毕生都在行动，是有思想基础的行动。大名垂宇宙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这是他在既定的思想基础上行动的结果。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是难以做到的。

说到思想，胡适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复杂的，既有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有西方的古代一直到近代的思想，以后者为主。中国“全盘西化”的思想和他有密切的关系。年轻时候信仰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这方面影响他的有中国的老子。老子主张“不争”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还有墨子的《非攻》。此外还有西方的耶稣教的《圣经》，讲什么人家打你的右颊，你把左颊再转过去要他打。他这样的信仰都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的。胡适的行动看起来异常激进，但是他自己却说，自己是保守分子。（上引书，页138—161）表面上看，他是“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他却不但尊崇孔子，连儒家大儒朱熹也尊崇。唐德刚先生甚至称他为“最后的一位理学家”。

胡适的意见有时候也流于偏激，甚至偏颇。他关于骈文的看法，上面已经介绍过了。与此有关联的是他对于文言的看法。他说：

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我认为文言文在那时已不止是半死，事实已全死了；虽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许多现时还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个死文字的文法。（上引书，页161）

那么，胡适真正的主要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实验主义。我现在根据胡适的自述，简略地加以介绍。实验主义是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流行于美国的有影响的大哲学派别之一。当时最主要的大师是查理·皮尔士（Chanler Pierce）、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第一人逝世于1914年，第二人1910年。胡适不可能从他们受学。只有杜威还健在，胡就成了他的学生。胡适自己说，杜威对他有“终身影响”。

什么又叫做“实验主义”呢？必须先介绍一点欧洲哲学史，特别是古希腊的哲学，才能知道杜威一些说法的来源。这要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年）讲起。我现在根据唐德刚先生的注释（上引书，页108—114）极其简略地加以说明。苏格拉底对“知识”这个概念有特殊看法。人性是本善的，之所以有不善，是由于“无知”的缘故。“知”是“行”的先决条件。“知”中有善而无恶，有恶之“知”，不是真“知”，无“知”则“行”无准则。要了解什么是“知”，必须了解什么是“不知”。所有的事物和概念都有真“知”，一般人不了解真“知”而自以为“知”。所以都是糊涂一辈子。他十分强调“自知之明”。他之所以拼命反对“民主”，就是因为他认为芸芸众生都是无“知”之辈，他们不能“主”，“主”者只能是有德者，“德”只是“知”的表现。有“知”自有“德”。从“无知”到“有知”，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和方法，这就是“苏格拉底法则”。苏格拉底认为，天下任何事物和概念都各有其“普遍界说”（universal definition），比如说，猫的“普遍界说”就是“捉老鼠”。世界上的事物和概念，都将由其本身的“普遍界说”而形成一个单独的“形式”（form），这个“形式”有其特有的“次文化”（subculture）。

上述这种推理法，就是所谓“苏格拉底法则”。杜威对这个法则极为赞赏，胡适亦然。他们认为，“法则”只是一种法则，是一种寻求真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替任何“主义”去证明那种毫无讨论余地的“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他们实验主义者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不立什么“终极真理”。

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批评他的师祖和老师的推理杂乱无章，他搞了一个“三段论法”。所谓“三段”，指的就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这可以称为“演绎推理法”（deductive method）。这方法的核心是“证明真理”，而不是“寻求真理”。后来它为中世纪的耶稣教神学所利用。这种神学已经有“终极真理”和“最后之因”，只需要证明，而不需要探求，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一拍即合，所以就大行其道了。

胡适经常讲他的方法是“归纳法”，就是针对这种演绎法而发的。

既然讲到了方法，我现在就来谈一谈胡适的“实证思维术”。胡适说：

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上引书，页94）

这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见他毕生重视方法，在思想方面和治学方面的方法，而这方法的来源则是杜威的影响。

根据胡适的论述，杜威认为人类和个人思想的过程都要通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固定信念阶段。

第二阶段，破坏和否定主观思想的阶段。这第二个阶段杜威称之为讨论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苏格拉底法则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间发展的阶段。杜威用溢美之词赞扬苏格拉底，而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则颇有微词。

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是现代的归纳实证和实验逻辑。（上引书，页93—94）

杜威在另一本举世闻名的著作《思维术》中，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导致思想者去认真思考。

第二阶段，是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思想者要求证，他把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哪个是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上引书，页96）

我想，大家一看就能够知道，胡适有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源就在这里，是他从杜威那里学来而加以简化和明确化了的。

根据我个人肤浅的分析，在对外方面，在对西方的反应方面，胡适这个思想的来源还不仅限于杜威，一定还有尼采的影响在，他那“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名言，影响了整个世界。在对内方面，胡适也受到了影响，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学家张载。张载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大学·原下》）他又说：“无征而言，取不信。启诈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则不言；周足征，则从之。故无征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以上引文都见上引书，页20。参看同书，页12，胡适自己的说法）

多少年来，我就认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胡适自己在《口述自传》中“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这一节里说：

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起来。……我十几岁的时候，便已有好怀疑的倾向，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

下面他讲到“汉学”，又说：

近三百年来学术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实自北宋开始，中国考古学兴起的时候。古代的文物逐渐发展成历史工具来校勘旧典籍，这便是批判的治学方法的起源。“考据学”或“考证学”于焉产生。

胡适在十九岁前读中国经书，发现了汉、宋注疏之不同，企图自己来写点批判性的文章。这种以批判法则治学的方法，胡适名之为“归纳法”。（上引书，页118—119）

在这同一节中，胡适又说：

我举出了这些例子，也就是说明我要指出我从何处学得了这些治学方法，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比较妥当的方法，是我从考据学方面着手逐渐地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由于长期钻研中国古代典籍，而逐渐的（应作“地”——羡林）学会了这种治学方法。所以我要总结我的经验的话，我最早的资本或者就是由于我有怀疑的能力。（上引书，页125）

最了解自己的老师的胡适的学生唐德刚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的“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arship）的窠臼。（上引书，页133）唐又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说，胡适“不成一套！”（上引书，页111）

唐德刚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胡适的“治学方法”确实是中西合璧的。但是，我认为，决不能就因此贬低了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上面已经提到，这是胡适最大的贡献之一。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真想做学问，都离不开这十个字。在这里，关键是“大胆”和“小心”。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必先有假设，否则就是抄袭旧论，拾人牙慧。这样学问永远不会有进步。要想创新，必有假设，而假设则是越大胆越好。在神学统治的重压下，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围着太阳转，胆子可真够大的了。但是，大胆究竟能够或者应该大到什么程度，界限很难确定，只好说“存乎一心”了。有了假设，只是解决问题第一步。这种假设往往是出于怀疑，很多古圣先贤都提倡怀疑，但是怀疑了，假设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认为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结论，必须求证，而求证则是越小心越好。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异常复杂，千万不要看到一些表面就信以为真，一定要由表及里，多方探索，慎思明辨，期望真正能搔到痒处。到了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然后才下结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孤证难信。这做起来比较难。如果真正只有一个孤证，你难道就此罢手吗？

胡适毕生从事考据之学，迷信考据之学。他在《齐白石传》中说过几句话：白石先生用“瞒天过海”的迷信方法，来隐瞒自己的年龄，却瞒不过考据学。可见他对考据学信仰之虔诚。我再重复说一句：十字诀是胡适重大贡献之一，对青年学者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