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海尔曼·舒尔茨离开他那莱茵河右岸的村庄，他骑车刚过美茵河桥，就折进那一条以前叫作长街现在叫作威廉·欧培尔街的大街去。他总是先按三下车铃，眼睛看着拐角上大房子的厨房的窗户。窗子上装饰着窗帘和天竺葵。战前不久，在国社党妇女协会兼职的区妇女监督发起过一个装饰房屋的竞赛，包兰的老婆甚至还为了这窗户得过一次奖。这座房子是三层楼；已经相当老了；在这一世纪的头十年内就盖成了。从考斯特海姆，从曼茨卡斯特尔，从李德村来的早班和夜班的工人步行和骑车在它前面经过，这情景它已经看过好几代，大概总看过一万或一万五千遍了。

海尔曼按了三下车铃，窗子开了。包兰的老婆的头像一个圆圆的闪着银白色光芒的朝阳一样从一团云彩似的窗帘里伸了出来。她比她丈夫老。她喊了一声：“他就来！”海尔曼走到门口，保罗·包兰已经跨上了车。他是一个矮小的头发蓬松的小个子，诨名叫作“李子核”；这诨名也实在恰当，他一喝了酒，或者一特别高兴或生气的时候，他的脸就变成紫色。这两个人并肩骑进人群里去；他们常常在威廉·欧培尔街的口上遇到一个名叫弗兰茨·马奈特的人，他是从施密德海姆骑车下来的。他不同他们结伙，他们也不同他打招呼。这早就没有人奇怪了。李子核常常暗示出这原因。舒尔茨和马奈特以前是多年的朋友，马奈特结婚后不久，两个人就闹翻了。弗兰茨把老婆娘家在美茵河畔的菜园照原租价让给海尔曼。以后发现抽水机是坏的。海尔曼不高兴是当然的。但是弗兰茨好歹娶到一个老婆，想使这新家庭沾点好处，也是当然的。因此，大家闲谈总离不开这次结婚。弗兰茨一定有让女孩子不喜欢的地方。搞过许多次恋爱都失败了，一直到最后才只弄到这个劳蒂。她不很年青，更不是漂亮人物；一只眼睛由于工作上的一次不幸事件受了伤。她还有一个她同一个年青小伙子生的小女孩，这小伙子丢下她跑掉了，详情怎样，人们就不大清楚了。把别人的孩子养活大，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人们对这事情也不再大惊小怪了。全世界都骚动起来了。让人们惊奇的是法国和荷兰、英国和非洲。人们惊奇的是这样辽远的事物，如北方的港口纳威克和地中海的岛屿克里特。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议论那些菜园里的坏抽水机了。

在六月二十二日^[3] 前夕，保罗·包兰和海尔曼·舒尔茨骑车回家，又同往日一样遇到弗兰茨。他刚跳下车来，想推着车子下坡向着施密德海姆走去。人们走回家去，拖了疲倦的身体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向城里走，向李德村走，向丘岭上走，他们没有想到，这一个又结束了一天劳苦的晚上只是一个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前夕。水上的晚霞间或微弱地透过蓝灰色的烟闪着光。烟在工厂周围凝成浓厚的烟团。烟落到村庄上，使人们几乎看不见有点点的灯光在闪耀。这人工造成的蓦地降下的暮色用舌头尝起来又苦又甜，它熏黑了皱纹，眼角；耳孔和鼻孔；它沉郁地压在人的心头上。

被称为李子核的保罗和海尔曼骑车绕过从车上跳下来的弗兰茨。弗兰茨迅速地向海尔曼脸上望了一下，这一望并没有逃过李子核的注意。人们不能够把这一望像一个字似的记下来，何况告诉别人或者甚至指出来呢：它锐利地透过人工造成的暮色；它立刻又被收回到内心来，因为那里不许再有光明。

十分钟以后，保罗身体发僵，疲倦得连洗都不想洗一下，就坐在厨房里桌子旁边，他对着盛汤的盘子说：“可笑。”他的老婆说：“汤有什么可笑呢？”“并不是汤可笑。”保罗说，“是弗兰茨和海尔曼之间的仇恨可笑。像弗兰茨这样一个人同海尔曼这样一个人，又有过这样久的友情，竟会变成这样的仇人。为什么？为了一个菜园里的抽水机。”他的老婆说：“他们并不是为了菜园里的抽水机才变成仇人。成为真正的仇人也应该有真正的理由。这一点人们大概不愿意承认。于是就另找一个原因。结果找到了菜园里的抽水机。”因为保罗只是沉思，她就接着说下去：“我想是为了那个老婆。”虽然她的李子核一句话也不说，她可还是说下去：“你大概想，是为了弗兰茨的老婆吧。啊，不是！我想是为了他自己的老婆。因为海尔曼的老婆非常年青。她可以作他的女儿。”保罗简短地说了一句：“你瞎想。”

他用牙来咬熬汤的骨头，啃这骨头。然后说：“弗兰茨今天这样看了海尔曼几眼，仿佛想说：‘只要你愿意和好，我一定照办。’”他又住了嘴，仍旧来对付那骨头。因为他有一个不愿意说出来的想法。在他身旁斜射过去的目光不仅表明了想和好的意图，也表明了对老交情的保证。但是这些观察他老婆是不会了解的。

包兰的老婆坐到他前面来，注视着他——这个头发蓬松的、矮小的、带着迟钝的目光、没完没了地啃着骨头的男人，一片她自己现在也不了解的忧郁覆上她的心头。他正按照平常的习惯从光秃的骨头里往外吸骨髓，她怀着绝望的心情在想，仿佛所有人世间的苦痛都有紧密的联系似的，她想到那一个星期日，当时他俩也正这样坐在一起。从那以后，骨头的轻微的响声就像一个信号似的永远同这个不幸的通知联在一起：“在法国战役阵亡。”她绝对没有想到，她儿子会发生什么意外，在法国，在那只打胜仗的地方。保罗把门关上，免得邻居们听了她的哭声冲进来，免得他们听到他老婆粗声喘气，那些胜利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在这一天碰巧海尔曼把小男孩放在车梁上，正骑车到他丈人家去，保罗从窗子里把他们父子招呼上来。那时候，他除了同海尔曼同路去上工以外，对海尔曼没有更多的认识。他老婆看到那个小男孩就嚎啕大哭起来，他最初想堵住她的嘴。“别再打下去了，不然你们这男孩也会被战争吃掉的！”但是海尔曼却温柔地把保罗的手推回去。保罗暗暗地吃惊，海尔曼怎样在真诚、沉痛、无声的悲哀中抚摩着这个不熟识的女人的头发。他的小儿子惊异地看着。假如我们男孩子死掉的话，母亲们原来就这样悲痛得弯着身子缩成一团。

那时海尔曼在他家里一直坐到深夜。在这个女人逐渐变得细弱的啜泣声中，他们说了许多令人吃惊的话。第二天早晨他们照常骑车到工厂去。他下午回到家里时候，他老婆固然悲痛没有减少，但是却被大量的、意想不到的吊唁麻醉了。她说：“人们会以为我们是了不起的人物了。”邻居们不但一个接一个地同她握手。区妇女监督来过，妇女协会的、劳动战线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七八步兵团的代表们也都来过。李子核说：“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能有现在一半关心他就好了。”然后他沉默起来，因为他不愿意再夺掉他老婆的这点微薄的安慰。人们无论如何已经注意到，阵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这显然给她很大的安慰。她现在也想，她的儿子，她的独子，不是毫无光彩地就逝去了；正如所有的拜访者都了解的，他是为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阵亡的：为了所有的人，为了他的民族。女人是这样想的。男人想什么呢，没有说出来。关于死者，他从不说一句话。

海尔曼终于到了他的莱茵河边的村庄宾茨海姆，这时保罗还没有完全啃完那块熬汤的骨头。自从他丈人丈母娘死掉而他搬到他们的小房子去以后，在所有的工人里他离家最远了。但是当他越过美茵河桥在河堤上向着村庄骑去时，他却觉得自己逃开了那充满妖气的雾罩。莱茵河在柳树中间闪着光。水和土的气味直渗入鼻孔。

玛丽在门前等他。她头上缠了一块手帕。与其说她是个工厂工人的老婆，倒不如说她更像一个农人的女儿。在她的清澈的灰色的眼睛里隐伏着绝对的服从。海尔曼正预备喝那有点烧糊了的汤，她有几分胆怯地把眉毛皱起来，仿佛害怕一个威严的父亲一样。但是海尔曼却一点也没尝出来，或者故意装着这样，于是她就兴高采烈地跑出来，唱着歌。每次听到她的纯洁的娇嫩的声音，他总感到良心的责备，因为他在五年前为了想在混乱的生命里找一点可爱的东西放在自己身边，就把这个年青的女孩子骗到了手。特别是在结婚的头一年，他每天夜里都怕国社党的党卫队和冲锋队会包围他的房子。使他的心得到安慰的正是折磨他的良心最厉害的东西：对那些几乎奇迹般地从他头上飞过去的危险，她连一点预感都没有。时间一久，一群老朋友有的被捕，有的被暗杀，有的逃跑掉，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没有被人怀疑。他遵守了别人给他的忠告：保持冷静，把自己保留下来做最重要的事情。不停地向前进展的生命能保留下来吗？怎样保留？为了什么保留？有时候有一种感觉压倒了他，最重要的事情早就来到了，但是他却把自己保存下来。

这个年青的女人唱着歌，因为汤糊了，他并没责备她。他想到童年时候别人告诉他的关于生命的话：为了获得，必需丢开。

他的小儿子扯住他的袖子。他每月在门框上量一次身高。柱子上的刻痕就表示出他的成长。他还不大会站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开始量他了。在最高的线上面三手掌宽的地方单有一条孤零零的深痕。海尔曼刻这一条痕时，他的想法是：“我的儿子长到这样高，希特勒就完蛋了。我永远不把他送进希特勒的学校去。”这个男孩脱了鞋。他穿着短袜站近柱子。他自己把那本仍然放在衣柜上的唯一的书放到头顶上。这是她外祖母的圣经，他母亲离不开它。他尽可能地站直了，因为他愿意达到那条单独的刻痕。海尔曼想：“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看样子不会有很多时间的。在法国的发了疯的胜利把大家的精神都振奋起来了。这孩子不要再伸腿伸胳臂，他长得太快了。”他也想到，他愿意同弗兰茨短短地谈一次话，只是一次，因为孤孤零零实在受不了。他想到这点，感觉到这点，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前夕，而是因为他每天晚上都想到这点，感觉到这点。

黎明的时候，他虽然用冷水向头上胸上浇过，但是还没十分清醒地，踉跄地走近自行车。他有点生气。因为星期日也不能休息。他老婆替他沏上咖啡，又躺到床上去了。挂了窗帘的村舍的窗子上发亮了。最后的星星在柳树丛的后面闪着光，按防空条例说，有点太亮太讽刺。他骑到通往李德林恩庄的道路同河堤交叉口附近的时候，星星已经暗淡了。那里有一群男人在等候着他，脸都对着他。

在朦胧中他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仿佛有种秘密的东西使他的心同这些几乎还辨认不出模样的人联起来了，它已经开始带有威胁意味地在跳动。“海尔曼，”这些人说，“海尔曼，你现在怎么说？”“我？说什么呀？”海尔曼说。现在，因为他们苍白的脸包围了他，他们的眼睛闪着光，他知道，在不久以前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也了解到，他们就为了这个才在这里等他，希望从他这里得到一个说明，就是想从他这里得到，虽然他不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大说话而且孤独。“他还一点都不知道哩，”这些人说，“你们想想，他还不知道哩。”其中有一位叫西威特的死盯着他的眼睛说：“同俄国人开火了。”所有的人都凝视着他的脸，仿佛现在人们告诉他的这个消息是一个开启最秘密的窟穴的咒语。但是这些人在晨光中看不见他的脸色是如何苍白，他们只觉到一种奇异的他们不能体会的骄傲和秘而不宣的表情。西威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眼。海尔曼最后非说点什么不行了。他说：“这样我们也必须把它搞完。”于是西威特把眼光从他那里移开，失望而同时又满意，因为没有发觉这个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那一个年老的本赤从侧面看着他，默默想着什么。他老早就认识海尔曼。他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忽然骚动起来，冲向自行车去。在大堤上的狂驶中，海尔曼听到断断续续的句子：“这是开始——这是结束——这一定要来的——这不必像这样地来——现在停止了——现在开始了。”但是他，海尔曼，当他们走近桥头时，当男人们带了慌张或吃惊的面孔从村庄里走出来时，他感觉到，他怎样把他的家、他的老婆和他的孩子远远地丢在后面，远到一切都在回忆里暗淡下来；他怎样最后一次在他四周看到的一切东西旁边骑过去：在弯曲的一丛丛的柳树旁边，在对岸的礼拜堂钟楼尖顶旁边，在有两个柱子的渡头旁边骑过去，为的是永远不再看到这一切。他好歹通过了两个桥头，骑进工厂区去，这时候，死亡就在他近边，对一个已经下了决心不再为任何事情把自己保留下来的人来说，死亡是近到不能再近了。所有在渡船上在街上在田野的路上从李德村来的人们都挤在美茵河桥前面。在所有的脸上，海尔曼感觉到，都有点抽搐不宁，就仿佛他们都已经腐烂过，而在今天，正在这早班的时候，他们又从永久酣睡中被唤醒了。他想：既然现在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了对抗红军，难道今天他们还会拼命干上十小时，把自己应做的件数做完吗？不，死人不是为了再一次消磨同样的生命才被唤醒的。不，不可能的事情不能成为可能。

在美茵河桥后面总工程师克莱斯的“欧培尔”牌的车旁挤满了人。他是一个机伶的、喜欢开玩笑而又滑稽的人物，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喜欢他。他现在的神气更近于开玩笑，他看着挤在他四周的人们。他们问：“总工程师先生，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克莱斯回答说。“你们都听到了。”“现在也能结束得这样快吗？”“当然，”克莱斯说，“元首跨过聂门河，就要毁灭一个大国家。”一百对眼睛里面的一对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他认识这对眼睛的主人。在五六年以前，他曾同海尔曼打过短短的交道。当他们终于从两个不同的工作部门来到同一个工厂里时，他们彼此认出来了。但是他们却装着不认识，就仿佛弗兰克府夜间聚会的地方已经从他们记忆里消失，就仿佛当时海尔曼用以结束他的报告的仓猝的握手也从记忆里消失了；海斯勒的逃跑成功了，他们俩都参与过这件事。克莱斯当时嘴角上露出开玩笑的神气战栗了半天，说不定就是他把那个逃亡者在自己家里藏了一夜。现在他躲在什么地方呢？在地上？在地下？克莱斯小心翼翼地随了警察的指挥把车子沿着街开下去，从夜里街上就站了两行岗兵。从紧挤在一起的人群里，每隔一段就断断续续地爆发出万岁的呼声。这是从装置在街口上的扩音器里发出来的。扩音器送到天空中的声音被地上的询问切断了：“现在俄国人也进攻我们——我们当然进攻他——昨天还说，这是一个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改变的同盟——你们不能够闭住你们的鸟嘴吗？——别人高呼万岁，你再咧开你的嘴。”

在海尔曼每天早晨按三下车铃的那座拐角的房子前面站着一堆人。今天李子核已经在街上等候着。他的眼睛在骑车的人们中搜寻海尔曼。只有在李子核得到他儿子阵亡消息的那一夜，海尔曼曾在他那又孩子气又像老头子的脸上看到过这种惊惶失措的神态。

保罗在路上向海尔曼说：“好吧，我们现在也必须进攻他们了。”“谁也不必这样做，”海尔曼回答说。这几个字，像在保罗的脑子里几块推到磨道上去的石头，使保罗不能顺顺溜溜地想下去，想一想，停一停。

过了威斯巴登街口，骑自行车的人流是这样拥挤，仿佛整个这条街都在步行人的身边滚向霍希斯特去。在站着的时候，保罗是一个矮子，骑在车上，他可不必抬头向上看海尔曼。但是海尔曼却不注意保罗从侧面投向他的目光。他直看着前面。留心听着前边和后边的话。“现在战争才真正开始——一定要到冬天才能结束——他们那里有的简直不能算军队——几个星期就解决了——不然——。”刚过了威斯巴登街，弗兰茨同海尔曼忽然并排骑起来，保罗一点也不奇怪。海尔曼跟弗兰茨说起话来，仿佛两个人中间根本没有过隔阂，仿佛从来没有一丝一毫仇恨的痕迹，今天早晨保罗也并不觉得奇怪。“你相信，他们今天能完成同样的件数吗？”弗兰茨回答说：“不相信。”

弗兰茨在骑车走以前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听一听消息，来告别一下。住在二楼的那个女人还穿着睡衣站在他的厨房里。他一走进去，她就溜出来。劳蒂的脸色像墙一样白。她遇到什么事情了吗？她忘记了扯一绺头发遮住那只有病变丑了的眼睛。他抓住她的胳臂；她用那一只健全的眼睛看着他；她说：“我们同俄国人开了火。”她转过身去。两个人在窄狭的屋子里来回走了几趟，肩擦肩走过，像在一个监牢里。他老婆用一种奇怪的动作把自己整个的脸，特别是眼睛，凑到那一张用四个图钉钉在墙上的小相片上，这是一个看起来愉快、强健、令人感到忠实可靠的年青小伙子的照片；他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被打死的。弗兰茨明白，单独一个人时，他老婆常常作出这样的动作，这个人是她最初的、唯一的爱人。但是刚才的消息打击得她太厉害了，别的事情现在不能够使她痛了。

他只对她说：“劳蒂，你过来，我现在就要走了。”他又加上了几句：“你必须对一切都有准备；我现在一走，也许就永远不回来了。”

这是十分钟以前的事情，——他骑车向下走了这样久。他现在左边靠近海尔曼，右边是李子核骑着车走。

老本赤骑车走在他们前面，在弗利茨·恩德斯和爱恩斯特·恩德斯兄弟中间。交通一阻滞，保罗被挤到旁边去，于是在他同海尔曼中间就有一个叫阿朴斯特的人骑进来。弗兰茨用一条腿站住了一会。他转一个螺丝钉，另外一条腿跨在车上。海尔曼伸手帮他转了几下，一方面就跟他说话。据李子核从斜后方看到的，弗兰茨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他在点头。再往前骑，行列就变动了，海尔曼现在骑车走在恩德斯兄弟中间。在过去，保罗同弗兰茨一点相同的地方也没有。弗兰茨同海尔曼也没有相同的地方。保罗偏爱海尔曼，这是那些终于意外地发生了友情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他孩子般地追寻出海尔曼的感觉和思想，仿佛他这样就能够找到海尔曼之所以更有声有色地生活的那些巧妙方法。他单调地活到战争爆发，心情抑郁不乐。假如有人肯费力仔细观察他一下的话——不过这样一个人是没有的——，他对那种霸占住保罗的心的悲苦的程度会吃惊的，他的心似乎已经干涸了，不能有什么感觉了。海尔曼却忽然走向他来；他肯费力观察，而且也没有吃惊。

保罗觉察到，弗兰茨想同他说话。他骑得慢了一点。“你要同阿朴斯特搞好关系，”弗兰茨说，“你一看到我同海尔曼说话，你立刻靠近我，我告诉你什么，你就传下去。”保罗并不奇怪，几年来一向沉默、一向回避人的弗兰茨不沉默、不回避了。他紧紧靠近阿朴斯特。弗兰茨骑到海尔曼和弗利茨·恩德斯中间去。“海尔曼，”弗兰茨说，“快点说，我应该怎样做？”“闭住嘴，而且——，”他慎重地自言自语，“把撞针弄短了，使它顶不到信管。”海尔曼很快地转向爱恩斯特·恩德斯。他笑了。他说了些什么，把恩德斯也逗笑了。然后他紧张地一直向前面看过去，只有他的牙齿还带笑意。他想：“在过隧道以前，但愿我还能够问克莱斯点什么，还问几件可以很快地了结的事情，过了隧道就太晚了。”他还笑着向恩德斯喊了些什么。他的话使恩德斯笑得前仰后合，他的眼睛向前直瞪着，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只向弗兰茨说：“告诉本赤关于铸弹壳的事情：他要在壳上铸上一点薄弱的地方，那么这个壳就不能爆炸，只裂成两半。”弗利茨·恩德斯高声向他兄弟爱恩斯特说：“假如那家伙还相信，他想到什么，就能跟我们搞什么——”爱恩斯特停止了笑；他说：“那他就完全错了。”弗兰茨向海尔曼看了一眼。他们互相暗示着刚才听到的话。只是，他们永没有确切知道，这两兄弟说的究竟是谁。他们现在要转进田野的路上来了。

保罗飞快地追上弗兰茨。“小阿朴斯特不放松。我们要做什么。立刻就做。就在今天早上。”“把撞针的弹簧烧一烧。很慢很慢地冷下来。那么弹簧就没了力量。他要把这个告诉给多尔和谋则兄弟俩，不能告诉别人。”

弗兰茨转向他身后的人；他歪了歪嘴，作出微笑的样子。这一来他看上去有点奇怪，因为他的脸平常总是阴沉的，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他们一岔向田地里去，本赤就走近了海尔曼。“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的视线通过本赤的目光一直冲到他心里去。“在定时的机件上做上一点毛病，”本赤说，他平常也是不大说话的，只有非说不行时，他才动动嘴唇。“把管子在某一个地方钻透，让引火的火焰较快地烧到炸药。”海尔曼点了点头。最近他固然不十分了解本赤，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他。他观察他，等待他。他注视了他一会。他们彼此看到眼里的小小的光点，这光点是他们这些年来在怀疑和寂寞中摸索着通过的窟穴里的闪光。

大多数的人都在大街上继续骑向格利斯海姆去。一小队推了车越过田地到他们的部门去，这是格利斯海姆总厂的分厂。新住宅区远远地横在土豆地的后面，像一条粉红色立方体做成的衣服的边缘，上面是圆圆的太阳。一切都已经罩上一层薄雾。好多人从住宅区里走出来，沿着田埂，在窄狭的田间小路上走过。他们都知道得很多了。已经渡过了一条河；占领了三个村庄。详细情形据说就不再公布，免得妨碍进军。许多人说：“这真可靠吗？”别的人说：“人家大概把他们引诱进去，然后再从他们后面堵住。”他们不说：“从我们后面，”他们说：“从他们后面。”他们也说：“一定要到冬天才能解决——以后呢？假如到冬天能够解决，又会有新的花样了。”“那么，这协定算是白订的——昨天还有人写文章来谈论这个协定，就仿佛它像金子一般地坚实。”“为什么非这样做不行呢？”“总有一次要来的。”

有一点回忆的残余，隐藏在许多问题里，八年的时间没有能够把它燃烧出来，没有能够把它锤击出来：在远处，在东方有一个不能损害的国家，这个国家跟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同。

弗兰茨又走近了海尔曼。他又说了几句话：“克莱斯作最后的检查。他会怎样做呢？简直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即便他看出了什么，除非他故意吹毛求疵，但我不相信，他会故意这样做，不过，即便他报告了，也没有人能够证明这除了工作马虎以外，还有别的原因。跟大家说：每十五个里这样来一下，不要过多。不要再同我说话了。”

但是在他们骑进门以前，弗兰茨又走向海尔曼。“你自己怎样脱出身来呢？”“不要替我担心。我能够先找出一点毛病来；我能够骂一个人；我能够让别的人过去。”

弗兰茨在海尔曼前面推着车子通过检查处。保罗已经过去了。第一道检查处就在把工厂从平原上掩蔽起来的那堵围墙的入口上。这围墙比对面在工厂那一面建筑起来的那一堵墙高。虽然除了天空以外并没有其他的顶子，人造的围墙和工厂墙中间的空道仍叫作隧道。海尔曼等着西威特。他认为这个人正是末了这一段路的最好的伴侣。西威特同检查的卫兵互相看了一眼，卫兵把符号递给他，正因为卫兵知道他是党相信的人和派来监视的人，所以装着对他特别严格。虽然别的人一走到这两堵墙中间就郁郁不乐，西威特却愉快地吹着口哨。

天空当然还在他们头顶上。但是六月的太阳却冲不出雾层，也没有阴影投下来了。机器哒哒的声音在这隧道里比在外面还响得厉害，甚至比在工厂里面都厉害。在烟和嘈杂声中走剩下的这一段路就像在一个被围的炮台上换班。在围墙的第一道检查处和工厂入口的第二道检查处中间的空道里，连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都生疏。在野地上高的声音和低的声音嗡嗡地混在一起，低的声音同高的声音一样地有分量。在这里，在两堵墙中间，响着的只是傲慢的声音：“我们不久就会搞完的——我们的元首会给他们露一手的——不久以前他们连自己的将军都给掐死了。”

有些人想：“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快——假如是的话，那我们就永远摆脱不掉希特勒了。”有些人想：“现在立刻就想点对付的方法，有没有用处呢？——假如别人不这样做呢？——假如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呢？——那么不是立刻就能够发觉出来是我做的吗？——有多少人一定这样做呢？”在所有的工人里面有三个是这样想的：“我宁愿今天就死在这里，也不能对这个国家动一下指头。”这三个人是：海尔曼、弗兰茨和保罗，那李子核。

海尔曼在更衣室里又遇到本赤。他很想再向他说一遍他的指示，但是现在本赤却避开他的目光。墙上贴满了黑色字母写成的号召和命令。扩音器里正响着一个从工厂里或者从国内来的讲演；这种鬼声跟随着每个人到他的工作的地方去，它没有形体，但却坚韧：“你们德国工人，同胞们，今天你们手里造出来的东西，——从今天起，你们不但保卫德国，你们还保卫欧洲。”

尽管外面有许多的回答，在这里面只有两个：“万岁”或者沉默。在他们走向自己的工作部门以前，海尔曼用眼睛搜寻阿朴斯特。海尔曼是在第二装配厂，阿朴斯特是在翻砂厂。阿朴斯特的额上布上了稀薄的皱纹，仿佛风吹在上面一般。他的面色淡绿。“在这光线下，我也是一样，”海尔曼想。保罗走过他身旁到翻砂厂去。他的额部是光滑的。今天海尔曼才看出来，保罗的额部甚至是他脸上唯一的没有起皱纹的部分。他当然在灯光下看起来也是惨绿的，但是无论是绿，或是淡红，保罗看上去总像李子核。任何光线都改变不了他。

弗兰茨迟疑地站在门口，一直等海尔曼走过他身旁。他说：“史本格勒又到检查室克莱斯那里做装运工作去了，他会通知我们，克莱斯是什么态度。”

弗利茨·恩德斯在装配厂里同前一班的人换了班。他根据标准表来勘查厂房里运来的箱子里的材料。在这个部门里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西威特的姻兄弟和朋友；因为这个亲戚关系，大家一下子就可以猜到他会怎样做。不管他在街上的时候是怎样装样，怎样愉快，他一站在这里面，就没有什么可笑的了。他对每一件材料都仔细检查，仔细到超过纯粹检查所要求的限度。他什么东西也不会放过。在他眼中，抽查不但可以看出一个工人是否灵巧或懈怠，而且也可以看出一个工人怎样想。在规定的抽查以后，他把箱子送到装配桌去。在那里，这些零件就装配成手榴弹的两个主要部分。

海尔曼在第二装配厂检查已经装配好、填上了炸药的手榴弹。他用粉笔在箱子上画了记号，箱子就滚到最后的装配桌去。在那里用螺丝把外壳拧上。压字机在每一个制成的弹上压上印子。

他怀疑起来。他想：“这里撞针太短。但这只能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只是夜班剩下来的。我把它拿出来。以后我们这班人做成的东西来到的话，那我就能比较容易地让它通过了。”接着他又想，“我仍然应该让它通过。”他把那撞针太短不能碰到信管的一个拣出来。假如掉换一下的话，就可以爆炸了。

他没有看过去，就感觉到弗兰茨坐在什么地方。弗兰茨也同样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朋友同他站在一个屋子里。当扩音器蓦地响起来时，他的心更强烈地被吸引到海尔曼那里去，虽然他自己的位子是在这大厅的最外端。出人意外地他们的大厅里装上了扩音器：“同胞们！我们正过小河‘L’。俄国人的数目比我们部队多五倍。他们顽强地守住河岸。他们下了决心，在任何情形下都要守住阵地。”

弗兰茨从大厅的最外端向装配桌看了一眼。子弹在扩音器里嗡嗡地响，而且爆炸。那些脸和手看上去都惊愕而且紧张。“现在，同胞们，我们最前面的兵踏上敌人的河岸。他阵亡了——我们的兵跟着冲上去——俄国人拼命抵抗——你们这些在德国国内的工人——你们中间每个人在这一分钟做成的——”

又有一批新做成的东西滚上来。这些已经是从新换的一班那里来的，从自己人那里来的。海尔曼希望找到毛病就像希望找到钱一样。为什么阿朴斯特没有了解，怎样很慢很慢地让弹簧凉下来，好让它失掉弹性呢？但是像本赤这样一个人，他总应该了解一切吧。他自己在路上就声明过。他自己甚至提议这样做过。上次世界大战时，他已经这样做过。一九一七年他已经参加过军火工人罢工。任务并没有变。本赤刚才也了解了。甚至在大街上和隧道中间他也还是了解的。从那以后难道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吗？难道现在的责任改变了吗？难道以前不怕现在怕了吗？难道以前死同现在死不同了吗？难道生命比以前难于舍掉吗？或者，海尔曼想，假如一个人对生活的目标信仰得不够坚强，他的手就会同他的思想背道而驰。他大概自己还一点都没发觉，他的信心已经降低。他们才发觉，恐惧的程度加大了。“为什么我还没碰到一点毛病吧？那三个家伙，包兰、多尔和长阿朴斯特躲到哪里去了？小阿朴斯特觉得他们可靠。但是这些手榴弹却是从他们那一部门里来的。我什么毛病也找不出来，它们完全合格。阿朴斯特恰恰觉得这三个家伙可靠。他自己大概已经惊慌失措了，这三个他认为可靠的人也慌张起来了。”

弗兰茨从他的座位上看不出海尔曼脸上的失望神色。他自己只觉得，他最初的剧烈的兴奋已经消退。他现在才清楚，他是怎样孤独。外面的一切照常进行。只有他却动了几下手就把自己从那种平凡的其他的人们不能不过的生活中剔出来。他把撞针弄得稍微短了一点，好使它撞不到信管。这个小小的弄短的工作就把他同其余的人分隔得不可计量地辽远。

海尔曼不再失望了。他现在拿到手里的无疑地是从保罗那里来的一点敬意。保罗站在隔着两堵墙的另一个部门里。在他的苍老的孩子般的面孔上一直到额部全是皱纹。他没有一点时间去想象，他的手榴弹怎样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就会燃烧起来。他只感觉到，当他紧闭住嘴把钻子斜着钻下去时，内心里又活泼又年青。他那颗已经干枯了的心温暖得跟从前一样了。

正午了。带有灰尘的日光一条条地从天窗里射进来。脸上的皱纹和褶子早就填满了土。

正午休息的时候，扩音器响起来：“那一个无耻地自命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同钱袋和犹太钱鬼子结了联盟。从今天夜里起它是封锁我们祖国的资本主义阵营里最重要的分子。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前途能够容忍的限度以内，元首一直避免了决裂。伟大的时刻终于到了。从现在起，每一个工厂都是德国人民制造兵器的地方。它必须不停地放着锻铸的火光。”——西威特严厉地从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看看我吧，”海尔曼想，“请你断定一下，我是否还永远是在你的黑名单上那个我。我从前是一个赤色人物，但是到时候变了节。给别人一个好榜样。我们俩，西威特，我们知道，这一天有什么意义。这是最后的大考验。”海尔曼部门里年纪最大的史陶朴，大家都叫他祖父，他也嘟囔着说：“现在人们要考虑一下怎样做了。”

中午休息后他们又走回工作部门，在路上，所有的墙上都新贴上标语，工作懈怠者要受严厉的惩罚；因为每一个错误都会威胁德国兵士的生命。随便说一个怀疑的字就是想分裂德国军事力量，一定要受到惩罚。——传说，一个叫白茨的被逮捕起来了。他信口说了几句不许说的话。他已经在奥斯特候芬集中营里了。

海尔曼同弗兰茨一样，同任何人一样，不能够长久停留在兴奋的最高点上。当他又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时，他的心冷得同刚才热得一样厉害。他滑入平常的生活里；现在这生活甚至还更平常。手像平常那样动，脸像平常那样迟钝而疲倦。他向弗兰茨看过去。虽然他平常比弗兰茨胆子大，现在却从那张平静熟悉的脸上去吸取勇气。弗兰茨看上去像平常一样和气，像平常一样有点懒惰。

但是弗兰茨现在却冷静地等待着，有一只手会捉住他把他逮走。已经制成的那些手榴弹这会儿大约已经到了克莱斯那里。工程师在检查时可能发现毛病；他要是两次都发现同样的毛病，他会起疑心的。人们或者要把这一组都检查一番。假如发现，有几个手榴弹的弹簧吃不住铰链反压力，那么有几次就可能是故意做坏的。为了小心起见，人们可能把这整个一组都抽出来。但是海尔曼却自信认识克莱斯，不相信他会报告。在最近几年内，克莱斯完完全全退避起来。但是像克莱斯这样一个人，他宁肯装作看不见别人的行动，自己却不肯去行动。

一个叫舒尔策的走进来，他向西威特招手。弗兰茨想：现在到了时候了。现在还有什么东西阻挡得住吗？假如人们把他逮走，旁边人的手还会像以前那样动下去吗？

西威特在大厅的末端那个通往试验站的过道上工作。他同别人一样也有规定的工作。他敏锐地注意着手的动转，但他还更敏锐地注意着别的事情。在西威特快步走向舒尔策时，弗兰茨看上去同平常一样懒惰而安静。他想：海尔曼可惜搞错了。克莱斯刚才还是去报告了。在舒尔策和西威特走向装配匠这一分钟的时间内，弗兰茨很快地想了一下自己的一生。当弗兰茨想到他老婆的时候，他们也就快走到装配匠那里了。他看到早晨离别时劳蒂的死板的眼睛。她忘记把自己的头发拉下来把它遮住。他也看到他的年小的继女，阿妮，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她。他想：“她，劳蒂，现在又第二次在爱情方面倒了霉，虽然今天她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痛苦了。我决不是她的伟大的爱的对象。”舒尔策把手放在海尔曼肩上。西威特说了句什么，笑起来。然后他就走回自己工作的地方，舒尔策也走出了大厅。假如海尔曼吓白了脸的话，尘土已经把它遮了起来。人们在他脸上除了清醒的警觉以外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的指示几乎没被遵行，海尔曼再也不能不承认了。他决意自己下手来帮一下忙。每隔一段他就用自己的锤子在铰链上敲，好让定时的机件不再强到能够引起爆炸。

弗兰茨决心不再为任何意外的事情所动。他现在确信，海尔曼还是把克莱斯估计对了。现在有点动摇的却正是海尔曼。因为几乎没有人合作，克莱斯在抽查时固然可能发现不出毛病，但是假如他抓住一点毛病并且报告的话，那也就可能更容易追究出这次的怠工来。假如克莱斯真正报告了的话，他们就可能在离工厂时被捕，免得在工厂里引起骚动。他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些箱子一离开试验站，有谁会证明克莱斯做了些什么呢？不过，克莱斯认识这工厂认识到极细微的地方，他大概能想到，人们会证明他做了些什么，如何证明。正是由于这原因，像克莱斯这样的人大概比别人还更害怕。别人也已经泄了气，克莱斯至少同别人一样怕死。他同其余的人一样也高兴再看到他的老婆和小孩子。

“我今天晚上会再看到你们俩，”克莱斯想。“你们会再看到我，你们不会发觉，今天你们迎接的这个人同昨天你们迎接的那个人不是一个人了。正如我希望她母亲那样做的，小女孩会那样亲爱地迎接我，在耳朵上和鼻子尖上用小嘴亲。这耳朵同鼻子是不是盖在昨天的脸上那个假面具上的耳朵同鼻子呢？或者，是不是昨天那个假面具盖在今天的脸上了呢？老婆会平静地看着小女孩欢迎我，沏上茶，诉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她总会想到她也会激动地当面对我说的那件事：‘你曾经想改变全世界，我因而也就爱了你；但是世界却把你改变了。’她会愉快地恭敬地轻蔑而又容忍地送饭给我，我只好由她去。我不能向她解释，为什么单单今天她应该对我满意。”

他一开头就冷静地等待着，今天不会顺利地过去。他甚至有时候很快地想到海尔曼。“这样一个人一定有时候会沉不住气的。假如他一直到现在一事无成的话，他今天一定要做点什么。在这个屋顶下说不定还有几个海尔曼。”但抽查一次又一次，什么事故也没有。他用检查器检查过，就按着规定，每送出一批手榴弹就从里面拿出几个送到试验场去。他并不奇怪，从试验场也没有报告来。

史本格勒帮着装卸送到最后检查处去的和从那里送去打包的箱子，虽然他在专心一志地工作，他的眼睛却随时看着克莱斯。但是他只看到，在这个工程师脸上，嘴越来越清晰地撇起来，此外便什么也找不出来了。中午时候，休息后不久，他脸上忽然有了一点同以前不同的东西。他明白这变化究竟在哪里：脸上并没有添什么东西，而是有什么东西去掉了。有一秒钟长的时间，他的嘴不撇了，不管是由于讥笑而撇，由于轻蔑而撇，还是由于别的使脸走相的原因而撇。有几秒钟长的时间，嘴不撇了——在这时间内克莱斯用一个测微螺旋来测量一个在检查时他拿到手里来的手榴弹上的几个零件。史本格勒第二次向他看过去时，他脸上的变化就已经无影无踪了。他只预感到，克莱斯的面孔看上去会成什么样子，假如——假如，史本格勒想，在他脸上流露出来的那表情不只是在那里停留几秒钟，而是永远停留在那里的话。克莱斯没有把那一个剔出来作为废品，而把它同其余的没有毛病的放在一起了。史本格勒放了心，轻松地吐了口气。“他原来同我们是一气，他没去报告。”克莱斯早就向他的助手示意，让他把下一个手榴弹推到测量桌上来。他的嘴又撇起来，不知是由于讥笑，还是由于疲倦。他有两副叠在一起的面孔，虽然其中只能有一个是真的，但是这两个却相似到迷惑人的程度。他对那个今天同往常一样仍然站在离开他几米远的那同一个地方的运送工人一点也不注意。

史本格勒下午在更衣室里走到海尔曼跟前去：“克莱斯发觉了，但是他却没作声，不要慌吧。”海尔曼现在既不能使弗兰茨放心，也不能使保罗放心；他们俩还要提心吊胆一些时候，怕出门时有人不动声色地把他们挡住。他心情轻松了。他想到两个钟头以后就能够再看到一切，是怎样愉快呵。渡头的小桥，柳树疙瘩，站在门口的老婆，还有像一只狗一样在他的腿上擦来擦去的小男孩。他也感觉到，他的恐惧一点也不亚于别人，宁可说是还更厉害些。他比别人还更贪恋生命，所以要放弃生命也就比别人更感到痛苦。

在回家以前，他们还都遵命去听了一次讲话。虽然从管理处来的声音是从一个平常的嗓子里发出来的，一通过扩音器，听起来就不像是人的声音了。这声音又一次地把俄、英、美三国条约的意义硬填到人们的脑子里去。一点也不奇怪，英国人卑鄙冷酷的生意精神，只是要赚钱的想头，同那种对上帝和信仰的仇恨能够水乳交融。“现在假如英国人竟敢同基督教的敌人联合，好使自己的生意兴隆，那么就轮到我们来替欧洲挽救基督教了。条约和协定对这些俄国人有什么意义呢？这只是纸，假如高兴，就可以撕掉。假如我们今天不攻击，那么明天俄国人就会袭击我们。”海尔曼听到紧靠他身后有一种微弱的嘟嘟囔囔的声音。这一定又是那个老史陶朴。“他们已经幻想很久了，他们能够欺骗我们，我们是这样好脾气而又单纯的人们，以致人们可以在我们背后畅畅快快地武装自己。然后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来袭击我们。他们没问店主就算了账。我们的元首已经忍受到最高限度。他本来想让我们这个久经苦难的人民免掉这次战争的恐怖的。但是他却看到，敌人利用我们的愚蠢，敌人就要进攻，他于是就在奇袭之前先下了手。”

海尔曼在他的斜前方发现了本赤。本赤刚合上为了喊“万岁”而大张开的嘴；听了那种叫喊，现在他的神色有点惊愕，正如一个中了巫术的人对那由他嗓子里迸发出来的动物的声音吃惊一样。海尔曼也看到克莱斯坐在大厅里前面的特别座上。他整个的脸一直到鼻子尖都满是高傲和满不在乎的神气。在这层外皮上没有任何外在世界的反映，也没有容许人向里窥探的缝隙。

海尔曼是走过检查处的第一个人，同来的时候一样，西威特陪着他。他不找任何人，他避开所有的人。他能骑多快，就骑多快，免得陷入主流里，一心想早些到家。他刚逃开浓雾，平原就似乎是无边无际地扩展出去。站岗的兵比以前更多了。其余一切都没有变，海尔曼想，比人们长久离家从辽远的地方旅行回来还看得更清楚哩。对岸城里的塔和山墙是这样清晰，这样显明，就仿佛永远是这样，或者像在梦中一样。堤旁的残柳，芦苇，水的气味，都同平常一样。他更容易地幻想着自己离开一切，感觉到自己不存在。他骑进村庄的时候，下午的天气还明朗而温暖。但是在这里，在河的上流，在莱茵河桥东边，村庄和田地，礼拜堂的塔尖和草秆已经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模糊起来。第一天结束了 。人们相信已经走到头的时间又走下去了。人们已经知道，在末审日^[4] 以后一个新的一天会跟上来，这一天比较不年青，比较不特别。

二

海尔曼躺在床上。早晨不去上工，他本来想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他虽然想准时起床，但每一块肌肉，每一条神经，却都要他再躺下去。

在工厂里，别人认为没有人能够替代他，他是缺不了的。自从决定利用外国人和俘虏以后，工作人员大部分就是这些人。在他的工作部门里，由于他的聪明，很少有摩擦。虽然他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不去接近他们，可是从开始，在他和工作人员中间就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调。

在长期互相躲避之后，老本赤有一次跟海尔曼说：“你现在自己也看到了，反抗没有意义。那些俘虏自己也不反抗嘛。他们自己就镟炮弹来打自己的国家。”海尔曼越坚决地沉默着，他说得就越热心。“因为，假如一两个人有什么举动，那么人们就把他们杀掉，在他们的位子上再放上几个新人。我们人数太少了。没有人效法，没有人参加，所以就没有意义。你们呢？你们也曾有所图谋。你们当时做了些什么吗？”

李子核早就到另一个部门里去了，在这个部门里生人同老的可靠的工人搀在一起。弗兰茨早就被征从军。他是这样骤然地从眼前消逝，这样直截了当地没了踪影，在海尔曼心里，在平常是痛苦发源的那点地方，他现在感到说不出的空虚。每次他骑车骑到施密德海姆街同大街碰头的地方，不能像平常一样把弗兰茨送走，他就感到同样的空虚。

他现在在睡意朦眬中听到他老婆细弱的歌声，像一只蜜蜂，像一只蟋蟀。他听到小孩子在摔打着什么东西，他老婆停下来，骂上两句，然后又唱起来，不是再从头唱起，而是恰恰在她停下来骂小孩子的那调子上接着唱下去。这使海尔曼又重新有了睡意。平常在醒的时候和睡的时候他总想到同样的事情。他想：“做些什么呢？想依恋的旧东西已不存在了；它是脆弱的，而且消损了，即便它有时候还浮现出来，若想把它抓紧，它立刻就会被冲走或沉落下去。——在自己心里像在第一天那样强烈地保留下来的东西，对别人说只是一点回忆罢了。我们不应该拿自己作标准去衡量。对每个人都要从头重新衡量。我们要效法那些古时候在人心里煽动起第一个怀疑的人们。他们怎样煽动起怀疑来的呢？最初是对什么怀疑呢？在谁心里呢？”

他老婆用她的沉郁而又明朗的细弱的声音像一只蟋蟀或者像一只蜜蜂似的在门后面唱，这时他的思想才又平静下来。他于是就陷入草地里和云彩里，陷入苜蓿里和磨轮里。

他老婆又停住不唱了。她骂男孩子，这一次是因为他没有很快地把门闩推回去。来了一个客人。接着他就听到他老婆回答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这声音使他回想到点什么。玛丽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怕他还在睡而惊醒了他。因为他的眼睛睁着，她就说：“那女人又来了，她已经来过一次。她是从把菜园让给我们的人们那里来的。她想跟你要回点什么去。我想，就是菜园里的胶皮管，据说还放在凉亭里。”

海尔曼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男孩正瞪着眼睛看跟那个不认识的女人一同来的孩子。他的眼光也同样停留在那个不认识的孩子身上。这孩子的安静而明亮的眼睛对着他的眼睛闪着光，这双眼睛，她的圆圆的前额，甚至她梳了辫子的头的姿态，都更使他想到十年前的这个女人，不大容易想到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带着点讽刺的神气看着。在半边脸上她卷上了一绺很有艺术味的鬈发，好把那一只受了伤的眼睛遮起来。这件事到处都知道的。她说：“丢掉了那胶皮管我再买不起了。请您劳驾在您的工具箱里再仔细找一找吧。”海尔曼看到在她那只健全的眼睛里有一点痛苦而严厉的目光的残痕。他点了点头，说：“我们出去找一下吧。这东西大概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跟这个女人和孩子们一同转向房子后面田地里向着菜园走去。那个小女孩跑出去拔了点什么。她蹲在棉絮般的春天的天空下面。仿佛所有的东西，云彩、灌木丛、幼嫩的刚才透出浅绿色的大地，都在她的渺小的身影周围联在一起了。海尔曼说：“你的孩子将来会像你过去那样美丽的，劳蒂。我们当时对你是感到怎样的骄傲呵！对我们说，你当时长的样子完完全全同我们想象中的青春的样子一样。”这个女人不慌不忙地说：“看到她确实给人安慰。”

他们俩走到凉亭里，上星期日海尔曼为了过春天开始油漆这个凉亭。他们并不寻找什么胶皮管。他们坐在凳子上。海尔曼说：“这一整年我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痛痛快快地谈一谈。假如一个人永远孤独，他会有些能够使自己窒息的想法。虽然我已经习惯了。”劳蒂说：“我也是为了这个才来的。”他们稍稍沉默了一下，就仿佛在一起沉默也使人松快一样。海尔曼说：“你还是一点也得不到弗兰茨的消息吗？”她把眼睛闭得这样厉害，以致她的那只病眼挤成一条小缝，看不出是眼睛来了。她现在再也想不起来把鬈发拉过 来遮住它。她说：“并不比你得到的多。国民哀悼日大概他也有份了^[5] 。”她用一只鞋掘着砂子，又说下去：“我实在已经习惯了，对我宝贵的东西总会丢掉。在每一颗心上大约一定要有什么坚韧的东西，有什么随时长出来的东西。因为已经撕下了这样许多块，剩不下什么了。但是总有什么随时长出来，所以我们又能重新失望，也能重新对什么感到喜悦。最初，在开头的时候，他们把我的朋友打死。那是三三年夏天。现在他们把弗兰茨抓到东线去，天晓得他是流血死的，还是冻死的。”

海尔曼很快地说：“这你不能够知道。”这个女人把想回答的话吞下去了。她留神注视着他。她感觉到，他对朋友的感情比她对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更牢不可破。事情不可挽回，他并不罢休。仇恨和困苦都不能使他住手。

“我不相信，”劳蒂说，“他在第三天会从死人中复活。”海尔曼急忙说：“我决不相信，他真死了。”“但是他是在里面的。在斯大林格勒的全军都完蛋了。”“上一次大战我从第一天一直参加到最后一天。我知道，损失一个兵团是什么情形。大堆大堆地死是不这样简单的。总有些人肋骨打碎了，腿射穿了，还躺在各式各样的地洞里。还有些人瞅准了时候跑到那一方面去。还有一大堆被俘虏了。假定全部事实真是这样子。用‘万岁’的呼声和旗子这次不那么容易再使我们发昏。于是人们也就用别的方法：用挂半旗和殡礼进行曲。”

那个小女孩向凉亭里面看。海尔曼说：“去找那个男孩吧。他知道，哪里还可以掐到柳树上的柔荑花。”他们看着孩子们怎样在太阳照得一块明一块暗的田地上跑过去。“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劳蒂用比较轻微的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说，“她的继父大约也被打死了。以后在像这样的生命里她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呢。”“搞的比现在好。我们做给她看的几乎全是错误的；一切都是要忍受的痛苦。”“并不是全都错误，”劳蒂说。她无意中像从前一样把头发甩回去。在她那只病眼里，在皱折起来的眼睑中间闪耀着同在那只圆圆的健全的眼里的同样的微光。“是的，但是太软弱了。因而也就是错误的。”这个女人严厉地说：“你做过比较好的事吗？你比别人不软弱吗？在对苏联开战的第一天，你们下了最大的决心。你们做了点事情。”海尔曼想：弗兰茨还是告诉了她。“但是以后因为你们孤立了，于是你们也就畏首畏尾起来。弗兰茨把同样的手榴弹对着俄国人投。保罗很起劲地在他工厂里工作下去。你呢，你把你的事情做得这样好，他们认为你是缺少不了的而把你要回来了。”“是的，”海尔曼说，“我把我的事情做得这样好，我在适当的时机还留在这里。”他用的正是自己常常诅咒的那个字眼。劳蒂给的回答也是以前他心里所想的给自己的回答。“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机呢？适当的时机早就到了。”“早就到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抓住它。我们三个。我们以为，我们只需开个头。我们只需要发出一个信号。我们以为，别人心里的一切一定都同我们心里的一样。但这却错了。线已经腐朽了。”

他们听到，孩子们狂呼着从河堤跑向凉亭来。那个女孩子喘着气站在她母亲面前，她说：“柔荑花摸上去像雏鸡。”“它摸 上去像小猫，”那个男孩生着气说，“所以它才叫现在这个名字。”^[6]

他们一同走向村庄里去，孩子们走在前面。海尔曼说：“我们现在谈不下去了，我们刚才开始。”“我很舒服，”劳蒂说。“这一趟路真值得。”海尔曼的老婆站在门口，他向她说：“我们把整个凉亭都翻了一遍，却没有找到什么胶皮管。”

劳蒂同她女孩走了以后，玛丽说：“我觉得很高兴，以前由于抽水机引起的口角终于结束了。”

要把思想上的负担同别人分一下，只要走到一个有同样负担的人的身旁，它的重量就似乎减轻了。正巧现在，正巧在平常海尔曼超过他的那一点上，保罗胜过海尔曼。每当他在走向分在两处的厂房的路上遇到平常避免拜访人的海尔曼，因而得到点消息或者只是对于消息的解释时，他就高兴。但是他从不费很多脑筋去思索。他不常失望，也不常有太多的希望，他不大容易吃惊。海尔曼告诉他什么，他就全部接受。他相信海尔曼，他从来就相信他。他不知道，海尔曼伤多少脑筋，才得到使自己满意的一个解释。

从人类的嗓子里，从扩音器的金属的嗓子里对所有的胜利和前进都发出了胜利的呼嚎，李子核并没有被它所迷惑，所压抑。当这些声音变得温和了，恳求着而且安慰着，不再大声轰响时，当人们局促不安地等候着斯大林格勒的消息时，他也并不过度惊慌。一个军的覆没同以前在开战后第一个冬天里在莫斯科郊外的被阻，同样不能使他惊讶。他从来不能够想象，希特勒会到莫斯科。他总是想，战争还会有转机的，现在大概就是那个转机了。为什么？苏联能够被打败，在他看起来就正如太阳、月亮和星星落下来一样不可能。可能有些挫折和牺牲，正如有日蚀和陨星一样；对他说，他的独生子就是牺牲，但是规律却永远不会打破的。

海尔曼高兴了，他至少从远处看到了他，在一队骑自行车的人们中间一个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的、头发蓬松的“核子”。一天下午，他在保罗的厨房朝着美茵河的窗子下面按了下车铃。最近几天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假如孤零零一个人的话，这些事情会使人窒息。再来看一看保罗，当然更好。西威特曾乘机问过他：“你们俩怎么忽然对立起来了？你们以前真是一条心，一个灵魂。”

女人一开门就愉快地喊起来：“您还会到这里来呀！”海尔曼走进来，向四下里看了看，就坐下来。李子核在他那个角落里嘟囔了些什么。屋子跟从前一样像镜子般的干净，玻璃和地板闪着光。保罗把靴子放在一张报纸上，因为他懒到连那只脏鞋都不愿意脱，他老婆立刻就替他垫上一张报纸。“您从您的保罗那里就可以知道，”海尔曼说，“现在不像从前那样有时间聊天喝咖啡了。”“将来会落到什么地步呢？”这个女人说，“您怎么想，海尔曼？”海尔曼注视着这个女人。在她的脸上有三副薄薄的面孔叠在一起。最下面是一副老的，透过上面这两副隐约可以看到它上面有消失了的慈祥和母爱的残痕。再上面是一副有许多由于忧愁和痛苦而产生的深深的皱纹的面孔。最上面这一副，皱纹几乎都已经填平了，但又添上许多新鲜的、还没遮盖起来的、由于技穷力尽和种种不同的忧愁而产生的皱纹，上面还有点他没能立刻就了解的东西。他随便说了句：“天晓得。”保罗从他的角落里向他投了短暂的一瞥，里面含有警告的意味。海尔曼知道，保罗完全同他自己一样孤独。他，海尔曼，有一个活泼的小男孩，还有一个娇小的、无忧无虑永远唱着歌的老婆，保罗有一个胖胖的、会细心打扮自己的年老的老婆，还有一个死了的儿子。只是孤零的感觉把他，海尔曼，压得比较厉害。保罗甚至把这种情况当作一个自然律接受下来，诚然讨厌，但却没法推翻。“像你我这样的人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感到孤独，这是没有办法的。”他老婆把麦芽咖啡和碗放在漆布上，她把倒咖啡时流下来的水滴立刻擦掉。但是她之所以这样喜欢整洁，海尔曼想，大概就因为她感觉到世界上乱七八糟，她想克服这情形。这个女人说：“现在恐怕还不能一下子就垮下来。在我们这里大概不会发生像在意大利人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归根结蒂，我们是另一种民族：这种事情，人们不能够想象。所有这些苦都不会白受吧。”“苦决不会白受，”海尔曼说。“您说话真像一个牧师。”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排入丧失了儿子的母亲的队伍里来了。这是她的骄傲。他们一边谈天一边喝咖啡。海尔曼站起来要走，保罗说：“我要陪他走到桥那里。”

海尔曼 推着车子。李子核靠近他慢慢地跑着。他说：“一个流氓完蛋了。”^[7] “还没有真正完蛋，”海尔曼说。“在这期间他们又 用了一套狡计把他从监房里弄出来了。”保罗说：“那么这两个家伙^[8] 可以共同度过上绞架以前的时光了。现在我们这里的人可以看一看，在别处，拆毁一个偶像时是什么样子。”

他们站在美茵河桥前面。他们注视了一会水，在水里太阳的圆圆的影子似乎并不暗淡，而是要沉下去的样子。海尔曼说：“我们应该有所行动了。”保罗点头。过去这几年的经验在他的脑子里一连串涌现出来，失望，抗议，遁辞，疑问：“这是适当的时机吗？真有人参加吗？”他一方面这样想，同时也就让那些他要考虑的人们在脑海里飘过。他把他们认识透了，这些人。他得到这个结论用的时间不比他用来点头的时间长：“这仍然是适当的时机，应该有所行动了。”

在保罗的房子里住着一个叫奥透·山茨的青年。在保罗同意海尔曼的建议以前，他在脑子里想了一遍那些胆小、懦弱、堕落了的顽固奸诈的人们，他也想到山茨。山茨在战争的第一年就失去了一条腿和几块骨头。当兵是不行了，但是到工厂去做工还行。从前他是漂亮的脚色，光彩焕发，总是愉快而大胆。他搞过无数次的恋爱，打过无数次的架。他在战争中受伤以前也并没有放过任何好勇斗狠的机会。现在他却是阴郁的，冷冰冰的，常是孤独一个人。旧日的光彩，除了他的漆黑的浓发和长在一起的眉毛，和以前是亮蓝的现在变成冰冷的眼睛以外，一点儿都没有了。虽然他平常总是躲开同住一所房子的人，他却同保罗搞到一起。他们互相揣测到，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败的结局不久一定会来到，希特勒也将跟着完蛋。从开头保罗就似乎无意识地想把山茨当作他的阵亡了的儿子的替身，一个可怜的替身，这只是破坏了的生命的残余。他对待山茨跟以前他对待自己的儿子不同。对于活着的人他不应该考虑这样多。假如他在濒于绝望时转回头来的话，他应该像关心自己的儿子那样关心山茨。但是他从来没有转回头来，他于是就不能够关心他了。现在他不能告诉他儿子，他只能告诉山茨，即使人们不能再在世界上溜达，但是世界上还有好些没有发现的地区，人们静坐时就能游历一番。这个青年越注意听，保罗想到的也就越多。有时候他们躺在床上蒙在被子里，用山茨拼凑成的一个收音机收听被禁止的外国广播。因为山茨不能爬上高高的楼梯走到他家住的最高一层去。同住的人就很大方地把他们伙用的院里堆放家具的屋子让给他住。

有一天保罗把海尔曼送来的传单偷偷送给他。山茨天性大胆而狡猾。以前他用在恶作剧和冒险的行动上的那些机智，现在他一应用起来，别人就觉得，有十二个人在搞这个把戏。他虽然受了限制，成了残废，但是他想到影响许多人，他觉得高兴。

虽然他用他的儿童印字箱只印了几打，但谣言、愤怒和惊愕却帮助了内容的传播。接着就有传讯和住宅搜查。有几个不知道为什么犯了嫌疑的人被抓走了，但是山茨和保罗都不在内。海尔曼从来不同保罗找到的这个人在一起。他从来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保罗不会挑选错的。保罗带给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他就说出他的解释，仿佛这个他不认识的、很晚又突然清醒过来的青年也在倾听一样。从前他藏到墙里面的一本小书，他现在把它送掉。他问保罗，山茨对他有什么意见。但是保罗却不是一个观察敏锐的人。他只说：“他高兴，”或者：“他还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东西哩。”

同年秋天，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海尔曼躺在岸上的温暖的沙里。他的男孩把石头一片接一片地平着投到水里去打水漂，使每一片在沉下去以前尽可能地在水面上多跳动几次。他懒得头都不想抬，他从齐着眼睛的平面上看到水溜里对岸城市的颤动的倒影；在倒影里最高的大礼拜堂的尖顶几乎伸展到右岸他的身旁。钟声响了，就仿佛一个沉在水底的城市在鸣着钟。

他没注意到近处的细弱的发动机的声音。就连在他背后一只船靠了岸，他也没注意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吃了一惊。

好久以来，如果有人蓦地喊他的名字，如果有生人在偏僻的地方出现，如果出其不意地有人用手拍他的肩膀，所有这一些偶然的小事情，在人类社会里原来不过表示人与人的亲近，对他说却是警告的信号，这信号能预示任何一种危险。自从他开始利用一个联络人把这几个小团体联系起来以后，他冷静地等待着危险已经等过百多次，这个联络人也经常更换，不属于任何团体的，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别人的情形。只有海尔曼了解所有的人，保罗知道一部分，山茨知道另外一部分。——有一天老本赤来了。从前在到工厂去的路上，他答应了许多事情，但是后来什么也没有做，他暗地里忍受了长期的痛苦。他不断对自己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参加。他以为，他一下子就看清楚了，根本没有人会参加，连那些坚决作过诺言的人也不参加，因为这样的事情要认真准备，不能鲁莽从事。——有一天他旁边的人忽然在工具箱里发现了传单，拿给他看，本赤于是就想到，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海尔曼都可能插一腿的，今天这样，以前也这样。他凑过来：“你听我说，以前那简直是捕风捉影。但是假如你们又计划点什么正正经经的事情，并且需要一个你们信得及的人的话，那么就请你想到我。”海尔曼回答他说：“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本赤。”但是他却暗示给保罗，有机会的时候同本赤接近一下。

就这样，时间一久，他们就发展到十个人，十二个人。有时好像有这种情形，即便他们不插手，在这个大范围内也还有个别的团体在别的角落里产生出来。于是许多人忽然在夜里在住宅内被人捉走，或者在离开工厂时被捕。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有两个人被捕，其余的人同他们不发生关系。人们找不出，这些人是不是随便被捕的，还是根据某一些估计，或者早就有人钉梢，是否在毫不引起怀疑的人里面还潜伏着密探。也可能人们故意把这样一个密探也一同逮捕起来。

剩下的人没有人来麻烦。再也没有新的人加入。缺了人也补不上。他们周围一切都不带劲，都在等候着，都是迟疑不决的，在纳粹和他们紧密团结起来的团体之间，是一种真空地带。在这个地带里最初听到的是：“没有办法对付 纳粹”，或者：“你们看，他们又爬起来了；他们甚至又把‘杜测’^[9] 弄出来了，无论如何他们总算是有两手。”现在听到的却是：“这战争，没有我们也会结束的。”或者：“我们既然已经忍受了千灾万难，千万不要到最后再相信他们那一套。”就仿佛，回声不在山谷里渐渐消灭，却又回到山里去。

海尔曼听到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他想：“现在到了时候了。”他最初装着没有听见。然后又竭力作出毫不在乎的样子，抬起身子，用胳臂肘支住。

他应该能够知道，警察局捉人不会拖这么久的。他最初没认出那个意外地越过沙坑向他走来的人。克莱斯利用星期日的早晨来坐船游玩。他靠近他坐在地上：“我总想同您单独谈一谈。我从船上看到，您在星期日最喜欢同您的男孩在什么地方游戏。”海尔曼没回答什么。他从克莱斯那张他十分熟悉的脸上看下去，看到他领带上的别针，一个精巧的有艺术味的小卐字，这样微小，这样不刺目，有些人觉得它无关重要，可是对另外一些人它又起镇定的作用。“您一定常常奇怪，”克莱斯说，“自从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弗兰克府会面，谈到海斯勒逃跑成功的情形——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我竟从舞台上消逝了。我说的是战斗的舞台。”

海尔曼没回答什么。在穿着白色衬衣的胸部，在这个拜访者的身体外面，那个领带别针射出了微弱的光芒，他的眼光不敢看上去。克莱斯等了一会，想得到回答。因为没有回答，他又说下去：“同今天一比较，我碰到您的那一天，所有的前前后后的那些日子，还有当时想象得到的最可怕最直接的危险，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像是一套童年的冒险，一出青年人的把戏。同今天比起来，那真是幸运的日子。我们冒着险做了点工作。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相信基本上已经成了功，因为我们在某些事情上成了功。我们认为是转折点的，海尔曼，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一个不重要的小点，一个微小的插曲而已——这个我们也忍受过来了。以后我觉得，把我的优厚的职位，把我的没有为纳粹所玷污了的名字，为了无意义的插曲而当作赌注冒险押上，是毫无道理的。我认为等候着真正的转折点才有道理。真正的转折点来了——我确信。”他等着。因为海尔曼仍然是什么也不说，他又重新说下去：“亲爱的海尔曼，我坚决相信，您已经正确地了解了我。恰恰是您，不然的话，您自己也不会还这样自由自在。您骗不了我，我不会承认，您忽然彻头彻尾改变了。我是善于了解人的。——真活见鬼，海尔曼，您不愿意同我说话吗？我并不是为了听您的沉默才到这里来的。您是认识我的，正如我认识您一样。”“您愿意怎样呢？”海尔曼说。“我现在要告诉您什么呢？我知道的不比您多。”他想：“这个人我已经担保过两次。我只知道，他两次都践了言，第一次——当时在逃跑的时候。以后史本格勒在他抽查时仔细观察过他。当时克莱斯已经发现了毛病，却并没有声张。他没注意到，他当时做的抽查工作就成了对他自己的一个考验。”克莱斯说：“我确信，海尔曼，在某些事情上，您插了一腿。因为我确信这个，我就装着什么也没注意到。您明白，海尔曼，我指的是什么。假如我当时不闭住嘴的话，您就完蛋了。您同您几个朋友。在那些日子里，海尔曼，您知道，我说的是那些日子，在那时候在全国听说都有一连串的逮捕。在我们工厂里也一样，不但在我们工厂里，在霍希斯特那边也一样。除了您以外，还有几个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虽然人数并不太多，说是太多也不正确，还没多到让人们不能够一下子就一个个地挑出来打死或者送到集中营里去的地步。所以一切仍然照常进行。没有人特别关心这个。同胞们仍然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在监狱的院子里或秘密警察的地窖里死在斧子下面。现在，即便他们已经隐隐约约看到，千年的帝国也有垮台的一天，但是现在他们却宁愿经历一下垮台以后的事情。他们以前曾想过‘反正无论我做什么，这帝国也要存在下去。’现在他们想，‘它反正要垮台了，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冒险呢。’”

小男孩跑过来：“我们回家吧，母亲已经等我们吃饭了。”海尔曼站起来。“我的上衣在那边船上，”克莱斯说，“你替我拿来，我的孩子。”他用脚一跳站了起来，抓住海尔曼的袖子，说：“这有多讨厌！我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您也不会相信，海尔曼。我不愿意您相信。我不愿意偷偷摸摸活下去，我不愿意在时过境迁后想到我自己：我终于熬过来了。我愿意同你们一块儿做点事情。我对你们了解得最清楚，我能够做点事情的。”

小男孩在船上，手里摇晃着上衣。现在一点时间也不能放过了。克莱斯急迫而迅速地说：“不要说你们什么也没做。假如你愿意，还是沉默下去吧。我不能强迫你相信我，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原来的样子。我知道，你们仍然在搞。去年，我的同事先生们在狂怒之下把你们的传单拿给我看，我马上就明白了，我知道，这是谁搞的。我替你担过心。但是在逮捕了许许多多的人以后，他们平静下来，他们大概认为，他们已经把真正的犯人逮住了。

“我现在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一点也没隐瞒你。我也只能做这样多了。我请求你，考虑一下，我是否可以参加进去做我能做的事情。派一个人到我那里去吧。每天在我去上工和回家的路上，一大堆人跟我说话，我会知道，哪个人是你派去的。”男孩拿了上衣走回来，他拍了拍他的头；他的声调变了，他说：“我就等着了。”他向口袋里找纸烟，然后他向着船的方向走去。小男孩拖着他父亲向正相反的方向走回家去。海尔曼听到背后莱茵河上流有发动机的声音。他想：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试他一下，使他在最严重的情形下也不致泄露太多。

她儿子在家的时候，保罗的太太总把自己打扮得很年青，不让人看出来，她比她丈夫老得多。李子核不但比较年青，而且也矮小得多瘦得多。后来只剩下这两个老家伙了，她就不再冒充年青了。她似乎把她家里的两个男人弄混了，或者在自己思想里她把他们化成了一个。衣服上脏了一块，手巾丢了，她就把李子核痛骂一顿，回家晚了，忘记买什么，她也骂他。她不喜欢山茨，因为他粗鲁不客气，也因为她丈夫没有必要就在他屋里呆很长的时间。她喜欢海尔曼。在一个可怕的时候他对她好过，而且他知道最好不要再谈起那件事。什么时候用得着他，他就来了，用不着他，他就不来；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

因为所有的抗辩和别的尝试都失败了，保罗终于被征去当兵，在空洞洞的房子里，她有点害怕。这房子看起来更空洞了，因为她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不辞辛苦地来打扫它，也没有人再弄脏它了。她到一个部队工厂里去缝上几点钟的衣服；回家以后，她又缝补她丈夫留下的衣服。

走后不久，保罗从德国中部一个训练所里写信给她，他在那里还要住一些时候受训。她感到说不出的空虚；她等信。回家以后，她总找一件以前忘掉了的工作。她拆褥子，把填在里面的海草掏出来放在地板上；然后再平匀地填进去——她说，保罗在他那一头睡上了一个窝；现在她好歹能清清静静地把一切都重新收拾得像新婚一样了。——晚上她一开锁，她的心就跳。说不定地板上会有一个白点，一封塞进的信。

这个白点终于有了。她走向窗子，走向下午的微光中。但是她仔细看了一下这封信，它来得简直莫名其妙。它不可能是寄给她的，也不可能和保罗有关系。大约它什么也不是。大概这一天又和其他许多天一样，是没有信的普普通通的一天。保罗只写过一封信，以后就没写过。他决不可能已经阵亡，他被征才不久嘛。

邻居的女人敲门借东西，她对她什么也没说。因为这个女人还絮絮不休地谈下去，她甚至又拿起了她缝的东西——保罗穿得最破烂的裤子，继续缝起来。这个女人走了以后，她一个人又缝了一会儿。她听到下面工人正走回家去，她又下楼来。她站在开着的门口，等候海尔曼。“你看一下，”她说，“刚才来的这东西。”他向她手指中间那个词“阵亡”看了一眼，又向她脸上看了一眼。他所感到的那种极剧烈的痛苦在她脸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带着讽刺的意味问，是否人们能够相信这样的胡说。

这也真是一种胡说。长着灵活的小而尖的眼睛的李子核，他身上决不会被子弹穿上许多洞或者被撕碎了躺在什么地方的。他这个人正是在前线的这一面和那一面最有用的一个人。但是哪个手榴弹也不会单单放过李子核。保罗说不定随时随地会出现的，在自行车上或者在工作台旁，嘴唇抽进去，或者毫不在乎地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上次海尔曼来拜访的时候，他就无言地坐在那里。

这一次这个女人不致像上次听到她儿子死的消息时那样绝望哀号，那样咒骂了。她的嘴唇不停地颤动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内心里在战栗，但是外表上却一点也没露出来。只有她的手在无意义地动着。

山茨走上来。海尔曼从他身上看出来，他也同自己一样由于悲哀和忧愁而变得麻木了。自从保罗被征以后，他们有时候想会一会面。今天借了吊唁的机会他们才能够彼此仔细观察一下。他们彼此点了下头，不管怎样，他们立刻就知道，要定好下次的约会而且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此时此地都是极适宜的。他们俩都感到，保罗现在也应该把脑袋伸进来，点两下头，或者只是怀疑地嘟囔着。

“他们来了，”玛丽说。她比海尔曼醒得早。她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还没等按铃，她就在床上坐起来了。海尔曼常常在夜里清醒地躺在熟睡的老婆身旁；一有声音他就注意去听，他常常在想象中听到狱卒走过来；再静下来以后，他就左思右想想得很久，假如他们捉住他，他的老婆和儿子怎样办呢？两个月以前，阿朴斯特兄弟中的弟弟忽然被捕，他曾想到逃跑。他或者已经被拷问过，并且已经供出了，他们从谁那里得到的指示，假如有人干脆告诉他，他是属于一个秘密组织的，说不定他就把名字都说出来。但是阿朴斯特只会坚决地说，被捕前他说的那些话是自己想出来的。——人们没有再麻烦他们。海尔曼常常问自己，立刻让克莱斯参加，是否妥当。是的，他已经经过两次考验，但是这样一个人会守秘密吗？这样一考虑，他宁可相信阿朴斯特能够同狱吏斗一下智，而且身体也吃得消那些拷问。假如死跟生在斗争，假如他再也不能够在险诈人世中应付裕如，像克莱斯这样一个人的讽刺和冷漠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样一个人比阿朴斯特更爱生命；生命里充满了愉快的东西；即便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他也会原谅自己的。——他听到门上的铃响，而且是有人把大拇指按在铃纽上面的那样响法，他想到克莱斯。他闪电般地想到，他已经逃不掉了，村庄一定被包围起来了。假如他从窗子里跳出去向着莱茵河跑呢？——他知道房子斜后方那个人工挖成的地洞，几个礼拜以来里面就藏了一个岗兵。月亮也太亮了，是满月，在月光里人们能够数清植物的须蔓和阴影。他竭力镇定地说：“开门，玛丽。”他老婆的眼睛圆而暗。她说：“我带着孩子到陶奴斯的亲戚那里去。”海尔曼现在没有时间吃惊了。他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虽然他觉得明白不明白已经无关重要，他明白了，他老婆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原来早就有了准备。她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她在暗中早就预料到，他不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对她这样一个年青女人来说有点过于庄重的人，他还有别的花样。这种观察并不使他吃惊，他甚至并不觉得奇怪，时间短得不容许了。在一个手电灯的圆锥形的亮光里他想到这些，这手电灯就冲着他的床，准确而短促，免得违反了灯火管制的规定。这三个字“跟我来！”在玛丽的额上大约永远刻上了三条皱纹，这额一直到现在是平滑的，像苹果一样圆圆地隆起。三套制服上腰带的带扣闪着光，这三套制服比屋子里其余部分都黑。小男孩爬起来。他睡在大床脚头自己的床上。他睡得懵里懵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开始问的时候，他父亲已经走了。玛丽听着汽车沿着村里的大街开走。她把小孩子又按在他的床上。她跑到门口，向着汽车开走的方向看去，那里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海尔曼随了看守他的人坐车在大街上走过去，他一年年走过这里去上工。他现在不想自己的家。他觉得，他仿佛不是几分钟前才离开家的，而是已经长久得像用来计 算星球轨道那样难以想象的时间了。他觉得，警察汽车后面跟着三班^[10] 看不见的人群。他向着黑暗的拐角上的房子看了一眼；他仿佛看到保罗的老婆的头从窗幔中伸出来，这头正像蓬松的白发构成的星圈中的朝阳。他听到她喊：“他就来！”他聚精会神，开始揣度那些可能的询问和适当的回答。不会有人钉他们的梢，他们的团体在这方面考虑得太周到了；联络员每次都更换。他们给自己的人出卖了吗？他又想到：给克莱斯出卖了吗？这可能吗？他不肯肯定地怀疑这个名字。譬如说，为什么不是本赤呢，他已经食言过一次了？为什么不是小安东呢，他固然忠诚，但却这样年青这样愚蠢，也许就给人把话掏了出来了？为什么不是小阿朴斯特呢，他哥哥发誓担保他？还有这个哈提曼，他是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从他的童年起，他就在那里面，难道他也被人折磨得服了气吗？

在剩下的一段路上，月亮和星星已经暗淡了。他们到了弗兰克府。海尔曼想：假如结果竟是山茨呢？保罗把他带了来。保罗绝对保证他。山茨残废了，但是残废就是保证吗？这个青年的讽刺和仇恨可能向另外一个方面发泄。生命对他不值什么了。他自己的不值什么，大约别人的生命也不值什么。

他被领进秘密警察办公室去，这间房子是在院子里，菩提树的绿色使它显得很宁静，太阳正要出来普照所有的正直的和邪恶的人。办公桌后面那个只剩下一只胳臂的人穿了挂满勋章的制服上衣，用他那只健全的手，带着点讽刺意味，作了一个邀请的手式。他看起来比海尔曼年青得多；他按照他面前摆着的那份描写海尔曼年龄和面貌的材料来核对这个被捕者，他微微地笑着，仿佛他对这一堆字母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件事感到极大的兴趣。海尔曼紧张地注意他第一句话。在小灯的光中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投在记述他的案情的那些纸上。办公桌后面的那个先生注视着海尔曼，仿佛海尔曼恰巧在适当的时候从天上掉在他的办公桌前一样。他说：“我们很幸运地碰在一起了，我的儿子。”海尔曼不说话。他想尽量从他的脸色上了解些东西，好使自己的回答能应付得了这个人。他从那张虽然受了伤但仍活泼的年青的脸上只能看到带着一点讽刺意味的愉快的神情，他依然什么也不了解。现在他的心跳得很平静，他的脑筋清楚。只有在耳朵里有细微的嗡嗡的声音，所以他在一瞬间竟以为，不知在哪儿，反正是在离开很远的地方，又有人按电铃。不过这声音总不停，它越来越大，这只能是渐渐飞近的死亡了。他想：“我不相信，他们会折磨一个人让他违反自己的意志来泄露秘密。”“您是海尔曼·舒尔茨吗？”“是的”，海尔曼说。那个公务员把身子靠向前来。他说话声音低，但显然很高兴，他紧张地等着，看看他的惊人的说明在被捕者的脸上会引起什么表情：“您的罪状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您在工厂里在你的工作部门里曾积极协助怠工的行动，而且没有报告。”他仍然注视着海尔曼的脸；他自己不能够解释他在那脸上看到的东西：无限的轻松。因为被捕者不说话，他又说下去：“您不必费什么力来否认您曾参加过怠工，海尔曼·舒尔茨。您一点也不必再费脑筋了。我们可以说有了您的手印，您的代号。”他向纸上看去。在宣读声中他加进了一点心满意足的调子，这样就不致显得太单调。“在战场上做了调查，结果是，在那些报上来的手榴弹里有一部分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格利斯海姆在B部门制造的。根据当时您自己，舒尔茨，记上的检查号数。”“我怀疑克莱斯、山茨和阿朴斯特是不对的，”海尔曼想。

就仿佛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衡量胜利和惊愕的标准似的，独臂公务员的脸越是迷惑，慌张，海尔曼的脸上越表现出胜利的神情。

三

“他还活着，”劳蒂说，“你想一想，他还活着呢！”玛丽慢慢地转过身来。在她的小孩般的脸上有一种愉快而又恐怖的神情。光辉又暗淡下去，她垂了头，仿佛她现在才了解，谁还活着。自然不是海尔曼，她的丈夫，他们早把他杀掉了，死了的人不会再回来了。她始终还不能了解，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到处都有一个丈夫或儿子转回家来，单单海尔曼被永远埋葬起来。

她当时总也没有完全搞明白，为什么幸运就会临到她头上，这个海尔曼，一个聪明、严肃的大人，有工作，能挣钱，单单会看上了她。所有的人都说她不懂事，她的邻居这样说，她自己的母亲也这样说，她母亲说过：“我其余的五个孩子都比她机伶。她只会唱，这永远不会有出息的。”单单她忽然找到这样一个求婚者。她来这座小房子里，作了母亲。海尔曼总是温柔地同她说话，她从没预料到，一个男子在家里会这样说话。她的父亲总是咆哮威吓。——最初她只是吃惊，她怕海尔曼，因为他长的大，又聪明。以后她就从心里爱他。她看出来，假如她对他好，他就舒服，她慢慢想到许多使他舒服的好的温柔的事情。她唱，他也高兴听。这在家里总要挨母亲的骂的。他静静地听，他的脸变得平和了。她也为了他的缘故尝试着做过别的事情，但是都不大成功：做饭，缝衣，还有别的，在这方面别的妇女比她好。

自从那天晚上他们忽然把海尔曼逮走以后，蓦地一切都完了。她再也没有笑过，再也没有唱过。有时候她同她的小男孩游戏，像一个小孩同另外一个小孩游戏一样。在那平原后面战火扫光了整个的工厂住宅区，消灭了对岸的城市，只剩下两个大礼拜堂的尖顶从断壁颓垣和浓烟中伸向空中，却让她带了孩子留在那座房子里，像两个没人注意的巢里的小鸟。袋子里的面慢慢地吃光了，这还是海尔曼带回家来的一点粮食。假如不是有时候早晨在窗子里发见些吃的东西的话，他们早就饿死了。这些东西是在黑暗中毫无动静地放进来的，仿佛是死者的魂灵弄来的。为什么海尔曼的朋友白天不到她这里来，她完全明白，虽然最初寂寞也曾使她痛苦过。

盟军到了莱茵河右岸，纳粹被赶跑了，于是也就有些人来了。“呵，亲爱的舒尔茨太太，他们把我们监视得很严。您的海尔曼终于活不转来了。”玛丽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从来不健谈。拜访的人慢慢少起来。在两岸有这样多寡妇和孤儿，没有人再谈到，哪里有什么人阵亡了。劳蒂从施密德海姆到她这里来时，她们俩总互相做点让对方高兴的事情。劳蒂有一次把自己的毛围巾围到玛丽脖子上。玛丽有一次把剩下的粗粉倒在她的袋子里。今天她也把那女孩子带了来。过去常带来的，她很高兴同那男孩玩。像一朵细弱但却光彩焕发的花从不肥沃的土地里挺生出来一样，这个女孩子从困苦和忧愁中长起来了，有一切可爱的本质，有娇嫩的小脸。

现在这两个孩子坐在窗下的凳子上，静静地等着汤。由于友爱和疲倦，他们把头靠在一块，把指头互相交插起来。“他就回来，你想一想，”劳蒂说。“海因讷从他那里带了一个便条给我，是他写的。这样你的海尔曼真说对了，他根本没有死。他只是被俘，他只是离开很远，在苏联的那一头；因为俄罗斯是这样大，所以就像在世界的那一头一样了。他要走很久，但是他会来的。”“是的，”玛丽说：“他要走很久，但是他会来的。”

劳蒂忽然开始像她平常只同海尔曼说话那样说起话来。“我也是，玛丽，有人跟我说，他就回来，甚至他自己也那样写——我告诉你，玛丽，你不会因此把我看成坏人吧——我最初一瞬间总以为，这是另外那个人的消息。我指的是另外那一个，”她轻轻添加说，“他们在三三年打死的，我孩子的父亲。我总是想，假如别人都回来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回来呢？但是回来的是弗兰茨，他像是所有的人的一个使者。”劳蒂搂住了她，玛丽稍微吃了一惊。她的脸色本来是白的，现在更苍白了，仿佛她内心里最后的火焰也熄灭了。

劳蒂带了孩子回家，在堤上碰到一个年青小伙子，老远就觉得他有点面熟。她于是想起，几个礼拜前他到她家里去过，问到弗兰茨。这好消息使她兴奋得把他挡住，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他说：“那么我们以前的那些人又有几个要碰在一起了。”他脸上的神情，他说话的口气都显然表示，他回想起那些永不能再凑在一起的人们来了。那个瘦弱的小女孩穿了缝补起来的已经有点小了的衣服挤在两个大人中间躲避晚风。从对岸没有炸坏的塔里飘过来晚钟的声音。这样响着，仿佛炸碎了的城市又站立起来了。史本格勒抚摩着孩子的头发。她把冻凉了的小脸转向他，一点也没有减褪的娇美的痕迹抓住了他的心。他粗声粗气地说：“她会长成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劳蒂没有十分考虑就顺口说：“你认识她父亲，塞特勒吗？”“不认识，”史本格勒说，“哪个塞特勒？”“我问的多么蠢呐。你怎么能认识他呢。当时你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哩。”

他沉思着走向村庄去。那座小房子总在某一些距离内对他就有了吸引力。刚打仗回来，他就听到，海尔曼是怎样死的。他以后就过了莱茵河到那村庄里来看他朋友的老婆。玛丽后来觉到，她一听敲门，就知道门口站着一个特别的客人。但是当时她一点也不认识这个年青人，他看上去有点萎靡。他说：“您就是海尔曼的老婆吧？”他这样一说，她就知道，他认识海尔曼，而且像想到活人一样地想到他。他也像人们第一次看到朋友的老婆那样看她；他像人们抚摩朋友的孩子的头那样抚摩孩子的头，他说：“我已经什么都听说了。最初我想，他们还不知为了什么把他逮捕起来的呢。纳粹们大概又骄傲地吹起牛皮来，他们到底把一切都破获了。他们恨不能把保罗从乱葬的坟墓里挖出来。他们一定觉得遗憾，他们只能走近活人。但是他们也并不能无限制地走近活人。除了我，还有许多人知道这事情。即便他们没有参加，但是他们却也没有泄露。他们并没有出卖海尔曼。”“我曾经相信，”玛丽轻轻说，“有人告发了他。”她并不问太多的话。史本格勒就告诉她，他的伙伴怎样描述发觉的经过。

玛丽固然没有因为这次拜访而快活起来，但是却安静一点了。这以前她每听见一句话，每看人一眼，心里始终都在想：“你们中间有人告发了海尔曼。”这个她想象中的坏人的卑劣行为到处都投上暗影。现在生活固然并没有变得更轻松，但却变得更清楚，更严肃了。她必须同她周围的人们一块跑路，洗衣服，买东西，他们大多数并不真正好，也不真正坏。他们的善良的或愁苦的面孔同死人的面孔比起来固然都是灰色的；但是大约其中也有几个真正坏的，有时候也有一个真正好的，像海尔曼就是，这个客人也可能是一个。

史本格勒带了不安的心情离开他初次拜访的海尔曼的房子。他非常尊敬海尔曼；上礼拜他寻访了几个同他有关的人。他找他们，正如一个人在荒野里，在一个绝望和迟疑、饥饿和疲倦的荒野里，寻找几个定点。自从他的童年起，自从他父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回来以后，他曾看到他的故乡斑斓地涂上了所有的颜色，像旷野那样的灰色和蓝灰色，棕色和黑色，现在，他自己转回家时，又涂上棕灰色。那两座他在其中生长起来的城市，以前在他看来像星座一样地古老而永恒。现在它们却被捣成平地了。正如他这些年来经过的许多炸光了的城市一样，在这里他也感到，仿佛这两个他下生时就已经闪耀着的星座粉碎了。只有莱茵河还照旧健全地流过炸碎的桥梁，不管反映的是塔和城垛的倒影，或是河流石和大石块的参差不齐的倒影。人们有时候轻蔑地，有时候漠然地，有时候充满希望地，有时候又失望地目送外国兵。那些失望的人们曾把解放想象得同现在不同。他们想象，人们可以把自由像在一个被征服了的城上挂旗子那样挂起来；他们能够彻底地从一切使他们痛苦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不但从过去十二年的压迫中，而且也从他们三十年生命的压迫中，从百年千年的压迫中。他们没有估计到，这次解放只替他们去掉点重压，使他们能够透一口气，伸一伸胳臂，然后再走上必然是困难的道路。

有人告诉史本格勒，什么变好了，什么还完全坏得同以前一样，谁处的地位合适，谁的不合适，还有成千的可泣可歌的琐碎事情，他一听就是几点钟，听了以后，他渴望能够看到那几个可以谈知心话的人们。他到施密德海姆去看弗兰茨；在那里他听说，弗兰茨据说已经在斯大林格勒阵亡了。他到考斯特海姆去看李子核。在他的房子里住着些不熟识的人，他老婆早就住到弗兰克府自己家里去了。他遇到山茨，以前就认识的。在他回忆中，山茨还是一个嚣张的什么也不怕的小伙子，他俩常打架。在短短的谈话中，他没有发见他有什么改变。他觉得，虽然受了重伤，山茨仍然想保持像从前那样矜持那样高傲的态度。他还不知道，特别是有人问到保罗和海尔曼时，山茨就拿出那老腔调来。因为这件事使山茨痛苦到说都说不出来，所以他就干脆把以前他熟悉的老腔调拿出来了。

最初史本格勒不必去想，他愿意先看到谁；现在他才觉出来，他是怎样孤独。谁值得去看，他现在要想一想了。他一边想一边让那些熟悉的面孔在脑海里飘过。终于出现了克莱斯的头，当时他是工程师。但是他眼前看到的克莱斯并不是他平常的样子，细长的眼睛，有点撇的薄薄的嘴；他看到的是那一瞬间的面孔，充满了兴奋，厌恶和嘲讽消逝得无影无踪，这面孔没有另外的人看到过，只有他看到了，因为他答应了海尔曼，在装运前，在克莱斯抽查时，仔细观察他。

军管会在一所没有炸坏的工厂建筑中拨给克莱斯和他的家庭一所住宅；他自己的房子随着它坐落的那地区被炸光了。在路上史本格勒听说，克莱斯在占领军方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据说，假如工厂迁到国内另一个地方去的话，他仍然保留那位置。有人甚至把克莱斯举出来作为少数例子之一，证明占领当局能够挑选适当的人材。他从人们的不知怎样传播开的闲谈中听到，克莱斯一直到最后都是同规规矩矩的人来往。

他现在来找的克莱斯既没有大家都熟悉的那副面孔，也没有那天早晨他在几秒钟内所瞥见的那副面孔。克莱斯还有第三副面孔。最外面的一副是多少年来表露出来的，最里面的一副封锁得最严密，隐藏得最深，只有一次显露出来过，这第三副面孔就夹在两者之间。他看起来没有嘲讽的意味，也不慌张，而是痛苦和疲倦。他问史本格勒，来看他有什么事。史本格勒回答说，一九四一年他曾在克莱斯那一部门里当过装运工人，一直到他被征从军。克莱斯自己想，这个人是为了工作来找他的。他迟迟疑疑地说，现在很难安插人。史本格勒回答说，他已经有了补助工作，他也并不是为这个来的。同时他下定决心，先不告诉克莱斯他来的真正目的。他当年只能把他的观察报告给海尔曼，他也想以后不跟任何人说起，连跟克莱斯本人也不提起。他只说：“我感觉到有需要再看一看以前的许多熟人。”克莱斯回答说：“真的，真有这需要；您完全对。”他把手伸给他。克莱斯后来才感觉到，他不知在什么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机会下同这个人遇到过。他苦思了一会。然后又自己安慰自己，在他的部门里他有这样许多装运工人。他不能每个人都认识。

史本格勒以后还常常到莱茵河边去看玛丽。他有时候替她修补一个旧家具；他替那个男孩削好口哨；他塞给他点心，这是他死去的朋友的孩子，不是他姊妹的，不是他母亲的。玛丽说话很少，她请求点什么也是畏畏缩缩的，当他出其不意地走进来时，孩子的眼里就闪起光来；虽然除了这些以外，他在这里什么也找不到，但是他总觉得这里比别的地方好，比别的地方明亮。他仿佛不但帮助了遗族，而且还抓到死者的踪迹。

这天晚上他在堤上同劳蒂和她的孩子分别以后，又走了来，玛丽还站在那地方。她感觉到那只胳臂还搂在她肩上。虽然那时屋子里已经黑了下来，史本格勒仍然能看到，她比平常还要苍白。他们谈到弗兰茨的消息。玛丽忽然打开了话匣子，她以前从没有说得这样多这样轻。“海尔曼看到他会多么高兴呵。他最喜欢弗兰茨。他们固然在面前装出来，仿佛他们永世为仇似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人看不出他们俩是怎样 好来。这样一来他们俩就能够一块做许多事情。譬如就正是在那一天^[11] 。我也装着，仿佛我真相信这仇恨似的，这样就使海尔曼觉得轻松点。我总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永远知道，他脑袋里有什么想头。我知道，他同谁见面，为什么见面。在他被捕的时候，我曾相信那是由于他很久以后做的那些事情。我也完全注意到，他怎样又开始把所有的人都搞在一起的。

“但是我却知道，假如他回家来，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样他心里会比较平静一些。但是我却替他担心。但是我却装成他心里把我想成的那个样子。一个傻东西，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要他回家来，我就高兴，这样就使他能够休息。我总是唱。因为即便他有心事，我在他面前一唱，他也就忘记了，正像我的小男孩，我一唱他就睡去。我实在没有兴趣唱，你明白吗，但是我强迫我自己。”

史本格勒感觉到，他那颗变得阴暗了的化成石头的心现在为了这个女子和死者又温暖起来。他说：“玛丽，请你再为我唱一次吧。”她微笑着摇了摇头。她把三个盘子摆在桌子上，自己一个，小男孩一个，客人一个。后来她把喝汤的时间延迟了一点，又把汤放到火上，她自动地唱起来。细小的音调在黑暗的屋子里往返跳动。她听了自己柔弱的有点粗嗄的声调，自己也感到安慰。男孩用沉重的脚步在外面沿着大街跑回家来。因为家里没有灯，现在静得很，他停在门口。然后他就轻轻地挤进来。

注释：

[1] “关门”指希特勒的垮台。

[2] 德国有一句俗话：“上帝的磨磨得慢而细。”意思同中国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点相似。

[3]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苏联。

[4] “末审日”德文是der Jüngste Tag，直译就是“最年青的那一天”，这里所谓“比较不年青”就是与“末审日”相关。

[5] 就是说，他大概也阵亡了。

[6] 柳树上的柔荑花德文是Weidenkätzchen，直译就是“柳树上的小猫”。

[7] 指的是墨索里尼。

[8] 指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9] 意大利文Duce，领袖的意思。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徒给墨索里尼的尊号。

[10] 工人每天分三班工作。

[11] 指德寇向苏联进攻的那一天。

珂莉散塔

你们问，在墨西哥，人们怎样生活？——我谈谁好呢？

谈希达尔哥吗？——他敲起了多罗里村的钟，他是用这钟声唤起大家起来革命抵抗西班牙人的第一个人。解放以后，每年在国庆日的那一天，这口钟就在墨西哥的总统府里响起来。

要谈莫里罗斯吗？——他的家世不清楚。他是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他小时候受过苦。受到的学校教育有限，他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乡村牧师，但忽然起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以前希达尔哥也曾不顾生死地为这个念头奋斗过。在暴动中，他的力量强大起来。他率领一小撮农民发展成一支大军。在智慧和远见方面他超过他同时代的最伟大的人物。

要谈胡瓦里兹吗？——他在拿破仑第三时代驱逐了法国人强加到他们人民头上的外族统治。他枪毙了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他知道，只是民族革命对穷苦的农民好处还不大。他挺身起来毫不留情，不为任何利诱所动，他反抗本国的大地主。由于他制订的法律，穷苦农民得到了土地。

我不想谈这些人，也不想谈后来生活在墨西哥的那些大人物。虽然在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不仅是在那里而且在别的地方也是属于大人物中最伟大的人物之列的。关于胡瓦里兹、希达尔哥和莫里罗斯我一点也不谈。我向你们谈一谈珂莉散塔。

她从巴珠加到墨西哥城来找工作时，大概有十六岁。她不大知道，自己是哪一年生的。她 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她生在万圣节那一天，所以受洗礼时就叫做散塔^[1] ，因为当时也没有人建议用别的名字。她自己却喜欢珂莉散塔这个名字。她没有父母。她只知道，母亲生下她后就死了。关于父亲她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跟许多别的没有父母的女孩子比起来，珂莉散塔的情况算是好的。有一个人她可以依附，像依附一个坚强的枝杈一样。这是一个叫做鲁培·龚察雷兹的女人。她丈夫是巴珠加的矿工，离开墨西哥城有两小时的路程。龚察雷兹老婆自己也有几个孩子。几个大儿子已经到矿山上去了。她是珂莉散塔的义母。珂莉散塔常常谈到龚察雷兹老婆。这样她自己跟别人都清楚地了解到，她在生活中不是孤独的。龚察雷兹老婆把她跟自己的孩子一块儿抚养起来。她是一个温静的沉默寡言的女人。为什么珂莉散塔恰巧会生在巴珠加，龚察雷兹老婆自己也不大知道，不然的话，她早就会谈一些关于她降生的事情了。她也不大知道，为什么她会把这个孩子带到自己的房子里来，并且在家里把她养大。也许早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孩子由于意外的变故依附在她周围，这些孩子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父亲或死或逃，母亲死掉，或者遭到别的不幸。也许她觉得这个孩子特别饥饿。因为她自己日日夜夜要为五个孩子操心，所以她就更深刻地感觉到那陌生的母亲真正是死了，而这陌生的孩子真正是活着。

在盛大的节日，龚察雷兹老婆总到礼拜堂去。她男人从来不去。国庆日她只知道有烟火和音乐。她有点说不上来，这个节日跟她们人民有什么关系。但是珂莉散塔却从这个女人那里知道了，她的生日和命名日是在十一月一日。因为，假如在十月末尾她特别顽皮的话，她的义母就会对她说：“你那些魔鬼又被释放出来了。每个孩子的圣徒都使魔鬼们生气。在十一月一日以前魔鬼们更加劲在你身上捣乱。他们总是闯许多祸。”

珂莉散塔还有一段回忆，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段回忆是这样离奇古怪，话是表达不出来的。在她极小的时候，她到过一个地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那里。她以后再没有像在那里那样愉快过。就仿佛有她自己的一个天空保护着她一样。假如问自己一下，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她想到的总是：蓝。浅蓝和深蓝，以后任何地方再没有过这样的蓝色。全世界的人在她身旁飕飕地跑过去，却并没有透过这蓝色挤进来。

她从来不大梦想。她非常机伶，非常愉快。她想，在她来到龚察雷兹这里以前，她大概跟自己亲生母亲在别的地方住过吧。她有时候问：“我妈妈是从哪里来的？”龚察雷兹老婆回答说：“那谁知道呢？”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回答。珂莉散塔也就不再追问了。她喜欢这一段回忆。什么时候她害怕起来，她就想到它。

现在她害怕了。龚察雷兹老婆忽然说，珂莉散塔要到墨西哥城去工作。最大的女儿现在要结婚，那么珂莉散塔就要把席子让出来，这两个女孩子一块儿睡在这张席子上。邻居门斗察老婆在墨西哥有一个长辈的女亲戚开着一个小饼子铺。假如有人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他就把小饼子当作是“天天吃的面包”^[2] 。拿一团老玉米面和石灰在手里拍成饼子。这饼子在铛子上烘得热而且硬。用手拍饼子的声音在中午时响彻街巷，单调而又愉快。这种面包没有香味。它也不脆。它并不是在烤炉里，而是在众人眼前烤好的。但是却闹嚷嚷地发出许多声音。它召唤那些饥饿的人。龚察雷兹老婆在家里跟她的女儿们把饼子拍好。珂莉散塔用不着学这一手。她立刻就可以上工。

当她在巴珠加吃最后一顿饭时，她的小饼子里卷的菜比平常好。不但有西红柿，红绿辣椒和一份豆子，而且还有吃剩的肉，平常时只有男人才有肉吃。珂莉散塔小时，第一次咬夹了许多辣东西的小饼子，她曾哭叫起来。以后她就像喜欢盐一样地喜欢辣味。龚察雷兹老婆总留心不让儿子们喝上白干。龚察雷兹老汉能喝很多酒。他却并不是没有节制的。无论对什么事情他都能克制自己，都是阴沉的。夜里在分手时他对珂莉散塔说：“明天我们就再见不到了。到结婚那一天再见吧。你一定要来，我的女儿。”他拥抱她。一只准备为结婚那一天吃的火鸡高视阔步地在院子里走动。珂莉散塔跟龚察雷兹老汉在街上走了一段路。他跟他老婆一样从来就很少想到，为什么珂莉散塔偏偏落到他家里来。为什么他，偏偏是他，要代理一个人当爸爸，天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家伙。

珂莉散塔跟邻居的那个女人坐上公共汽车。车一开，她那些害怕都忘净了。那个新娘子把许多东西留给她，并不留给自己的妹妹，这些东西都使她高兴。一双拖鞋，一件花花绿绿的洋布衣服，一条围巾：遮面巾。她认识许多同车的旅客。她知道，他们为什么上车，为什么下车，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家庭宴会。车子往山上开。邻居的女人指给她有雪的山峰。山顶从这里看起来似乎近了一些，但却更显得高不可攀。车子开进一片树林，光线暗了一点。香气透鼻。珂莉散塔没见过这样多树林。此外一切都跟家乡差不多。到处都有胡椒树红红地站在光秃秃的山崖上。几片耕种好的田地。在滚滚的尘土里仙人掌一动也不动地立在那里。也跟家乡一样，有几处美国人和有钱的墨西哥人的别墅。里面有棕榈，有花团锦簇的花园，甚至有网球场和游泳池。珂莉散塔看到那许多灿烂的花朵，心里高兴起来。正像龚察雷兹老婆在家一样，小村里的人们甚至在罐头盒子里种上花。

在一个站上一个男孩扛着许多东西走上车来。他把他家里烧好的陶器拖到墨西哥的市场上去。据他说，他自己现在不想再到市场上去了，他想进工厂。“为什么呢？”“对我说这样好一些。”“为什么呢？在家里总是好的。你们一块儿做活，一块儿卖。”“我叔叔总是把赚的钱分给我们。总惹些气生。只有在我同陌生人中间账才算得清楚。”车里的人们都留心他的陶器，但愿不要碰碎了。检票员骂着说：“这里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你拦住一辆载重汽车，让它把你带走吧。你很年青。假如你找不到载重汽车，也找不到骡子的话，那么你就步行吧。”这个男孩很和气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夜里才包装，为什么他在中午以前必须到达麦尔西德斯市场。他送给检票员一个用陶土制成的可以当哨子用的蓝色的鸟，让他带给他的孩子。

珂莉散塔看了看这个男孩。他中了她的意。她忽然愿意到城里去了，因为这个男孩也到那里去。

他们的车开过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欢迎你们到联邦的地区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欢迎。珂莉散塔念不上来。她没上过任何学校。

她怎样才能够告诉这个男孩在城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她呢？这个男孩有时候慌慌张张地看她一眼。她赶快把眼光放低。他就看到她的睫毛是如何浓密。他比她大不了多少。但是他经历的事情却不少了。他是安静，有礼貌，而又骄傲的。他们还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彼此分不开的，但却感到也许他们注定是要在一起的。门斗察老婆问检票员，到阿尔瓦娄·奥里贡广场要在哪里下车。似乎故意想帮助这两个孩子似的，她又补充说，她要在那里那座小饼子铺里把这个女孩子交给她那长辈的女亲戚多罗里斯。

这新生活比珂莉散塔想象的要好。这小饼子铺是多么好玩啊？五个女孩子，嘴跟手一样永远不停。在这里拍小饼子是跟在巴珠加家里不一样的。人们不断地从街上走进来。一个人要半打小饼子，另一个要一打，紧接着一个一下子就要三打。珂莉散塔仔细听他们闲谈，骂人，说笑。在这里每一个小饼子都仔仔细细地用手拍成，仿佛要把这一家的精神跟红绿辣椒一样当作调味的东西拍进去。珂莉散塔非常喜欢热闹，这里正很热闹。她生气，因为门斗察老婆跟她那个长辈亲戚多罗里斯老婆争论得太久了，说她曾答应过多给十个比索的工资。在工厂里这个孩子要多挣十倍的钱，甚至在一个吹玻璃的铺子里当打包员也能多挣两倍，她的妹夫就在那里吹玻璃。多罗里斯老婆最后允许给这个女孩子一个睡觉的地方，不收钱，并且晚上还让她在家里吃饭。门斗察老婆为了表示对龚察雷兹老婆忠诚起见，给这个傻女孩子作了保。

珂莉散塔已经在手里有了一团生面。买东西的人已经排成了长队，因为现在正是中午。珂莉散塔不想从这里走开了。她觉得自己的工资很高。坐公共汽车到巴珠加去来回才只用掉一部分。她住房子吃饭反正不用出钱，所以她能够买一件女孩子穿的围裙。还有像多罗里斯伯母戴的耳环。假如那个同车的男孩来拜访她的话，她正需要戴上这样的耳环。她决不怀疑，他总有一天会来这里拜访她的。

晚上在多罗里斯伯母家里特别使珂莉散塔高兴。在家里，因为最大的女孩子结婚，她睡觉的地方被占据了。在这里，却由于二女孩结婚给她空出一个地方来。珂莉散塔相信，人就是这样生活下去的。在这里有点挤，那里又空。在城里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他站在那里像树林子里的一棵树，他不像草原上的一棵仙人掌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她这新的睡觉的地方跟旧的简直不能比。她在这里是睡在一张床上。她以前从没有在床上睡过觉，她只睡在地上的一张席子上。她最初害怕从床上掉下来，跟她同睡一床的三女孩睡在靠墙的那一面。珂莉散塔觉得，她通夜都高高地飞翔在一切之上。在这里，夜里吃的东西也比在龚察雷兹家里好。常常有肉。有用碎肉填得满满的小饼子。每个人愿意喝多少甜咖啡就喝多少。这家人口很多。一时不容易搞清楚，哪是孩子，哪是女婿，哪是孙子。多罗里斯伯母最小的孩子比她孙子年纪还小。最初珂莉散塔把父亲当作女婿。他不经常回家。多罗里斯伯母谈到他时有时候骄傲，有时候又轻蔑。他个子不高，喜欢动，一刻也坐不住，很滑头，嘴上有一撮小胡子。他如果在家，吃饭时他说的话比珂莉散塔活这样大听到龚察雷兹老汉所说的还要多。他在一家制鞋工厂当工头，赚很多钱，但也花很多钱，因为他喜欢胡逛，喜欢喝酒。他老婆从他手里得不到什么好处，有时他回家来，她连骂带骗才挖出几个钱来。小孩子总是接二连三地生。但是儿子们却是听她的话的。这个母亲每天早晨干活，把全家都掌握起来，好像连那个油滑的男人也在内，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做饭，生孩子，喂奶，她真像是一个有着强韧枝条的坚固的树干，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珂莉散塔对什么事情都觉得开心。她在巴珠加的生活简直有点近于阴沉了。她在这里一个晚上的大吵大笑比她一直活到现在全部加起来的还要多。多罗里斯伯母也讲很多故事。珂莉散塔忘了扫屋子，她就说：“从前有一个女孩子，她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男人。他无论什么事情都使她欢心。只是不许她扫屋子。他说：‘假如你愿意永远跟我好好地过下去的话，那么你就别管地下那些脏东西。那扫帚我看不顺眼，东扫西扫我受不了。’有一天她母亲来看她。看到地下这些脏东西，她拍着手惊讶起来。女儿请求她原谅，说她男人对扫帚看不顺眼。当她到市场上去时，她母亲就拿起扫帚，彻底扫除了一番。女儿回家就抱怨起来：‘现在我的男人会生我的气了。’但是母亲还是扫下去。屋子忽然动起来，又是咕噜，又是轰隆，天暗下来，响起了雷声。

“当一切又静下来而太阳照耀着干净的屋子时，母亲对女儿说：‘你现在看见了吧。只有一个男人不喜欢扫除脏 东西。你嫁了一个魔鬼，幸亏我来了，你才来得及把他摆脱掉。’”^[3]

多罗里斯伯母以前跟她男人的感情一定很好。他们俩一定喜欢很多故事，喜欢胡说些粗鲁话，喜欢开玩笑。

有一次在从星期日到星期一的夜里，多罗里斯伯母正在熟睡，他摸上了珂莉散塔的床。她及时醒来了。她又咬又抓。靠墙睡的女儿跳起来，伯母也跳起来了。珂莉散塔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是猫。”但是多罗里斯伯母却发现，她身边少了点什么。

按说她不久就应该把珂莉散塔撵出去的。不只是为了她男人。如果她的一个儿子跟珂莉散塔玩出什么花样来，她也不会高兴的。他们固然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还没小到珂莉散塔那样，她既没有父母，又没有家庭来打发她出嫁，除了身上的衣服和遮面巾之外什么财产都没有。但是她却用不着保卫她的家庭不受珂莉散塔的侵袭，因为珂莉散塔在心里希望着的那件事情终于发生了。

有一天早晨，那个跟她同车的男孩站在饼子铺前面。珂莉散塔立刻就看到他。他们同车时这个陌生的女孩子就吸引住这个男孩，最初很轻微，以后强烈起来，她下车以后简直变成不可遏止，从那以后，他们俩要合在一起这件事对他说就成了一个未践的诺言。他非实践这个诺言不行，否则他就觉得自己太靠不住，太软弱。他认为，他怀想的那个女孩子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她。这也是正确的。他很紧张地挺直了身子僵立在那里，离开一个相当的距离，金绿色的眼睛直盯住她。他最初害怕，她或者已经换了地方。现在她却站在那里，正如在他回忆中一样。在拍饼子的一群女孩子中间显得非常小，不特别可爱，不特别娇嫩，有点野，有点粗糙。一看到他，她高兴得身上发抖。最初他有一点失望，虽然他在回忆中也并没有把她想成如何美丽。但是她高兴得发起抖来，他又觉得骄傲。她那顽皮的小脸在浓密的睫毛的阴影下变得温柔起来。现在还有一段时间隔开他们，他简直忍受不住了。他买三个小饼子，但是一个也没有做好。他等着，珂莉散塔拍成了几个，从热铛子上拿下来。他嚼着饼子在门前等。

珂莉散塔的女伴提出许多可笑的问题，她不回答。在下工以前她也是一句话都不说。

在她能够用第一次的工资买到像多罗里斯伯母那样的耳环以前，这个人竟然就来了。晚上冷。她没穿短上衣，没穿袜子。她头上和肩上只围了那件洋布衣服和遮面巾。那男孩用两只手扶住她，把她推上公共汽车。车里坐满了工人，那男孩挂在车外面。珂莉散塔没有想到，这座城多么大，没有人跟着她一个人会害怕的。那男孩又把她扶下车来。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他问：“你叫什么呀？”“珂莉散塔，”于是她又告诉他，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你呢？”“米桂尔。”他们跑过几条长街。在月光下尘土就像是霜。他们走进一座大门，走到一个窄而深的院子里，这是一条左右两面都有房子的隔离开的巷子。有烧木炭的火炉。在桶里和罐头盒子里种着花草。有一个抽水机。有磨老玉米的石头，有刻着一条条的沟的木板，是用来磨碎老玉米的。有一只火鸡，在黑暗中它就仿佛成了主人。

珂莉散塔早就不东张西望了。在院子和星星之间没有什么跟她有关的东西了。那男孩把她推到一个门里面去。他跟几个朋友共住一间屋子。现在只有一个人在家，他们一进来，他就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在往外走时他还迅速地看了珂莉散塔一眼。

自从他们分手后——也就是同坐公共汽车以后这一段时间——他们互相怀想到火热的程度，现在用不着再费时间了。他们现在在这间屋子里有时只是朦朦胧胧地回想到过去的生活，正如隔着门的院子那样模糊。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她不想下去了。幸福跟时间没有关系。既然跟时间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它停止呢？

米桂尔说，他现在要送她上公共汽车，他做夜班。在临走时珂莉散塔才看到，原来还有一个人睡在屋子里，睡在铁床架子中间的一张席子上。米桂尔用力推了他一下子：“起来，巴布娄，到时候了！”

从现在起，珂莉散塔拍饼子拍得从来没有这样快过。把地扫得从来没有这样干净过。她甚至从别人手里抢过扫帚来。她总是想笑。多罗里斯伯母高兴了，珂莉散塔跟着一个生人跑，她男人不能再染指了。

一个星期以后，米桂尔说，从现在起珂莉散塔要单身坐公共汽车到他那里来了，他没有时间再到饼子铺去接她，他现在晚上要去上学。是不是她也找到了一个学校呢？

因为在这时候政府正展开一个大运动，想尽可能把所有还不能读书写字的人都送进夜校。在每一个城区都开办了一所学校。政府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把没有进学校的人都登记下来。他们也来到多罗里斯伯母家里。他们登记了珂莉散塔。在同一个星期内一个修女也拿着一张单子来了。法律禁止穿着教会里的衣服在礼拜堂外面到处乱走。但是从脸面上，从长袍子上，一看就知道：她是个修女。她劝多罗里斯伯母把孩子们送进她的学校。“因为他们一旦能读书了，”这个修女说，“他们就很容易忘掉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们很容易念些被禁止的书。”

晚上在米桂尔的屋子里珂莉散塔谈到了这件事，那些男孩子都大笑起来。现在她一来，他们有时候也留下，聊天，喝酒，唱歌。“那个修女说得对，”巴布娄说，“只是说反了。譬如我，我能念书，我念报纸。我总是想，假如有人读了这些谎话而看不穿，那他真正是忘掉拯救自己的灵魂了。”

米桂尔看着他的朋友巴布娄，似乎在想着什么，他非常爱他这个朋友。珂莉散塔酸溜溜地不大痛快。在一瞬间她忽然觉得冷起来，不过米桂尔没瞪着眼看过女孩子，只是看他的朋友巴布娄。

他上他那一区的夜校，珂莉散塔上她那一区的。最初她觉得什么都可笑。那里也有许多生面孔。这使她紧张而胆怯。每一张面孔都有自己的一份生活。所有这一些工人，擦鞋匠，在市场上卖东西的女人，街上的小贩，家里的女工，为了想学会读书写字偏偏都到这夜校里来了。他们也都好奇，想知道为什么珂莉散塔会在他们这一区里。这样生活就热闹起来。他们紧紧地挤在凳子上。教员年纪轻，脾气好。人们在他跟前有些害羞。他给大家打气，非常严格。他像是一个牧师。假如有人老是犯那个错误，他就骂了。看他从字里面把单个A跟O剔出来写在黑板上，那才真有意思哩。这些字母，假如单个地站出来，看上去一个是这样圆，一个又是那样尖，就跟它们的发音一样。但是也有别的字母发音跟样子不同。把它们再联成整个的字也很困难。也有些字人们一天会盲目地喊上一千遍。珂莉散塔吃惊地看着那个坐在她旁边的胖而且老的泥水匠。他几乎把所有的字母全学会了。他能很快地把它们联成字。

米桂尔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岗位。夜校也换了。他到那里去的时候也正是珂莉散塔应该去上学的时候。最初看到那些笔记本，他们都笑起来，他们写的O不是滚成一个圆圈，而是在跳跃。巴布娄帮他们的忙。他只赞美米桂尔。他生着气责骂她。她不愿意紧靠着米桂尔坐，只为的是想死盯住那些笔记本子。她觉得没有脸见老师，见全班，因为她还没学会把单个的字母联成字。她也没脸见米桂尔。她从最初就坚决相信，他一定会跟坐在她的长凳上的那个泥水匠学得一样好。米桂尔已经能念教科书最后一页上写着的东西，那里讲到一个叫胡瓦里兹的人。

她生气，因为多罗里斯伯母的女儿们从她们的修女那里得到了奖品，一张花花绿绿的金色的瓜答鲁培的圣母像。虽然珂莉散塔认为，她们只是装模作样，好像这整篇的故事都已经能念了。瓜答鲁培的玛利亚怎样向一个印第安人显圣。她第一次向一个皮肤不是白色的人显圣。而且在一座平常只生长仙人掌的光秃秃的山上送给他玫瑰花。这些女儿们一定是听了不知多少遍，一直听到能背了。从现在起她每晚不是往学校里跑，而是跑着上公共汽车到米桂尔那里去。在两次会面中间的这一段时间显得很空虚。白天一过，珂莉散塔就一秒一秒地数起来。听到珂莉散塔的脚步声，米桂尔有时候就皱起眉头来，因为巴布娄正坐在他身旁，给他读报。珂莉散塔一坐到他们的桌子旁边，他的金绿色的眼睛就闪出光来。珂莉散塔相信，一切都还完全跟第一次在饼子铺里会面时一样。

时间似乎没过了多久。她得到了一个月的工资。门斗察老婆忽然来了，结婚典礼就在下星期日举行。这期间珂莉散塔几乎已经忘了龚察雷兹这一家人。她现在兴奋起来，她现在后悔起来。一个结婚典礼她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了。他们现在杀了那一只火鸡——她忽然明白过来，她在城里常常吃到好东西。她忽然日日夜夜怀念起她的义母来。她不住嘴地谈到龚察雷兹这一家人。她用整月的工资来买礼品。早晨街上的小贩来卖现成的衣服，她从里面挑选她最喜欢的颜色。她买了一条跟龚察雷兹老婆的女儿脱给她的那条一样的遮面巾，花手绢，耳环，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她想把全家人都填饱。以后她忽然想到，她已经把车费都用光了。饼子铺里的那些女孩子告诉她，她尽可以向多罗里斯伯母预支几个钱。多罗里斯伯母装出很大方的样子。但是她却高兴，她尽量把珂莉散塔笼络在自己这里。这样小恩小惠使珂莉散塔做事勤快，又听话。她的朋友能够劝她另换一个工作岗位的。

米桂尔早就想回去看一看自己的家。他们又同坐在公共汽车里。米桂尔答应第二天到龚察雷兹家去接她。

大家正如珂莉散塔所期望的那样欢迎她。看了她的礼品大家的高兴怎样也遏止不住了。珂莉散塔自己也高兴得说不上怎样才好。结婚的盛宴已经准备好。烤火鸡的香味一阵阵扑过来。龚察雷兹老婆用的油比平常一年用的还要多。他们都坐在桌旁，门大开着，客人愈来愈多，龚察雷兹老婆平常是锱铢必较的，现在却不断送上辣的和甜的食品，还有白干。她今天什么都赊账去买。那些喝酒的男人她也不劝了。今天要放下一切忧愁。他们就像是基督从地狱里领出来的鬼魂。夜里好些人非走不行；他们在街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着走上载重汽车，这车把他们载回矿山去。一大半人都睡席子上。龚察雷兹老婆给所有的人都煮了咖啡。他们唱歌和弹六弦琴的兴致比昨天还高。他们现在真正尝到这次盛会的味道。珂莉散塔完全沉入结婚盛典的气氛里。但是当天变得凉爽起来而且静下来时，她的心却跟平常一样在同一个时候开始跳起来。她拢了拢头发，整理了一下衣服——米桂尔已经到了。

他立刻就跟大家搞得很熟。珂莉散塔目不转睛地看他。他并不看珂莉散塔。他跟男人们说话。他说：“我离开我那第一个工厂到雷伊斯皮革工厂去了。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那里给钱多。他们给钱多，要求也多。他们并不立刻对你说：‘我们要求多。’你自己会觉出来的。最初你想，你在那里跟这里一样反正出上八点钟的汗。可是，你出汗能流水，也能流血。他们那里告诉我，在我来以前不久到了一架机器，有许多齿轮，可笑的玩意儿。一个生人跟机器一块来了，他教会监工用这机器，教了一早晨。牙是黄的，一个生人，眼是蓝的，头发是红的。一个外路人，但是说话跟我们一样。他们给我们钱多，我有什么话说呢，但是我们花钱也多。你一跑到街上，吃一点冰，或者迟到一点，立刻就扣你的钱。假如你弄坏一块或者没有做完，监工的一数——立刻又是扣钱。”

龚察雷兹老婆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到你家里，到你们的陶器工厂里去呢？”

米桂尔坚决地说：“不去。”“为什么不去呢？”米桂尔想了一会儿。“他们给我们一点钱，是约定的。他们扣我们的钱，也是约定的。我们只是没有想到。他们却是白纸上写着黑字，而且念给我们听，这是约定的。他们是一群强盗，没有疑问，只是人们并不是孤立的。您知道，龚察雷兹太太，在家里，在家庭中间，人们倒是永远在一块儿的，但是不管怎样，每个人，譬如我吧——却是孤立的。在家里我要用说谎来过日子——是孤立的。我打破了什么东西——是孤立的。我做什么做得非常好——是孤立的。有时我要用点特别的东西——是孤立的。”

男人们都用心听。他们不大明白他说的话。也许因为他们那里的情形不一样。在矿山上固然差不多完全一样，但在家里却不同了。米桂尔说下去：“假如挣钱不多，在家里就真倒霉。最近大米忽然涨了价，我们在工厂里都一块儿要求提高工资。我们都一块儿丢开工作。当大米涨价时，我们在家里能干什么呢？只好再多制几个陶器，好赚出钱来买大米。什么？在工厂里他们就多给我们工资，真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把谁赶出去，他们也没有扣谁的钱。并不是因为他们爱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要往外发货，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干活。不然他们早往外赶人了，不然有一点小毛病他们也早扣钱了。现在就不。”“不吗？”“不，这是罢工。我们赢了。”

“我们也想这样干，”那个女婿说，“我也会参加的。大多数的人忽然害起怕来，怕他们终究会被赶出去。”米桂尔说下去：“我只要一能读能写，我就走掉。我要到康北测去找我叔父。他说，假如我真能读能写，他就在那里给我找一个位置。国家大，我们这里有许多城市。我想看几个。”老龚察雷兹于是就说：“在我年轻时这里还要坏得多。我们没有电灯。我们只有白天回来睡觉。我们也团结起来了。我们向着城市前进。我跟我的小儿子一样小。他们也没有扣我们的工资，我的朋友，他们对着我们开了枪。总统府里那条老狗害怕起我们来。他在里面坐了这样久，这样软弱，他必须滚蛋了。”他一回想到这些，他的眼里就闪着光，正像米桂尔回想到那次罢工眼里闪着光一样。

珂莉散塔不断地看米桂尔。他比别人知道得多。他有许多打算。然后龚察雷兹家的男人们出发到矿山去。父亲单跟他的新女婿走。他们早就是好朋友了。这个男孩子现在已经阴郁沉默起来。假如没有什么东西，像爱情或者暴怒，猛然向他袭来的话，他会这样呆下去的。他们俩现在都没有兴致浪费唇舌把他们想到的客人的情形谈出来。他们左考虑右考虑来揣摩米桂尔说的那些话。老龚察雷兹叹了口气说：“他还年轻。”“是的，”另外一个说，“而且完全孤立。他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他们不谈珂莉散塔。他们俩只是随便想了下，这样对她会有什么后果。

珂莉散塔一点也不想自己的事情。她从来不计算时间。她现在也不计算。生活自然会向各方面开展的。她跟着米桂尔走遍全城。她觉得，仿佛他把一块块的城送给了她。她跟着他到了麦尔西德斯市场。她觉得好像一个民族终身需要的衣服和鞋，吃的和喝的，马鞍子和刀子，草帽和遮面巾，锅，罐，盆，壶，装饰品和圣像都汇集到这里来了。拖鞋和马靴一排排长在市场上小屋子里的杆子上，就像香蕉长在树上一样。有这样多花花绿绿的花布，就仿佛那些女商人把所有的花园都展开在人们眼前。在另一个小屋子里长着韧皮。那里有用韧皮织成的架子和运木材的滑道，一直顶到顶棚，有堆在一起的篮子，像山一样高。如果只是一件东西，就没有人注意，许多东西在一起就显得有力量，所以珂莉散塔从来没有注意过多罗里斯伯母到市场去用的篮子，但是在这里，在这半明半暗的小屋子里，看到这些染着红蓝斑点的篮子堆成的山，她却大吃一惊了。在麦尔西德斯市场上所有的东西全这样。所有的水果全这样。米桂尔家里卖的陶器也全是这样。满坑满谷全是陶器，米桂尔全家虽然一齐下手，孩子和孙子，日日夜夜，又捏又旋，又画花又加釉子，在这里却只摆了一间门面。珂莉散塔认得出这些陶器，正像认出某一种花草一样。从耳朵形的把上和釉子上。他们在背后笑那个女人，她装出知道调配这种色调的方子的样子；因为这些罐子在火上也从来不会炸碎，就仿佛是用铁做成的一样。她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细长的女人，头发和眼睛是苍白的。“她还想花一个比索换我们制陶器的方子哩，”米桂尔说：“她应该到铺子里去买铝制品。”他还说“我们的方子”，虽然他已经到了工厂去了。

他们一块到电影院去，他们是这样喜欢那片子，连彼此的存在都忘记了。一个美丽得像天仙一般的女孩子愈来愈陷入不幸中。她被引诱，又被遗弃。她刚脱开一个人的手，就又落到另一个人手中。她没遇到一个好男人。她有一个孩子入了孤儿院。母亲穷苦潦倒，年纪老了。她入了狱。她到学校里去看她的儿子，他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识了。其间他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他入了大学。他当了律师，在法庭上他为一个不认识的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辩护。——珂莉散塔昏头昏脑地走到街上。她从来没想过已经过去的事情。现在她却不住地想到那女孩子年轻时的美丽和年老时的穷苦潦倒。这一切都是同时的，已经过去了，但又永远留在这里。

米桂尔不住地想那个儿子。幸而他没有留在母亲那里。幸而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们坐车到城外瓜答鲁培去参加“圣母节”。不管他们信不信奇迹，全城的人都往瓜答鲁培去。这是本国的一个奇迹。圣母是棕色的。看起来像一个印第安人。天刚朦朦亮，舞蹈的人就打扮成战士的样子走出来，他们打扮成西班牙人，打扮成墨西哥人，戴了盔，插上羽毛，走到礼拜堂前来表演。实际上在这个节日里已经流过许多血，今天还有这样许多人活着，真令人吃惊。在小孩子和女人的眼睛里总还有一点忧郁的痕迹，一点悲哀的残余。这就像是农奴制度时代留下的渣滓上面再加上一层由于新的痛苦而产生的新渣滓。——米桂尔非常大方。珂莉散塔没有钱，因为她都花掉买成礼品了。他领她到市场上所有的小屋子里去，他给她买了许多甜东西。节日的高潮还没有来到，天上还有星星。 ——在九月里他们也在一块儿庆祝国庆节——“多罗里斯村的召唤”^[4] 。珂莉散塔紧紧抓住米桂尔的腰带，免得他在人群中挤掉。大家闹嚷嚷地挤在总统府前面，那些好打架的，喝醉了的也多少留心些，怕踩坏了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不能再跟那些更小的孩子在一起钻到妈妈的遮面巾里去了。然后他们静静地听着多罗里斯村那一口小钟的响声，现在这口钟就在首都宣告佳节的来临，因为它以前曾响起争取自由的声音。刚敲完最后的一下，人们就骚动起来，爆竹响起来了，人们欢呼大叫。仿佛今夜也要用白干和刀子来庆祝、用烟火和手枪来庆祝紧跟着解放而来的失望和混乱。仿佛人们要跟由于叛变、谗谤、野心和贪心而流的血一起来庆祝一切可宝贵的血。

珂莉散塔跟米桂尔走过的一切路都使她高兴。她可能跟他到工厂，到田野，到陶器厂去工作，也可能去参加结婚典礼和宴会。她可能跟他去参加战争，参加示威，参加游行。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走在她前面。他不再在后面推着她走了。他现在挺起身来高傲地向前走，他有把握，她一定跟在他后面的。

他有一次又把她赶回家去，老师答应他要念什么东西给他听。珂莉散塔在房子前面等着他。他回来后骂了她一顿。巴布娄问她，在夜校里考试是否及了格，她大吃一惊。她从来没有再去过。巴布娄看透了这情形，笑起来了。

有一次米桂尔说，他现在不久就要离开墨西哥了。一个车夫答应他，把他们用自己的载重汽车送到瓦哈卡城。“那有多远？”“一夜。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叫我们。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他预计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巴布娄甚至劝告他，不要把他的计划泄露给珂莉散塔。她会哭的。她会打搅他的。他反正没有办法帮助她。最初米桂尔回答说：“你听我说，当阿尔封索这家伙到加里弗尼亚去找工作而他家里从此就再听不到他的消息时，你自己曾说过，这样不好。”巴布娄说：“这是两回事。像你这样一个人不能一劳永逸地把困难都担起来。你一定要离开这里。”巴布娄大概是对的。他要走开，他要另一种生活。他不愿意像多罗里斯伯母的男人、像龚察雷兹老汉那样过日子。他要学习许多东西。他要看很多东西。他需要另外一种女孩子。只是，珂莉散塔为什么不吃惊呢？他忽然想到，他说那句话：“我们坐车走，”珂莉散塔了解的不是巴布娄和米桂尔，而是米桂尔和珂莉散塔。这使他难过，但是巴布娄说：“你怎么想，你以为，假如拖得时间长对你们分离她就比较不难过吗？”时间也没有拖长。第二天夜里那个车夫就来了：“走吧，孩子们，假如你们还有兴致的话。”

第二天晚上珂莉散塔又在同一个时候到那大院子里去，一个女人正蹲在地上磨老玉米，她说：“今天你想找谁呢？”珂莉散塔知道，米桂尔跟巴布娄已经坐车走了。屋子里那些男孩子们有的带着讥笑的神气，有的同情地打量她。有两个愁眉苦脸地打量她。珂莉散塔什么都了解了，但什么都没说。她直僵僵地站在那里。房子在她周围旋转起来。她一直等到平静下来。然后打着哈哈说，她早已经知道了，她自己就劝米桂尔走开。她来只是想拿走几件忘掉的东西。一个男孩子嚷起来：“除非你把什么东西忘在我的席子上了……”还说了些在这种机会下男孩子们要说的话。珂莉散塔没有回答的必要。在院子磨老玉米的那个女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笑声，摇了摇头。珂莉散塔忽然鞠了一个躬就跑出来了。

是在夜里。冷。珂莉散塔不愿意回到多罗里斯伯母那里去。她也不愿意到巴珠加去。她不愿意有人问她任何什么事情。她什么地方也不愿意去了。她在街上跑来跑去。她坐到一座门前，一直到被人赶走。她跑了一会儿。她坐到一座别墅的台阶上。一群音乐家走过夜的街市。走到别墅前面他们站住了，也许因为一个女儿的爱人把他们叫来的。他们拿出六弦琴就弹唱起来。一个窗子亮起来，从另一个窗子里有人探出头来骂。珂莉散塔站起来，就仿佛那忿怒的声音骂的是她，而不是那些音乐家，他们根本不理，仍然在她身后弹下去。珂莉散塔走下那条长街。她坐到一座巨大的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她冷起来。起了风。她嘴里咬的是砂子。她闭了眼。她想家想得要命，她在思想中寻找那个地方，她小的时候曾在那里躲避过而且感到以后从来再没有感到的温暖。她还知道，那是蓝色的。世界在她身旁向后漂过去，没有挤进来。但是她却连想一下那蓝色都不可能了。她心里面跟外界一样空虚，不管她睁开眼或闭上眼。天上的星星跟在她眼前荒凉的广场上稀稀落落的人们同样寂寞。她蹒跚地走了一段路。她又坐到一座门前。又被人赶走。已经天亮了。她饿。她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致说话。想讨饭却又非说话不行。她从一个街上的市场那里偷了点东西。就这样过了两三天。她对光明和温暖有了兴致。她听到一个酒馆里传出来的乐声。一个生人走出来，抓住她。他不腼腆，这个生人。他说：“你看上去像什么样子？跟我走进去以前，小女孩子，你要收拾一下。你的遮面巾上简直成了一整片谷子地。”她抖了一抖，梳了梳辫子。就这样开了头，就这样继续下去。有时她坐在一个坏酒馆里，有时在比较好的街上的咖啡馆里。有时一个旅客把她带到旅馆的房间里去，有时一个街上的小贩把她带到他的小棚子里去。她有时帮助什么人用骡子在乡间驮运水果。她有时跟一个外国司机睡在一个载重汽车上。以后就明显地看出来，她怀了孕，她要找一个固定的倚靠。她遇到一个跟她在饼子铺工作的女孩子。那女孩子说：“你可以到我那里去生产。不然他们就会把你写到他们的单子上，你一旦被写到单子上，那么他们就永远不会放松你了。”那个女孩子还说：“你以为那些外国女人会跟我们一样傻吗？你看，我有八个兄弟姊妹。外国女人不会等到事情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不会等到受惩罚。她们不会等到大家都已经看到孩子而且写到单子上。她们是狡猾的，在孩子把头伸到光明里来之前，她们就结束了他。他根本到不了这世界上来。”珂莉散塔感激这个女孩子。她觉得她狡猾。她又是规规矩矩的。她收容了她。

后来这女孩子说：“你看，你遇到我是多么运气啊。假如在一个医院里的话，那孩子立刻会被写到一张单子上去。现在呢，那孩子根本没下生。现在一切都没问题了。”珂莉散塔什么也没有回答。她有时高兴。她有时又像一个疯子；她又骂，又哭，又喊。按照事前约好的办法，她把第一次挣的钱拿给这女孩子。但是她不久就厌恶她的新工作了。总是绣十字花，总是同样的那些鸟。在最后一天她为了故意使那女监工生气，她绣了一只没有让她绣的鸟，在白料子上不用蓝色而用红色，不按照模子而是随心所欲。以后这个鸟固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续订的有几打。但是珂莉散塔却一点都不知道，因为她搬到城的另一端去了。

她现在看上去又跟从前一样了。她跟从前一样又有了兴致来笑来谈天。她现在跟男人们来往比从前聪明了。她去理了发。她在铺子里买了一件大衣。她也知道，外国人有时喜欢的是看上去真正像他们想象中的本地人的那样的女孩子，羞答答的，发着抖，带了遮面巾，梳着辫子。她知道，在她脸上最美丽的是睫毛，假如她要求什么东西，她就把眼皮垂下来。她有时忽然一阵憎恨起来，她就把自己锁起来，隐藏一下。然后她摆脱掉绝望的情绪。她对光明和温暖又有了兴致。

她遇到那个跟她一块儿上夜校的泥水匠。他总留给她一个坚忍肯用心思考的印象。他现在给人的还是这印象。他穿的还是以前的衣服，比以前磨得更破了。珂莉散塔发现，不管人们会不会读书写字，生活还是照原样过下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一个泥水匠学会了很快地把字母联结成字对他又有什么用处呢？老泥水匠把她带到一群年纪比较轻的泥水匠那里去。她靠上了其中的一个。他们正在城边建筑一座大房子。建筑公司把工人连家眷送到各处的新建筑去。泥水匠们就像吉卜赛人一样随地成家。假如别的地方打了一个新的墙基，他们就搬过去。那个还没有家的年轻的泥水匠把珂莉散塔带到自己的棚子里去。龚察雷兹一家老早就奇怪，为什么珂莉散塔再也不来了。门斗察老婆从她长辈亲戚多罗里斯老婆那里听说，珂莉散塔在她那里也是一去不返，还欠下许多债。一个陶器工人的家庭从邻近地区的陶器工人那里听说，米桂尔已经离开墨西哥，没有带珂莉散塔。其余的事情就由龚察雷兹一家用想象去补充了。

门斗察老婆很难过。固然没有人想到单单去责备她。但是她却感到她对这事应该负责。因为是她首先把这女孩子带到她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听了门斗察老婆的劝告而选择了这一条路，这个女孩子根本一点好处都没得到。她任何收获都没得到。门斗察老婆觉得她应该去寻找这个女孩子。

在她的泥水匠那里，珂莉散塔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些泥水匠的老婆已经开始骂起来。帐篷本来已经拆掉。她白天就在工地上乱逛。她从远处看到农民们用骡子或步行满载水果青菜或其他货物从山上往下走到墨西哥峡谷的市场上去。在到城边之前，他们休息一下。他们在路上舍不得穿那拖鞋，现在穿上了。珂莉散塔看到一个陶器工人的家庭，女人们背着小孩子，男人们背着陶器。陶器上的釉子很厚，因为直在太阳里闪光。看到之后，珂莉散塔什么也不回想，一点也不难过。她只空洞地感觉到她跟陶器这一行手艺有些熟识。

但是一个年轻的陶器工人走下来喝水，认出了珂莉散塔。于是在第二天下午门斗察老婆就走过城边上的一条漂亮的街道，街道两旁的房子是白色的，很新，淡蓝色的花已经长了起来，把房子都给遮住了，她一直走到工地上。她向那些女人们打听珂莉散塔。她们确切地但又气冲冲地告诉了她，正如她预期的一样。

看到来看她的这个人，珂莉散塔吃了一惊。但是她却是和气而愉快的。门斗察老婆命令她立刻跟她一块儿坐公共汽车到巴珠加去，她真是既忧且喜。上一年她已经能够丝毫也不再去想龚察雷兹一家了，所以人们可以说，她已经忘了这一家人。但是她却是竭力制止自己不再去想它的，为的是不要再到那里去找托身之地，给人家问许多话。现在却有人高声命令她去做她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她用不着找什么遁辞，她按照老习惯做了。她服从了那个比她自己强的人。因为她，珂莉散塔，是软弱、年轻而又无知的。

龚察雷兹老婆看到她来了没有大惊小怪。男人们在矿山上。珂莉散塔靠着最大的女儿睡在席子上，是她以前的老地方。她占的地方比以前更小了，因为大女儿怀了孕。其间她已经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睡在一个填得满满的箱子里，这箱子是用绳子挂在天花板上的。这是这屋子里和这家里唯一的变化。珂莉散塔立刻就发现，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她不能住下去。“啊哈，可怜的小女孩子，”龚察雷兹老婆说：“你现在要干什么呢？你又倒了霉。”珂莉散塔还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她的义母立刻就看出来，她又怀了孕。大家都高兴，门斗察老婆已经又想出了主意。她男人的嫂子的姐姐嫁了一个人，这个人在墨西哥城很走运。他们在城边上租了一间小屋，在汽车站旁边卖柠檬水。他们正找一个人来替那个女人干活。

对于这工作珂莉散塔除了挤橘子水和洗玻璃杯以外什么也用不着会。在第二天晚上珂莉散塔坐车回去以前，龚察雷兹老汉陪她走过院子到街上走了一段，他现在在家里睡了。一只火鸡寂寞地在夸耀它那火红的装饰。龚察雷兹老汉说，这是准备为了第二个女儿结婚时用的。他加了一句：“到那时候我们等你来，”他又加了一句：“孩子要带来，我想看看他。”他瞪着眼看了她一会儿。珂莉散塔觉得这目光打中了她的内心，它使她想到米桂尔。因为他的眼睛也是一模一样地毫不容情的，一模一样地金绿色的。

她现在不再害怕回想过去的事情了。她又想到米桂尔。她难过，她没有早一点儿到巴珠加来。那样说不定她早就能够在这间小屋子里挤橘子水了。现在要生的孩子也许就是米桂尔的了。可是现在她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有一次她站在电影院前看那些图片。她又认出她跟米桂尔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人来。她想，她的儿子也可能像电影里那个儿子一样，虽然没有父母也能长得那样聪明。他能够学会读书写字。他能够念大学。他甚至也能够作医生。假如他能像龚察雷兹老汉期望的那样走到世界上来，他一定是什么都行。

她的新工作岗位不好也不坏。雇她干活的那些人态度既不粗暴，也不和气。他们只是有点干燥无味，有点小气。由于这个脾气，他们积下了一点钱，把租钱都预备好了。一半是开恩，一半是命令，在那个女人卖东西的时候，珂莉散塔自己也在车站附近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地方卖苹果和柠檬。孩子生下来以后，她仍然这样做。她把自己赚的那一点交给大商贩，仔细挑选几打小而漂亮的黄苹果，柠檬，西红柿，蒜，有时也挑些蔬菜。她把这一些东西都摆在铁轨附近地下的一张报纸上，成行成列，排成能招引人的金字塔。她就蹲在前面的地上，把孩子裹在遮面巾里。

有一次起了一阵风，街上和人身上都铺上了一层尘土。珂莉散塔赶快把头伸到遮面巾里去跟小孩子在一块儿。人群隐隐约约地在尘土中挤过去。她蓦地想到她小时候曾呆过的那个地方。那种无可比拟的不可捉摸的深暗的蓝色。这是龚察雷兹老婆的遮面巾，在那后面流过去的，是人民。

注释：

[1] 散塔（Santa），西班牙文，意思是“女圣人”。因为她生在万圣节，所以叫这个名字。

[2] 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祷告时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等等。

[3] 按迷信的说法，扫帚可以制服魔鬼。

[4] “多罗里斯村的召唤”即是国庆节的名字。

末 路

工程师傅尔波从铁路堤上走下来，走到村庄里去，想买或者借几条好绳子；在倾卸货车上，他带了许多修路用的机器零件，在行驶中，这些零件碰得乒乓乱响，假如不用绳子捆结实的话，说不定就碰坏了。

他的工头，恩斯特·海尼士，从最近的农场那里向他招手；他在那里已经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了。

“向上帝致敬，”^[1] 傅尔波说。海尼士站在一个农人身旁，这农人身体魁梧，中等个子，年纪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他说：“崔利西先生愿意借给我们几条。我告诉他，有回头车我们就捎回来。他不要钱。”

“我还可以卖给您们四条崭新的，”这个农人说，“都还在外面的载重车上。”他说话慢条斯理地，正如乡村里所有的人一样，仿佛话也值钱，每一个字都难舍难分似的。他的眼睛细小，深暗，充满了猜疑的神气，鼻孔圆得灵活得像第二双眼睛。鼻子有点翻卷，有点短，嘴小，总之，在那一张脸上所有的东西都小，整个这一张脸在那个巨大的农人特有的头上占的地盘小到不成比例。耳朵也小，耳翅奇怪地倒转过来，不向后，而是向前，仿佛它们一定要尽量多捉住些响声似的。

工程师说：“好的，我也用那些新的。”他的眼光停在一个耳翅上。农人转过头去。他喊：“汉斯！”一个男孩走进房门来；大约有十二岁。他瘦得连衬衫下面的锁骨都能看到。他的面孔看上去是沉默的，他紧闭着大嘴，嘴有点向外突出来。他的鼻翅抽搐着。眼睛向下看，仿佛这几张陌生的面孔像强烈的光一样地骚扰了他。他的耳朵大，是扇风耳，但并不倒转过来。

他的父亲说：“你到地里跑一趟，把我们上星期搓的那四条绳子拿给我们。它们是在载重车上的筐子里。立刻就去！”男孩一迟疑，他又说：“请快一点。”男孩带了一肚皮不高兴跑出去，他还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

工程师皱起了眉头。他仔细观察这农人的面孔。这个农人在笑：“这小家伙永远做不利落。”但是他的小眼睛却没有笑意。之后他从侧面向傅尔波脸上看了几眼。工头恩斯特·海尼士问：“到地里去有多么远哪？”“啊，十分钟。”这农人忽然用两个指头弹起来；他蓦地想到了什么。傅尔波浑身抽搐起来。崔利西很快地把手插到裤子口袋里去，仿佛他弹手指头就是做了什么违禁事情似的。他说：“您要是急的话，最好我就自己去看一下。这个顽皮家伙不知道要泡多久哩。”他从村庄的小巷子里跑出去。

傅尔波阴郁地看着他的背影。他把头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他现在就在面前看到崔利西，一直到死那样子都会刻在他眼睑上。在他的闭了起来的内心的眼睛里崔利西穿着冲锋队的制服，当他把背转向劳动队时，他的屁股把裤子撑得绷紧。“猪耳朵”是他在集中营里的诨名，因为他的耳翅是翻转过来的。当时他的小眼睛在他的肥厚的脸上显得渺小，渺小得像鸟眼一样，但却锐利而精确。他像架上的鸟一样漠然而又全神贯注地监视着别人执行他的命令：罚人把双臂高举起来，有一次有两个老人几乎同时中了风；在强烈的阳光下罚跪，这算是给新关进来的人一个下马威；舔脏楼梯，他还用脚踢被这样处罚的犹太人的屁股；当他命令一个人做这个、做那个时，他总是这样踢一脚来加强自己的命令；甚至当布霍茨在夜里被人从营房子里拖出去枪毙时，他还照着他屁股上踢这样一脚，真所谓一直踢进坟墓。在全队面前，纪帕提被人用鞭子抽死，崔利西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在最后的一瞬间，他却忽然向躺在地上的人砍下去，像一只致人死命的鸟，在它的牺牲品上面来回飞旋，牺牲品死了以后，它才冲下来去捉它。

傅尔波常常问自己，这个狱吏变成了什么样子。在白天的和夜里的梦里，他想象出再会时的情景，在集中营里，大约只有复仇的希望才使他能够活下来。战争结束后，他贪婪地搜寻一切逮捕人的消息，看看是否能够碰到这个人的名字。人们在集中营里已经听到苏联机关枪射击的声音，在这时候，他忽然从他眼前失踪。司令最后的命令是：把囚犯赶到营房中间来，用枪扫射。在混乱中，他冒险逃出来了一条命，只有死的恐怖才使人肯冒这样的险。大概当时崔利西已经溜了。在这些刽子手心中，最后的那一点点人味，最后的那一星星对正义的认识，在俄国人就要来到时的惊怖中表现了出来。

傅尔波又睁开了眼，一个女人站在他同工人海尼士中间。她穿着一套深灰色的棉布衣服。头上裹了一块头巾，她看上去是这样老，这样满脸皱纹，真够得上当崔利西的母亲。但是她却说：“我的丈夫不会回来这样快，现在您最好到对过橡树酒店去。他固然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啤酒，但是他却有一种醋栗酒，自己酿的。”

傅尔波想：这真是他老婆吗？这真是他的菜园吗？他以前真姓这个姓吗？他现在真姓这个姓吗？

乡村的小巷子看上去是这样干净，就仿佛是用玩具匣子排列成的。枪弹射击争夺村政府剧烈的白刃战所留下的唯一的痕迹大概就算是那些崭新的，同其余的东倒西歪的小房子泾渭分明的砖，这些砖筑成了一座新阳台。酒馆也挨了几枪，这从新粉刷的山墙上就可以看出来。

海尼士和傅尔波坐到酒馆的园子里，就在崔利西房子的斜对过。崔利西老婆的头在向日葵中间移动；她在厨房专用的菜畦子里摘了点什么，在这畦子里稀稀落落地种着葱、芹菜、小红萝卜和独行菜。沿着篱笆栽着一丛丛的西红柿。在一个杆子顶上，一个玻璃球在闪着光，杆子比向日葵还高。

傅尔波想：这真是他的房子吗？他真住在这里吗？他真同他的邻居一样有玻璃球吗？

酒馆的女主人走近桌子；她用她的围裙把干栗子树叶子扫下去。她铺上了一块四方格子的桌布，她愉快，因为许多事情又恢复了以前的老样子。她拿来了一把壶和两只杯子。海尼士尝了尝，骂了声：“好酸家伙，”但立刻又斟满了。

傅尔波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条田野间的道路，它在许多慢慢倾斜上去的丘陵里消失到一片山毛榉林子里去。他说：“假如这个崔利西现在再回来的话，务必请你跟我一块儿注意，不要让这家伙再漏了网。”

海尼士用他那灵活的眼睛看着傅尔波的皱起来的眉头，他的眼睛比他的脸，比他的灰而稀的头发显得年轻。“你今天还准备做什么呢？”

“我想先喊一声：‘崔利西。’然后我再让他到这篱笆后面来；他一定要站在我们俩中间。然后我要问他几件小事情。然后很可能他就撒起野来。”

海尼士矮小而好动；他的头发也很有可能像许多别人的一样经过这许多年的忧患变得灰白了。不过他是一个保留着青年的心情的老年人。在过去十年内，他在自己的和别人的儿子身上所经历的比以前的多少代都要多。他带点嘲讽的神情看着傅尔波：“如果这个人真是你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多的那个崔利西，那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先要喝这妈的酸醋栗酒，让这家伙逃掉。”傅尔波回答说：“我看到他，立刻就想起一个人来。我刚弄清楚，他同那个人生得是怎样相似，那个人可能就是他自己，但他已经走了。”

他把眉毛皱起来，他向着那片山毛榉林子凝视，林子后面就是田地，这都是公田。海尼士把手放在傅尔波的胳臂上；他现在也看到一个人影在树丛里向着村庄晃了过来。

但这却是那个男孩子。他推开菜园的门。他同母亲说话；然后他摇摆着几条绳子走到酒馆花园的前面来。他隔着篱笆说：“您把钱付给我妈妈好了。爸爸现在还不回家呢。”

“那末我得立刻就到他那里去，”傅尔波说，“我本来就有点事情要同他谈一谈。”“现在不行了，”这个男孩子说，“爸爸现在一定已经不在地里了。有人找他去干活。有什么地方盖新房子。工资很高，爸爸说，如果他不立刻就一块儿走，他就干不上这个活了。”

海尼士笑起来。这个男孩子吃惊地看着他；然后他又看傅尔波的脸，这张脸刷地一下白起来。他注意到，傅尔波和海尼士怎样互相对看。傅尔波粗暴地说：“你到这里来一下吧。”

这个男孩子仰起头来看那个低着头看他的男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那个人的眼睛是灰色的。他们彼此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的不是明朗与镇定，而是一大堆不安静的问题。

这个男孩子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目光从这个生人的眼睛里挪开，这双眼睛反正没有给他回答。他在手里揉搓着那几条绳子。跟大多数的乡村里的男孩子比起来，他显得不安静得多，脸皮薄得多。

海尼士从他手里把绳子夺过来。他说：“回家去吧，小家伙！”他转向傅尔波：“我先去把钱付给那个女人。你先回到车上去吧，我跟着就来。”因为那男孩子始终还在偷偷地打量他们，仿佛他觉得，这两个生人心里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他就轻轻地说：“我们要在蔡以森把要办的事情办妥。你要在这里做什么呢？这里没有邮局，没有公安局。在这个脏窠子里你想找谁帮忙呢？村长本身说不定就是他的连襟或表兄弟。”

他走进崔利西的房子。他把钱付给那个女人，她又吃惊，又高兴。之后，他迅速地爬上铁路堤，赶上了傅尔波。他们把机器零件拴好，向蔡以森驶去。

稍微有点起伏不平的田地里到处点缀着红的斑点，是山毛榉林子的残余。田地给这样多四角形的土豆和庄稼地划成格子，就像农妇加心加意织成的围裙一样。这次战争似乎同村塾师叙述的那些战争一样，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地的烧伤已经治好，只有土豆地里燃起的小火的烟依依地散向灰蓝色的午后的天空。

崔利西老婆在家里把钱藏在抽屉里。这意外赚来的钱对她非常有用处。如果崔利西真是到城里去干活的话，他是不是准时回来，回来时又能带多少钱，这都还说不定。虽然现在工作都堆到她同这男孩子身上——那三个最小的还没有多大用处——，她感到的与其说是忿怒，毋宁说是轻松。崔利西自从回家以后，的确是在不知疲倦地干活。有一天晚上 ，一切都在大混乱中，蔡以森的大火在这里都能够嗅到，外国的军队^[2] 像一群群的蚂蚱一样遮天盖地而来，把地都啃光了，正在这时候，他忽然像从地里钻出来似的站在他们的菜园子里。他日日夜夜穿过全国漫游，从东到西，终于回到家来。他渴望回到这个在荒僻的小河边上的村子里来，就像一个小孩子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里一样。他立刻咬紧了牙拼命干起活来，仿佛他以前痛恨的最下贱的工作对他都有吸引力似的。他们结婚是他们父亲的愿望。刚结过婚时，他总是逃避任何工作，他总是泡在酒馆里，打架，斗殴。比用棍子打和拳打脚踢还更使她痛苦得多的是他那种不断的嘲讽：说她是一个非常讨厌的臭婆娘，乱七八糟，又丑又蠢 。她还没有乱到、丑到、蠢到不了解他的嘲讽。当他穿上褐色的衬衣^[3] ，穿上长统马靴，扎上皮带的时候，村子里打架的事情少了，因为人们都忽然老实起来，在这一点上，比以前好了。他现在也常常坐大卡车到蔡以森去办这办那，回家时厌倦而疲乏。

有一天神不知鬼不 觉地他就坐车跑掉了，工作都压到她背上，把她累得半死。这是元首^[4] 的命令，正如他所说的，是他的责任，也是她的。之后， 他几乎经常不在家，回家度过短短的假期，平时已经同战时差不多了^[5] 。他有时候寄钱给她，钱帮助她度过最困难的关头，以后他也从前线寄给她衣服包裹，还有给孩子们的食品和鞋。她几乎同他和好了，特别是当他忽然又露了面的时候。这个男人仿佛换了样子，非常虔诚，非常勤快，非常沉静。他只是有时候有一种癖好，要掐那小孩子，或者像一个傻子一般向她作怪脸，或者坐在那里呆想上几点钟；在晚上，厨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时，她男人在那里发楞，特别使她厌恶。

但是村子里有许多人说：崔利西在外面把犄角磨掉了，或者：他现在学会老老实实地干活了，或者：你还有你的男人，你应该高兴了。

那个男孩子拿了要缴出去的绳子，记住带给他妈妈的话，一转进那小片山毛榉林子，崔利西就把干活用的家伙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洞里去；他走上那条通到田野里去的路，沿着丘陵，横过了公路。过了不久，他一听到火车在铁路堤上叫，他就弯了腰藏到柳树丛里去。即使用望远镜向四下里看，那个生人也很难认出他来，他只是平原上的一个小点。崔利西对那个人记得不十分清楚；当那个人怀疑他，忽然过分注意地观察他的举动时，他就起了疑心。崔利西自从在一九三七年秋天被调到外斯陶芬集中营里做监督工作以来，在不同的营房里，曾监督过这样多的监犯，他不可能把成千的监犯中的每一个还都记起来。大多数都死了；但毫无疑问，一定还有许多人散处全国，他们没死在战争中。其中一定有些人还怀着报仇的念头。他们始终还不承认这个人类和田地都渴望的和平。全世界被血窒息了个半死，人们只希望能够在寂静的天空下播种和收割，能够得到安定和寂静，此外什么都不想望了，这些人却除了仇恨和报复以外什么都不想。全世界的人们希望能够安静地来处理工作，不致忽然被惊吓，或者总是被人监视，或者晚上有人来算旧账。

他现在要到哪里去呢？他通过敌人的三个军，走了差不多一千公里，终于到了家，那时候，他很愉快。在家里他得到了安静。没有人会记起他这些年来藏的那个地方。再没有人会回忆到，他在什么地方把谁的骨头敲碎过。然而今天早晨他偏偏遇到那个生人。他大概最后在波兰在比亚斯基集中营里管训过他；他影影绰绰地想起来了。

火车早已经离开了下一站，崔利西转了一个弯。他走上一条田野中间的路，在大路旁边，一直通到万海暮。他小心谨慎已经成了习惯，他避开了几个外国巡逻和几个本国的看守田地的警察。城的一边对着平原，房子都有很漂亮的山墙，有些地方还有雉堞，看起来很壮观，像是在一堆破旧家具和一片断瓦颓垣和杂乱无章的东西前面的一个舞台布景。崔利西走进去的那座城门本身很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一走进去却是一个灰烬堆成的城。从城里到河边那些留下来的垃圾堆人们逐渐能够拉走了，所以在城里的一个建筑地基上就弥漫着一片灰尘的云，这地基一部分已经翻掘了，有些地方纵横排列着整齐的壕沟，沟里有新近汇在一起的地里面流出来的水。也有几条薄木头房子组成的不十分稳固的街，这些木头房子是在一个千年堡垒的墙基的不可辨识的残迹上仓猝建造起来的，为的是再仓猝搬走。刚下班的人们向着那里涌过去。崔利西跟上去。有几个人惯于友爱互助，不久就看出他脸上迟疑不决的神气；他们请他到他们的木头房子里去过夜。

大多数的人闲散地躺在草褥子上，这种宿舍是他们在操练之余为自己盖成的，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停留在这里，或者因为他们没有家，或者临时找到工作而停留在这里。在回家的路上，崔利西曾在各种各样填满了人的宿舍里想念过自己的屋子，现在，在逃出来以后，他跟一堆人拥挤在一起，他第一次在他早就渴望的那种温暖的气味里感到宁静。他非常疲倦。他把脸转向他身旁那个人的胳臂；他睡着了。但是睡眠带给他的却不是更深的宁静，而是不安和恐惧。不做梦的时候，或者在漫无边际的无影无形的梦中，他在所有的肌肉纤维里都感到威胁；他感觉到死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又无所不知的，仿佛它在追随着他，仿佛它在迫害着他。它抓他的头发，死，它燃烧他的心，它在他脚跟上搔痒，它在他背后发出嗡嗡的声音。崔利西想大发雷霆，把这种骚扰结束。他怒吼：“安静！”他命令：“滚出去！”“快一点！”“开步走，开步走！”有人拍他，使他安静，他身旁的人善意地把他叫醒。“请你放心，安静好了。”他自己睡觉时，胡乱做梦，他看别人也这样，他大概已经习惯了。崔利西自己在想：是的，安静，恨不能真是这样简单哩！恨不能蒙恩得到安静哩！

他像一头怕给人刺死而装死的畜类拼命平卧在草褥子上。一醒就跳起来。他擦了擦脸，他的头发给汗浸湿了。在背后，他听到一团嗡嗡的声音，努力压低了嗓子在窃窃私语，令人觉得别扭；居然有人不听他的话，使他不愉快，虽然他只是在梦中命令别人安静。他偷听了一下，他仿佛发现了一个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筹画的阴谋的线索：约翰尼斯礼拜堂的塔塌下来了，顶子坏了，人们把十字廊盖起来，在里面设了一个劳动局，据说现在占领军当局发下来了一个决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登记。人们可以放心，这些人搞到什么东西决不会比任何衙门快，即使他们的家已经炸坏了，无论如何他们总觉得多少算是在纸上落了户，一张表上的一条线对他们说已经就像头上面的屋顶了。崔利西不愉快地倾听着，有人无意地靠到他身上来。一个人正在脱衣服，忽然喊起来：“唉，崔利西，真是你吗？”

他赶快躺下；已经太晚了；这个新人蹲到他跟前来。他有一撮像流苏似的胡子，现在在黑暗中看起来甚至卷成一团，像一堆萝卜缨子。“你还没认出我来吗？我就是安东。”崔利西认出他来了，他呆呆地看着安东，仿佛安东能够强迫他逃走似的。安东是磨房主人的侄子，过继成为他的儿子。“你居然不呆在家里，”“萝卜”说。“我的情形完全不同。磨房烧坏了。婶母中了风，叔父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在家乡哪个角落里都用得着你。”崔利西简短地说：“我想赚点钱。”“那也是真的，”安东满足了。“买线同针都没有钱。你居然没认出我来，在一百万人里面我也能把你找出来。你还记得我们上次休假，打禾机是按次序出租的，你让我占了先，因为我的假期就正要结束。这就叫做规规矩矩。你这件事我永远忘不掉。”因为崔利西什么也不说，他愉快地说了声“明天再谈”，就去找自己睡觉的地方去了。

但崔利西已经明白，他在这里再呆不下去了。他离家太近了。

从崩溃了的战争中逃回家的时候，他曾利用种种方法避免被俘，他已经熟悉这些方法，他现在又偷偷地溜过那些夜里绕着城巡逻的兵士。在晨光熹微中他在大路上走向卜朗斯弗尔特，他只知道，太阳在什么地方落，这个城市就在什么地方，太阳比他自己坚决，它也走上同样的旅途，来照耀善人同恶人。星星从天空里落下；在河里到处还闪耀着光亮，或者在一个村子里已经亮起一星火光，在那地方，有什么人希望早早开始干活来完成一件没有哪一天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完成的工作。他走过一个村庄，一个傻里傻气的老得不成样子的女人按照自己的习惯老早起来了，仿佛她根本没注意到，院子里早就 剩下她一个人了，她从门限那里向他愉快地喊了声：“希特勒万岁”^[6] ，因为她不知道，早就没有什么希特勒了。他走过庄稼地，庄稼孤独地寂寞地在开着花，在散放着香气，繁茂到令人窒息，令人感到多余。他走过土豆地，在那里有一家人在用锄刨地，带着愤怨的神气，仿佛创世后的 第一天才开始；在这一天仿佛正是这块地作为凝固了的土地分离开来^[7] 。在山谷里他看到一个小个子的人在一条田野间的小路上向着公路爬上来，他爬得这样慢，在交叉路上他同崔利西碰了头。这个小个子看起来很脏，仿佛自从停战以来，在任何地方也没找到水洗过澡。他穿了一件长的毛线打的女上衣，他那柔软的上身就扣在这里面。在扣孔里他带了一朵黄色的翠菊。

他转向崔利西，仿佛他正在等候着他。他眨着狡猾的明亮的眼睛说：“到哪里去走得这么快，伙计？”崔利西回答说：“到卜朗斯弗尔特去。”“还有人自己愿意找这些辛苦。你到那里去干嘛？”“找活干。去盖房子。”

“你先走过一个大砂坑。我们俩就在那里就宿。对岸马冒尔斯海暮洋灰工厂需要这砂子。这工厂又开了工。”“你相信，在砂坑里也用得着我吗？”“当然，每个人那里都欢迎。”

这个小个子不慌不忙地溜达上去。但是崔利西现在也不慌了。他在这偏僻的砂坑里或者更安全一点。“哪，你看，”这个小个子已经猜出了他的思想。“为什么要到卜朗斯弗尔特去呢？为什么白白受这些苦呢？”他吹口哨；吹的是古老的愉快的流行曲子，这些曲子熬过了战争，熬过了战争前的时代，熬过了一切时代的开始。但是他也吹一些进行曲和流行曲，这些曲子又是这样新鲜，这样年轻，他觉得很不愉快；从近村里开过来了一队穿茶褐色衣服的行军装备的美国兵，他的口哨并不停。他不让人扰乱他的拍节，没有人知道他吹的什么，这使他觉得很开心，他的眼睛发亮。他吹完了犹太血，又开始吹小木偶。

他们顺利地走过去，崔利西觉得很高兴。他再没有兴致来找麻烦了。他一点也不 想替已经失败了的东西作证。他只渴望和平和安静。这是个什么家伙^[8] ，这个小个子想，我反正能找出来，看我吹什么口哨他就会飞走。他现在吹“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崔利西不说话。他想，这究 竟是个什么家伙呢？那个小伙子于是又愉快地吹起豪斯特·威塞尔歌^[9] 来。两个男孩子背了木头走过去，他们转过身笑起来。他们走过一辆蒸汽碾车，有两个工人在那里磨洋工；现在那个小个子吹的是《国际歌》。一个工人从碾车上向下喊：“红色战线！”这一定是一个，崔利西想。他觉得不安全。他说：“你叫什么？”“我？彼得·尼曼。”崔利西又惊又呆地看 着这个小个子。这或者是开玩笑，或者是认真，或者真有人叫做尼曼^[10] 。在这期间天已经亮起来了。他们现在通过的那个村庄正响起了唤醒人的钟声。“希望弗兰茨在家里已经在地洞里找到我的那张锄，”崔利西想。之后他就不再想到家，正如以前也没想到一样；就如同对一个已经搬出来的宿舍一样不再想到。

那个小个子说：“礼拜堂广场的草居然不拔掉，居然不管。”“要是我们的话，早就管了。”那个小个子想：“好，我终于把你拆穿了。”他说：“当然，假如我们打胜了的话，吁。在乌克兰，在一个村子里，我们当时打胜仗的时候……”崔利西沉默。他想：上帝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撒旦。带了黄色的翠菊！那个小个子问：“你是从东边来的，是不是？”崔利西大吃一惊。“我？不，不，不。我是从玛斯来的。”“多么滑稽，”那个小个子说，“你居然绕个大弯子到卜朗斯弗尔特去。那么你姓什么？”崔利西赶快说了一个谎：“舒尔茨。”“唉，有这样事情，”那个小个子说，“这太奇怪了。”崔利西吃惊地说：“有人姓舒尔茨，有什么奇怪呢？在德国有许多舒尔茨哩。”“正是因为这个，你偏巧也这样姓。譬如我有一次认识了一个人，他姓卡尔封克尔石坦。”“那一定是一个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了。”那个小个子说：“有，有，又有一些了。你反对吗？”

崔利西忽然想到，他绞死了不知多少了，把他们松开，然后再绞起来。特别是在比亚斯基集中营里他以此为乐。他说：“真奇怪，居然还有许多。”那个小个子说：“为什么？当人们在洪水以后打开那只 方船时，立刻就又有一个犹太人跳出来。”“是谁呢？”“诺亚。”^[11]

他们走过的田地上成千的卷心菜闪着淡紫色的光。崔利西说：“他们这里已经不错了。”“这里根本没打过仗。”

他们慢慢地走上去。那个或者是姓尼曼的小个子转到一条斜路上去，沿着这条路他们越过一个丘陵走到一丛山毛榉林子里。然后是幼嫩的低针枞；这是战争没有毁坏的一片森林，只是有点荒了。闻起来很香；那个小个子的鼻孔一鼓一鼓的。他忽然站住了。他转过身来，崔利西大吃一惊。“你干嘛？”“没有什么，你看一看那条河。”永远还是同在家乡里一样的那条河，一条细长闪光的白练。它从不放松一个人。“那边就是洋灰工厂，”那个小个子说，“下面就是我们的砂坑。”

工程师傅尔波在这期间到了办事处，里面坐着盟军军官和办事员，他们就负责给他侦察。他的陈述听过了。所有对侦察有关的报告都详详细细地记了下来。

当傅尔波在夜里躺在集中营里的板床上时，他疲倦得要死，但又因为受了折磨睡不着，他从没梦想到，他受的痛苦会到什么地方去发泄：发泄到一张速记的公文上。人们答应他，只要逃跑的人一捉到，立刻就通知他。他看到崔利西的背影，正如他那一天早晨在田庄上最后看到的一样，在差不多一年前他看到他迈着八字步，穿了褐色衬衫，把那双鸟眼睛精确地但又无动于衷地盯在监犯的痛苦的脸上，现在他看到他正走在公路上，或者在一个酒馆里，或者在一个工作的地方的灰尘里，杂在人群里，没有人来麻烦他，清清白白，没有犯罪的痕迹。

一个青年军官早就在他的抽屉里拿到另外一个文件，他抬起头来，大概因为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而若有所失。傅尔波脸上有点什么东西吸住他的眼光 。他说：“您不要不安。我们把每一个都找到了。戈林，莱，希姆莱^[12] 。没有一个逃掉。”

傅尔波站起来；他走了。在心头他感到一点悲哀，冷漠又不可捉摸，像霜一般。他以前曾相信过，他只需再得到自由，就会愉快，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无忧无虑地愉快。他现在才知道，愉快同童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不但是他的心盖上了一层霜，他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友谊，每一个爱情都盖上了霜；他踏过的地上的土盖上了霜，温暖的秋天的土，他将来要拿在手里的工具，要吃的面包，每一块面包渣，地里的每一条纤维，——都盖上了一层霜。血涸竭了。但是像寒气一样使幼草干枯的霜连活的骨髓都吸尽。在写字台后面的美国人认为他，傅尔波，是一个拼命想报仇的人，这种渴望复仇的心归根结蒂还是要他们设法来满足，正如满足每一种的渴望一样。即使他们明天找到崔利西，恶势力本身还并没有被逮住，崔利西只是恶势力生出的一个疙瘩，霜不会走掉，为寒气所凋伤的草也不会再青，他心里的悲哀不能平定，他也不会更快活。

“噢，更快活得多，”海尼士说，他现在有时候同海尼士在铁路堤上一个车厢里过夜。“如果把那个坏蛋绞死，你自然会高兴。最好脚朝上。打死一个老鼠，有谁不高兴呢？当然，这样子恶势力本身还没有被消灭，你不能够消灭撒旦本身。人们先要消灭这可憎的旧世界。如果他们逮住崔利西，我早就首先高兴了。”

砂坑在河那边还有足足一小时的路。人们早就把铁轨一直铺到岸边，在这铁轨上敞篷车从挖泥机那里驶到平底船。原来的桥在战争中炸坏了，桥头毫无用处地立在那里，通向桥头的石阶还有一段断壁嵌在岸上，仿佛在招请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人走过来。

崔利西分到十二个人的一个队里去。他咬紧了牙干活，一句话也不说。下了班，工人们游荡到村子里去，或者聚在没有桥的桥头的石阶那里喋喋不休地乱讲。崔利西孤独地吞下分到的那一份东西。之后，他就躺在木头房子里，立刻就沉沉睡去。他每天晚上都疲倦得要死，仿佛他刚从东方逃到西方来一样。跟他一块儿干活的同伴不久就不来罗嗦他了。别人认为他是一个乖僻家伙，在这个时代到处都有许多种乖僻家伙。他这一队的工头非常满意，因为崔利西拼命干活，他们超过了别人。

崔利西唯一惹人注意的地方就是他总是睡不够。监工笑起来，这样一个人一定没有亏心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亏心事是最好的枕头。最初崔利西害怕，说不定他在梦中会现出了原形。但自从蔡以森那一夜以来，梦是再不做了。他顶多不过梦到日常的东西，梦到一个陷落的砂坑，梦到装得不够快的一辆倾卸车。他最感到愉快的，就是晚上早早到睡觉的地方去。木头房子里沉静而空虚。他顶多只是由于几个铺得不整齐的板床而生气。他有时候一恍也想到，这些马马虎虎的人应该受罚，一直到他们倒在地上为止，然后他们还要把自己的卧铺揭开再铺好，十次，十二次，之后，他们就睡在地上，尽可能在一个汇成的水洼里，在卧铺旁边，这样做时他就说，他们这样一来再不会把他们那套漂亮设备弄得乱七八糟了。接着他在短短一阵狂怒之后忽然想起来，他用不着再自寻苦恼了，这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里在木头房子里铺得怎样，他不必再生气了。

一天晚上，他坐在他那张平板床上，他连从窗子里看都不可能了。他最爱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大而空的屋子里。他加心加意地洗自己的脚；他揉搓每一个脚趾。忽然有人在背后喊他：“晚安，舒尔茨！”他在紧靠万海暮后面公路上遇到的那小个子站在门口，在黄昏中是这样模糊，他没有立刻认出他来。在他的扣孔里插着的不是翠菊，而是万岁菊。崔利西不愉快，他没能把最后两个脚趾也像其他八个那样彻底地揉搓过。那个小个子走近了，说：“在这个混蛋砂坑里，我简直看不到你了。人们把我迁移到河下面最后那个木头房子里去了。我很想知道，你在这里觉得怎样。是我把你带到这里来的。”崔利西的脚泡在微温的水里，他说：“多谢，我觉得不坏。”

“我到处找你，在饮食部，在村子里，在树林子里。一直找到有人告诉我说：‘在我们那里工作人员中间有一个人，他晚上立刻就上床；他睡得像一个土拨鼠。’”崔利西听到有人这样说他，他觉得有点不舒服，或者只是因为他有什么地方惹起了人的注意。他希望，这位客人赶快走掉。他不说话。那个客人说：“如果晚上呆在家里，最惹人注意。那些漂泊的人们到处都能躲藏。谁要是呆在家里，他永远藏在一个地方：在床上。”

崔利西擦干了脚。他准备下一双袜子，他迅速地在那盆水里洗了洗。之后，他把那盆脏水从窗子里倒出去。“你居然有袜子，”那个小个子说。“我？是星期日穿的。”“你星期日干什么？”“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愿意打扰你星期日的乐事。我实在应该立刻走开。”千万不要这样，崔利西想。他不能生着气离开我。他说：“我不是这意思。不要走，亲爱的尼曼。”那个小个子笑了 。“你的记忆力真刮刮叫。在这里我当然用我的真名字，我姓弗莱塔^[13] 。”“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姓尼曼呢？”“姓弗莱塔，有点不好意思。那是一个不幸的日子^[14] 。彼得·弗莱塔。而且我们还是在一个星期五碰到的。你一定不会高兴同我一块向前走的。”

“这样吗？”崔利西吃惊地说。“那是星期五吗？”“是星期五，”弗莱塔愉快地承认。他把靴子脱在被单上，这使崔利西生气。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闲扯起来：“你说，在你的工作人员中间还没有人逃走吗？我们那里一下子就有两个。从城里来了一个公务员，他同一个监工看过所有的名单。他们搜寻一大堆人名。这两个家伙没有等下去。”他看到崔利西脸上惊惶的神色，高兴起来。“其中一个立刻就引起我的注意。在装车的时候，他的举动笨得要命。我立刻就想到，这一定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脚色。他不是为开心才来吃这个苦的。当他以后脸上变了色，当公务员一下子闯进来时，我又想到：现在要露马脚了。”

崔利西高兴，现在天已经黑得没有人能够看清楚他的脸了。他问：“这究竟是谁呢？”

“他们说，他是一个姓什么雷茨劳夫的；一个什么死营里的司令官，或者按现在人们的叫法叫那东西也行。这些哥儿们一定都被绞死的。”他奇怪地看着崔利西，舌头放在上颚上，眼睛闪着愉快的光。崔利西想：我们营里的司令姓骚摩弗尔特。在装袋子的时候，他的举动也一定笨拙。像我这样一个农人情形就完全不同。从小就要扛扛抬抬。他问：“另外那个是谁呢？”“你说怪不怪，”弗莱塔说，“他跟你是同姓。”崔利西发起冷来。他也以为，那个忽然改姓弗莱塔的尼曼透过黑暗在观察他。“我立刻就觉得有点奇怪，”弗莱塔说，“你也偏偏姓舒尔茨。”“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当然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又说，仿佛诚心想安慰他似的：“我看没有人对这种事情有什么办法。一切都是命运。你不觉得吗？”崔利西赶快说：“当然。”

夜里他不像平常那样快就睡着。他装出睡着的样子。他对自己说，那两个逃走的家伙做了一件非常使他高兴的事情。他们把一切嫌疑都驮到自己身上；特别是那第二个，姓舒尔茨的。

不久就证明了，他是如何正确，他没有任何东西惹起人的注意。监工在下一次人员调动时就让他当这一组的工头。现在崔利西负责领导十一个小伙子，有几个是他以前的伙伴。他们要单独在一起轮流着从坑里挖砂，筛砂，再把砂装在车上。

这一整组以前之所以能同别的组齐步前进，原因大概就在：崔利西总是用自己的忍耐力和不屈不挠的坚持力督促他们。有时候他铲三锹，他旁边的人才铲一锹。他这样做总是沉默着不说话，为的是不惹人注意。现在他不应该再越俎代庖了；这一队不会再保持速度了；监工会找他算账。最初跟他一块儿干活的同伴都笑，因为崔利西督促得严厉。“你怎么搞的，舒尔茨？难道你的工资忽然按砂粒来计算了吗？”

但是崔利西越来越紧张，他们不再笑了。他特别好找一个姓哈葛岛恩的碴儿，这人以前就在旁边干活，现在他却从早到晚接二连三地抓他的小辫子。他简直就去告诉监工，这个哈葛岛恩会把全队都拖住；一开始这个小伙子的那一股泄气劲就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全队简直都泄气，它不久一定就成为最弱的一队；但是假如把哈葛岛恩撵走的话，还可以赶得上。他想：“我现在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哈葛岛恩。”他尝到长久渴望的权力的味道，不太强，并不至于生死以之，也不至于使他身心贯注，只是那么一点点。

监工是一个沉静善良的人。他倾听崔利西的控诉，心里感到可笑，他拒绝了他。但是这一队的工人们却越来越厉害地催他把崔利西这家伙撵走。他最初也同样是满有兴致地听他们诉苦，但最后却摇起头来。当崔利西再一次催他赶走哈葛岛恩时，他下了决心：趁下次调动人员的机会把崔利西送到新成立的一队里去，他干活的地方在一个新坑里，他睡觉的地方在砂坑后一个新木头房子里。

崔利西闷了一肚子气，糊里糊涂地走到这地方来。谣言追了他来，说跟他难于共事。他最初一声不响地忍受各种各样讥笑，人们也看出来，这些讥笑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有一个期间他像从前一样咬紧了牙关，不屈不挠地沉默地干活。但是有一次他旁边的那个人却惹起了他的火，他在不应该抽烟的时候点上了一枝烟，据崔利西的意见，这正是应该特别加油干活的时候，他那狺狺不已的态度不但激怒了他旁边的那个人，而且激怒了这一坑的全体工作人员。现在闲言闲语就再也说不完了。

崔利西看到，他不能再在砂坑里安安静静地干下去了。他捆起了他的小包；在这里人们也不让他安静了。他在这里没能隐藏起来，而是惹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切都是命运，那个忽然改姓弗莱塔的彼得·尼曼曾说过，他没有再看到他，就失神落魄地忧郁地离开那里走向卜朗斯弗尔特。

因为追捕一直没有结果，傅尔波就找到卜朗斯弗尔特的机关。他觉得这些管事的公务员比他一直到现在见过的那些较小的公务员官僚味道少得多，为事务工作弄得神魂颠倒的情形也轻得多。卜朗斯弗尔特的军官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倾听着傅尔波。他问了这样许多细节，仿佛像被寻找的崔利西这样的人是独一无二似的。他的问题使傅尔波回忆起来了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因此细节知道得更多了，他把这些都向他管辖范围内的有关机关传达下去。

崔利西离开他俩并不很远，就在卜朗斯弗尔特城郊的一条街上。城的外圈原来是零零散散地绕在重要的古老的城中心的周围。在战争中，城中心被炸成碎粉，但在周围那一圈点缀着花园的新房子却留了下来。假如在周围走，人们会相信，卜朗斯弗尔特这座城并没有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因为许多人回到自己房子里来了，人们已经看到新窗幔，人们看到妇女们在剪花园里的灌木。但是崔利西却钻到现在弥漫在城中心的尘土的云里去。他走到一个大广场上，在这里成队的工人在那千年的垃圾堆上又掘又挖。有几个人从各城区的废墟里走到一座没有尖塔只剩下身子的教堂里去，从里面透过空的尖斗拱和几块红绿的碎片闪出那“永恒之光”。这些到礼拜堂来的人脸上都有一种不知所措的神情，仿佛想在老礼拜堂的残余里寻找古老信仰的残余似的。那些塌下来的钟在教堂附近掘了自己的坟墓，以前是全城标志的那两个塔躺在垃圾和灰堆里。在断壁颓垣中，在一个很大的炸弹坑周围，装上了一圈木头栏杆，仿佛是想阻止现在在和平期间还有活人跳进去。这个坑还没填起来，但却打扫干净了。崔利西背向广场，着了魔似地站在那里向下看；土里插着构成礼拜堂墙基的折断了的柱子。

“那么就跳吧，我的儿子，”他背后一个声音说。他大吃一惊转回身来。他看到一个老得一塌糊涂的男人的死尸般的脸，上面只有两只眼睛发着红光，像点在南瓜里的灯。这个老人浑身的骨头都在轻微地颤动，好像有一股温和的风在里面吹。崔利西讨厌他的眼光；他惶恐地问：“为什么？”“人们说，深洞会阖起来，假如人们投进一个牺牲品去的话。”他老得糊里糊涂，他碰到谁，就把自己的每一个想头告诉谁。他眼窝里的那点微光闪耀在崔利西脸上，这张脸麻木而沉郁。他拄了两个拐杖拖拖拉拉走到昏夜里去，昏夜阴冷而寂寞，像坟墓，自从他和几段城墙熬过战争以后，他感觉到已经接近坟墓。他消失在礼拜堂门口。崔利西气冲冲地看着他的背影。

他觉得不安全。为什么他不留在砂坑那里呢？他为什么让几个愚蠢的流氓的愚蠢的闲言冷语就赶跑了呢？他在那里平静而安全。砂坑是天空下面的一个洞，是大地上的一个可以隐藏起来的角落。只要找到，就不应该放手。不管那些冷嘲热讽，他在那里活下来，没有人怀疑他。卜朗斯弗尔特城是大的。这里有许许多多窝和洞。但也有一个侦探网；每一个可以隐藏的角落都在一个网孔里，人们只需把这个网掣紧就行了。巡逻队在街上走过，布告号召全体居民搜寻像他这样的人。

他知道得最清楚，在一个大城市里，没有人能够逃掉一个巧妙的搜捕。他们连最狡猾的犹太人和最机伶的赤色分子都逮得住。假如告密者迟疑，他们就用钱贿赂。钱没有用，就威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高兴死，特别是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为了他的亲爱的同胞去死。他今天夜里怎样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呢？

他顺着老人指给他的路走上去。从毁坏了的礼拜堂的殿堂里人们已经听到合唱的声音，在断壁颓垣中回荡，像死掉了的人们的歌声一样奇怪，轻盈，甜蜜，不像是人间。礼拜堂的门没有关上。晚风从破碎的窗子里吹进来，吹动烛光。人们垂了头唱歌，他们吃惊，歌声在他们嗓子里还没有窒息。他们挪动了一下，让出一个地方来给崔利西。他希望，这歌永远唱不完，因为在这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他。他放了心，牧师的眼光注视着前方。从讲台上那个矮小瘪皱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们大概不是每一句都相信的；他们并不是安静地坚定地信仰什么；只是在那个坚信着什么的老人的周围他们觉得安静很多。他用坚决脆弱的声音启示正义；人们永远听不厌的是，最先的变成最后，而最后的变成最先。崔利西向左右偷看，看到那个人，像白杨树叶子一样地颤动着。“他一定犯了什么过失，”崔利西想，“滚开吧，你这个老家伙，好让人向前看。”他满意自己那一双静静叠在一起的拳头，上面布满了短而微红的毛，像毛毡一般一动也不动。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婆，带了不整齐的变成锈色的发结，就像是红头发变成白色一样。她不安地看过来，看过去，不停地拉她的围巾。“但是看透人心的上帝。”讲台上的声音继续下去，像刀锋一样地薄而硬。“上帝知道得非常清楚，什么地方还有一个恶汉隐藏着，不管他隐藏的地方是怎样周密；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谁曾隐瞒过一次，或总在隐瞒着他做的恶事，甚至杀过人，由于恐惧，由于怯懦而隐瞒，不来替自己的信仰作证；正是那些现在努力唯恐不及地搜捕罪犯并且告密的人们，虽然当告密没有报酬时他们沉默过，特别是那些受过苦坐过监抑制不住自己的仇恨一直到每一个罪犯都被捉获才安心的人们，他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对那边的那个人说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补偿过去的罪恶，那就是忏悔。”

因疲倦而已经声嘶气竭的但一直到最后还是尖厉的声音消沉了。黄昏的微光照在跪伏的人群上，成为一条条纯粹红色的光带，比从碎玻璃窗子里射过来的红色和绿色更为虚幻。坐在崔利西旁边凳子上的一个年青人惊呆了，用手打自己的脸。站起想走的人冲着他挤过去，他才站起来。崔利西随着一群跟他自己一样没有住处的人从礼拜堂的门转到旁边一个小教堂里去。屋顶上穿了许多洞；可以看到一块块粉红色的黄昏的天；地上铺了草。那个年青人盘起腿来蹲在崔利西身旁草铺上，用手捧了脸，同刚才在礼拜堂的凳子上一样。他在叹气。“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崔利西问。这个年青人不知所措地从他的两只手缝里看着他；他的脸满是泪，瘦削，黄发，肉皮很薄，非常苍白，几乎近于漂亮了。“你自己也听到过了，”他说，“我现在究竟要怎么办呢？”“我没有仔细听。那上边那个老头子有什么事情反对你吗？”这个男孩子轻轻地回答，仿佛主要是说给自己听：“我心头有这样的负担，我怎么能够活下去呢？我现在究竟要怎么办呢？我总算是基督教父母生的儿子。我的母亲总算是好的。我怎么会慢慢地搞成了这个样子呢？”

“那么，你就谈一谈吧，”崔利西说。屋顶空隙里粉红色的天空早就褪色了。草铺早就都占满了；星星已经出来了。这个男孩子接着说下去：“敌人追踪跟着我们。我们从萨考埃村撤退；我们把居民赶在我们前面；我想：是到某一个集中营里去；也许我什么都没有想。于是来了命令：‘射击！’我们就把所有的人都射倒：女人，孩子，老人。”崔利西说：“这种事情还发生过多次。”“正是呢。还发生过多次，这只是开始。为什么我射击了呢？向着孩子们，你明白吗？为什么我做了这种事情呢？”

“这非常清楚嘛。这是给你的命令。”

“正是呢。为什么我没有拒绝呢？为什么我服从这样的命令呢？”

“你是什么意思？”崔利西说，“不然你要怎样做呢？”

“为什么我没再思索一下呢？装上子弹，就射击起来。为什么我没有服从更高的命令呢？是它缄默吗？还是我聋了？”“什么更高的命令？”崔利西问，“当时你们并没有得到相反的命令嘛。更高的命令一定是先下给你的少尉。”“你还不明白吗？真的，内心的命令。永远在人们心中不会缄默的内在的声音。在你心里不，在我心里也不，你当然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当我受伤的时候，甚至是给手榴弹皮炸得颇重的伤，我也认识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内在的声音，因受伤而发的高烧消退了，这声音也就消退。人们一健康，它立刻就停止。我相信，你还疲倦得很。你受过伤吗？对你说，最好就是睡觉。”

这个青年人吃惊而又同情地看崔利西，崔利西不喜欢这眼光，因为他不了解它。但这青年人还是听了他的话，躺下去。

第二天早晨，他的兴致很好，正如崔利西所预料的。然而礼拜堂的出口遮断了，崔利西又生起气来。后墙上的门是唯一的出口，要经过一个荒芜了的花园，在这里，常春藤，野蔷薇，长成乱草一般的菜蔬，爬满了各种各样的炸弹碎片，管子，还有从炸倒了的教堂差役住的房子上掉下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崔利西吓得倒退了一步：一个兵同门成直角站在那里，摆着八字脚，而且在崔利西眼中，他非常高大，虽然他长得并不比崔利西高。崔利西缩成一团，他的脸皱起来，一只眉扬起来，一边的嘴角向下垂，把极大的鼻孔收缩在一起，他的鸟眼注视着那个岗兵的沉着的面孔，他有点吃惊，但看得仍极准确。那个兵一个一个地仔细观察通过的人，仔细看拿在手里的证件。他对面，同门成直角站着一个瘦兵，鼻子瘦而长，每个人都必须把证件拿给他看。因为崔利西身边没有更好的东西，他就把砂坑的工作证递给他，砂坑是在爱伯村，万海暮县。大块头的兵的眼光停留在崔利西头上，所以那一双鸟眼又迅速地锐利地向他看了一次。这家伙这一对奇怪的猪耳朵一定是一种特别的记号。不过在对任何特殊战犯的描述里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崔利西跌倒在街上。他出了一身冷汗。在他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惊恐。

这样提心吊胆地活下去简直不值得。同样的恐惧他说不定还要碰到一百次。世界是怎样狭小啊！他以前想象过，他的祖国大到不可计量，而且每呼吸一次，它就扩大一次，它一块一块地吞下整个地球。它忽然不知不觉地收缩起来，就像刚才他的脸一样。那个尘土飞扬的周围全是颓垣断壁的大广场，——天覆盖在上面像一个干奶酪罩子——人们彳亍地走在里面，像一个蚊子。他的眼光落在对面墙上的一个十字上。他走过去：是一个宽大的红十字。这是美国人的医疗站，或者一个没有给战争破坏了的药房。他用哀哭的声音索讨橡皮膏。那个小姐和颜悦色地问他，要绑扎什么地方。他拒绝了。他窜出来；他跳到一个门洞里，向上偷看；房子过道上边并没有房子。朝阳像一个气球一样圆圆地黄黄地悬在那里；上面没有管气球的人。在天上没有人偷看他。他从橡皮膏上撕下两块来。他把自己的倒转过来的耳朵粘在后脑勺上。三十年前他母亲已经这样做过一次，当时他从学校里哭叫着跑出来，因为村子里的孩子们戏弄他。他把自己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盖住两个耳朵。

他稍微安静了点。他跑出城去。他走到同村庄相似的城郊。城郊围成一个圈子，像一块球状点心的锯齿似的，点心中间是空的。他技穷力尽了。那个叫做爱本弗尔特的城或者离开这里只有几个钟头的路，也或者有一天的路。他不很清楚，为什么自己要认为爱本弗尔特比卜朗斯弗尔特好。他只知道，他没有勇气在卜朗斯弗尔特找活干了。

大家都曾赞美过人民，但是人民是怎样不可靠啊。在他们里面人们应该像在母亲怀里一样安全。真正是一摊脏东西，这人民的团结。假如一个人在他们眼前被逮捕起来，他们就袖手旁观。多年以来我们把所有的坏东西都从他们里面剔出去，把他们手都打伤了。而且日日夜夜地派上岗，不让任何人再逃掉。报酬呢？人们让外国人来痛骂，来管辖。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

他的眼光落到一个老太婆身上；她拖了一个袋子。她那蓬松的发结他觉得眼熟，她头发的颜色也一样，生了锈似的，仿佛是生着红头发的人白了头。

他走向她去。他的生命的精神又觉醒了。随着这生命的精神他的理智也觉醒了，大自然把这理智同了那雄伟的身躯给了他。一点也不太弱，狡猾到没有道理，伶俐到没有目的。他就仗了这个才变成现在这样子。没有目的，没有道理，一个毫无意义的理智。

他对老太婆说：“早安，老太太。昨天是怎样感动人的心啊！那个牧师先生，人们大概可以说，他真会说话。”老太婆不安地看着他，样子同精神受了刺激的人一样。崔利西站在那里。他紧瞅着她，她同样也站住了，仿佛给那双小而尖锐的鸟眼钉住一般。她说：“那是赛以恩牧师。”“是新的吗？”她慢慢地把脑袋从右向左转。“是我们的老牧师。他在集中营里呆过。他给我们城里那些被纳粹杀掉的青年们做过一次弥撒。”崔利西把眼光挪开。老太婆没有把握地摇着头。崔利西说：“我想帮你扛那个袋子，老太太。”人们从后面看着他。“我反正会挤到你们里面去，”崔利西想。

老太婆喋喋不休地谈起来：“我的最小的儿子也在一个集中营里呆过。他现在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回家来。现在大家都回家来了。连那些人们早就相信已经死掉的人都回来了。”“亲爱的老太太，”崔利西说，“我在世界上是一个光棍。啊，请你只让我在你家里住一夜。”老太婆说：“那两个大孩子现在什么人都不想收留了。”她总是不安地摇着头。“啊，亲爱的老太太，请想一想，你最小的儿子现在在路上，没有人收留他。”

他在老太婆后面把袋子扛进院子。她跟儿子们交涉，是两个长得很高大而穿得破破烂烂的年青小伙子。“假如现在你们的弟弟回来……在路上人们待他，会正如我们待这个生人一样。”儿子们的回答使崔利西不愉快。“我们要小心。一个不认识的人，天晓得他是一个什么家伙。弟弟才真会劝你小心哩。但是，母亲，他不会回来了，你要把这一套想法从脑袋里赶掉。”

“一定回来，一定回来。你们瞧着吧。假如人们在路上不帮助他。那就糟了。这个人，我昨天在礼拜堂里已经碰到过了。”“他不会回来了，母亲，”最大的那个坚决地说，“他死了。当时人们已经告诉我们了。当时连牧师也已经替他念过弥撒。他为了这个才进的集中营。”

于是老太婆哭起来。“你们这些可爱的，可爱的人哪。啊，散了吧，你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哪。”较大的那一个叹息起来。较小的那个转向崔利西。“您可以在院子里睡，您随便吧。您要到哪里去呢？”“到爱本弗尔特去盖房子。”“您的证件。”

他又把那砂坑的证件拿出来，虽然做出自信的样子，却又出了一身冷汗。他同时向四下里仔细看了看。他说：“我一定能够在焊炉旁帮忙。”“您懂得铁匠活吗？”“跟懂所有别的东西一样——当兵六年——”

最大的那个不断地仔细地看他。他说：“用不着。假如您非做点什么不行的话：请您跪在这里在这桶前面。这里这个铅瓶子已经做完了。您现在要从前面向里吹，看看水是不是动，因为假如水还动，那就是焊得不严密。”

崔利西说：“我吹，好的。”他蹲在石铺的地上。儿子们从焊炉那里一个一个递给他：暖瓶，水斗，罐子。简直不能相信，人们为了苟延残喘，要用些什么样的家伙，他们不大可能再从头活一遍。

“并不十分舒服，”崔利西想，“来吹焊好的东西，看它是否漏水。在砂坑里铲砂也不比这好，在田地里挖掘也不好。你应该脸上流着汗吃面包。魔鬼又把我抓住了。”

那个老太婆把做好的那些在她的围裙上擦；她一件件地把它们拿走。有一次她慌慌张张地从街上跑回来。“好多人跑在一起了。我相信，我相信，又有一个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