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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所谓“土兵”，是指的给欧洲人当兵的印度人，英文叫做sepoy（叙跛）。这个字是从波斯文sipāhi辗转变来的，意思就是“兵”。
东印度公司刚成立不久，就雇用了一些本地人当巡逻，主要是用来壮观瞻，还谈不上是正式的兵。18世纪20年代，法国人在印度西岸才初次雇用本地兵，就是所谓叙跛。
1756年，克莱武企图重新夺取加尔各答的时候，曾用马德拉斯“土兵”助战，同时也雇用了孟加拉“土兵”。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人需要相当大的兵力。除了调动欧洲兵以外，还成立了几个“土兵”营，每营里派两个欧洲军官。在这以后，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三个大区各自为政，发展军队。在孟加拉区，“土兵”到了1764年已经增加到十九营。组织的情形是这样：每营有一个司令官、一个副官和十个连，其中两连是精兵。每连有一个苏巴达尔（subadar）、三个扎马达尔（jamadar）、五个哈威尔达尔（havildar）、四个奈克（naik）、两个腾腾（tomtom）和七十个“土兵”。到了1765年，孟加拉军除了上述兵力外，又增加了四连炮兵、二十四连欧洲步兵、一队骠骑兵，还有约1200个非正规骑兵。后来克莱武把孟加拉军改编为三旅，每旅有一队非正规骑兵、一连炮兵、一营欧洲步兵和七营“土兵”。1780年，孟加拉政府又加强兵力，把每一个“土兵”营的兵力增加到1000人，分为两营，每营五连。团长为少校，营长为上尉，连长为少尉。1785年，孟加拉军又改组，每团两营改为每团一营，有十个连。全军分为六个旅。三个欧洲营，每营改为包括两个营的一个团，也就是说，改成六个营。每一个“土兵”旅里面派去一个欧洲营，以便监督。
马德拉斯和孟买的军力也有所增加，但是比不过加尔各答。
1796年，三个大区的军队都彻底加以改组。孟加拉军得到三营炮兵，马德拉斯军得到两营，孟买军得到六连，都补充有几连雇佣兵。孟加拉军有三营欧洲步兵，马德拉斯和孟买各有两营，每营都是十连。孟加拉军和马德拉斯军各有四团正规的“土兵”骑兵。
到了1824年，中间经过了许多战争，三大区军队的人数都大大增涨，于是又重新加以改组。“土兵”步兵由每团两营改为每团一营。这样的“土兵”团，孟加拉军有68个，马德拉斯军有52个，孟买军有24个。炮兵的力量增加了一倍多，至于正规的“土兵”骑兵，孟加拉军与马德拉斯军各有八团，孟买军有三团。此外，孟加拉军还有五团非正规骑兵，孟买军有三团。
“土兵”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最初同法国人作战时雇用的“土兵”是毛朴拉人和满加罗尔（Mangalore）和提里契哩（Tellicherri）和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后来，在卡尔那提克营里面，伊斯兰教徒占绝大多数。其次是泰米尔人。孟加拉军最初从孟加拉省流民的混合阶层里面招兵，从1776年以后，从 乌德土邦里招兵，主要是婆罗门和拉其普特人，是勇敢英武的人民。[15]
从上面简短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土兵”里面矛盾和问题是非常多的。首先是“土兵”与欧洲人之间的矛盾。欧洲人是统治者，是主人。他们之所以雇用“土兵”，只是想让他们来卖命。在军队里，对“土兵”有种种的歧视和限制。印度人最多能升到下级军官，比较高级的军官都是欧洲人。英国人对“土兵”是很不放心的。他们把印度的军队左改组，右改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总想法，用一小部分欧洲人控制和监视“土兵”，唯恐他们惹事生非。
此外还有种姓的问题。如果“土兵”来自不同的种姓，像马德拉斯军里面的情形，那么种姓间就会有磨擦。如果“土兵”是来自同一个种姓，像孟加拉军里面的婆罗门，那么他们就会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坚固的团体。英国统治者之一约翰·罗伦斯（John Lawrence）就曾说过：“孟加拉军是一个大团体，所有的成员的感觉和行动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对英国人是很不利的。
种姓问题还有许多副作用。印度的高级种姓，像婆罗门，千年来养成了一种妄自尊大的优越感。虽然穷得不得不给外国人当兵；但是威风犹在，架子一下子放不下来，也不愿意放下来。因此，军队里的许多纪律就与他们的种姓优越感抵触，他们就不甘心遵守。有些低级种姓的人当上了军官，在军队里地位比他们高；然而究竟是出身于低级种姓，有时候就匍匐在婆罗门小兵的脚下，为他们服务。他们的种姓法律还禁止他们过海，说是一过“黑水”，就失掉了原有的种姓。过海到缅甸作战回来，就为同种姓所排挤。再恢复种姓，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到阿富汗去作战，吃了“不洁的”东西，喝了“不洁的”水，回国以后也同样失掉种姓。对他们来说，失掉种姓，比失掉脑袋还严重。
宗教问题也惹起不少的麻烦。对阿富汗作战的时候，因为那里天气冷，印度教徒的兵不能天天洗澡，就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阿富汗人信伊斯兰教，印度信伊斯兰教的“土兵 ”被迫与同教作战，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16] 。
对这些从印度人的角度上看来是生命攸关的种姓和宗教问题，英国人在最初显然是缺少足够的重视的。有一个时期，他们竟下令让“土兵”剃掉胡子，去掉耳环，出操的时候不带种姓的标志。这当然会大大地伤害了“土兵”的自尊感。
根据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土兵”里常常发生兵变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824年，第47团拒绝到缅甸去，被解散。1844年，四个孟加拉团拒绝到信德去作战，要求发给额外津贴。1849年，第66步兵团在哥文德加（Govindgarh）兵变。1852年，第38孟加拉步兵团拒绝到缅甸去。1856年，公布普遍服役征募法案（General Service Enlistment Act），那就是说，今后征的兵，什么地方需要，就到什么地方去服役。在过去，有一部分“土兵”是不过海到缅甸去服兵役的。但是帝国的疆域一天天增加，侵略的范围一天天扩大，老办法有了困难，于是就发布了这个法案。虽然说的是将来的事，现在的“土兵”却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孙子当兵的问题，大加反对，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在这时候，在起义爆发的前一两年，“土兵”里面的纪律坏极了。原因是，有能力的军官很多转入政界，在军队里升级完全以年资为标准，服兵役年龄没有 限制。结果军队留下的多是老弱无能之辈，纪律松弛，谁也无力振作[17] 。
印度总督大贺胥（Dalhousie）写信给监督部就曾说过：“军队里的纪律，从上到下，不管是军官，还是土兵，都坏极了。”克里米亚战后，“土兵”里流言，英国吃了败仗，英国永远不败的神话在“土兵”眼中就拆穿了。这更增加了英国军官们整顿纪律的困难。
这时候，英国在印度的兵力是这样：军官士兵总数是238002人，其中印度人200002，欧洲人38000，占19%。在孟加拉军里，共有151361人，其中印度人128663，欧洲人22698。在旁遮普撒特列日河左岸驻有约4万人，其中欧洲人8631。在吉斯·撒特列日地区有11049人，其中欧洲人4790。总 起来说，在旁遮普和吉斯·撒特列日地区共有欧洲官兵13421人[18] 。这兵力的总数，印度人与欧洲人的比例，以及驻扎的地区，在起义中，都是有作用的。
新兴的知识分子
不用加任何解释，我们也可以知道，作为异族统治者的英国人是不愿意把欧洲的新知识教给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有了新知识，就不会甘心情愿忍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这一点英国殖民主义者了解得很清楚。
在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赫斯丁斯（Hastings）任内（1774—1785年），他为了便于统治，提倡学习印度古代的法典，学习梵文。1781年，在加尔各答创办印度教学院和加尔各答学院，前者是研究梵文的，后者研究阿拉伯文。英文是不在课程表上面的。欧洲学者从事于梵文的研究，可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赫斯丁斯协助之下，英国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成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他还翻译了印度著名的《摩奴法典》。
1792年，在贝拿勒斯创办了印度学院，研究印度古代的文学、法律和宗教。但是并不输入西方的教育。英国作家勃克（E.Burke）说：“印度在文学、宗教、商业和农业方面，都不要从英国学习什么。”英国人查理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建议政府设立教英文的学校，用英文来代替波斯文作为法律语言，没有得到同意。1793年，英国的一个鞋匠威廉·加雷（Willian Carey）到了加尔各答当浸礼会的牧师。他在加尔各答北面十六英里的塞拉姆浦尔（Serampore）建立学校，设立造纸厂和印刷厂，把耶稣教的圣经翻译成印度方言。一个叫德威德·赫尔（David Hare）的英国钟表匠于1800年定居在加尔各答，想创办些学校，教授西方文学和科学。1813年，英国国会才正式决议，采取措施“把有用的知识和宗教道德的改革输入印度”。1816年，德威德·赫尔得印度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兰姆·摩罕·雷易（Ram Mohan Roy）之助，创办了加尔各答印度学院，在高年级教授英文。1823年，成立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在阿格拉创办了一个学院。
在公共教育委员会里，有两派人，代表两种意见。一派可以叫做老派，主张学习梵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故又名“东方派”。另一派可以叫做新派，主张学习英文，利用英文输入西方的文学和科学，故又名“英文派”。这两派的斗争具体地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者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把欧洲的新知识教给印度人呢？还是不教？我们可以想象到，虽然名曰两派，实在并没有基本矛盾；无论是唱红脸，还是唱花脸，殊途而同归，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巩固英国的统治。
但是19世纪20年代究竟已经不是17世纪和18世纪，当时的印度也不是以前的印度了。为了巩固统治，也必须采取比愚民政策更灵活更伪装的手段。在孟买，省长爱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是赞成推行英国教育的。在他离任以前，在孟买成立了一个英文学校、一个工程学校和一个医学校；浦 那的梵文学院也增添了英文。在马德拉斯和德里也创办了新型的学校[19] 。
到了30年代中期，公共教育委员会里的“英文派”获得全胜，换句话说，英国新的统治政策获得全胜。1834年12月10日，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通知印度总督本丁克的政府，要求他们给印度人民为国家服务的机会，给他们教育，或者在他们中间传布科学、知识和伦理文化。1834年秋天，“英文派”的“大将”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到了印度，任总督咨议会的法律委员。他被任命为公共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里“东方派”健将威尔逊（H.H.Wilson）已于1833年正月离印。因此，“英文派”几乎独占了委员会。1835年2月2日，麦考莱给总督本丁克上了一个条陈。他在条陈里对“东方派”冷嘲热讽。他建议停印阿拉伯文和梵文的书籍，撤消伊斯兰教学院，撤消加尔各答梵文学院，不发给贝拿勒斯和德里学生津贴，把经费拿来设立英文学校，必须努力培养成一种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而在趣味、意见、道德和智慧方面则是英国人”。他总算是很坦白，丝毫也没有掩饰他的目的。
这样一个条陈会得到总督的许可，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委员会里还有一个人反对，这就是“东方派”的普林谢普（H.T. Prinsep）。最重要的是，有一部分印度人民也反对。成百成千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呈递请愿书，反对撤消梵文学院和伊斯兰教学院。1835年3月7日，麦考莱和普林谢普在咨议会里大辩。结果决定，“不列颠政府的宏图应该是在印度土人中提倡欧洲文学和科学；所有的教育基金最好都只用在英国教育上”。但是，决定不撤消学习印度学问的学校或学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经过一场辩论，“英文派”仍然是胜利者。从此以后，“东方派”就一蹶不振，再没有抬头的机会了。
“英文派”这个最后胜利是很有意义的。从此他们就放手大胆地代表殖民主义施行英语化的教育制度。从拒绝把欧洲的知识和英文教给印度人民，到放手大胆地施行英语化教育，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实际上却只意味着英国殖民者对待印度人民手法的改进。《今日印度》的作者说：“当麦考莱代表帝国主义施行英语化的教育制度和战胜东方派的时候 ，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产生印度的民族意识，而是要把它连根拔除。”[20] 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但是从1842年起到印度来做总督的艾伦包路（Lord Ellenborough）却反对这种教育，他曾对德瓦尔卡那特·泰戈尔（Dwarkanath Tagore）说：“你知道，如果这些想教育印度本地人的先生们充分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连三个月都呆不上了。”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上去了解英语化的教育的。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贯彻。
到了1844年，印度总督哈丁（Lord Hardinge）就正式规定了，在政府里当公务员，会英文的有优先权。
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英国统治者终于在印度培养成了一批新兴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而在趣味、意见、道德和智慧方面则是英国人”。他们的利益，至少在当时，是与英国统治者的利益不相矛盾的。他们给英国人工作，英国人把他们看做统治支柱之一。尼赫鲁说：“在各种职业和政府机关中受过英国教育的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阶级，这阶级在整个印度发展起来，受到西方思想和作风的影响，而简直与人民群众隔绝起来了。”他又说：“十九世纪中叶孟加拉的情形与北部以及中部印度情形之大不相同可以用下述事实证明出来——那就是，正当在孟加拉以印度教徒为主的新兴知识分子受着英国思想和文学的影响，并且为了政治上的宪 法改革而仰望着英国的时候，起义的情绪正在其他的地区沸腾着。”[21] 这就说明，印度新兴知识分子的成长在孟加拉和其他地区还有所不同。这对以后的起义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这些知识分子是有二重性的。有的给英国人服务，有的却想利用新知识来进行改革，目的在驱逐英国人。英国人用英文造就了奴隶，也造就了爱国者。1852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的英印协会，参加者主要就是这些新兴的知识分子。这个协会是1885年成立的国民大会党先驱者之一。20世纪初叶以后，国民大会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有过不少的贡献。这是与英国统治者最初培养新兴知识分子的目的相违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英国统治者所万不能了解的。
商人与高利贷者
把这两种人合在一起来谈，是因为，这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高利贷者，但是高利贷者很多却就是商人。
根据印度种姓制度，职业是世袭的。商人是属于第三个种姓，吠舍的。《摩奴法典》第一章第九十节规定：
吠舍要养牲畜，要赠送东西，要奉献祭品，要学习（吠陀），要做买卖，要借钱给人，要种地。
从这里可以看到，商人与高利贷者是属于同一个种姓的。
做买卖虽然是世袭的，但是经营的内容和方式却是随时代而改变的。在英国统治前的几千年内，情形是这样。英国人进来以后，情形仍然是这样，不过改变更大而已。这时候，有一部分商人就同英国人发生了联系，为他们服务，依他们为生。英国历史学家说，有秩 序的统治对他们有好处，只要英政府能保证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拥护[22] 。这话虽然是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说的，但也是有道理的。
高利贷者和由商人变成的高利贷者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乡村里。他们剥削压迫的对象就是辛勤耕种的农民。英国人要农民拿货币去缴租。农民哪里去找货币呢？他们只好把粮食卖给商人，换取货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有向高利贷者举债。一同高利贷者发生关系，利息滚利息，一辈子就不得脱身。没有办法的时候，就用自己的田地去抵押，结果田地就转到高利贷者的手里去。根据1852年的法律，大贺胥在施行料脱瓦里（Ryotwari 农民佃租制）的地区里解除了农民的奴隶地位，并且减少了一些地租，土地的价格提高了。于是农民的小块土地就开始为高利贷者所抢购、骗购。结果高利贷者摇身一变而成为地主。
在农村里，商人、地主和高利贷者三者的关系就是这样。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与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是没有矛盾的。
商人还有另外一条发展的道路。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开始在印度萌芽。1854年，第一个黄麻工厂在加尔各答附近创办了。1856年，孟买创办了第一个棉织工厂。这些都是印度商人创办的。这些初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与英国统治者之间，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
地 主
印度虽然是文明古国，无所不有；但是英国式的地主这玩意儿却是没有的。英国人进来以后，他们利用一小撮军队，统治着离开自己的祖国几千英里、比自己的祖国大许多倍的印度，他们知道，只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他们必须在印度本地找一些统治的支柱。地主（柴明达）就是他们找到的支柱之一。
英国人在印度寻找地主，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且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1773年，巴特那的咨议会就建议把土地转给柴明达，以便于收租。柴明达这东西在莫卧儿王朝就已经有了；但是他们只是经手收税的人，对土地并没有所有权，大部分土地都是属于农村公社的。英国人想把这种人制造成 地主。当时巴特那的赋税局认为咨议会这个建议“实验起来太危险”[23] 。1776年，公司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
康华礼勋爵（Lord Cornwallis）于1786年被派到印度来当总督。1789年8月2日，他写信给经理部，谈到这问题。同年9月18日，他在一个通告中坦白地说：“我完全相信，柴明达对土地有无可置疑的所有权……我也相信，即使他们对于土地没有所有权，为了社会的富庶康乐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有，我甚至不认为还有必要来判断他们要求的根据。”这一位“爵爷”就用这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逻辑，把英国的地主制，硬搬到印度来，给他们的统治找到一条支柱。
从1793年，他就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省实行所谓固定的佃租制（Permanent Zamindari Settlement），后来又推广到马德拉斯省的北部。原来只是给政府包收租税的，取得法定佣金2.5%（实际上的勒索要多）的柴明达，现在就法定为永久性的地主。他们向政府缴款的数目是永远固定下来的，在当时，付款的比例定为农民付款总数的10/11，其余的1/11就归新地主。
当时英国统治者所规定的缴款数目是三百万英镑，只限于孟加拉。同以前的数目比起来要高得多。对农民和柴明达都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有一部分比较老实的柴明达就破了产，他们被迫卖掉自己的产业。一些骗子和贪婪的商人就乘机而入，接收他们的产业。这些家伙会用种种最毒辣最卑鄙的手段压榨农民。反正政府所要的租金是固定下来的，他们压榨得愈多，装入自己的私囊的也就愈多。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柴明达。严格地说，这种 人才真正是英国统治者所寻找的目标，他们才真正是英国统治的支柱[24] 。1829年，印度总督本丁克说过，尽管固定佃租制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失败，但是“它至少有很大的好处，它创造了一大批有钱的地主，这些人热烈希望，英国人统治下去，他们完全能控制住群众”。这就是固定佃租制实行三十多年以后所得到的评价。我们很欣赏这一位本丁克爵爷的“坦白”。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这样“坦白”“直率”。到了现代，有些所谓“学者”想出了一些巧妙到拙笨的方法来给殖民主义辩护。譬如安斯泰（Vera Anstey）在《印度经济的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 ）里就说：
最初，这种复杂的印度制度（指固定佃租制——作者）对公司的服务人员来说是不可解的。他们开始寻找地主……最后才发现，在大多数的情形下，这些柴明达以前并不是地主……在那时候，他们被错误地当做英国人了解的地主了。
这不是骗人的 鬼话吗？我们上面已经举出了事实，证明英国人找寻地方是有计划的[25] 。谎言是掩不住事实的。
上面说的是在实行固定佃租制的区域内的地主产生的情形。在实行农民佃租制的区域内，像在孟买、马德拉斯的大部分、比拉尔、信德、阿萨密等地区，由于转租的手续和由于高利贷者的巧取豪夺，地主制也流行起来。
另外在印度还有一种人物，有点像地主，印度称之为达鲁克达尔（Talukda r），有的史学家称之为次地主（sub－broprietor）[26] 。这些人在乌德特别多，他们多半是拉其普特人，是本地 的一些小首领、小酋长。他们管理收租，高踞在村社之上，成为地主[27] 。
这一群真地主、假地主、正地主、次地主同英国统治者的关系怎样呢？我们前面说到，英国统治者努力在印度找寻政权支柱，结果创造了地主。如此说来，这些人应该同英国人水乳交融完全没有矛盾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之间的利益的确是有统一的地方，但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今天统一，明天可以转化为矛盾；今天矛盾，明天也可以转化为统一。这里统一，并不妨害那里的矛盾；某一部分的矛盾也不妨害统一。其中关系是很错综复杂的，应该具体地加以分析。
先谈柴明达。英国统治者把他们制造成了英国意义的地主。原来他们只有收租的权力，英国人也把土地所有权给了他们，而且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他们有了土地，英国人多收了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英国统治者贪得无厌，要的价钱太高了。一部分柴明达吃不消，垮了台，把土地卖给新地主。这里就产生了矛盾。
再谈达鲁克达尔。在西北省，英国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剥夺了作为收租经手人的达鲁克达尔的收租权，而直接与土地的实际上的使用者打交道，这土地使用者可能是个别的家族，也可能是农村公社。在乌德，达鲁克达尔遭到同样的命运。殖民主义的激进派大贺胥就任总督以后，他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同这些达鲁克达尔交涉收租呢，还是直接同他们属下的公社交涉？最后决定，直接同公社收租，因为旁遮普和西北省的经验告诉他，这样是更有利的。结果，达鲁克达尔的土地所有权就被剥夺了。
在孟买，在英国人来到之前，有很多人从统治者手里获得了许多田产，叫做伊南（Inam，意云赐地）。1817年，英国人从丕什瓦（Peshwa）手里夺得了孟买的大部分土地。随了土地的夺得，也就来了问题：怎样处理这些叫做伊南的田产呢？占有这些田产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说是特权阶级。他们有的能够拿出证据，有的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而且还不屑于拿。正如约翰·凯依爵士（Sir John Kaye）所指出的，印度的租税主要是地租，获 得新的领土之后，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向谁收地租，收多少[28] 。获得了孟买的领土之后，英国人当然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再迁延，一直到1852年，才通过一个法案，成立了所谓伊南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个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军官，不懂法律，不懂调查研究的程序，进行工作，完全是以意为之。他们一村一村地调查，有三万五千处田产的所有权发生了问题，提到委员会上来处理。在委员会成立五年之内，上述田产的五分之三被政府没收。这些“地主”平时养尊处优，现在一旦失掉生活的凭借，他们痛恨英国统治者，不是很自然的吗？
除了没收伊南田产以外，英国人还收回了一些免税的田地。英国人来到以前，以及英国人初到印度的时候，许多为政府立了“功”的人，或者获得当时的统治者欢心的人，就得到免税的土地。这种土地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是有条件地获得的，有的没有条件；有的是终身的，有的是世袭的、永久的；有的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有的只是在不久以前才获得的；有的是用合法手段获得的，有的用了非法的手段。不管怎么样，这种免税的土地大大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在孟加拉，情形更是特别严重。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英国人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一些人。在18世纪末年，推行固定佃租制的时候，英国人已经要求这些人举行登记。到了本丁克任印度总督的时候，他更进一步，要求这些人拿出可靠的证据来。同那些达鲁克达尔一样，年深日久，他们又到什么地方去拿证据呢？证据拿不出来，英国人就理直气壮地把免税的田地收回。结果，英国人又制造了一批失掉产业 的地主。这些人同英国统治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也是很自然的吗[29] ？
土邦王公
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第二个支柱就是土邦王公。这些在世界上“只此一家”的土邦王公是怎样产生的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里说：“有些是很新的，是被英国人制造出来的；另外有些是莫卧儿皇帝的疆臣，得到英国人的准许继续为封建领袖；还有一些，其中特别是马拉塔族的酋长，他们是为英国军队所战败然后被封为藩臣的。差不多所有这些土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初期；它们没有更古的历史了。”（第七章，五，印度土邦制度的成长）
这些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人物既然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有意制造出来当做自己的政权的支柱的，一般说起来，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没有矛盾的。一个想培养一批人来控制印度人民，一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甘心情愿当英国人的“第五纵队”（这是尼赫鲁给这些人的一个称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但是他们之间也并不是永远没有利害冲突。一切事情都在发展，在发展中，矛盾也就跟着发展起来。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来说，某一些土邦王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以前那种通过土邦王公的间接的统治和剥削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了，在某一些地区他们想亲自出马，直接地彻底地来统治和剥削印度人民，掠夺更多的生产原料。到了魏莱斯勒勋爵（Lord Wellesley）时代（1798—1805年），他已经开始推行一种使全印度对英国开放的政策。赫斯丁斯勋爵继承了魏莱斯勒的政策（1813—1823年）。他曾说过：“财富之所以能归入公司的宝库，是由于力量的优越，也只有用优越的力量才能达到这一点。”到了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大贺胥勋爵统治印度的时候（1848—1856年），这种政策达到顶点。此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积极执行这样的政策，这是主要的方面；大贺胥个人的蛮横粗暴，只是次要的。这一位急先锋赤膊上阵，大刀阔斧，推行兼并政策。除了使用武力之外，他还“发明”了一种学说，叫做“丧失权利说”（Theory of Lapse），换句话说，如果哪一个土邦王公绝了嗣，他的国土就“丧失”掉。印度土邦王公老婆都是很多的，按道理不应该有绝男嗣的情形。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形还是相当多的。于是他这种“学说”就大用而特用了。
这种“学说”是违反印度人民的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摩奴法典》第九章，第一四一节明确地规定了：
过继的儿子，具备一切高尚的品质，虽然来自另一个家庭，可以继承遗产。
印度人民，为了安慰自己的灵魂，没有儿子而过继一个，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且事实上，在这以前，英国统治者也承认这种权利，比如1826年承认道拉特劳·信提阿（Daulatrao Sindhia）的寡妇过继，1836年承认忠可吉·信提阿（Junkoii Sindhia）的寡妇过继，1834年承认塔尔（Dhar）的酋长过继等等。然而主子的脾气是难以捉摸的。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过去承认，现在偏不承认了。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丧失”的事件。
撒塔垃（Satara）本来是摩呵剌佗大帝国缔造者西瓦吉（Sivaii）的后裔，也是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土邦。1848年4月，土邦王阿帕·萨希布（Appa Sahib）死，没有男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过继一个儿子来承继王位呢？还是在本族中找一个人来承继？当时的孟买省长是柯勒克爵士（Sir George Clerk），他同意过继。但是提到总督大贺胥那里去作最后决定的时候，他却另有打算，他决定应用他发明的那个“丧失”原理。1848年8月30日，他写道：“但是如果由于‘丧失’而我们对领土有明确的权利的话，政府就应该把在人情上和法律上属于它的东西拿过来，把我们统治的恩惠扩大到那个地区去，现在和将来。同样，我并不想设法制定什么有关过继问题的不可变易的规章，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没有亲生的儿子，领土就要‘丧失’，除非有坚强的政治上的理由，才可以脱离常规，此外过继是不允许的。”结 果，这一个在摩呵剌佗土邦中享有很高威信的土邦就给英国人吞并了[30] 。
几年以后，又出了那格浦尔（Nagpur）的事件。1853年圣诞节的前几天，土王拉古吉·朋斯拉（Raguji Bhonsla）死了，没有儿子，也没有过继。按照印度习惯，他的寡妇同样有过继的权利。所以土王的家庭并没有为这件事情耽心。然而他们忘记了，那格浦尔是一个比较大的土邦，有76832平方英里的领土，有465万人口。在英国人眼中，这是一块肥肉。无论是西方的风俗习惯，还是东方的风俗习惯，都不能制止英国人来吃掉它。尽管英国人内部意见也不十分一致，急先锋大贺胥终于在1854年1月28日签署文件，把那格浦尔兼并了。在兼并的时候，还唱了一出“逼宫”。英国兵士入宫抢劫。把宫中的大象、马、骆驼和牡牛五六百头牵出来卖掉，大象每只只卖一百卢比，皇后的一对值一百卢比的牡牛只卖了五卢比。兵士们到处搜寻，连皇后的床底下都给挖了。宫中的金银珠宝都送到加尔各答市场上去卖。在英国本国穿着燕尾服彬彬有礼的绅士，一到殖民地就张开血盆大口，现出了妖魔鬼怪的原形，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那格浦尔的皇后觉得受了委屈，于是就派人到伦敦去申诉。结果是化了大量的金钱，使 英国本国的穿燕尾服的绅士们的私囊也充实了一下，她却是毫无所获[31] 。
对这次起义影响比较大的是兼并詹西（Jhansi）的事件。詹西是中印度崩得尔汗德（Bundelkhand）的一个土邦，酋长是摩呵剌佗的一个首领，原是丕什瓦手下的从臣。在丕什瓦的领土为英人所兼并的时候，英国人决定宣布詹西的领土为故释奥·劳·宝（Sheo Rao Bhao）家族世袭所有，而且与当时的酋长兰姆·昌德（Ram Chand）订了一个条约，他当时只是一个苏巴达尔。他忠于英人，订约以后十五年，英国人就授予他“土王”（Raia）的称号。他死后，没有儿子。英国人把他的叔父扶上王位。1838年，这个土王又死了，也没有留下儿子。当时的总督奥克兰德勋爵（Lord Auckland）还无意吞并詹西，就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有许多人都提出了继承王位的请求。研究的结果，决定让甘加塔尔·劳（Gangadhar Rao）承嗣王位。这一位土王到了1853年死了，仍然是没有留下儿子。情况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时代却变了——这时候做印度总督的正是推行积极兼并政策的大贺胥。他援引1837年麦特卡夫爵士（Sir Charles Metcalfe）的一个备忘录，把印度王公和从最高统治权力那里取得封地和收税权的酋长分别开来，后者如果死了而没有子嗣，那么那个赠予封地的最高统治权力就有权把土地收回。于是，这位总督就把詹西“收回”了。这些鬼话当然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引用大贺胥自己的话吧。这一位爵爷说：“因为它（詹西）处于英国其他领土的中间，占领了它就有助于我们在崩得尔汗德领土上一般的内政的改进。”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前王的皇后，就是著名的詹西王后，同那格浦尔的王后一样，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提出了抗议，说她的丈夫一向忠于英国政府，并且列举了他的许多功绩，还提到以前订的条约。这些当然都毫无用处，詹西还是被兼并了。这一位王后名字叫拉克湿迷·拜依（Lakshmi Bai），从小就同另一位起义的领袖那那·萨希布（Nana Sahib）在一块儿玩。于1842年嫁给甘加塔尔·劳。他死的时候，她才二十几岁。据英国驻詹西的代表说，她是“一位有高贵品质的妇人，为詹西的每个人所异常爱戴”。这位年轻的妇人终于参加了以后的起义，成了印度的民族英雄。
但是“丧失”原理也有不贯彻的时候，加劳里（Karauli）就是一个例子。加劳里是一个拉其普特土邦。1852年，年轻的酋长死了，过继了一个儿子。娄将军（General Low）是当时驻拉其普他拿的代表，他立刻就宣布承认。但是总督大贺胥却又想抬出他的法宝来。这次是英国政府出面干涉，这个土邦才幸免于灭亡。英国政府为什么这一次不同意大贺胥的决定呢？并不是他们忽然发了仁慈之心，也不是他们特别对这个土邦垂青，而是出于利害的考虑。原来这个拉其普特土邦，同摩呵剌佗的土邦不一样，历史是比较长的，早在英国人入侵之前，他们就已经南面称王抚御众民了。加劳里事件发生以后，拖了两年，才解决。在这两年之内，拉其普特其他土邦都密切注意这个事件的发展。在宫廷里，在市场上，大家纷纷议论这件事情。英国人觉得还是以不碰为妙，最后承认了过继的儿子。
也还有另外一种“丧失”，这里并没有土地问题，因为土地早就给英国人吞并了。具体的例子就是丕什瓦的继承问题。1818年，第二次摩呵剌佗战争结束以后，丕什瓦巴吉·劳（Baii Rao）投降了英国人马可慕爵士（Sir John Malcolm），把整个国家交给英国人，英国人每年津贴他八十万卢比。巴吉·劳迁移到西北省（1901年改称联合省，与1901年新设的西北边省有别）康浦尔（Cawnpore）附近的比图尔（Bithur）来住。他始终忠于英国。只要英国人有了危难，他就出钱出力，援助英国。英国人进攻阿富汗的时候，他曾借给他们五十万卢比。英国人侵占旁遮普的时候，他派出马步兵各一千，支持他们。他对英国人真算是够朋友了。这一位英国人的忠实的朋友在1851年1月28日死了。他留下一个1839年立下的遗嘱，规定他的过继的儿子东都·潘特（Dhondu Pant），也就是那那·萨希布，“承继丕什瓦的伽地（Gadi）、土地、财富、家庭产业、财宝、所有的真正的和个人的财产，对于这一切，他是唯一的主人。”据已故丕什瓦的管家兰姆昌达尔·潘特（Ramchandar Pant）说，那那·萨希布完全信赖英国政府。然而他的信赖却落了空，英国人有点不够朋友。当时西北省的英国统治者托玛逊（Thomason）是个新派人物，总督大贺胥又是兼并专家。他们取消了那那·萨希布的继承权。同其他被兼并的土邦王公的家族一样，那那·萨希布直接上书给东印度公司去申诉，请求保留津贴的继承权。他列举了已故丕什瓦对英国的功绩，又引证印度法律，证明过继的儿子继承是合法的。不管他的引证多么繁博，词藻多么动人，东印度公司却毫不为所动。他们说，他获得的遗产已经够花的了，津贴用不着了。结果一个本来可以成为英国忠实朋友的土邦王公也被迫走上反英的道路，在以后的起义中成为积极的组织者。
大贺胥所吞并的土邦当然不止上面几个。1849年散巴尔浦尔（Sambhalpur）的兼并，以后卡尔那提克（Carunatic）和檀珠尔（Tan－jur）的吞并都是大贺胥的“功绩”。然而这个吞并大家却摆出一副仁慈的面孔，说是一切都是为了印度人民。1857年7月21日他写信给顾波爵士（Sir George Couper）说：“我从来没有出主意兼并过任何土邦，除非它是由于绝嗣而自然断根，或者由于行为恶劣而被没收，但是如果一个土邦在这样情况下要我们处理，把它的居民交给一个本地的暴君去压榨剥削，我认为是残酷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位勋爵偏有勇气，敢于公开说谎。
上面这些吞并的事件，都在印度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土邦王公的不安。但是影响最大的却是乌德（Oudh）的吞并。这次吞并的主角仍然是大贺胥勋爵，但是法宝却换了。因为乌德的那华伯（Nawab，某一些伊斯兰教土邦酋长称号）不但没有绝嗣，连他自己也没有死。对大贺胥说来，这当然是很值得惋惜的事。好在这一位英国殖民主义者是万变不离其宗，而法宝无穷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总可以找出理由，而且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吞并一个土邦的。乌德原来是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省。在英国征服印度的初期，在1764年，就与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关系。在英国人眼中，它是一块肥肉，英国人决不会放过的。最初强迫乌德的那华伯雇用英国军队，每年约用钱一百六十万卢比；后来，英国人又建议全部改为英国军队，来替他“保卫”国家。乌德的那华伯，正如印度其他的土邦王公一样，在自己的土邦内大有“朕即国家”的气派。国内贪污狼藉，盗贼横行，政治搞得一塌糊涂。这就给了英国殖民主义借口来干预它的内政。1801年，总督魏莱斯勒勋爵强迫当时的那华伯订了一个条约，表面上是要求那华伯改良内政，为老百姓谋幸福；实际上英国人却从乌德割了一大块土地，当时每年就可以得到税收一百五十万卢比，后来几乎加倍。尽管那华伯对人民是残酷的、虚伪的；但是对英国人，他却是忠诚的、真实的。英国人有了急难，他从来不吝惜自己的援助。英国人对他也特别垂青，赐给他国王的称号。这一个赐爵封王的大事情发生在1818年，主持的人是赫斯丁斯勋爵。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但是里面却有一个阴谋，英国人想通过这件事情在乌德那华伯与德里皇帝之间制造冲突，削弱印度统治者的团结。到了1837年，正当一个旧土王死掉，一个新土王被拥上宝座的时候，当时的印度总督奥克兰德勋爵同新土王签订了一个新条约，规定了，如果乌德的内政管理不善，英国人就要出来干涉。这个条约为新国王所接受，但是英国政府却没有批准。总督没有把这个消息通知国王，他仍然希望国内的政府会同意它的。接着是一系列的对内对外的侵略战争：阿富汗战争、信德战争、第一次锡克战争。英国的总督们忙于打仗、筹款、搜罗炮灰，就把乌德忘在脖子后面了。到了1847年，在战争的间歇中，总督哈丁勋爵又想到乌德。这时候新土王瓦吉德·阿里·沙（Wajid Ali Shah）即位不久。总督给他规定了两年察看的时间，到期如果再不改，英国主子就要不客气了。这位新土王颇有排除英国人的意思，他自己训练兵士，每天操演。英国代表当然不容许他这样作，强迫制止。两年察看期满，正是吞并专家大贺胥任总督的时候。我们都能想象到，借口乌德内政不良要求这样改那样改拖延了半个世纪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位专家一定不会放过的。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在他初上任的时候，他忙于使用他那“丧失”的法宝，东吞西并，没有来得及管乌德的事情。到了他任期将满的时候，看了英国驻乌德代表的报告，他本来可以把这件不讨好的事情交给他的后任去处理的。然而他却 是“当仁不让”，一定要全始全终，胜利地完成他的“滑铁卢之战”[32] 。他对处理乌德这个土邦的意见是有些含糊的。他一方面要剥夺乌德国的一切权利，税收也要归东印度公司；但是同时又主张，让国王保留名义。一个没有土地又没有收税权的国王算是一个什么国王呢？东印度公司的态度没有这样含糊。经理部主张吞并，监督部也主张吞并，英国内阁也主张吞并。1855年11月，经理部的指示签了字。1856年初，大贺胥就导演“逼宫”。他派欧特拉姆（Outram）去同乌德国王办交涉。明明是英国吞并，却偏要强迫乌德国王承认是自愿退位，让他签字。这一位国王陛下不了解英国主子的用意，哭哭啼啼不肯签字。他说，在平等的国家之间才用得着签订条约这一套，现在他和他的国家都在英国人支配之下，还要签什么字呢？途穷而匕首见，英国人只好撕下面具，下令执行，至于影响好坏，一时也顾不了那样多 了。乌德就是这样被吞并的，大贺胥勋爵最后的杰作就是这样完成的[33] 。
上面谈的都是为英国人兼并的土邦。这些土邦几乎全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制造的时候，他们之间当然不会有什么基本上的矛盾。从上面的叙述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土邦的王公是忠于英国的。但是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不管是用什么借口，把他们的国土吞掉的时候，他们就铤而走险，起来与英国统治者作生死的斗争了。当时印度人民，特别是农民，虽有反英情绪；但是他们是散漫的，力量不能集中起来。除了有时用农民暴动的形式起来反抗外，别的办法就不多。在这样情况下，掌握国家机器的土邦王公的作用就不可低估。在反英这一点上，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就容易跟着他们走。
但是也有个别的土邦，虽然国土为英国人所吞并，却并没有参加大起义。旁遮普就是这样。英国同住在这里的锡克人的关系也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1839年，英国的朋友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死后，国内动荡不安，内部的派系斗争很严重，统治者只是一个傀儡。1845年，杜里浦·辛格（Dulip Singh）的母后预谋反对英国人。总督哈丁出兵，把锡克人打败。1846年初，哈丁进入拉合尔。但是他并没有吞并旁遮普。主要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吞下这样一片大的领土。1846年3月，签订了一个和约。把撒特列日河左岸的土地割给英国人，加什米尔也割掉，还赔款五十万卢比。军队的数目也受到限制，只准保留步兵两万，骑兵一万二千。后来又成立了一个由八个酋长组成的摄政会，英国代表亨利·劳伦斯担任主席。禁止寡妇自焚殉夫的恶习，也适当地减了一些田赋。但是锡克军队并不承认自己不行，上次的失败是由于领袖的叛卖。他们又策划暴动，暴动首先在谟尔坦（Multan）爆发，领导者是穆尔拉吉（Mulraj）。这时候是1848年，是大贺胥出任印度总督的第一年。10月里，总督宣战。1849年春季，英国军队又击败了锡克人。英国人决不放过这一次的机会。3月29日，旁遮普被吞并，每年给杜里浦·辛格津贴五万镑。这一位土邦大君受的是英国教育，后来又信奉了基督教。锡克人的王国就这样结束了。
不管是经过什么过程，不管是利用什么借口，旁遮普反正是被吞并了。在这一点上，是和詹西和乌德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在起义爆发以后，为什么詹西和乌德等土邦积极参加起义而锡克人反而帮助英国人来自相残杀呢？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是，据我看，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到当时存在于旁遮普的许多矛盾里去找。
印度土邦的数目是非常多的，它们与英国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上面只是一个概括的叙述，详细情形这里就不能谈了。
最后我还想在这里附带谈一下尼泊尔，因为尼泊尔也同印度的起义发生了关系。1801年，尼泊尔与魏莱斯勒订过条约，第三款里说，两国政府的首领们和官员们应该忠诚地把对方的朋友和仇敌当做自己的朋友和仇敌。1846年的时候，由于大君拉金德拉·比克拉姆·沙（Rajendro Bikram Shah）王后的阴谋和当时首相的柔弱，国内大乱。琼·巴哈杜尔（Jung Bahadur）恢复了秩序，自任首相，制定了第一部宪法。1856年，国王封他为大君（Maharajah），而且是世袭的，首相的职位也是世袭的，并封以两省之地。在外交方面，他有权独裁。起义爆发以后，他的态度可以左右大局。印度方面也的确对他施用过压力，想拉他参加起义。但是他不相信起义能够胜利。当时英国驻尼泊尔的代表兰西（Ramsay）说：“他的一个兄弟告诉我，每次尝试都是通过有势力的人物来引诱他共同把我们驱逐出去。但是没有一个劝告可以引诱他作自杀的傻子。”后来尼泊尔出兵助英，尼泊尔的将军到了印度，还有人去劝诱他。仍然没有效果。为什么这一位首相这样忠于英国呢？里面的原因也可能是很多的。其中之一就是他曾访问过英国，当时的大英帝国给他的印象很深，特别是伦敦的富庶和人口的众多更使他难以忘掉。据说他曾站在伦敦桥上看到桥上面车如流水马如龙，桥下面千帆万橹。这景象永远刻在他的记忆里。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也能够保住印度。这看法当然是片面的，表面的。但是，他是首相，在国内有大势力，能左右其他有力人物，于是他的态度就有决定性的影响了。他对英国的一些制度也十分向往。1852年10月，他的一个密友死了。他劝朋友的寡妇不要焚身殉夫 ，想通过有力量人物的榜样来移风易俗。这一切都阻止了他参加起义[34] 。
第二章 当时在印度存在着的各种矛盾
从上面简略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起义前夕，在印度是存在着许多性质不同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的。但是不管这些矛盾多么复杂，它们都服从一个主要的矛盾，它们也只在与这个主要矛盾的联系中才发生作用。
主要矛盾——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经济矛盾
这个主要矛盾之存在，不自19世纪中叶始。应该说，从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印度的那一天起，就逐渐形成了。不过它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研究它在19世纪中叶的一些特点。
英国侵略印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商业资本侵入时期；二、工业资本侵入时期；三、金融资本侵入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在我们目前的研究范围之外的，我们这里不谈。
商业资本侵入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分不开的。据马克思的意见，“东印度公司真正的创始不能比从1702年更远的年代算起，那一年是要求独占东印度贸易的不同的集团统一于一个公司的时期”。从那时候到1813年是东印度公司独占时期。在这期间，英国统治的破坏作用是由于下列几种原因：第一，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大量掠夺；第二，由于对灌溉和公共工程的忽视；第三，由于英国私有土地制度和全部刑法的输入；第四，由于对印度制造品输入英国和欧洲的直接禁止和重税。这些对印度的打击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后的打击”。
“最后的打击”是随着工业资本的输入而来的，时间是从1813年到19世纪末。在这期间，独占被破坏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制造品大量输入印度。结果是破坏了旧的手工业制造的城市，使人民麇集农村，因而也破坏了农村生活的平衡。到了19世纪中叶，也就是印度民族起义的前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则破坏了 印度社会的基础本身，并且至今还没有表示出任何改造它的意图。”[35] 封建主义逐渐解体的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带来了痛苦，而资本主义兴起时所带来的某一些经济方面“好处”还没出现。这就是19世纪中叶作为殖民地的印度人民对外来的殖民主义 者的矛盾的总的基础，是当时在印度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36] 。
一般的矛盾
所谓一般的矛盾，主要是指上层建筑方面的矛盾。在上面对各阶层的分析里，有许多矛盾是属于这一类的。它们产生的原因都或多或少与主要矛盾有关，它们在当时之所以能够产生那样的影响，也只有同主要矛盾联系起来，才能加以解释。
在社会风俗习惯方面，西方的文明是与印度旧的传统有尖锐的矛盾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文明涌入印度，很迅速地传播开来。后来，西方的铁道、电报和教育也传入印度。于是在印度有几千年的古老的传统的旧风俗习惯就从根本上动摇起来。譬如寡妇自焚殉夫的制度，所谓satī的，也受到影响，而逐渐消灭。这种制度虽然从来也没有十分流行过，但是在印度社会上却是根深蒂固，很受人民的重视。一旦取消，一些思想比较顽固的人就感到惊慌不安。1856年，英国政府又通过了印度寡妇再嫁法案（Hindu Widow Remarriage Act）。这更如火上加油，使许多人感到“人心不古，世道日非”。这一些改革，印度人都写在西方文明的账上。
在宗教方面，这种情况表现得还要突出。印度人民很重视自己的宗教，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却处心积虑要利用基督教作“攻心”的工具，要消灭印度的宗教。1836年10月12日麦考莱写给他母亲的信上说：“如果我们的教育计划能够实现，三十年内，孟加拉就不会有崇拜偶像的人了。”1857年，东印度公司经理部主席曼格尔斯（Mangles）在下院里说：“上帝把印度斯坦广大帝国交 托给英国，好让基督的旗帜从印度的一端胜利地飘扬到另一端去。”[37] 许多英国的司令官和上校公开说，他们之所以从军，就是想消灭“土兵”的宗教。一个孟加拉步兵团的司令说，二十八年以来，他从未间断，使“土兵”改变信仰。这些话难道还需要什么注解吗？事实上，不论是英国官员，还是英国传教士都努力宣传基督教。在白人家里工作的小职员必须信仰基督教。英国教士公开谩骂印度人民信仰的神灵，谩骂《吠陀》和《古兰经》。在军队里，如果改信基督教，就受到英国上级的赞扬，升官就特别快。“欧洲军官允许把每一个放弃了自己的宗教 的‘土兵’升为哈威尔达尔，把哈威尔达尔升为少苏巴达尔，等等”[38] 。1856年，英国政府又通过改变宗教法案（Reli－gious Disabilities Act），保护印度教的改教者。1856年就任印度总督的坎宁勋爵（Lord Canning）在这方面更是特别积极。他给英国教会捐了大量的钱。当 时流言，坎宁到印度来是为了想使印度基督教化，也就丝毫不足怪了[39] 。在印度人民眼中，基督教徒就是随便吃东西没有种姓的人。他们把那些 随便吃牛肉和猪肉，随便喝酒的人叫做Kristān（基督教徒）[40]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都惴惴不安。印度教的婆罗门感到自己的 权力受到威胁，伊斯兰教徒也感到，“他们的前途确已日薄西山了”[41] 。伊斯兰教徒叫做瓦哈比（Wahhābī）的一派更是特别恨英国的统治，因为它剥夺了他们世袭的权利。西方宗教与印度固有的宗教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种族和种姓方面，印度人民与英国统治者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尽管印度人民是被征服者，英国人是征服者，但是印度人民仍然是看不起英国人的，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种族，又是在种姓之外的。另一方面，印度人又害怕英国人破坏他们的种姓制度。约翰·劳伦斯说：“作为一个集体，印度‘土兵’真正相信，广泛地使用 破坏他们种姓的子弹，只是时间问题……这就是起义的真正原因。”[42]
以上谈的是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一些矛盾。但是矛盾也存在于印度人民之间。印度的许多宗教之间也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就有长期的传统的矛盾。对印度来说，伊斯兰教也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它是随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的侵入而传到印度来的。一开始，它就与印度教有尖锐的矛盾。莫卧儿王朝统治者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他们与印度统治者进行的许多战争，是民族的战争，也是宗教的战争。伊斯兰教与锡克人之间也有极深的矛盾。上面曾谈到锡克人不参加起义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宗教的矛盾。起义的领袖虽然各教的人都有，但是在德里拥立的却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皇帝。锡克人为了摆脱伊斯兰教的奴役，打了一百多年的仗。要他们一下子放弃世仇与莫卧儿统治者言归于好共同驱逐英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终于派出了军队，协助英国人，攻占了德里。本来在锡克人中间就流行着一个预言：有一天，哈尔撒（Khalsa）会到德里去的，并 把它夷为平地，这地方是德里皇帝杀他们的祖师（Guru）的地方[43] 。这个预言终于实现了。
同宗教矛盾有密切联系的还有种族和种姓的矛盾。其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在印度各族人民之间，甚至在一族的各种姓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譬如在旁遮普，锡克人与其余的印度人之间就有“种族”方面的冲突。锡克人之所以协助英国人镇压自己的兄弟，除了上面说过的宗教方面的原因之外，这也是原因之一。
此外还有印度人民与印度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印度的统治者，不管是德里的莫卧儿大皇帝，还是土邦的王公，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剥削压迫人民的。他们榨取人民的血汗，积累起来了以天文数字来计算的财富。他们服用之奢侈，宫殿之富丽，只有到《天方夜谭》里才能找得到。而印度许多人民之穷困，也只有亲眼看到的才能相信。两者之间有尖锐的矛盾，不是很自然的吗？但是在更凶狠的外来的敌人面前，当两者的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矛盾有时候也可以减轻，两者之间的利益暂时也可能有一致的地方。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乌德。乌德的那华伯统治人民，民不聊生。但是当他被 英国人撤掉，被赶出王宫的时候，人民又流下了眼泪，发誓为他报仇[44] 。
印度统治者之间也是有矛盾的。矛盾的产生，或出于历史上的仇恨，或出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德里的皇帝是伊斯兰教徒，是外来的征服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同锡克王公、拉其普他拿许多土邦王公，以及其他信奉印度教的王公的矛盾。起义领袖之一那那·萨希布与在德里被拥立的巴哈杜尔·沙（Bahadur Shah）就有意见，不能真诚合作。许多土邦也彼此仇视，主要是信奉印度教的土邦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邦不能消除成见。
以上这些各种各样的矛盾在起义前夕和在起义进程中，都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对起义来说，有些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印度人民之间以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联合；有些矛盾却又起了消极的作用，影响了这种联合，增强了印度人民与人民之间以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接的摩擦。
第三章 起义的爆发
根据上面那些简短的对于起义前夕印度社会上各阶层和各种矛盾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矛盾已经发展到严重 程度，特别是那个主要矛盾几乎牵涉到各个阶层，非加以解决不行了[45] ；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武装斗争。
起义并不是突然爆发的，虽然对英国人来说，是有些措手不及。当时到处都弥漫着对英国统治者不满的情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起义的征兆是再明白不过了。起义前，印度社会上流传着一个预言，说1757年英国征服了印度，他们的统治只能有一百年，到了1857年，英国人就该滚蛋了。1857年的春天，在德里还流传着许多流言，说阿富汗国王多斯特·穆哈马德（Dost Muham mad）怂恿波斯人打英国人，又说，俄国也就要出兵了。这些流言不一定都有根据，但是它至少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土兵”里纪律坏到极点，许多地方发生了兵变。但是英国人对这一些都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翁巴拉（Umballa）总司令部里以及加尔各答的总督府里都是一片太平气象。印度总督大贺胥在临下台的时候，还作了一个夸大的丑表功的报告，好像天下已经太平，毫无后顾之忧。马克思说：“印度‘土 兵’起义（1857—1859年）就给与这种夸大之词以答复。”[46]
英国人的太平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在兵力的配备上。“土兵”与欧洲兵人数的比例本来就有问题，“土兵”们的比例很高。但是英国人并不去想办法。许多重要的战略地区，像德里、阿拉哈巴德，都只有“土兵”驻防，而无英兵。在加尔各答和阿拉哈巴德之间，只有一团英兵驻在巴特那附近的地那浦尔（Dinapore）。在孟加拉和比哈尔，也没有欧洲军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人不但毫无戒备，还在印度以外的许多地方进行侵略战。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结束不太久，1856年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进行对波斯的战争，在同一年，才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
这些都给印度人民制造了有利的机会。
在印度人民方面，起义是有充分准备的。在1856年，烤好的小饼子（Chupattie）就从一村传至另一村。一个人来到一个村庄，找到村长，把六个小饼子交给他，告诉他说：这六个饼子是送给你的，请你再做六个，送到别的村庄去。村长接受了这六个饼子，另做六个，送出去。就这样，这些饼子就一村一村地传起来。谁也不知道，这些饼子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的。有的人说是德里附近，又有人说是乌德[47] 。
同时，在军队里，就传递荷花。常常有人来到一个营房，手里拿着荷花，把它递给本团里主要的本地军官。花就在团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每个人接到手里，看一下，就传给别人，什么话也不说。当这荷花传到本团里最后一个人手里的时候，他就跑出去，把花送到第二个驻兵的地 方。实在的意义谁也说不清，但是谁也懂得这意义。一切尽在不言中[48] 。
上面两件事情就说明，印度人民中间已经有秘密的革命组织。这些秘密组织是什么人组成的呢？大概是有失势的土邦王公，也有印度人民。那那·萨希布派阿则谟拉汗（Azimullah Khan）到英国去给自己争继承权，没有结果。离开英国，他就到欧洲大陆上进行秘密活动。他到了土耳其首都。当时俄土正在进行战争，英国人在塞瓦斯托浦尔吃了败仗。他还到了俄国，曾同《泰晤士报》军事记者罗素到前线上去观战。离开俄国，他又到过一些什么地方，作过一些什么秘密活动，都不清楚。他回到印度以后，那那·萨希布宫中的气氛大变。他告诉那那·萨希布，英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并不像印度人想的那样厉害。于是那那·萨希布的决心更坚定下来。《薄迦梵歌》里黑天王说的一句话：“因此，准备战斗吧！”（Tasmāt yuddhāya yujyasva）就成了流行的口号。他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宣传，也派使者到土邦王公那里去，从德里一直到卖索尔，到处都有他的使者。英国人就曾在卖索尔的朝廷上捉到过一个这样的使者。
乌德的那华伯（土邦酋长），自从土地被兼并以后，就从勒克瑙搬到加尔各答附近来住，同住的还有他的首相阿里·那希·汗（Ali Nakkhi Khan）。表面上他们过着挥霍豪华的生活，实际上他们也在搞秘密的革命活动。阿里·那希·汗派人伪装成苦行者和遁世者（Sanyāsi），去鼓动“土兵”起义。他同军队里面的印度军官秘密通信，向他们宣传独立自主。因此，在“土兵”部队里，反英情绪就如火上加油，有燎原之势了。印度教的“土兵”手捧恒河水，伊斯兰教的“土兵”面对《古兰经》，他们发誓，要消灭英国人。
这些给英国人撵下台的土邦王公财宝如山，不愁没有钱用。他们就利用这雄厚的经济力量，把成百成千的伪装的苦行者、有学问的婆罗门派出去。这些苦行者和婆罗门一点也不穷，有时候乘坐大象旅行，有武装兵士保护。他们所经之处，到处有搭好的帐棚，供他们休息住宿之用。有势力有影响的伊斯兰教学者（Moulvie）也受了委托，出来宣传圣战。结果是，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里，到处都可以遇到这样的苦行者、婆罗门学者和伊斯兰教学者。他们的影响在人民中传播开来。担水夫不给英国老爷担水，女仆不经允许，就离开英国人的家。这时候，连木偶戏也被利用来宣传起义，吉卜赛女人和她们的丈夫，游方郎中，也出动了。吉卜赛人就用自己那一套办法，来预言英国统治的垮台和革命的必要。
著名的伊斯兰教爱国的学者阿哈马德·沙（Moulvie Ahmad Shah）也在这时候开始到处游行，宣传革命战争。
革命的秘密组织的发源地是康浦尔和勒克瑙一带。从这里迅速地扩展开来，在北印度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组织，相互之间也建立了联系。兰哥·巴卜吉（Rango Bapuji）企图在德干高原建立组织，古玛尔·辛格（Kumar Singh）企图在扎各地师浦尔（Jagadishpur）建立。在巴特那，圣战的呼声也响了起来。在海德拉巴德，伊斯兰教徒在秘密集会。在马德拉斯，在1857年初，城墙上出现了传单，号召大家起来驱逐英国鬼子。
为了便于联系，除了旅行以外，人们也采用了通信的方式，信里用的都是些神秘的语言。后来英国人检查信，他们就用暗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军营里，“土兵”们互相鼓励，为祖国而战。从“土兵”驻扎的地方巴拉克浦尔（Barrackpore），用乌德的那华伯的名义，发出了成千上万封的信，寄到旁遮普、摩呵剌佗驻有“土兵”的地方，也寄到密鲁特和翁巴拉。英国人开始怀疑起来，就来检查这些信。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兄弟们，我们自己把外国人的刀剑刺入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暴动起来，胜利是有把握的。从加尔各答一直到白沙瓦，就会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战场。”“土兵”们常常在夜里秘密开会。为了不被别人识破，大家都蒙了脸，只留下两只眼睛。如果有人有了告密的嫌疑，他就立刻被处死。为了加强团与团之间的联系，就安排在过节的时候互相邀请。选出来的“土兵”到苏巴达尔家里去开会。看样子，每个团里都有由“土兵”军官们组成的一个类似委员会的组织，事情的决定权都掌握在军官手里。
在联系酝酿成熟之后，他们就决定了同时起义的日期，这日期是1857年5月31日。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怎样来看起义爆发的根源[49] 。他们简单地把起义的主要根源推到涂了油的子弹上去。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任英国总司令时，试用新的武器恩菲尔德来福枪。上子弹的时候，兵士要用牙去咬破包裹的纸。于是就产生了流言，说子弹上有牛油和猪油。我们知道，当时印度有两个大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视母牛为神圣，而伊斯兰教又是忌讳猪肉的。这样一来，“土兵”就纷纷议论起来，他们说，英国人之所以这样作，是想使他们改信基督教。
据说还有这样一件事情：1857年正月里的某一天，在加尔各答附近达姆·达姆这个小地方，一个雇佣兵向一个婆罗门“土兵”从他的杯子里要一点水喝。高级种姓的婆罗门害怕受了沾污，拒绝了。这 个雇佣兵说，你瞧着吧，你不久就会失掉种姓，因为子弹上涂着牛油[50] 。
子弹上是不是真涂了牛油和猪油呢？最初，印度的权威人士不相信的。但是调查的结果却证明，在乌尔威池（Woolwich）的确是用牛油或猪油涂子弹的。四年前，这样的子弹就从英国运到印度来了。孟加拉军的副官长曾提出警告，不要把这种子弹发给任何“土兵”部队，除非确有把握，他们不会反对，但是却没有人注意这警告，子弹还是发出去了。最初只发给几个团，目的是看一下天气对涂的油的影响。“土兵”们接受了子弹，并没有发出任何怨言。1856年，开始在印度制造用在新的恩菲尔德来福枪上的子弹，属于婆罗门种姓的工人对于涂子弹用的油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然而现在一个雇佣兵却公然戳破了这个秘密。
秘密戳破了之后，英国人当然用尽全力来弥补。他们立刻停发这种子弹，只有当一团廓尔喀兵请发的时候，才发给他们。但是这个故事还是像生了腿一样传开来了。加尔各答的婆罗门和乌德酋长的暗探们决不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乘势推波助澜，宣传反英。达姆·达姆的英国军官向本大区的师长希尔塞将军（General Hearsey）做了报告，希尔塞在报告里附上了自己的意见，请允许达姆·达姆的“土兵”涂自己的子弹，把报告送上去。可惜，由于拖延，一直到正月28日，他才得到通知，他的建议已被批准。然而已经晚了。
这个时候，巴拉克浦尔的第三十四“土兵”步兵团早就暴动起来了，他们已经放火烧了英国军官的房子。2月26日，巴林普尔（Berhampore）的第十九“土兵”步兵团暴动。他们听到了分遣第三十四团的消息，他们拒绝接受第二天检阅用的雷管。司令官威胁要惩罚他们，但是他们不为所动。要想真正惩罚他们，离开英国军队是不行的。于是总督就下令到仰光去调第八十四团。3月初调到。
同时，巴拉克浦尔的“土兵”情绪愈来愈激动。秘密组织牵线人之一阿里·那希·汗已经派了人来在第三十四团里做了不少工作。“土兵”们虽然可以自己涂子弹，但是他们又怀疑子弹纸里有什么他们认为不妥当的油类。检验的结果证明无妨，但是他们连这个报告也怀疑起来。总督坎宁勋爵（Lord Canning）接受了一个建议，不再让“土兵”用牙去咬，而是让他们用手去撕。但是毫无作用。
3月29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第三十四“土兵”步兵团里有一个叫曼加尔·潘迪（Mangal Pandy）的兵士，本来是婆罗门出身，热爱自己的宗教和祖国，在操场上，从队伍里跳出来，高呼：“起来！兄弟们，起来！你们为什么畏缩不前，兄弟们，来，让我们起来！我用你们对宗教发的誓言来要求你们！来，让我们起来，为了我们的自由，向阴险的敌人进攻吧！”英国军曹长修森（Hughson）命令“土兵”逮捕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动。潘迪开枪把修森打死。正在这时候，少尉包（Bangh）来到这里。潘迪又向他开枪，没有射中。他开枪，也没打中潘迪。两个人都抽出剑来。有一个伊斯兰教的“土兵”出来帮助英国军官，群众高呼：“不许动曼加尔·潘迪！”上校惠来（Wheeler）赶来命令逮捕潘迪，仍然没有人动。希尔塞将军听到消息，带着一队欧洲兵赶来。潘迪想打死自己，没有打死，只是受了伤，被捕。4月6日，军事法庭审他，判绞刑。4月8日执行。
潘迪虽然死了，但是他英勇的行为，热爱祖国的精神却永远留在印度“土兵”的记忆中 。“曼加尔·潘迪”这个名字就成为唤起千百万人民奋勇杀敌的号角[51] 。
第十九“土兵”步兵团终于被遣散了。到了5月6日，第三十四“土兵”步兵团也被遣散。“土兵”们脱下制服。帽子是自己出钱买的，本来可以拿走的，但是他们却把帽子丢到地下，用脚去踏，然后愤愤地离开操场。就这样，在孟加拉首先发难的两个“土兵”团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孟加拉仿佛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因为今后起义的爆发和扩大是在孟加拉以外的地方。
在这时候，起义的星火已经开始燎原了。到处都有不安和骚动。翁巴拉是英国总司令部所在地，然而就在这里，在1857年的三四月里，英国军官的房子常常在夜里被烧掉。在乌德的首府勒克瑙，英国人和卖国贼的房子也常在夜间起火。
密鲁特是起义真正爆发的地方。这里的气氛更是特别紧张，仿佛是夏日暴雨前的天空，只要一声雷鸣，几线闪电，暴雨就会扫下大原。这里住的兵很不少，一共有两团“土兵”步兵，第十一团和第二十团；一团“土兵”骑兵，第三团。英军兵力在西北省也是首屈一指的，一团龙骑兵，第六十来福枪团的一营，还有一队马炮兵和一个炮兵中队。在达姆·达姆那一个雇佣兵说的有关子弹上涂的油的那几句话，在这里反应也特别强烈，“土兵”里面弥漫着兵变的情绪。第三“土兵”骑兵团的司令史密斯上校（Smyth）看到了这种情况。4月23日，他发出命令，在第二天检阅骑兵团的哨兵。他想利用下令掐掉子弹角的时候，把子弹上涂油的问题来解释明白，以安定军心。到了第二天，他果然下了令。但是出他意料之外，在九十个哨兵当中，只有五人用手去摸了摸子弹，其余的动都不动。总司令下令组织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结果是判处十年监禁。
5月9日，星期六，全旅的兵官都集合起来。英国人决定在全旅面前宣布那个判决。他们的用意，谁也猜得出，他们想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来慑伏印度“土兵”。在欧洲兵的监视下，那八十五个被判十年监禁的印度爱国者站在那里，剥去军装，夺走武器，然后带上手铐脚镣。我们能够想象，复仇的火焰怎样煎熬着全体印度“土兵”的心！但是，英国人的大炮正对准他们，他们当时没有动，他们沉默着看完这一幕“精彩”的表演。
散队以后，他们走在街上，街上的女人们骂他们：“你们的兄弟在监牢里，你们却在这里游荡，杀死苍蝇！真不要脸！”他们走回营房，秘密召开会议。有一个问题在煎熬着他们：他们是等到5月31日呢，还是现在就动手？自己的兄弟在监牢里受苦，自己却像个哑巴似地一声不响，难道还能忍耐下去吗？不，决不。他们通知德里，11日或12日，他们一定到。
5月10日，星期日，天已经到了黄昏。正当英国兵集合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呼：“来福枪队和炮兵来解除‘土兵’的武装了！”这像是一声冲锋的号，好几百个“土兵”立刻打入监牢，释放了囚犯，人民也带了武器跑到街上来。整个密鲁特立刻动起来了。到处高呼：“杀死佛郎机人！”（Māro Feringhiko！）第十一团的芬尼斯上校（Finnis）骑着马赶来威吓他们。第二十团的一个“土兵”开枪把他从马上打下来。复仇的火焰在整个密鲁特燃烧起来。“土兵”们，印度人民，只要看到英国人，就把他杀掉。所有有英国人的房子，不管是住宅、办公室，还是旅馆都一律烧掉。一个军官跑到电报局去，想打电报通知德里的当局，但是电线已被割断。希威特将军（Hewitt）束手无策。旅长威尔逊（Wilson）率领龙骑兵赶了来，但是已经找不到“土兵”。他们已经向德里进发了。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如火如荼的印度民族起义就像燎原的大火一样地爆发了。
第四章 起义的进程
德 里
密鲁特在德里东北约四十英里。一夜行军，到了5月11日的早晨，骑兵首先到了德里，从克什米尔门入城。
德里有一个英国旅长，但是他手下除了三团“土兵”外，却没有英国兵。听到密鲁特“土兵”来到德里的消息，第五十四团的李普莱上校（Ripley）率领“土兵”去阻击他们。“土兵”开枪把他打死。
骑兵后面跟的是穿红衣服的步兵。等到步兵来到的时候，三团“土兵”已经变了两团，只有一团表面上还保持平静。于是内外的变兵联合起来，里应外合，高呼：“杀死佛郎机人！”见到英国人就杀。
“土兵”们和市民们都涌入皇宫，他们高呼：“皇帝万岁！”这时候的所谓皇帝是莫卧儿王朝最后的一个，名叫巴哈杜尔·沙（Bahadur Shah）。英国人进来以后，他只是一个傀儡。现在“土兵”又想把他拥上宝座。最初他还有点迟疑。密鲁特的炮兵到了德里以后，鸣炮二十一响，向他致敬。在大炮声中，他下定了决心，参加起义。
在御前开过一个会议之后，起义者发布命令，昭告天下。巴哈杜尔·沙被正式宣布为印度皇帝。皇帝下设行政会议，是国家的领导机构，由十个成员组成，六个人代表军事部门，四个人是文官的代表。十个成员中选出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以得票多者当选。主席在会议中有两个表决权。皇帝有权出席行政会议；实际上，他从没有享受过这权利。行政会议的决议没有皇帝的签署无效；实际上，他们都是强迫皇帝盖印。对巴哈杜尔·沙来说 ，变化并不大，他不过是由英国人的傀儡一变而为自己人的傀儡而已[52] 。
起义的“土兵”在宫里杀死英国专员弗莱则（Frazer）和其他的英国代表。在街上，他们也是见到英国人就杀。但是，尽管他们杀死了不少的英国人，可是连英国人也承认，他们没有污辱过英国妇女。从这里，可以看到，印度“土兵”起义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英国人能逃的逃了，没有逃掉的被杀了。到了5月16日，德里已经完完全全掌握在起义者手中，英国在这里的统治梦幻似地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起义发展到这个地步，参加者早已超出“土兵”的范围。城里的市民和乡村里的农民也参加进来了。侥幸逃出德里的英国人，有的化装成遁世者，有的把自己的皮肤染黑。一旦他们的真相揭穿，乡下人就把他们杀掉。广大的乡村都从英国的奴役政权下解放出来了。
在今后四个多月中，德里就像是一座起义的灯塔，屹立在印度北部。
总督的部署
德里被占后二日，总督才得到报告。这时候，他才真正慌了手脚。他立刻下令，把参加波斯战争的军队调回印度；他命令第四十三团和第一马德拉斯轻步兵团整装待命；他派轮船到缅甸去调白古的第三十五团；他还向锡兰总督呼吁，请他出兵。亡羊补牢，他还发表了告“土兵”书：“我们不想干涉你们的宗教和种姓的事，我们决不想侮辱你们的宗教。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制子弹。吃了公司的饭而反对公司，是一件罪孽。”
就让它是“罪孽”吧。印度人民用更多的暴动来回答他。
旁 遮 普
德里事变的消息到了总司令部所在地翁巴拉的时候，总司令安松（Anson）正在西姆拉安闲地休假，他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变。5月15日，他匆忙地赶回翁巴拉，却几乎是束手无策。缺少军队，缺少给养，缺少车辆，一切都成问题。
但是更使他焦心的还是旁遮普人民的态度，以及介于德里与旁遮普之间的几个小土邦的态度。如果他们参加了起义，旁遮普到德里的交通就会断绝，虽有精兵良将，也难飞渡。如果他们不参加起义，那么两地之间的交通就可以畅通。只要路不断，其他的问题也就慢慢地可以解决了。
根据我们上面分析过的存在于旁遮普的那些矛盾，此地的土邦王公应该不会反对英国，而住在这里的锡克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英国人。事实也正是这样。
佩提阿拉（Patiala）的酋长派自己的兄弟带领“土兵”去守卫塔纳斯瓦尔公路。钦德（Jhind）的酋长守住了帕尼帕特。对英国人来说，这都是交通的枢纽。德里皇帝那里派来了使臣，都给他们杀掉。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援英国人。很多锡克人也支援英国人。他们甚至派了军队，在英国人的指挥下，同自己的兄弟们作战。
有了这一些有利的条件，这一位总司令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他的精神又抖擞起来。他于是就亲率大军，从翁巴拉向德里进发。5月27日，到了卡尔那尔（Karnal），死于霍乱。巴那得爵士（Sir Henry Barnard）代统其军，继续向德里前进。他一路上杀人放火，说是给英国人报仇。他的军事法庭就设在马背上，一转眼的工夫，他就能判决大批的死刑。英国兵用刺刀把牛肉塞到印度教徒的嘴里去，还用种种的严刑拷打印度人民。
就在安松死的那一天，密鲁特的英军也在旅长威尔逊率领之下，向德里进发。此时的密鲁特附近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英国的政权不复存在，另外的政权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一些情况，英国人都没有工夫管了。他们一心想夺回德里，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来打击起义者。
在这时候，到德里来的还有雷德（Reid）少校率领的廓尔喀（尼泊尔）兵。6月7日，巴那得与威尔逊会师德里城下。从此以后，起义的灯塔德里就处在英国兵和他们的同盟军围攻之下了。
我们先把德里放一下，谈一谈旁遮普的一般的情况。
德里事变的消息到达拉合尔的时候，这地区的主要负责人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不在那里，司法专员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立刻行动起来。两个主要的问题摆在他眼前，一个是拉拢人民，一个是解散“土兵”。
这里住的锡克人一般说起来是同情英国人的。英国人用不着做很多的工作，他们就倒过来了。英国人还派人到西北边区阿富汗部落里去说服他们，劝他们不要反英，并用大量的金钱来贿赂他们，想收买他们当炮灰。
至于解散“土兵”，英国人在这里也是下了最大的决心的。旁遮普的“土兵”大部分都驻扎在拉合尔附近的米安·米尔（Mian Mir）。5月13日，一听到德里事变的消息，立刻召集“土兵”，在英军骑兵和炮兵的包围下，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在白沙瓦，专员爱德华兹（Herbert Edwardes）和副专员尼克松（John Nicholson）召集旅长可顿（SydneyCotton）和旁遮普非正规步队司令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开军事会议，决议成立机动步队，哪里兵变，就到哪里去镇压。这决议经劳伦斯批准施行。尼克松一方面派人防守印度河的每一个渡口，一方面又派人劝说印度河流域的酋长出兵。5月21日中夜，爱德华兹和尼克松听到瑙沙赫拉（Naushahra）兵变的消息，“土兵”第五十五步兵团变了。他们决意解除驻在玛尔丹（Mardan）的第五十五团另一部分部队的武装。尼克松率领军队驱逐他们。他们想往德里跑，但是路途遥远。结果是给尼克松赶到克什米尔去。许多人就死在那里，或者被捉为奴，或者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同时爱德华兹和可顿用极端残酷的灭绝人性的手段来对付起义者。他们把爱国的起义者缚在大炮口上，一开炮，尸首就炸得粉碎。毫无心肝的英国的殖民主义的所谓学者居然赞扬这种办法，说他 们这样做就证明了他们是强者，因而在募集新兵方面，也就没了困难[53] 。
但是解除“土兵”的武装也并不是都是这样简单。在迦兰塔尔（Jalandhar）的“土兵”没有等候英国人来解散他们，就先下了手，变了。照我们今天的看法，他们似乎应该在什么地方变，就据守什么地方。这样就可以多开辟一些据点，分散英国人的兵力和注意力，然后把他们拖垮。然而当时显然是没有这种战略观念的，他们一变，就想往德里跑，仿佛德里真正是一座灯塔。这样一跑，就给英国人造成了好机会，他们派兵在路上截击、追击、围击。迦兰塔尔的变兵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但是他们还是把卢迪阿纳（Ludhiana）夺了过来，打死了英国的司令官。城里的各阶层的人民都起来响应，烧英国人的房子，烧卖国贼的房子。但是他们仍然不想留在这里，他们往德里跑。
5月31日，英国人在费路扎浦尔（Ferozapore）召集“土兵”操演，目的是想观察一下“土兵”的动静。在操演过程中，“土兵”保持冷静，所以英国人没有当场解除他们的武装。其中一团散队后奉命通过市场回兵营。商店里的老板以及买东西的顾客都同声嘲笑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团人也变了。他们同别的地方的“土兵”一样，不愿意留在本地，他们同样有一个坚定的目的——往德里去。
现在我们总起来看一下旁遮普的情况。英国人一方面拉拢住了锡克人，这些人不但不反对他们，而且还为他们卖命。另一方面，他们又解除了“土兵”的武装，消灭了许多变兵。因为同时暴动的计划没能实现，各地的“土兵”起义，都有些各自为政的意味，步骤不统一，组织领导不统一。同时又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使英国人很容易地就占了上风。人民的反英情绪也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因此，在极短的期间内，旁遮普就平静下来，而且成了英国人进攻德里的基本基地。英国人对旁遮普的作用给了很高的评价：“如果丢了旁遮普，我们早就完蛋了。在援军到达北几省之前，英国人的骨头早就给 太阳光晒白了。英国也就永不会再恢复元气，挽回在东方的霸权。”[54]
旁遮普的秩序稍一恢复，英国这几个刽子手就作威作福，向民间征兵，向商人要钱，加强警察统治，加强严刑峻法。把印度人民镇压住，手里又有了钱，有了兵，7月24日，向德里进发，参加对德里的围攻。
然而，起义正像一片燎原的大火，并不限于旁遮普，也不只限于德里。
西北省（双河区）
西北省的首府是阿格拉，距德里一百三十九英里，在朱木拿河右岸。西北省的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
密鲁特起义的消息5月11日已经传到这里。于是流言四起，说起义者正从德里到这里来。英国人就慌成一团。这地区的最高的英国的负责人是考尔温（Johu Colvin），他慌得最厉害。
密鲁特起义的消息也在广大农民中传播开来。据英国人的看法[55] ，这里的农民过去在摩呵剌佗人的统治下受过苦，英国人“解救”了他们。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于英国人是有一些好感的。但是，他们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农民们对于新主子的许多措施，特别是教育措施，都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大地主也为英国人的新租税制度所苦。英国人委任的许多县长、警官鱼肉乡民，他们保护支持的高利贷者和谷物贩子，农民更是恨之入骨。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恨英国人干预他们的传统的风俗习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来了密鲁特起义的消息。
英国人心中有数，他们的惊慌是可以理解的。5月13日，考尔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变的办法。考尔温主张放弃营房，退到红堡里去，以全力防守这个据点。第二天，召集“土兵”操演，考尔温还讲了话。当时“土兵”态度很冷静，他于是又乐观起来，以为天下太平了，而且还打电报给坎宁勋爵报喜。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请求信提阿（Sindhia）和菩尔提浦尔（Bhurtpore）的酋长出兵援助英国人。这两个酋长都强调了自己对英国的忠诚，因为他们同莫卧儿王朝是世仇。
但是这些乐观情绪和援助都没有多大用处，“土兵”们有自己的打算。住在阿利迦（Aligarh）的第九“土兵”步兵团，是英国人认为最忠诚可靠的，是决不会变的。第九团的一部分土兵驻扎在波兰特（Boland）。在这时候，有一个婆罗门来到这里，游说大家暴动。结果有人告密被捕，押到阿利迦，5月20日，被绞死。一个兵指着他的尸体说：“请看这一个为我们的宗教而牺牲的人！”“土兵”们当时就变了。英国军官措手不及，大为慌张。“土兵”们对他们特别宽大，不杀他们，放他们逃命，他们都抱头鼠窜而去。
这里的军队一变，驻扎在民浦尔（Minpur）的一部分随着也变了。5月23日，驻伊塔瓦（Itawa）的“土兵”也变了。他们进攻英国人的营房，打破了监狱。于是阿格拉立刻紧张起来，英国的妇女、小孩子，带了家具，纷纷逃入红堡避难。
接着是一系列的兵变。5月30日，驻扎在秣菟罗（Mathura）的军队变了。5月31日，菩尔提浦尔土邦酋长送来的本来是准备帮助英国人镇压起义者的军队，不但不帮助英国人，反而倒戈与起义者联合起来了。就这样，整个西北省几乎都为起义的浪潮所淹没，英国人只保留了几个据点，像是大海里的孤岛。
拉其普他拿（Rajputana）
在这地方，我们还有必要谈一谈拉其普他拿的情况。在这里，一般说起来，算是平静的。但也并非没有兵变。在离开阿日米尔（Ajmere）约有十二英里的那西拉巴德（Nasirabad）驻有英兵一连和“土兵”第三十团，有炮兵，还有第一孟买枪骑兵团，此外还有从密鲁特调过来的“土兵”第十五团。5月28日，第十五团首先发难，抢了大炮，杀死了许多英国军官，烧了英国人的房子。同许多地方的变了的“土兵”一样，他们不愿意留在本地，他们也有一个坚定的目的——往德里去。
罗希尔汗德（Rohilkhand）
罗希尔汗德同英国统治者是世仇，灭掉这个王国的正是英国人。这里的人都蓄意复仇，仇恨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里。密鲁特事件一发生，就像是燎原的大火，全区都焚烧起来了。
起义的中心是首府巴累利（Bareilly）。这里驻扎着三团“土兵”，第八非正规骑兵团，第十八和六十八步兵团，另外还有一队印度炮兵，司令官是旅长西巴尔德（Sibald）。1857年4月，“土兵”对子弹就有了怀疑。5月14日，密鲁特事变的消息一传到，英国人就慌张起来，首先是把家眷送走。第二天，召集“土兵”出操，向他们解释子弹问题。但是子弹问题只是起义的借口，仇恨是解释不掉的。到了月底，“土兵”就变了。在离开巴累利四十七英里的沙扎汗浦尔（Shahjahanpur），驻着“土兵”第二十八步兵团。15日得到密鲁特的消息，31日兵变。在距巴累利四十八英里的穆拉达巴德（Moradabad）驻着第二十九步兵团，18日得到消息，31日兵变。6月1日，驻布当（Budaun）的“土兵”也变了。于是英国人在罗希尔汗德的统治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就完全垮台了。
住在巴累利的汗·巴哈杜尔·汗（Khan Bahadur Khan）是罗希尔最后一个独立的酋长哈菲兹·拉玛特（Hafiz Rahmat）的后裔。他从英国人那里领两份津贴，表面上对他们异常忠诚。实际上他却是起义秘密组织首领之一。他本来想遵守共同的决定，等到5月31日才起事。但是他却接到德里方面的来信：“兄弟们，在德里正在同英国人战斗。由于安拉的恩惠，他们在我们手中遭到的第一次失败比在其他时候的十次失败都更使他们灰心丧气。无数保卫祖国的英雄们正往德里来。在这时候，如果你在那里吃饭，就请到德里来洗手吧。王中之王和祖国的光辉，我们的德里皇帝，会热烈的欢迎你们，适当地给你们报酬。我们的耳朵急于听到你们的炮声，眼睛望眼欲穿地想看到你们。来吧！立刻来吧！因为，兄弟 们，没有春天，玫瑰花如何能开呢？没有奶，小孩子如何能活呢？”[56] 汗·巴哈杜尔·汗是伊斯兰教徒，接到这一封信，就决心宣布圣战，消灭英国人。在当时的酋长中，汗·巴哈杜尔·汗同德里皇帝矛盾最小。他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也曾虐待过他治下的印度教徒。一提到为宗教而战，他立即起来响应。
在这时候，密鲁特的变兵已经有一部分跑到这里来。5月29日，流言说，“土兵”预备在早晨在河里沐浴的时候杀英国人。英国人把他们认为可靠的骑兵聚齐，来保护自己。但是骑兵却声明，他们决不同自己的兄弟自相残杀。5月31日的早晨，一个英国上尉的房子被烧。到了上午十一点，忽然响了一声枪。“土兵”立刻就排山倒海般地暴动起来，向英国人进攻。英国人逃到骑兵团去。但是这里的印度军官也是个革命者。兵士们高呼：“为宗教而死，来呀，绿色的旗帜在召唤你了！”许多英国军官被杀，连旅长也给打死了。汗·巴哈杜尔·汗成立了军事法庭，审判英国人，结果是一律处死。他自封为副王，号那华伯· 那齐姆（Nawab Nazim）。他向德里报告：巴累利独立了[57] 。
巴特那（Patna）
从战略上来讲，巴特那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它是当时印度总督所在地加尔各答与西北各地，包括德里和旁遮普在内，交通的枢纽。从居民成分上来说，这里的居民伊斯兰教信徒多，是伊斯兰教狂热主义的中心。这里的人对于这次起义有很高的热情。
英国人大概也了解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战略意义，特别在离城十英里的地那浦尔驻上了一团英国兵，监视着驻扎在这里的“土兵”。6月8日，又调来一个锡克营。
但是，在“土兵”和人民中间，起义的情绪已经酝酿成熟，时机一到，就会像火山似地迸发了。英国专员捉到了三个在民间秘密活动的伊斯兰教学者，他知道事情不妙，要求全体居民把武器交出来。7月3日，终于爆发了暴动。英国人的鹰犬锡克兵镇压下了这一次的暴动，勉强维持住了城内的秩序。
为了安全起见，师长劳合将军（General Lloyd）命令把雷管从军火库里运走，又命令“土兵”交出随身带的雷管。“土兵”抗拒命令，开了枪。他们在拉其普特贵族孔瓦尔·辛格（Kunwar Singh）协助之下，进攻阿拉（Arrah）。英国人在锡克人帮助之下，守住了这个据点，因而保证了加尔各答与西北各地的交通。英国史学家异常重视这一次战役，把它称做这次起义的转折点。
贝拿勒斯和阿拉哈巴德
正如巴特那是伊斯兰教狂热主义的中心，贝拿勒斯是印度教的中心。这里的人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对起义抱有热望。
这里只有三十个英国炮手，监视着第三十七“土兵”步兵团、一个非正规的骑兵团和卢迪阿纳锡克人。从力量对比上来看，英国的兵力显然是非常不够的。在“土兵”里面，早就有了秘密组织。5月里，许多回教的宣讲师在军中活动，城墙上出现了秘密布告。流言四起，人心惶惶。粮价也跟着高涨起来。有些英国人竟主张放弃贝拿勒斯。6月4日，城外一个兵营里的“土兵”变了。逢巧前一天马德拉斯第一团的尼尔上校（Neill）来到这里。他劝旅长解除“土兵”的武装。结果“土兵”在惊慌中向着英国军官开了枪。尼尔把所有的捉到的起义者都杀掉。在城内宣布戒严。所有的真犯、假犯、嫌疑犯，甚至连顽皮的孩子，只要捉到，立刻绞死。英国侵略者的兽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尼尔从贝拿勒斯赶到阿拉哈巴德，这个城市也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但是在起义以前，英国人显然对这方面注意不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里，竟连一个英国兵都没有。密鲁特事变以后，才调来了六十个老弱的炮兵。5月19日，第六“土兵”步兵团志愿进攻德里。6月6日，英国长官向他们宣读了一封总督的感谢信。结果是他们变了，杀死了五个军官。于是秩序大乱，铁道不通，电报截断，混乱成一团。刽子手尼尔赶了来，在一个星期内，安定了秩序。因而保证了这条东西交通要道的畅通，对以后战局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英国的志愿兵和锡克兵兽性大发，他们碰到的无辜的印度人一个也逃不掉，都给他们杀死。乡村被他们烧掉。老弱妇孺，无 家可归。在一片血光中英国侵略者和他们的鹰犬保持住了这一座名城[58] 。
康浦尔（Cawnpore）
许久以来，康浦尔就是英国人的军事重镇。这里驻扎着四个“土兵”团：第一步兵团、第五十三步兵团、第五十六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总共是三千人。但是在英国人方面，却只有五十九个炮手和一些老弱残兵。师长是惠勒爵士（Sir Hugh Wheeler）。
从这次起义的角度来看，康浦尔也是一个重镇。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那那·萨希布的宫殿就在附近。在密鲁特暴动前后，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起义的领袖，在帷幄中运筹决胜。
1857年4月底，那那·萨希布和阿则谟拉汗已经访问过所有的北印度的主要城市，为起义做好统一步骤的工作。但是到了5月15日，突然传来了密 鲁特暴动的消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能否等到5月31日呢[59] ？仔细考虑的结果，还是以镇静为妙。于是他们又等下去。
6月4日，骑兵首先发难，第一步兵团也变了。6月5日，第五十六步兵团跟着哗变。第五十三步兵团大部分还没有动。但是英国人已经失去靠山。除了他们自己的那几个人以外，还有八十个“土兵”“忠”于他们。他们不守火药库，而在城东北角上挖了一条战壕，守在那里。这条战壕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一跃而过，上面的工事连一条牛都挡不住。然而他们就守在那里。里面有老弱残兵、真正能作战的兵、少数的“土兵”，连上妇女孩子，约达千人。他们在里面守了三个星期。
按照其他起义的城市的经验，“土兵”一变，杀了英国军官，烧掉英国人的房子之后，就想到德里去。康浦尔“土兵”变了以后，并没有往德里跑。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的人认为，别的城市缺少有才能有威望的领袖，而这里却有不少这样的人。这是事实，但是作为不走的理由是不全面的。有的人说，那那·萨希布曾应允率领起义“土兵”到德里去。但是这不见得是事实。据我看，不走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到莫卧儿王朝与摩呵剌佗帝国的矛盾里去找。两者是世仇，有过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在宗教、种族和政权方面都有矛盾。起义以后，那那·萨希布自号丕什瓦，他的目的是在恢复摩呵剌佗帝国的光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到德里去与自己的世仇联合，不是很自然的吗？
那那·萨希布留在康浦尔，起义的“土兵”也留在这里。他登上宝座，把军队重新整编了一下，任命了新的司令官。在内政方面，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为今后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打下了基础。
被围在战壕里的英国人却有罪受。在6月的炎阳下，饥渴交迫，死了的没有法埋，伤了的没有法医，外面的援军迟迟不至。到了6月23日，这个日子是一百年以前普拉西（Plassey）战役发生的那一天，是英国人最“光荣”的日子，到了这一天，被围在壕沟里的英国人缅怀往事，想乞灵于祖先的“光荣”，鼓起最后的勇气，奋勇出击。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仍然缩回来。最后的办法只有投降了。
6月27日，他们离开了战壕。那那·萨希布答应把他们送到阿拉哈巴德去。他们上了船，印度兵就开了枪。全船的人，除了四个人还活着以外，其余全被打死了。逃走的一只船到了第三天也陷入激流，船上的男女老幼都被送回康浦尔。共总有二百多名英国人被围在比比加（Bibigarh）一座建筑物里。7月15日夜间，全被杀死。17日，尼尔和哈未罗克（Havelock）率兵赶到，然而已经晚了。印度人杀英国人，说是报贝拿勒斯和阿拉哈巴德之仇。尼尔来到，大杀印度人，又说是报康浦尔之仇。不管怎样说，刽子手尼尔的兽性又在这里大大地发挥了一番。
詹 西
当那那·萨希布和坦提阿·托皮（Tantia Topi）在康浦尔高举义旗领导印度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詹西的王后拉克湿迷·拜依也在紧张地筹划着。他们三个从小在一块儿游戏，骑马，乘象。后来又都成为印度民族起义的重要领袖。
6月4日，詹西也起来了。英国人退入堡垒。堡垒攻破，英国人挂白旗投降。6月8日，在城内游行，英国人也夹在行列里。几天以前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英国老爷们现在却成了战俘游行示众了。游行完毕，就被杀掉。被英国人吞并掉的詹西王国现在又复活了。
勒 克 瑙
勒克瑙是乌德的首府。乌德被吞并以后，亨利·劳伦斯爵士（Sir Henry Lawrence）被派到这里来担任行政长官。这是1857年正月里的事情。他预感到人民将要暴动，于是采取了许多怀柔笼络的方法，来安定人心。封官赐爵，颁赏酬土，花样繁多，不能列举。此外再加上甜言蜜语，极尽拉拢之能事。然而乌德人民，乌德的王室、贵族、地主、官吏，尽管平时也有矛盾，此时却有共同的要求：恢复乌德的独立。
这里驻的兵力是相当雄厚的。一个英国团，第三十二步兵团，驻在长官府东边约一英里半的兵营里。此外还有五个“土兵”步兵团和一个“土兵”骑兵团，驻在城内和河两岸。
英国人也知道他们玩的那一套花样用处不大。5月13日，密鲁特暴动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就紧张地准备应变的工作。16日，把三十二团的一部分调到长官府来。17日，把妇女小孩送进长官府。到了5月30日，城北的“土兵”首先变了。第二天，城内也爆发了暴动。6月初，城外所有驻“土兵”的地方都发生了兵变。在西塔浦尔（Sitapur），在巴莱赤（Barhaitch），在西克罗拉（Sikrora），在贡达（Gonda），“土兵”都起来了，杀英国长官，烧英国人的房子。在梅拉浦尔（Melapore），根本没有“土兵”，但是这里的平民也起来把英国官吏赶跑。
下县里和乡村里，英国人的统治也垮了台。以前失去土地的达鲁克达尔，现在又把自己的土地夺回来，有钱的人被抢一空。但也还有少数的达鲁克达尔同英国人勾勾搭搭，把粮食送给劳伦斯。这些人只能算是印度人民中间的败类，他们的行动挽救不了英国人，也阻挡不住千千万万的印度人民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从5月底到6月初，全省都陷入起义的巨浪中。柴明达、替英国人服务的小职员、农民、商人、学生，不管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全都起来了。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弗莱斯特（Forrest）所说的：“就这样，在十天以内，英国人在乌德的统治像梦一般地消逝了，没有留下一点东西。部 队变了，人民丢掉了忠诚。但是却没有报复行动，没有残酷行为。”[60]
劳伦斯率兵出击，被挫回来。7月2日，他因伤致死。旅长因格李斯（Inglis）接替了他的职位。不到一千英兵，还有一些“土兵”，就被围在长官府里。围攻的“土兵”约有万人，但是缺少领导，始终不能攻破。英国人望眼欲穿期待的援军，迟迟不来。到了9月16日，英国兵已经阵亡了三分之一。他们死守住这一个小点，像是大海里的孤岛。
第五章 起义的结束
为了扑灭这一个像燎原的大火一样的起义的烈焰，英国殖民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头子们，在进行紧张的工作。起义前夕的那种麻痹思想，早为起义的战声扫除净尽。他们调兵遣将，四出求援。他们向英国本国政府呼吁，向尼泊尔呼吁，向所有还忠实于他们的土邦王公呼吁。他们把在波斯才结束了战争的军队调回印度，把准备派往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军队半途截回去调往印度。总之，他们想尽一切方法，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来维持在印度的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不惜“血流漂杵”，万人骨枯，他们不择手段，只想达到一个目的：在印度呆下去。
德里的陷落
英国侵略者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印度起义者的形式上的首都德里。围攻这座城市的英国方面的军队力量是颇为雄厚的。里面有原来驻扎在起义爆发地密鲁特的威尔逊将军统率的部队，有原来驻扎在旁遮普的尼克松统率的所谓机动部队，有英国侵略者的帮凶锡克部队、巴丹（Pathan）部队、从尼泊尔来的廓尔喀部队和克什米尔的部队。
被围在城内的起义者的力量也是很雄厚的，只从数目上来看，要比英国方面多一倍。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数目大，而在于指挥统一，行动一致。起义者的致命伤就正在于指挥不统一，行动不一致。
我们上面已经说到，许多地方的起义者，一旦发动之后，不想留在本地，而想到德里来。从战略上来讲，这是很不正确的。这样多的从各地来的军队，集中在德里以后，谁也指挥不了谁，谁也不听谁的指挥。结果是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中间再夹杂上许多矛盾：地域的矛盾，语言的矛盾，特别是宗教的矛盾，就更乱成一团。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不团结，大大地影响步骤的统一。黄袍加身被拥上宝座的那一位莫卧儿大皇帝，年迈龙钟，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根据他被俘以后的供状，起义的领袖和士兵对他丝毫也不尊重，甚至侮辱。在这样的情况下，德里如何能守得住呢？
英国人就利用了这些起义者方面的弱点，加紧向德里进攻。几乎是从德里宣布独立的时候起，英国军队就率领一群鹰犬来到这里，驻扎在城外。英国人的进攻，以及城内的反击反复过许多次，双方互有胜负。到了1857年的9月13日，英国人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和详细的计划，开始发动总攻。共分为四路，一二路夺取大炮轰开的城墙上的裂口，三路从克什米尔门入城，四路从喀布尔门入城。这一天，英兵伤亡很重，尼克松阵亡。他们只占了从城东北角到喀布尔门之间的一段地方。但是他们坚持不退。在以后几天的战斗中，英国兵终于冲破了城防军的阵线，攻进城去。到了9月19日，全城都在他们掌握中了。
莫卧儿王朝最后的皇帝巴哈杜尔·沙从红堡里逃出来，逃到他的祖先胡马雍陵上去。一个英国青年军官在这里找到他，俘虏了他，把他的几个儿子立刻枪毙。这位皇帝被送上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同他的一个爱妃迁至缅甸，老死在监狱里。多少年来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现在真算是亡了。
英国军队进城以后，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欧特拉姆爵士（Sir James Outram）甚至主张，把全城烧掉。爱尔芬斯通勋爵（Lord Elphinstone）写信给约翰·劳伦斯爵士说：“城被攻破以后，我军的暴行简直令人惊心 动魄。不分敌友，一律报复。谈到抢劫，那就要超过纳第尔·沙。”[61] 这是英国人，而且是一个在印度执行侵略政策的高级官员说的话，总不能说是印度人的一面之辞吧。
德里失陷以后，一座对许多起义者有很大的吸引力的革命的灯塔，也像梦似的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旁遮普的人民原来对英国的力量有些怀疑，因而徘徊观望。现在对英国的力量又增强了信念。其他地方的人民也或多或少有类似的情形。这对英国侵略者是非常有利的。
勒克瑙的争夺战
1857年11月中旬，英国的总司令康拜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率领军队，来解勒克瑙之围。英国方面的军力固然加强了，起义者方面也同样得到了增援。从德里逃出来的溃军大部分都来到勒克瑙，加强了围攻的力量。这时候，被围在长官府里的，除了因格李斯的部下以外，还有在9月25日冲进来的哈未罗克和欧特拉姆率领的军队。
11月13日，康拜尔率领五千人驻扎在阿兰巴哈（Alambagh）。16日，大军渡河，夺取了勒克瑙。到了23日，又自动撤走，因为人数少，守起来怕有困难。他只留下欧特拉姆守阿兰巴哈。
1858年2月28日，康拜尔离开康浦尔，率领大军，准备重占勒克瑙。尼泊尔派来的廓尔喀兵，在琼·巴哈杜尔指挥之下，也来参加战斗。守城的兵力虽强，但是却疏忽了城北的防守工作。这就给了英国人可乘之机。3月21日，全城陷入英国人手中。这一座有过光荣的战斗历史的名城从此又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霸占。但是，尽管首府被占，全省的人民还并没有屈服。他们还继续战斗，给了英国人一些打击。英国人费了相当大的力量，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在全省恢复了秩序。
围城前，坎宁勋爵交给欧特拉姆一个布告，准备城破后就张贴的。布告里说，除了少数的忠实分子以外，其余的人的土地一概没收。这一下子就触到了达鲁克达尔的切身利益。据欧特拉姆的看法：这些地主们，只要赦免了他们所犯的“罪”，把土地还给他们，他们一看大势已去，就会死心塌地帮助英国人；现在出这样的布告，他们只有打游击一途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子。一直到欧特拉姆的继任人蒙哥马利来到以后，答应把土地还给这一批地主，他们才又摇身一变，成为英国人忠实的仆从，唯英国人之命是听了。
中印度的战争
在起义者方面，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是起义的三个贵族出身的领袖，那那·萨希布、坦提阿·托皮和詹西王后拉克湿迷·拜依。原来康浦尔被英国军队占领以后，那那·萨希布就带了金银财宝和后宫的佳丽，离开自己的宫殿，逃到勒克瑙省的法德浦尔（Fatehpur）去。他在这里纠集流亡，重整旗鼓，准备再与英国人决战。他派自己的部下坦提阿·托皮到瓜辽尔（Gwalior）去活动。1857年冬天，坦提阿·托皮率领瓜辽尔的变兵两万，于卡尔彼（Kalpi）渡朱木拿河，与那那·萨希布联兵，败英国将军温丹（Windham）。12月6日，他又为康拜尔所败。
1858年2月，英国将领鲁斯爵士（Sir Hugh Rose）向詹西进军，守城的就是王后拉克湿迷·拜依。在这里有必要先谈一谈英国方面的总的进攻计划。从喜马拉雅山到文德雅山（Vindhya），英国人划分成几区，每区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这些区之上，大体上又可以归纳成两个大区。总司令康拜尔从阿拉哈巴德出发，转战于恒河和朱木拿河之北，征服了双河区，渡恒河，攻克勒克瑙，扑灭贝拉尔的起义的烈焰，镇压了贝拿靳斯、乌德一带的革命活动，终于把起义者的残军败将驱逐到罗希尔汗德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去，在这里把起义者一网打尽。鲁斯爵士负责比较南面的一个大区，这一区大体上说是位于朱木拿河与文德雅山之间。他得到了许多土邦王公的帮助，像海德拉巴和波帕尔（Bhopal）等；也得到了孟买和马德拉斯派来的援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鲁斯于1858年1月6日自慕豪（Mhow）出发，占蓝伽（Ramgarh），2月占桑加（Sangar）和加葛脱（Garhkot），就进迫詹西。
4月，坦提阿·托皮率领军队来救詹西，与拉克湿迷·拜依联兵。在起义者许多领导人之中，这两个人算是有勇有谋的，他（她）们都热爱祖国热爱自由。部下的将士也有为祖国牺牲的决心。但是，他们的武器太差了，军队的组织也远逊英国。他们终于为英军所败。4月3日，詹西为英军占领。王后与坦提阿·托皮率残军逃到卡尔彼。英军跟踪追了来。在这里又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战斗，5月22日，卡尔彼又为英军占领。王后与坦提阿·托皮逃到瓜辽尔，在这里宣布那那·萨希布为丕什瓦。鲁斯率领大军追到这里。6月17日，大战于瓜辽尔城外，王后拉克湿迷·拜依阵亡。她的对手鲁斯说，她是“叛”军中最好的最勇敢的军事首领。这一位甚至能够赢得敌人的赞扬的印度女英雄将永远活在印度人民记忆中。
坦提阿·托皮败走拉其普他拿。1859年4月初为信提阿（Sindhia）的臣下曼·辛格（Man Singh）捉住，送交英国人，4月18日，被绞杀。那那·萨希布则逃亡尼泊尔。
就这样，所有的起义根据地的大城市都给英国人一座一座地夺走了；起义的领导者一个一个地给英国人杀掉了。尽管在许多地方还有零星的游击队，在不屈不挠地同英国侵略者作着坚决的斗争，但是这已是强弩之末，威胁不到英国的统治了。到了1859年底，延续了两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印度民族起义终于烟消云散了。
这次的起义究竟是 什么性质呢？关于这一点，一百年以来，大家的意见是非常不一致的[62] 。据我看，起义的性质应该决定于参加的阶层、起义的目的——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和起义的影响，还决定于起义地区的大小。起义的影响，我们在下面谈。起义的目的，那是再明白不过的，就是印度人民要推翻英国的统治。不管参加者是怎样由于切身利益的不同而同床异梦——有的想恢复莫卧儿王朝的光荣，有的想重现摩呵剌佗帝国的伟大，有的为伊斯兰教而扬起圣战的旗帜，有的为印度教而进行坚决的斗争，有的只想夺回已经失去的土地，有的只想重登推翻了的宝座，有的想改善生活，有的想报仇雪恨——但是他们想推翻英国的统治则一也。殊途而同归，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矛盾的。
至于参加的阶层，那也是很广泛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土兵”是主体，是起义的发动者；实际上，当时印度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几乎都参加了这次起义。我们上面也曾谈到，“土兵”心里面已经怀有起义的情绪，但迟疑不敢发动，后来受到市场上人民的讽刺，他们才暴动起来。这就说明，人民对起义的影响有多么大。我们当然并不否认，各阶层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一致的，参加的积极性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不这样反而倒会成为怪事。因为参加人数的多少和积极性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各个阶层同英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的范围和强度，换句话说，也就是取决于当时印度社会上存在着的主要矛盾。“土兵”、农民和城市的手工业者参加人数多，因为英国统治者破坏了印度的手工业和农村公社，威胁了他们生存、他们的宗教和信仰，也就是说，他们与英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大。地主和土邦王公参加的人数比较少，热情比较差，就是因为这两个阶层基本上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利益与英国人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不一致和矛盾只能算是例外。总之，起义波及的范围是很大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考虑大起义的性质不能忽略这一点。
谈到起义地区的大小，也许有人会说，起义只限于北印度，因而这次的起义只能算是一个局部的问题。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从表面上看，起义似乎只限于北印度，但是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起义的情绪是弥漫全国的。不过只有起义的情绪还不能就成为现实，还要取决于军事力量、起义的组织和领导者。其他地区在这些方面条件不够，因此没有发动起来，或者刚一发动就被镇压下去了。在孟买地区，撒塔拉土邦也曾图谋起事，事泄，为英国人所制止。这里的“土兵”同样想暴动，而且在可拉浦尔（Kohlapur）也真的有一团“土兵”兵变，不过由于爱尔芬斯通的应变得法，没能扩大。那那·萨希布起义前也曾派遣使者来这里活动，起义后，他的暂时的胜利也曾鼓舞了个别地方的人民，可惜这些都只产生了暂时的作用。在起义前夕，在马德拉斯也曾发现秘密布告，号召大家起来驱逐英国人。在海德拉巴德，伊斯兰教徒反英情绪非常强烈，他们有起义的秘密组织。但是土邦酋长尼赞（Nizam）的大臣撒拉尔·琼（Salar Jang）是一个亲英的卖国贼。他用全力协助英国人镇压人民，终于把暴动制止住了。在印多尔（Indore），酋长（Holkar）是忠于英国的。他的部下则不尽然。1857年7月1日，有过兵变。爱尔芬斯通派军队来把兵变镇压下去。除了以上说的几个以外，还有不少的土邦王公或他们的大臣，甘心认贼作父，给英国人当鹰犬，比如瓜辽尔的信提阿、波帕尔的王后（Begam），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扑灭暴动的作用。尼泊尔的琼·巴哈杜尔也帮助了英国人。某些地区暴动没能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以外，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帝国主义者充分赏识这一批奴才，侯姆斯就曾说过：“撒拉尔·琼爵士的名字应该永远为英国人怀着感激与敬慕所记忆。”当然也还有一些地区，在这里暴动之所以没有能够展开，另有其他原因。比如孟加拉。“土兵”起义应该说是自孟加拉开始的；但是等到起义轰轰烈烈地爆发起来之后，这里却平静无事了。有人说，孟加拉是英国人统治的大本营，这里的人不敢革命。这说法还不算全面。据我看，这里面还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三塔尔农民大暴动1856年才在英国人的残酷的镇压下结束，农民还没有喘息过来，不能立刻再暴动。第二，英国人在这里培育的那一批新兴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同英国人还没有利害冲突，英国的统治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因而还拥护这个政权。我们对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但是在社会舆论方面，他们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当然，这些理由都只是相对的，哪一个也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以上举的只是几个例子。从这几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起义的情绪几乎是弥漫全国的，能不能发动起来，是由外因来决定的。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参加起义的阶层是很广泛的，起义的目的是解决当时存在着的主要矛盾，推翻英国的统治，起义的影响深而广，起义的地 区也极广阔，因此，我们同意马克思的意见，认为这是一次民族起义[63] 。
但是这样一个规模极大声势极浩荡的民族起义为什么竟失败了呢？这也是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们所常谈到而且喜欢谈到的一个问题。异说 甚多，不能一一列举。我只举印度史学家马竞达的意见作为一个例子[64] 。他列举了五项原因：一，武器比英国人差；二，“土兵”不懂近代科学，甚至于怕它，而英国人则充分利用；三，大多数土邦王公支持英国人；四，广大群众同情英国人，而与起义者疏远，因为英国人带来秩序与法律，而起义者只制造混乱（？）；五，“土兵”没有统一的领导，而英人则有许多聪明而勇敢的将领。在这五项原因之中，第四项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所有的印度人民都赞助起义，其中也有一些民族败类或者不明白起义真相的人帮助了英国人，英国刽子手在逃亡中还有时受到农民的款待。但这只是少数。了解起义的意义的印度人民多数都是赞成起义的。至于说到英国人带来秩序与法律，而起义只制造混乱，这就恐怕是个立场问题了。英国人所带来的法律与秩序是英国侵略者镇压印度人民的机器的一部分，是为殖民主义服务而与印度人民的利益完全相违的。马竞达的说法同英国殖民主义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其余的四项原因都是有道理的，我们同意。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学者所举出的许多原因，都是不全面的，都没有真正搔着痒处。真正的、基本的或者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应该到当时在印度存在着的许多矛盾里去找，首先是到那个主要矛盾里去找。当时印度的各阶层是处在封建主义解体过程中的，它们互相矛盾，没有一个新兴的力量能够把它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对方却是一个新起的上升的阶级，不但自己能团结一致，还能利用印度方面的弱点，分化印度人民。我们上面已经再三强调，印度方面某一些矛盾严重地影响了起义者的团结，打乱了起义者的步骤。我们上面已经举过许多例子，为了更明确地说明这问题，我们不妨再举几个。在巴累利的起义领袖汗·巴哈杜尔·汗，因为自己是伊斯兰教徒，所以一方面抗英，一方面却又压迫他治下的印度教徒。这难道不削弱自己的力量吗？同时在康浦尔的起义领袖那那·萨希布，因为自己是印度教徒，所以一方面抗英，一方面却又压迫他治下的伊斯兰 教徒。一个伊斯兰教的屠户杀了牛，他就把这个伊斯兰教徒的手砍掉[65] 。这难道不会失掉伊斯兰教徒的拥护吗？在起义爆发以后，他们也感到有消除宗教矛盾的必要。比如1857年7月9日，德里皇帝巴哈杜尔·沙击鼓宣告，谁要是杀牛，就缚到大炮上射出去。汗·巴哈杜尔·汗也劝告伊斯兰教徒，看到牛肉，应该像看到猪肉一样地害怕。但是几百年的矛盾，一次命令和劝说是消除不掉的。事实上，德里皇帝领导的行政会议的成员几乎全是伊斯兰教徒。这如何能团结印度教徒呢？这只是宗教方面的矛盾，在其他方面的矛盾也同样削弱自己的力量。这样的矛盾是很多的，因而力量的削弱也是很厉害的。结果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再加上起义后期，英国人努力争取大地主，以瓦解印度内部的团结，因此尽管印度人民反英情绪极普遍，极根深蒂固，起义也只好以失败结束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英国侵略者究竟是外来的人。他们团结得再好，也难免暂时的失利。这是他们的弱点。印度起义者之所以能够在某些地方取得胜利，起义能够延长到将近三年之久，原因就在这里。
第六章 起义的影响
要想谈起义的影响，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英国统治者所做的一些表面上的措施，这是非根本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起义实际上产生的影响，这才是根本的影响。但是两者却是有密切联系的，不能孤立起来看。
先谈表面上的影响，这是谁都看得见的。这种影响表现在下面几件事实上：
第一，印度政府的控制权从东印度公司手里转到英国女皇的手里去了。1858年8月2日，通过“更好地统治印度的法案”（Act for the Better Government of India），里面明确地规定了：“印度将为主要国务卿之一代表君主所统治，助以有十五个成员的行政会议。”同时，总督得称副王。这个变更只是形式的，因为，从很久以来，实际控制印度政府的就是监督部的主席，他是国王的大臣之一。
1858年11月1日，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在阿拉哈巴德举行隆重仪式，宣布女皇诏谕。在这个诏谕里，女王宣布：承认东印度公司与土邦王公签订的条约；尊重土邦王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尊重印度古代的风俗、习惯；不再扩大领土；除杀害英国人民者外，一律大赦；实行正义、仁慈以及宗教方面宽容的政策，不干涉人民的信仰或祭祀；不管种族或信仰如何，每个人皆可以成为国家公务员。
第二，军队彻底改组了。这次的起义给了英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他们知道，过去那样的军队不足以维护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了，军队必须加以改组，“土兵”与英国兵的比例必须加以改变。他们的改组是根据两项大原则： 在印度保留强大的不可抗拒的英国兵的实力，把炮兵抓在欧洲人手里[66] 。
第三，英国政府改变了对印度土邦的政策，充分发挥土邦作为英国政权的重要支柱的作用。
第四，英国人加强了铁路、电报等的建筑安装工作。这些西方“文明”的产物，在起义中，帮助了英国人运军队，通消息。他们发现，这些东西对统治殖民地，掠夺原料，镇压人民，是很有用处的。
以上四点都是英国统治者在起义后所进行的措施。他们的目的是再明白不过的，他们想尽方法巩固在印度的统治。他们的用心也是再明白不过的，他们企图分化印度人民，加深印度内部的矛盾，更彻底地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减弱印度人民的团结与抵抗。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却揭示给我们另一种情况。通过这些措施，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表面上是加强了，巩固了。但是因为起义并没有能解决印英之间的基本经济矛盾，这种加强和巩固本身所包含的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的两方面，在今后的发展中就向着对立面转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些措施原来对英国人有利的那一面逐渐转化为对印度人民有利。
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里所指出的，比莫卧儿时代更加坚固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印度复兴的第一个条件；英国人训练出来的“土兵”是印度解放自己必不可少的前提；西方来的出版自由是重建印度的强有力的要素；英国人带来的土地私有制是亚洲社会所迫切向往的；英国人在加尔各答教育成的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级掌握了管理国家的知识；蒸汽把印度从孤立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铁路的建筑帮助了灌溉；铁路系统成为印度近代工业的先驱。
一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如果没有起义的话，马克思预言的这些情况，迟早也总会实现的。但是起义爆发了又被镇压下去了。这就给这些情况的实现加添了新的条件。
首先，起义加强了印度人民仇英的情绪和反英的斗争情绪[67] 。某一些英国殖民主义者也承认这个事实。比如英国《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罗素就曾谈到印英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他写道：“需要经过很多年，由于这些骚动而引起的恶劣情绪才能消逝；互相信任或者永远不能恢复了；假如是这样的 话，我们在印度的统治就是建筑在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痛苦上。”[68] 说印度人仇英，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又把英国人牵连上说他们也仇印呢？如果说一个人骑在别人的头上，手里拿着刺刀，为所欲为，可以把别人随意杀死，而竟还有“仇恨”别人的情绪，那么，这里所说的“仇恨”应该另有涵义。无论如何，它同被压迫者被屠杀者对压迫者和刽子手里“仇恨”是不相同的。从这里我们看到，殖民主义者是怎样不老实。
但是血写的事实究竟胜过墨写的谎言，印度人民是仇恨那一群比野兽还残暴的屠杀他们的兄弟姊妹的殖民主义者的。这种仇恨埋藏在每一个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印度人民心里。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一百年以来，他们歪曲起义的史实，伪造起义的史实，许多文献不敢公开，企图用这些方法来缓和印度人民的仇恨。然而事实俱在，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许多印度的爱国者利用起义来唤起印度人民，热爱祖国，加强斗争。远的例子，不必举了。最近几十年来就有许多例子。比如我们在上面屡次征引的萨瓦尔迦的《1857年的印度独立战争》一书就是例子之一。类似的小册子还有不少。尽管里面有些提法不十分实事求是，但是作者却是怀着满腔爱国情绪来向全人类控诉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毫无疑问，它鼓舞了印度人民，增强了印度人民的斗争情绪。前几年在印度拍成的电影片子“詹西王后”在印度受到欢迎。内容也取材于这次起义。
在这种仇恨情绪的支配之下，一百年来，印度人民前仆后继地作着斗争。英国人完成了上面谈到的四项措施，自以为统治加强，天下太平。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印度人民丝毫也没有屈服。不管中间经过多少挫折，碰过多少次壁，印度人民终于还是在起义后的将近一百年的时候，获得了独立。人们把今天的获得独立同以前的起义连在一起来看，不是很自然的吗？
其次，起义削弱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地位。在殖民者的队伍里，英国虽是后起之秀，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了19世纪，它早已超过了它的师傅，成为殖民国家的魁首了。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气焰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它是颐指气使。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他就算是惹下了大祸。英国的轮船马上会开到他的家门口，把他足足地轰上一顿。我们在下面把英国从1 9世纪40年代初到起义前夕在亚洲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排成一个表：
1839—42年 |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 |
1840—42年 |
第一次鸦片战争 |
1852年 |
第二次缅甸战争 |
1853—56年 |
克里米亚战争[69] |
1856—57年 |
波斯战争 |
1856年 |
第二次鸦片战争 |
好一个积极的侵略者！在短短的十七八年之内，它就在亚洲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起义以后怎样呢？起义以后，英国侵略的速度放慢了，侵略的气焰减低了。只在1864年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大的不丹战争。一直到1878年，才进行第二次阿富汗战争，1885年，进行第三次缅甸战争。前后比起来，判若两国。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恐怕任何一个原因也不能单独地说明这事实。但是这次的起义削弱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地位，因而迫使他们压低侵略的凶焰，采取了这样的政策，这却是无可置疑的。
现在我们谈一谈印度人民的抗英斗争对于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的有利的影响。马克思就曾说过：“民穷财尽 的印度将使英国也要感到民穷财尽，它现时是我们的最好的同盟。”[70] 这句话言简意赅，用不着再加什么解释了。
最后，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印度人民的起义同中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影响。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在输入廉价商品和掠夺原料方面，都已取得相当的结果。马克思已经指出：“外国布匹之输入，对于中国工业的影响 ，与这种输入过去对于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工业的影响一样大。”[71] 这就说明，中国在忍 受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剥削方面，是与亚洲其他国家有共同命运的[72]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1840年），印度“土兵”第二团和第四十一团因拒绝来中国作战而兵变。不可能设想，像这次起义这样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对中国竟然没有影响。
事实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起义的影响也波及到我们中 国。1856年10月，英国侵略者又在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3] 。主持这一次的侵略战争的是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1857年夏天，他率领英国军队从欧洲到中国来，路上得到印度起义的消息。6月3日，他到了新加坡。坎宁要求他把送往中国的军队调一部分到加尔各答，参加镇压印度人民的战争。他答应了。他派出了包括各兵种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由格雷爵士（Sir George Grey）率往印度。这些军队在印度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兵船珊农号（Shannon）的船长皮尔爵士（Sir William Peel）的信里曾写道：“请告诉额尔金勋爵，解勒克瑙之围的，解 康浦尔之围的，完成12月6日的战役的，是派往中国的远征军。”[74] 从上面对于起义的叙述里，我们已经看到，勒克瑙和康浦尔在起义中是怎样重要。然而解这两座大城市之围的却是原来准备派往中国的军队。如果印度人民不起义，这些军队来到了中国，那么他们屠杀的当然不会是印度人民，而是中国人民。这件事情不就说明了，当时的印度人民，至少是暂时地，帮助了中国人民吗？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帮助了印度人民。1857年3月5日，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给潘穆尔勋爵（Lord Panmure）的信上说到，中国形势严重，想把准备派往印度的四团兵派到中国去。3月8日，潘穆尔给维多利亚 女皇的信上说，内阁最后决定，把四团准备派往印度的兵调到中国去[75] 。四团兵士本来是准备镇压印度人民的，现在调往中国，镇压中国人民。这件事情不也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人民也可能帮助印度人民吗？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说：“最近这次英印军队中的反抗运动是与亚洲各国人民对英人统治的普遍不满的情绪的表现相符合的， 孟加拉军队的反抗无可怀疑地是与波斯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76] 中印两国人民的休戚相关在这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具体了。
当时的中国官方也知道这一点。《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五，咸丰七年（1875年）正月己卯，谕军机大臣等：“（叶名琛奏）所称该国（指英国——作者）有 
咖喇（即孟加拉——作者）等国与之构衅，不能添兵来援。无论传闻未可尽信，即使实有其事，而事平之后，岂不虑其称兵报复。”这里说的孟加拉同英国构衅可能指的是巴拉克浦尔的兵变，因为这时候起义还没有爆发。不管怎样，印度同英国构衅而使它不能派兵来华，这总是事实。咸丰七年十二月庚戌，叶名琛奏：“探闻 
尔唫（即额尔金——作者）当七月内在 伽啦败仗之际，由陆路奔逃，已被 夷各兵追至海边。适 
咙哂有兵船数只往过，连开数炮， 夷之兵始行退回。”这件事恐怕是传闻失实，因为根据印度和英国的记载，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丁酉，湖南巡抚骆秉章奏：“闻 
夷军饷所费最重，故用兵不能多，亦不能久。自连年与各外洋构兵以来，实亦渐就贫乏。”这里所谓“外洋”，可能包括印度，这时候印度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印度等国与英国构兵，就使得它“渐就贫乏”。这样也就间接帮助了中国。从以上这个奏章里可以看到，中国官方是知道印度起义和它对中国的意义的。琴阁主人（华廷杰）的《触藩始末》卷中说：“或云：闻伊（指英国——作者）属国孟加拉作叛，彼军战败。逾一二月，云：彼军在孟加拉大败，中埋伏，覆其全军，亡一大帅，或谓亡一驸马。诸酋长忧惶无措云云。辗转传言，众口如一。质之叶相，亦云 各处探报相符。偶见客商自香港来信，大略亦同。于是人心大喜。”[77]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民的心情。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粤民疾视英人，互播流言。或称英属国 印度已叛，英兵败绩，连丧其渠；或称英船遭飓风，火器已荡尽。”[78] 这里说得更具体了。听到印度胜利，就“人心大喜”，又“疾视英人，互播流言”，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之同情，不是跃然纸上吗？
前清末年在中国出版的《印度志》也谈到印度的这次起义：“印度兵哄一事，各种主动力之原因，若不足以厌欧人之心，而其致乱之由，似因印度土人怀愤已久，又以深信谰言，遂突起暴动，以保其所疑惧也。故第一端，即达尔霍希（即大贺胥——引者）之政策，为土人所深恶而痛绝者，如立学堂，设电线，兴汽机，及屡次兼并地方，何一非以英之文化潜易印度之兆端也。”这个看法虽然还没能搔着痒处，但是语气之间对印度是表示同情的。
印度民族起义的根本影响也还不就限于上面这一些。但是上面这一些也就足以说明它的意义了。
第七章 几种对起义的看法的批判
一百年以来，因为各人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在印度国内和在印度以外，对起义的看法是五花八门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对这样一件起因和后果都异常错综复杂的大事情，要求大家看法都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毫无疑问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指南针。马克思的看法，上面已经提到过。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是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一次的起义。他写了不少的文章，从军事上来分析它。实际上，正如《恩格斯传》的作者所说的：“但是从整个性质和语调中可以看出这些论文 不是普通的‘军事专家’写的，而是出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笔。”[79]
列宁在《中国的战争》这篇文章里说：
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区区少数资本家底赚钱，曾进行无穷的战争，消灭成团的士兵于有害健康的赤道国家，抛掷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成百万金钱，竟致使居民拚命起义和饥饿而死。试回想一下印度土人反 抗英国的起义，印度的饥荒，或现在英国人对非洲布尔人的战争吧。[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