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一方面又庇护反清排满的中国革命。孙中山，虽然主要活动在南方、港、澳以及美英等，但也多次到日本，兴中会和同盟会都同日本有联系。黄兴的根据地就在日本。此外还有很多反清的英雄，都在日本住过。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起过很大的作用。没有日本的协助——这一协助当然也是有目的的，辛亥革命怎样成功，实在还真是一个问题。

我的重点是讲学术文化，在这方面要讲得详细一点。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大师，有的是土生土长的不大接受西方的影响，因而成就有限。最著名的几位大师，比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等，都是中西兼通的，而西方的学术文化，他们多是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译述学习到的。王静庵先生也通英文，但是，根据他所处的环境来看，他必仍以日文为主。太炎先生虽居东瀛，从事革命活动，但仍不忘书生本色，在东京讲授《说文》，弟子中颇有后来有极大影响的学者和文学家，比如鲁迅、黄侃、钱玄同等等。这些人产生影响大多是在第二阶段中，也就是五四运动时期。我想在这里说一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时代划分上不得不尔；然而，学者们发生影响，则决不受这个划分的限制。上述诸大师，其影响至今犹在，有些人在中国学术史上，将会是永在的。话再回到本题：这些大师之所以有成就，因为他们肯于和善于吸收西方文化，而吸收的途径则是通过日本的媒介。

我再附带说上几句：我在上列大师中没有写上康有为的名字。原因是，我从来不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说好了，可以称他为思想家；说不好，只能称他为“政客”。他的那一套学术，等于泡沫，到了今天还有什么人会提到他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贡献呢？这也许是稍有偏见，但是既然这样想，我就只能这样说了。

我在上面谈了在第一阶段中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学术，主要是从几位大师谈起的。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日本的影响决不止于这一些。从平常我们不大注意的一些地方，背后也隐藏着日本的影响，比如中国现在通用的学科的名称，哲学、物理学、化学等等，连“科学”这个词儿本身也是日本的产物。好多学问，中国古代是有的，但并没有形成体系，中国人不认为它们可以单独成为学科的。这些学科在西方从希腊罗马以来逐渐形成为独立的学术体系，有了专门的名称。日本先学了过去，使用中国的汉字命名，遂成为独立的学科。到了清末，由中国学人从日本传了进来。人们只要对比一下北京大学的前身或者北京大学初期课程表中的许多学科的名称和今天通用的名称有同有异，探讨其间的差别和变化，便可以恍然于心了。此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使用的术语中，也有大量的转抄自日本。

我还想说几句看似题外实为题内的话，这就是日本的西化问题同中国的西化问题的比较。中国的西化，时间并不短，中国学人认识世界或者企图认识世界，也早于日本。清代魏源的巨著《海国图志》出版于鸦片战争前后。这一部书参与者之一就是林则徐。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不能不谓之奇迹。然而它在中国起的作用并不大，而在日本则极大。有人甚至说，这一部书与明治维新也有关联。结果是，日本大规模的西化早于中国，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有一些日本朋友，我也曾数次访问日本，我的印象是：日本人把西方文化同本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等融合得十分成功。新的学到，旧的没丢，达到了水平相当高的和谐。虽然眼前出了一些“离经叛道”的青年，日本人，特别是老年人，在惊诧之余，把他们称之为“新人类”，但似乎并无伤大雅。

最后我还要加上一点“多余的话”。清朝末年，中国学人大量涌入日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术学问，大多数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这些技术学问中不可避免地会搀杂上日本本土的东西。因此，据我个人的揣测，中国人间接学习到的西方文化，不可能是地地道道的西方文化。这个问题过去没见有什么人研究过，似乎应当补上这一课。

第二阶段

我的标题为“五四运动十几年”，这只是一个极其笼统的说法。五四运动影响深远，什么时候结束，谁也说不清楚。

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这个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情况相当错综复杂，叙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想先从这个运动的两个主要发动人胡适和陈独秀谈起。胡适是留美学生，美国哲学家杜威的高足，带回中国来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与日本是不沾边的。他首先举起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大旗，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就其学习背景来看，是属于日本派的。众所周知，他的功绩首先在输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件大事，在五四运动中当然也是意义巨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从产生的根源来看，马克思主义纯属西方文化的范畴，专就胡、陈二人来谈，胡适始终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与胡所服膺的美国哲学和政治思想不能相容。而陈独秀则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至于什么“托陈派”的说法，是受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无稽之谈。

五四运动所标榜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则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玩意儿。

我现在专门谈一谈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点看法。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他是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影响；但是，我认为，其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从德国传到中国来的，而是经过了苏联的媒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远早于十月革命。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中国已经有不少的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许多介绍马、恩的思想和事迹的文章见诸报刊。这些介绍者大都是国民党早期的创始人，比如朱执信、廖仲恺、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吴稚晖等等。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上述诸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来源，就不难发现，其中有日本的影响。在这些人中，马君武与德国有联系、李石曾后来与法国有联系，其余的人大都是在日本影响下学习和成长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恐怕也多通过日本的媒介。

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是陈望道从日本转译的，虽然也参考了英译本。我不知道，最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读的是什么文字的《共产党宣言》等书，有很大可能就是日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初肯定是通过日文的。稍晚一点，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大概是能阅读俄文的。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等介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当时称之为“普罗文学”——仍然是间接通过日文译的俄文著作。据说，日本译者俄文水平不够高，对俄文原著了解得马马虎虎，因而日译文佶屈聱牙，鲁迅的译文当然也不会通畅的，结果产生了一场“直译”、“意译”、“硬译”的大辩论，文坛一时闹得纷纷扬扬。我再补上一句后话：到了解放后，中共中央翻译局的一位领导同志还对我说，他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是根据俄文转译的，不是根据德文和英文原文。他义形于色地说：“俄文译文比原文更可靠！”我真是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可见当时“一边倒”究竟“倒”到了什么程度。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还是来谈我们的五四时期。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留学生情况或者留学途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途径颇多，其中留学生占的比重颇高，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稍有涉及。他们是“拿来主义”的主要执行者。他们去学习的国家主要是文化先进科技发达的国家，比如欧洲的英、德、法等国，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还有东方的日本。出国途径，除了个别的官僚和富商子女外，主要是两条：一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一是留法勤工俭学。前者先在国内招收十几岁的中小学生，入清华学习几年中学课程，主要是英语，毕业后派赴美国，学习科目文理法农工商医都有，在美国大学中获得学位后回国。这个制度延续了二十来年，时间长，人数多，很出了些有名的人物，例如胡适等，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规模不是太大，也不像清华那样正规，当然也出了不少人才。最突出的一点是出了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像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是。这两条途径，对中国引进西方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我想谈一谈五四时期的文学团体。规模和影响都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主要人物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绍钧）、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等人，鲁迅也应该归入这一派，巴金亦然。他们的宗旨是“为人生而文学”，倾向于现实主义。《小说月报》是他们的同仁刊物。可以说是他们的对立面的是创造社，创办人包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等，用一个现成的名词来概括，他们接近浪漫主义，特点是主要成员几乎都是留日的学生。以上两个文学团体，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在西方，19世纪德国的歌德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据我个人的理解，在文学创作方面，全世界各国人民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内容可以因民族的不同而异。真讲到世界统一，只能表现在形式方面。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这最明显地表现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散文形式多样，无从表现，诗歌亦然。仅以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而论，新的小说和戏剧，在形式上都被西方的小说和戏剧所统一。从鲁迅起，一直到茅盾和巴金，他们的小说在形式上同欧洲毫无区别。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的章回体不见了。中国旧小说叙事一般都是原原本本，而西方则不这样，往往从中间插上一杠子，然后再追述或补述。在戏剧方面也完全采用了西方的形式。五四时期，易卜生的戏剧不但在思想方面有深远影响，在形式上也统一了中国的戏剧创作，一直到今天，始终未变。试问曹禺的剧本在形式上同易卜生有什么不同？同元剧又有什么相同？西方文学在形式上统一了世界，成了“世界文学”。东方国家进入“世界文学”这个领域，时间有先后的不同。印度和日本都早于中国。

我在这里还必须补述一下《学衡》杂志的情况。这个杂志是清华留美学生吴宓创办的。他在美国师从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白在美国以宣扬人文主义著称，是属于保守派的。吴回国后就邀集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学衡》，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不限于文学。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白话文，可谓逆当时的潮流而动的，因而遭到了鲁迅等人的严厉的批判。影响是有的，但不是太大。这个杂志与日本无关，可以说是一个打着白璧德美国招牌，企图在中国复古的一个尝试。按时间顺序，这个杂志主要应归入第三阶段。

再次，我想谈一谈五四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我上面已经谈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位人品、道德、学问都极高的人物，办学极有远见，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至今依然光辉闪耀。特别是他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更令人钦佩不置。世界各国古今学术史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百家争鸣”，才能使学术兴隆发达。蔡元培真正是言行一致的。他聘请教员，不讲资历和学术见解，只要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一律延聘。极端激进的和极端保守的，一视同仁。共产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都能在北大讲坛上有一席之地。辜鸿铭这个人物以怪著称，他受的完全是英国式的教育，著作不多，著作中洋味更少，在当时以及后来，他的影响都不大，最近几年又多有人提起。梁漱溟当时年纪不大，他那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影响不小。真正参加发起五四运动的骨干是一批年轻人，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顾颉刚又以《古史辨》一书名震遐迩。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也属于疑古一派。中文系的三马、三沈、二周，都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其中周树人（鲁迅）更为突出。新派人物出版的杂志《新潮》、《语丝》等，影响极大。冯友兰是北大学生，留学美国，后来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在五四期间，有几个著名的外国学者被邀请来华讲学，比如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印度的泰戈尔，后者是诗人文学家，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冰心早期就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最后，我想谈一谈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人称之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这是不大确切的。研究院建立时，还没有清华大学。研究院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几年。教师的人数极少，只有有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一个讲师李济，不过五人而已。学生的人数也不多。办学的方式介乎西方的学堂与中国传统的书院之间。入学考试不注重学历而注重学生的学术素质。入学后教师能做到因材施教。结果毕业的学生中很有一些极著名的学者，一般几乎都是大学教授。到了抗战时期就形成了“吾师派”，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我总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经验实在很值得总结的。四大导师，梁、王两位，前面已经谈过。陈寅恪留学日、美、欧等地，而以在德国为最久。但是他的学风都无西方影响，毋宁说是更接近乾嘉学派。

从五四到30年代，这第二阶段，十几年中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发生了几次重要的论战：如“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东西方文化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哲学论战”、“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这些论战中，除了“东西方文化论战”直接涉及中西文化以外，其他论战也多有涉及中西文化矛盾的地方。这些论战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面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主题所做出的不同理论思考与选择。我以为，今天我们不能仅以政治立场为标的做出判断与批评，而应细心审视他们论战的内容，汲取双方理论思维的教训，才真正有益于今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再重犯历史性错误。

第三阶段

现在来谈第三阶段。我在上面说过，二、三阶段之间的划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轮廓。有不少学者在第二阶段已经崭露头角，到了第三阶段，甚至第四阶段才真正大展鸿图。

这一阶段，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接着来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最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原扫荡，国无宁日，大学内迁，衣冠南渡。这些情况，本来是应该对学术的繁荣不利的；事实上，这些情况也确实制造了一系列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这段将近二十年的动荡中，中国学术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有繁荣兴盛的迹象。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第一个文化学术最兴隆的时代是春秋战国，当时正是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然而真正的“百家争鸣”也出现于此时，成为中国空前绝后学术空气最自由、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到了汉武帝时，天下真正统一了，武功真正显示了，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有使学术繁荣。这个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在这个第三阶段中，学术上真有百家争鸣的气象。国民党政府想控制而没有力量。许多学术大师，比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冯友兰、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王力、朱光潜等等，都不断有新著出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如郭沫若、翦伯赞等等，高举唯物主义的大旗，向他们所认为是唯心主义者的学者们，发动攻击，仿佛真是真理在手，义形于色。在文学界也表现出来了差不多类似的现象，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都不断有新作问世，充分显示了活力和新意，是他们创作如日中天的高峰期。他们大多数人活到了建国以后，有的还有作品问世，有的则噤若寒蝉。问世的作品也多少含有遵命文学的味道，不复有当年的光彩，这一点是十分值得反思的。

在这第三阶段中，中西文化的碰撞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

第四阶段

指的是1949年—1978年，自建国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

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的华侨和华裔，带来了空前的希望；给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爱国思想深入骨髓的老知识分子，带来了无比的欢欣和鼓舞；给中华文化学术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赤县神州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里的人民好喜欢，是真真正正的一派大好形势，我们真觉得是站起来了。引得许多海外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和文学家，纷纷回国；华侨子弟违背父母之命争先恐后地赶回祖国。文化名人如钱学森、华罗庚、老舍、罗常培、周培源等等都回国来了。他们满以为解放了的中国是人间天堂，有如佛国净土，着着实实地狂欢了一阵子。

然而，好景不长，一转瞬间，中国知识分子就运交华盖，灾难临头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基本上都是指向知识分子。你能逃过一个，但不能逃掉下一个，磕磕碰碰，无人能免。首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跟着是一系列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批陈寅恪。接着又来了肃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了1957年，就来了有名的反右斗争，什么“阴谋”、“阳谋”，“引蛇出洞”，总共划了55万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有些人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今天说起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可有的人就因此弄得家破人亡，中间还间夹着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左”风肆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962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准备反“左”的。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万言书，又扭转了乾坤，大扇反右之风。紧接是“四清”运动，“四清”还没有结束，就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涉及面之广，行动之荒谬与残酷，为害之大，简直是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人世罕见，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个奇耻大辱。“文革”一直搞了十年，没有人能控制局面，文化遗产遭破坏之严重，无法想象。结果是经济濒临破产，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中。

在上述的情况下，哪里还能谈到真正的文化事业，真正的学术研究？虽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是一花不放，或一家独鸣。这一家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普遍的真理，学一学是有好处的。但是，从来源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接受西方文化。可是我们号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实际”中就包含着中国文化，可见这种学习是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至于结合的结果如何，有目共睹，我就不再饶舌了。

不过，我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个观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从马恩原著中学习的，而是通过苏联，这种马克思主义难免打上了苏联的印记。我只举一个极小的例子，恩格斯曾说过，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但苏联只讲前者，我们也东施效颦，把后者忘记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一般的情况是，把极端复杂的研究对象，在马列主义旗帜下极端地简单化了。研究哲学的，只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首先把每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贴上了一个标签：唯物或唯心。往往有同一个古代哲学家，被今天的同一个哲学史家，今天贴上了唯心的标签，明天又贴上唯物的标签，任意而行，形同儿戏，好在已死去几千年的哲学家决不会从坟墓中站出来抗议，今天的研究者心安理得，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了。在历史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学者间争论不休，甚至动了意气；可是争论了几十年，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起源时间，相差千年，到今天只好不了了之。另一个问题是农民战争。据说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可历史事实是，农民战争只起破坏作用，胜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依然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压迫者、屠杀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让学术进步，岂非缘木求鱼、南辕而北辙吗？

第五阶段

我指的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到世纪末的今天。

改革开放，天日重明，挽救了我们国家的经济，也挽救了我们的学术文化。继承和发展学术文化的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松了一点，那种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了；那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恐惧，也终于消逝了。知识分子们焉得不额手称庆由衷地感到喜悦呢？

然而，这种喜悦并不是立刻就感觉到的，中间有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主导这个过程的是一种特殊的反思。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时，我们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到友谊宾馆去报到时，我遇到了在“文革”期间被尊为文艺界黑线的头领的一位长久领导文艺工作的高级干部，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已经十几年没见面了。他一看到我，就赶过来同我热烈握手，仿佛都是死里逃生一般。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代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却是‘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我一时真分辨不清，他是哈哈大笑呢，还是嚎啕大哭？

但是，他的话却引起了我灵魂深处的共鸣。我在《牛棚杂忆》中提到，我在“文革”中曾一度想自杀。只是在间不容发的奇迹中，我没有能如愿，厚颜无耻地活了下来。在过去二十年中，我经常反思这个问题。这种事对我来说是幸呢，还是不幸？结论到现在也还下不了。但我仍然倾向于不幸，我觉得，没有自杀是我生平做的一件大错事。那位文艺界的“黑线人物”的想法，以及我自己的反思，我认为，都说明了一件事：根据我的观察和读书，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事有别于西方知识分子：一是根深蒂固的爱国情怀，一是硬骨头精神。前者先不谈，专谈硬骨头，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便是。然而，到了“十年浩劫”，硬骨头一变而为软骨头。自己造神，自己膜拜，受到了千古未有的耻辱，仍能觍颜活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何以能下作到这个程度，我至今不解。

反思归反思，工作归工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振作起来，不顾待遇的菲薄，国家照爱，工作照干，兀兀穷年，刻苦钻研，一时文坛和学坛又充满了活力，沉寂了三十年，又重新活跃起来。文网已疏，思想自由，新思想、新观点，也敢于提出。我在上面再三强调，这是繁荣学术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一点我必须特别强调：现在敢于同外国同行切磋琢磨了。在“文革”中谈洋色变，自造囹圄，自我禁锢，现在大大地改变了。在当今地球已成为地球村的时代，如果再自我封闭，中国的学术研究后果真不堪设想。

这一阶段，学术研究的成果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项：

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出版了几套大书，比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全宋诗》、《全宋文》等等。还有几套丛书，比如海外的中国古籍等。标点本《二十四史》在上一阶段已经出版。

二、将中国古籍输入电脑。我手头没有详细的统计，估计其量极大。全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关，都在兴致勃勃地做这一件工作，包括台湾在内。许多大型的中国古籍，比如《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等等，都已输入电脑，看来这一件工作方兴未艾。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一些大作家，这件工作实在具有革命的意义。过去，写书写文章，第一步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资料。这件工作是异常艰苦的。中国古代的著作往往不知索引为何物，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这对阅读者非常不方便。现在有了电脑，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今后学者的工作重点不再放在搜集资料上，而在使用和阐释资料上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当然，很难想象能把所有的典籍都输入电脑，因此，总还会有一些冷僻的典籍需要人工检索。

顺便提一句，现在制作光盘的工作已在进行中。这对利用古籍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上面我曾提到，在那“闭关锁国”时代，我们不能也不敢去了解外国科学进展的情况，这当然会大大不利科学研究工作。现在有机会同外国的学术界交往了，联系了，从而我们对外国学术进展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外国那些生生灭灭的学说，也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不再坐井观天了。但是，这里面也有危机，据我个人的看法，至少有两个危机，一个是翻译外国学术著作不忠实于原作，一个是只注重输入新名词、新术语，真正涵义则往往忽略。这一点，我们今后必须努力纠正。

四、许多原来空白的学科现在补上了，或者至少是加强了，比如比较文学、敦煌吐鲁番学等等。在过去，我们基础非常薄弱，甚至引起了外国学者的讥笑。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队伍，也逐渐形成了。这情况在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上，表现得更为清楚，过去曾轻视过我们的外国学者，现在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但是，也并不是一好百好，一了百了。现在有许多中国学者慨叹，国际学坛上没有中国的声音。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除了个别学科外，我们真正能处在世界学术前列的确实没有。倘若再从中西文化碰撞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包括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于算不上文化，都如汹涌的怒涛一般，冲入中国，一往无前，势不可挡。中国仿佛成了一片空虚，哪里还谈到什么碰撞！中国一部分人又犯了一窝蜂的老毛病，凡外皆佳，是华必劣，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其虔诚胜于朝山进香。鲁迅是主张“拿来主义”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这种“拿来”的情况，一定会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反观西方，一般人仍以“天之骄子”自命，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多少年来，我张皇“送去主义”，我自认是有道理的。

第五阶段写完，时间已经到了世纪末。下一个世纪怎样呢？我不是王铁嘴，不是张半仙，但是，我仍想说一点预言。西方文化发展到了今天，为世界人类造就了巨大的福利，但是却显露出来了严重的弊端。克服这些弊端，西方文化本身是做不到的，必须济之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人类才能顺利生存下去。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将重现辉煌，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我在上面用了一万多字，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这个角度上来总结了中国一百年来的学术的发展。我不是研究中国学术史的专家。真正的专家们从其他角度上大概也能总结出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发展规律。如果有的话，我也不敢赞一辞。我现在不过是根据我自己的认识水平，写出了我的看法，期望得到真正专家们的教正，若能够得上一得之愚，则我就感到欢欣鼓舞了。是为序。

1999年1月31日写毕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序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执行这个交流任务的，国家与国家不同，时代与时代不同，工具与工具不同，有意识与无意识不同。总的走向是：时代越前进，交流越频繁。

在古代，无意识的交流多，执行者多为商人、宗教僧侣、外交使节，他们无意识地把自己的文化带往异域，又无意识地（有时也可能有点意识）把异域的文化带回祖国。这样一来一往，交流的双方都受到好处，各自的文化日益充实，日益增添新东西，形成了兴旺发达的局面。

专就中国而论，文化交流，先秦已有。到了汉代，佛教自印度传入，印度文化随之进入中国。中国僧人赴天竺求法都接踵于丝绸之路。到了唐代，此风未息。而日本、高丽等国之来中国学习求法者亦络绎不绝。到了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大兴，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国家以及日本求学。这说明了一个规律：什么时代、什么国家学术文化兴，则外国来学者众。直至今日，中国留学国外者与日俱增。这是一件好事，这对我们国家会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都竭诚拥护。

以上所言，都属于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范畴。我个人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的留学生除了“拿来”之外，还有“送去”的任务。现在外国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太不了解了。有些人甚至连了解的愿望都没有。这大大不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所以我提倡“送去主义”。

留学生不但不都是学文学的，而且根据我个人的估计，绝大部分都不学文学。可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留学生中却确实出了不少的文学家，甚至有很高造诣的文学家。对许多留学生来说，文学创作只能算是副业，而文学作品只能算是副产品。然而，就正因为它是副业，是副产品，不像专业作家那样，挖空心思，执意为文，有时难免有矫揉造作之嫌。而留学生则不然，他们不以此为生，不以此为业，有时情与景遇，情动乎中，不得不发，发而为文，情真意切，是发自天籁的真文章，能震撼人心，有其必然性矣。

中国历来就是文学大国，过去歌咏描绘异域风光者，颇多名篇。到了今天，地球变小了，我们的眼界扩大了，留学生的文学作品又为我们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竞放的文学大花园中增添了不少的奇花异草。这不但对我们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好处，而且对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人民了解外国，促进国际上的安定团结，也会有极大的裨益。上海文艺出版社，奇想天开，编选这样一套留学生文学作品大系，实在是功德无量。我很高兴写这一篇序言。

1999年3月11日

《军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丛书》总序

我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招致了诸多的误解，什么诱发了“中国威胁论”呀等等。其实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一个学者讲了一句话，人家美国就把核武器转向了你？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强大是历史的必然，谁也怀疑不了、阻挡不了。21世纪的第一年，什么入世呀、奥运呀，兆头就很好，美国人不傻，明白着哩。

但对我们，关键在于如何真正使21世纪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纪。我认为，第一是我们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能否在激烈竞争的民族之林立住脚，主要看民族的综合素质。所有的较量，说到底是人的较量，是人的综合素质的较量。幸好，国人对此已达成共识。第二是强大的国防。国防是保障，保障是否有力主要看军队的素质。军队素质当然包括很多方面，例如武器装备等硬件方面的掌握和使用等科技素质。但从根本上说，由政治纪律、心理基础、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思维创造等激发出的勇气和信念及其因此而构成的综合素质更加重要。其实，战争只是两支军队综合素质的检验和较量而已。因此，战争开始之前，胜负就已经决定。中日甲午海战的教训不该忘记。当时，并非仅仅因为我们的炮弹打不响才导致了海战的失败，当时我们的装备并不比日本差，我们失败的根源在于素质。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补充一点，素质低下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素质低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我热爱军队，我对军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认为，军队就是今天的新的长城，这是我之所以对军队的事情特别感兴趣的原因。别的事情我可以不做，军队的事情我不可不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拟出版《军队现代化与当代军人素质丛书》，而其中第一系列《军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丛书》已由军队院校的专家学者编写成功，即将出版，这是为中国当代军人素质的提高而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很有远见的事情。

军人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符合江泽民主席五句话要求的复合型军事人才。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要搞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军人的政治、军事、科技、人文、组织管理、心理基础、观念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现代化。其中，人文素质是以一种极为重要的素质，是其他各种素质发展的依据、支点和纽带，是一个人立身做人的最基础的素质。古人讲：“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知识（如语言、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素养的提高，能够开拓人的智慧、开发人的思维、转换人的价值观念、陶冶人的情操、挖掘人的潜能、激励人的意志、规范人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总之，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精神的塑造的问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仅对于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同时对于增强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也是极为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凝聚力、文化就是战斗力。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军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丛书》即将出版，我很高兴。我记起刚刚解放的时候的一件事情：

一天下午，我到西城去看朋友，走到金鳌玉 桥上，正巧有一个解放军在那里站岗。他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从远处我就看到他那一身厚墩墩的黄色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我陡然觉得这个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它仿佛象征着勇敢、纪律、忠诚、淳朴；它仿佛也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只要穿这样军衣的人在这里一站，各行各业的人就都有了保障，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工厂的工人可以安心生产，拖拉机可以安心耕地，学生可以安心上学，小孩子可以安心在摇篮里熟睡。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那一群魑魅魍魉就会销声匿迹。

2002年5月1日于北京大学

忆念宁朝秀大叔

我六岁以前，住在山东省清平县（后归临清）官庄。我们的家是在村外，离开村子还有一段距离。我家的东门外是一片枣树林，林子的东尽头就是宁大叔的家，我们可以说是隔林而居。

宁家是贫农，大概有两三亩地。全家就以此为生。人口只有三人：宁大叔、宁大婶和宁大姑。至于宁大姑究竟多大，要一个六岁前的孩子说出来，实在是要求太高了。宁家三口我全喜欢，特别喜欢宁大姑，因为我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当时的伙伴，村里有杨狗和哑巴小。只要我到村里去，就一定找他俩玩。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玩的，无非是在泥土地里滚上一身黄泥，然后跳入水沟中去练习狗爬游泳。如此几次反复，终于尽欢而散。

实际上，我最高兴同宁大姑在一起。大概从我三四岁起，宁大姑就带我到离开官庄很远的地方去拾麦穗。地主和富农土地多，自己从来不下地干活，而是雇扛活的替他们耕种，他们坐享其成。麦收的时候，宁大姑就带我去拾麦穗。割过的麦田里间或有遗留下来的小麦穗。所谓“拾麦子”，就是指捡这样的麦穗。我像煞有介事似地提一个小篮子，跟在宁大姑身后捡拾麦穗。每年夏季一个多月，也能拾到十斤八斤麦穗。母亲用手把麦粒搓出来，可能有斤把。数量虽小，可是我们家里绝对没有的。母亲把这斤把白面贴成白面糊饼（词典上无此词），我们当时只能勉强吃红高粱饼子，一吃白面，大快朵颐，是一年难得的一件大事。有一年，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弄来了一块月饼。这当然比白面糊饼更好吃了。

夏天晚上，屋子里太热，母亲和宁大婶、宁大姑，还有一些住在不远的地方的大婶们和大姑们，凑到一起，坐在或躺在铺在地上的苇子席上，谈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手里摇着大蒲扇驱逐蚊虫。宁大姑和我对谈论这些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躺在席子上，眼望着天。乡下的天好像是离地近，天上的星星也好像是离人近，它们在不太辽远的天空里向人们眨巴眼睛。有时候有流星飞过，我们称之为“贼星”，原因不明。

西面离开我们不太远，有一棵大白杨树，大概已有几百年的寿命了。浓阴匝地，枝头凌云，是官庄有名的古树之一。我母亲现在就长眠在这棵大树下。愿她那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幸福，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她的儿子没有给她丢人。

我在过去七八十年中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但是，对母亲这个人还从来没有介绍过。现在我想借忆念宁朝秀大叔的机会来介绍一下我的母亲。

母亲姓赵，五里长屯人，离官庄大概有五里路。根据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的观察，赵老娘家大概很穷。我从来不记得她给我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她家的西邻是一家专门杀牛、卖酱牛肉的屠户。我只记得，一个冬天，从赵姥娘家提回来了一罐子结成了冻儿的牛肉汤。我生平还没有吃过肉，一旦吃到这样的牛肉汤，简直可以比得上龙肝凤髓了。母亲只是尝了一小口，其余全归我包圆儿了。我自己全不体会母亲爱子之情，一味地猛吃猛喝。母亲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捞到，临走时还是一个季赵氏。可怜我那可怜的母亲，可怜兮兮地活了一辈子，最远的长途旅行是从官庄到五里长屯，共五华里，再远的地方没有到过。至于母亲是什么模样，很惭愧，即使我是画家，我也拿不出一幅素描来。1932年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痛不欲生，曾写过一幅类似挽联的东西：“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可见当时已经不清楚了。现在让我全部讲清楚，不亦难乎？但是，有一点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八十多年以前，在清平官庄夏季之夜里，母亲抱着我，一个胖墩墩的男孩，从场院里抱回家里放在坑头上睡觉。此时母亲的心情该是多么愉快，多么充实，多么自傲，又是多么丰盈。然而好景不长，过了没有几年，她这一个宝贝儿子就被“劫持”到了济南。这是母亲完全没有料到的，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此后，由于家里出了丧事，我回家奔丧，曾同母亲小住数日。最后竟至八年没有见面。我回家奔母亲之丧时，棺材盖已经钉死，终于也没有能见到母亲一面，抱恨终天矣。我只知道儿子想念母亲的痴情，何曾想到母亲倚闾望子之痴情。我把宝押在大学毕业上。只要我一旦毕业，立即迎养母亲进城。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正应到我身上。我在外面是有工作的，不能够用全部时间来怀念母亲，而母亲是没有活可干的。她几乎是用全部时间来怀念儿子。看到房门前的大杏树，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常爬上去的。看到房后大苇坑里的水，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洗澡的地方。回顾四面八方，无处不见儿子的影子。然而这个儿子却如海上蓬莱三山之外的仙山，不可望不可即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我曾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自谓一个做儿子的所应做的事情，我都已做到了。现在才知道，我对母亲思子之情并不了解。现在才稍稍开了点窍。

上面我借写宁朝秀大叔的机会，介绍了一下我的母亲。

现在仍然回头来写宁大叔。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宁大叔家是贫农，只有两三亩地。宁大婶和宁大姑都是妇道人家，参加不了种地的活。所有种地的活都靠宁大叔一个人。耕地要牛，人之常识。但是，有牛又谈何容易。官庄前街有牛的人家屈指可数。首先是大地主张家楼张家，住在一条胡同里，家里有五条牛。主人从来不走出家门。其次一家就是我的二大爷，是举人的第二个儿子，属于富农，有两头牛和一个扛活的。至于杨家和马家是否有牛，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宁大叔家里只有他，没有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人变成牛，才能种庄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至于宁大叔是怎么操作的，我没有看到过，不敢乱说。

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家长期保留着三分地。早先是怎么耕种，我不清楚。自我父亲去世到我母亲去世长达八年的时间内，耕种都由宁大叔一人承担，这是非常清楚的。在这八年内，母亲一文钱的收入也没有，靠的就是这三分地。如果我是一个脑筋灵活的人，每年给母亲寄三四十元钱，这能力我还是有的。可怜我的脑筋是一个死木头疙瘩，把希望统统放在大学毕业上，真是其愚不可及也。

在农民中，我们家算是什么成分呢？我一直不清楚。土改时，宁大叔当时是贫协主席，还给我们家分了地，对我母亲和我而言，我认为，这是公正的。但是，对是家长的我父亲而言，却是不公正的。

我现在就来谈一谈我的父亲。我不奉行那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教条。反正你不说，人家也都知道。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了历史，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在官庄的上一辈，大排行十一人。只有一、二、七、九、十一留在关内，其余六人全因穷下了关东。我的父亲排行七、济南的叔父行九、与行十一的一叔是同母所生。一叔生下后，父母双亡，他被送了人，改姓刁。父亲和叔父，无父无母，留在官庄，饿得只能以捡掉在地上的干枣果腹。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便商量到济南去闯荡。二人大概很受了不少的苦，当过巡警，扛过大件。最终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兄弟二人便商议，父亲回家，好好务农。叔父留在济南挣钱，寄回家去。有朝一日，二人衣锦荣归，消泯胸中那一团郁闷之气。完全出人意料，这样的机会不久就得到了。叔父在东北中了湖北水灾头奖，十分之一共三千元。在当时，三千元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当时我还没有下生。后来听说，雇人用车往官庄推制钱。可见钱之多。现在兄弟俩真是衣锦还乡了，好不神气！父亲要盖大宅子。碰巧当时附近砖瓦窑都没有开窑。父亲便昭告天下：有谁拆了自己的房子，出卖砖瓦，他将用十倍的价钱来收购。结果宅子盖成了：五间北房，东西房各三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一时颇引起了轰动，弟兄俩算是露了脸。但是，时隔没有多久，父亲把能挥霍的都挥霍光了，最后只能打房子的主意。整个地卖，没有人买得起；分开来卖，没有人买。于是自留西房三间，其余北房五间，东房三间统统拆掉，卖砖卖瓦，没有人买，只好把价钱降到最低，等于破砖烂瓦。

我讲到父亲的挥霍，其实他既不酗酒、嗜赌，也不嫖、吃，自己没有什么嗜好。据我观察，他的唯一嗜好是充大爷。有点孟尝君的味道。他能在庙会上大言宣布：“今天到会的，我都请客！”他去世的时候，我奔丧回家，为他还账，只是下酒吃的炸花生米钱就有一百多元。那时候一百元是个大数目。大学助教每月工资八十元，这些东西当然都不是他自己吃的，而是他那些酒友。

父亲认字，能读书，年幼的时候，他那中了举的大伯大概教他和九叔念书认字。他在农村算是什么成分，我说不清。他反正从来也没有务过农，没有干过庄稼活。我到了济南以后，有很多年，他在农村把钱挥霍光了，就进城找叔父要钱。直到有一年，他又进城来要钱。他坐在北屋里，婶母在西屋里使用了中国旧式妇女传统的办法，扬声大喊，指桑骂槐，把父亲数落了一阵。父亲没有办法，只有走人，婶母还当面挽留。从此父亲就几乎不到济南来了。他在农村怎样过日子，我不知道。我自己寄人篱下，想什么都没有用了。

父亲卧病的时候，叔父还让我陪他回官庄一趟。此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难兄难弟，只能相对而泣而已。我叔父对他这一位败家能手的哥哥，尽悌道可谓尽到了百分之百。这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认为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这一篇文章本来是写宁朝秀大叔的，结果是鹊巢鸠占，大部分篇幅都让老季家占了。我在这里介绍了我的母亲，介绍了我的父亲，介绍了父亲和叔父的关系，把一个宁大叔不知挤到哪里去了。事实上，我奔父丧回家的时候，天天见到宁大叔，还有宁大婶和宁大姑。离开官庄以后，直到母亲逝世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我不但没能看到宁家一家人，连想到他们的时间也几乎没有。我奔母丧回到官庄，当然天天同宁家一家见面。宁大姑特别怀念当年挎一个小篮子随着她去拾麦穗的情景，想不到我一转眼竟变成了大人。当时我们家已经没有了主妇，事情大概都由宁大婶操办。

我离开官庄后，在欧洲待了十年多。回国后不久，就迎来了解放。家乡的情况极不清楚。一直到今天，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想到宁大叔一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宁大叔一家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2003年7月7日于301医院

“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贺词

值此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开幕之际，我这个为敦煌学鼓与吹的老啦啦队员，虽然因遵医嘱不能出院躬逢盛会，也为研讨会的顺利举办感到由衷的高兴！三年前，我在纪念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一百周年的会上引用过“行百里，半九十”的俗语，就是为了说明敦煌学研究任务艰巨而前景灿烂，就是为了给新世纪里继续奋斗的同志鼓劲打气。我们纪念有三先生的百岁诞辰，纪念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20周年，也正是为了发扬开拓者献身学术的崇高精神，大力提倡求真创新、团结协作。我坚信，只要大家脚踏实地，谦虚谨慎，遵循学术规范，加强文化交流，就一定可以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我祝与会的新、老朋友身体健康、事业有成！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2003年9月15日

《名师讲义丛书》序

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师讲义丛书》。从书名看，意思很清楚。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

这些位名师，都是二十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如闻一多、朱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师。再如游国恩、雷海宗、周祖谟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他们虽都已去世多年，但薪尽火传，其衣被学人，早非一代。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据我看，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

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他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十分高兴。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只写此短序，聊当前军旗鼓云耳。

2003年12月10日

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办60周年题词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常书鸿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史苇湘、李承仙等同志也已与世长辞。但是，常先生与老一辈学者所开拓的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事业将长盛不衰，后续者会以百倍的努力辛勤耕耘，使敦煌学这棵长青树开出更绚丽的花朵，向世人奉献更丰硕的果实。我愿意通过《敦煌研究》把我这个老啦啦队员的心愿与信心告诉大家。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对已逝者最好的纪念。

2004年4月于北京301医院

《泰山石刻》序言

泰山，在世界上没有哪座山能和她相比，其原因，就在于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存留的泰山石刻数量之多、形制之巨、历史之悠久、年代之连续，也是绝无仅有的。

泰山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东方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举足轻重。从远古到现在，人类进步的脚步，都能在泰山上反映出踪迹，之所以如此，应归功于泰山石刻。泰山石刻是泰山文化的载体之一，它是在石头上书写的泰山文化，文字记载的泰山文化，客观的泰山文化，是泰山文化的核心。

泰山石刻留存自封禅帝王、官宦贵人、文人墨客、黎民百姓之手。有关国家政治、民俗信仰、儒释道俗、天人合一、哲理情理、天文地理、自然风物，无所不包，博大精深。对于政治、经济、历史、民俗、文学、书法、美学、艺术、旅游诸方面均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泰安袁明英先生十年如一日，倾心于泰山石刻的蒐寻、汇缉和研究工作。为此，跑遍了泰山的巅巅壑壑，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而且，耐得寂寞，舍得付出，无怨无悔，夜以继日地汇总、钩沉和研究。

感袁先生之敬业，念泰山文化之弘扬，今聊赘数言，权作为序。

祈望泰山文化更加弘扬光大。

甲申仲冬于朗润园

我的建议

在医院住了一千多天，天天盼着多听见些好消息，而上苍也总能满足我这个耄耋之人的愿望，让我高兴。最近，就传来这样一条好消息：中华书局决定立项启动整理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计划在2012年中华书局创办100周年之际完成新版“二十四史”的全部印制工作，正准备开论证会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书局征询意见于我，作为一名忠实的读者兼作者，当然我本应赴会倾听诸位老友高论，并陈浅见以获教益，无奈足不能出户，力不从吾心，只好用这篇短文略尽芹献之责。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与《清史稿》，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与关怀下，经文史界数百位专家精心组织、齐心合力、付出艰辛努力而完成的一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经过几十年使用实践的检验，学界公认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好、最权威的正史整理本。然而，诚如前人所言“校书如扫落叶”，标点、注释亦绝非易事，何况是集体攻坚的大项目，任何高明的学者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学术须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古籍整理与出版也应当与之俱进，文明社会需要新的传世之作。因此，这样一项功在当代、利于千秋的修订工程就势在必行了。然而，修订、出版四五千万字的煌煌巨著，需要大量人力与资金的投入。按目前全国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现状与中华书局的经济状况及编辑力量，困难可想而知。令人高兴的是中华书局及其所属中国出版集团的主事者既没有轻言一帆风顺，也没有被面临的种种困难所吓倒，而是下定决心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正因为如此，我这个啦啦队员才敢提出如下三点建议：第一，积极争取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的支持。现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增长，对学术文化事业的扶植力度也大大加强了，只是家大业大，花钱的地方多，我还是主张“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集中财力来实施精品工程，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第二，人才难得，书局应当在充分收集、归纳、运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网罗与组织学界相关人才与培训书局年轻编辑作为两项最重要的任务来抓。既出了书，又培养了人，岂非两全其美？第三，一项大工程，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至关紧要。从书局目前印发的材料看，大纲明确，思路明晰，如果再加上具体明细的方法步骤，就能事半功倍。

十七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困难虽在目前，希望却在将来》，提出：“我们非要努力不行，而且要十倍地努力。”学界、出版界也是有黄钟和瓦釜的，“我们的责任是，拿出良心，尽上力量，让瓦釜少鸣，或者不鸣，让黄钟尽量地多鸣，大鸣而特鸣”。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中华书局的修订版“二十四史”出版之日，就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黄钟大鸣而特鸣之时，也是庆贺中华书局百岁华诞的二十四声礼炮齐鸣之时。

2006年4月

“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贺词

欣闻“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在南京师大隆重举行，我因身体原因足不便出户，无法躬逢盛会，半月前听剑虹同志面陈详情，不禁心向往之，喜上眉梢。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的敦煌学研究工作，在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精心组织、协调、指导下，开展得扎实有效，我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众多后起之秀，也齐心合力，与日俱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敦煌学百年历程，是一场万千学人投身学术新潮流的接力赛跑，后浪推前浪，新人追老人，而今提出以继承与发展为主题的创新与转型，我认为正是适逢其时，所以举双手赞成。这次会议的另一个中心题目是纪念潘重规先生的百年诞辰，我同样顶礼以贺。潘先生作为华夏国学章黄学派的杰出传人，半个多世纪里不仅在我国港台地区的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培养了大批文史俊才与优秀的敦煌学专家，而且积极推进两岸及国际学术交流，德高望重，深受学界敬仰。潘先生虽已骑鹤仙逝，但丰碑高耸，英名永铸。此会当是明证。我衷心祝愿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祝福全体与会代表健康愉快！

2006年8月22日于北京

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在“李景端新书及出版理念讨论会”上的书面讲话

李景端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心曲浪花》时，我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序，题目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现在的出版人，尽管有一些淡忘了职业道德，做出了有损出版人声誉的事，但多数出版人，应该说都是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这个职业精神的。而李景端，就是这多数人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个。

这几年我虽身在医院，但通过阅读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与他的通信，对他近些年的作为还是有所了解。总的印象是，他退休后依然很勤奋，常常透过自己对出版、翻译、乃至其他文化现象的观察，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并很快又结集出版第三本散文集。好像上海有篇文章把他比喻成“文化渔人”又要收网了。李景端的“网”中收获了哪些“鱼”，我不大清楚，但这几年他做的两件事，却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不断为翻译事业叫喊。李景端是搞翻译出版的，在实际工作中，他深感翻译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他积极写文章，曝光劣质翻译表现，分析翻译质量下降的症结，提出治理劣质翻译的愿景处方，联络著名翻译家公开发表恪守译德的六条倡议，还促请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加强翻译工作的提案。2004年，他更用通信形式，就翻译问题在报上发表了与我的长篇谈话，一时被许多报刊及网站转载，引起了更多的人对翻译事业的关注。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姑且暂不置评，但至少他为改进翻译工作而不断叫喊的这种执著精神，无疑是应当嘉许的。

第二件事，热心从事文化公益活动。这主要反映在他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上。例如，他呼吁老年文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藏书，尽量捐赠给中小学或与之相当的图书馆，以免藏书“老”掉散失。他吁请一些名人遗属，不必热衷攀比建铜像，不如省下这个钱花在更有意义的用途上。针对常州一些名人故居徒有保护虚名的尴尬局面，他呼吁要发挥智慧，多几种保护选择，让保护名人故居落到实处。他认为老是重复出版名家旧作的做法不可取，呼吁出版界别去一再“炒冷饭”。他还告诉我，这几年他一直在替香港举办的三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充当内地的义工；最近，他又在协助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向出版社募集图书捐赠给贫困农村中小学，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事，李景端本来可以不去做，但他主动做了，而且做得挺卖力，这就很难得。值此李景端出版新书《如沐清风——与名家面对面》之际，希望他再接再厉，永远做一名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2006年9月16日

我最年轻的同龄人

2007年元旦，中华书局迎来了95周岁华诞。按出生年月计算，我虚长书局四个月，但是就是在这几个月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中国迈进了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因此，中华书局诞生伊始，便以朝气蓬勃的新容貌面世。在我的眼里和心目中，他是我最年轻的同龄人，总是随新时代的潮流而进步，永远青春焕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事实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

五年前，我在书局庆贺90华诞大会的讲话中，赞许我这位老朋友是“中国出版界的中流砥柱”——尽管书局当时也存在着方向若明若暗与举措难免失当的隐忧，我还是对他充满信心，由衷地期盼他能够和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老伙伴一道，继续当好中国出版界的标杆。我的期望没有落空。现在，不断传来老朋友蒸蒸日上的好消息：不但日出一书的规划已经真正实现，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与文化普及三大类图书均有越来越多、影响重大的佳作问世，结构日趋合理，装帧设计与印制的进展有目共睹，而且书局年轻化的领导班子正齐心协力地带领员工们，为继承与发扬书局的优良传统而不懈努力，新一代编辑正在成长；不但稳中求益、扭亏为盈的近期经济指标已经达到，而且谋求中长期社会、经济双效益有大发展的目标也十分清晰，令学界与广大读者瞩目的“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正扎实起步。总之，95岁的中华书局正青春焕发地向前迈进，令我欣慰，令我振奋。

2006年12月29日

“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论坛贺词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论坛组委会：

欣闻你们将在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中举办以丝绸之路艺术品与生活为主题的图片展、学术报告会，并举行《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的首发式及座谈会，作为敦煌学界一名老啦啦队员，我为此感到兴奋与安慰，也要向你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值得我兴奋和安慰的理由很多，不能一一道来，最根本的一条是此举证明：我们中国的学者专家在努力开掘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和实践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上做出了为祖国争光、令世界瞩目的新贡献。近二十年前，我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得到中外学界的赞成，我们的敦煌与丝路文化艺术的研究，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猛前进，飞速发展。今天，我还要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能骄傲自满。古谚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普及与提高上，尤其是在探索传统文化如何为现代社会与生活服务上，我们还有更多更艰巨的事情要做。丝绸之路向东西方延伸，我们的研究领域也要不断扩展。因此，我预祝大家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2007年3月15日

“2007年龟兹学学术研讨会”贺词

新疆龟兹学会：

欣闻贵会将在阿克苏市举办“2007年龟兹学学术研讨会”，涉及龟兹文化传统、文物保护、文化理念、旅游开发及学术研究方法等诸多议题，都是我十分感兴趣的，因此也牵动了我的心。长期以来，学界有人说我是“龟兹学爱好者”，此言不虚。我的兴趣主要在与佛教传入中国有最密切关系的龟兹佛教上，努力对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A）和（B）的写本残卷进行研究。编撰《中国佛教史》，我承担了以龟兹佛教为中心的新疆部分的写作，而且如期交稿，可以证明我的爱好已经指挥了我的行动，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我始终认为中国的佛教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当然，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佛教文化，作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龟兹，是中西、中印文化学术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四大文明交汇，各种宗教兼容，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古迹与文物遗存，也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将现代文化理念和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研究龟兹学，对科学地开发西部，繁荣经济，推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我要热烈地祝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也向支持和组织会议的地区领导表示敬意，祝愿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祝与会代表身体健康、如意吉祥！

2007年7月27日

《中华长江文化大系》序

改革开放以来，对长江文化的研究，繁荣昌盛，突飞猛进。研究的范围，约略言之，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长江流域各大地区文化的研究，比如巴蜀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等，有的出了专著，有的发表了论文，有的甚至组织了学会，总之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另一个方面是对长江文化综合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是异常卓著的。已经出版的专著有李学勤先生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文化史》（1995），材料丰富，论证精湛，受到了读者的好评。此外，正在编纂中的还有湖北社会科学院主持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规模非常庞大，邀请全国许多学者担任各部分的主编。规模之巨大可以说是空前的。另一部正在进行编纂的巨著，是由中国长航领衔编纂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共分8编64卷，同样邀请了全国许多学者担任各卷主编，规模也是十分巨大的。仅仅从这三个例子就能够看到，长江文化的研究已经是当今学坛上的显学了。

宇宙间，事出有因。在这里，因究竟何在呢？经过我反复思索，我觉得，这首先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则中国学人头上的紧箍未松，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什么人一念紧箍咒，则只好再一次躺倒在地大打其滚了。现在终于盼来了改革开放，头上的紧箍取掉，内心中的喜悦陡增，创作欲和写作欲突然腾涌起来，如海上怒涛，势不可遏。学坛上一片盎然生机，从来不敢谈的问题，现在敢说了。从前说得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问题，现在敢于直抒胸臆了。长江文化，从前不能说没有谈过；但是讨论问题最多只能说是处于萌芽状态，现在则可以大谈而特谈了。

其次一个原因，我认为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个号召或者共识有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近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隐而不彰，连中国人民自己都失去了信心。崇洋媚外之歪风邪气，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一旦弘扬中华文化的口号提出，顺乎民心，应乎人情，“好雨知时节”，它滋润着亿万中华人民的心。中华文化，内容异常丰富，长江文化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归入弘扬之列，自然不在话下。

再次，中华文化的来源决不止一途。世界文化史的公例是，古老文化的诞生离不开大江大河。古代埃及如此，古代巴比伦也是如此。中国又焉能例外。中国河流之长者，北有黄河，南有长江。中国最早的文化，即源于此二江河流域。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可能早了一点，至少，是比较为人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朝代的首都都在黄河流域，可以为证。但是，长江流域文化的兴起决不稍晚。现在的考古发掘工作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某一些原因——有的原因至今还说不明白——多少年来，黄河文化一花独放，讲中国历史，也往往只讲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没有能让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全貌或者真正面貌，不能不称之为憾事。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也吹醒了长江文化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真面目才大白于世。对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

也许有人要问：在短期内，一下子出版了三部内容相同的巨著，这是否可能有重复之处呢？这是否也属于中国常见的一窝蜂的现象呢？我敬谨答曰：不！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三部巨著，虽然研究的对象都是长江文化，但是，取材的繁简并不相同，处理材料的角度和重点并不相同，读者的对象也不相同。三部巨著只有互补之功，决无重复之嫌。

《长江文化史》，既然称之为“史”，就必然要按照历史顺序来叙述长江文化，从史前一直讲到近代，在每个时期中分门别类叙述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文化交流特别重视。这是一部谨严的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至于《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既然号称“文库”，就是以单独著作为基础，这些著作涉及长江文化各个方面。既然号称“研究”，就是要强调学术性，强调系统性，强调真知灼见。

谈到现在这一套《中华长江文化大系》，虽然规模同样巨大，却与上述《文库》不同，不是专门著作，而是综览概述，以人文景观、自然风光、艺术神韵、风土人情等为主干；虽同样强调学术谨严；但文字力求生动、活泼，雅俗共赏。与《文库》可以说是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

我个人认为，黄河与长江，有许多共同之处，“黄河之水天上来”，长江之水也同样是天上来，却也有极大的不同之处，黄河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自然景观有些单调、枯燥，而长江则迥乎不同。这里山高水长，峰峦竞秀，鬼斧神工，天造地设。特别是在三峡一段，更是秀色甲天下。中间的庐山，拔地而起，成为世界名胜。长江流域，大山之外，还有大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万里长江的岸边上。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长江的自然景观，不管是多么秀丽雄伟，毕竟都是天造地设自然生成的，而文化则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二者能够同日而语吗？这个疑问不能说是没有道理，我曾再三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二者确有不同之处，而相同之处则更多，更重要，更有关键性。文化的特点在于有个性，有生命。我曾在国内游过一些名山。最初不过是慕名而去，只是浮光掠影地欣赏大山之秀奇雄伟，没有深入思考。现在思考起来，山与山是不同的。泰山决不同于黄山，黄山决不同于青城山。依此类推，则峨眉山决不同于华山，华山决不同于五台山。每一座山的个性昭然可见，而山的生命即寓于其中矣。我也曾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瑞士独以山青水秀蜚声世界。我面对瑞士的山水，只觉得秀丽神奇，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心动神移，徒唤“奈何”。现在想来，瑞士的山水决不同于中华，这种奥妙神奇，难道不就是瑞士山水的个性表现吗？联合国把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名山列入文化范畴，是非常有道理的。

眼前这一部《中华长江文化大系》，把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纳入书内，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见编著者眼光之犀利，识力之超群，不能不令人佩服。书中的第一编：山高水长，首先拈出“山”“水”二字。第二编：物华天宝。第三编：胜景佳迹。都是与山水有关。其余各编对山水也多有涉及。读者自然能辨识，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了。论长江文化而首先介绍长江流域的奇山异水，真可谓探骊得珠，深中肯綮矣。

在这里，也许又有人会提出疑问：你们这一套《大系》醉翁之意是不是在于促进旅游呢？这个疑问不能说事出无因。但是，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一套丛书的目的是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介绍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长江文化的方方面面，就算是促进旅游吧，我们也必须对旅游重新加以认识。值此地球已变为地球村之日，我们国内最高的目标是安定团结，全世界最高目标又何尝不是安定团结和世界和平呢？而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促进人民与人民间，民族与民族间的了解、理解、沟通、友谊。而能促进互相了解，加深友谊的重要途径之一，则是旅游。过去那种认为旅游只不过是游山玩水的观念，实在应该改变了。

根据我这些简略的论述，这一套《大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在三套巨著中特殊的地位，已跃然纸上。它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完全可以预卜。是为序。

2007年

季羡林年谱简编

◎ 1911年8月2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取名“季宝山”，乳名“双喜”。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 1917年（六岁）

农历春节以前，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

进私塾读书，更名为“季羡林”。在私塾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 1918年（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 1920年（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 1923年（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

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 1925年（十四岁）

父亲病故，回临清奔丧。

◎ 1926年（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 1928—1929年（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1929年2月前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先后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娶彭德华为妻。

◎ 1930年（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到北京参加入学考试，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

◎ 1931年（二十岁）

“九一八”后，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 1932年（二十一岁）

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摘译的外国文坛消息。

◎ 1933年（二十二岁）

在《清华周刊》、《大公报·文学副刊》、《文艺副刊》等上发表译作、文学评论和散文等多篇。

女儿婉如出生。

母亲病故，回临清奔丧。

◎ 1934年（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

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 1935年（二十四岁）

儿子延宗（季承）出生。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

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

先后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 1937年（二十六岁）

交换期满，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无法回国。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讲师。

◎ 1941年（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āthās des Mahāvastu。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 1946年（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 1947年（三十六岁）

任《问学周刊》主编。

◎ 1951年（四十岁）

中国史学会成立，当选理事。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 1952年（四十一岁）

中印友好协会成立，当选理事。

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

◎ 1953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1954年（四十三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出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 1955年（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叔父因病去世。

译自德文的《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 1956年（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席迦梨陀娑（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Abhijnana 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 1957年（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 1958年（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 1959年（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赴缅甸参加“缅甸研究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ñcatantra）中译本出版。

◎ 1960年（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 1962年（五十一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席迦梨陀娑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 ）中译本出版。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到埃及开罗参观访问。

◎ 1964年（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 1965年（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选为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

◎ 1966—1976年（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鸿篇巨制基本译完。

◎ 1978年（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 1979年（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理事长。

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 1980年（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竺心影》出版。

赴日参加“印度学佛学会议”。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出版。

◎ 1981年（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被推举为名誉理事。

◎ 1982年（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罗摩衍那》（四）分别出版。

兼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1983年（七十二岁）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 1984年（七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罗摩衍那》（七）出版。

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会换届选举，任会长。

◎ 1985年（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研讨会”和“蚁垤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任名誉会长。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中译本出版。

◎ 1986年（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北京大学中国书院导师。

《印席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1.31/21.31/11.91/11.91/2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参加在加德满都举办的“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

受聘为冰岛大学“吐火罗文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

《季羡林散文集》出版。

◎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 1988年（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 1989年（七十八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 1990年（七十九岁）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

◎ 1991年（八十岁）

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受邀访问韩国。

◎ 1992年（八十一岁）

女儿婉如去世。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 1993年（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赴澳门参加“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 1994年（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

妻子彭德华去世。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