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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
说到东方语文学，我们顾名思义，就会想到东方。这里所谓东方，是从欧洲人眼中看的，差不多是指整个的亚洲。但范围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譬如俄国，虽然有一多半在亚洲，通常是不算做东方的。
大概说起来，东方语文学的范围比通常所认为的东方大，因为连非洲的语文也包括在它的研究范围内。古代的埃及文，近代的亚比西尼亚和其他黑人的语文，都是欧洲东方语文学者研究的对象。但在另一方面，有的真正的东方语言，譬如说印度的梵文，在有些大学的课程里，被排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比较语言学里，同希腊文、拉丁文、古斯拉夫文、北欧古文在一起。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梵文确是印欧语系古代重要语言之一，是现在欧洲语言的老祖宗。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看出来。所谓东方，所谓东方语文学，范围都不能百分之百的精确地划定。
比较地说，东方语文学算是很年轻的学问。因为这里面包括的语言很多，每种语言研究的历史又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在这里把研究的历史详细叙述。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东方语文的研究大半在19世纪才开始，然而就在这一个世纪里面，在这方面努力的学者已经获得惊人的成绩，使人一看起来，觉得这种研究一定已经有了很悠长的历史，哪里会想到还不到一百年呢？就拿梵文的研究来说吧：在19世纪初年有几个在印度服务的英国人开始注意到梵文。他们本身并不是语文学者，不过希腊文同拉丁文他们在中学里都读过，忽然发现梵文同希腊文拉丁文有些地方很相像，于是发生了兴趣，就开始研究起来，因而就奠定了印度语文学研究的基础。后来法国学者也接踵而起，对梵文研究也有相当的贡献。在这时候，逢巧有几个年青的德国学者在法国留学，把梵文的研究带回德国去。从此以后，德国就成了梵文研究的中心。有的梵文学者把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于是就产生了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史和比较宗教学。同时对各种印度古代的宝藏都研究到了：四吠陀，文法学，世界最长的史诗，这些印度人认为最神秘最深奥的东西都大白于世了。德国的梵文学者在这方面始终居领导的地位，一直到19世纪的末年。
到了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东方语文学的研究意外地得到一种推动力。最先英国学者Stein到中国的新疆去考察，在和阗附近发掘，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东西，他写了几部很大的著作，把他考察和研究的结果公布出来。接着是德国的学者Le Coq同Grünwedel前后几次组织考察团到新疆去，他们在Idikutsari发掘出很多极珍贵的东西，同时又在古庙的废墟里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壁画。在这些东西里面最有学术价值的就是许多古代手写的稿本，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绢上。在这方面，俄国学者也曾参加工作，组织考察团到新疆去。Petrovski，Kumentz同Oldenburg都有很重要的发现。至于法国，我们都知道伯希和曾经到敦煌去考察，把敦煌石室里的珍奇的古籍搬到法国去。这里面有中国久已失传的古书，和唐代人的手迹，比我们平常认为最珍贵的宋板价值还要高得多。伯希和捡剩下的古书还有很多，中国当时的北京政府听说了，派人去运走一部分。日本人也派人到新疆去做过发掘工作，也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这些学者所发掘搜集的材料，种类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我前面已经说过，就是手写的稿本。论内容，这些稿本大半都是佛经的译本；有的从梵文直接译过来的，有的间接从别的文字转译的。论文字却出人意料地复杂。只就字母说，就有波罗密字、驴唇字、西藏字、粟特字和几种到现在还没有读通的字母。有的文字简直用中文作了注音符号。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欧洲学者们拿到这许多材料，虽然隐约地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无量的宝藏，但却像拿到天书一样，他们读不通，不知道这究竟是些什么文字。他们面对着这难关，一点也不屈服，立刻分头去研究。字母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里面有几种字母是他们熟悉的，譬如说波罗密字和驴唇字，他们在研究印度碑刻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但虽然认识了字母，字母组成的字他们仍然不认识。只认识字母而不能认识字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我们都能想象到，这是一件怎样困难的工作！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有学习外国文字的经验。就拿学习英文说吧！英文在近代文字中算是最容易学的文字。我们有良好的教师，编好的字典和课本，另外还有许多课外读物。每礼拜四小时的正式上课，再加上不知多少小时的自修。就这样，学上几年，天分低的还不能离开字典自由看原文的书。倘若现在有人拿一种奇怪的我们不认识的文字给我们，这种文字的文法比英文复杂到不知多少倍，没有教师，没有字典和课本，当然更没有写好的文法，他就让我们读通这文字，请问我们怎么办呢？
在欧洲学者面前的，就是这种看来似乎毫无解决希望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仍然是干下去。这里的文字多，读通的过程和所费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不能一一详叙。现在我们就拿吐火罗文的研究来作例子，说明读通一种新文字的过程。吐火罗文的稿本大半都是用波罗密字母写的，除了几个新的字母以外，读起来并不难；所以字母这一难关不久就克服了。但是吐火罗文有一个特点，它并不像现在的英文、德文每个字都是分开来写的，所有的字母都写成一串，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分开来。这一点更增加了研究的困难。最初研究这种文字的学者，只对着一大篇字母，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渐渐地他们发现了其中有的字很像梵文，于是就把这些字抄出来。抄得多了，在里面也就可以发现声音转变的律则。偶尔又发现了几个断片，这几个断片有别的文字的译本，于是就根据这译本把这几个断片读通，把文法构造仔细研究了一遍，立出几个假设来。再继续研究下去，或者推翻这假设，或者助成这假设，终于渐渐建立起几个很简单然而却又很基本的原则来。这些工作都有特别的困难处，一方面要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却又要特别机警。再说神秘一点，有的时候简直全靠运气，有些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吐火罗文终于研究通了。有一个学者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只要稍稍能领略其中的困难，就会觉得这句话是不过分的。
或者有人要问，读通这些文字究竟对人类文化有什么意义呢？要想回答这问题，我们要对东西学术史做一个鸟瞰。我们都知道，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学术的研究并不是平均发展的：有的时代学术研究的成绩很辉煌灿烂，有的时代却又很不振作，毫无生气。领导一个辉煌灿烂时期的，大半都是新材料的发现。尤其在精神科学的研究上，旧的材料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各方面都研究到了，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倘若在这时候有新材料出现，学者们得到新的鼓舞的力量，不久就可以有惊人的成绩，开创一个新时代。这种例子太多了，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只在中国学术史里就可以找到许多。过去的我们不必说了，只看近几十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就可以明了新材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以前，我们中国的古史实在还没有脱离神话色彩。当然，在中国，正如在西洋，是颇有些人们相信神话的。不过这些人同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对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始终采取敌视的态度，虽然他们在内心里也未必不承认在这方面的成绩。无论怎样，我们现在真可以说，我们对商代的历史和文化有一个真确而清晰的概念了。这种研究现在还在开端，将来的成就虽然还不能预卜，只就眼前的成绩说，已经可以说是超迈前古了。而且，历史的研究不过只代表一方面，其他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也都跟了甲骨文的发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都表现了惊人的成绩。以前不能了解的句子现在了解了，以前不能读的书现在能读了，我们真不能想象，再过一百年在这方面的研究会灿烂辉煌到什么地步！
但是，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影响是只限于中国的。新疆这几种古代语言的发现，却有世界的意义。这话似乎太空洞。我们仍然拿吐火罗文作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都知道，印度欧罗巴语系普通分为两支：一个东支，比较语言学里的术语叫做Satem；一个西支，在比较语言学里叫做Centum。希腊文、拉丁文同近代的欧洲语言都属于西支；梵文、古代波斯文等属于东支。就地理说起来，这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自从吐火罗文发现以后，这种很自然的局面有点混乱了。第一，这些学者们没有想到在中国的新疆会发现印欧语系的语言，因为现在那里流行的语言是东土耳其语。第二，即便发现了印欧语系的语言，按地理说，也应该属于东支。然而吐火罗语竟属于西支的Centum。这样一来，他们研究的基础有点动摇了，同时他们也有了新的研究的出发点。现在还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在一群Satem语言里忽然出来一个Centum语言。这问题牵连到印度欧罗巴人种，也就是现在所谓雅利安人或白人的迁徙问题；再进一步，就关连到雅利安人原在地的问题。这些都是目前欧洲学术界研究最用力争辩最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在比较语言学方面，吐火罗文的发现，也引起不小的波动。以前所熟知的几个语族的文法和音韵差不多都研究清楚了，真可以说是大势已定；现在忽然发现了一个新的语族，在文法和音韵方面都有很奇怪的特点，学者们又要从新的观点来修正或补充以前研究所得的结果。时间虽然不长，成绩已经很有可观了。
吐火罗文对世界学术的意义，我们只举以上两点。其他在新疆新发现的语言也各有各的重要，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了。现在我们谈一谈这些语言对中国学术的意义。
自从佛教输入中国以后，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这影响还不见衰竭；所以，我们可以说，佛教的输入，真是一件大事。但是关于输入的过程，我们一向不十分清楚。倘若我们问一个比较受过教育的人：佛教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什么地方？大藏经是从什么文字译出来的？他们恐怕都会说，佛教是从印度传来，大藏经当然是从梵文译出来的。然而自从新疆这些语言发现以后，我们才知道，在初期，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来的，而是经过新疆各小国的媒介。初期佛经也多半是从这些语言译出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历史上这一件大事的真相才有清楚的观点；大藏经里面许多以前不容易明白的地方，现在也都可以渐渐弄明白了。
在以前，新疆这地方，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几乎是一个空白。虽然每一个朝代的史书里都有记载，但这些记载有的太模糊，有的太简略，有的又太不正确，所以我们对新疆知道的真是太少了。自从新疆这些文献发现以后，我们才知道，新疆不但不是一个空白，而且是东西文化交流沟通的所在。东方文化从这里传到西方去，西方文化从这里进入东方。譬如说希腊的雕塑艺术到了健驮罗国混合了别的成分成了一种新风格，再从健驮罗经过新疆传到中国，在中国佛像的雕塑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其间经过的过程，我们在新疆新发现的佛像同壁画上，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追踪出来。再进一步，我们现在再来读《史记》《汉书》和其他史书关于西域的记载，也可以得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因为人名我们多半可以找出他的原文，地名我们可以确定它的方位，不像以前那样模糊了。
以上说的新疆的新发现对世界和中国学术的意义，只是随便举出了几点，要详细说起来，可以写几本书。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新疆这些新发现的语文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其实是方在开始：有的语言才读通了一半，有的还没有读通，有的连字母我们还不认识。在柏林、巴黎、列宁格勒、伦敦的博物院里，还有很多很多掘出的手稿，待人研究整理。在新疆的废墟里，谁又敢说还有多少东西待发掘呢？
所以，这一门学问，真如朝日初升，前途正未可限量。我们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现在欧美许多新进学者都到这块园地里来工作，无论是语文学家、历史家、考古家、艺术家，都可以找到适合的研究题目。德国的E.Schroeder教授，自己是德国语文学的权威，有一次就曾说过：可惜他年纪老了，不然，他一定研究东方语文学；因为在别的语文学的范围内，旧材料已经研究清楚，顶多不过在小地方有点小发现，新材料又没有，所以研究起来毫无生气。将来的天下是属于东方语文学的。他所说的东方语文学，着重在新疆发现的语文。
然而，回头看看我们中国，情况却完全两样。清末的时候，曾一度盛行过元史和西北史地的研究，后来渐渐消沉下去。新疆这些新材料发现以后，除了间或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翻译的外国学者的论文以外，没听说有谁去认真从事这种研究。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成绩，当然有极大的价值，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对这些介绍人我们都应该有很大的尊敬。然而这究竟是跟着别人走。我们不应该自安于追踪别人，我们也要去研究，让外国学者也跟我们走。
再进一步，在东方语文学，尤其是新疆新发现的语文的研究上，我们中国学者实在应该比欧美学者尽更大的努力。因为第一这些材料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第二这些语文对中国文化史的关系太深了。我并不主张学术有国家性；不过因为研究方便的关系，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学科的研究上可以超出别的国家。在这里，我们都希望中国在东方语文的研究上可以领导别的国家。然而，事实正大相反，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中国不但不能领导，而且只是跟在后面，有时候，连跟都跟不上，甚至有时候连跟都不想跟。欧洲的许多东方语文学者有时候需要中国古籍的帮忙（这样的时候还真不少）。但欧洲的汉学家数目太少了，他们感觉到非常不方便。在失望之余，便常常用祈求的声调请日本学者帮他们的忙。他们为什么没想到中国学者呢？这原因很简单，无论谁一想都会明白。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大辱。我们都要起来，把这耻辱洗掉！
原载《大公报》1946年7月21日
学术研究的一块新园地
我们读中西学术史，都可以发见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往往只有新材料的发见才能引起一个新的时代。在欧洲我们不必举很古的例子，只拿梵文来说吧。梵文的研究在印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欧洲的学者真正开始研究这对他们完全新奇的古文字是19世纪初年才开始的。在一百年以内因了梵文的研究成立了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学，结果是19世纪不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在语言学的研究上也超越了前古。
再回头看我们中国，情形也可以说是完全一样。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地把中国学术史上因了新材料的发见而引起一个新时代的例子都一一举出来，我们只拿甲骨文的发见作例子来说一说。有清三百年的朴学大师在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方面的伟大成就是尽人皆知的了。但自从在殷墟里发见了甲骨文以后，到现在时间虽然还不算太长，在这方面工作的学者也还不算太多，在许多问题上，学者们已经有了更新更好的见解，现在我们再来读古书，把握已经比以前大得多了。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才只是一个开端，谁敢说在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学者会有怎样辉煌的成绩呢？
但甲骨文的发见其重要性只限于中国。同甲骨文的发见同时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见：在我国西陲甘肃西部和新疆有许多古文献古美术品古器物被欧洲的探险家发见了。他们在古城的废墟里破寺里山洞里找到了许多壁画佛像、中文典籍用种种字母写在纸上绢上贝叶上的文献和其他数不清的古器物。对中国当然这些中文典籍最重要。这里面种类也多得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国已经佚失了的而在这里又发见的古书，这些书又引起了许多新问题，陆法言的《切韵》就是一个好例子。还有许多道教的经典像《老子化胡经》之类，让我们可以知道道教怎样设法披上一件佛教的外衣，同佛教拉上一点亲戚关系，以求在西域能够立得住脚。这些都是非常有趣而以前我们不知道的。至于在敦煌石室发见的佛曲和唐代的通俗文、通俗小说，给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了一条新路，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对世界学术说，最重要的却是这些用古文字写成的文献。最初欧洲学者们对这些文献简直毫无办法。单说字母，种类就非常多，而且一大半还不认识，更不用说文字了。他们自己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不过觉得这里面或许有新的东西，于是就开始研究起来。他们先设法读通了字母，然后再来研究字句的意义，最后把文法构造也渐渐弄清楚了。就这样他们读通了几种语言。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处处需要超人的耐力和敏感。一位德国学者用了40年的苦功才把一种语言理出点眉目来。对这些学者我们都应该有无上敬意。
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语言呢？这话说起来太长，也不是用短短几千字可以说得完的。现在我们从里面选出三种最重要的来简略地说一说。这三种都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第一种是吐火罗语。发见的文献几乎全是佛典。这里面又可以分两种方言，通常以A同B来代表，有的学者把A方言叫做焉耆语，B方言叫做龟兹语，也还没得到大家的承认。吐火罗语读通以后，在印欧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上引起了一个大的波澜。以前我们只知道印欧语系包括八个语团，现在添上吐火罗成了第九个。其后“合兹提斯”发见了，成为第十个，因为与我们讨论的题目无关，我们在这里不谈。第二种是于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发见的文献多半是佛典。第三种是粟特语，也属于伊朗语族。发见的残稿里面佛典同商业文件都有。这两种新伊朗系语言的意义在供给比较语言学家尤其是伊朗语言学家许多文法上的新材料。对比较佛典的研究也给了不少的新启示。
这几种新发见的语言除了对比较语言学有重大的意义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非常重要。第一我们现在知道了，古代西域的居民有不少的雅利安族，中国古书上记载的“深目高鼻”的蛮夷就正是现在天之骄子白人的同宗。第二我们现在知道了，以前认为荒漠不毛的中亚就正是中西两大文明汇流的地方。最后我们还知道了，印度文化传到中国来是经过一番媒介的。大藏经里的经典很多不是从梵文译来的，中间还经过了一次“胡语”的转译。
以上我们随便谈了几种语言，真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中亚发见的文物真是浩如烟海，绝不是我们在这篇短文里可以说得完的。不过就在上面这短短的叙述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些文物对我们中国历史文化有多大的意义。自从这些东西发见以后，欧美各国甚至日本都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事研究这些文献器物了。他们努力的结果已经在语言学上历史学上考古学上有了惊人的发见，成了所谓“东方学”的中心题目。但可惜我们国人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外还没注意到这种新学问，我们真应该“引以为憾”。
不过现在开始也还不晚。连在欧洲，虽然经过了40年的研究，这学问还在开端。在巴黎、伦敦、列宁格勒的图书馆里博物院里还不知道有多少材料等待学者们整理和研究。就以文字说现在还有文献，学者们不能读，甚至有的连字母也还没有读通。在读通的这几种里面还有不知多少问题。有许多字的字义还有待于研究或修正。在这里语言学家、艺术史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宗教学家、民俗学家、考古学家都可以找到适当的工作。只要肯来，只要肯工作，绝对不会没有成绩的。德国一位80岁的德国文学权威教授常常慨叹地说，可惜他老了。倘若他再年轻三四十年，他一定从事于中亚文献的研究。我们很希望我们中国的学者们有人到这里来，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块学术研究的新园地。
1946年10月14日
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
从今学期起，北京大学文学院里添了一个新系：东方语文学系。这是中国自有大学以来的第一个创举。不在别的大学，而在以兼容并包博大精神出名的北大，是并非偶然的事。我们都要感谢胡适之先生、汤锡予先生和傅孟真先生，他们让这在中国自来少有人注意的冷僻学科也得到一块发展的园地。
无论什么新创的事业都容易招人误解。北大东方语文学系也不是例外。很多的人把东方语文学认作日本语文学系的别名。有的人根本不清楚里面究竟研究些什么，只觉得这一系很神秘。所以我们感觉到有需要来作一个简略的说明，让大家明了这一个自从中国有大学以来第一次创立的学系的真相。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东方语文学。这里所谓“东方”是根据欧洲的用法。英文德文法文原字都是Orient，而这个字的来源又是拉丁字Orient，意思是（太阳的）升起，进一步就演化成太阳升起的地方：东方。从欧洲人的眼里看，整个亚洲都在东方。研究亚洲语文的学问就叫做东方语文学。
亚洲是很大很大的，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只是研究亚洲一洲的语文工作范围已经够大的了。但是按照欧美大学的惯例，连古代埃及文和非洲语文都划到东方语文学研究的范围里来，东方语文学的范围于是就更加扩大了。根据上面所说的，欧美大学所有的东方语文学就包括以下这些语文：
古代埃及语文
古代巴比伦亚述语文
中国语文
日本语文
满蒙语文
印度支那系语文
阿拉伯语文
土耳其语文
印度语文
伊兰语文
中亚古代语文
非洲语文
以上这许多语文都能在大学里成一系。还有许多不甚重要的语文就要看大学的设备和教授研究的范围而归入这一系或那一系。就连以上这些语文系别也不像我写得这样清楚。譬如有的汉学家也通日文、满文或蒙文，学校里倘若没有日文系、满文系或蒙文系，那么这教授也就兼开日文、满文或蒙文的课。有的伊兰语文学家兼通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他也可以把这三系合成一系。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分系虽然没有一定的标准，但系总是分的。这原因很简单。在欧洲东方语文学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13世纪中教皇Innozenz四世下令在巴黎设一个阿拉伯语文的讲座。这可以说是欧洲东方语文学研究的开始。这以后，语言的数目陆续增加，研究的范围渐次扩大，一直到现在这传统并没有中断，他们的书籍和各方面的设备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非分系来研究不行了。
现在我们的大学里也开始注意到东方语文的研究了。北京大学首先创立了东方语文学系。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必学欧美大学分那样许多系，我们只在系里分成若干组，每一组就相当欧美大学的一系。这其实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对研究说是一样的。因为是才开创，我们先设三组。第一组：蒙文，藏文，满文；第二组：梵文，巴利文，龟兹文，吐火罗文（B），焉耆文（吐火罗文A），于阗文，粟特文；第三组：阿拉伯文。我们希望将来能够陆续增添别的新组，譬如说波斯文、东土耳其文等。我们也希望能够请到专家来教。入这系的同学每人可以任选一组。至于在这组里必修的文字当然是多多益善。但倘能精通一种也就够了。
以上是北大东方语文学系的大概情况。至于为什么设这一系呢？这真是一言难尽。我们现在分两方面来说。
第一是实用方面。我们中华民国号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合，但一直到现在除了对汉族的语言和文化真正作过研究以外，对其余四族简直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顾到。外国学者反而越俎代庖，替我们去探险去发掘去研究。他们有没有别的用意，我们现在且不必去追究。但自己家里的事情自己不明白，反让别人来代劳，只这事实就是我们全民族的一个耻辱！再说到中国以外的亚洲各国的语言，我们以前更没有顾到过。但现在自从“胜利”以后，我们已经被逼上梁山，势非顾到这些国家不行了，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欧美的大国家只要往外国派遣大使或公使，总找一个对那个国家有认识有研究的人。在他下面照例还有许多专家，就是所谓什么通者。我们姑且不管他们是否真“通”，但对那国家他们真下过工夫。但我们中国怎样呢？试问派到印度阿富汗伊兰去的使节对这些国家有什么认识？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因了一个机缘的凑巧，我自己在越南西贡住了一个期间。有一次我在总领事馆里问到越南现在有多少人口。这其实是一个极简单的问题，但上至总领事，下至办事员，没有一个能够回答的。结果是红了一阵脸了事。让这些人去办外交，有什么法子不替中国丢脸？
第二是学术方面。中国同其他亚洲的国家的文化交流，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倘若有人要知道详细一点，我在今年7月21日的上海《大公报》上曾写过一篇长文：《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里面虽然也多半是老生常谈，但还可以参阅。我们在这里只谈一谈中国同印度的文化关系。这两国文化关系的密切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的。倘若没有印度文化加入到中国文化里来，我不能够想象现在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样子。我并不是说一定会比现在坏，但绝不会是现在这样子，这是可以断言的。自从佛教输入以后，上至文学哲学艺术，下至民间信仰，没有一处没有印度的色彩。甚至我们足以自傲的所谓“国医”，来源都有点问题。它同神农老皇帝的关系也很渺茫，虽然据说他老人家尝过百草。然而我们的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怎样呢？除了很少数的学者像陈寅恪先生等以外，一向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方面。近几十年来中国新疆发现了无数的古物文献，几乎可以使我们人类一部分的历史改观。世界的历史学者地理学者尤其是东方语文学者的眼光都转到这方面来了。他们的研究报告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兼有精深与博大。因而一般人民对这方面的兴趣也就跟着大起来。但回头看我们中国，除了很少数的学者以外，依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甚至连中文的大藏经都要等外国学者来研究了。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这是件很大的遗憾。学术研究当然不能也不应该分国界。但同我们关系密切的学问，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总应该先来研究，来领导。现在不但不能去领导，别的国家的学者研究了，我们连跟都跟不上，不，简直连跟的意思都没有。这总不能不算是一件怪事吧！在清末的时候本来已经有些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了，譬如说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就是好例子。王静庵先生晚年也想治西北史地，可惜王先生一死，这风气就如昙花一现消灭得无影无踪了。
根据以上这一点感触，我们就很希望年轻的同学们有勇气到这块新园地里来共同努力。他们只要肯工作，绝对不会失望的。这并不限于东方语文学的同学。文学院其他各系的同学，像中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西方语文学系的同学，倘若有“余力”的话，不妨也来试一试。胡适之先生曾说过：为学像金字塔，地基愈宽愈好，上面愈尖愈好。为了得到一个宽的地基，也应该多学一点与自己本行相关的东西。何况有的知识不但只是打地基才用得着，简直与自己的研究范围就分不开。譬如说研究中国佛学，不懂梵文不是很困难么？当然，一直到现在，还有研究佛学而反对梵文的人。这些人真是眼光如豆，他们研究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好在他们总有一天会消逝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去的，我们用不着同他们分辨。说到中国文学，你总不能否认佛经翻译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倘要彻底明了佛经，又非懂点梵文巴利文不行。否则不是闭门造车就是拾人牙慧了。
写到这里，自己一看，觉得很好笑，自己不是在这里作广告招来主顾吗？大有年末大减价的神气。东方语文学仿佛成了虎标万金油，“万病皆治，万国风行”。其实我的用意并不这样。不过因为多少年以来，自己有许多感触，现在想把这些感触告诉给别人。又因为最近常常遇到熟人或非熟人，还有报馆的记者先生们，问到这一系的情形，而且大半对这一系都多少有点误解，所以就不厌其详地写了一大篇，希望让大家多明白一点，自己少费点唇舌，如此而已。
1946年12月22日
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成绩
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只是一篇简略的报告。其实连简略的报告，我也未必能作得好。因为自己的书籍因了交通的困难都没有带回来，手边可以说是一本参考书都没有。在北平又很难找到新书，德国出版的纯粹论学术的书籍更没有地方去找。所以我现在只能就记忆所及拉杂写一点，详细节目有时难免省略过去；但主要研究的成绩我相信还不会遗漏。倘若读者看了，能对德国学者近十年来研究汉学的成绩得到一个大概的轮廓，或者甚而对他们自己的研究有了帮助，那我就于愿已足了。
题目上写了“近十年来”，我的意思当然是要叙述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的成绩。但有的时候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或者需要一个历史的回顾，我就不得不打破这个界限谈一谈十年以前的成绩。先在这里声明一句，免得有人说是文不对题。还有几本书，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不是近十年出版的，原书又不在手边，无从查阅。倘若弄出了错误，当然作者负责。好在我们这里不是算数学，差个一年两年没有什么关系。诸位读者一定能原谅的。
在德国的汉学家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经史子集这四部分每一部分都正巧有一个权威汉学家在研究而且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换句话说，在德国汉学家的行列中坐前四把交椅的正巧每人研究了中国经史子集四部的一部。这四个人互相补充，他们合起来就研究遍了中国整个的文化遗产，虽然有时候不能深刻。这四个人究竟是谁呢？代表经部的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他把许多中国经书译成德文，间或也翻译子书，譬如说《庄子》他就有一个译本。在德国他成了中国文化的宣传者。在法兰克福（Frankfurt a. M）创立了中国学院，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有人说他是以耶苏教牧师的资格到中国来的，终于成了孔教的牧师又回到德国去。他死去已经很久，不在我们本文讨论范围以内，所以我们就不再详细谈了。
代表史部的是福兰克（Otto Franke）。他最初本来是研究梵文的，后来才转到中国语文来。他的著作方面非常广，量也非常多。但是他的研究范围很少离开史部。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就是《中国通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单以量论，现代用任何文字写成的中国通史没有一本可以同这部巨著比的，中国出的几部也都差得远。他这部大作完全是晚年的产品。多一半的工作是在柏林大学退休以后做的。预定出四大本，现在只出了三本。第一、二两本是论中国上古史、中古史的。第三本是注释、补充和改正，于1937年出版。第四本论中国近代史，材料搜集得已经很多了。我1942年在柏林看到他的时候，他还谈到，不久就可以写起来。但战争却把这工作拖延下来。战争结束后，我以为而且希望他一定可以完成，因为虽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身体还非常健康。谁知道他竟于去年死去。我们只能希望他儿子傅吾康来完成他父亲的工作了。
子部的代表是A.Forke。他翻译过许多子书，像《墨子》和《论衡》他都译过。但他的毕生工作却是中国哲学史。在量的方面也很惊人，虽然就质说有些地方不能令人满意。第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alt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是1927年出版的。第二部《中国中古哲学史》（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 chen chi -nesischen Philosophie ）1934年出版。第三部也就是最后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1938年出版。有些人对这书不很满意，他们以为Forke虽然研究哲学史，但他最大的致命伤却是自己并不是哲学家，对哲学很外行。这话对不对，我不敢说，因为我对哲学也是外行。
最后我们来谈Erwin von Zach，他是集部的代表。他的中文造诣虽然很高深，但他没有什么创造的能力。所以他一生主要学术工作就限于翻译。他曾经把全部的《杜工部诗集》、《李太白诗集》、《韩昌黎诗集》译成德文，在荷属南洋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可惜到现在还没有出单行本。他的译文虽然对原文很忠实，但却不是诗。听说他把全部的《昭明文选》也译成了德文，据我所知，似乎还没在任何地方发表过。自从他前几年在南洋惨死以后，这部稿子也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von Zach的为人很古怪，他最喜欢同人打笔墨官司，他能用最刻薄毒辣的词句攻击对方。法国最近刚死去的汉学大家伯希和（Pelliot）就是他的死敌之一。因了他这种性格，他就最喜欢写书评，而他的书评也充分表现他的性格。他专挑每本书里面的错误，以一百起码，有时到五百一千甚至几千。中国的《辞源》他也评过，好像也被他找出了一千多错而没能打破他这一关。他自己也知道别人对他这样的作风不满意，在一本他翻译的书的序里，他写道，以前他只是挑别人的错，现在他也译了书，有本领有勇气的好汉们尽管来挑吧！我们很可以想见这位出身军官世家的汉学家是怎样狂傲而古怪了。
除了上面这四大金刚以外，德国还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汉学家。我们现在也大略谈一谈。海尼士（Haenisch）是接着福兰克任柏林大学汉学正教授的。他虽然以汉学家著名，但他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实在少得可怜。以前写过一部学习中文文言的书，到现在一共出了三册。一册是简略的文法，另外两册是原文，大半是从民国初年中国小学教科书里选过去的，目的是给德国学生做练习用的。他自己还做了一个翻译，里面到处都是很幼稚可笑的错误。海尼士究竟是老实人。倘若聪明一点的话，何必把这些练习译成德文？反正文章已经选出来了，念全在学生，还有人会怀疑选这些文章的人不懂这些文章吗？在最近几年来，他写了几篇论文。据说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一篇论孟子与刘向的文章，柏林普鲁士学士院出版。我因为没有读，不知道内容怎样。
同海尼士年龄差不多的是严复礼（Fritz Jager）。他原来继Forke为汉堡大学的汉学正教授。据他自己说，他是蔡孑民先生的弟子，曾从蔡先生治《史记》。所以他的专门研究就是以《史记》《汉书》为对象。对中国历史里面的褒贬问题，他有很精深的研究。据说他关于这方面写了很多东西，已经积稿盈尺。不过，也许为了小心起见，他都还没有发表。他所发表的都是些短篇论文。里面论到的东西都很偏僻，譬如说中国古代的奇器等他都论到过。在中国近代学者中他最崇拜胡适之先生。倘若有学生想跟他作博士论文，他给的题目多半与胡先生的研究有关系。胡先生写过《红楼梦考证》，他的一位学生就作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胡先生写过《说儒》，他就让一位学生作关于《说儒》的论文。他并不是让学生对胡先生的文章发表意见，他只希望他的学生能把胡先生的结论介绍到德国去而已。他的一位高足、现在住在北平的青年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也译了不少胡先生的著作。《词的起源》、《四十自述》、《敬告日本国民书》和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文他都译成了德文。严复礼对中国感情很好，但不知为什么，在这次大战前他忽然加入了国社党。正当德日邦交闹得火热的时候，一位日本语言学家做了汉堡大学的校长，他就做了文学院长。德国战败后，他也就因此被英国人撤职。这位年老的、待人接物都有中国古风的学者不知道现在怎样了。
另外一位专门研究《汉书》的青年汉学家是Hans OG Stange。他曾将《王莽传》译成德文，并且加了很丰富的注释。他是在1933年以前就入了国社党，同时又是冲锋队队员。但因为人太不圆滑，在党里混了十年，也没混出什么名目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才当了哥廷根大学的汉文讲师。德国一败，立刻被英国人撤职。中间虽然因了他父亲的神通广大，曾一度复职，但最近我接到德国的来信，说他又被撤职了。再复职恐怕就很难了。
在国际上负有声誉的德国汉学家首推夏伦（Gustav Haloun）。他原来是哥廷根大学汉学副教授，1938年到英国剑桥大学任正教授。他因为过于谨慎，所以著作不算太多。但据我所知道的，他研究的范围并不小。对于甲骨文、钟鼎文、周秦诸子、周代地理、中国音韵学、文字学，他都有独到的研究。他生平最致力的就是中亚古代史地。二十多年前他写过一本书：《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知道了印度日耳曼人》。十年前他又写了篇论文，关于月氏问题。对这个中亚古代史上令人最头痛的问题发挥了不少的新见解，虽然还谈不到是结论。到了英国以后的工作情形，我不大清楚。有一个时期他似乎在治中亚发现的残卷。因为战争关系，我好久没能看到英国学术刊物，他是不是有新的著作发表，我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一位专研究中亚史地而不被德国汉学家认为是汉学家的是Hermann。很多年以前他写过一本关于横亘中亚的丝路的书，论到东西交通的问题。他也写过一本关于楼兰的书，不是专门学术著作，而是一本比较通俗的书。十多年前他出过一本中国古代地图，是按朝代来分的。评者对这本书可以说是毁誉参半。Hermann大概不像其他的德国学者一样有窄而深的研究。他的著作都不免有点不深刻，也无怪一般德国人从来未承认他是第一流学者了。
对中国古文字学、音韵学有精到的研究的是Walter Simon。他在二十年前就有很多文章。或者还有人不知道，我们不妨在这里谈一谈。他论到过中国古代的字尾辅音字，论到过四声的分化。以后他还写过文章专门讨论“矣”字的意义。另外一篇讨论藏文和汉文同源字的论文（Tibetisch －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 ）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著作。自从希特勒执政，他因为是犹太人，就被驱逐到英国去。他也写了许多论文。我因为没有读到，目前只好暂时不介绍了。
谈到介绍中国的小说，我们就不能不想到Kuhn。他把许多中国的新旧长篇小说都译成了德文。我在德国很少遇到德国大学生没有读过他的翻译小说的。他们都知道中国有一部《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可惜他译的小说都有不少的删节，这总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在德国所有的汉学家中，真正对一般民众有影响的，除了卫礼贤以外，就首推Kuhn了。卫礼贤把中国的思想介绍给德国人民，Kuhn介绍了中国文学。倘若我们打个譬喻的话，Kuhn在德语世界里的位置就相当英语世界里的Arthur Waley。
以研究宋代理学出名的是Werner Eichhor。他发表了很多关于宋代理学的论文。尤其是对于周敦颐和张载他有独到的研究。张载的《西铭》他曾加了注释译成了德文。倘若他顺了这条路走下去，也许可以有很大的成就。但最近多少年来他似乎有点转变了。他注意到民俗学和社会学的问题，写了几篇没有多大价值的论文。同时他又译了几篇熊佛西的戏剧，也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我上面说到Hermann是不被德国汉学家认为是汉学家的汉学家。像这样的汉学家德国还有几个。我们先说Hentze。他本来学无师承。先在比利时一个大学里弄到一个汉学教授的位置。据说始终并没有一个学生。他的实际工作是替国社党在比利时作前驱。以后就被调到佛兰克府去，名义是正教授，但薪水据说却又不从国库里支。里面情形似乎很复杂，我们局外人也弄不清楚。他写了几部大书讲中国古代钟鼎的装饰和花纹，同在世界别的部分掘出来的古器物的花纹来比较，因而成立许多假设。这本来是偏于人类学的工作；至于从人类学的观点上看他的学说能不能成立，我因为是外行，又还没读到内行的批评，目前还不敢确说。就我浅见所及，他这几部纸张装订都很考究的大作，多一半都是呓语和幻想，谈不到什么学术价值，虽然也有人捧他的场。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Boerschmaun。他的专门研究似乎是艺术史和建筑史，尤其是对于中国建筑史他有很精深的研究。他曾写过几部很大的书讲中国的建筑，其中最有名的一部就是《宝塔》，是专门讨论中国古塔的建筑。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空前的。也许就因了他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他对中国语文也多少用过点功。虽然他还不能算是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许有的汉学家还不能同他比。
以研究中国天文和神话著名的是Wolfram Eberhard。他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讨论汉朝的天文和汉朝人对宇宙的玄想。关于安阳发掘他也写过一篇报告。他对于中国民间的童话和神话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写过几本书讨论中国神话的类型。他最近还写了一本书，想从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文人的笔记小说里研究中国的民族性。这部书的稿子我去年春天在瑞士看到过，恐怕现在还没有出版。
现在我想谈一谈几位比较年轻的汉学家。这几位汉学家现在都留在北平。第一个我想谈的就是福克斯（Walter Fuchs）。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他的取材都是有原始性的。在许多方面他都能开一条新路。他的每篇文章都几乎能把握住一个新的问题。他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关于明清两朝的地图他写过几篇很精辟的文章。他又精通满文，写过几篇讨论满洲语文的论文。对于尼布楚条约他也有过独到的研究。慧超旅行中亚印度的记述，他加了注释译成德文。他几年前出版的《康熙时代天主教士的地图》（Der Jesuiten －Atlas der Kanghsi －Zeit ）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另外一位我们要谈的汉学家是卫德明（Hellmut Wishelm）。他也是住在北平的，他是我们上面谈到的卫礼贤的儿子。他对顾亭林有独到的研究，写过几篇很有价值的论文。他最近完成的《德华字典》是在这方面最好的一部。
我们还想谈一位现在留在北平的德国汉学家罗越（Max Loehr）。他的专门研究的范围是中国古代的钟鼎彝器，他曾写过许多论文论铜器的鉴定和装饰。
德国近来有成绩的汉学家我上面大概都论过了。但在结束这一节以前我还想谈到一位自己不认为是汉学家而别人也不以汉学家看他的德国学者Misch。他是德国很有地位的哲学家，是德国近代大哲学家Diethey的高足和女婿。Diethey死后，他的全集就由Misch编定出版。Misch主要成就当然是在哲学方面。但他对中国哲学非常爱好，中国经书和子书的外国文译本他都细心研究过，研究的心得就写在一本叫Die Wege in die Philosophie （《到哲学去的路》）的书里。他常说，最初欧洲的所谓哲学大半都指的是希腊哲学。自从叔本华（Schopenhauer）提倡研究印度哲学以后，印度哲学也在欧洲学者研究的哲学里占了一个位置。叔本华自己的哲学就受了印度哲学的影响。Misch希望，从他这一部书起，中国哲学可以同希腊哲学、印度哲学鼎足而三。足见他对自己这部书是非常自负的。他原来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后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在大战期间我一直没得到他的消息。战后我才听说，他最近几年来研究中国语文，又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大著，大概还没有出版。以七十高龄竟有这种精神，真值得我们佩服。
以上只介绍了德国学者近十年来研究汉学的成绩。至于研究其他东方语文的成绩，以后再来介绍吧。
1947年2月19日
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
说到东方语言学与现代中国，我觉得有必要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东方语言学；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还有许多人对这个名词的含义不十分清楚，甚至十分模糊。粗略地说，东方语言学的范围包括全亚洲的语言。俄文除外，因为俄国虽然有一多半在亚洲，但俄文普通都是归入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言学里面的。在另一方面，埃及虽然不在亚洲，但古代埃及文照习惯是算作东方语言的。
我们都知道，亚洲是非常大的，语言也非常多。除了我们不常听说的许多方言以外，我们可以举出的有：古代埃及文、巴比伦文、亚述文、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满文、蒙文、藏文、中文、日文、高丽文、安南文、暹罗文，还有中亚新发现的吐火罗文、于阗文、窣利文。要仔细列举，这个数目当然还差得太远；但因为其余的语言不像我们上面列举的这些那样重要，所以我们就不再写了。
我们中国既然同上面这许多国家同在亚洲，从茫昧的远古以来就做了邻居，在历史上当然不免发生关系。我用关系这两个字，里面含义很多。有的国家同我们发生过战争，有的甚至征服过我们，终于又让我们同化了，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有的同我们只发生过外交关系或贸易关系。但我最着重谈的还是文化关系，因为只有文化关系是永久的，即使时过境迁，它的影响依然会存在的；其余的关系都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现在只谈文化关系。即使只谈文化关系，也只能粗枝大叶地谈一谈；因为历史太长，国家太多，同我们发生的关系太复杂，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著作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我们无论如何也谈不完。我们现在只能择出几个国家来，在这几个国家里再择出几个重要点按时间先后来谈一谈。
我们先说埃及同巴比伦。埃及同巴比伦我们都知道是耶稣纪元前的古国，在纪元前三千多年他们就已经建了国了。这似乎比我们中国还早。只看历史上的记载，我们不会发现我们同他们发生过什么关系。但倘若研究一下我们古书里，譬如说书经里，讲到天文和历法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古老的文化中间并不是没有关系的。根据许多学者的意见，中国的天文、历法和数学都受过巴比伦的影响。又有学者说，中国古书里常见到的上帝的帝字就源于巴比伦。关于这方面，在19世纪末年很出了些专书。最出名的就是拉库波里（Lacouperie）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虽然有许多功绩，但他们有些地方太富于幻想，有些捕风捉影的议论。所以时间一久，人们对他们的热情也就渐渐冷淡下来，终于就没有人再提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直到现在还有学者，譬如说英国人类学家C.E.Smith，说世界上的一切文化都源于埃及，中国的文化当然也不能例外。中国近来的学者也有的把山海关同巴比伦拉上关系，这当然很有趣。不过他们根本没有古代史的知识，说出话来多荒谬可笑。据我自己的看法，在这方面研究可以说是才开始，我诚恳希望学者们能继续研究下去，将来一定可以把这东西两个最古的文化的关系研究清楚，把现在笼罩在古代史上的神秘的暗雾渐渐扫开来。
我们现在再来谈阿拉伯。中国同回教的阿拉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生了关系，但一直到宋元，阿拉伯的文化才真正在中国发生了显著的影响。元朝建立回回国子学，专教阿拉伯语文和学艺，结果是阿拉伯的天文历算地理和炮术都源源输入中国。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天文家郭守敬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
阿拉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虽然不甚显著，但是知道的人还并不少。倘若我们现在再谈到波斯文化的影响，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事实上波斯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实在非常大，换一句话也可以说，波斯人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功绩非常大。在纪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波斯王大流士（Darius）创建了横亘欧亚的大帝国。在那时候，波斯已经因了地理的关系成了东西文化的媒介。到了战国中期以后，伊兰系的文化更源源传到中国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废战车，采用骑兵制，据说就是受了伊兰系文化的影响。到了汉魏六朝，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开始传播到中国来。居间介绍的也多半是伊兰民族；因为据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在初期有许多佛经不是直接从梵文译出来的，而是经过中亚诸小国的媒介，这些小国多半是伊兰系的民族。这我们只要一看最初到中国来的和尚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凡是姓安的都是安息人，凡是姓康的都是康居人。真正直接从印度来的很少。
到了隋唐时代，伊兰文化更是川流不息地往中国流播。只说宗教就从伊兰传来了三个。第一个是祆教。这是波斯的国教，创始人是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从北魏起就开始传入，到了唐代更发扬光大了。第二个是摩尼教，创始者为波斯人摩尼，是混合几种宗教而成的。在国内遭到迫害，终于渐渐流传出来，也到了中国。这教的主要教义就是二元论。他们说有善恶两神，光明就代表善，黑暗代表恶。我们都知道，宋朝最大的哲学家朱子就是一个二元论者，他主张理气二元。有些学者就说，这是受了摩尼教的影响。最后还有一个宗教，它虽然不是源于波斯，但却是经过了波斯才传到中国来的。这就是景教，原来是耶稣教的一派，后来因意见不合，渐渐向东方传播。
除了宗教以外，在别的方面中国也很受了伊兰的影响。在绘画方面，凹凸画输入了中国。在雕刻、音乐、舞蹈里面也处处可以发见伊兰的作风。甚至在衣食方面都有伊兰影响的痕迹。李太白诗：“踏尽桃花何处游？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这里所谓胡姬有些学者就认为是伊兰系的西域人。还有一件事一直到现在学者们似乎还没有讨论过，我想在这里提出来说一说。绝句在中国文学里占很重要的位置是大家知道的。在外国文学里很少找到这种四行的诗体。即使间或找到，也不能说是一特别体裁。只有波斯有这种诗体。有名的波斯人欧玛亚·海亚姆（Omar Khayam）所著的诗集鲁拜集（Rubaiyat ）就是用这种体裁，每首只有四行，很像中国的绝句。两者之间恐怕不能没有关系。至于究竟如何，就有待于将来的研究了。
最后我们谈到印度。但印度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太多了，时间太长了，头绪太复杂了，我真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说起。我们只要想一想那部浩如烟海的大藏经，谁也说不清它究竟在中国文学上、哲学上、宗教上、民间信仰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这影响的范围可以说是上至学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大至京城皇居，小至穷乡僻壤，没有一个人没受到，没有一个地方没受到。连我们的语言里都加入了不少的印度借来的字。有的我们还可以知道，有的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了。倘若没有印度文化到中国来的话，谁也不敢说，中国文化现在会成了什么样子。这一些我在这里都不能详细说，只好留待将来了。
我们的题目是：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但一直到现在我谈的却是过去的文化关系。这似乎有点离题太远。其实不然，因为外国文化过去在我们文化里留下的影响一直活在我们的文化里。到了现在，科学的发明把空间缩小了，国与国的关系，尤其是同在一洲的国家间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些外国文化的遗产不只是活在我们的文化里而已，而且渐渐发扬光大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是个四等的弱国，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意志和行动。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少在名义上已经变成一个强国。领导亚洲的责任也就落在我们肩上；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也得负起这个责任来。但谈到负起责任并不是空口可以做得到的。我们第一步要了解亚洲别的民族，正如他们也要了解我们一样。我们的政府似乎也已经注意到这事情了，譬如派大使到印度去，派公使到埃及、波斯（伊兰）、暹罗和菲律宾去，在亚洲各国重要的城市里设领事，都可以表现出政府的意思来。这当然很好，但要了解一个民族绝不是只派一个大使公使或领事去就可以做得到的。大使们递国书的辞令尽管多么美，倘若没有别的做法，两个国家仍然不会互相了解，邦交仍然不会更加亲密的。
从我们国家看出去，看到别的国家的情形，就会觉得人家确比我们高明，人家除了同我们一样派大使公使外，还有别的办法。印度政府已经派了一位教授到北大来讲学，还有十几个印度学生已经到北大来了。土耳其政府也派了学生来，而且还有公文寄给中国政府，请我们派十个留学生到土耳其去念书，一切费用都由土耳其政府负担。只有这样，只有认真地去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连上风俗人情，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真正能互相了解，感情才能增长。
再回头看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在那里敷衍，最少是没找到，或者根本不想去找，一个有用的办法。事实上我们实在有更迫切的需要去了解别人。我前面说到领导亚洲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肩上，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而且也脱不掉这责任。同时，我们的侨胞散处亚洲各地，为了他们，我们也应该去研究了解别的民族，增长我们间的感情，使我们的侨胞不致像战前那样到处受虐待和耻辱。
再说到我们国内这几个民族，我们就更感到惭愧。蒙古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么？但我们国人有谁认真研究过蒙古的语言和文化？现在研究蒙古语言和文化最好的书都是俄国人写的。西藏和新疆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里的人民同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但也少有人去注意过研究过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仍然是外国人了解他们比我们深切。到现在中国同蒙古、新疆、西藏间造成这种离奇古怪的关系，真让我们啼笑皆非。名义上他们属于中国，是中国人；但是天晓得他们的心究竟向着哪一边。还有回教同胞，也一向没被人注意过。他们的经堂语阿拉伯文除了他们自己研究以外，也很少人注意，很少人鼓励赞助他们。这是我国全体同胞的奇辱大耻。
要想了解别的国家，要想了解我们国家以内别的民族，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去注意研究东方语言学。懂了他们的语言，才能懂他们的文化思想人情风俗；懂了他们的文化思想人情风俗，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在过去有一个时期，救国论很盛行。学哪一行的就觉得只有他那一行才能救国，于是出了许多“心理学救国论”、“生物学救国论”。我最讨厌这种洋八股。当然我现在绝不是在这里作八股，提倡“东方语言学救国论”，说只有东方语言学有无比的神力可以救国；也不是劝每个青年都念东方语言学；因为任何一门学问单独都救不了国，无论它是符号逻辑，或原子物理。但我觉得最少对这方面有兴趣有天才的青年同学不应该都为了实用或时髦起见违反了自己的个性去念工程或法律、经济。他们应该让自己的兴趣发展一下，到这块新园地来耕耘，看看能收获些什么。
1947年5月20日北京大学
《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在所有的中国长篇小说里，除了《红楼梦》以外，我最喜欢的就是《儒林外史》。平常翻看杂书的时候，遇到与《儒林外史》有关的材料，就随时写下来。现在把笔记拿出来一看，居然已经写了很多。其中有许多条别的学者也注意过（参阅鲁迅《小说旧闻钞》、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蒋瑞藻《小说考证》）。但还有几条是以前任何学者没有注意到的，而这几条据我看对《儒林外史》取材来源的问题又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所以我就在下面抄下来谈一谈。
尤侗《艮斋杂记》说：
箨庵官知府时，终日以围棋度曲自娱。长官讽言曰：“闻君署中终日只闻棋声，笛声，曲声，是否？”袁曰：“然。闻明公署中终日亦有三声。”长官问何声。袁曰：“是算盘声，天秤声，板子声耳。”长官大恚，遂劾之落职。
褚人获《坚瓠集》十集卷一也记载了同一个故事：
又闻先生（袁箨庵）在武昌时，某巡道谓曰：“闻贵府衙中有二声，棋子声，唱曲声。”先生对曰：“老大人也有二声：天秤声，竹爿声。”某默然。未几先生遂挂弹章。
这两条笔记都记的是袁箨庵一个人的事，大概是根据的事实。《儒林外史》第八回也有一个相同的故事：
前任泉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哪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王太守大笑道：“却也有趣的紧。”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哪三样？”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这里有两个可能：蘧太守或者就是影射的袁箨庵，或者影射的另外一个人，而吴敬梓却把袁箨庵的故事借来用到他身上。
《随园诗话》卷四说：
古闺秀能诗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张氏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姐名宛玉，嫁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由阳令行文关提。余点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玉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纸笔立吟可乎？”余许之。乃倚几疾书曰：“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予问张氏女作何办？曰：“此事不应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问何以知其才。曰：“渠献诗云：‘泣诉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时化蜀鸟，衔结到君旁。’”冯故四川人也。
这不完完全全就是《儒林外史》第四十回和第四十一回写的女诗人沈琼枝吗？
《酉阳杂俎》卷一说：
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上皇复宫阙，追思贵妃不已，怀智乃进所贮幞头，具奏他日事。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
《儒林外史》第五十三回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陈木南又要输了。聘娘手里抱了乌云盖雪的猫。望上一扑，那棋就乱了。
这同杨贵妃的故事完全一样。我不相信，这是偶合。我觉得这是吴敬梓有意的借用。
以上一共举了三个例子。仅就这三个例子说，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把自来对《儒林外史》取材来源的看法修正一下了。一般人都以为《儒林外史》里的人物大都是实有其人，上元金和的《跋》就开了一个名单。以后别人也作过同样的推测。我不否认，书中人物有很多是影射的真人；但倘若说，人既然是真的，事情也就应该是真的，这就有了问题。张铁臂的故事完全钞自《桂苑丛谈》，这别的学者也已经指出来过。我们在上面第三个例子里又指出来聘娘的故事抄袭的杨贵妃故事。这只是两个例子，实际上《儒林外史》借用以前笔记或小说的地方绝不会就只是这两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吴敬梓并不真是想替这些儒林里的人物立传，他是在作小说，同别的小说家一样。在以前的小说或笔记里，只要看到有用的材料，他就搜集起来，写到他自己的书里。倘若读者真正相信这书里所写的都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听了金和的话到雍乾间诸家文集里去搜寻，那就会徒劳无功了。
1948年1月23日北大
读马元材著《秦史纲要》
我自己对秦史可以说是毫无通解，听说马先生是研究秦史的专家，所以就把他的大著《秦史纲要》从图书馆里借出来，预备仔细读一读。但我还没读到正文，只读到他的自序的第二页，就读到下面的话：
抑予因之而有感矣！读书之道，真不易言。予治秦史，其最基本之根据，即为史记。史记者，乃幼而习之之书也。即以发心治秦史之年起计之，至今亦已十有二年。钻研于史记之中者，何止百千万遍。乃逾十年，至三十年秋，始识‘禁不得祠’之‘不得’，即为‘浮屠’。又逾二年，至本年春（民国三十三年——羡林注），始识‘羡门’即‘沙门’，‘安期’即‘阿耆尼’。（均见本书下册及拙著《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作者原注）
不必再看全书，只是这短短几句话我觉得就有商榷的必要了。
马先生所说的《秦史大纲》下册和《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似乎还没有出版，至少是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内容怎样；但只看上面自序里的一段话也就可以看出来，“禁不得祠”的“不得”就是后来的“浮屠”这件事是他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秋才发现的，而且看口气还是独创，并不是抄袭别人。这使我大吃一惊。远在1927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就写过一篇论文（《东洋学报》第十六卷第二号），主张“不得”就是梵文Buddha的音译。中外学者们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差不多一致，他们都认为这学说不能成立。原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不得”是虚字，不是实字。汤锡予先生（用彤）在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页7—8也讨论过这问题，他也认为这说法毫无根据。可是马先生竟在藤田论文出版以后14年，在他自己发心治秦史以后10年，又忽然发现了“不得”就是“浮屠”。在他的大著《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里，这也许就是主要论证，我们除了吃惊以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个学者要读尽世界上所有的书，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在他研究范围以内的书籍和论文，他总应该大体知道。尤其是像藤田这篇论文好多学者都讨论过，一个自命研究秦史的学者似乎不应该不知道。即使我们再退一步说，倘若一位学者想写一篇论文证明秦时佛教已经流入中国，他无论如何也应该看一看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但马先生对这一切竟都茫然，我们除了吃惊以外，真没有别的可说了。
我们现在再谈马先生在“发心治秦史”以后12年发现的两个外来的假借字。“羡门”即是“沙门”，“安期”即是“阿耆尼”。我们从史记的记载里只能看出，“羡门”是一个住在虚无缥缈间的仙人。然而马先生却说，这就是印度的和尚。按“沙门”的梵文原文是Sramana，巴利文Samana。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八说：“沙门，梵语讹也。正梵音云室啰末拏。”（《大正大藏经》卷五十四页420上）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沙门”并不“讹”，因为它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一番媒介。在吐火罗文A（焉耆语）里，梵文Sramana变成Samam，在吐火罗文B（龟兹语）里变成Samane。中文“沙门”就是从吐火罗文里译过来的。马先生既然主张“羡门”即是“沙门”，是不是知道“沙门”的来源还有这样许多曲折，是不是能证明“羡门”也是经过了吐火罗文的媒介才译成中文的？他最少也应该能证明“羡门”是从印度古代俗语（Prakrit）里译过来的，因为梵文Sramana绝不会译成“羡门”。我恐怕这些马先生都做不到。然而他自己却认为这已经毫无问题。在他的秦史里他已经替“羡门”立了一个独立的传了。
至于“阿耆尼”，梵文原文是Agni，是火神，在印度古代非常受尊崇。梨俱吠陀里有很多歌是赞咏火神的。中译“阿耆尼”与梵音相当；但“安期”却有了问题。据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构拟，“安”字的发音是：
an/an/an (Grammata Serica, 146)
“期”字的发音是：
kiag/kji/ki (Grammata Serica, 952)
马先生能证明为什么梵文Agni到了中国变了音么？除了这译音方面的困难以外，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印度的火神跑到中国来摇身一变成了仙人？我们也希望马先生能解释给我们听。
我对马先生大著自序里那几句话的批评就到这里为止。也许有人认为我小题大做。马先生只是寥寥数语，我却写了一大篇。但我觉得马先生的那寥寥数语却代表现在中国学术界一个很流行非常时髦又非常荒谬的一种风气，我们应该起来纠正。有许多所谓学者对中亚古代语文毫无通解，却偏好来谈对音。他们连最根本的常识都没有，连最简单的方法都不知道，他们有的只是极可怜的一点幻想，他们就用了这幻想来研究问题。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可以把任何中国字同任何外国字拉在一起，说这个中国字就是这个外国字的音译。他们仿佛是玩积木的小孩子，能够把外国字的字母一个个分开来，再一个个重新排起来，前后次序对他们根本不重要。这种作风让我们看了真是啼笑皆非。我们简直可以说，这是学术的妖孽。最近有好多学者写这样的文章。在读这些文章以前，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荒谬的东西；读了以后，我才知道，我究竟还是井底之蛙。南京一位老学者在这方面尤为努力，他写过许多这样的文章。最妙的是，他也有一篇文章说“不得”就是“浮屠”，登在《真理》上（这是张苑峰先生告诉我的），真可谓无独有偶了。
我写了一大篇，并不是对马先生有什么不敬，我只是借题发挥，希望学者们在研究对音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马先生的书也许还有有价值的地方，恕我是外行，在这里只谈他自序里的那一段话，其余就不谈了。
1948年6月15日北京大学
《列子》与佛典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附英文）
《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孙、黄震、朱熹、叶大庆，明宋濂，清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姚鼐、何治运、俞正燮、吴德旋、汪继培，下至 章炳麟、陈三立、梁启超、顾实、马叙伦、陈文波、冯友兰、王德箴[1] ，有的认为《列子》本有其书，只是经过了后人的增窜；有的认为全书都是伪造的。怀疑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只有很少数的人读到《列 子》而没有怀疑，像梁刘勰、宋洪迈、元刘埙、明王世贞、清褚人获[2] 等。另外还有两家，虽然也承认《列子》不是出于列御寇之手，但大体上却是替《列子》辩护的：一 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十八子部道家类；一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3] 。可惜这些替《列子》辩护的学者们的意见都太空虚，不能让人心服。
替《列子》辩护既然难成立，我们回头再看怀疑《列子》的学者的意见。统观这些学者，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举出了很坚实可靠的证据，但他们却只证明了一点，就是：《列子》是一部伪书。至于这部书究竟伪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这部书究竟是在哪一年著成的？著者究竟是谁？虽然他们有的也多少说到过，但我总觉得 理由都太空洞，或者只是想象之辞。钱大昕说：“恐即晋人依托。”[4] 姚鼐以为《列子》里面有汉魏以后人的附益，也许张湛就有所矫入。何治运举出了许多证据，说《列子》出于《尔雅》、《易 纬》，在佛法入中国和两汉“圣学昌明”之后，没有确定说什么时候[5] 。俞正燮说：
《列子》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书也，以《仲尼篇》言圣者，《汤问篇》言火浣布知之。
这理由似乎不大充足。《仲尼篇》言圣者，最多只能证明《列子》出于佛法入中国之后；《汤问篇》言火浣布也只能证明《列子》出于火浣布输入以后，都不能证明《列子》是王浮、葛洪以后的书。大概王浮、葛洪都是制造伪书的专家，所以俞正燮就想到他们身上去了。章炳麟先说《列子》作于佛法初兴之世，后来又说：
《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王何嵇阮下及乐广，清谈玄义，散在篇籍，亦无有引《列子》者。观张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
他说《列子》可能是张湛伪造的，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假设 ，发前人所未发；但可惜并没能举出具体的证据，只是一个揣测而已[6] 。陈三立以为季汉魏晋之士，看了佛典以后，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的，增窜而成《列子》。马叙伦举了二十个事例证明《列子》是伪书，连刘向的《叙录》也是伪造的。他的结论是：
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
他最后说：
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
陈文波在他的论文《伪造列子者之一证》里举出了几个前人没有注意到的证据，他先说《列子》“颇似魏晋时之出产品”，又说“晋人或有见于《庄子》之寓言，于是杂凑群书，以成《列子》”。以上这些说法都太笼统。
我们上面谈到，学者们对于《列子》成书年代的意见既然都未免有点空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把这部书著成的年代更精密的确定一下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办法，而且办法也许还不止一个。我现在只根据中译的佛典来试一试。
张湛在《列子序》里说：
然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
章炳麟已经怀疑到，并不是《列子》与佛经相参，而是《列子》抄佛经。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张湛在这序里不打自招地说出了《列子》一部分取材的来源。关于《列子》与佛典的关系，以前有许多学者谈到过。高似孙说：
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故）有及于佛，而世犹疑之。[7]
朱熹说：
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尚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其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
叶石林说：
《列子》，《天 瑞》《黄帝》两篇皆其至理之极尽言之而不隐，故与佛书直相表里。[8]
王应麟说：
《列子》言西方之圣人，西极之化人，佛已闻于中国矣。[9]
明宋濂举出许多《列子》与佛典相合的例子。清何治运以为《 周穆王篇》的西极 化人和《仲尼篇》的西方圣人就是指的佛。龚自珍[10] 和杨文会[11] 也有同样的意见。章炳麟和陈三立都指出《列子》与佛典的关系。马叙伦说的尤其详尽。他先指出西方之人就是佛，最后又说：
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
这些意见有的都很中肯；但类似上面举出的这些记载散见佛典，我们虽然可以说，《列子》剽掠了佛典，我们却不能确切地指出剽掠的究竟是哪一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上面这些证据推测出《列子》成书的年代。反过来说，倘若我们能够在《列子》里找出与佛典相当的一段，而且能够指出抄袭的来源，我们也就能够推测《列子》成书的时代。这种例子，在《列子》里并不是没有，下面我就举出一个来。
《列子·汤问篇》五有这样一段：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俱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在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Jātaka－nidāna）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二十四里有一个相同的故事：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䁯（宋元明本作眨）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䁯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宋元明本作数）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甚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共当死。唯以加哀，原其罪亹。”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
观此工巧者 多所而成就
机关为木人 过逾于生者
歌舞现伎乐 令尊者欢喜
得赏若干宝 谁为最第一[12]
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极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两者间密切的关系，譬如《列子》里说：“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生经》里就说：“便角䁯眼，色视夫人。”但这两个故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去解释呢？看了这两个故事这样相似，我想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故事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就看，究竟哪一个是抄袭者。
首先我们要追究，这个故事的老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印度呢？还是中国？在中文译本里，整个故事叫做《佛说国王五人经》，这个机关木人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佛说国王五人经》讲的是五个王子的故事：第一个智慧（Prajñāvanta），第二个工巧（Śilpavanta），第三个端正（Rūpavanta），第四个精进（Vīryavanta），第五个福德（Puṇyavanta）。每个王子各有所长，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每个王子都找到机会显他的本领，结果还是福德王子占了第一。这五个王子显本领就用五个故事来叙述，我们上面抄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是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这五个小故事合起来成了一个大故事，就是《佛说国王五人经》。这个大故事在印度很流行。除了《佛说国王五人经》以外，保存在中文《大藏经》里的还有《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Buddhabhāṣitapuṇyabalāvadāna，《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73号，南条文雄《目录》第953号）。在用混合方言写成的Mahāvastu里也有这个故事（ed.Senart第三本第33—41页）。不但在印度，在中亚也可以找到这故事，譬如在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残卷里就可以找到（Sieg und Siegling,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I. Band, Berlin und Leipzig 1921, pp.1－14）。有一点我在这里先要声明：整个大故事的内容和结构虽然差不多都一样，但每个王子的故事有时候却多少有点差别。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除了在《生经·佛说国王五人经》里找到以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故事。但这个小故 事既然嵌在那个大故事里面，所以我相信，它的老家也一定就是印度[13] 。
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我们现在再看，在中文《大藏经》里除了竺法护的译文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找到别的与《生经》机关木人的故事相类的故事。倘若有的话，《列子》也许并不是抄袭竺法护。但据我浅见所及，在竺法护以前并没有任何相同或相似的译文。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列子》里这个故事不但是从佛典里抄来的，而且来源就正是竺法护译的《生经》。
这一点弄清楚，我们再来看竺法护的译本。在所有古代的经录里面，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著录。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
《生经》五卷或四卷[14]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三：
《生经》五卷[15]
隋彦悰《众经目录》卷一：
《生经》五卷或四卷[16]
唐静泰《众经目录》卷一：
《生经》五卷或四卷一百七纸[17]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二：
《生经》五卷太康六年正月十九日译，或四卷见《聂道真录》[18]
从上面的著录来看，译者毫无问题。至于译出的时间据道宣《大唐内典录》是太康六年，相当公元285年。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记载。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对《列子》成书的时代可以作一个比较确切的推测了：《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陈文波曾指出《列子》抄《灵枢经》。《灵枢经》据说是抄自皇甫谧所集的《内经·仓公篇》。陈文波就认为《灵枢经》之出世当在皇甫谧时。据《晋书》五十一《皇甫谧传》，皇甫谧死在太康三年（282年）。所以，就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材料来说，《列子》抄的最晚的一部书就是《生经》。
关于《列子》注者张湛的身世，我们知道的极少。唐殷敬顺《列子释文》也只说：
张湛，字处度，东晋光禄勋，注此《真经》。
《晋书》又没有传，生卒年月不详。我们唯一可根据的就是他的《列子序》。我现在抄一段：
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这序里面提到的人名，在正史里面大半都可以找得到。傅颖根就是傅敷，《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附有他的传，说他：
永嘉之乱，避地会稽。
与张湛序相合。又据《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附《王弼传》裴注：
《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宏字正宗，司隶校尉；宏，弼之兄也。
《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
也与张湛序相合。以上两件事都证明他的序与史实相符。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他说到的几件事都可靠，就认为序里所有的话全可信。关于抄录《列子》一段，我觉得就绝不可信。张湛的序要我们相信，《列子》这部书是他祖父在永嘉之乱逃难时抄录下来的，原本当然更早。永嘉之乱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311年）晋怀帝的被虏。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列子》的成书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二十六年。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在《生经》译出后短短二十几年内，在当时书籍传播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有人从里面抄出了一段凑成一部《列子》。而且据张湛的暗示，这书在王家不知已经藏了多少年，这更是绝不可能的。我以为，这都是张湛在捣鬼。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最合理的推测就是，《列子》本文完全是张湛伪造的。为了灭迹起见，他写了这篇序，以史实为根据，加入一段童话般的故事，目的在惑乱读者。
归纳起上面所说 的来看，我们可以立一个假 设：《列子》这部书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19] ，刘向的《叙录》[20] 、《列子》本文、《列子序》和《列子》注都出于张湛一人之手，都 是他一个人包办的。我希望将来能够找到更多的材料证成这一个假设[21] 。
1948年12月4日初稿
1949年2月5日改作毕
注释：
[1] 柳宗元，见《柳河东集》卷四，《辩列子》。高似孙，见《子略》，顾颉刚校，第58页。黄震，见《慈谿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读诸子》：《列子》。朱熹，见《朱子全书》卷五十八。叶大庆，见《考古质疑》卷三（见《海山仙馆丛书》）。宋濂，见《诸子辨》，顾颉刚标点，第三版，第15—16页。姚际恒，见《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第54—56页。钱大昕，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释氏轮回之说》。钮树玉，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见《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见《四部备要》）。何治运，见《何氏学》卷四，《书列子后》。俞正燮，见《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吴德旋，见《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汪继培，见《列子张注》八卷，附《释文》二卷，汪继培序（见《湖海楼丛书》）。章炳麟，见《菿汉昌言》卷四。陈三立，见《东方杂志》第14卷第九号，《读列子》。梁启超、顾实，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第1053页注〔8〕。马叙伦，见《国故》第1—3期，《列子伪书考》（又见《天马山房丛书》）。陈文波，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伪造列子者之一证》（又见《古史辨》第四册）。冯友兰，见《中国哲学史》下册，第619页。王德箴，见《先秦学术思想史》第51页。
[2] 刘勰，见《文心雕龙》卷四，《诸子》。洪迈，见《容斋续笔》卷十二，《列子书事》。刘埙，见《隐居通议》卷十九，《列子精语》。王世贞，见《读列子》。褚人获，见《坚瓠续集》卷四。
[3] 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列子冤词》。
[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
[5] 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不知何据。
[6] 梁任公、顾实、霍世休也有同样的揣测。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二。霍氏说，他曾著《〈列子·汤问篇〉质疑》一文，不知写成了没有。
[7] 黄震、沈濂（《怀小编》卷三，“西方之人”）、王世贞、顾颉刚都怀疑“西方之人”不是指的佛。
[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子，道家引叶氏语。
[9] 《困学纪闻》卷十。
[10] 《定庵文集补编》卷二，最录《列子》。
[11] 《冲虚经发隐》。
[12] 《大正新修大藏经》（下面缩写为），3, 88a。E.Chavannes法译文见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Tome III. pp. 166－175.季羡林德译文见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H. 2, 1943.
[13] 关于机关木人的传说请参阅C.H.Tawney和N.M.Penzer, The Ocean of Story Vol. III, p.56.ff..
[14] 
55, 7b。
[15] 55, 128a。
[16] 55, 154a。
[17] 55, 186c。
[18] 55, 233a。
[19] 这并不是一个新意见，参阅注〔6〕。但真正找到确凿的证据恐怕还是第一次。
[20] 僧徒也有伪造刘向文的，参阅俞正燮《癸巳类稿》，《僧徒伪造刘向文考》。
[21] 《民彝》杂志一卷三期有一篇文章《读〈列子·汤问篇〉》，我还没能看到。
附记：
此文初稿曾送汤用彤先生审阅，汤先生供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同时又因为发现了点新材料，所以就从头改作了一遍。在搜寻参考书方面，有几个地方极得王利器先生之助，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2月5日羡林记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附：
LIEH－TZU AND BUDDHIST SŪTRAS
—A note on the author of Lieh-tzu and the date of its composition
Few scholars have ever denied that Lieh -tzu is a forged book.Among those scholars who have concerned themselves with Lieh -tzu such as Liu Tsüng-yüan柳宗元 [1] of T'ang; K ao Szu-sun高似孙[ 2] , Huang Chen黄震[3] , Chu H si朱熹[4] and Yeh Ta-ch'ing叶大庆[5] of Sung; Sung L ien宋濂[6] of Ming; Yao Chi-he ng姚际恒[7] , Ch'ie n Ta-hsin钱大昕[8 ] , Niu Shu-yü钮树玉[9] , Yao Nai姚鼐[10] , Ho Chih -yün何治运[11] , Yü Chen g-hsieh俞正燮[12] , Wu Te-hsüan吴德 旋[13] , and Wang Chi-p'ei汪继培[14] of Ch 'ing; and Chang Pin g-lin章炳麟[15] Ch'en San-Li陈三立[ 16] , Liang Ch'i-ch'ao梁启超[17] , Ku Shih顾实[18] , Ma Hsü-Lun马 叙伦[19] , Ch'en Wen -p'o陈文波[20] , Feng Yu-l an冯友兰[21] , and Wang Te-chen王德箴[22] of quite recent or the present time, some hold Lieh -tzu is an original book, only with interpolations and accretions made by later people; others maintain that it is completely a forgery.Although their opinions differ, they have agreed as to the fact that Lieh -tzu is not an authentic work.Only a very few scholars have come to read it without having their suspicion s aroused, such as Liu Hsieh 刘勰[23] of the Liang, Hun g Mai洪迈[24] of Sung, Liu Hsün刘壎[ 25] of Yüan, Wang Shih-cheng王世贞[26] o f Ming, and Ch'u Jen-huo褚人获[27] of Ch'ing.Besides these, there are two more scholars, who do not think that Lieh -tzu was written by Lieh Yü-k'ou列御寇himself, but on the whole are defenders of the book: one is the compiler of Szu -k 'u ch 'üan-shu tsung -mu t 'i -yao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ch.28, Section子, Class of the Taoists), and the other is the Japane se scholar Takeuchi Yoshio武内义雄[28] . But their arguments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convince us.
Inasmuch as the defence for Lieh -tzu is very hard to establish, let us turn to the doubters' opinion.After a careful examination I feel that although each of them has brought up some concrete proof, they have only succeeded in proving one point, i.e., that Lieh -tzu is a forged book.But how far is it a forgery? In other words, in which year was it forged? Who is the forger? Some of the scholars have said something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but I always feel that the reasons given are too unsubstantiated, or are only fruit of their conjecture.Ch'ien Tahsin says: "Probably it was forge d by someone of Chin恐即晋人依托"[29] . Yao Nai asserts that in the book there are additions made by writers after the Han and Wei periods, and that possibly Chang Chan 张湛himself had made insertions.[30] Ho Chih-yün has enumerated many evidences to support his theory that Lieh -tzu came out of Erh -ya 尔雅and I -wei 易纬at the time when Buddhism came to China and when Confucianism became prosperous in the two Han periods, but he failed to assign a definite date to it.[31] Yü Cheng-hsien says: "Lieh -tzu is a book written after the time of Wang Fu and Ko Hung of the Chin.This is known because it mentions 'Sheng-che, the Saint' in the Chapter of Chung-ni and the 'fire-proof cloth' in the Chapter of T'ang-wen. 列子 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书也，以仲尼篇言圣者，汤问篇言火浣布知之。”[32]
The reason given here does not seem very adequate. The first evidence at most can only prove that Lieh -tzu was made after Buddhism came to China; and the second also can do no more than prove that it was written after the "fire-proof cloth" was imported into this country. But neither can prove that it is a work after the time of Wang Fu and Ko Hung.Probably it was because these two became known as specialists in forging books that Yü's thought turned to them.Chang Ping－lin once said that Lieh -tzu was written at the time when Buddhism first became popular; at another time he said: "No scholars of Han ever quoted the book of Lieh -tzu .Wang, (Pi弼), Ho (Yen晏), Chi (K'ang康), Juan (Chi籍), and Yüeh Kuang dwelt much in their writings on the "Subtle Purport (Taoism)" , but none of them quoted it. Chang Chan's Preface (to Lieh －tzu ) makes me believe that the book was made by Chang himself. Chang Chan alleged that the book matches with Buddhist sūtras. In fact it has borrowed something from sūtras. 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王何嵇阮下及乐广，清谈玄义，散在篇籍，亦无有引列子者 。观张湛序，殆其所自造，湛渭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33]
His supposition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a forgery by Chang Chan himself is really a bold one.This is something that no one has ever investigated.We only regret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provide concrete proofs, and therefore his wor ks amount to a mere conjecture[34] . Ch'en San-li thinks that Lieh -tzu was made by scholars of the later years of Han or of Wei and Chin periods, by interpolating a forged work by some followers of Yang Chu杨朱, when the scholar s had read the Buddhist sūtras[35] . Ma Hsü-lun enumerated twenty points to den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Lieh -tzu , not sparing that of Liu Hsiang's刘向Preface (Hsü －lu 叙录). His conclusion is:
Sometime after Wei and Chin, certain officious fellows collected the words of Kuan －tzu 管子, Yen -tzu 晏子, Lun -yü 论语, Shan -hai -ching 山海经, Mo -tzu 墨子, Chuang -tzu 庄子, Shih -chiao 尸佼, Han Fei -tzu 韩非子, Lü -shih ch 'un -chiu 吕氏春秋, Han -shih wai -chuan 韩诗外传, Huai -nan tzu 淮南子, Shuo -yüan 说苑, Hsin -hsü 新序, and Hsin -lun , 新论, and also annexed other later stories, to make into these eight chapters, and said that the preface was written by Liu Hsiang to give it more weight.
And he finally says:
Fu Szu辅嗣 (Wang Pi王弼) drew very much from Lao -tzu and Chuang -tzu for his annotations to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is book was also discovered by Wang. Is it possible that it is th e work of such people as Wang?[36]
Ch'en Wen-p'o in his article entitled One Proof of the forger of Lieh-tzu 伪造列子者之一证, brings forward several evidences which did not draw anybody's attention before[37] . He first states Lieh -tzu "is most likely a production of Wei or Chin", and then again says "Some Chin writer saw the example of Chuang -tzu 's parables, he then gathered together many books and made them into Lieh -tzu ". All these theories are far from clear.
We have mentioned in the above that the scholars'views as to the time of the writing of Lieh -tzu are all rather unconvincing. But do we still have any way to fix the date of its composition more accurately? Yes, I think so. And perhaps we have more than one way. For the time being I will try one way by mean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uddhist sūtras. Chang Chan says in his Preface to Lieh -tzu ： "But what the book makes manifest very often matches Buddhist sūtras. 然其所明, 往往与佛经相参" . Chang Ping-lin already suspected that it was not Lieh -tzu that could match with sūtras, but that Lieh -tzu copied them. I have the same feeling as Chang Ping-lin that Chang Chan in his Preface voluntarily confessed the source from which Lieh -tzu drew its material.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Lieh -tzu and Buddhist sūtras, there are many scholars who have discussed it before. Kao Szu-sun says：
As to "among the Western people, there is a Saint, who does not speak but his words are naturally believed, and who does not convert, but his teaching spreads all by itself." This already touches Buddha; but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still doubt that. 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故）有及于佛，而世犹疑之。[38]
Chu His says:
Again I find that the words 'When Spirit has entered its door and bones have returned to their roots, where then am I? (or, what then has been left to be I? )' are the source from which comes the idea of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have dissolved; where is now the false body? ' in the Buddhist books. Other passages similar to this are very many. I only note down one or two instances in order to show the traces of the plagiarism. 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尚在何 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其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39]
Yeh Shih-lin叶石林says:
The two chapters of T'ien－jui and Huang-ti in Lieh -tzu are the height of its highest principle and have been revealed without any reserve. Therefore(Lieh -tzu )and Buddhist Books are explaining each other. 列子天瑞黄帝两篇皆其至理之极尽言之而不隐，故与佛书直相表里。[40]
Wang Ying-lin王应麟says:
When Lieh -tzu tells about the Saint in the West and the magician in the West Extremity, Buddha was already known in China. 列子言西方之圣人，西极之化人，佛已闻于中国矣。[41]
Sung Lien of the Ming has given many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similarities betwee n Lieh-tzu and Buddhist sūtras[42] . Ho Chih-yün of the Ch'ing maintains that the magician in the Chapter of Chou Mu-wang周穆王and the Saint in the West in the chapter of Chung-ni仲尼both refer to no other tha n Buddha[43] . Kung Tzu-chen龚自珍[44] and Yang Wen－hui杨文会[45] also hold the same opinion.Both Chang Ping-lin and Ch'en San-li have pointe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eh -tzu and Buddhist sūtras. Ma Hsü-lun explains this point even more in detail. After he points out that the Western Saint is Buddha himself, he says in conclusion:
Again, for example, the chapter of T'ien－jui天瑞says "Heaven and earth form only a small speck in the Midst of the void, but they are the greatest things in the sum of Being: 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 The chapter of Chou Mu-wang周穆王says "There was a magician who came from a kingdom in the far West.He could pass through fire and water, penetrate metal and stone, overturn mountains and make rivers flow backward, transplant whole towns and cities, ride on thin air without falling, encounter solid bodies without being obstructed.There was no end to the countless variety of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s which he could effect; and besides changing the external form, he could also spirit away men's internal cares. 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 The chapter of T'ang-wen汤问says "The mountains run in uneven heights for thirty thousand Li, the plain at their summit has a space of nine thousand Li;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mountains is seventy thousand Li, and this distance is the smallest. Upon the mountains the terraces and towers are built of gold and jade; the birds and animals there are all pure white; trees of pearls and precious stone all grow in clusters; and the flowers and fruit are of special flavor, and can immortalize those who eat them. The inhabitants there are all kinds of immortals and sages, and these men, flying to and fro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cannot be numbered. 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That all these passages are adaptation from Buddhi st books is even more obvious.[46]
Some of these opinions are very much to the point. But considering illustrations like the above which are taken here and there from the Buddhist books, we still cannot point out very accurately from what a particular sūtra those plagiarisms were made, although we may say that Lieh －tzu did plagiarize a number of them. And accordingly, neither can we infer the time of the writing of Lieh －tzu , basing on the above evidences. If, however, we could find out any passage in Lieh －tzu which corresponds to one in a particular sūtra, and could point out which is the source of plagiarism, then we are able to assign the time of the writing of Lieh -tzu by inference. Examples like this are not lacking in Lieh －tzu . Right now at the present moment I can give one in the following:
In the chapter of T'ang wen汤问in Lieh tzu we read: "King Mu of Chou made tour of inspection in the west. He crossed the K'un lun range, but turned back before he reached the Yen Mountains. On his return journey, before arriving in China, a certain artificer was presented to him, by name Yen Shih. King Mu received him in audience, and asked what he could do. 'I will do anything, ' replied Yen Shih, 'that your Majesty may please to command. But there is a piece of work, already finished, that I should like to submit first to your Majesty's inspection.' 'Bring it with you tomorrow,' said the King,'and we will look at it together.' So Yen Shih called again the next day, and was duly admitted to the royal presence.' Who is that man accompanying you?' asked the King.'That , Sire, is my own handiwork. He can sing and he can act.' The King stared at the figure in astonishment. It walked with rapid strides, moving its head up and down, so that any one would have taken it for a live human being. The artificer touched its chin, and it began singing, perfectly in tune. He touched its hand, and it started posturing, keeping perfect time. It went through any number of movements that fancy might happen to dictate. The King, looking on with his favourite concubine and the other inmates of his harem, could hardly persuade himself that it was not real.
As the performance was drawing to an end, the automaton winked his eye and made sundry advances to the ladies in attendance on the King. This , however, threw the King into a passion, and he would have put Yen Shih to death on the spot had not the latter, in mortal terror, instantly pulled the automaton to pieces to let him see what it really was. And lo! It turned out to be merely a conglomeration of leather, wood, glue and paint, variously coloured white, black, red and blue. Examining it closely, the King found all the internal organs complete—liver, gall, heart, lungs spleen, kidneys, stomach and intestines—and, over these, again, muscles and bones and limbs with their joints, skin and teeth and hair, all of them artificial. Not a part but was fashioned with the utmost nicety and skill; and when it was put together again, the figure presented the same appearance as when first brought in. The King tried the effect of taking away the heart, and found that the mouth would no longer utter a sound; he took away the liver, and the eyes could no longer see; he took away the kidneys, and the legs lost their power of locomotion.
Now the king was delighted. Drawing a deep breath, he exclaimed: "Can it be that human skill is really on a par with that of the Creator?" And forthwith he gave an order for two extra chariots, in which he took home with the artificer and his handiwork.
Now, Pan Shu, with his cloud-scaling ladder, and Mo Ti, with his flying kite, thought that they had reached the limits of human achievement. But when Yen Shih's wonderful piece of work had been brought to their knowledge, the two philosophers never again ventured to boast of their mechanical skill, and ceased to busy themselves so frequently with the square and compasses.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俱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立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付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In section 24 of Fo shuo kuo wang wu jen ching 佛说国王五人经 in the third chüan of Jātaka -nidāna (Sheng -ching 生经) which was translated by Chu Fa-hu竺法护of Western Chin, there is a similar story:
By this time the second prince Skilful had travelled on and arrived at another state. The ruling King liked various skills and artifices. He then made an automatic man with wooden material. Its figure and appearances were so correct that it looked exactly like a living person. It was clothed and coloured. It was so clever that it could even sing and dance like the living beings. Then he came up and spoke to the King, saying: "My son has grown up for then many years. He has been respected in this country and has been given many presents." Upon hearing this, the King ordered the son to offer some skill, and went with the Queen up to the tower to enjoy the entertainment. The wooden man displayed its skill and sang and danced with different means. It knelt, bowed, advanced and stopped all in better manners than the living man, and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infinitely pleased. But then the player winked and cast sheep's eyes at the Queen. The King beheld this although at a distance and cherished a grudge and anger against it. Ordering the waiters to have it beheaded, the King questioned: "Why do you wink and look at my Queen?" and asserted that it was an evil-will and doubtlessly (intended as a) flirtation. The father wept, tears running down in five (Sung, Yüan, and Ming editions give数several, for五five) columns. He throw himself flat on the ground and pleaded, saying: "I have only this one son, whom people all love and esteem. By his actings my sorrowful thoughts are comforted. Only because I did not expect such a thing, the mistake has been made. Suppose he is to be executed, I must die with him. Now I only beseech your pity on us and beg you to forgive him for the offense and crime". But then the King was very angry and would not listen to him. He again pleaded to the King: "If he is not allowed to live, I will kill him with my own hands rather than by others." To this plea the King consented. He then pulled out a little key-piece on its shoulder, the whole automaton collapsed and fell into pieces on the ground. The King was surprised and said: "How can I be angry with those pieces of wood? This man's skill is up-paralleled under the heaven. He made this automaton, whos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joints are even more perfect than those of the living person." And millions of (pieces of) gold were rewarded to him. He took the gold, came out, and dispersed among his brothers to buy drinks and food. Now there is a gāthā in praise of him:
Lo! This Skiful Prince
Many deed he has accomplished
Wooden automaton he makes
Which is cleverer than the living one
Singing and dancing are displayed as entertainments
Which make His Majesty pleased
He has been rewarded much gold.
Who, after all, is the first and best?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䁯（宋元明本作眨）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䁯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宋元明本作数）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甚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共当死。唯以加哀，原其罪亹。’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
观此工巧者 多所而成就
机关为木人 过逾于生者
歌舞现伎乐 令尊者欢喜
得赏若千金 谁为最第一[47]
We see by comparison that these two stories are almost the same.The very close resemblance between them can be seen even in the very trifling points.In Lieh-tzu , for instance, there is "the automaton winked his eye and made sundry advances to the ladies in attendance of the King" , and in Jātaka -nidāna there is "then the player winked and cast sheep's eyes at the Queen." But how shall we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I suppose no one would believe that the two stories are independently produced an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seeing such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It must be that one copies the other.And now let us see which is the copist.
In the first place, we want to trace out the origin of the story: Did it originate in India or in China?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complete story is called Kuo wang wu jen ching 国王五人经, or a sūtra of Five Princes; this automaton story being only a part of the whole.The sūtra tells the stories of the five princes: (1) Prince Wisdom (Prajñāvanta) , (2) Prince Skill (Śilpavanta), (3) Prince Beauty (Rūpavanta), (4) Prince Progress (Vīryavanta), and (5) Prince Virtue (Punyavanta). Each Prince has his special talent, just as his name represents.And each has found an opportunity to display his talent.But the result is the Virtuous Prince wins the campaign.The displaying of their talents are told in the form of five stories, the above quoted of the automaton being the story of the second Prince Skill.These five little stories together make up a large story, which is namely the Kuo wang wu jen ching .The large story is very popular in India.Besides this sūtra there are also the Buddhabhāṣitapuṇ yabalāvādana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 which is preserved in the Taishō Tripitaka No. 173, Bunyiu Nanjio Cat .No.953, and the Mahāvastu , which is written in mixed dialect (see ed.Senart, vol.Ⅲ, pp.33-41), both containing the story.Not only in India, but in Central Asia we can also find the story, for instance, in the remnants of the A Dialect of the Tocharian language (Sieg und Siegling,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 1. Band, Berlin und Leipzig 1921, pp.1-14). But one point I want to make clear here is that although all the contents and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large story are nearly the same, the separate stories of a certain prince may sometimes have a slight difference among one another.With regard to the story of automaton of the second Prince Skill, I have so far never discoverd another similar story than the one contained in the Jātaka -nidāna .But since this little story is told inside the large story, I believe its origin was unmistakable India[48] .
We have stated in the above that the automaton story in Lieh -tzu and Jātaka -nidāna cannot be independent productions, and that it must be one plagiarizing the other.Now since we have ascertained that India is the origin of the story, there seems to be no question about the supposition that Lieh -tzu copied Buddhist sūtras.
Now we want to see, whether in all of the Tripitaka there is any other story that is similar to the one of automaton in Chu Fa-hu's translation of the Jātaka -nidāna .If there is, then Lieh -tzu was probably not copying Chu Fa-hu.But so far as my inadequate knowledge can ascertain, no other story that is the same as or similar to Chu Fa-hu's translation before him.Therefore we can go a step further to declare that this story in Lieh -tzu is not only a copying of Buddhist sūtras, but it is taken from no other source than Chu Fa-hu's translation of the Jātaka -nidāna .
This point being clear, now we can look into the translations made by Chu Fa-hu.In all the catalogues of the sūtras made in the old days,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Jātaka -nidāna was recorded.In Ch 'u San -tsang chi chi 出三藏记集by Seng Yu僧佑of Liang, we read in ch.2: "Jātaka -nidā na 生经, 5 chüan (or 4 chüan)"[49] . The Chung ching mu -lu 众经目录by Fa Ching 法经of Sui writes in ch .3: "Jātaka -nidāna 生经, 3 chüan"[50] . The Chung ching mu -lu 众经目录by Yen Tsung彦悰of Sui ch.1, has "Jātaka -nidā na 生经, 5 chüan (or 4 chüan)"[51] . The Chung ching mu -lu by Ching T'ai静泰of the T'ang, ch.1, has: "Jātaka -nidāna 生经, 5 chüan (or 4 chüan, 107 sheets )" [52] The Ta T 'ang nei -tien lu 大唐内典录 by Tao Hsüan道宣of T'ang, ch.2, has: "Jātaka -nidāna 生经, 5 chüan (translated in the 6th year of T'ai-k'ang太康, on the 19th day of the lst moon.Or 4 chüan, s ee Nieh tao chen lu 聂道真录)." [53] From all these records, we have no doubt as to who the translator is.And as to the date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the 6th year of T'ai-k'ang according to Tao Hsüan's Ta T 'ang nei -tien lu and is corresponding to 285 A. D., neither should we have any reason to doubt the record.
Up to this point, I feel that we can make a comparatively accurate inference as to the date of writing of Lieh -tzu : Insomuch as Lieh -tzu has copied the Jātaka -nidāna which was translated in the 6th year of T'ai-k'ang, this book could not be made before that year, i.e.285 A. D.Ch'en Wên-p'o has pointed out that Lieh -tzu also copied the Ling shu ching 灵枢经. The latter is said to have copied from the chapter of Ts'angkung of the Nei -ching 内经, 仓公篇which was compiled by Huang-fu Mi皇甫谧. Therefore Ch'en Wen-p'o believes that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g Shu ching should be at the time of Huang-fu Mi[54] .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y of Huang-fu Mi in ch.51 of the Chin -shu 晋书, Huang-fu Mi died in the 3rd year of T'ai-k'ang (282 A. D.). So as far as the evidences we have discovered are concerned, the latest book from which Lieh -tzu draw materials is Jātaka -nidāna .
As to the life of the annotator to Lieh -tzu , Chang Chan, we know very little little.Yin Ching-shun殷敬顺of the T'ang in his Lieh -tzu shih wen 列子释文also only says:
Chang Chan, courtesy name being Ch'u tu, a kuanglu hsün of the Eastern Chin annotated this true canon. 张湛，字处度，东晋光禄勋，注此真经。
Since there is no biography of Chang Chan in Chin -shu , we are ignorant of the dates of his birth and death. The only material we can base on is his Preface to Lieh -tzu , of which now I quote a paragraph:
I heard from my late father: My late father and Liu Cheng-yü and Fu Ying-ken were all nephews of the Wang family, and all had close associations with their mothers family. Our maternal uncle was named Shih-chou. Shih-chou's cousins Cheng-tsung and Fu-szu both liked to collect writings and books. At first they both obtained the books of Chung Hsüan's family, which nearly amounted to ten thousand chüan. The Fu family is also one of scholarship and learning for generations. These three gentlemen, from their very early youth, all competed with one another in copying rare books. When they grew up, they encountered the disturbances of Yung-chia, and took refuge in the South together with Ying-ken. Their carts were loaded according to the drivers strength, and all had some load. Whereas the brigands became more and more flourishing, they still had a long way to travel. Chang then said to Fu: "Now I am afraid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keep all our load secure. We better select what are rare in the world and let each of us take care of what he has and see that there be no missing." Ying-ken accordingly only carried on his grandfather Hsüan's and father Hsien's works. Among the books copied by my late father there was Lieh -tzu in eight chapters. By the time they arrived south of the Yangtzu, the only extant parts of Lieh -tzu were the three chüan of Yang Chu, Shuo Fu, and Mu-lu (the Contents or Catalogue). During the commotion Cheng-yü was holding the post of the governor of Yang-chou, and later he crossed the River first. And from his house another four chüan were obtained. Not long afterwards from Chao Chi-tzu, son-in-law of Fu-szu, another six chüan were again obtained. Then it was only when all these were put together and collected that a complete text was restored. 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立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赉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
Most of the names mentioned in this Preface can be found in the offcial historical books. Fu Ying-ken傅颖根is Fu Fu傅敷, whose biography is annexed to the end of Fu Hsüan's 傅玄 biography in ch.47 of the Chin-shu 晋书, which says that he "during the disturbances of Yung-chia, took refuge to K'uai Chi. 永嘉之乱，避地会稽." This tallies with Chang Chan's Preface.Again,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y of Wang Ts'an 王粲 in ch.21 of the Wei -chih 魏志 in the San kuo chih 三国志, we know:
As Emperor Hsien moved westward, Ts'an moved to Ch'ang-an. Ts'ai Yung, then the Left Chung-lang General, saw him and took him to be extraordinary. At the time Yung was eminant for his talents and learning and was esteemed and respected by the Court. Chariots and horses filled the lane in which he lived, and his guests were so many that no vacant seat could be left. But when he was informed that Ts'an was at his gate, he rushed out to greet him in such a hurry that he put his shoes the wrong way. Then Ts'an came in; as he was so young and his figure was so weak and short all the other guests were surprised. But Yung said: "This is the young nobleman Wang. He has extraordinary talents; even I am not equal to him. I will give all the books and writings in my house to him." 献帝西迁，粲徒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履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P'ei Sung-chih's 裴松之 annotation to the Biography of Wang Pi 王弼 which is annexed to the end of Chung Hui's 钟会 Biography in ch.28 of the Wei-chih in the San kuo chih , says:
The Po wu chi says: At first, Wang Ts'an and his cousin K'ai both took refuge to Ching-chou. Liu Piao wanted to marry his daughter to Ts'an, but regretted the humble appearances and careless ways of the latter. But as K'ai had good looks and nice manners, he then gave the daughter to K'ai. K'ai begot Yeh, who was the grand-son-in-law of Liu Piao. Ts'ai Yung had books nearly amounting to ten thousand chüan, and in his later years sent several carts of them to Ts'an. When Ts'an died, Wei Feng, then Hsiang-kuo-yen (secretary to the Premier) plotted a rebellion, and Ts'an's son took part in the plot. The son was executed, Ts'an's books given by Yung all fell into the possession of Yeh. Yeh's courtesy name was Ch'ang-hsü, and his official rank came as high as the Yeh che p'u-yeh. His son's name was Hung, and courtesy name Cheng-tsung, and was a Szu-li chiao-yü. And Hung was the elder brother of Pi. 《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椽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宏字正宗，司隶校尉。宏，弼之兄也。
The Wei -shih -ch 'un -ch 'iu says: Emperor Wen, after putting the two sons of Ts'an to death, made Yeh the heir of Ts'an. 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
All these tally with Chang Chan's Preface and can prove that the Preface corresponds to historical facts.But we cannot take all that is in the Preface to be true simply because he wrote some reliable facts.The passage concerning collecting and copying Lieh-tzu , for instance, is something I feel absolutely unbelievable.Chang Chan's Preface was tomake us believe that the book Lieh -tzu was copied at the time when his grandfather was a refugee in the years of disturbances of Yung-chia, with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original copy must be still earlier. The "disturbances of Yung-chia" in all probability refers to the capture of Emperor Huai of Chin晋怀帝in the 5th year of Yung-chia (311 A. D.). We have pointed out in the above that the completion of writing of Lieh -tzu can not be earlier than the 6th year of T'ai-k'ang (285 A. D.). The 5th year of Yung-chia is only twenty-six years down from the 6th year of T'ai-K'ang.We can never believe that in a short period of twenty or more years afte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Jātaka -nidāna , an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icult circulation of books, there could be anybody to be able to copy one paragraph from that sūtra to make up Lieh -tzu , to say nothing of the absolute impossibility that the book had been treasured in the Wang family for we don't know how many years, as Chang's Preface implies.My opinion is that all this is a trick of Chang Chan.Why should he have done this？The most reasonable inference is that the whole text of Lieh -tzu was forged by Chang Chan.In order to disguise the forgery, he wrote the Preface, tak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as the base, but adding another fable-like story, with a view to befooling and blinding the reader.
Summarizing the above, we may establish a supposition: the Book Lieh -tzu , from beginning t o end, is completely a forgery[55 ] . The Hsü -lu 叙录of Liu Hsiang刘向[56] , the text of Lieh -tzu , the Preface and the annotations to the book were all the works of Chang Chan.I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we shall be able to find more materia ls to confirm this supposition[57] .
P. S.For inspection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article was sent to Prof. T'ang Hsi-yü汤锡予, who has provided me with much valuable opinion.In the meantime some new material has been obtained.This has made necessary a complete rewriting of the article.Mr.Wang Li-ch'i王利器has given me help in collecting some reference books .To them the author extends here his hearty thank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manuscript by Chou Ju-ch'ang 周汝昌)
(STUDIA SERICA )
注释：
[1] 《柳河东集》ch.4，《辩列子》。
[2] 《子略》ed.by Ku Chieh-kang，顾颉刚，p.58.
[3] 《慈溪黄氏日抄》ch.55，读诸子：列子.
[4] 《朱子全书》ch.58.
[5] 《考古质疑》ch.3（ed.《海山仙馆丛书》）。
[6] 《诸子辨》ed.by Ku Chieh-kang, 3rd ed p. 15－16.
[7] 《古今伪书考》ed.by Ku Chieh-kang, p.54－56.
[8] 《十驾斋养新录》ch.18，《释氏轮回之说》。
[9] 《匪石先生文集》ch.下，《列子跋》。
[10] 《惜抱轩文后集》ch.2.《跋列子》（ed.Szu －pei yao 《四部备要》）。
[11] 《何氏学》ch.4，《书列子后》。
[12] 《癸巳存稿》ch.10.《火浣布说》。
[13] 《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
[14] 《列子张注》8ch.，附《释文》2ch.，汪继培序（ed.《湖海楼丛书》）。
[15] 《菿汉昌言》ch.4.
[16] 《东方杂志》Vol.14, No.9，《读列子》。
[17] See Huo Shih-hsiu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in：《文学》，“中国文学研究文专号”P.1053, n.8.
[18] ibid.
[19] 《国故》No.1－3, 《列子伪书考》（see also《天马山房丛书》）。
[20] 《清华学报》Vol.1, No.1, 《伪造列子者之一证》（also《古史辨》vol.4）。
[21] 《中国哲学史》Vol.2, p.619.
[22] 《先秦学术思想史》p.51.
[23] 《文心雕龙》ch.4, 《诸子》。
[24] 《容斋续笔》ch.12, 《列子书事》。
[25] 《隐居通议》ch.19, 《列子精语》。
[26] 《读列子》。
[27] 《坚瓠续集》ch.4.
[28] Translation by Chiang Hsia-an江侠庵《先秦经籍考》，《列子冤词》。
[29] See note 8.Ch'ien Ta-Hsin's remark that Buddhist belief on metempsychosis came from Lieh －tzu ，is quite ridiculous.
[30] See Note〔10〕.
[31] See Note〔11〕. I do not know whereupon Ma Hsü-lun is basing his statement in《列子伪书考》: "Ho Chih－yün has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made by descendants of Kuo P'u郭璞."
[32] See Note〔12〕.
[33] See Note〔15〕.
[34] Liang Ch'i-chao梁启超，Ku Shih顾实，and Huo Shih-hsiu have suppositions of the same kind, cf.Huo Shih-hsiu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2》. Huo says he has written an article with the title《〈列子·汤问篇〉质疑》. I do not know if he has it completed or not.
[35] See Note〔16〕.
[36] See Note〔17〕.
[37] See Note〔18〕.
[38] See Note 2.Huang Chen (see Note〔3〕), Shen Lien沈濂 (《怀小编》ch.3, “西方之人”) Wang Shih－Cheng (see Note 23), and Ku Chieh－Kang (see Note〔2〕) all doubt whether the remark about the Saint among the Western people refers to Buddha.
[39] See Note〔4〕.
[40] Ma Tuan－lin马端临《文献通考》ch.211, 《经籍考》38, 子, 道家quotes the words by Yeh.
[41] 《困学纪闻》ch.10.
[42] See Note〔6〕.
[43] See Note〔11〕.
[44] 《定庵文集补编》ch.2, 最录《列子》。
[45] 《冲虚经发隐》
- Passages marked with an asterisk are taken from LIONEL GILES' translation of Lieh － tzu , entitled Taoist Teachings (London 1912).
[46] See Note〔17〕.
[47] Taishō Tripitaka , ch.3.p.88, above, 13th line from the left to the middle, 11th line from the right. －French translation by Ed. Chavannes: 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 tome III, p.166－175. German translation be Hiän－lin Dschi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 1943, Heft－2.
[48] About the legend of the automatic wooden man cf.C.H.Tawney and M. Penzer: The Ocean of Story , vol, III, p.56ff.
[49] Taishō Tripitaka ，ch .55.p.7, middle.
[50] ibid.p.128, above.
[51] ibid.p.154, above.
[52] ibid.p.186, down.
[53] ibid.p.233, above.
[54] See Note 18.
[55] This opinion is not new (cf.Ⅱ.34), but I think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proof is found upon which it can be based.
[56] Buddhist monks have also forged writings by Liu Hsiang, cf.Yü Cheng－hsieh's俞正燮《癸巳类稿》，《僧徒伪造刘向文考》。
[57] 《民彝》杂志vol.1, No.3, contains an article《读〈列子·汤问篇〉》which is not accessible to me.
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在本刊第一卷第三期上李有义先生写过一篇论文：《史学界的一个新任务——写少数民族史》。里面有很多可宝贵的意见和启示。我现在不自量力，也要来效颦一下。我想以外行的身份向史学界贡献一点意见。
我想请大家注意研究亚洲史。
亚洲史有什么可注意可研究的呢？在解放前这种想法可能很普遍；但是今天局面完全变了，这种想法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抗美援朝。我们决不能把这四个字孤立起来专就字面上来看，以为我们只要努力支援朝鲜就够了。我们要知道，美帝国主义现在已经继承了所有过去帝国主义的衣钵，可以说是集帝国主义之大成。过去许多帝国主义现在都日趋没落，成了美帝的附庸。当年不可一世的英帝国主义不是现在也向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吗？像美帝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主义正像一匹凶狠的蜘蛛一样想织一个网覆盖全世界。它到处都拴上蛛丝，设下根据地。朝鲜只是最突出的一点。
在这最突出的一点上我们当然要努力去戳破这网，此外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这样的网，我们就要设法去戳破。只要网被戳破就有助于抗美援朝，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网破了，就影响整个网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这个网上戳了一个大洞。越南、缅甸、马来、印度、菲律宾，到处有人戳。这匹凶狠的蜘蛛已经捉襟见肘，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了。
但是我们的工作才算开始，达到成功还有一段不会太短的艰辛的路程。为了要把这工作做好，我们亚洲人民应该更加强了解，加强团结。
在过去，我们在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人们多少都受旧社会许多看法的影响。我们有很多人眼睛看到美国，看到欧洲，觉得人家什么都好。有极少数的人简直恨自己头发生得不黄，皮肤生得不白，眼睛生得不蓝，恨不能投生在亚利安人的家庭里。当他们的眼睛转回亚洲来的时候，却又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看不起自己的同胞，更看不起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以前我在一本书里读到下面一首歌：
刘大爷去赶集，
人家骑马他骑驴，
回头看到推车汉，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些人就正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脚色。现在中国解放了，中国人站起来了，这种想法也许基本上已经消灭；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不会一下子就消灭净尽，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种想法是还存在的。
这种想法是亚洲民族间了解和团结的大障碍。
怎样才能克服这种障碍呢？方法当然可能很多，许多专家都能尽一分力量。但我认为史学家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可能是最多。假如史学家能写出许多有关亚洲各国历史的书籍，一定能替大家解决许多思想上的问题。我想，我们很多人恐怕都有这经验，假如谈一个当前的问题而产生了意见的分歧，那最好先停一停，让我们查一查旧账，叙一叙老交情吧，账没查完，交情没叙完，也许大家就会心一笑，成为要好的朋友了。我们研究亚洲史就是要查一下旧账，叙一下老交情，假如有的话。
因此，我们要研究亚洲史，就应该注意下面几点：
第一，在过去，亚洲的国家绝大部分都是殖民地，次殖民地，半殖民地，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因而每个民族都或多或少有反帝的斗争。方式不同，成就不同；但民族要求独立自主的意志却完全相同。过去帝国主义御用的学者写亚洲史当然避免写这些事实。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些斗争。
第二，亚洲民族很复杂，文明程度也不一样。在帝国主义者的眼里，亚洲人民全是“劣种”，只配供人侵略。但是事实上，不管一个民族文明程度如何，它对人类文化都或多或少有点贡献。我们当然并不否认，各民族的贡献是不一般大的，甚至中间还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决不容抹煞。
第三，就面积说，就人口说，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大国；就文化说，我们也是老大哥。我们文化的光辉曾照遍全亚洲，许多国家都从我们这里学习过许多东西。这当然值得我们骄傲。但是亚洲许多国家也送东西给我们过，譬如印度就是个好例子。我们中华民族不但有创造性，也能接受别人的好东西。这种文化交流的情形过去注意得不够。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指出来。
假如写亚洲史能注意到以上三点，我觉得对我们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理情况可能有所纠正。一方面我们觉得自己的国家伟大，可爱；另一方面对我们的邻居也怀了尊敬爱重。这样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那种妨碍互相了解互相团结的障碍也就可以去掉。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去戳破这张大网，最后我们有绝对把握捉到那一匹凶狠的蜘蛛。
1951年5月15日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