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27日

《世界三大文化之谜》序

娄天劲同志不远千里，从安徽来到北京，找上门来，要我给他的书《世界三大文化之谜》写一篇序。我实在非常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最初并没有敢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很简单：我虽然也喜欢侈谈文化问题，但自谓并非里手，最多只是一个客串而已。而且他的书稿，我也没有认真阅读。我一向不赞成写空话、废话的序，现在我就这样仓促贸然写序，难道还能避免空废吗？

但是我在一听一想之余，觉得似乎还是有些可说的，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近几年来，我国到处掀起了一股讨论文化的热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建设新社会，必须一方面弘扬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又吸收外来文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点是大家都赞成的。但是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又是外来文化？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在大的方面容易有基本上的一致的看法，在细微末节方面却不尽然。不但当前如此，将来也会长期如此。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坏处，而只会有好处。我们提倡双百方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琢磨，各自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吸收别人的可取之处，于是真理愈辨愈明，我们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了。

不管是中华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其中总有精华与糟粕，不管是弘扬还是吸收，总之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点也是大家都赞成的。但什么是精华，什么又是糟粕，却不是每个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需要了解，需要探讨。当前我国的既定政策是改革开放，吸收外来文化是当务之急，从而了解外国文化，认识外国文化，也成了当务之急。在愈辨愈明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和外国文化加深认识，加深了解，就成了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了。

现在全国探讨文化的书，简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深入浅出的一般介绍，特别是对比介绍，似乎还不是太多。因此娄天劲同志这一本篇幅不算太长，意在通俗化的书就非常可贵了。

我不敢说，娄天劲同志的书观点、看法都会十分正确，十全十美。我上面已经说到，在这里观点很难一致。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牵扯面非凡地广，内涵又非凡地深的学术问题，不可能有定于一尊的学说。那样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只要能做到，资料准确，立论有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让人们读了能有所启发，有所收获，我觉得也就够了。这样的书对广大的大小知识分子、对有阅读能力的广大人民会有裨益的。我希望娄天劲同志的书就是这样一本书。

本来没有话，一提起笔来，竟然写了这样多，但愿读者不认为这都是空话、废话。这就算是序吧。

1990年8月15日

《吐鲁番学研究专辑》序

将近十年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的时候，对“吐鲁番学”这个词儿，是有过一点争议的。大多数人同意，用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吐鲁番来代表整个新疆，甚至新疆以外的中亚的一部分。但有少数人提出，应该添上库车，又有人提出添上于阗等等，这仍然不能百分之百地代表新疆，而且啰哩啰嗦，不像一个学科的名称。最后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上面那个解释。于是“吐鲁番学”这个词儿就流行起来了，一直用到现在。

陈寅恪先生曾婉转地指出，敦煌学是中国的一部伤心史。他说：“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敦煌学如此，吐鲁番学何独不然？较之前者，后者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斯学建立以来的90年中，至少有七八十年，我们是处在“伤心时代”。我在这里着重指的是古代语言文字方面。在历史文献使用和考古发掘等方面，我们的老专家决不比外人差。可是一讲到古代语言文字，我们就有点不行。我们从地里面挖掘出来的古代文字残卷，我们自己读不了，还要乞灵于外国学者，伤心惨目有过于此者乎？

但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情况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年老的考古工作者精神焕发，不甘伏枥，虽处暮年，而壮心不已。中年学者则更有新的进步，其中一些人努力学习古代西域文字。更令人兴奋的是，一些年轻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负笈千里万里，逐渐从师学习掌握了西域古代最重要的文字。过去中亚和新疆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文字残篇，我们对之茫然无所措手足，有若天书一般。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能读、能译了。当然，我们仍然需要国际协作，这对一切学科皆然，协作是很平常的事，无须大惊小怪。但是，那种离开外国学者就寸步难行的狼狈局面，已成历史陈迹了。谁能说这不是巨大的变化呢？

专就新疆一地而论，一批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维、汉两族都有。在考古工作方面，穆舜英、王炳华等等同志近年来的成绩，彰彰在人耳目。在古代语言文字的探讨方面，拿回鹘文一种为例，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阿不都克由木·霍加，李经纬等同志研究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新疆现在又成立了吐鲁番学会，得到了领导同志，比如买买提明同志等等的大力支持。吐鲁番学的研究，在新疆和在全国一样，正如旭日东升，方兴未艾，前途光芒万丈。

现在出刊的这一册《吐鲁番学研究专辑》，可以说是研究成果的第一次显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显示。里面的作者不限于新疆地区，也不限于中青年。这是汉、维吾尔两族老、中、青三结合的一次盛举。我作为吐鲁番学的一个老啦啦队员，真有点兴高采烈，几乎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是为序。

1990年8月27日

在“枯草热”的攻击下，奋力写成

《新编百家姓印谱》序

“弘扬祖国文化”，这个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举国上下一致的响应；都认为，这个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

何以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是极其明白易懂的。

过去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但是，根据最新考古发掘的结果，中国可能在距今八千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文字的萌芽。我们的文明史一下子拉长了三千年，走在古代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前面了。有这样悠久而又光辉灿烂的文化，如果不去努力弘扬，将何以前对祖先后对子孙呢？

中华文化方面极广。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设法弘扬自己方面的文化。但是，我觉得，有一项的确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却还没有人提起，这就是中国的篆刻。中国篆刻大盛于汉代，此时是铜印和金印；以后历代绵延不绝，到了明清时代，石印大兴，一直到今天；篆刻所用的材料大大扩大了，图章还在流行，与签字并驾齐驱。这难道不是可以列入无双谱的绝妙的中国文化吗？

胡亚曼（琦峻）先生是一个有心人。他多才多艺，从事图书馆事业，而又擅书法，善篆刻。多年来他就按照《百家姓》的顺序，搜集古今名人的印章，积之既久，已成巨帙，行将出版面世。我小时候也曾学习过篆刻，所务不专，水平颇低。但自谓是手低眼高，对于鉴赏还颇有一点自信。我生平最推崇清代浙派领袖陈曼生，每次看到他的篆刻，心灵辄为之震动不已，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享受。胡先生搜集的印谱中也有陈曼生的印章，可谓先得我心。但是，我不是想说，只有他这一方印章好，其余的都不行。其余的也是好的，也有我极其喜爱的。说胡先生这一部印谱琳琅满目，它是当之无愧的。

在弘扬文化声中，胡先生默默地做了一件别人疏忽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因此我是怀着无限欣慰的心情写这一篇小序的。

1990年9月14日

《欧美文学论集》序

中国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比较晚，甚至晚于东方国家的日本和印度。因此，解放前从事外国文学研究而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文学者的学者们，有的最初连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或意识都没有。虽然他们做了不少按照今天的含义来衡量类似或者接近比较文学的工作，都几乎是无意识的。但是，他们的功绩决不可泯。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筚路蓝缕”。我们今天还要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解放以来，一批中年的比较文学者，一开始就从比较文学起家或者出身的，也几乎没有。他们起程的始点一半是中国文学，一半是西方文学。最后殊途同归，都汇入比较文学的巨流中，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成为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的主力军。只有最近若干年来脱颖而出的青年比较文学者，才多半是科班出身。他们的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日益深入。这是我国比较文学希望之所在。像我这样滥竽比较文学界的老人，看到这种现象，心中深切意识到，我们后继有人了。我们虽然不必就下马归隐，洗手不干，但衷心喜慰，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徐京安教授是从外国文学起家进入比较文学的。他从事欧美文学的研究，历有年所，硕果累累，从这个集子中的文章中可见一斑。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赞一词，并不是因为我完全不懂；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我是懂一点的；但是此时此刻，我懂与不懂，已成次要问题，我是感慨多于理智了。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那时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师资，据说是全国一流，课程设置也是应有尽有。从古希腊、罗马，什么荷马史诗、悲剧、喜剧、维吉尔等起，中间经过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什么但丁等等，一直到18、19世纪文学，塞万提斯、歌德等等，直至近代和当代文学。莎士比亚专门开课；英国浪漫诗人、当代长篇小说，包括所谓意识流小说，欧洲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想史、中西诗之比较、文艺心理学、文学概论，等等，都有专门课程。既大且全，令人眼花缭乱，几乎同徐京安教授这一本论文集的内容完全一样。可惜我毕业后就当了国文教员；后来又远走异国，一头扎进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和印度佛教史的故纸堆中去，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只好拜拜了。

我是不是有点后悔呢？也不是的。我认为，我走的是一条正路。如果有什么神仙、佛爷能让我再生一次，我仍然要走这一条路。

现在居然有人也给我戴上了一顶比较文学者的桂冠，这实在出我的意料。如果我也算是一个比较文学者的话，我究竟是从中国文学出身的呢，还是从西洋文学？我自己反正茫然说不清楚。看来也没有说清楚的必要。这种事情连鸡毛蒜皮都够不上，与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大局，毫无关联。

就这样，我在看到徐京安教授的《欧美文学论集》之后，不由得勾起了这些感慨。现在写了出来，聊资谈助而已。

反正我对徐京安教授的论文不能或者不敢赞一辞，而这篇序文又非写不行，于是一时心血来潮，说了上面这些话。我现在写序已经成了老（？）手。我为之写序的书，内容五花八门，连自己看了都有点吃惊。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原则：决不说空话、废话。在这篇短序里，我认为，尽管似乎有点离题，实则皆非空废，明眼人自能看出，用不着我来饶舌。有人说，最高明的序是不即不离。太“即”了则死；太“离”了则空；不死不空，得乎其中。我这篇序够得上不即不离吗？请方家评断。

1990年9月20日

《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序

吴雨僧（宓）先生逝世后12年，“文化大革命”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已被完全洗清。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会于陕西西安和泾阳，隆重举行“吴宓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他的及门弟子，我虽然没能躬与盛会，但是衷心感慰激动，非可言宣。被污蔑、被诽谤只能是暂时的，而被推重、被怀念则是永恒的。历史上不乏先例。

将近六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听过雨僧先生两门课：“英国浪漫诗人”和“中西诗之比较”。当时他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我忝列撰稿人名单中，写过一些书评之类的文章。因此同他接触比较多。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也留下了我的足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对雨僧先生的态度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亲可敬；他为人正派，表里如一，没有当时大学教授们通常有的那种所谓“教授架子”，因而对他极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他非常不了解，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古貌古心，不随时流，又在搞恋爱，大写其诗，并把他写的《空轩十二首》在课堂上发给同学们，从而成为学生小报的嘲笑对象。我们对他最不了解的是他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态度。我们这一群年轻学生，无一不崇拜新派，厌恶旧派。解放后有一段时期流行的“左”比“右”强的风气，不意我们已经有了，虽然是无意识的。所谓“新派”指的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坛上的著名人物。所谓“旧派”则指的是以雨僧先生为首的“学衡派”。我们总认为学衡派保守复古，开历史倒车。实际上，我们对新派的主张了解得比较多，对旧派的主张则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有时还认为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在我脑海里保留了将近六十年。一直到这一次学术讨论召开，我读了大会的综合报导和几篇论文，才憬然顿悟：原来是自己错了。

五四运动，其功决不可泯。但是主张有些过激，不够全面，也是事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这个道理也可以应用到五四运动上。特别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四运动在基本上正确的情况下，偏颇之处也是不少的，甚至是相当严重的。主张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扬弃，当时得到青年们的拥护。这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确有相通之处。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或所见不广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而我作为雨僧先生的学生又景仰先生为人者，竟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说来实在惭愧。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一时糊涂，倒也罢了。据我所知，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同我一样，这就非同小可了。如果没有这一次纪念会，我这愚蠢的想法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一方面感谢这一次纪念会给了我当头一棒，另一方面又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这次纪念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雨僧先生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深入研究，大大地发扬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永远纪念他，永远学习他。

我感谢李赋宁教授和蔡恒教授要我写这一篇序，我因而得到机会，彻底纠正我对雨僧先生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1990年9月23日

《印度古代文学史》前言

本书是集体协作的产物，主要是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间的协作。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研究印度文学的基础，较之解放前或五六十年代，当然要好多了。但是总起来看，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写作时，尽量阅读原作，至少是原作的翻译，这是写一部有创见的文学史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有许多印度语种目前在中国还是空白，我们不得不利用其他语言的资料。这对本书的质量当然会有影响。然而话又说了回来，能直接阅读这样多的原文而写出的印度文学史，在我国这还是第一部，我们也可以稍感自慰了。

我们原来打算写的是《印度文学史》。几年来我们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最终到了要集稿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近代和现代部分缺的稿子还多。于是临时果断决定，先出《印度古代文学史》，时间下限是19世纪中叶。近代和现代的印度文学，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稿子，其余所缺者，我们将陆续补上。我们仍然希望，最终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印度文学史》。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同志，亚太所的张锡麟同志；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刘安武、李宗华、季羡林等同志。每个人负担的任务不完全相同。编写者的名字都写在有关章节的后面，这里不再赘述。

编完本书，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肩上的担子又轻了一点。但是偏偏还有一点感慨。中国地处东方，同印度作了几千年的邻居。文学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相互影响，至深且巨。按理说，印度文学应该受到中国各方面的重视。可是多少年来，有一股欧洲中心论的邪气洋溢在中国社会中，总认为印度文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不行，月亮是欧美的圆。这是非常有害的。我们搞印度文学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学习，一方面又要同社会上这一股歪风抗争，任务是艰巨的。现在《印度古代文学史》出版了，我们在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肯出这样一本书之余，但愿中国的外国文学专家和一般的读者们能摒除偏见，平等地对待东西各国的文学，跂予望之。

1990年9月26日

《学者论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智能》序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个学习——广义的学习的过程。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人主动，有的人被动。而意识到这一点又主动去学习的，其效果往往高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被动地去学习的。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稍一思考，就豁然了。

我们现在把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划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等阶段。这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了计算方便、工作方便，不得不尔。每一个阶段，都规定了具体的学习任务、具体的要求。看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界限，似乎十分分明。事实上决不是这个样子。从宏观上来看，一个人一生的学习，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哪一个阶段学习完，也不等于整个学习任务完。古人说“学无止境”，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认为，大学一毕业，或者研究院一毕业，就算学到头了，这是一种误解，是对学习很不利的。

同上面说的这一层意思有密切联系的，是另外一个事实。这就是，从知识结构上来看，它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须要随时变动，随时调节。知识结构在上述几个学习阶段中，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样。世界在千变万化，社会在飞速前进，特别在今天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知识结构，必须随时更新，随时调节。一天不更新，一天不调节，就可能被时代潮流抛在后面。我可以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表达这个看法：稍纵即逝。

就拿研究学问来说吧。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只研究一个题目，探讨一个问题。学者们都往往要研究一个以上的题目。而且研究什么题目，往往很难预先制定计划，由一个题目想到另一个题目，其中难免有些偶然性。古今中外许多大学者都可以作证。从他们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这种情况。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能证明同一个事实。研究一个题目，只要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不足之处。如果换一个题目，另起炉灶，那情况就更严重，非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行。这种调节往往是螺旋式地上升的。开头时，所知甚少；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随着调节的加多、加速，知识也越来越多，知识结构也调节得越来越能适应研究工作的要求。这反过来又能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提高。如此循环往复，宛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以至无穷。

在这里，我不妨举几个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来作例子。我是搞语言研究工作的，研究过古代印度语言——吠陀语、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后来把兴趣集中到佛教语言——巴利语和佛教混合梵语上，又扩大到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回国以后，受到资料的限制，被迫搞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从表面上看起来，都同自然科学联系不大。但是，当时想确定巴利语和混合梵语的 }sīyati这个字的含义时，就碰到了水结冰后体积膨胀的问题，这属于自然科学。在这里，我必须调节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看一点自然科学的书。后来，我因为探讨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沙糖制造的历史。在某些环节上，这又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了。我的知识结构又必须调节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怎样来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呢？

本书中王通讯同志的文章《知识结构与智能结构》，提出了调节知识结构两个要诀：一是靠反馈，二是靠预测。我认为，他提出这两个要诀是非常重要的，深中肯綮的。文章俱在，我不必重复了。

我在上面讲到，在人生的青少年阶段上，人们人为地划分为许多阶段。每一个阶段同另一些阶段，既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从调节知识结构的观点上来看，也是如此。但是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一点：调节知识结构，大学（包括研究院）是一个关键时期。这是因为，在中小学时期，学习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动性少而被动性多。知识结构比较简单。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者不多。到了大学，也就是按部就班学习的最后阶段，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会，转入人生一个新阶段。此时，按部就班的学习，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学生的主动性增多，被动性减少。知识结构逐渐丰满，独立思考问题的必要与可能都与日俱增。在这个关键时刻，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反馈与预测两个要诀，随时注意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至于怎样进行调节，本书中许多老师的文章都讲到了自己的经验。只要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必有收获。

最后，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在开头时讲的那一段话：人的一生是一个学习过程。大学或研究院毕业，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决不是学习的终结。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下去的，一直到不能学习的那一天。我们毕生的座右铭应该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老而不已，学习终生。

1990年11月29日

《海外中国学家译文丛书》序

国内从事于西域南海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老一辈的学者们，一定都还能记得，五六十年前冯承钧先生翻译了大量的法国中国学家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这些译文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当时中国学已流布全世界，但是在东方以日本为魁首，在西方则以法国为巨擘。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在这两个国家以外，瑞典的高本汉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为中国最有权威的语言学家所激赏。英国的A.Waley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译文优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国家也有一些成绩卓著的中国学家，这里不一一列举。

这些中国学家，对弘扬中国文化，加深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多半都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了。至今还为中国人民所阅读，所欣赏，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外国中国学家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帮助我们，在什么地方又能超越我们呢？也许还有人认为，中国语言只有我们中国人最能掌握运用，其他国家的学者总不免有隔皮猜瓜、隔靴搔痒之病。不是有的外国中国学家把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中的“玄宗”译为“玄秘的宗教”吗？不是也有外国中国学者把六朝隋唐时期习见的“诚如来旨”译为“诚然是我佛如来的旨意”吗？

这些都是事实，无可否认。我甚至还能举出更多的这样的例子。这说明中国语言文字之繁难。连我们自己的学者也不敢保证，一定不会出这样的笑话。但是，总起来看，我认为，这不是关键问题，瑕不掩瑜。心理学家常讲一个现象：一个人在某一个环境里住久了，住惯了，对他周围的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反不如一个外来人，初来乍到，对周围的事物特别敏感，他能一眼就看到别人不注意的现象。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能够证明，心理学家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话：“旁观者清”，也证明同一个事实。

外国的中国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外来人”、“旁观者”。他们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能看到我们习而不察的事物。

此外，还有一点，我也必须着重指出。就拿上面谈到的西域南海的研究来作例子吧。五六十年以前，我们对西域南海的研究水平，远远比不上外国学者。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古代语言文字，我们多半不通；与这些地方有关的其他资料，我们多半不能掌握。我们除了能读中国史料以外，缺的东西太多，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不通语言文字，不能掌握必要的资料，能读懂古代汉文典籍吗？因此，当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出版的时候，我们都由衷地感谢他，法文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读的。这一套丛书，第一册出版于1932年，最后一册1958年出版，前后相距二十多年。没有需要，能做得到吗？法国之外，日本学者关于西域南海古代交通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翻译了不少，比如关于《大唐西域记》、《法显佛国记》等等的著作，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些译文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可惜好景不长，冯承钧先生之后，后继乏人，像冯承钧先生这样毕生勤勤恳恳，翻译不辍的“有心人”，再也见不到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中国学者在研究西域南海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连外国学者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即使自己有了进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古话到了今天仍然是真理。如果多了解一点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肯定会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的。我们翻译了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部巨著，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促进了外国人民对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巨大贡献的认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然而这个简单的例子不是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意义吗？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除了李约瑟的著作以外，我们对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注意得越来越少了。我们几乎是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名山事业。结果是某一些研究工作者视野不广，囿于成见，故步自封，难有新意。这当然大大地不利于我们研究工作的展开。每年都召开一些什么什么国际研讨会，专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来说，多半是热热闹闹一阵，吃吃喝喝一番，长城、桂林、兵马俑，茅台、烤鸭，满面春风。即使留下几篇论文，也多半是应景之作，从中难以窥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之全豹，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深，也不能持久，对我们没有多大好处。

最近我给极受读者欢迎的《文史知识》提意见时，曾讲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文史学界多注意外国同行们的研究动态，多阅读人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决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这个意见颇受到同行们的重视。时至今日，我们提倡改革开放，但是，我们决不能只开放肯德基、米尼姆、卡拉OK、万宝路；可口可乐、T恤衫、耐克旅游真耐穿；而对人家研究中国学的成果，则漠然置之。我这个比拟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一般说来，真正埋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对卡拉OK之类，不一定有多大兴趣。我只不过想指出这种风气之十分不正常而已。

如果我们放眼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我们的头脑会清醒一下的。全国人民，特别是学者们，都在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曾普照西方大地，全世界文化的发展皆蒙其利。这一点没有人敢予以否认。因此，现在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口号，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弘扬什么呢？又怎样弘扬呢？我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章法。有一位同行说了一句似乎是俏皮但实则含义深刻的话：“出口转内销。”他指的是，国外正在兴起一股研究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的高潮，这一股高潮“波撼岳阳城”，也撼动了我们赤县神州。原来出口的东西又转销到国内来了。对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我们应该竭诚欢迎，大力响应，这对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是天赐良机，求之不得的。

最近几年以来，我经常考虑在人类历史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发现，几千年以来，这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迭兴替，互为补充，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从19世纪初叶一直到今天20世纪末叶，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但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也不能万岁千秋。这个文化现在已经露出了不少破绽，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了。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迹象已经萌出。西方国家，特别是那几个世界大国，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露出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兴趣渐浓。研究印度学的人，从历史语言的考证转向大乘佛教和佛教密宗；研究中国学的人，兴趣渐渐集中到《周易》、《老子》、《庄子》，以及禅宗的研究上来。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个人认为，原因并不难找。西方学者中特别敏感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文化有了点穷途末日之象，济之之方无他：转向东方文化。

回看我们中国学术界，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似乎还如凤毛麟角。这种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唤起大家的注意。唤起的方法多种多样，出版这样一套《海外中国学家译文丛书》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它至少能起到当年冯承钧先生《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已经起过的作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海内外中国学的研究能够互通声气。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真正能为弘扬中华文化做些脚踏实地的工作。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能改变一下当前这种闭塞的情况。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投石击破水中天”，能投出一块这样的石头。总之，作用是很多很多的。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带我们跟上世界潮流。我个人认为，这是雪中送炭的工作，但又何尝不能理解为是锦上添花呢？

以上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希望。

是为序。

1991年1月2日

《中华姓氏大辞典》序

前不久，张在德同志介绍袁义达同志来看我，带来了《中华姓氏大辞典》这一部长达150万字巨著的部分稿子，要我写一篇序。这确实让我踟蹰难决：我那一点对中国姓氏的知识能保证序写成后不出笑话吗？我请他把稿子和一些说明材料留下，意思是等我学习完了再行定夺。万万没有想到，我一接触稿子和资料，立即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姓氏里面，竟隐藏着这样重要的含义。我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当机立断：这一篇序一定要写的。

我小时候读过《百家姓》，只是跟着老师念，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国内外读书做事，虚度了几十年，逐渐知道了中国的姓决不止百家。明朝有《千家姓》一书，没有读过也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姓氏是否就到千家而止。可是我知道了，世界各国的姓氏制度是颇有分歧的。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姓。在中国，姓氏制度在各民族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姓氏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没有加以考虑。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一个德国同学讲过德国犹太人姓氏起源的一些笑话。原来犹太人从前就是没有姓的。几百年前，德国警察局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个姓。这对日耳曼人来说本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的，然而却难坏了犹太人。他们走到警察局，恭候发落。此时不怀好意的德国警察，却来了威风：“到门后边去站着！”他们怒喝。于是有的犹太人就真地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后边”就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更恶毒的恶作剧。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给自己赐个姓。于是连“放屁”等一类的脏词儿都成了犹太人的姓。

这故事，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及今回思，却只觉得悲哀。在姓氏里面竟还隐含着一部民族压迫史！

这是姓氏制度带给我的第一次反思。

以后，我在治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之余，有时迫于形势，有时出自兴趣，我也搞了一点中外历史的研究。在这里面，我认识到了姓氏的重要性。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写过不少的关于姓氏的专著和论文。我顺便举一个例子：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是这一部《中华姓氏大辞典》的参考书之一。陈寅恪先生给本书写的序里说：

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此读者自知之，无待寅恪赘论。惟不能不于此附著一言者，即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

寅恪师在下面列举了一系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姓名，从六朝一直列到清代，给治史者极大的启发。他不但号召别人来研讨，而且现身说法，自己著文，参加研讨，写了许多著名的论文，比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等等，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中国历史上姓氏问题之引起争论者，决不止限于寅恪先生所论。即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姓氏实亦大有研讨之余地。其中颇有与历史相联系者。比如寅恪先生所提出之李姓，据目前科学统计，李姓实为当前中国的第一大姓。其来源究竟如何呢？他们决非都是李耳的后代，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仅李唐一代，就制造了不少的李姓。有许多波斯人到了中国改姓了李，著《海药本草》的李洵即其中之一。再如马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前，比如汉朝的马援，《三国志演义》中的白袍小将马孟起等等，当然都可能是土生土长的“马”。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以后，有许多姓马的穆斯林，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等等有关，与马援和马超难以联系了。

这只是我顺手举的几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姓氏问题之复杂远远不止这一些。在这方面也还大有研讨的余地。

我在上面曾说到德国犹太人的姓氏问题。这样表现姓氏上的民族压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在本辞典的附录中，有一篇关于 姓与 庄地名的文章，里面讲到 的来源很可能与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有关。他惨遭奸臣秦桧杀害后，他的后代怕再遭到奸臣杀害，携家带眷，逃到安徽省涡阳县一个僻静的地方，并把“岳”字拆开，把“山”字放在“丘”字上面，成了“ ”字。这个传说的真实程度，我们无法推测。但是，揣情度理，毋宁说是可靠的。此外，我还想到另一个传说。今天中国姓“闻”的，不一定都是闻太师的后人。宋代的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杀害后，他的后人也为了同样原因，将自己的姓改为“闻”。揣情度理，我认为，这同样是可靠的。

上面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事情。姓氏研究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联系呢？

我认为，联系是密切的。这个认识只是我不久以前才得到的，通过这一次阅读本辞典的部分稿子和资料，又进一步加深了。先让我举几个例子。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偶尔读到了一些文章，其中谈到，现在给小孩子命名最流行、最时髦的风气是起单名。结果造成了同名过多的现象，这给有关方面无端制造了大量的困难。现在我看了袁义达同志带给我的材料，里面讲到，中国汉族和满族李、张、王三大姓高踞榜首，鼎足而三。李姓占全人口总数的7.9%，张姓7.4%，王姓7.1%，三者加起来共占22%多，有几亿人口。这几个大姓再加上同名问题，情况就更加复杂化了。

比如说，今天最流行的单名是“军”、“宁”等等，再加上传统的双名“宝珍”、“玉珍”、“淑贞”、“兰英”等等和一度时髦的双名“卫东”等等；这样一些名，若与三大姓配在一起，试问普天之下将会有多少同姓又同名的人呀？事实上，专就我接触到的这一点社会层面来看，姓名叫“李军”、“张军”、“王军”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有时候，中学一个班里就有三个“张军”，再加上“李军”、“王军”，则教员点名，邮局送信，有人打电话，公安局登记人口，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人口普查，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况且我国已经有了专利法和出版法，这些都与姓名有关。上述情况在这里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也是一清二楚了吗？多么精细的电子计算机对此也将束手无策。文明社会，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姓名，这是必不可少的。姓名有点重复，哪一个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但若过了头，则必然影响社会的运转。这一点也用不着再求得证明了。

上面谈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本书的自序中还提到其他一些与姓氏有关的问题和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切不可掉以轻心。这是我读了本书部分稿子以后的诚恳的希望。

两位作者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习惯于谨严细致的科学工作方法，现在他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探讨方面上；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本书的谨严准确的自然科学的学风。我们搞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应该认真学习这种学风。这是我的又一个诚恳的希望。

我写到这里，读者读到这里，我们必然都要想到两位作者和出版者四川辞书出版社，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独具慧眼；我们也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们。他们肯而且敢在今天出版界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出这样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出版这样一部大辞典。我现在向中国史学界、社会学会、民族学界、公安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等等郑重推荐这一部大辞典，它会给你们的工作提供极大的方便。

除了共同的感激之外，我个人还有一点特殊的感激。我在开头已经说到，张在德同志和袁义达同志代表作者找我写序的时候，我认为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使我踟蹰难决，我甚至不理解，何以找到我头上来。我内心里不但毫无感激之意，而且还颇有点抱怨。然而，到了今天，材料看完了，序也写完了，仅仅不过几天的时间，我忽然恍然大悟，这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我现在又感到，光用“感激”二字都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情了。

我的序就写到这里。

1991年1月3日

《浅草集》序

小友王亮是山东济南一中的校友。约摸在两年以前，他曾来我家一次，谈到到北京来学习的事情。一来是素昧平生，二来是我对学习不了解情况，也不感兴趣。因而他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前几天，他又来看我，带来了一本他写的《浅草集》的清样，这一举实出我意外。我没有想到，他小小年纪，竟然有了成本的著作，写出了这样的文章，我大有刮目相看之感了。

我把他的集子翻看了一遍，我计算了一下，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他只有16岁，集中最后一篇文章，写的时候，他也不过19岁。而且这些文章体裁还比较多，粗略地分一下，有散文，有小说，有散文诗，有一些小考证，还有一些类似杂文，涉及面比较广，议论颇有见地，而文采斐然，感情真挚。读下去，让人不能释卷，可见艺术感染力之深。

作者是用一双童稚的眼睛观察人生，观察社会，观察国家大事的。这双眼睛虽饱含稚气，却又清新明亮。他这一双眼睛里所反映出来的人生大事、国家大事，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这些老人们认真严肃地参考的。我们已经老眼昏花，灵气久滞，看人生，看社会，有时难免昏暗。虽说俗话说，姜是老的辣；但是这里面透露出一点元老杯、安慰赛的味道，我辈老人千万不要完全信以为真也。我看，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向小将学习为佳。

翻阅中国古代典籍，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十分高明的传统：我们赞赏年轻有为的人，我们鼓励少年有才的人。举世闻名的《世说新语》里面，专辟了一章，叫做“夙惠”，记录的就是一些有“夙慧”的孩子。在其他许多古代典籍里，还可以找到许多讲少年才子的记载。可见我们对这方面的重视。

但是，我们的祖先也并没有忽视与此有联系的另一个方面。我索性再征引一下《世说新语》。在本书上卷“言语”第二里，讲了鼎鼎大名的孔融的一个故事，内容大略是：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洛阳去见李元礼，自称与元礼“有亲”：

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这有点唇枪舌剑的味道，我们不必去仿效。但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两句话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历史上这样的人物，是有过不少的。这很值得我们引为鉴戒。

王亮以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曾获得过许多奖牌，在写作、演讲、朗诵、音乐等等方面，表现出来了令人注目的才情；曾荣膺“齐鲁小名士”的称号。他应该说是一个“小时了了”的人。但是“大未必佳”怎样呢？我不是算卦的季半仙，季铁嘴，我不敢瞎说。我只有虔诚希望而且也相信，他小时了了，大更了了，老了更更了了，了了一辈子。是为序。

1991年3月23日

《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序

我多年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我也曾在很多地方说过；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条件之一。这里面当然包括文学方面的交流。

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我们过去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总觉得其中似有偏颇之处。说清楚一点就是，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者多，而研究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影响者少。这就是我所说的偏颇之处。

这样一个偏颇，看似微末，影响实大。它至少会对外国文人和中国文人，甚至中外的老百姓，提供不真实的信息。外国人由此会产生自高自大的想法，而中国人则会由此产生某一些自卑的心理。这些都是不应该的，不利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柏寒同志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曾注释过《六一词》，颇多创获。他特别注意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从先秦文学起，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唐代文学，一直到宋、元、明、清文学，上下数千年，应有尽有，极详尽之能事。这样一来，他就弥补了一个长久以来就存在的空白，纠正了我上面说的那个偏颇，为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的研究成果，就表现在这一部书里。我翻看了一下本书的目录，觉得是一部很有用的书，故乐为之序。

1991年3月25日

《北大亚太研究》序言

亚洲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关键地区之一。从地理上来看，从历史上来看，从政治上来看，从经济上来看，无不如此。

从文化上来看，更是如此。

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共产生了四个大的、独立的、历史悠久的、影响广被的文化体系，其中有三个与亚太地区有关：有两个源于这个地区，即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有一个发展于这个地区，即闪族伊斯兰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当然也进入了这个地区。

如果我们的眼光不局限于历史上的一两百年、地理上的几千万平方公里，而是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则可以预言，以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将在这个地区，甚至在全世界，让位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批判继承了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21世纪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

我上面说的关键的含义即在于此。

现在海湾战争已经结束，亚太地区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我国作为东方和世界大国，关心这个地区，研究这个地区，实在是当仁不让的。

而北京大学在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在少数设有与亚太地区有关的专业的高校中，课程设置是比较完备的，有关这个地区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等方面课程几乎是应有尽有；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学者老中青都颇有一些。一年多以前成立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承担起协调全校各有关研究及教学机构的研究工作，统筹安排，也已做出了一些成绩。从这几方面来看，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多做一点贡献，也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

但是，我们强调团结协作。在校外，我们北大决不想也决不可能包打天下；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有关高等院校，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交换信息与资料。在校内，我们要协调各有关系所的研究步骤，也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交换信息与资料。我们相信，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把我国的亚太研究推向前进；既继承，又发展；既前瞻，又回顾，共同努力，全国一盘棋，取得了成绩，然后再与国外同行们团结协作。为了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友谊，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我们将尽上我们的力量。

全世界和全国的志同道合者们，盍兴乎来！

1991年4月24日

《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序言

我对于文艺理论一向有浓厚的兴趣。东西文论颇读了一些，东西各国的文学作品读的也不算少。中国的文艺理论名著，如《文心雕龙》、《诗品》之类，基本上都读过。诗话一类的书读的更多了。但是业非专务，浅尝辄止，读得多而想得少。所以至今不但没有登堂入室，连堂屋的门也相距颇远，只能仍然算是一个门外汉。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说，自己对文艺理论问题没有看法，没有意见。我的看法和意见还是不老少的。我从门外向门内瞥上几眼，看到了一些情况，也许是门内汉看不到的。原因正在我不在门内，没有为什么东西所蔽，没有什么功利目的，能够完全自由自在地观察，推敲。我想改一下苏东坡那一首著名的诗：“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

几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的时候，也曾选过几门与文艺理论有关的课，读过一些西方文学批评的名著，比如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之类。选的课主要是两门：一门是吴宓（雨僧）先生的“东西诗之比较”，一门是朱光潜（孟实）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后者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所谓“文艺心理学”，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方的文学批评，重点是近现代。讲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理论，都是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所渴望了解的。孟实先生讲这种西洋理论，引用的例子却多半是中国的古典诗词，讲来头头是道，听来娓娓动听，听他讲课实在是极大的享受，至今难忘。我以前对中国文学理论多少熟悉一点，中国固有的专名词一看便能了解。对西方文艺理论，开始时难免会感到有点陌生，但是一经孟实先生讲解，便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确有非常精采的东西，它给我增添了观察问题的新角度，我的眼界为之大开。我觉得，这一门课是我在清华读书四年中最引人入胜的课程。

从那以后，我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兴趣一直保持不衰。可惜的是，清华毕业以后，我在德国呆了十年，学的完全是另一套东西。在那样长的时间内，除了有时为了消遣读一些德国古今文艺作品外，文艺理论的书几乎一点接触都没有了。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主要从事的仍然是在德国学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对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兴趣又恢复了。在专搞我那一门十分枯燥的专业之余，又利用余闲阅读这方面的典籍，旁及外国当前流行的文艺理论。只要有机会，就读上一些。当年孟实先生讲西洋文艺理论，只讲到20年代。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内新发展起来的理论，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想补上这一课，但是困难极多。一方面积习难除，浅尝辄止，不想深入，无暇深入。另一方面又有极大的苦恼。介绍外国文艺理论的书，绝大部分都是满篇希奇古怪的新名词，像是一只只的拦路虎，令人欲进不能。这样的论文或专著，对我这样的凡人来说，简直成了“天书”。我没有吴用的本领，这样的“天书”我参不透。五六十年前朱孟实先生讲的课和写的书，于今真像是《广陵散》了。

前不久龙协涛同志把他的近著《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拿给我看。说老实话，最初我是战战兢兢，颇怀戒心的：“又是一部‘天书’吧”，我心里想，我实在怕透了这样的书。然而，当我接过厚厚的一摞稿子，准备硬着头皮读下去的时候，我却逐渐发现了同我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情况。协涛同志介绍的是滥觞于德国而风靡全世界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对陌生者来说，这种理论难免有点古古怪怪，不大易懂。然而他引征的例子却是中国古典诗词。全书文字生动，说理清楚。即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不少本来很难懂的新名词，但是它们一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则一看就能明白，毫无阻路虎的气味，全书一点“天书”的味道也没有。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句，在中国诗话一类的书中和文艺理论著作中多次出现，现在又被协涛同志引用到本书中。但他不是用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解释，而是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用在这里，让我感到真是恰到好处，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有一些中国古典诗词是我童而习之认为了解决无问题的，现在看了本书中利用接受理论进行的阐释，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才知道自己原来没有了解到点子上，或者了解得不深不透。

总之，这不是一部“天书”，而是一部“人书”，是像我这样的凡人能够看得懂的书。读这样的书简直是一种享受。这让我立刻就想到几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听朱孟实先生课的情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垂暮之年竟又碰到了这样的情景，心中怡悦之情真难以形诸楮墨了。

大家都知道，外国最新的文艺理论简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比较短，有的直如蟪蛄不知春秋，转瞬即逝。这些理论，大都能说出一点道理来，至少是部分地有道理。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是强词夺理，偏颇之处，昭然可见。在这一些新理论中，接受美学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流行的地区比较广，足征它标举的新说是有着比较坚实的基础的。它之所以至今仍然流传不衰，是有道理的。

但是，接受美学是不是就是完美无缺了呢？也不是的。这个理论创始于原来的西德，后经原东德的 曼加以修正，增加了新的内容，理论体系比原来的精密了一点，说服人的力量增强了一点；但是，仍然不是完美无缺，理论不周到的地方有之，牵强偏颇的地方有之，应该涉及的问题而没有涉及者也有之。根据我自己读龙协涛同志的这一部大著的初步印象，他不但介绍了这个理论——对此我想中国读者是感激的——而且对上述不足之处，他还做了一些补充或者纠正，这当然更有利于中国读者全面地正确地了解这种理论。所以这一切非读书得间，观察细致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是一部好书，很值得推广，我乐于为本书写这样一篇序。

1991年7月2日写完

《一七八三年孟加拉的农民起义》序

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我们所熟知的。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间或也发生农民起义。它对有关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与中国大同小异。

印度是中国的邻邦，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但与中国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而印度则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缺乏历史。印度所缺乏的是历史著作；至于历史，当然是有的。印度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有的。只是因为缺乏历史著作，研究历史的人只能在宗教经典和文学著作中字里行间去搜索农民起义的历史事实及其影响。这是一件讨好然而十分费力的事。只是到了近代，印度农民抗御殖民统治者的起义才有了记载。这大大地便利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

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记载。而且印度史学家对此注意得不够，他们似乎没有了解农民起义的重要意义。就如本书所讲的1783年孟加拉农民起义的事件，在所有的印度历史著作中，都是只字不提。这一次起义狠狠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气焰，对印度人民的独立斗争有重大作用。然而竟完全为印度史家所忽视，真可以说是咄咄怪事了。

本书的作者纳拉哈里·卡维拉吉，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心人。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一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因此不惜费上了极大的力量，到孟加拉政府的档案中去爬罗剔抉，搜集有关资料，写成了这一部书，振正义之天声，发潜德之幽光，用历史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正确观点。这对今后的印度历史学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印度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工作起了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译者雷洁琼教授也是一个有心人。她在教学和从政之余，翻译这一部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书，对中国研究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史的学者，相信会有启发作用。我在捧读本书后怀着怡悦的心情，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1年7月3日

《中国著名中学作文精华·北京四中卷》序

我自幼好舞笔弄墨。现在偶尔看到年幼时所写的“文章”，稚态可掬，不禁脸红心跳。然而在潜意识里我却认为，别的孩子也不过尔尔，不会比我高明多少。于是心安理得，怡然自乐，至今已有很多年头了。

但是，最近一些时候以来，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我颇注意报纸上发表的中小学生的文章，觉得耳目为之一新。最近又读到北京四中送来的学生们的文章。我不禁大吃一惊：“后生真是可畏呀！”我心里想。从今以后，对这些小字辈应该刮目相看了。

中学生的文章，几乎都不是什么大题目，好多看起来只是身边琐事；然而，同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一样，其含义一点也不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那童稚的目光，晶莹澄澈，天真无邪，穷幽烛微，不为大人们常有的成见所蔽，能看到成年人，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所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写作技巧也淳朴无华，只有实事求是之心决无哗众取宠之意，不像当今某个别的作家那样，在那里费上九牛二虎的力量去“作”，结果写出来的句子忸怩作态，雕凿古怪，令人读了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看来在做文章方面，也只能这样说了。

如果在老师指导下，他们照现在这样子发展下去，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对中国文坛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人类社会的分工是复杂而又细致的，决不能每个人都成为作家。试想如果中国11亿人有11亿作家，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我们的粮食、衣服等等从哪里来呢？这样的社会是无法存在的。我觉得，中学教育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德、智、体、美都要照顾到，将来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在智的方面，也要全面发展，文理都不能偏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偏颇的说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只靠科技，经济文化就能腾飞的。文科决不能忽视；但是，只靠文科，国家也无法建设。道理十分明显。总之一句话：要全面发展。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有写作天才的中学生如果将来能成为作家，甚至名作家、大作家，为我们中国，为我们北京，为我们四中，不是也能增添光彩吗？

我就是怀着这一些希望，写了这篇短序。

1991年9月10日教师节

“勺海拾回的小诗”摄影展前言

小引：

辛未夏，吴君瑛南举办个人荷花摄影展，征文于予。予虽不文，欣然应命。盖君先人吴世璜教授与予为数十年风雨与共之老友，而瑛南作品又巧夺天工，动人魂魄，势不得不尔也。短时构思，成文一章，初颇自傲，继而谛视，则又非诗，非词，非文，非赋，直非驴非马之四不像也。虽欲效颦老王，亦势有所不能矣。适《济南日报》卢新同志索稿，考虑再三，以此文付之。予暌离故乡，历有年所。有此小文，使桑梓新老朋辈，以及亲属故旧得知予虽年届耄耋，兴会犹尚不浅，或不无意义也。

世之人宁有不爱荷花者乎？梅兰竹菊，旧称四君子，然以吾视之，则荷花实凌驾四者之上，诚君子中之君子也。周莲溪爱莲说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厥因其在兹乎？盛夏之时，炎阳如燃，红花映日，绿叶接天，清香流溢，翠满尘寰，诚大千之胜景，乃宇宙之伟观。世之人宁有不爱荷者乎？然而西风起于青萍之末，碧叶落于千山万山，金秋下临，荷塘凋残，昔日之绿肥红肥者，转瞬渺然。值此之时，世之人宁有不悲伤者乎？吴君瑛南救之有方，君擅摄影之术，尤喜为荷写影写像，盛夏酷暑，竟日伫候于荷花池旁，窥伺时机，极尽苦难；探幽搜玄，尽态极妍，窥绿魂于镜头，摄红魄于机端。如此则虽四时变幻，风光不同，而荷花神魄则永存于摄像之中，无论春夏，不计秋冬，坐对红绿，情动乎衷。

世之人宁有不爱荷花摄影者乎？

1991年9月26日

《中国女书集成》序

我虽然也算是一个研究语言文字的人，而且从事此项工作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女书”。去年赵丽明女士告诉我关于女书的一些情况，我真是大吃一惊，感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宇宙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而我自己“孤陋寡闻”的水平也颇可观了。

最近赵丽明及其合作者撰写《中国女书集成》成，征序于我。我忙于杂务，无暇对女书作细致的研究。然而对赵丽明女士等探求新事物之精神和筚路蓝缕之功绩，实在是由衷地佩服。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功绩，在中国学术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写序的要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但自己既然是外行，内行话是说不出来的。如果打肿了脸充胖子，硬着头皮去说，则必然会贻笑大方，这也为我所不取。无已，就谈一点感想吧。

我认为，女书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众所周知，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到压迫，受到剥削，受到歧视，他们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大量的文盲就由此产生。而旧社会的妇女，更是处在被压迫、被剥削、被歧视者的最下层。她们在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四重压迫下，苟延残喘，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习呢？她们几乎统统是文盲，连起一个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但是，她们也是人，并不是牲畜。她们有思想，有感情；能知觉，善辨识。她们也想把这些感情表露出来，把自己的痛苦倾吐出来。但又苦于没有文字的工具。于是就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自己创造文字。宛如一棵被压在大石头下的根苗，曲曲折折，艰苦努力，终于爬了出来，见到了天光，见到了太阳。试想，这是多么坚忍不拔的精神，多么伟大的毅力，能不让人们，特别是我们男子汉们，敬佩到五体投地吗？这难道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吗？

赵丽明这一位女博士，本身就充分体现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她能冒万难，走僻壤，深入人们罕至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奔走访问，费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同八位合作者，调查了许多书，明白了其中的奥秘，现在纂成了这一部书。它肯定会对语言、文字、社会、宗教、民族等各方面的研究起促进作用，为我国学术界添上一朵奇花。她这种干劲不是也同样感人至深吗？

在敬佩之余，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1年10月5日于北京大学

《朝鲜学论文集》序

对于朝鲜学，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为什么杨通方教授等一向我提出写序的要求，我立即满口答应了呢？

我先讲一件事情。

今年6月，应南朝鲜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烨博士的邀请，我同李滔和杨通方两位教授赴汉城作学术访问。南朝鲜社会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有十几位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授参加。我作一个报告，讲的是我最近几年来常讲的一个题目：《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是有区别的，区别的基础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的思维方式是综合，而西方的则是分析。从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来看，人类也仅仅有这两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东西方的文化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眼前是西方文化主宰着世界，但这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不管眼前多么煊赫，多么不可一世，也决不能“万岁”。西方文化现在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可能下一个世纪就是河西让位于河东的转折点，是以综合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化逐渐取代以分析思维方式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转折点。我所谓的“取代”，不是消灭，而是批判、继承、改造、转化，把西方文化的精华部分接受下来，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简而言之，我发言的内容就是这样。我的话音刚落，一位南朝鲜教授立刻简捷了当地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说老实话，我实在是大吃一惊。然而我保持住冷静：自己的发言大概还不够清楚，也许这位学者所理解的文化就是物质方面的东西：飞机、火车、电灯、电话，如此等等。

我沉住气，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说：“韩国有东方文化，而且是具体生动的东方文化。”我举出了一个小例子。头一天我参观高丽大学的时候，这所大学的前校长金俊烨博士亲自陪着我们。他离任已久，并不当权，然而我们在校园里、大楼中遇到的男女青年学生，一看到金先生，都退避两旁，敬谨鞠躬。我当时实在是非常受感动。这一方面表示了学生们对金先生的恭敬；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毫无功利目的尊师重道的精神，不是东方文化的表现又是什么呢？当然，东方文化决不限于这一点，它只是东方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点流露。然而这一点流露难道不值得我们大大地重视吗？

我解释完了以后，那一位教授没有再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也许是同意我的看法了。

这一件小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这确实是一件小事情。然而它却引起了我的沉思。我一方面把它同东方文化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同朝鲜学联系起来。我们为什么研究朝鲜学呢？我的答复很简单：朝鲜学是东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化是东方各国，不管是国大国小，共同创造的。中国、印度、日本等国都有一份，朝鲜当然更不例外。对于东方文化，朝鲜人民在历史上做出了许多贡献，在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都有令人难忘的业绩。就拿佛教文化来说吧。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又经过朝鲜传入日本。后来也有直接从中国传过去的。佛教对这三个国家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用不着再做什么论证。然而在中国的《高僧传》中，西行到印度去求法的高僧中，颇有一些朝鲜古代的僧人，《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这部书已经译成了英德等外国文字，研究印度佛教史、中亚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等的学者，都视此书如瑰宝。此外，还有一些万里投荒的朝鲜古代僧人，把中印文化带回中国，带回他们的祖国，当然也把中国等国的文化带出国外。朝鲜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当然决不限于佛教，我举佛教，不过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现在南朝鲜的朋友们颇为强调，南朝鲜的经济腾飞有赖于中国的儒学。事实上，他们尊孔、崇儒，恐怕要远远超过我们。可惜我于此道了解甚少，不敢赞一辞。我只是从整个东方文化关系来谈中朝文化关系的。我在上面提出的意见也许能得到南朝鲜同行们的同意吧。

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点。人类总是要进步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将来我们中国人同外国朋友合作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的，我们要共同探讨的问题不可胜数。不仅在经济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文化，也是如此。在外国朋友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无疑会是同我们有密切的文化关系的朝鲜人民。在这方面，我们中朝两国的人民恐怕会是“心同此理”吧。

我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下，才敢于以一个朝鲜学门外汉的身份给研究朝鲜学的专著写一篇序。我大言不惭，放言高论，我不但不感到这是越俎代庖，而且感到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不知中朝双方的专家学者以为何如？

1991年12月3日

《季羡林小品》自序

当王小琪同志向我提出自选一些小品文集成一个集子的时候，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惑。喜从何来？出一本新书总不会让作者感到不高兴的。我未能免俗，于是就喜。但是惑又从何而来呢？“小品文”这一个词儿的含义我自认曾经了解过。当我在大学读书时，小品文正盛极一时。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更是十分走俏。滔滔者天下皆小品文矣。当时大家对小品文的理解就是抒情的或叙事的短篇散文。我也并无异议。然而到了今天，我从文坛下面向坛上瞅了一瞅，小品文的含义好像是扩大了不少。至于扩大到什么程度，我无从探讨，于是就惑。

经小琪女士耐心启发，李春林男士又从旁猛敲边鼓，我老年昏聩的脑筋终于豁然开朗，知道什么叫小品文了。于是就着手选起来。

选并不难。我从许多已经出版的散文和非散文的集子中，根据我对小品文含义的新理解，选成了一个集子，按照规定，有十五万字左右。内容约略有下面几个方面：回忆师友的散文、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小小的考证，也可以称做科学小品吧；还有杂文。选的标准并不严格。既然叫做小品，篇幅就不能太长。否则就会有名实不符之虑。名不正则言不顺，古有明训。我恪守古训，不得不尔也。不管怎样，选文的工作是非常顺利的。

但是，表面上的顺利并不等于一切都顺利。在挑选文章的几天内，我碰到了一件无论如何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我那已经退休的女儿患了不治之症。这十分剧烈地撞击着我的灵魂。我走过了80年的总起来说是相当坎坷的道路。虽然也不缺少柳暗花明，但是山重水复也碰到过不少。如今已是桑榆晚景，幸尚时有余霞满天之感。觉得今生大概能够比较顺利地结束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当头挨了一棒。我虽然自信已能参透人生，乐天知命，但是感情上的障碍，我还无力排除。我一方面选文章，一方面忆起往事，面影迷离，旧梦扑朔，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吟起宋代“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一句词来。这是一句貌似寻常但有极深刻的内涵的词，值得每一个人仔细玩味的。

文章选完了，自序也写好了。但愿我还能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1991年12月25日

《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自序

我研究佛教是从语言开始的。义理非我所长。我本着藏拙的精神，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中写过一段话：

选完了以后，再加以仔细思考，却发现了一些自己从没有意识到的现象。我挑选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先入之见，一定要选哪一类的文章。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喜爱近乎本能地挑选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就说是“精华”吧。但是，挑选的结果，入选的全是属于考证一类的文章。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能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评估。我认为，这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意见。

同这现象有密切联系的是我研究佛教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我把语言研究与对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我探讨古代佛教语言，并不严格地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我努力探究的是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古代佛教语言或方言的形态变化往往能透露出来这种语言或方言产生和流行的年代（时间）和地域（空间）。这能对研究佛教部派的分布地区和产生时间提供重要的依据。大乘佛教的兴起是佛教史上一个重大变革。古今中外从事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众矣。然而没有哪一个学者从语言特点入手探讨，有之自季羡林始。窃以为分析语言特点是探究大乘起源问题必由之路。大乘兴起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在语言特点上。我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今后还将继续做下去。把语言特点与义理发展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必能使这一项研究工作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对于我的做法，海外学者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也有先反对后赞成（或者正倒转过来，我还没有弄清楚）。对于外国学者这些意见，我充分重视，既不简单盲从，也不单纯否定，而是从各方面加以推敲，然后做出结论。可惜直至今日，在反对我的学者中我还没能发现哪怕有一点根据的论证。因此，这些充满了矛盾的反对意见，更增加了我坚持己见的信心和勇气。

纵观全世界佛教研究的形势，我深深地感觉到，不管是印度佛教史，还是中国佛教史，尽管研究者的人数相当可观，出版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夷考其实，则仍然不会让人感到乐观。有大量的问题研究尚有待于深入；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还根本没有人涉及。专拿印度佛教史这一个门类来看，尽管许多国家都出版了这方面的书，有一些还是长达百余万言的皇皇巨著；然而拆穿开来，必能发现，所论类多肤浅，极不全面，极不深入。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佛教史根本还没有出现，还是一个desidemtum。我并不痴心妄想，要求一本十全十美的印度佛教史。这样的佛教史永远不会出现。做学问，同追求真理一样，只能得到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终极的真理是无法得到的。

如果我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从事佛教学术研究的学者就有了不容推卸的责任。佛教源于尼泊尔和印度，而大盛于中国。现在的佛教大藏经，最完整的只存在于中国。汉译大藏经和藏译大藏经，是研究佛教的瑰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的客观条件是十分优越的，是任何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然而，唯其如此，我们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外国学者期望于我们的也就更多。这一点应当是我们的共识。

现在我国大陆和台湾都已培养出来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佛教学者。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在这方面一无人才，二无成就，曾经被异邦学者所鄙视。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们既有一些老专家，又有人数众多的中青年学者。我们佛教学坛上可以说是长幼有序，左右逢源。我们现在能够充分利用我们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我们能够承担起放在我们肩上的重担了。

在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同行们的研究情况，除了在报章杂志上偶一得知以外，对实际情况，我们所知不多。最近几年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能够读到台湾同行们的著作了。台湾同行们来大陆访问的也越来越多了，由闭目塞听而豁然开朗，我们愉快、兴奋，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我们早就听说，以圣严法师为祭酒的佛学研究所，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在国际上广有影响。我们也分得了一份愉快和骄傲。

去岁，圣严法师率团访问大陆，我得以识荆，实为大幸。圣严法师不仅是高僧，而且是学者。听鹂盛宴，万寿夜谭，至今历历如在目前，忆念犹新。现在又蒙老友冉云华教授推毂，圣严法师垂青，邀我自选一部《佛教学术论文集》。我在感谢之余，敬谨应命，选出拙著佛教学术论文14篇，送来台湾出版。在所选论文中有3篇有英译文，对不懂汉文的国外学者会有用处的，因此就分别附在原文后面。以文会友，古人所倡。窃师其意，期望得到台湾同行们的 正。

我个人日益感觉到，我国的佛学研究正处在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只要我们海峡两岸的佛学研究者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则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条件必能日益显示其威力，我们必能对于世界佛学研究工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岂不猗欤盛哉！是为序。

1991年12月27日于北京大学

《季羡林文集》自序

确确实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出起《文集》来。白居易有一首诗，叫做《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一篇长恨有风情

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

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

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

新排十五卷诗成

像白乐天那样伟大的诗人，只不过编好了一部有十五卷的诗集，竟然高兴到“气粗言语大”的程度。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陡然编成了一部有二十几巨册、长达800万字的《文集》，难道还需要隐蔽自己那无比的欢喜吗？

我舞笔弄墨六十余年，至今年届耄耋而积习未改，看来我同学术研究似有天生的缘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常说，我少无大志。这决非自谦之词。十几岁的时候，我连报考济南赫赫有名的一中的勇气都没有，心甘情愿地走进一所带“破”字诨名的私立中学。进了学校，也不知道用功，整天钓蛤蟆、捞虾。一直到了高中，瞎猫碰到了死老鼠，我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超过了95分，成为全校之冠，受到了前清状元、山东大学校长兼教育厅长的表扬。在名的诱惑下，我才开始用功。但是对于研究学问，仍然连想都没有想过，认为这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干。甚至考上清华大学以后，也没有改变我这种态度，梦想毕业以后，当上一名中学教员，养老抚幼，就可以了此一生，心满意足了。细算起来，仅仅由于一个偶然又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德国，才算真正走上了研究学问的道路，到现在也已有五十多年了。

有经验的过来人都会知道，做学问这一条道路走起来是并不那么容易，路上有玫瑰花，也有荆棘；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时候要忍饥受寒，因为忘记了穿衣吃饭；有时候会连夜失眠，因为脑袋里考虑的问题太多，神经经受不住压力；有时候会给别人的自行车撞倒，因为自己边走路边思考问题，目中无人；有时候会被人嘲为痴呆，因为心不在焉所答非所问；有时候还要冒点生命的危险，因为怕浪费时间，病了不去医院；有时候会受到商店售货员的白眼和训斥，因为不修边幅，说话啰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最近几十年来，还要抗得住“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帽子，不怕“修正主义”这一根大棒，以及“白专道路”和“名利思想”的嘲讽。走在这样一条做学问的路上，简直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个中甘苦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人一旦走上了这一条路就很难回转。我个人由于一点偶然性，踏上了这一条道路，走来走去，好像真成了必然性。我现在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更何况自己已是桑榆晚景，没有后退的可能，也没有后退的必要。在这一条路上，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已经走到了出《文集》的地步了。

大家都会明白，出《文集》这一扇门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敞开着的。既然这一扇门对我敞开了，我本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自己在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上，在这样漫长时间内亲身感受到的一些经验与教训，这样做对己对人都会有些用处的。但是，我继而一想，莫若再等上四五年，等全部《文集》都已出完，读者对我的著作都已有了程度深浅不同的了解，到那时候再来做这一件事，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来一点“厚黑学”，做一点自我宣传：读者朋友们！读一读我的《文集》吧，文章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妙笔生花，誉满全球。等到书出完了，我还会有精彩的惊人的表演。你们决不会失望的。

我这些话里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读者自能明辨，用不着我多费笔墨，耳提面命。无论怎样，即使几年以后，《文集》出全了，我也决不会就此打住，相信我也不会寿终正寝。我还是要在这一条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我觉得，学术研究是一场接力赛，一代传一代，代代有所增益；但是，这一场接力赛是永无止境的，谁也别想跑最后一棒，一个猛冲，就能抓到绝对真理。

这话说远了。我还是回头来讲点当前心里面非说不行的话吧。现在中国出版界的情况，大家都心中有数。出版家面临的困难，更是有目共睹。在这样的困难中，江西教育出版社还有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同志，竟垂青到我身上来，实出我意料。我自谓颇有点自知之明。我不说，我的文章全是垃圾，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不是谦虚，而是虚伪。我也不说，我的文章全是精华，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是自我吹嘘。实际情况恐怕是垃圾与金银并举，精华与糟粕共存。我跑的这一棒在接力赛中也起了一点作用。话至多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社选张三可以，选李四也未始不可。结果却选到了我头上，仅仅说一声“感谢！”能完全表达出我的心情吗？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熊向东同志、秦光杰同志、杨鑫福同志和吴明华同志，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个《文集》是绝对出不来的。熊向东同志热心的精神和坦荡的胸怀，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预示我们的合作一定能顺利进行。

集中的作品大多发表或出版过。有的多次重印。但因为语种多，古怪东西也不少，我们国家的校对制度还不够健全，所以鲁鱼亥豕在所难免。现在有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们决心改正这个缺点，为了全国和国外读者的利益，我们不能再辞辛苦。我们特别成立了一个编委会，集合有关方面的专家，对所有收入本《文集》的作品，一律从严仔细审阅，尽可能地消灭一切错误。对文中引文一律加以核对。有一些作品是在国外写的，引用的书中国全国任何图书馆中都查不到。只有这种情况才迫使我们网开一面。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个困难的头我们已经开了。我个人虽已老迈，但尚未龙钟。我决心追随诸年轻的君子之后，尽上我的绵薄，把事情办好。四五年以后，我们大家来共同庆祝胜利。

1992年2月15日

《历史名城——临清市志》序

现在全国许多有条件的省、市、县，都在编纂地方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这是在经济初步繁荣以后，希望对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等等方面有所了解的迫切心情的自然流露。中国历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历千年而不衰，遍神州而无遗。这在世界上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值得大大地赞美和发扬。当然，我们今天的修志，同旧的修志的传统，不能说没有一点联系，不能说没有继承关系。但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不是继承，而是创新，是在崭新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势下的创新，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的创新。

我们中华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炎黄文化，彪炳千秋，影响广被，无远弗届。这是举世的公言，非我一家之私言。因此，前不久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弘扬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一国，为了中华一族，而是为了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前途。谁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现在的世界文化会成一个什么样子。

弘扬中华文化之道多端。以中国之大，文化内容之丰富，弘扬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成其事于一地。有力量有条件的省、市、县都应该先弄清自己的文化家底。我在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科技、哲学、宗教，甚至社会风习，凡是含有精华成分的，都属于文化范畴。只有在这样摸清一个地区家底的基础上，全国的文化的家底才能具体而细致地摸清楚。只有摸清楚全国的家底，真正的弘扬才能谈到。这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而编纂地方志正是摸清家底的最有效的办法。

其次，现在大家都痛感，必须给广大青年，甚至一些中老年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在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成为传统，由来已久，在全世界上罕见其匹。原因是在中国历代都有外敌侵略蹂躏中国人民。存在决定意识。于是就逐渐形成了浓烈的爱国主义。如果没有外敌的话，哪里还需要什么爱国主义？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成性，利用自己的坚船利炮，破门而入，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我们人民受剥削，受污辱，忍气吞声，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吃尽了苦头。到了今天，一般老年人还记忆犹新，而青年人则生长于蜜水之中，逐渐忘记了这一切。同他们谈起这些情况，有的人甚至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好像是在听海外奇谈。他们崇洋媚外，唯洋是务。我们常说：好了疮疤忘了痛。在这些青年身上根本没有什么疮疤，当然更谈不到痛不痛了。他们只觉得洋货可爱，洋餐好吃，洋国可留，洋人可亲。连莫名其妙的“可口可乐”之类也居然风靡全国。在旧社会是洋人树立牌子，上书：“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现在是中国人自己干这样的勾当，岂不大可哀哉！又岂不大可怪哉！然而，只要睁眼一看，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屈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就是这样子吗？中国老祖宗留下的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被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好东西，则对不起，统统忘掉了。我们将何以对后世子孙！我并不是说，现在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不是事实。可是，特别是青年中，崇洋媚外者实繁有徒。有识之士怆然忧之，一致认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也并不是盲目地排外。外国的一切好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大家是都明白的。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其道多端。我个人认为，要想爱国，必先爱乡；乡而不爱，何从谈国！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做“乡土”，专讲本地区的文化、历史，以及各方面的情况。我学了以后，觉得非常亲切、有味，受益良多。后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忽然不见了。记得我们国家领导人也曾经谈到恢复乡土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极有远见的意见。全国各省、市、县应该尽快恢复这种做法。这个课程只限于小学或者中学，不必占过多的时间。每周一小时，一年足矣。我相信，谈说本地文化，介绍本地风光，学生听起来必然感到亲切、有味。爱乡之心，必然油然而生。乡相联而成国，在潜移默化中，既然爱乡，还能不爱国吗？乡土课的教材从哪里来呢？就是过去千百年来已经编纂过的，现在又在编纂的省、市、县志。

第三，为了当前的经济建设，我们也必须摸清本地区有关这方面的家底，而编纂地方志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办法。

基于以上三大原因——其他原因当然还会有一些的——，编纂地方志的工作确实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们临清市，在这方面不甘后人，已经由市领导机构组成编纂《临清市志》的班子，工作了一段时间，初稿已经写出来了。作为临清游子，我感到欢欣和骄傲。

我们临清市，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上的经济文化重镇。文人学士、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赶考举子，只要是从南方进京，几乎无不通过临清。遥想当年舟舶星聚，帆影云层；廛闬扑地，歌吹沸天；车水马龙，商贾联翩。景象何等繁忙动人！我们临清，南通苏杭，北连皇都；会八方之风雨，通百邑之有无。地位又何等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里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是很自然的结果。

但是，曾几何时，津浦铁路修通了，运河的重要意义降低了。南来北往过往人士，很少再来临清。南北商品的运输任务，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铁路上去。临清的经济发展当然受到阻碍，文化发展也随之受到影响。虽然还没有到一蹶不振的地步，但当年盛况则杳如云烟了。中国过去常讲气运，一个朝代，一个地区，都有气运，而气运又会转变。这决不是迷信之谈。气运是由物质环境和内部矛盾所决定的，不相信是不行的。我们临清由盛而衰，也是气运使然。

但是，文化是能够积淀的。在我们临清，过去文化的积淀迄今依然到处可见。这具体地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们文人墨客的流风余韵，依然浓烈存在。能诗词善书画者，不但有老年人，也有中青年人。自忠碑林开始筹建了，书画社已经创办了，与外地的书画家联合发起书画展也已开端了。这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都承认，饮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具体、最鲜明的表现。世界各国无不重视饮食文化。在这方面，我们临清也有独特的贡献。到过这里的外地人，对我们肴馔之丰美，花样之繁多，无不交口称誉。在我们宴会上能一气端上十几种口味各异的菜汤。这在全国也是仅见的。此外，我们在饮食方面还有不少的特产，也是遐迩闻名的。文化的积淀当然不仅仅限于以上几种。文化是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我们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潜力是异常雄厚的，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应该忘记，我们应该有绝对的信心。

环顾当今世界大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亚洲几条小龙的腾飞，引起了全世界普遍的注意。他们为什么能腾飞呢？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工作，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是文化教育的发展又必须有经济振兴作为基础。这难道不成了鸡与蛋的关系吗？我认为，不完全是。文化教育与经济确实是互相依赖的。但没有鸡与蛋那样谁先谁后的问题。只要双方并重，双管齐下，则矛盾并不难解决，互相促进之效可以立收。再加上一些外部的有利条件，则经济必然腾飞，文化必然昌盛，其势不得不然也。

经济的发展，专就物质基础而论，一取决于原料，二取决于交通。现在，我们临清面临的形势是，根据地质勘探，我们市境以内，有丰富的地下矿产蕴藏，石油和天然气都有。在交通方面，疏浚大运河之声，洋洋乎盈耳，而国家修建的京（北京）九（九江）和石（石家庄）兖（兖州）两条铁路，都要经过临清；南水北调工程也将离不开临清。一旦地下资源得到开发，水陆交通能够畅通，再以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并千方百计地引进中外的尖端科技，使地下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小而至于土特产品的生产和推销，饮食文化的弘扬，也决不忽视；能做到这一步，则我们临清市的经济腾飞必将指日可待，文化教育的进一步的腾飞，也将同时出现，我们市将成为北方的经济文化重镇，成为一条天马行空般地飞腾的龙，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也将做出重要的贡献。届时，舍利塔将再放光辉，鳌头矶将重显雄姿。当年极盛时期的情景，不但得以重现，而且还将大大地超过，岂不猗欤盛哉！

现在，我们的市志已经编成，对我们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摸清了底。这将大大地有利于弘扬中华文化，大大地有利于进行爱国和爱乡的教育，大大有利于进行经济建设。这是一件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对其意义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行动。我相信，在目前的领导班子领导之下，全市人民必然会意气风发，力争上游，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好。我虽已老迈驽钝，“肯将衰朽惜残年”？我还有信心看到我上面所谈的那样的日子的到来，看到梦想成为现实。我愿追随诸君子之后，竭尽绵薄，为自己的桑梓之邑作最后的冲刺。是为序。

1992年2月22日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王小甫同志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增补、扩大了以后，即将付梓，索序于我。我对于他研究的这个题目没有深入探讨，不敢赞一辞。但是对于与此书有关的中亚史地研究工作，却颇有一些意见想说一说，因此便答应了下来。

全世界都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最爱历史的民族。我们不但注意写本国历史，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正史中都有讲西域（中亚和新疆，甚至这地区以外的一些地方）的专章。在大量非正史的著作中，在所谓“杂史”里，有关西域的记载也大量存在。古代西域，虽然荒凉寂寞，但在人类历史上却起过极大的作用。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干线丝绸之路，就横贯此区。它对沿途各个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起了促进作用，促进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一条丝绸之路的话，人们简直无法想象，这个地区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历史上，这个地区多为游牧民族所统治，极端缺乏文献记载。所以现在研究起来有极大困难。幸而西方古代留下了少量文献，阿拉伯、伊朗等地的旅行家也留下了一些文献记载，稍稍照亮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的暗云。而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的文献记载比较系统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其意义与价值远远超过了西方和穆斯林国家的有关文献，从而受到了全世界有关学者的重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如果没有中国的文献记载，研究古代西域，研究丝绸之路，几乎是无法进行的。

但是汉文，尤其是古典汉文却决非轻而易举就能掌握的。在这里，汉文几乎成了拦路虎。西方学者无论矣。即以日本而论，他们的学者学习古典汉文有悠久传统，有便利条件；可是，仔细推敲一下，他们对汉文的掌握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却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日本老一代的西域古代史地专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他们的著作也间有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出于对西域古代语言掌握不够；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汉文古典文献的掌握也还没能达到得心应手的水平。年轻一代的日本西域史地学者，在掌握古代西域民族语言方面，较之老一代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掌握汉文方面则反而不及老一代。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谈到中国这方面的学者，我们有我们的有利条件，但也有我们的不足之处。有利条件首先就是对汉文古典文献的掌握。虽然我们也决不敢说毫无问题，我们的困难也还是不老少的，年轻一代学人的掌握水平更与老一代有差距；但是，总起来看，同国外学者比起来看，我们的水平是颇能令人满意的。不足之处是，虽然我们注意西域已经有了两千来年的历史，可是到了近代，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落后了。一直到19世纪末叶，西域研究才又稍稍抬头，出了一些研究古代西域史地的学者，写出了不少非常有水平的书。可是这些学者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不懂西域古代语言，不通西方近代语言。研究工作有点坐井观天的味道。接着来的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混乱的时期。政治经济的混乱影响了学术研究，其中也有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几乎达到了后继无人的程度。其间也出了几个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等，虽为中流砥柱，但又独木难支。西域研究变成了荒凉寂寞的沙漠。有识之士，虑然忧之。

一直到了最近十几年，我国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才逐渐昌盛起来。目前，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梯队，可以说是已经形成。这一个梯队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既通中国古典文献，又能通晓有关的西域古代民族语言，还能掌握一些西方当代通行的语言。广通声气，目光开阔，与全世界的专业同行有密切联系，与过去坐井观天的情景大异其趣，可以说是已经参加到世界学术研究的行列里来了。这在中国悠久的学术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伟大事件。

在这一个学术梯队中，非常值得一提而且必须提的是中青年学者的茁壮成长。这种成长决不仅限于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在整个所谓东方学的范围内，都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现在谈的是西域古代史地研究，所以讲中青年学者也仅限于这个范围。为了给人们一些比较具体的印象，我想举出几个人的名字：张广达、耿世民、林悟殊、刘迎胜、蒋忠新、余太山、胡海燕、段晴、王邦维、林梅村、荣新江等等，这个名单不一定很全，仅就我记忆所及，不过举出几个例子而已。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中西兼通，基本上掌握所需要的西域古代语文。他们又都能通解汉文古典文献，这就如虎生翼，可以与外国同行逐鹿学坛了。我决不是说，他们都已十全十美。为学如逆水行舟，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龄，任何国家，都要不懈地努力，他们也决不能例外。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人是中国新一代的学人，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我想把王小甫也归入这些学人中。我相信，他的这一部书就能够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我原以为这篇序讲的都是书外的话，与本书关联不大。写完了以后，又觉得关联极大。究竟如何？请读者加以裁决。

1992年3月27日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梵文原文影印本小引

值此中日两国邦交恢复20周年纪念之际，中日联合拍摄的梵文原文《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正式出版了。这是中日两国的佛学研究者密切协作的结果。它必将推动两国的佛学研究，促进两国学者和人民的友谊。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此书原件现藏中国民族图书馆，原来自我国西藏。根据现在各国学者的意见，现存于西藏的大量的贝叶梵经，并非土生土长的，而是一部分来自印度，一部分来自尼泊尔，是中、印、尼三国的佛教信徒和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它象征着长期以来我们三国人民的友谊。

这一些贝叶经，有一部分早已流传国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印度梵文学者Rāhula Sāṅkṛtyāyana曾几次到西藏去拍摄抄录。他拍摄的照片现藏印度Patna（巴特那）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已经从中选取了一些，校订出版，有的编入Tibetan Sanskrit Work Series （《西藏梵文著作丛书》），有的在别的国家出版。没有校订出版的占绝大部分，其照片拷贝早已传出印度，欧洲许多大学的梵文研究所都有。

印度所藏照片，曾发表过一个目录；但不一定完整全面。我仅知道，中国民族图书馆有的，印度没有。印度巴特那有的，中国民族图书馆没有。而现在西藏还藏有大量的贝叶梵经原件，是稀世之宝，还有待于调查统计。

我们都承认，学术研究乃天下之公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民族所得而私之的。研究当然要有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后者还牵涉到发扬爱国主义的问题，这都是事实，不容否认。但是，我说的竞争完全是积极的，它能促进世界学术的进步，增强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友谊，其中决没有消极的因素。这样的竞争靠的是学者们个人的努力，个人的本领，个人的学术造诣。在世界上，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有靠垄断研究资料和珍本秘籍，来进行竞争的。我期期以为不可。这样的竞争从来没有产生出伟大的学术著作。一部人类的学术史充分证明了这一个事实。

现在出版的这一册《声闻地》梵文原文影印本，其原文照片早已传出国去，而且已经有了几个刊本：

A. Wayman, Analysis of the Śrāvakabhūmi Manuscrip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1

A. Wayman, A Report on the Śrāvakabhūmi and it's Author, JBORS Vol.XLII, 1956, 316—329

S. Shukla, Śrāvak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 TSWS XIV, Patna 1973

据A.K.Warder, Indian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Varanasi, Patna, p.552, Dutt TSWS 1966也有一个《声闻地》的刊本，恐系错误，因未见原书，不敢肯定。《瑜伽师地论》梵文原本其他一些《地》（Bhumi）也有刊本，这里从略。

关于《瑜伽师地论》的作者，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五，阿逾陁国：

无著菩萨夜升天宫，于慈氏菩萨（Maitreya Bodhisattva，弥勒菩萨）所受《瑜伽师地论》、《庄严大乘经论》、《中边分别论》等，昼为大众讲宣妙理。

由此可见，作者就是无著，是非常清楚的。A.K.Warder，上引书p.437说：in China the last work (按指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is supposed to be Maitreya’ s。这是一个误解。

既然《声闻地》梵文原本已经传出国外而且有了几个刊本，我们现在这个影印本的价值何在呢？我认为，仍有极大价值，因为这是直接从梵文原件拍摄的，而且五六十年前的拍摄手段，无论如何也无法同今天相比。我们这个影印本，无论是作为学术著作，还是作为艺术品，都有其独立的价值。

而且，其价值还要超过以上所述者，因为它蕴含着中日两国佛学研究者的合作和友谊，它蕴含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怀着这样愉快的心情，我写了这篇小引。

1992年6月6日

《挑灯集——郑子瑜散文选》序

我同子瑜先生认识，已经颇有一些年头了。最初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学者。现在读到了他的散文和杂感的结集，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个散文作家。愧我孤陋寡闻，罪过，罪过！

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无论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看，还要加上一个历史传统之悠久，中国都无愧是世界第一。

我没有研究过中国散文史，我不知道专家学者怎样把中国散文分类。窃以为分类的方法恐怕是很多的，比如按内容分，按形式分等等，都不失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方法。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我想按照我在上面提出的观点，把散文分为：文学家的散文、学者的散文、文学家兼学者的散文。要举例子嘛，也可以。第一类可以韩愈等为代表。第二类的代表则有司马光等。至于第三类，前有司马迁，中有欧阳修，近有鲁迅。

文学家的散文和学者的散文有没有区别呢？应该说是有的。用当前的说法，文学家颇多形象思维，而学者则偏多逻辑思维，二者之间不能说没有矛盾。对比一下抒情或叙事散文和学术著作，就能完全窥探个中消息。学术著作往往缺乏文采，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集文学创作和学术著作于一书，千古惟有司马迁《史记》，可谓戛戛乎难哉！真是“万古凌霄一羽毛”了。

读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能猜想到，我将把子瑜先生归入学者兼文学家这一类。事实正是这个样子。他天造地设地应该属于这一类。

作为学者，子瑜先生从事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历有年所。弄大斧于鲁班之门，开讲座于东瀛上庠。一部《中国修辞学史》，皇皇巨著，前无古人。先生之为功，可谓大矣。

然而读先生现在这一部散文结集，则又能发现，先生之文章风致嫣然，极富文采，令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中国修辞学史》作者之手。又可见先生于此道工力之深。

先生虽已年逾古稀，然较之不佞，仍少五岁。以吾视之，先生正当年富力强之时，来日方长，伟业可期。谨预为之祝。是为序。

1992年6月11日

《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中国卷》序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新的世纪末。

难道每届世纪末世界上就必然发生不寻常的事情吗？不一定的。因为世纪末据以产生的根源：公历纪年法，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同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可是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确实产生了一些很不寻常的现象。眼前的20世纪的世纪末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怎样来解释这些现象？这不是我目前想做的工作。

在目前世界上扑朔迷离的变化中，有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世界人民总是越来越接近，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休戚相关的感觉越来越强。另外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极少数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之一。根据很多国内外专家的估计，到了21世纪，中国很可能同东北亚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

因此，我们中国人学习外语，特别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语言学习，而应当同促进人类的发展、团结与进步联系起来，同保卫世界和平联系起来。

专就外国人学习汉语而论，我国教授汉语的机构，首先是北京语言学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是，据当事人告诉我说，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认为，要让外国学生真正学好汉语，光在教学技巧上来作文章，还有所不足。必须注意教学的内容，必须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的社会风习。因此，他们编撰了一套《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准备先出中国卷。

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想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他们的做法也是对头的。离开内容，根本谈不到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等，语言是学不好的。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有这样的经验。

对外国学生进行中国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方面的教育，如果利用中国历史文化教科书的形式，峨冠博带，威仪俨然，恐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采用的讲故事的形式，已经为许多学科所采用，效果良好，事半功倍。这一套《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也必将取得理想的效果，不卜可知。

我怀着对这一套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系》的良好的愿望，预祝它的成功。

我们还要感谢出版这一套《大系》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是为序。

1992年6月12日

《犹太百科全书》序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非常独特的民族。其所以独特，一是因为二者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二是因为二者都有极优异的素质，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二者共同之处。

然而也有极大的不同之处。中华民族5000年来尽管治乱分合，纷至沓来；但是毕竟保持了一个统一的伟大国家，一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充满了发展的活力，对世界有举足轻重之势。而犹太民族则恰恰相反。自从最古的王国以后，就分崩离析，人民被迫流转于世界各地，一直到了20世纪中叶，才建成了一个以色列国，应该说也是充满了活力的。

我们这样两个一大一小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的民族，在历史上是有过接触的。犹太人在播迁于世界的过程中，有一些也来到了中国，主要定居在河南开封。这个情况引起了中外一些学者极大的兴趣，出版过一些文章和专著。在中国今天的学术界，还流传着一些传说，说某几个著名的学者有犹太血统。这些传说真伪难辨，还没有人做过认真的探讨。但是，中国俗话说：“无风树不响。”现在，既然树已经响了，恐怕会真的有风吧。

我们这两个民族，虽然在历史上有过接触，但是彼此了解得并不多。中国方面对犹太了解得多一点。犹太教传入中国，中国古代文献中是有记载的，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也写了一些文章。但是，总起来看，我们彼此是非常隔膜的。到了今天，犹太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访问过以色列的人告诉我，那里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犹文化研讨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也说明了两个民族渴望相互了解。在中国人方面来说，我们非常钦慕犹太民族在浪迹天涯到处受到排挤甚至迫害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历代都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这说明犹太民族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优秀的民族。我们中国人民也对犹太人抱有深厚的情谊。我们两个国家，虽然相距万里，却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民虽然对犹太人和犹太教有过一些研究和了解；但是同当前的客观环境的要求比较起来，却是非常非常不够的。我们的学术界蓦地面临着广大人民渴望了解犹太民族、犹太文化、犹太人新建的国家等等的情况，颇有难以措手之感。南京大学以外文系为主，组织了一些颇为少有的研究犹太问题的专家学者，编纂了这一部《犹太百科全书》，实在是雪中送炭之举，一定会受到广大的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的热烈欢迎。

我对于犹太问题向少涉猎，几乎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对于这样一部书不敢赞一辞。但是，我自己的需要我是清楚的，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需要我也能猜知一二。因此，我敢斗胆说一句：这样的书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我乐意为这一部巨著写这样一个短序。

1992年6月25日

《李森学术论文集》序

李森教授和我是老朋友，我们相识已经超过40年了。他是当今研究本民族语文而有比较突出的贡献的维吾尔族的学者。他一生著述累累，论文就结集在本书中。

李森教授曾任教于原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1949年9月，随南京一部分师生合并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来，创建了维吾尔语专业。在建国初期，对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民族理解与友谊，做出了可喜的贡献。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国内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改归新创建的民族学院，李森教授在这里创建了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语言的突厥语教研组（室），培养了大批维汉等族的学员。他从事课堂教学，田野调查等活动，取得了成绩，写出了文章。本集中绝大多数的论文就是他在这期间学术活动的总结。其价值与意义，内行人一看就能洞悉。

李森教授不但从事现代语言的研究，而且间或涉及新疆古代民族语言，如回鹘文等等，这对我们研究古代新疆文化是决不可少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友谊互助，互相了解，是万分重要的。李森教授做的正是这个万分重要的工作。他通过自己辛勤的教学与研究，在汉族和新疆各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互助互爱，互相理解，充满了民族兄弟情谊的金桥，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其他兄弟民族，做出了极好的榜样。

李森教授关于新疆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对我国以及世界各国研究中亚古代文化和文化交流的学者们，提供了方便，为这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做出了贡献。

总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中，李森教授辛勤地耕耘在新疆民族古今文字这一块学术园地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学术方面，他的功绩都是不可泯灭的。

这一部论文集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其中，青年学者可以窥见老一辈学者的流风余韵，是学习的好榜样，是启发灵感的源泉。这一部文集必将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我作为老朋友，实在感到异常的欣慰。是为序。

1992年7月1日

《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序

尽管我对朝鲜学一窍不通，但是不知是什么力量却注定了我一生要同与朝鲜有关的人和事打交道；但这是非常愉快的交道。

谈到人，我在国内朝鲜族中，在国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中，都有一些朋友，有的是极为要好的朋友。

谈到事，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国内最早建立朝鲜语言专业的系。我曾多年在这个系里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我虽然离开了东语系的和学校的领导岗位，却又同北大新建立起来的朝鲜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这一生，从一个青年教员开始，直至今天的耄耋之年，数十年如一日，都参与了对朝鲜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等精神文化方面的研究活动。因此，尽管我不懂朝鲜学，但是对朝鲜学却是怀着深厚的感情的，对朝鲜文化也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朝鲜学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这要分两个方面来讲。在国内，在有五十多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朝鲜族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优秀民族。他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有独创性的成就，丰富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宝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保存和发扬朝鲜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对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增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友谊与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国外来说，朝鲜半岛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历史上也曾有几次出现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局面。不管是分还是合，朝鲜民族对世界文化始终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在另一方面，朝鲜民族一方面创造文化，一方面吸收文化，一方面又传播文化。中国同朝鲜就有极其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国的儒学就曾传入朝鲜，直至今天，在韩国还在发挥着作用。至于影响东方广大地区的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从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和尚中，在唐朝有不少就是新罗僧人。这些舍生求法的僧人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是无法否定的。佛教传入日本，除了中国这一条路之外，还有朝鲜一条路。专就佛教传布来讲，朝鲜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朝鲜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的。

所谓“朝鲜学”，据我个人的理解，是一门研究与朝鲜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学问，既包括地理、人种、语言等等，也包括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是一门内涵极为广泛的学问。我国建国以后，延边大学就一马当先，开展了朝鲜学的研究，4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现在，在郑判龙教授领导下，延边大学朝鲜研究中心又推出了《朝鲜学研究丛书》。其中一种就是这一册《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里面所收的论文，光从题目来看，就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内容涉及朝鲜文化，涉及中朝文化交流，涉及儒学，涉及道家，等等，涉及面是非常广的。文章的作者，有我国的朝鲜族和汉族，还有韩国的学者。这样一来，国内协作和国际合作都体现出来了。无论从学术意义上来讲，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讲，这都是一次盛举。

应郑判龙教授要我写序之嘱，我翻看了其中几篇文章。愧为外行，难得深入；但在浅尝辄止中，亦已有所收获。遂不揣谫陋，写成此序，意在共襄盛举而已。倘若能在外行话中有几句说到点子上，则大幸矣。

1992年7月11日

《中国古典文学八大名著白话精缩》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表现在各个方面。专就文学而论，历代所承认的一些正统的文学名著和文学名家，当然能代表和表现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是一切。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家喻户晓却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古典小说，获得了新的生命，得到了新的地位，昂然走入过去对它们是禁地的中国文学史。这批小说也能代表和表现中华文化，而且据我看，其深度和广度，其影响还要超过前者。众所周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三国演义》等书。他们的伦理道德概念，也有一部分来自这些古典小说。这一批小说，对陶冶民族心灵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简直无法估量。

在过去，我国人民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人们有时间慢悠悠地阅读这一批古典小说。他们从这些书中得到的好处，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美感享受这一面的。我想，根据我们个人的经验，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置身于信息爆炸的环境中，生活节奏大大加速，很少有人能够慢条斯理地阅读长达百万字的古典小说了。这方面的需要却并未消失。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缩写本。这种办法过去已有人尝试过了，我记得茅盾等就搞过他们称之为“洁本”的东西，面好像不是太广，影响好像也不是太大。

现在中国之友杂志社会同华语教学出版社，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组织、联系工作，邀请了多位高等学校的教授和中青年作家，将八部流行了多年的、影响广被的古典小说，缩写成每部二十万字左右的白话本。这实在是极具胆识、顺乎人心、适应潮流的工作，值得我们衷心赞赏。有此八书在手，则对中国古典小说可以得一全貌。这将大大地有助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潜移默化，提高人民的心理素质。我非常乐意写这一篇短序，为之鼓吹。

1992年9月10日

《陈瑞献选集》序

过去和现在，我在新加坡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有一些朋友。有的鱼雁传书，切磋学问；有的过从甚密，结成了深厚的友情。我觉得，这真是人生乐事。

陈瑞献先生是新加坡文艺界的巨擘，仰望大名，心仪已久。但是直至今日，尚无缘识荆，极以为憾。现在忽然偶然得到了一个宛如自天而降的良机——陈先生要在中国出版《选集》了。承蒙垂青，邀我作序。以我庸陋，感愧交加。但我愉快地承担下来了这一件工作。从此我在新加坡的朋友又增加了一个，岂非乐事中之乐事吗？

我翻看了瑞献先生的文集，欣赏了他的绘画，看了一些介绍他的文章，开始构思。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总想先正一正名，给他安上一个什么家，然后再根据这个家的特点，生发开去，写成一篇妙（也不一定都妙）文。一般人写序言，有的也是遵照这个路数。然而，这一次我却失败了——生平第一次在这样场合下失败——我找不到一顶现成的什么家的帽子，给他戴在头上而恰如其分，虽然我的帽子铺里现成的帽子数目是不算少的。

我迷离模糊地仿佛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那时候，正如众所周知的，出了一些全面的、多才多艺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universal）人才。我面对的陈瑞献先生就近乎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哲学家、画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学者、书法家、篆刻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者等等。在艺术范围内，他是油画家、中国写意画家、版画家，精通胶彩、纸刻，还是雕塑家。在哲学范围内，他通佛学、西洋哲学、中国哲学、美学、宗教学等等。此外，他还精通饮食文化、园林艺术，他也搞服装设计。在语言方面，他精通汉语、英文、法文、马来语。我列举了这样多的“家”，看来还不足以窥陈先生之全豹。即便是这样，陈先生不是已经能够让人目迷五色、眼花缭乱了吗？

陈先生这样一个universal的全才，在新加坡和世界上获得很高的声誉，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获得了很多荣誉称号和勋章。新加坡一位收藏家为他修筑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陈瑞献艺术馆”。一位评论家写道：“除了称他为天才之外，就没有别的称呼了。”中国当代大画家吴冠中先生称他为“东方青年的楷模，杰出的炎黄子孙”。因为陈瑞献先生，尽管在多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年龄还不到五十。按中国论法，只能算是中年。

怎样来解释这个“陈瑞献现象”呢？

近若干年以来，我经常考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要解释“陈瑞献现象”，必须从东西方文化关系入手。

在东西方文化关系方面，我的观点不可能在这里详加阐释。简短截说，我的主要观点是：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文化交流是促进或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历史上，世界上已经产生了许多文化（有人称之为文明），但是哪一种文化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万岁千秋。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到了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纪末中，一个新世纪——21世纪，就要来到我们眼前。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应该立足于眼前的20世纪末，而展望21世纪。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看不清世界文化的走向，而迷离模糊陷入迷魂阵中。

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陈瑞献现象”，就能理出一个头绪来。陈瑞献正是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激荡冲撞中产生出来的人物，而且他身上也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未来。

陈先生的根虽然是在中国，然而他成长，受教育，接触社会，接受社会的熏陶感染，却是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上，正处在两方面的前沿阵地上。换句话说，新加坡是东西文化交光互影最显著最剧烈的地方。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出陈瑞献这样多才多艺几乎是全能的人物。事情不是非常明显的吗？

具体一点说，陈瑞献所受的教育，他受熏陶的文化环境，都是有东也有西。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在这里所讲的东方文化，除了包括中国文化以外，还包括印度文化。陈先生不但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他的根，而且也了解印度文化。他的一幅巨型的画，名字是Poem on Suchness 。Suchness这个英文字翻译的是梵文原文的Tathata，中国古代佛典译为“真如”。陈先生以此字命名自己的画，可见他对印度佛教哲学之理解，之欣赏。而他在学术上的全面发展，于此也可见一斑。

西方文化主宰世界已经有几百年了。它的光辉成就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幸福和繁荣。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麻烦与灾难。这一点也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死掉了几千万人的两次世界大战，不是都从西方爆发的吗？现在困扰世界人民的许多祸害，比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的出现，甚至人口爆炸等等，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同西方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些祸害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前途。

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有识之士应该有足够的明智，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个非常严酷的现实。不面对、不承认是不行的。回避也是没有出路的。

那么，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三十年河东的现象再次出现；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沟通融合，而以东方文化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模式之穷；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了的已经奠定了的基础上，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只有这样，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危害人类未来生存的灾害才有可能得到遏制，人类才能顺利地生存下去。

我觉得，在陈瑞献先生身上，这种沟通融合东西文化的倾向已经表现了出来。所以我说，他代表着东西文化发展的未来。

陈先生的国籍虽然是新加坡，而他的文化之根则是中华。为了弘扬中华的优秀文化，为了加强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与理解，把陈瑞献先生介绍给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以及全中国的人民，是非常必要的，是会受到中国人民和新加坡人民的热烈欢迎的。现在中国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套《陈瑞献选集》，虽然还不足以窥全豹，然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已足以慰情怡心了。这实在是明智应时之举，值得我们热情祝贺。我只希望把陈先生的绘画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也能介绍过来。这样我们就能对陈先生了解得更全面一些。能做到这一步，则我在上面引用的吴冠中先生对陈先生赞誉的两句话：“东方青年的楷模，杰出的炎黄子孙”，才能充分变为事实，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从而会更进一步加强。这难道不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是为序。

1992年11月16日

《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

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新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镕铸今古。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璨的明星。

中国近现代，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近现代同以前的许多时代，都有所不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俞曲园先生（樾）和他的弟子章太炎（炳麟）。在他们师弟二人身上体现了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学术发展的一个大转变。俞曲园能镕铸今古；但是章太炎在镕铸今古之外，又能会通中西。这只要看一看曲园先生的文集，再读一读太炎先生《章氏丛书》，特别是其中的《文录》和《别录》中的许多文章，其区别立即呈现在眼前。太炎先生的文章如：《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送印度钵罗罕保什二君序》、《记印度事》、《无政府主义序》、《俱分进化论》、《无神论》、《大乘佛教缘起考》、《大乘起信论辩》、《梵文典序》、《法显发现西半球说》等等，就是他会通中西的确凿证据，他的老师是写不出来的。

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镕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他们有别于前一代大师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悠久的优秀的学术传统，特别是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又融会了西方的优秀传统，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是如此。他们发扬光大了中国的学术传统，使中国的学术研究面目为之一新，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在锡予先生身上，镕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造诣很高，对汉译佛典以及僧传又都进行过深刻彻底的探讨，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又远涉重洋，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习梵文，攻读西方和印度哲学。再济之以个人天资与勤奋，他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师，岂偶然哉！

拿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来作一个例子，加以分析。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一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在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声称扬的。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将永放光芒。

锡予先生的治学范围，当然不限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他在魏晋玄学的研究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对隋唐佛教也作过深刻的探讨；旁及印度哲学和欧美哲学。他完全当得起“会通中西”这一句话。

汤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淳真、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自己没有得到机会立雪程门。我在德国住了十年以后，先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汤先生和胡适之先生，我得以来到了北大，当上了教授。此后我以学生教授或教授学生的身份听过汤先生“魏晋玄学”的课。我觉得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我不自量力，高攀为锡予先生的弟子，以此为荣。

今年是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先生虽谢世已久，然而他的影响却与日俱新。这一册纪念论文集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本册所收的论文，有的来自国内学者，有的来自国外学者，不少作者就是锡予先生的门生，有的则是他的崇拜者。仅此一端，即可以看出先生影响之广被。我相信，这一本纪念论文集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对加强中外学者的协作，将做出贡献。我满怀喜悦崇敬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文。

1992年11月19日

《清渊诗词选集》序^[1]

清渊诗社成立五周年了。对诗社本身来说，这当然值得庆祝。对临清市来说，我认为，也是值得庆祝的。

临清自古为鲁西北文化经济重镇，流风余韵，辉耀齐鲁。可惜时移世变，津浦铁路一修成，大运河又部分断了流，这对临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然产生了剧烈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方面，大有一蹶不振之势。但是，文化命脉却从未中断。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能诗善书画之士接踵兴起，各领风骚。我市曾与北京大学在北京海淀举行书画联展，一时誉满京西，成为艺坛佳话。这在山东全省也是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呢？地方历史文化积累雄厚，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一些有识之士，在离退休之后，不甘饱食终日，而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奔走呼号，惨淡经营，终于组成了清渊诗社、枣花书画社等等文学艺术团体。即以清渊诗社而论，创建以后，于今五载。以文会友，大扇诗风，成为临清文坛上一重要组织。如果要评功摆好，胡雷同志之功决不可泯。他宝刀不老，壮心不已，踔厉风发，所向无前，创诗社，建碑林，为我们临清市增添了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