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全集(第6卷)：序跋 - [附]本卷未收的存目文章： - 《季羡林全集（套装共30卷）》

[附]本卷未收的存目文章：

《朗润集》自序（见第一卷）
《因梦集》自序（见第一卷）
《燕南集》序（见第一卷）
《万泉集》自序（见第二卷）
梦萦未名湖——《精神的魅力》代序（见第二卷）
《回忆吴宓先生》序（《回忆雨僧先生》）（见第二卷）
《万泉集》自序续（见第二卷）
《小山集》序（见第二卷）
《清华园日记》自序（见第四卷）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前言（见第五卷）
《牛棚杂忆》自序（见第五卷）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前言（见第九卷）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自序（见第九卷）
《印度简史》前言（见第十卷）
《泰戈尔诗选》序（见第十卷）
《舞台》中译本序（见第十卷）
《印度各邦历史文化》序（见第十卷）
《惊梦记》中译本序（见第十卷）
《还有一个没有回来》中译本序言（见第十卷）
《印度社会述论》序（见第十卷）
为《印度文学研究集刊》而作——代前言（见第十卷）
《秘密组织——道路社》中译本序（见第十卷）
《印度古代史》中译本序言（见第十卷）
《薄伽梵歌》中译本序（见第十卷）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序（见第十卷）
《摩奴法论》汉译本序——兼谈印度封建社会起源问题（见第十卷）
《中国普列姆昌德研究论文集》序（见第十卷）
《泰戈尔散文精选》序（见第十卷）
《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自序（见第十一卷）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跋（见第十二卷）
《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后记（见第十二卷）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见第十三卷）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言（见第十三卷）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见第十三卷）
《东方文学作品选》序言（见第十四卷）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见第十四卷）
《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序（见第十四卷）
《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序（见第十四卷）
《东方文化丛书》总序（见第十四卷）
《东方文化史话》序（见第十四卷）
《中国文化与宗教》序言（见第十四卷）
《生殖崇拜文化论》序（见第十四卷）
《上古史探索——史溯——》序（见第十四卷）
《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序（见第十四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总序（见第十四卷）
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
序言（见第十五卷）
《印度寓言》自序（见第十七卷）
《卡里来和笛木乃》中译本前言（见第十七卷）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前言（见第十七卷）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见第十七卷）
《名言大观》序（见第十七卷）
《印度民间故事》序（见第十七卷）
《印度民间故事集》序（见第十七卷）
《中国比较文学》发刊词（见第十七卷）
《佛经故事选》序（见第十七卷）
《东南亚民间故事选》序（见第十七卷）
《比较文学论文集》序（见第十七卷）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序（见第十七卷）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序（见第十七卷）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序（见第十七卷）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序（见第十七卷）
《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自序（见第十七卷）
《比较文学概论》序（见第十七卷）
《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序（见第十七卷）
《五卷书》汉译新版后记（见第十七卷）
《走向世界文学的桥梁》序（见第十七卷）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自序（见第十七卷）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序（见第十七卷）
《糖史》自序（见第十八卷）
《糖史（一）》自序（《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原序）（见第十八卷）
《优哩婆湿》译本前言（见第二十卷）
《沙恭达罗》译本序（见第二十卷）
《家庭中的泰戈尔》译者序言（见第二十卷）
《五卷书》译本序（见第二十一卷）
《五卷书》再版后记（见第二十一卷）
《罗摩衍那》译本前言（见第二十二卷）
《罗摩衍那》译后记（见第二十九卷）

《胭脂井小品》序、跋

序

不知怎么一来，自己的生活竟然安静下来。四五个月以来轮车的劳顿，现在一想，竟像回忆许久许久以前的事情，同现在隔了一段很久的距离；这一段是这样渺远，连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吃惊了。

然而，这也只是最近的事；说清楚一点，就是自从移到朋友这里来住以后，才有这样的感觉。从那以后，自己居然有了一张桌子，上面堆了书同乱纸。我每天坐在这桌旁边写些什么；有些时候，什么也不写，只把幻想放出去，上天下地到各处去飞。偶尔一回头，就可以看到朋友戴了大眼镜伏在桌子上在努力写着，有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支纸烟，烟纹袅袅地向上飘动。我的眼也不由得随了往上看，透过窗子就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段颓残的古墙，上面爬满了薜荔之类的东西。再往上看，是一堆树林，在树林的浓绿里隐约露出一片红墙。

但这些东西在眼前都仿佛影子似的，我心里想到朋友。朋友是老朋友，在倒数上去二十多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那时候我们都在国民小学，岁数都在十岁以下。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当时还没有离开浑沌时期，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什么都不懂。现在一转眼就过了二十多年。在大学里我们又同学，从那时到现在也已经十几年了。我从那个辽远的国度里回来。我们又聚在一起。难道这就是所谓“缘”么？现在回想起那小学校来，颇有隔世之感，仿佛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了，一闭眼也真的就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小学校的长长的走廊里晃动。只有在朋友的嘴里，我还是我，还是一个活人。当他说到我同别的小孩打架时闭紧了眼睛乱挥拳头的情景的时候，连我自己也笑起来了。

在这时候我往往停止了幻想，站起来同朋友谈几句闲话，朋友也开了话匣子，一谈就是半天。在谈话的间隙里，两人都静默的时候，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抬头又看到远处长满了薜荔的古墙，古墙上面的树林，树林里隐约露出来的红墙。但这次却看得清楚了：在我住的地方同那古墙中间，有几条小路蜿蜒在竹篱茅舍边，看上去就像一条条的白痕。园子里的青菜，菜畦里徘徊着的鸡鸭都历历在目。

我现在才想到问朋友这红墙是什么地方。朋友告诉我，这长满了薜荔的古墙是历史上有名的台城，再远的古庙就是更有名的鸡鸣寺。

但又隔了好久，我才有机会到鸡鸣寺去玩，同我去的仍然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大殿里徘徊了会儿，看了看佛像，又到大殿里去喝茶。从窗子里看出去，看到玄武湖。这时是六月，正是莲叶接天、荷花映日的时候，远处的水洲，湖里的荷花，荷花丛里的小船，都清清楚楚映入我们的眼中。我们的心也不由得飞到湖中去了。

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只有我自己，我看了看佛像，看了看湖。觉得无聊了，又到各处去逛。我忽然发现半山里有一个亭子。旁边一口古井。探头看下去，黑洞洞看不到底，上半透光的地方长满了青草。再转到亭子那一面，就看到一个躺在那里的古碑，上面四个大字：胭脂古井。我才知道，这口井就是有名的胭脂井。回到亭子里，靠中间的大石头桌子坐下，清风从四面袭过来，令我忘记是夏天。不远处看到城墙，城墙上面是一片片的白云。透过城墙我想象到玄武湖，湖上的荷花。我拿出带去的书，读一段，又出一会神。想到现在，不知怎么一来，自己的生活竟然安静下来了。四五个月来轮车的劳顿，现在一想，不但像回忆许久许久以前的事情，简直不多不少正像回忆一个夏天的梦，自己现在也仿佛正在梦中了。

在这样梦境里，十年来压下去的写点什么的欲望蓦地又燃了起来，我于是用幻想在眼前的空地处写了五个字：胭脂井小品。

我又走到井旁，探头向里面看。虽然依然是黑洞洞看不见什么，但井却仿佛忽然活了起来，它仿佛能了解我，告诉我许多东西。这使我有点不安，我究竟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连我自己也不敢说。我只希望我真的能写出点东西来，不要玷污了这井的名字，又可以纪念我这次同朋友的重逢。如此而已。是为序。

1946年7月14日

跋

今年夏天在南京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写了上面这一篇小序。当时心头确是堆满了感触，要想写点什么。但还没等到能动笔，我又不得不离开南京重登旅途了。九月底到了故都，这半年来走过地球一半的长途旅行才算告一段落。现在转眼又是一个多月，以前从窗子里望出去，那一片浓绿的树顶已经渐露黄意了。当时堆满心头的感触也都消逝得如云如烟，不但难再追写，即便写出来，恐怕也与当时真正想写的有不少的出入了。所以现在就不再动笔，只把这小序拿出来发表了，纪念南京的小住。至于这对别人有什么意义呢，我有点说不上来。反正我自己看了，还能依稀追索出那些消逝得如云如烟的感触的影子，因而引起点渺远的回忆，仿佛看一片夹在书里的红叶。

1946年11月1日故都

《新时代亚洲小丛书》序

我们是亚洲人，但是我们以前却很少把眼光放在亚洲，我们的眼光越过中亚看到欧洲，越过太平洋看到美国，做了许多充满了幻想的美丽的梦。我们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反而比对亚洲多，这不能不算是怪事。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而且是帝国主义就要趋于崩溃的时代，整个亚洲，除了少数的例外以外，都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对象。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的人民总是看不起的。在以前，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尤其是所谓高等华人，受了帝国主义的熏染，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的邻居，觉得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样样不好，什么也赶不上帝国主义。于是反以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邻居为荣。他们的梦当然更充满了幻想，更美丽。

然而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却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当然帝国主义也在内，宣布：我们四亿七千五百万人站起来了。这位巨人的呼声响彻全球。以前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者们抱头鼠窜了，我们的受了帝国主义几百年侵略的邻居们抬起头来！亚洲的事亚洲人要自己来管了。朝鲜、越南、缅甸、马来亚各地的人民本来早已经拿起了武器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毛主席的呼声更给他们增加了勇气和信心，连印度共产党也宣言要向中国学习，中国的道路就是他们的道路。

我们自己的人当然也从美丽的梦里醒转来。但醒转来又怎样呢？我们眼前摆了艰巨的工作。我们当然先要把中国的革命经验介绍出去，使中国革命的影响扩大开来。这样我们亚洲人才能紧密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这只垂死的野兽赶快打发去见阎王。但倘若对我们的邻居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无从介绍，也无从团结。

但是想了解又从什么地方了解起呢？我们的眼光一向往远处看惯了，我们看到欧洲，看到美国，却很少看到同我们靠近住在一起的有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文化外交商业种种关系的邻居。一旦要想了解他们，当然就处处感到困难。我们许多朋友都是专搞东方语文的，我们对这困难知道得最清楚，感觉得最迫切，我们明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够，因为我们都正在学习中，但我们又觉得，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尽上我们的绵薄。所以我们就冒昧编写了这样一套新时代亚洲小丛书，个人就个人的研究范围写一点简明通俗的介绍。我们决不敢说，看了这一套小丛书，对我们邻居的情形就可以了如指掌，做起工作来就可以左右逢源；我们只希望，这些薄薄的小册子能帮助大家初步了解我们自己的邻居，能帮助我们团结起来——如此而已。是为序。

1950年

朝鲜文影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谚解》序文

从极古的时代以来，中朝两国就是兄弟之邦。在悠久的历史上，我们两国勤劳勇敢的人民在文学方面、艺术方面以及科学方面都对人类文化做了极有价值的贡献。我们互相启发，互相学习，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文化，充实了自己的文化。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现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影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谚解》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对朝鲜语文完全是门外汉，在这方面，不敢班门弄斧，发表什么意见。但是据我所了解的，这样一本书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5世纪中叶汉语和朝鲜语的关系，以及当时朝鲜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情况，同时从谚文的注音里还可以推断出当时汉语的发音以及汉语发音和朝鲜语发音的关系。对朝鲜语言发展史的研究和汉语语言史的研究来说，这都是极有价值而不可缺少的工作。只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影印这部书的重要意义就可以充分看出来了。

但是这影印工作的意义却不止这些。这部书具体地表现出中朝两国人民文化关系之密切，它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一个象征。友谊虽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在伟大的抵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又用鲜血给我们古老的友谊涂上崭新的色彩，增加了崭新的内容。我们今后更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为人类的崇高目的而奋斗。希望这部书的影印工作能在这伟大的文化合作事业中加上一块哪怕是很小的砖石。

1955年2月12日

《东方研究》（文学专号）前言

《东方研究》出版了。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知道，我们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我们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但是，在解放后的30年中，我们东语系研究文学的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尽管在外面报刊上发表过不少的论文和译文，出过一些书籍，受到研究者和读者的欢迎，自己办的文学刊物却从来没有出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憾事。俗话说一燕知春，我们这一本薄薄的刊物就算是报春的一燕吧。

从整个形势来看，中国现在确实算是春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全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在努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北大的教职员工，东语系的教职员工，其中包括研究文学的教员，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工作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精神面貌是好的。他们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希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北大三个外语系和两个研究所来看，搞文学的同志，队伍是比较大的，力量是比较强的。他们是有潜力的。社会上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期望也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些院校中文系和研究文学的青年更是如此。如果加以组织，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相信，他们的积极性是能够调动起来的，他们的潜力是能够发挥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工作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将来北大的三个外语系和两个研究所还要共同协作，出版刊物。现在就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这一只报春的燕子展翅飞翔吧。

1979年10月20日

中日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序

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在中日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友好的历史上，这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内容都是佛教的。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先传入中国，又从中国传入日本。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我们对它是有我们自己的评价的。但是，佛教对传播文化有很大的功绩，这一点也是无法否认的。

我常常想，横贯亚洲大陆的那一条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长安（今西安）开始，一直到达地中海和黑海沿岸，长路漫漫，蜿蜒万里。中间经过无数名城：“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但是，更多的是通过沙漠：“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魅举火，灿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其艰难辛苦的情况，跃然纸上。

然而中国的和外国的外交使者、僧侣、商人等等，就沿着这样一条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跋涉万里，九死一生，把中国的文化科学成果如丝绸、纸张、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等传了出去；又把外国的文学、宗教、科学，当然也有商品运了回来。

这一条“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大动脉。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大动脉，我们简直很难想象，今天文化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

从唐朝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开始，这一条大动脉又从长安向东方延伸，一直越过烟波浩淼的大海，达到了日本。中国的文化、印度的文化，其他欧亚古代国家的文化，就沿着这一条延伸的“丝绸之路”传入日本。日本的文化也沿着这一条大动脉传入中国、传入印度，而且向更远的地方传去。

在唐代，日本来华的学者、僧侣、外交官员非常多。最著名的恐怕是阿倍仲麻吕，汉文名字叫晁衡。他长期住在中国，同当时著名的诗人来往唱和，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晁衡本来准备回日本去的，但因事未果，结果就死在中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

到日本去的中国学者、僧侣和外交官员也是非常多的，毫无疑问，其中最著名的是鉴真。当时日本僧侣荣叡、普照于日本天平五年即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历733年，到中国留学。他们在中国留学十年，想早归故国；并有意请一些中国高僧去日本传法。他们将此意向鉴真报告，鉴真遍询弟子，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原因是“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最后鉴真自己决定去日本。中间经过许多波折，几次渡海失败，“去岸渐远，风急汝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观音”。“舟上无水，嚼米喉干。咽不入，饮咸水，腹即胀。一生辛苦，何剧于此！”虽然最后鉴真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达到了目的，到了日本，但是渡海时所遇到的艰辛，真可以同走“丝绸之路”渡流沙相伯仲。可见向东延伸的这一条海中的“丝绸之路”比起旱地上的“丝绸之路”来，并不见得更容易、更轻松。走这两条“丝绸之路”都是九死一生的。

可是中国的和尚和日本的和尚，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为了把佛教，其中也包括印度、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送到日本，取回日本，他们是什么艰险也不怕的。

日本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接受者呢？决不是的。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接受者，他们善于学习，又善于创造。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日本的文明，也通过这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传到了朝鲜，传到世界其他的国家。今天日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源远流长，有雄厚的历史基础的。

一部人类的历史、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人类总是不断进步的，到了今天，创造出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是世界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哪一个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

专就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来说，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我们总是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就以佛教艺术而论，形式上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佛教艺术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民已经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成分。我们两个民族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情况，我们两国人民心里面都是一清二楚的。最近几年，我招待过很多日本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宗教界的著名人物，几乎每一位都流露出这种感情。唐朝的鉴真和尚，离开祖国一千二百多年，现在就要回国探亲了。我们中国人民现正准备热情地欢迎他。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又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现在《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出版，也会给我们之间的友谊大厦，增砖添瓦。就让这一本中日友谊结晶的书带着两国人民的长达几千年的友谊去接受两国人民的欢迎吧！

1980年4月7日

《季羡林选集》跋

我确实从来也没有想到，竟能在香港出版一本选集。我生长在祖国偏北的省份，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北方上的。但是，我同极南端的香港却似乎很有缘。远在40年代中期，当我从欧洲回国的时候，我就曾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隔了四年，在建国初期，我随着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来去都曾在香港住过。又过了四年，我又经过香港出国。前年春天，我从国外访问回来，又在香港住了几天。第一次是住在山下，对香港社会了解得比较深入。但这仅仅是香港的一个方面。以后三次，都是住在摩星岭上，这是香港的又一个方面。两面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全面的香港。因此，总可以说，我对香港已经有所认识了。

我认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呢？

在山下面，地小、人多、街道极窄。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招牌和霓虹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橱窗里陈列的货品，堆积如山。似乎到处都有饭馆子，广东烤肉、香肠，挂满窗口，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食欲。留长头发穿喇叭裤的男女青年，挺胸昂首，匆匆忙忙地来往走路。在从前的时候，从头顶上不时还隐约飘来阵阵打麻将牌的声音。

在山上面，则另是一番景象。别墅林立，街道光洁，空气新鲜，环境阒静。山前是一湾明镜般的海面。海上气象万千，随时变幻。有时海天混茫，有时微波不起。碧琉璃似的海水有时转成珍珠似的白色。特别是在早晨，旭日东升，晓暾淡红，海面上帆影交错，微波鳞起。极目处黛螺似的点点青山，我几疑置身世外桃源。

山上山下，气象几乎完全不同。但是各有其特点，各极其妙。我认识的就是这样一个香港。

这样一个香港，我心里是非常喜欢的。因此，让我自己写的东西能够同香港联系在一起，能够在香港出版，我也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我心里又有点不踏实：我写的这一些东西对于香港的读者，对海外的华侨读者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中国的旧式文人有的有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气：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习气，我幸而沾染得不算太浓，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我总怀疑，我这些所谓散文，不会有多大的用处。但是，我当然也不会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是一堆垃圾，一钱不值。不然我决没有胆量，也不应该在香港出版什么选集。

那么，我究竟想对香港读者和华侨读者说些什么呢？

我从小就喜欢舞笔弄墨。我写这种叫做散文的东西，已经有50年了。虽然写的东西非常少，水平也不高；但是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却有不少的感性认识。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原因是很明显的。天天上班、下班、开会、学习、上课、会客，从家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课堂，又从课堂回家，用句通俗又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三点一线。这种点和线都平淡无味，没有刺激，没有激动，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这里用得上一个已经批判过的词儿：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迫切的愿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如果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流传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别人。自古以来，应制和赋得的东西好的很少，其原因就在这里。宋代伟大的词人辛稼轩写过一首词牌叫做《丑奴儿》的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要勉强说愁，则感情是虚伪的，空洞的，写出的东西，连自己都不能感动，如何能感动别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勉强写东西，不要无病呻吟。

即使是有病呻吟吧，也不要一有病就立刻呻吟，呻吟也要有技巧。如果放开嗓子粗声嚎叫，那就毫无作用。还要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反反复复，简练揣摩。要细致观察一切人，观察一切事物，深入体会一切。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观，一定就会有收获。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微笑，一个婴儿的鲜苹果似的双颊上的红霞，一个农民长满了老茧的手，一个工人工作服上斑斑点点的油渍，一个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一个教师住房窗口深夜流出来的灯光，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倘一深入体会，不是也能体会出许多动人的含义吗？你必须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个酿蜜的蜂子，酝酿再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在自己心中形成了一幅“成竹”，然后动笔，把成竹画了下来。这样写成的文章，怎么能不感动人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细致观察，反复酝酿，然后才下笔。

创作的激情有了，简练揣摩的工夫也下过了，那么怎样下笔呢？写一篇散文，不同于写一篇政论文章。政论文章需要逻辑性，不能持之无故，言之不成理。散文也要有逻辑性，但仅仅这个还不够，它还要有艺术性。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说：“不学诗，无以言。”写散文决不能平铺直叙，像记一篇流水账，枯燥单调。枯燥单调是艺术的大敌，更是散文的大敌。首先要注意选词造句。世界语言都各有其特点，中国的汉文的特点更是特别显著。汉文的词类不那么固定，于是诗人就大有用武之地。相传宋代大散文家王安石写一首诗，中间有一句，原来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他觉得不好，改为：“春风又过江南岸。”他仍然觉得不好，改了几次，最后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自己满意了，读者也都满意，成为名句。“绿”本来是形容词，这里却改为动词。一字之改，全句生动。这种例子中国还多得很。又如有名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原来是“僧推月下门”，“推”字太低沉，不响亮，一改为“敲”，全句立刻活了起来。中国语言里常说“推敲”就由此而来。再如咏早梅的诗：“昨夜风雪里，前村数枝开”，把“数”字改为“一”字，“早”立刻就突出了出来。中国旧诗人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在炼字上。我想，其他国家的诗人也在不同的程度上致力于此。散文作家，不仅仅限于遣词造句。整篇散文，都应该写得形象生动，诗意盎然。让读者读了以后，好像是读一首好诗。古今有名的散文作品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中国古代的诗人曾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理论，有的主张神韵，有的主张性灵。表面上看起来，有点五花八门，实际上，他们是有共同的目的的。他们都想把诗写得新鲜动人，不能陈陈相因。我想散文也不能例外。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写诗那样来写散文。

光是炼字、炼句是不是就够了呢？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炼篇。关于炼字、炼句，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著作中，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所谓“诗话”，讨论得已经很充分了。但是关于炼篇，也就是要在整篇的结构上着眼，也间或有所论列，总之是很不够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文人学士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炼篇包括的内容很广泛。首先是怎样开头。写过点文章的人都知道：文章开头难。古今中外的文人大概都感到这一点，而且做过各方面的尝试。在中国古文和古诗歌中，如果细心揣摩，可以读到不少的开头好的诗文。有的起得突兀，如奇峰突起，出人意外。比如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开头两句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诗歌的开篇把高塔的气势生动地表达了出来，让你非看下去不行。有的纡徐，如春水潺湲，耐人寻味。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开头的一句话：“环滁皆山也。”用“也”字结尾，这种句型一直贯穿到底。“也”仿佛抓住了你的心，非看下去不行。还有一个传说，欧阳修写《相州昼锦堂记》的时候，构思多日，终于写成，派人送出去以后，忽然想到，开头还不好，于是连夜派人快马加鞭把原稿追回，另改了一个开头：“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这样的开头有气势，能笼罩全篇，于是就成为文坛佳话。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几百。这些都说明，我们古代的文人学士是如何注意文章的开头的。

开头好，并不等于整篇文章都好。炼篇的工作才只是开始。在以下的整篇文章的结构上，还要煞费苦心，惨淡经营。整篇文章一定要一环扣一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都要严丝合缝，无懈可击。有人写文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前言不搭后语，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在整篇文章的气势方面，也不能流于单调，也不能陈陈相因。尽管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应该加意培养这种风格，这只是就全体而言。至于在一篇文章中，却应该变化多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风格：《史记》的雄浑，六朝文的秾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无不各擅胜场。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中国的骈文、诗歌，讲究平仄，这是中国语言的特点造成的，是任何别的语言所没有的。大概中国人也不可能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现象，一定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才摸索出来的。我们写散文当然与写骈文、诗歌不同。但在个别的地方，也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这样可以助长行文的气势，使文章的调子更响亮，更铿锵有力。

文章的中心部分写完了，到了结束的时候，又来了一个难题。我上面讲到：文章开头难。但是认真从事写作的人都会感到：文章结尾更难。

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起见，我还是举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例子。上面引的《醉翁亭记》的结尾是“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以“也”字句开始，又以“也”字句结尾。中间也有大量的“也”字句，这样就前后呼应，构成了一个整体。另一个例子我想举杜甫那首著名的诗篇《赠卫八处士》，最后两句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样就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洋洋洒洒数百言，或在天上，或在地下。最后的结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使人有余味无穷的意境。还有一首诗，是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结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对这句的解释是有争论的。据我自己的看法，这样结尾，与试帖诗无关。它确实把读者带到一个永恒的境界中去。

上面讲了一篇散文的起头，中间部分和结尾。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而且要有一个中心的旋律贯穿全篇，不能写到后面忘了前面，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写篇把散文，有什么了不起？可你竟规定了这样多的清规戒律，不是有意束缚人们的手脚吗？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清规戒律。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律，没有规律就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一种文学艺术之所以区别于另一种文学艺术，就在于它的规律不同。但是不同种的文学艺术之间又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启发，而且是借鉴得越好，则这一种文学艺术也就越向前发展。任何国家的文学艺术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许还有人要问：古今的散文中，有不少的是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本色天成，并没有像你上面讲的那样艰巨，那样繁杂。我认为，这种散文确实有的，但这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信笔写来，实际上是作者经过了无数次的锻炼，由有规律而逐渐变成表面上看起来摆脱一切规律。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规律，也许还是更难掌握的更高级的一种规律。

我学习写散文，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如果说有一个散文学校，或者大学，甚至研究院的话，从年限上来看，我早就该毕业了。但是事实上，我好像还是小学的水平，至多是中学的程度。我上面讲了那样一些话，决不意味着，我都能做得到。正相反，好多都是我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说，我想这样做，而还没有做到。我看别人的作品时，也常常拿那些标准来衡量，结果是眼高手低。在50年漫长的时间内，我搞了一些别的工作，并没有能集中精力来写散文，多少带一点客串的性质。但是我的兴致始终不衰，因此也就积累了一些所谓经验，都可以说是一得之见。对于专家内行来说，这可能是些怪论，或者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却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列子·杨朱篇》讲了一个故事：

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黂，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狢。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

我现在就学习那个田夫，把我那些想法写了出来，放在选集的前面。我相信，我这些想法至多也不过同负暄相类。但我不想得到重赏，我只想得到赞同，或者反对。就让我这一篇新的野叟曝言带着它的优点与缺点，怀着欣喜或者忧惧，走到读者中去吧！

1980年4月17日

《东方研究》（历史专号）前言

《东方研究》曾出过一期东方文学，现在再出版一期历史。

同文学一样，我们对东方国家的历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只如蜻蜓点水，认真严肃开展工作，现在才只能说是开始。文学的那一只报春的燕子已经飞出去了，现在我们再放出一只历史的春燕。

总起来看，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各国历史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我们北京大学东语系也不能例外。我们学习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这一点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又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国几千年来保留下来了大量的史籍，其中有很多有关东方国家的记载，这些记载一般都是翔实可靠的。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些记载都是非常宝贵的。世界各国研究东方史的学者都可以利用这些资料。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史的学者利用起来会更容易，更方便，因而也就更有责任把这些史料整理好、利用好，写出价值比较高的著作。这是全世界东方史学家对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东语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愿与大家共勉之。

常言道：“一燕知春。”我们东语系力量很薄弱，只能算是“一燕”。但是我们却不满足于一燕。我们希望的是，在东方史研究的园地里飞燕满天。

1980年4月21日

锦上添花

——《国外文学》代发刊词

当前我国关于外国文学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争奇斗妍。这充分说明，我国广大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同志们，砸碎了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使我国的外国文学园地开出了朵朵鲜花，姹紫嫣红，花团锦簇。无论如何，看来广大读者的需要已经能够得到满足，没有必要再出版什么新的刊物了。借用一位同志的话说，就是，没有必要再锦上添花了。

那么，北京大学为什么偏要来锦上添花呢？

这原因应该从几个方面谈起。第一是北大的主观力量。北大与外国文学有关的目前有三个系、两个研究所。语种新的与古的加起来有二十多个。当代的重要语言应有尽有，还有一些国内少见的稀有语种。古代语言除了亚洲的以外，还有欧洲的。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的教员有三百名之多。其中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有六十多人。即使我们的水平还有待于提高，我们的学习任务还很繁重，但这毕竟是一股比较强的力量，而且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们都有很大的干劲，有很高的积极性。这种干劲和积极性应该充分加以调动。

其次，社会上对外国文学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一般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对外国文学有强烈的爱好。我自己就经常接到青年朋友的来信，有的甚至把钱寄了来，托我给他（她）买外国文学的书，并且声明，什么书都行。每次看到信和钱，我心里就久久不安。在一个下乡知识青年手中，十几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是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我们怎样去满足这些嗷嗷待哺的青年，不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吗？此外，许多大学和师院的中文系都有外国文学这门课程。怎么把这门课程教好，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大学和师院的老师和学生都同样迫切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中译本和研究论文。我仿佛看到千千万万的青年站在我们眼前，渴望着我们帮助他们。对于这样一些青年，我们能够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吗？

最后，还要看一看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的情况：成绩很大，这为主；但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是其次者。即使我们现在暂且不谈两千年前对印度文学的介绍，我们近代介绍外国文学的历史已将近一百年了。在这期间，我国的先进的学者把大量的外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最初当然是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一个不懂外文的林琴南竟然同别人合作译出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到了鲁迅时代，他以惊人的毅力毕生锲而不舍地介绍外国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30年代出现过光辉灿烂的局面。解放后，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成绩更是远迈前修。质量与数量都决非解放前能够比肩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也无助于进步。倘若把过去的将近百年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与总结，就会发现，我们的介绍，无论从国别方面，还是从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方面，都有不平衡之处、片面之处。我们从来很少制订什么介绍计划，即使有了计划也由于某一些原因未能完全实现，有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

把上面说到的几点归纳起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再在锦上添一点花，好像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怎样来在锦上添花呢？我们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补苴罅隙

过去的翻译和介绍，既然还有点不够全面，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不全面或者缺陷弥补起来。这种例子多得很，简直是不胜枚举。我只举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印度。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印度文学爱好者。在谈话中，他认为一部印度文学史就是这样的：古代有两部大史诗（连这两部史诗也只是听到名字），中间有一个迦梨陀娑，他的名著是《沙恭达罗》，近代有一个泰戈尔和一个普列姆昌德，如此而已。我听了简直大吃一惊，啼笑皆非：难道印度文学就是这个样子吗？继而一想，造成这种情况的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我们从事印度文学研究的人，没有全面地介绍印度文学，就连那两部蜚声世界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过去也没有认真介绍过。造成这种恶果的就是我们自己。其他国家情况也差不多。连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过去没有注意到。今天既然知道了，当然要加以改正。

一般说起来，我们对欧洲中世纪一直到古典主义这一段的文学介绍得比较少，其他国家的中世纪或与中世纪相当的文学也介绍得很不够。一提到中世纪就想到黑暗时代。现在已经有人发现，那个时代也并非完全黑暗。当然我们也决不能说，那个时期的文学特别繁荣，特别优异，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个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有其特点，我们也应当适当地加以介绍。至于一些小国家，一些大国家的小的语种，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一些国家的古代文学，比如伊朗和埃及，介绍得几乎等于零。过去我们介绍外国文学，往往有一阵风的情况，说是泰戈尔，那就大家都瞅着泰戈尔。说是巴尔扎克、高尔基，那就大家都瞅着巴尔扎克、高尔基，一拥而起。不是说这些伟大作家不应该介绍，而是说要有计划地全面地使用力量。我们过去没能做到这一步，现在都要加以弥补。

此外，有一些世界名著，过去译本质量不高，有的还是间接译过来的，比如果戈里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易卜生的戏剧。看来这一些都有重新翻译的必要。

要想做好上面这些工作，决非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办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决非一个单位能够胜任的，全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单位或个人，应该通力协作，先订出一个十年计划，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把这些补苴罅隙的工作做好。我们北京大学的同志们愿意追随全国同行之后尽上自己的绵薄。

第二，继续介绍

上面讲的是弥补过去的不足之处。这里再谈一谈当前和今后的工作。现在全世界各国形势都在不断地变化，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当然也决不会一成不变，而是日新月异，人才辈出。我们应当紧紧跟上形势。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国外情况不甚了了。现在情况改变了，我们应该努力把外国当前的文学加以介绍。

介绍当前的文学，要冒一定的风险。情况在变化，人也在变化。一个作家今天是这样子，明天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今天觉得好，介绍了，明天可能就会受到谴责。而古典文学作品都是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早有定评。那些经受不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早已被淘汰了。当前的作品却完全不同。西方有一句谚语“闪光发亮的不都是金子”。眼前有一些作品可能闪着光发着亮，但过了不久有的就会光消亮逝，很少有人再去理睬。比如过去颇为流行的辛克莱的小说和《西线无战事》之类的作品，现在很少有人提起。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意思是，只要真闪光发亮，我们就要独具慧眼，加以介绍。至于能否长期发光，永久发光，那是另一回事。这是由中外广大读者去决定的，我们只能尽其在我。

第三，了解情况

我在这里指的是下列的情况：

1．国外各学派或流派；

2．文学史上一些争论的问题；

3．一个国家研究另外一个国家文学的情况，比如苏联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学，其他国家研究苏联的文学的情况；

4．外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等等。

所有这一些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些东西虽然不是文学作品本身，但对我们了解外国文艺界的情况，促进我们自己文艺创作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帮助。

第四，开展比较文学的研究

比较文学在过去我们搞的很少，甚至连这个名词本身都有点陌生。然而在国际上，比较文学早已蔚成大观，成为一个有系统理论的学科。在不少国家的不少大学中都专门设有比较文学系。它对促进文艺科学的研究，加强民族和人民间的互相了解与友谊，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追溯民族与人民间互相学习的历史都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准备大力提倡一下这种研究。既准备发表理论性的文章，也准备发表一些说明具体事例的文章。希望造成一个研究比较文学的风气。

以上是我们准备做的几件工作。下面谈几个与我们这个刊物有关的原则：

一、普及与提高

两方面都要顾到，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其他刊物也同样是适用的。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有关普及的意见。我们认为，普及是非常必要的。问题是怎样来普及。我们必须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知识，提供美感享受，帮助他们一步步提高欣赏外国文学的水平，对他们的创作或研究提供借鉴，同时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但是我们决不能迁就某一些读者的口味，为了达到经济目的，弄一些不够文学作品的侦探小说或惊险小说之类，硬塞给读者。我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侦探小说或惊险小说，真正够上文学作品水平的，我们仍要介绍。同时，我们也决不故弄玄虚，弄一些表面上似乎很高深、实际上是以深文浅陋的东西强加给读者。但是对外国古代一些只能为少数人欣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要介绍。让能欣赏的人欣赏，不能欣赏的人也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借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我们要有下里巴人，也要有阳春白雪。我们决不孤芳自赏，也决不随波逐流。

二、严肃与活泼

对研究外国文学的人来说，这也是常常遇到而又难以处理的矛盾。我们的印象是，一般的外国文学刊物偏于严肃，内容多半是正规的（“古典”的）小说，诗歌，戏剧。这些东西确有必要介绍。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些，未免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外国还有不少的作家，除了写堂堂正正的文学作品外，还写一些抒情的短文、书札、游记、日记、札记之类，还有些作家写作家回忆录。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信笔挥洒，不加粉饰，然而却是本色天成，逸趣横生，有如吹皱一池春水，自成文章。一般读者是喜欢这类文章的。读起来往往是手不释卷，一气到底。我们想设法多介绍一些这样的作品。至于中国作家写的国外文学家访问记，我们也准备发表一些。总之，我们想尽量使严肃与活泼相结合，在严肃上显出活泼，避免趋于一端。

三、译文与论文

我们是两者并重。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读者需要更多的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因此，我们就决定译文多于论文，占大约五分之三或者更多一点的分量。

对于论文，我们希望水平能高一点，能有一些经得住考验的独到的新见解。我们是在大学里工作，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希望能有一些经过长期积累资料细致分析探讨然后写成的论文。我们希望这些论文真正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水平起到提高的作用，不管这个提高是多么微小。

上面是我们的一些主观想法。至于双百方针，那是繁荣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针，我们当然要努力贯彻。对于论文的观点，我们提倡展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讨论。对本刊译文的质量，我们也提倡不同的译文，不同的译风，不强求定于一尊。我们还准备刊登一些书评，对国内外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论著或译本提出自己的意见，共同切磋琢磨，求得进步。

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个刊物应有一个独立的“形象”。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那么我们这个刊物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认为，把上面说到的那一些经过大家讨论而提出来的想法变成现实，刊物的“形象”即在其中了。刊物，同人一样，面貌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决没有长三只眼睛、两个鼻子的人。刊物亦然。我们这个刊物同其他刊物大体上也是差不多的。这是大同。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一个刊物同另一个刊物，又确有不同之处。这是小异。一个刊物“形象”的关键，就在这个小异上。我们也将在这一方面努力工作。但是“形象”的形成决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只能慢慢地、逐渐地、由模糊到具体、由片段到全面，这样形成起来。我们的想法不见得全都正确，实现这些想法更有困难。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帮助与批评。

现在再回头来看看锦上添花的问题。我觉得，在这里，问题不在“添”，而在“花”，究竟是要添什么样的花？究竟是花不是花？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我们想添的是真正的花，是在外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但究竟能否做到这一步，主观愿望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看客观效果了。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与渴望，把我们这一本《国外文学》送给国内外广大的读者。

1980年7月

《胡隽吟译〈学术论文集〉》序

胡隽吟女士把她以前翻译的、已经出版过的许多德国学者的学术论文汇为一编，重新出版。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篇论文虽然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有用处，仍然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

德国学术，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成绩斐然，名家学者灿如列星，在国际上一向享有盛名，受到各国学者的热烈赞扬。原因何在呢？原因当然会是很多的。各人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据我自己的管见，最重要的原因是就举世异口同声说的“德国的彻底性”（Deutsche Gründlichkeit）。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即使不可能就是最后的结论，但就当前而言，已经是比较可靠的了。

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本书中所收论文作者之一傅吾康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我是一向钦佩的。过去的不必说了，就拿眼前傅吾康教授所进行的工作来说，也可以充分表现出这些特点。傅先生正在进行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据他自己说，他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曾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城市与乡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不管是活的资料，还是死的资料，傅先生无不广为搜罗，而且把这些东西都拍成照片，分门别类，储存备用。他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从最近代化的飞机、火车，一直到比较原始的骡车、小船。有时候也难免遇到一些惊险，吃苦耐劳那就更不必说。然而傅先生却是锲而不舍，决不后退，甚至一件不太重要的资料，也决不放过，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我上面谈的“德国的彻底性”，在傅吾康先生身上难道不是表现得很具体、很充分吗？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像傅吾康先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也就不再举了。胡隽吟女士现在的这一部书，其中所收的论文无不充分表现出“德国的彻底性”。因此我才说，出版这一部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祝贺这一部书的出版。

1980年10月29日于北京

《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序

中国立国亚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同我们的邻国和比邻国更远的许多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虽然时高时低，时断时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是总起来看，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完全断绝。这对我们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彼此文化的内容，为我们的人民造了福利。

我们始终认为，在世界上，国家有大小，历史有长短，经济、文化发展有差别，但每一个民族都对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宝库有所贡献。那种认为某一个民族或某几个民族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的议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

现在人类历史已经到了20世纪末叶，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已经大为便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来往更频繁了，我们互相学习的机会更多了。我们相信，这种学习，同过去几千年一样，一定会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促进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回顾一下我们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互相学习以及相互支持的历史，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它可以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提高我们的信心。

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北京大学从事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同志们，把我们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写了下来，集成这一本书。尽管它可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为了加强人民间的友谊与了解的心是真挚的。就让这一本书带着它的优点与缺点，希望与信心，走到中外读者中间去吧。我们相信，它在建造人民与人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友谊与了解的金桥方面，一定会起到自己的作用。

1981年8月21日

《谚语手册》序

在世界上，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也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在阶级斗争中，在处世、待人、接物中，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与教训。表达这些经验与教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用谚语来表达可以说是其中最常见、最方便、最易行的。

谚语，有的人称之为“炼话”，就是精炼的话。既然是精炼，就不会太长。不太长，也就容易记住。有不少炼话，又合辙押韵，就更容易记住。因此，在全世界各地老百姓口中，文人学士的著作中，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谚语。谚语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民族继承传统智慧的工具。

在我们中国，在过去，已经有不少的有心人搜集过谚语，并且印成了书。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有心人，他们也做过搜集谚语的工作，而且出了书。一般都只限于一个国家。跨国的谚语词典也是有的。1972年在意大利出版的意、拉丁、法、西、德、英、古希腊七种语言对照的《谚语词典》（Dizionario comparato di proverbie modi proverbiali ）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这一部书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欢迎。

现在王常在同志的《谚语手册》又摆在我们眼前了。据我所知道的，中国过去搜集谚语的书虽然相当多，但是范围大到“古今中外”却还是第一部。过去有一些谚语集只注意中，而不注意外；只注意古，而不注意今；现在这一部却避免了这个缺点，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谚语都搜集起来，真可谓洋洋大观了。只要看一看目录就可以知道，内容是多么丰富，分类是多么细致。它几乎包括了人生的各个方面。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如何说话，如何做人，如何修养，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待人，如何立志，如何勤奋，如何处理家庭问题，如何讲究卫生，总之，处世待人，应对进退，人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都包罗无遗。不但中华民族的过去的智慧，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过去的智慧，一开卷，就都跃然纸上。从前有一句也算是谚语的话“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其中有合理的成分，也难免有一点儿夸大。今天我们稍稍加以改动：“秀才不出门，便得天下利。”把这句话用到王常在同志这一本书上，也许没有人反对吧。

我上面讲到搜集谚语的都是古今中外的一些有心人。我现在觉得，在这些有心人中，王常在同志是最有心的人。难道我这是阿谀奉承吗？不是的。我同老王同志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年的时间。他从外单位调到北大来主管总务方面的工作，去年又离开了北大。我是最怕同人交际的人。对老王也不例外。平常只是开会时见见面，说上几句寒暄话，如此而已。但是我却逐渐发现，常在同志为人非常淳朴、正派，心直口快，不像我有时候见到的极少数有“官”架子的人。虽然我们的交情仍然是“淡如水”，但心中却有了好感。

但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王常在同志竟然用了30年的时间搜集古今中外的谚语。说句坦白的话，我下意识地认为，只有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干这个活，而王常在同志却是被我在下意识中排出于知识分子之外的人。我认为他也不过是搞一点后勤工作，关心人的吃喝拉撒睡。言外之意，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搜集谚语这样的工作简直同他风马牛不相及，用最大的幻想力也不会联在一起的。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实的思想，尽管是下意识的，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但是在解放后，我逐渐有了一点自知之明，经常在剖析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对别人还是知道尊重的。可是，王常在同志这个例子却明确无误地告诉我，我在下意识中还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我们自己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有时候知识并不很多，傲气却并不少。王常在同志尽管不在大学里教书，他却是最好的知识分子。他能够常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搜集古今中外的谚语，做出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我说他是有心人中的有心人，难道不公允吗？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除了从王常在同志搜集的谚语中可以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之外，王常在同志又成为我的一面镜子，从中照见自己的不足，促进自己的思想改造。因此，虽然我对搜集谚语的工作了解不多，我写的序也决不会为本书增辉，但当王常在同志提出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却满口答应了下来，写了上面这一些话。

1982年1月28日凌晨

《〈大唐西域记〉今译》前言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久已蜚声士林，在国内和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文、英文和法文都已有了译本，而且不止一种。这是译为外文的情况。最近几十年来，国内古典今译之风颇为盛行。《诗经》、《书经》、《左传》、《楚辞》等等古籍都有了今译本，大大便利了对古文不太熟悉的读者。《大唐西域记》怎样呢？

几年前我同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的几个同志接受了中华书局的委托，从事于《大唐西域记》的注释工作，最近即将脱稿。我们都觉得，对《大唐西域记》作注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中外一些读者对这本书的一些词句了解起来就会感到困难。但是对于将《大唐西域记》今译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因为《大唐西域记》由于用唐代散文写成而容易读吗？不是的。绝大部分的词句，一般读者是可以读得懂的。但是少量的词句却决非如此。中国古今读者怎样感觉，我说不上。现在看日文、英文和法文译文中的那一些错误就可以知道，这部书也并不都那么容易读懂。因此，我们不考虑今译，应该说是一个疏忽。

但是这个不利的疏忽却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弥补或者纠正了。他们向我们提出今译的问题。我们感谢他们的提醒，立即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又组成一个今译的班子。参加者一部分是参加注释工作的同志。这样一来，可能收到驾轻就熟之效。每个人都在其他工作的间隙里，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今译的工作，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了。今译稿已经完成。

现在先将参加者的姓名按原书卷数的顺序开列如下：

第一卷，第十二卷张广达

第二卷，第三卷季羡林

第四卷，第五卷李铮

第六卷，第七卷谢方

第八卷，第九卷蒋忠新

第十卷，王邦维

第十一卷，序和赞杨廷福

在开始今译之前，我们先商定了一些翻译原则。我们认为，严又陵对外文汉译提出的信、达、雅，在古籍今译中也是适用的。信，就是忠实于原文，决不能随意增删。达，就是使用标准的普通话，把原意表达出来。雅，就是尽量表达出原文的风格。翻译完了以后，我们又把翻译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统一作了讨论，加以解决，同时还统一了译名。全部译文最后由季羡林看了一遍。

翻译完毕以后，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今译的工作决非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我们每个人都遇到不少难懂的词句。有时候我们也参考日、英、法等译文。我们发现了译文中的一些错误，但同时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足资我们借鉴。特别是日本学者水谷真成的译文我们参考得最多。参考时，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的于荣胜同志帮助了我们，谨向他致谢。对水谷真成先生我们也表示谢意。

我们感觉到，中国唐代以来读《大唐西域记》者众矣，但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完全读懂的恐怕是绝无仅有。好多人大概就学习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了。

同时，我们又想到，《大唐西域记》虽然已有英译本，但都是程度不同地有错误的。研究印度史、中亚史，《大唐西域记》是不可缺少无法代替的瑰宝。而英文又是在印度以及世界各地最流行的语言。从已有的英译本的水平来看，实有再译之必要。此意我曾向印度著名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巴教授表示，得到她热烈的赞成。我也曾对一些西方的学者谈过，他们也一致表示赞同。我们已准备请人将此书再次译为英文，而根据的本子，就只能是我们的今译本。我们的想法是，让精校本、注释本、今译本和英译本这四种本子构成一个整体，互相补充、互相关照。读者使用时也请注意到这一点。

现在今译本已经完成，它将带着自己的优点与缺点，与读者见面了。我们已经尽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草率从事；但决不敢说，一点误译的地方或理解不同之处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恳请读者指出错误与不足，以便将来改进。我们今译是靠集体，将来改进时仍将要靠集体，而且是更大的集体。

1982年9月29日

《中外文学书目答问》序

列宁有两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共青团的任务》）什么叫“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呢？顾名思义，内容一定是非常广泛的，生产斗争的知识、阶级斗争的知识等等一定都包括在里面。但我想文学作品在其中应该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作品能增长人的知识，开阔人的眼界，给人以美的享受，能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的性灵，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鉴赏水平。而没有这种修养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工作的。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一个人即使用上毕生的精力也决不会都读完的。因此就需要介绍。我们编的这一套《中外文学书目答问》就是为了给爱好文学的青年提供一些常识性的介绍，并做些阅读辅导。俗话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青年们一定能够根据这些简单的介绍选出自己所喜爱的文学作品，再进一步阅读全书。如果只停留在阅读这些简单的介绍上，那不是我们的想法，也不是我们的希望。

阅读文学作品是不是只限于文学青年呢？不，不是这样。我在这里不谈理论，只举两个现实的例子，因为现实的例证最有说服力。一个例证是北京一所搞工业的学院。院领导给学生开了一门有关唐诗宋词的课。原意只不过想给他们增加点中国文学的常识，结果却收到了完全为始料所不及的效果：青年学生学了这些诗词大为激动，大为兴奋，他们原来不十分知道我们伟大祖国竟有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现在他们觉得祖国更加可爱了，无形中却成了一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程。此外，在陶冶性灵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相信，这对他们以后搞纯技术的工作也会有很大帮助的。

另一个例证是一个钢琴家。他旅居国外，名震遐迩。外国的音乐批评家都说他的弹奏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优美深刻、从容大度的风格，是欧美钢琴家所没有的，使听者耳目为之一新。这种风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位钢琴家自己说，这得力于他的父亲，他年幼时，父亲每天让他背一首唐诗宋词之类的旧诗词。积之既久，心中烂熟的那几百首旧诗词对他心灵的陶冶，不觉形之于钢琴弹奏中，从而产生让人赞叹的效果。

这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阅读文学作品不应只限于文学青年，其他各科的青年，不管学的是工程、技术，是自然科学，是房屋建筑，无一不需要读点文学作品。一般人的看法，认为学习理工的青年可以不必分心去读什么文学作品，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走进一个家庭，走进一家旅馆，只要看一看他们房中的陈设，就可以知道，这家的主人和旅馆的主持人或建筑师有没有文化修养，文化修养是高还是低。至于园林的布置，建筑物的设计，更与这种修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用不着多说。有没有文化修养，文化修养之高与低，不但表现在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上，也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应对进退上，有与没有，是高是低，给人的印象迥乎不同。

总而言之，我的用意只是想说，青年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寄托，他们的任务一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由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进而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学习业务。除了自己专门的业务之外，一定要读一点中外文学作品，这同他们的终生事业有关，决不可以等闲视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今天我们广大青年的抱负，但是想达到这个目的，光靠政治觉悟还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1983年4月14日晨

《弭菊田画集》序

对于国画，我似乎还有一点欣赏能力，是好是坏，是美是丑，是精是粗，我似乎能够辨识；但实际上，我却是一个门外汉，我连一笔画都画不了，谈论国画，不是班门弄斧，就是野狐谈禅。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因此我对菊田的画，除了说“画得很好”之外，不再赞一词。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却有许多话要说。菊田是自学成家的一个典型，一个很好的典型。在“四人帮”时代，甚至在“四人帮”之外的某些时候，“个人奋斗”被批得“臭”不可闻。仅仅为了个人名利而奋斗，我们当然不能提倡。如果为的不是个人，或者不仅仅为个人而努力奋斗，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们常常说，人是应该有一点精神的，这一点精神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努力奋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就是：拼搏精神。

在菊田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种奋斗拼搏的精神。按照他的家庭环境，在旧社会，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商店的老板，或者政府机关一个小公务员，如果再向下滑一步，他可能成为一个靠吃祖宗遗产过活的浪荡公子。这样的人物，我们亲眼看到的难道还不够多吗？

然而菊田却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了书法，学了国画，学了治印，学了刻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在旧社会不必说它了，到了新社会，他就靠这艺术上的成就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光。

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全国形势确确实实是一片大好。但也还是有困难，而且有极大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要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在全民中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特别是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成才，努力成家的精神。从这方面来看，我们要向菊田学习的不仅仅是他那高超的国画艺术，而更重要的是他那锲而不舍努力奋斗的精神。

给一个画册写序，本来是应该谈画的，因为我不太懂画，只好说些别的话。但我并不认为我这是离题万里。我把艺术同努力奋斗结合起来，顺理成章。我还可以说，一切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无一不应该同努力奋斗联系起来。这一点精神，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再把话缩回来，缩到菊田的画集上，我只能说两句话：我们要学习菊田的画，但我们更要学习他的自学成才、努力奋斗的精神。

1983年6月14日

《启明星》序

吴继路同志写信给我，要我给《启明星》写一篇序。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推掉。但是看到附来的《启明星》的目录，按年龄顺序排列，我的名字赫然站在首位。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我只好屈服了。不屈服又怎么能行呢？我拿起笔来。

我拿起笔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有人给我机会让我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简直觉得是莫大的幸福。我也是有过少年时代的；但是，到了今天，再回忆起那个时代来，云烟渺茫，真是恍如隔世了。

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少年特别幸福，特别可爱。有时候，反而有些愤愤不平之意，很想赶快长大成人，好同大人分庭抗礼。以后进入青年、中年。辛稼轩词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他这里说的“少年”，据我理解，实际上是指青年，甚至是中年的一部分。我在青年时期，愁滋味识得颇为充分。但我不赋新词，因而也不爱上层楼，只是觉得人生艰难而已。我对别的青年或中年，除了至亲好友之外，几乎是漠不关心的。然而时间只是流逝，一转瞬间，自己已经进入老境，再引辛稼轩的词：“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的心情完全不同。“文化大革命”中间，也确实识尽了愁滋味。但那只是暂时的现象。到了今天，尘霾已息，朗日重明，我没有什么愁可说，也用不着说“天凉好个秋”。只是对于少年儿童，感情却越来越深，深的程度可以说是同年龄成正比。这一点，在我青少年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大概是，自己一进入老年，想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我从不叹老，也不嗟贫，认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自然规律，用不着嗟叹。不过自己毕竟有了一把子年纪，迟早会向地球告别的。但是地球决不停止转动，人类也不会停止进步，光明就在前面，希望在于将来。二三十年以后，担负起伟大建设任务的不就是今天的少年吗？因此，年龄增加一岁，对青少年的感情就增加一分。这种心情，我不说，青少年是未必知道的。而且我这种心情，我相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决不会为我一人所垄断。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能有一个机会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认为是一种幸福，不是很自然的吗？

人人都有一个少年时代。本书的作者们当然不会例外。这些作者，很多我都是认识的。尽管年龄还有一定的差距，各个人的少年时代也不会完全相同。但是根据年龄计算一下，我们都在旧社会生活过一段时间。旧社会的那种情况，旧社会的“愁滋味”，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尝过而且“识得”。这种滋味，今天的少年，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今天的少年有福了。你们是在蜜水中成长起来的。这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是，你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发育正常而健康，没有受过挫折或打击。坏的是，你们社会经历太少，对好多事物，无从比较，难以鉴别。本书中所收的文章，有的记述了作者童年时代的一些经历。我相信，你们从中可以了解一些过去时代的情景，也许能间接识得一些旧时代的“愁滋味”。你们可以拿这些文章当作镜子，从中照见你们和我们的不同，过去和现在的不同。这会有利于扩大你们现在的远远超过我们当时水平的知识面，对社会认识更深刻，对生活体会更全面。当然，这些优美的散文也会给你们一些艺术享受。

你们听说过“代沟”这个名词吗？看样子，这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意思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我同你们从年龄上比起来，已经不是两代人，而可能是三代或者更多的代。我们之间有一条“沟”，这是很自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只有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之间难道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了吗？我认为，还是有的。我一生在教育界工作，天天同学生接触。我一向自认为是了解同学的。可是最近几年以来，我却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彼此互不了解，特别是我不了解学生。我常常以此为苦。但是我在这里想着重说一句：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互不了解。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是心心相通的，比如爱国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我同别的人一样，也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我常常剖析自己，剖析自己的优缺点何在。我认为有一点是值得提出来的，就是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我头脑里有时候也有一些畅想曲。我曾幻想，有朝一日，如果在祖国与个人生命之间非有所抉择不行的话，我究竟选择什么？我的回答简单而又坚决：祖国。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分子也是热爱祖国，决不变节的。这当然都是瞎想，不过也略能表达我的心情。在这方面，我同许多大学生是有共同感情的。一提到振兴中华，他们就立刻来了劲。这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

你们少年同学怎样呢？我没有同你们谈这个问题的机会，我不敢说。但是我坚决相信，你们也会同你们大学生哥哥姐姐是一样的。你们也热爱我们的祖国。这一点是环境决定的。中国过去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我们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之所以有强烈的爱国心，其根源就在这里。你们当然没有识得旧社会那种愁，但是你们从家长、老师那里，从父辈、祖父辈那里，也会了解到，感觉到这一点的，所谓潜移默化、耳濡目染者就是。你们从这一集子中的某一些文章中也能领会到这一点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会感到无限的欣慰。我在本文开始时，写出的那一句话，“有人给我机会让我对少年同学们说几句话，我简直觉得是莫大的幸福”，就不至于落空。

今天我们的祖国，在克服了灾难之后，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幸福，前途越来越光明。这一点，我们老年人感到了，你们少年同学们也不会感不到。现在我想改一改辛稼轩的词：“而今尝尽喜滋味，欲罢不能。欲罢不能，频说喜事千万重。”

1983年7月31日

必须加强对东方文学的研究

——《东方文学简史》代序

“东方文学”的来历和含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不考虑，就觉得没有什么；如果仔细一想，就感到有研究的必要。一千多年来，我国总是把印度当作西方。唐代高僧玄奘从凉州出玉门关赴天竺，我们一直把这叫做“西天取经”，而现在印度则是东方的主要国家之一。梁漱溟曾经写过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中的西方也是指印度而言。鲁迅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对欧亚文学都有介绍，特别是对印度古代文学评价很高。他指出：“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敻，称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厥后有诗人如加黎陀萨（Kalidasa）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染抒情之篇。”但鲁迅也没有提出东方文学这个名称。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东方”这个名称，常常是在单纯的地理概念中加入了政治的内容，即指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被压迫民族。早在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论述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世界政治格局时，就指出：“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列宁多次使用的“东方民族”的概念，也是指被压迫的民族而言。解放以来，我们常常把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都称为东方。文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但我们使用的“东方文学”这个名称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亚洲和非洲文学的总称。例如，日本不属于第三世界，是西方国家集团，但其文学仍属于“东方文学”的范畴。由此可见，“东方文学”的含义既单纯，又广泛，它说明了东方文学本身构成的复杂性。

在西方国家中，东方文学是不大受重视的，因为他们奉行的是“欧洲中心主义”。这种错误观点对我们也有很大影响。在我国，已经把东方文学列入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这很好。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有些同志，甚至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同志，对东方文学的评价仍然不足。有个别同志，脑子里总看不起东方文学。西方国家奉行的欧洲中心主义，既表现在历史研究中，也表现在文学研究中。在他们看来，好像什么都是西方第一，东方则什么都不行。我们既不同意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不同意什么都是中国第一的说法。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实，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印度过去没有自己写的历史，是英国人写的。18、19世纪的英国人写印度历史时，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如对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原因的分析和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那时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故在一定程度上尚能重视历史事实。但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英国人写的印度历史则不同了，对印度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造谣、说谎，无所不用其极，把印度说得一无是处。在他们笔下，印度简直是一个极其野蛮而落后的国家，这完全是颠倒事实。

在西方作家中，有的对东方文学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如德国的歌德就是一个代表。歌德看了一本法译本的中国小说《风月好逑传》之后，准备据此写一部长诗。他说：他读了这部传奇后，感到“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在回答“这部中国传奇在中国算不算最好的作品”的问题时，指出：“绝对不是，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113页）对于歌德的意见，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因为他对一本在中国并不入流的小说，评价太高了。歌德对印度迦梨陀娑的名剧《沙恭达罗》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我们中国人讲的东方文学，不包括我们中国文学在内。但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因此，我们对东方文学作出总的评价时，一定要把中国文学的成就包括在内，否则就不可能对东方文学作出正确的评价。

在评价东方文学时，我们坚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观点，但是也不能说东方什么事都是世界第一。国家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有自己的创造和不足，都会对人类作出或大或小的贡献，也都要向别的国家和民族学习。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日本岛崎藤村的《破戒》等，从形式上说都不是中国或日本的古典文学的继续，而是向西方（包括俄国）文学学习而得来的。但这种学习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具有新的、伟大的创造。例如鲁迅的《野草》和屠格涅夫的《爱之路——散文诗集》都是散文诗，形式相近。但鲁迅的《野草》比之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不仅思想境界要高，而且艺术性也强多了。比如《散文诗集》中的《会见》、《我怜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等诗，最后都写到坟墓，好像没有任何出路。而鲁迅的《过客》中，老翁虽向过客指示前面是坟，而小女孩却向过客指出前面还有许许多多的野百合花和野蔷薇花。再如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从形式上看也受到欧洲文学，特别是英、法文学的影响，但又有杰出的创新。泰戈尔创造了一种比较新颖的体裁：把抒情诗与短篇小说结合起来。因此，他的短篇小说情节简短，篇幅不长，但容量很大，差不多都像诗那样优美动人，成为一种故事性不强而抒情气息很浓的散文诗似的新文体。他不是简单地学习欧洲文学，而是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这些都说明东方近现代文学确实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又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民族特点和伟大的创造。

欧洲文学也同样受到东方文学的巨大影响。伊索寓言，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安徒生、格林的童话等，其中有一些故事同印度的《五卷书》相似。究竟谁受谁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古希腊文学受印度文学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说伊索寓言影响了印度文学，其根据不足；而印度文学通过波斯、阿拉伯而影响古希腊文学，则有路线可循。不仅东方的文学对欧洲有影响，东方的哲学对欧洲也有影响。

从东方本身来看，各国的文学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古时期，东方形成三个文化圈：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二是以印度为中心的文化圈；三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文化圈。这几个文化圈之间，也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

总之，在评价东西方文学时，都要实事求是，既不能说东方什么都是第一，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容忍欧洲中心主义对东方文学的歪曲。

在我国，东方文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体系，是在解放后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要搞好国别文学的研究比较好办一点；搞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则范围太大了，不容易搞好。但只要有决心，还是可以做出成绩的。为发展我国东方文学研究事业而贡献我们的一生，这是值得的，也是光荣的。如何才能搞好东方文学？我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希望有志于从事东方文学工作的同志，在广泛了解和掌握东方各国文学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学，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平均使用力量，什么国家都搞一点，都不深入。只有在比较宽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重点搞好一个国家文学的研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要加强对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们有的同志研究水平老提不高，我看关键在于文艺理论水平不高。因此，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和文艺理论的学习，十分重要。我指的文艺理论有四个部分：（一）要加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这是第一重要的工作。（二）学习西方的文艺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西方已总结了一整套的文艺理论。要好好学习莱辛、歌德、席勒、菲尔丁、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大作家关于文学的论述，也要看一看卢卡契的文章。他们的意见我们不一定都接受，但多看看，很有好处。朱光潜先生编写的《西方美学史》是一部很好的著作，我们大家都要好好读一读。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学的是西洋文学系，许多课程差不多都忘了，但听朱先生讲的西方美学史，至今没有忘记。（三）要学习中国的文艺理论。中国的文艺理论十分丰富，在世界文论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关于中国的文艺理论，可以读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1908），也是一部值得参考的美学著作。但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大容易说清楚。如常用的“神韵”等词，就不大好理解。如有的著作中对孟浩然诗作的评价是：“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对韦应物的评价是：“风格婉丽，立调流美。”对骆宾王的评价是：“格高韵美，词华朗耀。”对张九龄的评价是：“缠绵超旷，各有独至。”“情致深婉，蕴藉自然。”这些古典用语，其意究竟何在？谁都难以说清楚。要译成现代的语文，用今天的用语加以解释，就难了。如果要译成外文，则更难了。这是需要我们研究工作者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四）要学习东方国家的文艺理论。有的东方国家的文艺理论，如印度的古代文艺，虽然十分丰富，也存在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同样需要用今天的用语去解释。

第三，要注意提高汉文的修养。有的同志写文章，别字连篇，病句很多。我劝青年同志们买本字典放在案头，随时查一查。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也经常查字典，并不以此为丑。因为汉字太复杂了，要完全驾驭它，真不容易。

第四，希望研究东方文学时，要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来。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找出它的规律性。研究东方文学，也是如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可循。东方文学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要掌握其规律还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如果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高一些，文艺理论修养深厚一些，只要我们肯钻研，勇于探索，是可以找出东方文学的共同规律的。只有找出它的规律，东方文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具有独立体系的新的学科。

1982年7、8月间，教育部在承德举办了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教师讲习班，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陶德臻等十位讲课的同志，把他们的讲稿重新整理，编成一本《东方文学简史》出版。我应他们之约，把在那次讲习班上所作的一次讲话，略加整理，作为代序，以表示我对东方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支持。

1983年夏于北京

《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序

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同志们出一本论文集，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前言。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个任务。

集子里的文章我一篇也没有看，我这个前言只能说一些空话；但我确实希望，我的空话还能有一点实质性的内容，不至于流为废话。这一点有实质性内容的空话是我对青年们说过多少次的。这一次又能有机会对北大的研究生说一说，所以我感到愉快。

中国有两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些话都是总结了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也包括学术研究的历史在内而得出来的结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发展，才能进步，才有光辉灿烂的前途。如果像九斤老太说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那么我们人类再过一些年就会退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再退恐怕就要退到猿猴阶段。这是完全不能够想象的。

但是，是不是年轻的一代，新的一代，只要有年轻这一个条件作为靠山，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大睡其觉，一点努力也不需要，只要守株待兔就能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当然不是。需要的正是它的反面。青年人一定要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攀登高峰，才能达到出蓝的境界。这里面，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一切懒惰的念头，一切取巧的办法，都要彻底丢掉。

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有了不知多少代师生衣钵相传的关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都有自己的贡献，每一代人都是踏在前一代人的肩头上向上攀登的，今天我们学术研究的光辉成就就是这一代代人接力赛似的创造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向外国的借鉴。

今后怎样呢？今后也决不会另外换一个样子。今天的青年人，今天的研究生，要从老师手里接过学术研究的火把，把它点得更亮，让它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芒。要知道，将来还会有比你们更年轻的人出来接你们手中的火把，如此绵延不断，直至永恒。

我同你们年龄悬殊，任务也不尽相同，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要共同努力，奋发图强。前进吧，年轻人！

1983年9月21日

《中外关系史译丛》前言

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同行们来说，《中外关系史译丛》的创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那自然难免。”这话完全符合事实。但同时，我们还要说，中国也影响了别的国家。中国自有历史以来，自从立足于世界国家之林以来，就处在这种相互影响之中。所谓中外关系史就是要研究这种交光互影的情况。

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中华民族是最喜爱历史的民族。我们一部《二十四史》，还有其他的许多史书，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中国史籍中不但有关于中国本国的记载，而且有大量关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记述。到了今天，这些记述就成了研究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史的瑰宝。

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具有明显的有利条件。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国外一些国家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同中国关系的论述。在这一方面，外国学者又明显地有其有利条件。

当然外国学者也可以掌握中国资料，中国学者也可以掌握外国资料。这是一种好现象，值得大加提倡的，谁也别想、也不可能垄断资料。我上面说到有利条件只不过是说，在使用资料方面，外国和中国各有方便之处而已。对各国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协作。我们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一不画地为牢，二不各自为政，而是沟通有无，互相补充，即使是一个第三国家的学者研究中国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史，也多半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也能做出令人羡慕的成绩。

我们的《中外关系史译丛》目的就是使对外国语言不太熟悉的中国学者能及时了解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这会大大地促进中外学者的交流与协作，大大地提高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水平。在过去，中国一些知名的学者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比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姚楠、朱杰勤诸先生，他们的成绩彰彰在人耳目。但是在过去，他们多半是“单干户”，也不可能不是“单干户”。到了今天，盛世升平，乾坤朗朗，组织起来，共同协作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中外关系史译丛》的创刊就是共同协作的一个步骤。随着它的出版，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工作将会大大加强，更光辉灿烂的成绩将会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信念。

1983年10月9日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小引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到现在已有半年多了。在这期间，学会秘书处的同志们始终在紧张地工作着：联系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经费领用办法、制定经费分配方案、与有关单位磋商资料中心设置地点、关于一些分会成立问题、学术讨论会的召开问题等等。工作量极大，工作头绪颇繁。

可是对广大会员来说，好像学会没有怎么动。这当然不能怪会员同志们，主要原因是互通情况不够。因此，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我们决定尽早出版这个研究通讯，以便让全体会员同志们了解秘书处的工作情况，并且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我们特别着重通报研究情况，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达到互相启发，共同前进的目的。

同时，我们也还要尽可能地报导国外的一些研究情况，使会员能够知己知彼。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敦煌吐鲁番学早已成为一门国际上共同注意的学科。因此，国外的研究动态我们也决不能漠然置之。中国古代有两句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两句话对国内适用，对国际上也同样适用。这样做不但可以共同促进这门学科的研究，同时也可以达到以文会友，加强团结，促进友谊的目的。

我诚恳地希望我们的会员同志以及非会员同志，还有国外的同行们，根据编印《研究通讯》的几点意见，踊跃写文章，共同努力，团结协作，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办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共同促进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

1984年3月6日

《东方世界》发刊词

前不久，我听到一位从一个欧洲国家访问归来的同志谈到，那个国家有一些朋友不知鲁迅为何许人。我始而吃惊，继而深思：难道我们只责怪这些外国朋友吗？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没有跟得上，责任在我们身上。

我们对外国，特别是东方国家的了解又怎样呢？仔细追究起来，我们也难免要闹欧洲那个国家的一些朋友的笑话。

为了避免这样的笑话，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加强对外国的了解。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东方国家，因为在所有的外国中，东方国家是最受忽视的领域。一直到现在，东方国家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一些同志在有意无意之间还流露出对东方研究的轻视。我不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算是研究东方国家的人，因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不是这样的。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教育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有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任务。如果不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情况，所有上面这些任务都是难以完成的。

我们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特别感到关切。尽管我们自己知道力量微薄，但是我们也同样感到责任重大。现在我们国家研究东方国家问题的机构日益多起来了。这对于我们来说有如空谷足音，感到由衷的高兴。在高兴的同时，我们都热切期望能够做一点工作，帮助国人了解东方国家的情况。因此，我们创办了这样一个《东方世界》。竭尽我们的绵薄，介绍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人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的目的很简单：让中国人民知道这些国家的“鲁迅”是什么人，知道这些国家的一般情况，借此以加强中国同东方国家的相互了解，增进我们彼此的友谊。我们相信，这对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有帮助的，这对于我国的四化建设是会有帮助的。

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热切，我们的水平毕竟有限，我们希望全国的同行们和读者们监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1984年7月18日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序

《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再加上另外一个优秀品质：善于发明创造，这两种品质合起来，就创造出来了长达五六千年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独放异彩的光辉灿烂的文化。

学习他人之长，包括一切方面。专就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而论，同样有向别的国家学习的任务。当然，在这里，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发明创造仍然居第一位。学习他人之长与发明创造，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蒙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楠、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学习语言的才能，决不能精通所有的语言。因此就有必要看别人的翻译。我常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流露出鄙薄翻译之意，我深以为异。如果没有翻译，古代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如果没有翻译，欧洲文化能传到中国来吗？

时至今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多，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之广度与深度日益加强，我们不可能广泛阅读所有原著，我们更有必要参看别人的翻译。这一点，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来说，更是迫在眉睫。这种学问是最近七八十年以来新兴起来的。在过去，由于有广泛的国际协作，才能取得如此令人兴奋的成绩。今后这种协作只能加强，而万万不能削弱，特别是日本学者和法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更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必须继承老一辈学者那种勤于翻译的传统，更进而发扬光大之，否则要想开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新局面是决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决定出一套研究译丛。请一些专门或者主要从事翻译介绍的同志们参加翻译。我们也希望，其他同行们在著作之余，也能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国外论著加以移译，以飨国内学人；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一天比一天更多，研究水平一天比一天更提高。

1984年8月1日

《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献考释》序

刘俊文同志经过了四五年的努力，最近写成了《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献考释》，征序于我。我不懂法律，对于唐代的法律文书更是一窍不通。我本来不敢承担写序的重任，但是我翻看了手稿，我们这位青年学者的治学精神，跃然纸上。我可以想象到，四五年来他搜集资料，推断年代，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那谨严的学风和朴实的文风，都流露于字里行间，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不敢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推掉不写。

法律的重要性，尽人皆知。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具体表现。研究历史而不知法律，有许多问题则将得不到解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唐代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朝代。现在研究唐史在国内外已经蔚成风气。鸿篇佳制，灿若列星。对唐律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杨廷福等同志都有专门著作。唐长孺、王永兴等同志在许多文章中涉及唐律。刘俊文同志个人不久前出版的《唐律疏义》也以其谨严的学风，细致的探讨，独有建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教授对此书给予极高的评价。

对于这些专门问题，恕我藏拙不再讲下去吧。

我想在这里着重谈一下我在上面提到的文风问题。我最近读到王元化同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他在《跋》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共鸣。他说：

我曾经说，我们时或可以看到，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新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剽用之后反对其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这种学风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写《资本论》那样，对古往今来提出任何一种新见解的理论家，都在正文或注脚中一丝不苟地予以注明。我们必须培养这种学术道德风尚。

王元化同志在这里提到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无论是在文艺创作范围内还是在科学研究范围内都时而遇到剽窃的情况。剽窃的问题中外都有。我们虽不能说“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且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按理说，这种现象应该绝迹，至少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王元化同志之所以不惜大声疾呼，其原因恐怕也在这里。我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同意的。

唐代刘知几对研究历史提出了才、学、识三个标准，清代章学诚又加了一个史德。他说：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内篇·史德》）

意思就是说历史著作必须力求表达客观的真实性，不能夹杂个人偏见。章学诚在这里讲心术，同王元化同志所讲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其间确有相通之处，这是显而易见的。

章学诚在另外一些地方还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话。《又与朱少白》的信中说：

盖好名之习，渐为门户，而争胜之心，流为忮险。

《与邵二云论学》中说：

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

这些情况，同我们今天要反对的恶劣学风几乎完全一样。我觉得，研究历史，必讲求“心术”。我看，研究其他学问，也要讲求心术，决不能弄虚作假，决不能哗众取宠，决不能粗制滥造，决不剽窃他人，这属于学术道德的范畴，与章学诚所讲的“心术”有密切关联。

我为什么在谈到刘俊文同志的著作时竟然谈到什么“史德”，什么“心术”呢？我觉得，刘俊文同志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文风和学风是有道德的，心术是正的。引用别人的著作他一一交代清楚，对自己使用的材料处理非常谨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文风和学风是端正的，他们是有道德的，“心术”是正的。但是，正如我上面说到的那样，也确有少数“学者”道德不高，心术不正。我们应该反对这样的文风和学风，而提倡刘俊文同志和其他绝大多数同志所遵循的文风和学风。这就是我的希望。这就是我写这一篇短序的用意之所在。是为序。

1984年8月31日

《人贩子》中译本序言

1978年以来，我们介绍东方国家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受到全国外国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但是，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介绍得不很平衡，有的国家介绍得多，有的国家介绍得少。这很容易给读者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以为介绍作品少的国家，优秀的值得向我国介绍的作品不多。事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我国研究东方文学的人才按国别来说，不够平衡。其中有一些国家，至今还基本上是一个空白点，你能说这些国家根本没有文学吗？

我们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就属于介绍得少的国家。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同今天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区有过频繁的文化、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等方面的交流关系。这种交流对双方都起了有益的作用，它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为今天我们两国根深蒂固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从文学交流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介绍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我们中国人民，其中包括外国文学的研究者，渴望了解巴基斯坦的文学，可是能读的书却少得可怜，介绍的作家也同样少得可怜。除了伊克巴尔和新近去世的费兹两位大诗人之外，我们熟悉的巴基斯坦作家就不多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

最近，北京大学东语系和其他单位共八位研究巴基斯坦乌尔都文学的同志群策群力，编译这一本短篇小说集《人贩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说句夸大的话，这本书真成了大旱中的云霓。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

这本书一共翻译了巴基斯坦21位乌尔都文作家的短篇小说41篇。仅仅根据《前言》就可以看出介绍的内容是多么丰富，介绍的范围又是多么广阔。这些作品好像越过了千山万水，把我们的心从赤县神州，带往清真之国。我们仿佛置身于巴基斯坦人民中间，不但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民，而且是现代史上的巴基斯坦人民。我们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忧愁而忧愁，为他们的热爱而热爱，为他们的憎恨而憎恨。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反动统治者的剥削，我们仿佛都亲身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正义的伸张，我们也仿佛体会到了。我们真是同巴基斯坦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心挨得更近了，我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了。空间的距离不但不能阻隔我们，而且正相反，它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原来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虽有深厚的感情，但这感情有时总感到有点渺茫，不够具体。现在有此一册在手，捧读之余，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一下子具体起来了，具体到能看得见，摸得着。巴基斯坦人民的声音，我们能听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笑颜，我们能看到。这一本书从小处看，弥补了我们介绍外国文学工作中的缺憾；从大处看，它一下子变成了一支神杖，缩短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如处一室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应该诚挚地感谢本书的译者们，难道还有什么人会反对吗？是为序。

1984年11月26日黎明时分

《中国纪行》中译本序

张至善、张铁伟等同志翻译的阿里·阿克巴尔著《中国纪行》，我认为，是一部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它完全能够同《马可波罗游记》媲美，先后辉映，照亮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

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穆斯林的作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著名的《伊本·巴图泰游记》、《贝鲁尼游记》等书获得东西各国学者的高度赞扬，是众所周知的。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写成于1516年，正当中国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过去不大为人所知。在欧洲，从19世纪起，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中国，第一次介绍此书者是张至善同志的父亲张亮尘老先生，但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

《中国纪行》原文是波斯文，作者是哪一国人，似乎还没有结论。至于作者是否真正来过中国，学者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我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此书本身。不管作者记载的是元代中国情况或明代中国情况，基本上都翔实可靠，栩栩如生。个别章节有一些荒唐的记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不足深责。此书记载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地理、军队、宗教、仓库、皇帝宫廷、监狱、节日、教坊妓女、医疗、立法、学校、外国使臣和侨民、农业、货币、法律、剧场等等，简直是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我们中国史书之多，水平之高，誉满全球。可是如果我们真想了解过去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和烦琐细节，仍然感到缺少资料，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书，特别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按照心理学的规律，他能看到我们习而不察的一些东西。把这样的观察记载下来，传之后世，这样的书不但能帮助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了解中国，也能帮助中国人民了解自己的过去。从这个观点上来看，这些书，其中当然也包括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之价值，概可想见了。

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谈一谈本书的价值。我们一向被称作伟大的民族。但是到了近代和现代，外国人怎样来认识我们呢？我们自己又是怎样来认识自己呢？外国人认识我们，我们自己认识自己，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如果划一条界限的话，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就是一条天然的界限。在这之前，在17、18世纪，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是有天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当时他们向往的是中国，学习的是中国。但是殖民主义者一旦侵入中国，中国许多弱点暴露出来了。首先是中国力量不强。在信奉优胜劣败的欧洲人眼中，中国不行了，中国人不吃香了，中国成了有色人种，成了劣等民族。久而久之，他们忘记了曾经有一段崇拜中国文化的历史。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忘记了过去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志者要奋发图强，爱国雪耻。庸俗者则产生了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另一条界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感觉到真正是站起来了，腰板挺直了。绝大多数外国朋友对中国也另眼相看了。但是一百多年的习惯势力，余威未退。有贾桂思想者也不乏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四人帮”一伙。他们义形于色，振振有词，天天批什么洋奴哲学，实际上在他们灵魂深处，他们自己最有洋奴相，见了洋人，屁滚尿流，奉若神明。

到了今天，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必须教会青年人怎样正确认识外国，怎样正确认识自己。我们决不盲目排外，我们承认外国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但是我们也决不盲目拜倒在外国人脚下，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用什么办法来进行这种教育呢？方法当然很多，读过去历史上外国人的中国纪行，也是方法之一，而且我认为是有效的方法。现在回到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我认为其中就有很多有用的资料。我现在按原书的次序先在下面列举几条，然后再加以分析。

在第三章里，作者谈到中国招待外国人时写道：

我们在中国内部旅行一百天，每天都热热闹闹，所有的必需品都能得到。

在第四章里，作者写道：

在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谁也不会表现出那样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来。毫无疑问，如果穆斯林们能这样恪守他们的教规——虽然这两件事无共同之处——他们无疑地都能按真主的良愿成为圣人。

在第六章里，作者写道：

整个中国人，从平民到贵族都培养得懂礼节。在表示尊敬、荣誉和沿守礼节方面，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中国人非常守纪律，无人可以相比。

在同一章里，我们读到：

谁也不敢违反法律，向真主保证，这里没有夸张，都是事实……他们的法律和规章十分完善严明。

第九章记载各地的物产：麝香、金银酒器、瓷器，又记载了北京（汗八里）挖掘的人工湖（可能是指的中南海和北海），书中讲到中国烧黑石头（煤），讲到贵州的药材，福建的麻、丝绸、彩缎，特别细致地描述了南昌的瓷器，和阗的玉石。

第十一章讲中国奇妙的手艺，其中有胸外科手术。作者写道：

我相信，如果谁在中国游历一个世纪，他每天都能看到从未见过的奇迹。

第十五章讲到来中国的外国使臣和商人，他们用狮子换东西，每一头狮子可以换回30箱财物。其中有衣料、缎子、布匹、鞋袜、马蹬子、铁马鞍、剪刀、针。

第十七章讲连绵不断的农田。在山坡、沙漠和砂石地区运土造田。我们有两三个月都在树荫下行走。

第十九章讲中国的纸钞、铜钱、金、银作为货币。在这里又讲到在汗八里已使用煤。

第二十章又强调说：“中国人非常守法。”

第二十一章讲中国的画院。作者写道：

在中国有三件东西只有天堂才能找到，与其比美。那就是蜜枣又大又甜。还有两种花，一是罂粟花，二是莲花。

归纳起来，作者在当时中国看到的人民奉公守法，秩序井井有条，物产极大丰富，手艺十分高超。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能看到很多我们习而不察的东西。上面这些材料都完全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情况，是完全可靠的。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在明朝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什么样子，达到什么程度。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发展的高峰。然而我们的人民已经有了这样的水平，今天我们，特别是中国的青年们，不应该感到自豪与光荣吗？难道我们一向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污蔑我们的那个样子吗？阿里·阿克巴尔这一部书的真正价值是在学术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它的任务。但是，从我在书中择出的那些例子来看，这一部书的价值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术领域了吗？

因此，对于这一部书的出版，我从上面的两个方面要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在开头时说的，这是一部“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我相信，这部书一出版，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和老百姓的欢迎。他们都会同我一样，感谢张至善、张铁伟等同志。是为序。

1985年6月1日在儿童节的欢乐声中

《季羡林散文集》自序

我从小好舞笔弄墨，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敢妄想成为什么文学家，可是积习难除，一遇机缘，就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积之既久，数量已相当可观。我曾经出过三本集子：《朗润集》、《天竺心影》、《季羡林选集》（香港），也没能把我所写的这一方面的文章全部收进去。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建议我把所有这方面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子。我对于这一件事不能说一点热情都没有，这样说是虚伪的；但是我的热情也不太高：有人建议收集，就收集吧。这就是这一部集子产生的来源。

集子里的东西全都属于散文一类。我对于这一种文体确实有所偏爱。我在《朗润集·自序》里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仍然保留原来的意见。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散文国家，历史长，人才多，数量大，成就高，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中国的语言有关。中国汉语有其特别优越之处。表现手段最简短，而包含的内容最丰富。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是，使用的劳动量最小，而传递的信息量最大。此外，在声调方面，在遣词造句方面，也有一些特点，最宜于抒情、叙事。有时候可能有点朦胧，但是朦胧也自有朦胧之美。“诗无达诂”，写抒情的东西，说得太透，反而会产生浅显之感。

我为什么只写散文呢？我有点说不清楚。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叫做“诗人”。我当时恐怕也写过诗，但是写得并不多，当然也不好。为什么竟成为“诗人”了呢？给我起这个绰号的那一些小伙伴几乎都已作古，现在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个隐而不彰的信息：我一向喜欢抒情的文字。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的时候，真正打动了我的心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一类的文字，简直是百读不厌，至今还都能背诵。我还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散文应该以抒情为主，叙事也必须含有抒情的成分。至于议论文，当然也不可缺，却非散文正宗了。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所谓“身边琐事”这个问题。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在解放前，反对写身边琐事的口号是一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我觉得，当时这样提是完全正确的。在激烈的斗争中，一切涣散军心、瓦解士气的文章都是不能允许的。那时候确实有一些人想利用写身边琐事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消灭人们的斗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写身边琐事是无可非议的、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并不认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义正词严、疾言厉色地来反对写身边琐事。到了今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对身边琐事应该加以细致分析了。在“四人帮”肆虐时期，甚至在那个时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假、大、空的文学作品，凭空捏造，很少有事实依据，根据什么“三突出”的“学说”，一个劲地突出、突出，突得一塌糊涂。这样做，当然谈不到什么真实的感情。有的作品也曾流行一时。然而，曾几何时，有谁还愿意读这样的作品呢？大家都承认，文学艺术的精髓在于真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内容不真实，用多么多的篇幅，写多么大的事件，什么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宇宙大事，辞藻再华丽，气派再宏大，也无济于事，也是不能感人的。文学作品到了这个地步，简直是一出悲剧。我们千万不能再走这一条路了。

回头再看身边琐事。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的文章写的确实是一些身边琐事，决不是国家大事，无关大局。但是，作者的感情真挚、朴素，语言也不故意扭捏做作，因而能感动读者，甚至能让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读者在内心深处起着共鸣。这样写身边琐事的文章能不给以很高的评价吗？我上面列举的那许多篇古文，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呢？连近代人写的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些文章，比如鲁迅的抒情散文，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写的难道都是国家大事吗？我甚至想说，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所谓身边琐事，范围极广。从我上面举出的几篇古代名作来看，亲属之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亲属和朋友的生离死别，最容易使人们的感情激动。此外，人们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一些美好的、悲哀的、能拨动人们的心弦的事物，值得一写。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古今中外的散文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的感情最容易触动，我们不禁就会想到，我们自己对待亲属和朋友有一种什么感情，我们对一切善良的人、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一种什么态度。至于写景的文章，如果写的是祖国之景，自然会启发我们热爱祖国；如果写的是自然界的风光，也会启发我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陶冶我们的性灵，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平凡之中见真理，琐细之中见精神，这样的身边琐事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大大地去写吗？

今天，时代变了，我们的视野也应当随之而扩大，我们的感情不应当囿于像过去那样的小圈子里，我们应当写工厂，应当写农村，应当写革新，应当写进步。但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个人的感受，我们的灵魂往往从一些琐事触动起。国家大事当然也可以写，但是必须感情真挚。那一套假、大、空的东西，我们再也不能要了。

这就是我了解的身边琐事。收在这一个集子里面的文章写的几乎都是这样的身边琐事。我的文笔可能是拙劣的，我的技巧可能是低下的。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也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我决不敢说，这些都是好文章。我也决不说，这些都是垃圾。如果我真认为是垃圾的话，当然应当投入垃圾箱中，拿出来灾祸梨枣，岂非存心害人？那是虚伪的谦虚，也为我所不取。

我的意思无非是说，我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对别人也许还有一点好处。其中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在《〈朗润集〉自序》中已经谈到过了，那就是，我想把解放前后写的散文统统搜集在这一个集子里，让读者看到我在这一个巨大的分界线两旁所写的东西情调很不一样，从而默思不一样的原因而从中得到启发。可惜我这个美好的愿望格于编辑，未能实现。但是，我并没有死心，现在终于实现了。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可喜之处何在呢？就在于，它说明了，像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高级”的，还是其他级的，思想都必须改造，而且能够改造。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谈就是“极左”。但是我个人认为，思想改造还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呢？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不是空口白话。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会从这一本集子里体察出我的思想改造的痕迹。他们会看出我在《〈朗润集〉自序》里写的那一种情况：解放前看不到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也看不到个人的前途，写东西调子低沉，情绪幽凄。解放后则逐渐充满了乐观精神，写东西调子比较响。这种细微的思想感情方面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至少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其优越之处，确实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它能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甚至像南北极那样的变化。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觉得社会主义不行了，优越性看不出来了，这个了，那个了。我个人的例子就证明这些说法不对头。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现身说法吧！

细心的读者大概还可以从书中看到一种情况：解放前写的文章中很有一些不习见的词儿，这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在这一方面，我那时颇有一点初生犊子不怕虎的气概。然而在解放后写的文章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什么新词儿了。事实上，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小，经常翻查词典；往往是心中想出一个词儿，如果稍有怀疑，则以词典为据；词典中没有的，决不写进文章。简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意味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呢，还是一个坏现象？我说不清楚。我不敢赞成现在有一些人那种生造新词儿的办法，这些词儿看上去非常别扭。但是，在几千年汉语发展的历史上，如果一个新词儿也不敢造，那么汉语如何发展呢？如何进步呢？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如果每一个人都任意生造，语言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东西？语言岂不要大混乱吗？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眼前姑且把我解放前文章中那一些比较陌生的词儿一股脑儿都保留下来，让读者加以评判。

我在上面拉拉杂杂地写了一大篇，我把自己现在所想到的合盘托了出来。所有这一些想法，不管别人看上去会觉得多么离奇，甚至多么幼稚，但是，我自己却认为都是有道理的，否则我也不会写了出来。不过，我也决不强迫读者一定要认为是有道理的。

回顾五十多年的创作过程，看到自己笔下产生出来的这些所谓文章今天能够收集起来，心里不能不感到一点快慰。就算是雪泥鸿爪吧，这总是留下的一点痕迹。过去的50年，是世事多变的50年。我们的民族，还有我自己，都是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这种情况在集子中约略有所反映。现在我们的国家终于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自己也过了古稀之年。我还没有制定去见马克思的计划。今后，我积习难除，如果真有所感——我强调的是一个“真”字，我还将继续写下去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管目前还有多少困难，总的趋向是向上的、是走向繁荣富强的。我但愿能用自己这一支拙劣的笔鼓吹升平，与大家共同欣赏社会主义建设的钧天大乐。

1985年10月10日初稿于烟台

1985年11月7日抄毕于燕园

《汉文南亚史料学》序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中，中国同印度是仅有的两个文化传统迄今没有中断又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国家。

但是这两个国家却又有极大的不同。印度人民想象力异常地丰富，寓言、童话非凡地发达，却对历史兴趣不大。马克思说：印度几乎没有历史。而中国则正相反。西方有人说，在文明古国中只有两个国家有科学，其中之一是希腊。这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个则是中国，而中国的科学就是历史。

现在我们喜欢讲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课题，中印两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都努力在这方面探讨、研究。但是谈到历史资料，在印度几乎找不到什么，而在中国则比比皆是。印度朋友们都寄希望于中国，中国的同行们则感到责无旁贷，应该把搜集整理的责任担当起来。

过去已经有不少的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努力过了。像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先生、向达先生的许多文章，都做出了光辉的成绩，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但是系统地搜采、科学地整理，似乎还没有开始。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的耿引曾同志从几年前就开始了从大量的中国载籍中搜集整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经裒然成集，成绩斐然。耿引曾同志工作认真负责，细致深入，而且虚怀若谷，经常同我讨论一些问题，无间寒暑，锲而不舍，终于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为今后不管哪个国家的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提供了方便，弥补了多年以来就已经感到的一个缺憾。这是一件很值得祝贺的事情，我乐于写这样一篇短文，权当序言。

1985年10月26日

回顾与瞻望

——1985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序

1985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年会和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参加的共有一百多人，提出论文105篇。现在从中选取了2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借《中国史研究》和《敦煌学辑刊》的篇幅，出这样两个专刊。

中外学者们都承认，七八十年代以来敦煌吐鲁番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也不例外。在解放前的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很出色的工作。解放以后，特别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之后，重新走上了康庄大道，人人精神振奋，各方面都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气象，敦煌吐鲁番学也不落后。1983年在兰州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和今年的乌鲁木齐的年会上提出来的论文，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专就中国来说，都是空前的。这一个事实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的积极性和敦煌吐鲁番学作为一门显学的巨大力量。

目前，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陆续建立了专门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所、室或组，开设了有关这一方面的课程，青年学生对此表现出来极大的兴趣。许多出版社出版了研究专著或者国外论著的译文集，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报刊杂志上刊出了一些颇见工力的论文，探讨的深度和广度都比以前有所提高。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同国外的交流日益紧密。外国学者访问中国，中国学者访问外国已成为常见的现象。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日益革新，到处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气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后，已经全面地展开活动。在我们党政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会员们都干劲十足。语言文学分会、音乐分会、舞蹈分会已经成立，西藏分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他分会亦在酝酿中。北京和乌鲁木齐的资料中心、兰州的阅览室正在筹建中。学会同其他机构和学会的协作活动越来越多，比如资料中心就是同北京图书馆、新疆社会科学院和兰州大学协作建立的。此外，还同唐史学会和厦门大学等机构共同组织了座谈会。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欢迎。学会还斟酌情况资助了一些研究项目，对研究工作也有所推动。水平比较高的研究丛书已经出了几种。翻译丛书和资料丛书已经出版了三种。我们的活动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从上面的情况里我们可以看到，同各行各业一样，中国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们也正在腾飞，是在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的第一次真正的腾飞。最令人欣慰的是，中青年的学者，特别是青年的学者，脱颖而出者日益增加。这一批年青人信息灵通，思想开放，观察敏锐，进取心强。他们是我们未来希望寄托之所在。

但是，我们决不能就此满足。同一些国外的专家比起来，我们还在不少的方面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而且也很艰巨。首先我们要了解当今世界上资料收藏和研究的情况。最近个别同志从海外考察归来，谈了一些情况，我们才知道，我们（其他国家的学者也一样）对全世界收藏文献资料的情况，并不是了如指掌。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进一步调查研究。其次，我们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把全世界所有的文献资料搜集齐全，给我们将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一个坚牢的基础。

谈到研究工作，我个人认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都要加以注意。在微观方面，我希望能多出一些专门从事于一个问题或一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把所有的资料（我强调的是“所有的”资料）都搜集起来，认真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急于求成，而要锲而不舍地干它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样必有所成。但还要把眼光放远。在宏观方面，要从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的交流和汇流的高度来考察个人手边的小问题。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野扩大了，我们的心胸开阔了，成果必然迥乎不同。我们之所以再三强调把我国西藏的古藏文和梵文贝叶经的研究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其根由就在这里。

大家都承认，现在是“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切不可抱残守阙，故步自封，而应放眼四海，广通信息；还要尽量使用新的研究手段，比如电子计算机之类；尽量参考新的研究理论（当然要批判地参考）。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日新月异，才能真正为振兴中华，为建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都是异常艰巨的工作，但是我们有领导的支持，有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的事业一定能成功的，愿与同志们共勉之。

1985年11月14日凌晨

《季羡林序跋选》序

集子的名字是《季羡林序跋选》，但是我仍然要写上一篇序。这岂不是叠床架屋了吗？可能是的，可是序仍然要写。

我为什么这样刚愎自用呢？

原因恐怕要从很远的地方讲起。对于散文，我曾在几个地方都讲过，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长、成就最高的散文国家；散文在中国是最为人民喜爱的文学体裁。对于序跋，我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序跋也属于散文的范畴。翻开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伟大作家都写过一些序或跋。从汉代的司马迁开始，他写了《外戚世家序》、《太史公自序》等等文章。晋代的王羲之写了《兰亭集序》。唐代的王勃写了《滕王阁序》。李白写了《春夜宴桃李园序》。韩愈写了《送孟东野序》等等。柳宗元写了《愚溪诗序》。宋代李格非写了《书洛阳名园记后》。欧阳修写了《释秘演诗集序》、《梅圣俞诗集序》。所谓“书后”，实际上就是跋。宋代以后，还有大量的序跋。直到近代，此风不衰。梁《昭明文选》所选的各种文体中也有“序”这一项。这样的例子是举也举不完的。我之所以这样列举例证，无非是想说明，序跋这种体裁在中国是有悠久而又光辉的传统的。直到现在还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爱好，我自己也在其中。

但是，也并非没有例外。我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他读书不喜欢看序跋。这使我有点吃惊，我原以为是任何人都是喜欢读序跋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他读书总是先看一看序跋。鲁迅的作法是有代表性的。

我为什么喜欢读序跋呢？我觉得，序跋同日记一样，在这里，作者容易说点真话。在其他体裁的文章中，作者往往峨冠博带，在不知不觉中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装腔作势，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腻味，读不下去。当然，有人在日记中也不说真话，比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是众所周知不完全说真话的典型。他是拿日记当著作，准备有人来抄了出版的。他在里面大抄朝报之类的东西，梦想有朝一日得到御览，从而飞黄腾达。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过。不过，这究竟是极个别的例外，不是日记的正宗。序跋与日记也不完全相同，其能说一点真话则一也。我同许多人之所以喜欢读序跋，其原因就在这里。

就我自己而论，我不但喜欢读序跋一类的文字，而且也喜欢写。其原因同喜欢写作几乎完全一样。这就是，序跋这一种体裁没有什么严格的模子，写起来，你可以直抒胸臆，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如果把其他文章比作峨冠博带，那么序跋（当然也有日记）则如软巾野服。写起来如行云流水，不受遏制，欲行便行，欲止便止，圆融自如，一片天机。写这样的文章，简直是一种享受。

写到这里，我在篇首提出来的那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序上加序？便自然得到解答了。

但是，据我自己观察到的，序跋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有一些序跋，特别是名人的序，大概是受人请托，情不可却，也许还有一点什么“效益”之类的东西，于是乎，虽然那一本书实在并不怎么样，写序的人也只好不痛不痒地加以空洞的赞誉，虚伪之气溢于楮墨之表，扑人眉宇。谁读这样的序而不感到别扭，不感到腻味呢？

这样的序，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欣赏的。可是，我当时还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决不写这样的序，压根儿没有考虑到；因为写这样的序是名人的事，自己决非名人，离名人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存在决定意识，没有这个存在，也就决不会有这种意识。

可是世间的事是异常复杂而又多变的。不知怎样一来，居然有人找自己写序，而且自己也居然写了起来。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走的一条道路，在自己心灵深处十分厌恶走的一条道路，自己居然走上了。最近几年来，我颇写了一些这样的序。自己当时心灵的活动，现在已经不很清楚。最初似乎也想拒绝过。因为种种原因，出于种种考虑，拒绝没有发生效果。于是一步步沿着这一条路滑了下去。等到脑筋清醒，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自己滑得已经相当远了，想要打住，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我现在觉得，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人的一生也多半是奇妙的一生。你想走的路，有时无论如何也走不上。你不想走的路，不知不觉之中，不管有多少曲折，最终还是要走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的经验，不是很多人——如果不是每一个人的话，都有过吗？古今之人有的在迫不得已时只好相信命运，难道就一点根据都没有吗？

这话扯得太远了。我无非是想说，我从厌恶给人做序一直发展到做起来，而且还做了不少，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有点糊涂。我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严格说来，是不是就想忏悔而要悔过自新呢？决不是的，我一点那样的想法都没有。如果现在有人求我写序，我立刻就会答应的。

“你这不是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读者或许要这样问。我在这里必须解释几句。回想我写每一篇别人要我写的序时的心情，检查一下我为别人写的所有的序，有一点是可以告慰于自己的：我没有作违心之论。序中可能有一点废话；但是决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对于每一本要我写序的书，我也尽量避免使用溢美之词。总起来看，我对书的评价总算是实事求是的。因而，尽管我走上这一条路有点迷惑不解，但是我决无内疚之感。

“你现在把你的序跋拿出来出版给别人看，难道就是仅仅因为里面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吗？”读者或许又要这样问的。我曾再三考虑过出版不出版的问题。有几度，我曾打过退堂鼓，不想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出版。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拿出来出版。原因何在呢？仔细想来，原因是颇多的，而且也颇复杂。上面说到的那种情况，仅仅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最近几年来，我曾听到几个年轻人（其中也有我过去的学生）说，他们颇喜欢读我写的序跋文字。听了以后，我心里不禁漾起一点喜悦之意。我原来以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写东西的甘苦别人未必知道。现在居然有人知道了，我的喜悦不是很自然的吗？即使内心深处有点沾沾自喜的意思，难道还有人像过去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要我“斗私批修”吗？既然如此，我索性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公诸同好，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里讲的序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恐怕不但我自己不那么喜欢，别人也未必有嗜痂之癖专门喜欢那些东西。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即使是在这些文字中，我也总是说了些实话。这些实话，不管多么肤浅，毕竟是我的一得之愚，对人也未必没有好处，没有启发。用现在的说法，考虑到社会效益，也许还有点积极的东西，至少不会放毒。总之，我决心把我自己喜欢的文字，连同不那么喜欢的文字，集成这样一个集子，送到读者面前。个别词句有一些改动。古人形容出刊不应该出刊的书时常用“灾祸梨枣”这样一个词儿。我这个集子是不是灾祸梨枣呢？但愿不是这个样子。

集子的编选整理，都由李铮同志负责。附此致谢。

1985年11月26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