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20世纪早期，中国爆发了一场文学革命，就是所谓“五四运动”，举凡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无不蒙受其影响，而文学为尤甚，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文言改白话，这是几千年文学史上一大剧变。新旧两派争论极为激烈，最后是白话统一了文坛，没有人再怀疑白话的能力了。
到了今天，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内，评论五四运动的文章，多如过江之鲫，至今未绝。但是，从各种不同的文体上评断其优劣成败者，愧我庸陋，尚未见到。我不是文学史家，对古代文学史和近现代文学史知之甚少。但是，常言道：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我连半瓶也没有，却偏想晃荡一下。常言又道：抛砖引玉。我的意见连砖头都够不上，抛出去，用意不过是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而已。
大家都知道，五四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结果是西方文化胜利了。专就文学而论，德国大诗人歌德晚年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想法。他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事实是，随着西化在全世界的推进，欧美文学也一步一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创作。中国加入文学西化的行列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比印度晚得多。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是从五四开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为代表。文学的世界化或者干脆说就是西化，其含义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形式上，西方的文学创作形式，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几乎统一了全球，而其思想内涵和感情色彩，则仍然是民族的。这是轻易化不了的。
从小说来看，鲁迅以后的短篇小说，在形式上，同欧美的毫无差异。唐代的传奇一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等等的影响一点也没有了。茅盾和巴金以后的长篇小说，情况也一样，《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的痕迹一点也不见了。从戏剧来看，曹禺的名剧在形式上同易卜生有什么区别呢？在其中还能看到关汉卿的影子吗？
诗歌的情况有所不同。西方诗歌，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诗歌一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很难说，西方的诗歌在形式上统一了世界。中国古代诗歌，形式虽然也比较多，但数目究竟有限。五四改写白话诗以后，形式如脱缰的野马，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形式，每一首诗形式都可以不同。有的诗有韵律，有的诗则什么都没有，诗与非诗的界限难以划分。我不是诗人，本来对新诗不应当乱发表意见。但是，我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旧诗能背上一两百篇。我虽然不会摇头晃脑而曼声吟咏之，读来也觉得神清气爽，心潮震荡。但新诗我却一首都没背过，而且是越读越乏味。到了今天，看到新诗，我就望望然而去之。我以一个谈禅的野狐的身份，感觉到，新诗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形式。既然叫诗，必有诗的形式。虽然目前的新诗在形式方面有无限的自由性，但是诗歌是带着枷锁的舞蹈，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除掉枷锁，仅凭一点诗意——有时连诗意都没有——怎么能称之为诗呢？汉文是富于含蓄性和模糊性的语言，最适宜于诗歌创作，到了新诗，这些优点都不见了。总之，我认为，五四以后，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是最不成功的。
谈到散文，则情况完全相反。散文也没有固定的形式，所以，很难说，中国现代散文在形式上受了西方什么影响。在情调方面，在韵味方面，中国散文受点西方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中国白话散文凭借的是丰厚的几千年的优异传统。恐怕20世纪的散文家都或多或少地读过古文，受到古代散文的熏陶。在谋篇布局，造词遣句方面，不会不受到古代散文的影响。古代优秀的散文名篇没有哪一篇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这一点也会影响当今的散文作家。总之，20世纪的中国散文，上承几千年的遗绪，含英咀华，吸萃扬芬，吞吐百家，熔铸古今，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成功的文体。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是以专出散文作品蜚声于中国文坛的。现在又推出谢冕教授主编的、范希文先生襄助遴选的《百年百篇文学经典散文卷》，可谓锦上添花。谢冕教授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自己又是诗人，以这双重身份推出的散文精选，必有极其精到之处，可预卜也。我相信，这样一本书会对本来是中国文学创作强项的散文创作，起激浊扬清的作用，使我们的散文创作更上一层楼，在世界文坛上发出新的更耀眼的光芒。
2000年10月14日
《董秋芳译文选》序
恩师董秋芳（冬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颇有些年头了。我自己到了今天已届耄耋之年，然而年岁越老，对先生的怀念也就越浓烈。这情景，对别人来说，也许有点难解。但对我自己来说，用不着苦心参悟，就是一目了然的。
在我初入世的时候，我们俩走的道路几乎完全一样。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因为写了文章，翻译了书，于是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是作家就能教国文，于是他就来到了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当国文教员，我就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这之前的一年，日寇占领济南，是我当亡国奴的一年。再前则是山大附设高中的学生。学的是古文，写的是文言文，老师王崑玉先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28年是我在无意识中飞跃的一年，从《古文观止》、《书经》和《诗经》飞跃到鲁迅和普罗文学，在新文学岸边上迎接我的正是董秋芳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白话作文竟受到了秋芳先生的激赏，说我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赞赏，这本是不虞之誉，我却感到喜悦和兴奋。这样就埋下了我终身写作的种子。除了在德国十年写得很少，“十年浩劫”根本没写之外，我一直写作未辍。我认为，作家是一个高贵的称呼，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区区如不佞者焉能当此称号！我一直不敢以作家自居。然而，写作毕竟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有真实感触，则必写为文章，不仅是自己怡悦，也持赠别人。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董先生，我称他为“恩师”，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现在来谈冬芬先生的翻译。就目前中国翻译界来看，翻译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所有世界各国的文学大师的全集都已有了汉文全译本。对外国当前文艺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据我个人的看法，眼前中国翻译界的问题不在量，而在质。努力提高翻译水平，改变求大求全而译文则极不理想的情况，是当务之急。然而在七八十年前鲁迅、董秋芳的时代，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译本不多，而且往往只限于几个大国。鲁迅先生完全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发现了中国固有文化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的民族性好像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号召，让人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有偏激之处；然而鲁迅的苦心是一般有识之士可能理解的。他像古代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想从外国引进一点火种，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为我们国民进行启蒙教育。他特别重视翻译国际上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国家的处境更与我们的处境接近，从那里取来的火种更能启迪我们。
冬芬先生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也决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做翻译工作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目标。他除了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之外，翻译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兼及西班牙、印度、犹太等地的作家，这些作家有些是在当时不被重视的，或者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打入另册的。他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决不仅仅是为了拾遗补阙，其真正目的是在盗取天火以济人世之穷。
冬芬先生这些译作都是在解放前完成的，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由他的女公子菊仙整理付印，索序于我。这不禁勾起来了我那缅怀师恩之幽情，因而不揣谫陋，略陈鄙见如上。是为序。
2000年12月3日
《重返巴格达》序
过去，常常有人，特别是外国人，在我们耳边聒噪：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言外之意是，中国人只能当“东亚病夫”，任人宰割。只有西方的哥伦布之流才能算是冒险家。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西方的冒险家虽多，但多是目光短浅，居心不良，其用意不过是寻找黄金、香料，侵略和奴役别的民族，甚至灭绝别的民族，保持自己的“天之骄子”的桂冠。
这样的冒险我们必须鸣鼓而攻之。
说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完全出于诽谤。汉代的张骞凿空，甘英西使，高僧万里求法，学子千里寻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哪一件事情里面没有冒险精神。鲁迅先生在“中国的脊梁”中列举了许多“脊梁”，其中之一就是“舍身求法的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名字，但是明眼人一看就能知道，他心目中的人是唐僧。
到了中国近现代，有冒险精神的人就更多更多了。我必须在这里补充几句：“冒险”一词有褒贬两义，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之分，我取其褒义，取其积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冒险者，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封建统治能够摧毁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建立吗？
我们要为积极的冒险主义大唱颂歌。
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北大仅仅是中华民族这个大体系中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而掀起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就正是北大中的一些冒险家，当时也有人称之为“叛逆者”。这个运动，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影响了世界；不但影响了过去和现在，而且也影响了未来。
我们要为北大的冒险家和“叛逆者”大唱颂歌。
唐老鸭师曾仅仅是改革开放后考进北大的一个小弟弟。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人们可能称他为“小人物”。然而，他的冒险精神却并不小，他是“胆大包天”的。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冒险精神，一方面又继承了北大的“叛逆”精神。他曾步行走过万里长城，他曾在秦岭追踪拍摄大熊猫，他曾到可可西里无人地探险，他曾独身开车环绕美国，他曾只身采访海湾战争，他曾赴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等等。其中任何一项都能令人舌矫不下，师曾却能集众奇于一身。
我们要为唐老鸭大唱颂歌。
然而问题还不就到此为止。唐师曾还有超越前人的地方。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新千年。我们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芸芸众生中能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包括那些仍然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各国领导人在内，他们也大都是懵懵懂懂，而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更为稀见。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提出过警告：“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真不愧是马克思的朋友，这观察多么犀利，多么深刻，又是多么正确。到了现在，自然界的报复日益明显：人口爆炸，疾病丛生，淡水匮乏，资源将尽，大气污染，臭氧出洞，生态失衡，气候变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哪一件不是大自然报复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件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见到这种情形的人并不多。唐师曾是其中之一。他的行动不仅仅在于冒险，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想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保护地球的环境；他不但看到人类的现在，而且看到人类的未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师曾不但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继承了北大的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行动发扬了这种“冒险”的传统，不仅仅是不怕死，不要钱，而且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超前的境界。
我们要为唐师曾的《重返巴格达》而高唱颂歌。
2000年12月9日
龙抄本《牛棚杂忆》序
刘国龙先生，今世之奇人也。多少年来，他埋首抄书，用工整的小楷几乎抄遍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认真细致，一丝不苟，蜚声文学界、学术界、艺术界、出版界。我万万没有想到，前不久，他竟垂青于我，要抄拙作《牛棚杂忆》。我始而惊，进而喜，最后还是答应了他。
《牛棚杂忆》一书，是率尔之作，有点近于消遣游戏，决不是什么惨淡经营，愁苦构思的结果。十几年前，自己对“十年浩劫”的回忆还比较清晰。“文革”中是决不敢写什么日记的，一写，倘被发现，就会由“反革命”升为“现行反革命”，小命就将“殆哉”了。因此，我仅凭记忆，把脑海里的东西转移到纸上来。当时决没有想到能够出版。只不过觉得几乎把自己的性命赔上的经历，我一生大概只能有一次，倘若任其飘散消逝，未免有点对不起自己而已。
我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部书竟然出版了。我更万万没有想到，它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不但书店里能买到，据说连地铁的小书摊上都陈列着。它传遍了全国，而且传出了大陆，走向港、澳、台，连欧美都有。用一句旧话来说，那就是“洛阳纸贵”了。截止到眼前，我总共收到了各地读者的来信一百七十多封。我的一位朋友广东著名的作家来信说：“有了这一本书，你那些长达千余万字的文章统统可以不要了！”
在这样情况下，要说我不洋洋得意，那是矫情。但是，最让我高兴的还是，通过这一本小册子我为我们国家立了一功。一些同我一样蹲过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老同志，虽然后来被“解放”了，平了反，但心里总是憋着一口气，无法吐了出来。现在看了我这一部小书，虽然不是自己写的，好像就是自己写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了，心情比较舒畅了。这样一来，岂不是大大有利于安定团结吗？我自己说是立了一功，难道还能说是夸大吗？
其次，有人当面告诉我，有人写信告诉我，他们读《牛棚杂忆》，禁不住泪流满面，然而他们的子女，在读了此书以后，却吃惊地或义形于色地说：“季羡林是在写小说，是在胡编，是在造谣。天底下哪里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谁能够相信呢？”听了这样的话，孩子们的父母在吃惊，我更为吃惊。试想，这一次“十年浩劫”是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愚蠢，最荒谬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的大灾难。它把我们国家推到了濒于破产的边缘上。我们付出的“学费”不可谓不高矣。然而学到了多少东西？得到了多少教训呢？现在看来，几乎没有。才过了二十多年，我们的青年已经视若神话。这能不令我这样亲身参加过而且蹲过牛棚的人惊心动魄吗？我现在把这场灾难的真相写了出来，尽管是在一个极为狭窄的层面上，但一滴水中可见宇宙，读者可以举一反三，联类推想，不难对全部灾难得到一个大体的轮廓，以之为一面明镜，照见真相，惩前毖后，永不再犯。这一点对青年人尤为重要。我自己说是立了一功，难道还能说是夸大吗？
刘国龙先生的手抄本，不是一般的印刷品，不是本书的再版，而是一件地地道道的艺术品。就算是艺术品吧，它也同样能起到我在上面说的那些作用。因此，如果承认我写这一本小书是立了一功的话，刘国龙先生在其中也有一份儿。是为序。
2000年12月12日
《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序
老友于道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颇有些年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在我耳边、眼前飘动。可见他留给我的印象之深刻了。
古今中外的学术史、艺术史等里面都提供了一些例证，证明大凡有天才的人，其言论行动，在平常人眼中都难免有点怪。怪者，和平常人不同也。中国的米颠拜石不是传为千古佳话了吗？
于道泉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的行动也常常被人认为是“怪”。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有所感知。记得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说：“我的脑筋大概是有点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传闻，那就更多了。据说，他为了学习西藏文和蒙古文，干脆搬进了雍和宫，同蒙古喇嘛住在一起，因此得了一个绰号“于喇嘛”。他在巴黎时，听说西红柿极有营养，于是天天只吃西红柿，一天吃五六斤之多，结果泻了肚。在伦敦时，适逢陈寅恪先生在那里治疗眼疾。为了给寅恪先生解闷，他天天到医院里去给陈先生读书，读报。读的书中就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同时他在研究“鬼学”，他相信有鬼。离开北大到民族学院以后，他曾研究过无土种植，后来又研究号码代音字问题。总之，这些行动都被认为是“怪”的。
为什么这样的“怪”会同天才联系在一起呢？一个有天才的人，认准了一个问题，于是心无旁骛，精神专注，此时此刻，世界万有不存在了，芸芸众生不存在了，是非得失不存在了，飞黄腾达不存在了，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有他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焉能不发古人未发之覆，焉能不向绝对真理走近一步呢？
但是，在平凡的人类眼中，这就叫做“怪”，于道泉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
对于于道泉先生，还必须进一步更深入更彻底地挖掘一下。我们平常赞美一个人，说他“淡泊名利”，这已经是很高的赞誉了。然而，放在于道泉先生身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早已超越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他的这种超越，同尘世间庸俗之辈的蝇营狗苟的争名夺利的行径比较起来，有如天渊。于道泉先生是我们的楷模。
因为于道泉先生留下的学术著作不多，他那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养，今天很多青年学人都不知道了。这是极可惋惜的事。现在王尧教授编集成了这样一本书，发潜德之幽光，垂厚爱于未来，使于道泉先生这样一颗在中国学术界的天空里的流星又发出了璀璨明亮的光辉。我们都要感谢王尧教授。
2000年12月13日
《文韬武略宝典——〈论语〉与〈孙子兵法〉》序
一部人类文化史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文化不外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东方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曾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西方文化取代了东方文化，垄断世界达数百年之久。现在似乎是渐渐成了强弩之末，济其穷者必然是而且也只有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的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则是分析的思维模式。所谓“综合”，其核心是强调普遍联系，注重整体概念。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中国的“天人合一”，印度的“梵我一如”，都是其表现。（以上录自《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季羡林文集》第14卷第262—263页；《“天人合一”新解》，《季羡林文集》第14卷，第290、280页）
我们东方文化是有些好东西，如《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多得很。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曾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有人说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录自《在中国亚非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季羡林文集》第14卷，第497页）又如《孙子兵法》，海湾战争证明它起了作用。“兵不厌诈”，打击对方虚弱的地方，避开强的地方，这是很简单的常识。诸葛亮的作战经验就是体现《孙子兵法》的精神，体现整体概念。打仗要知天时、知地利、知人和。天、地、人这就是整体概念。弘扬东方文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中国，更是着眼于世界，把全人类的文化提高一步。若干年以后，东方文化一定会将人类的文化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上录自《在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季羡林文集》第6卷，第445—446页）
《论语》据我所知，最早是由殷铎泽和郭纳爵译为拉丁文的，以后有了更多的译本，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录自《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季羡林文集》第6卷，第343页）《孙子兵法》也早就有了外文译本。现在，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共同监制出版这套《文韬武略宝典——〈论语〉与〈孙子兵法〉》世纪珍藏金版书，用最新的高科技手段将儒家经典《论语》和兵家经典《孙子兵法》合印在金纸上，从而使它具有更高的工艺性和珍藏价值。将两者结合，凸现了中国文化内容博大精深、文武相得益彰的特色。该书的出版，必将使人们进一步感受到东方文化的辉煌，对世界人民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2000年12月19日
《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序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21世纪，一个新千年，第三个千年。这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在关心人类文化将何去何从；中国人士，还有某一些外国的目光远大的人士，还在关心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将何去何从。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谈到文化，我一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换句话说，就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历史久暂，几乎都对人类共有的文化宝库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那种只有一个民族能创造文化的论调，是法西斯的主张。
文化这东西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它一旦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一个部族中，一个国家中被创造出来，被发明，被发现，它就必然会向外扩散，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我常说，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如果没有文化交流，各个部族，各个国家所创造出来的文化都禁锢起来，秘而不宣，我们今天世界上的文化，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能想象吗？
而且文化交流的速度还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而加速。我们可以说，文化交流的速度与社会前进的速度成正比。到了今天，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信息爆炸，空间上相距千里万里，而鸡犬之声可以相闻。一个新的发明创造——这些都属于文化范畴——一出现，立刻就能传遍世界。什么知识产权，什么保密，绝密，都无济于事。原子能，特别是原子弹就是一个好例子。哪一个自命“天之骄子”的想独霸世界的骄纵恣睢的大国能够阻碍别的国家制造原子弹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必须关心文化交流的问题，关心世界文化的走向，关心本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进行文化建设，而二者是密切相关的。进行文化建设，无非是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优良部分，一个是“拿来”外国文化中的优良的东西。不要认为，一提到文化，里面都是好东西。对外来的文化要批判吸收，对本国文化也要批判继承，也就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是十分必要的，千万不能等闲视之。胡子眉毛一把抓，对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在这里，我必须对精华和糟粕谈一点看法。我在最近几年来逐渐发现，一般人认为精华与糟粕是固定了的，精华永远是精华，糟粕永远是糟粕。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二者的标准并不固定，有时候甚至互相转换。这完全取决于时代的需要。需要就是精华，不需要就是糟粕。时代不停地变化，标准也不能一成不变。
在这里，我还必须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在过去几千年中，人类尽管创造出来了很多不同的文化，但是，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尽管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之处，同为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根本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实践来看，却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关于这一个问题，我曾在很多文章中阐发过，这里不再重复。
我一向主张，人生必须解决三大问题：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属于这个范畴；三是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的问题。东西文化的差异充分表现在解决这三大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上。我现在只想就第一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解决天人问题，东西方法迥乎不同。要想说明白这个问题，需要千言万语。简短截说，西方主“征服自然”，而东方主“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个词儿在哲学上有成百上千的说法，我的“新解”就是：人类与大自然要和睦相处，和谐相处，不能视自然为敌人而欲“征服”之。坦白地说，我们中国也没有能完全做到，可是至少我们先人有这样一个学说，这也可以聊以自慰了。东西这两种态度产生了什么后果呢？恩格斯明明白白地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几句话是一百多年以前说的。当时大自然对人类征服的报复还不太明显，可恩格斯就以他那天才的预见性见到了这一点，真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到了现在，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见。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不少，比如，生态失衡，物种灭绝，温室效应，全球变暖，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出洞，淡水匮乏，洪水泛滥，人口爆炸，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连近来令人谈牛色变的疯牛病，据说也与此有关。
中国怎样呢？中国古代也有过制天而胜之的哲学家，在“十年浩劫”评法批儒的运动中被尊为“法家”，是唯物主义者。在这之前，在50年代末，浮夸风达到疯狂的时候，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只能说是我们某些人发高烧时的呓语。跟着来的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这是不折不扣的大自然对人类进行的报复。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作如是解者。我认为，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儒、道、汉化了的佛，都有这种思想。宋代大儒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字是“伙伴”的意思。这两句话一般缩为“民胞物与”四个字。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条理万端，“天人合一”的思想，就算是精华吧，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人之常情，未可厚非。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最忌自满；一旦自满的苗头出现，就表示了停滞不前的倾向。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一个国家来说，“他山”就是外国。苏东坡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人，一个民族了解自己，并不容易。必须跳出此山，而外国人的意见尚矣。对外国广大的芸芸众生，我们不能要求他们都了解中国。作家，当然还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等，是他们中的精英。这些人想了解中国文化，能够了解而且评价中国文化，是意料中的事。我们要寄希望于他们。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赞扬，对我们很有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也同样对我们很有用。我们倘想发展、弘扬我们的固有文化，眼前必须有一面镜子，这镜子决不能是哈哈镜，而只能是一面正常的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我们的是与非，美与丑，这对我们客观评估自己的文化，会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宁夏人民出版社之所以不惜斥巨资，邀请国内一些研究外国文学的名家，编纂这样一套丛书，其用意可能同我在上面讲的这些道理有一些关联吧。果真如此，那我就会认为这是一场“知时节”的“好雨”，功德无量。
我自己并不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学过一点，但所知不多。我知道，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是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的，有的扬，有的抑；有的有真知灼见，有的也胡说八道。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总是一面明亮的镜子，照一照会对自己有利。有时候，他们也真能搔到痒处，比如德国的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在1827年1月31日，他就对爱克曼说了中国人能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话，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天人合一”。我们不能不佩服歌德观察与思考之细致深刻。
在本文一开头我就提出了在新世纪中世界文化的走向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在行文过程中，我已经回答了一部分。在新世纪中，文化交流必须继续；文化交流必然导致文化融合，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融合怎样进行呢？是不是简单的1＋1＝1呢？我希望不是，其中必须有个重点，说白了，就是必须以东方文化济西方文化之穷，必须以“天人合一”思想改变粗暴的“征服自然”的思想。这样人类才有可能避免走向穷途末路。
然而实际怎样呢？环保之声虽然洋洋乎盈耳，可真正采取措施者并不多。发达国家以其科技骄人，然而污染环境破坏天人和谐者正是这一帮人。大自然有点怪脾气，你对它征服得越卖劲，它对人类的报复得越冷酷。人类昏昏，而自然却是昭昭。我们现在只有希望，世界各国中，特别是发达国中的精华，作家能够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博大的胸怀，看出全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大声疾呼，催人猛省，在文化交流中，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之英明，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扭转当前全世界浑浑噩噩的状态，为人类立一大功，立一新功，跂予望之矣。
2001年2月15日
《名家绘清华》序
清华园，简单淳朴的三个字；但却似乎具有极大的启示性，极深邃的内涵。谁见了会不油然从内心深处漾起一缕诗情画意呢？人们眼前晃动的一定会是水木明瑟，花草葳蕤，宛如人间的桃源，天上的净土。
记得在71年前，在1930年夏天，我从山东到北京来投考大学。当时我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幼稚到可爱的程度，别的同学都报六七个大学，我却只报了清华和北大。这是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一直到今天，八九十年来，始终是千千万万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当年我的狂妄居然得逞，两所大学都录取了我。我为了梦想留洋镀金，终于选中了清华，成了清华的学生，校友。我生平值得骄傲的事情不多，这是其中之一。
闲话少说，我想 讲的是当年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清华出的是“梦游清华园记”[1] 。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作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最终把我送进了清华园。在这里，我还想顺便补充几句：那一年，北大出的国文作文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两校对照，差别昭然。去年，我曾根据我在清华四年，在北大56年的观察与反思，写了一篇谈两校校格不同的文章，我认为北大是深厚凝重，清华是清新俊逸。例证当然是很多的。仅仅从上面谈到的入学考试国文题目上不也就能参透其中的消息吗？
一走进清华园，我立刻对照我那一场人造的梦来检验梦中的清华园和现实的清华园有多大的差距。差距当然会有的，而且会极大。在梦中只能有一团团模糊的影像；但是，在现实中却有巍峨壮丽的校门，古色古香的清华学堂的扁额，美轮美奂的欧洲古典式的大礼堂，绿荫满窗的大图书馆等等，等等。在自然景观方面又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西山紫气，三秋红叶。这一切都是在梦中决不可能见到的。但是，梦中的水木明瑟，花草葳蕤，却是一点也不差的。这颇给了自己一点慰藉。
星换斗移，时移事迁，与我同寿的母校到今年整整90岁了。这是清华校史上的一件大事，热烈庆祝是义不容辞的。庆祝的方式多种多样，自在意中。我认为，其中最能别开生面的一种就是清华同方集团邀请国内外著名画家描绘清华的自然风光，新老建筑，兼及著名学者和行政领导，并选出其中优秀作品，编纂成册，名之曰《名家绘清华》，出版问世。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件心裁别出意义深远的举措。这样的画册，对向往清华想投考清华的青年学子来说，他们看了一定会狂喜不已，更增强了报考的决心。他们用不着再写“梦游清华园记”那样的文章了，他们梦想的人间仙境就历历摆在眼前。对新老校友来说，他们毕业有先后，术业有专精，现在遍布全国，全世界，看到了绘画，一定会唤起思古之幽情，望母校之风光，感平生于畴昔，一定增强对母校的热爱，加深对母校的向心力。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用不着丝毫怀疑的。
看了这些绘画，我自己的感受怎样呢？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有独特的优势。我曾梦游过清华园，又曾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亲自把梦境与现实对照过。而今，在71年以后，又看到这样一些优秀艺术家的绘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艺术家的生花妙笔下，清华园活脱脱地站在我眼前。艺术家的本领在于，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他们画出了清华园的形，又画出了她的神。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曾有一个绝妙的说法，说艺术家能改变自然。眼前的这一本画册，就是艺术家改变清华园的结集。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引徐葆耕教授的话，给自己脸上贴点金。他说，相当多的艺术家同我所说的清新俊逸有近似的感觉，绘画的色彩洋溢着春天的生命气息。听到这些话，我不禁颇有一点手舞足蹈洋洋得意了。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打住了，但是我意犹未尽，想再引申一下，写了下去。这个关键的灵感是清华同方集团带给我的。这个集团所从事的业务是高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用一般人通俗的说法来表示就是理工科，就是科技。这是目前最走俏的大潮。不少的人认为，建设一个国家，只要有科技就行了。于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之声洋洋乎盈耳矣。其实这是一种短见。建国不能没有科技；但是只有科技也还不够全面。科技必须辅之以与之并提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一些人的口中就是文科。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人类社会才能前进，人类文化才能发展。可惜的是，这一个正确的观点并不为所有人所共有。同方集团以徐林旗研究员为首的领导们具有罕见的远见卓识，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身体力行，《名家绘清华》这样的书于焉产生，这一个并没有大事宣扬的行动，实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定能受到全体清华人以及整个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欢迎与赞美。
综观清华90年的历史，走的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阳关大道。1952年以前，清华是一所具有文、理、法、工、农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以后，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连理科都被排挤出来。这个决定当时是否正确，我不敢说。但是，经过了以后三四十年的实践，却证明了它是缺乏远见的。清华大学当局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恢复人文社会科学院系。锲而不舍，勇往直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绩已灿然可见，斐然可观，一个新的充满了活力的清华正在腾飞。最近又与工艺美术学院合并，清华万象，更加更新。这引起了一个大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和一个大艺术家吴冠中教授联袂携手共辟新的教学和科研的途径的做法。他们想把科学与艺术融会贯通，培养完全新型的艺术科学家和科学艺术家。这是一条文理结合的具体的新途径，前途正未可限量。
我在上面讲到的我对清华园的印象：清新俊逸，这不仅仅指的是清华园的自然风光，而是更重要的指的是清华精神。什么叫“清华精神”呢？我的理解就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缅怀过去90年的历史，审视当前发展的情况和动向，我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我离开清华已经67年了。最近半个多世纪，我在北大工作。但是，燕园与清华园相距咫尺，弦歌之声可以相闻。特别是最近若干年以来，清华在努力恢复人文社会科学的院系，我到清华参加会议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作为清华的老校友，我十分关心母校的发展，只要有可尽力之处，我一定尽上我的绵薄。这里面难免掺杂上了一点报恩思想：没有清华，就没有我的今天，清华园毕竟是我的学术生涯起步之处。我虽然身不在清华，但心却从未离开那里。我想，现在遍布五湖四海的清华校友也无不如此。清华的一切成就我都感同身受。眼前清华蒸蒸日上的局面，我老汉看了也不禁“漫卷诗书喜欲狂”了。我相信，清华将同北大这样的友校一起，永葆青春，永远充满活力，阔步向前，巍然立于世界名校之林，为我们伟大祖国增添无量光辉。
2001年2月18日
[1] 参见本卷第117页注。
《人生小品》序
常言道：老马识途。这话是正确的，因为经住了实践的检验。
老人能不能识途呢？我看未必。马们有自己的一套特异功能，而人们虽然有思想，脑筋复杂，却缺少那种特异功能，未必真能识途。有些老人常常以老自傲，对青年人说什么：“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还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这种话是信不得的，与江湖术士的话差不太多。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一个人老了，他毕竟经历的事情多，不管是盐还是面，都比年青人吃得多。阳关大道，他走过；独木小桥，他也踏过。车马盈门，他有过；世态炎凉，他也尝过。他替别人抬过轿子；别人也替他抬过轿子。总之，一句话，世事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世故老人。
我窃自附于这样的老人。虽然我禀性木讷，不擅义理；但是，最近几年以来，却忍不住写了一些总名之为“人生漫谈”的短文，已经出过几个小册子。现在于青同志又编选这一册《人生小品》，我感谢她的鼓励，同意她的做法。野叟献曝，对青年人也许有点用处吧。这是我的希望。是为序。
2001年2月18日
《千禧文存》自序
这一本小册子是周奎杰女士、张世林先生和李玉洁女士共同策划的。它收集了我在2000年所写的除了《龟兹焉耆佛教史》以外全部散文、杂文、序等等文章。他们的用意是，给我在世纪转折的一年中的笔墨生涯留下点痕迹，并对我今年的90寿辰表示点庆祝之意。所有这一切，我都是感激的。
去年这一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五月中下旬以前是“目中无人”的阶段，以后是“大放光明”的阶段，转折点就在眼睛上。在前一阶段，我那动过白内障手术的右眼又长出了一层薄膜，把眼球蒙住了，几乎完全失明。没有动过手术的左眼视力只有0.2。我走在路上看不见人，看不清脚下的台阶。在家里，我就靠这点微弱的视力同希奇古怪的文字拼命，探讨龟兹和焉耆佛教传入和发展的情况。同人们打交道，对面相距二尺，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窘态可掬，心中郁闷。忍到五月下旬，下决心来一个“二进宫”，再次住进了同仁医院，右眼打激光，左眼动手术。二者进行得都非常顺利，于是“大放光明”了。
这就是《千禧文存》产生的时代背景。
交代完了时代背景，我似乎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要说的话在《文存》中，特别是在《九十述怀》中已经说了个淋漓尽致了，再说就难免有蛇足之嫌，自己写起来无聊，读者读起来乏味，费力不讨好，何苦为之！
抬头看窗外，荷塘里的冰虽然还没有全溶化，嫩柳鹅黄仍然要等一些时候；但是，春意已经迎面扑来，玉兰花的蓇葖越来越大，我仿佛看到荷塘里淤泥中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荷花也已睁开惺忪的睡眼，打着哈欠，一旦头上的冰层溶掉，就长出嫩叶，笔傲春风。我自己虽然不会冬眠，但也深切感到春意盎然。我今天已届九旬高龄。一个人的寿夭基本上不由自己来决定，我能够活到如此高龄，毕竟难得。同去年比较起来，缺一个“目中无人”的阶段，这是好事。所以，虽然增长了一岁，却觉得身心两健。希望在今年结束时，在舞笔弄墨方面能够有更大更好的成绩，庶不致辜负这个新千年的第一年。
2001年3月1日
《记者无悔》序
记者这个行当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到了近代，出现了报纸和杂志，记者才能出现。
我没有读过《新闻学概论》一类的书籍，不知道怎样给“记者”下定义。查一查词典，上面写的是“通讯社、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采访新闻和写通讯报道的专职人员”。我个人觉得，这样写未免有点太实了，我想把它抽象化一点，写得虚一点。我认为，记者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的作用是传递信息，增强人们间，特别是政府与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以便向着一个目标共同前进。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官员们制订对内对外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一定都立即为人民所理解。这里就需要记者的中介，他们应该比一般老百姓站得高，看得远，他们要启迪群众，教育群众。这样一来记者的重要作用，就昭然若揭了。
在中国古代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笼罩下，最高统治者所施行的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只能“由之”，而不能“知之”。看来老百姓也没有“知”的愿望，他们只是“顺帝之则”，只要能活下去，就心满意足了。皇帝老爷子也设有充当花瓶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们记的言和事，大概都是报喜不报忧，换句话说，就是只讲谎言，不讲实话。否则脑袋就会不稳。我在上面说的“花瓶”，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意想中的观者上有天老爷，皇帝的老子，下有后世的子孙万代。在普遍的说谎的情况下，倘有一个说了点实话，他就会立即成为名人，先秦时代晋国的董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名垂青史，一直到现在，还常有人提到他。董狐当然不是记者，但在某一点上，他有与记者共同之处。
到了近代，中国也有了报纸，故而也有了记者。同社会上其他职业阶层一样，新闻记者也不会是一模一样的，而是五花八门的。如果拿说真话和说假话来作一个标准来区分记者的话，我觉得约略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敢说切中要害的真话的记者，这是极少数；第二类，真话假话都说的记者，真话假话都由于认识的水平而决定，真话也都是不痛不痒的，这是大多数；第三类，只说假话的记者，这也是极少数。第一类会冒极大的风险，甚至能丢掉性命，民国初期的邵飘萍和林白水是典型的例证。建国后50年代反右时期，有几位知名的记者被划为右派，又是一些例证。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比较安全。然而他们对人民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能教育人民，启迪人民吗？
我在上面说了很多真话和假话。作者在《自序》中也提到了他的老师乔冠华教导他：不说假话。我觉得，在这里，必须对真话和假话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但仍然难免笼统的界定。顾名思义，真话或者实话就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反之就是假话，看起来十分简单明了，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的真相并不是容易求索的。只能根据自己求索的水平来讲话，这就算是真话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个人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的问题。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50年代后期浮夸风吹满神州大地的时候，有人说，一亩地可以产十万斤粮食。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但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亩产量扶摇直上。报纸和记者也不甘落后，大肆报道。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什么天才，也决不是傻瓜。我当时相信不疑。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根据我的理解水平，我会如实地报道。我自信说的是真话，但是，这种真话符合实际情况吗？可是在我主观想法上，它决不是假话。这样一来，真话和假话拿什么标准来界定呢？
我在上面仅仅举了一个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我只好请求读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了。
真话和假话的标准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如此地重要，而真话和假话的区分有时又会如此的难，这就对记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记者们必须具有极高的睿智，极强的辨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他们还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只有这样才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具有了这两个条件，下笔必有新意，才能有所依附，一支带情的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说真话和说假话，心里才会有了底儿。我们过去和现在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记者，未来所需要的仍然会是这样的记者。这样的记者是我们人民群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有福了！
张彦兄裒其旧作文为一集，名之曰《记者无悔》，索序于我。我对于记者这一行当所知不多，这真给我出了难题，言之无物，却之不恭。谨搜索枯肠，写成了上面这一些话。这简直等于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尚望张彦兄有以教我。
2001年3月10日
《京剧与中国文化》序
常读到艺术理论家的两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听说有人提出异议，我对艺术理论不是内行里手，对这种异议不但提不出什么异议，我反而觉得这两句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京剧就是一个例证。
据说京剧原来并不姓京，是由地方戏徽剧逐渐改造成的。徽剧进京以后，经过几代大师的锤炼、改进、去粗取精，去土增京，终于形成了后来的京剧。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京剧正处于辉煌的顶端，什么四大名旦，几大须生，满街听哼京剧声，京剧院经常爆满。后来梅兰芳博士又赴苏联和美国演出，获得了成功，连苏联的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都加以赞赏，于是民族的一变而成为世界的了。
京剧的关键不在于情节，而在于唱腔。从情节上来看，京剧历史剧最多，关于三国的戏恐怕更多。中国老百姓之所以都能知道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等等历史人物，多半与京剧——当然还有小说——有关。但是，真正喜爱京剧的人，并不关心情节，情节他们早已烂熟于胸中了。比如失、空、斩，谁人不知？可是他们仍然愿意看这几出戏。我在这里用了个“看”字，恐怕不妥，真正老戏迷是“听”戏，而不是“看”戏。听的当然就是唱腔了。所以我说，唱腔是京剧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西方的歌剧（opera）颇有类似之处。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京剧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以美食甲天下，然而也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遑论其他！振兴京剧的呼声已经响起多年了；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徐城北先生的这一部书《京剧与中国文化》，也应当归入有识之列，大大地值得我们欢迎。
但是，城北这一本书决不停止于空洞的呼吁上，而是陈义甚高，把京剧与中国文化挂上了钩。从这样一个高度上，他以活泼生动而又谨严有条理的语言，描述了一百年来京剧发展演变的过程。在轻松的气氛中，读者就能深刻而又具体地感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书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道的，城北由于多年在剧团工作，他可以说是槛内人，因此就能写了出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都会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够就振兴京剧呢？我想是能的。但是，京剧衰微，其故颇多，大气候小气候都有，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振兴起来也就不能操之过急，要求立竿见影是难以办到的。现在我们只能用“润物细无声”的办法，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从各个方面，进行工作，假以数年，庶能有成。在这方面，城北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乐于给他这一部书写了上面一些话，就算是序吧。
2001年3月15日
《人生小品》序
约摸在一年多以前，我给自己约法一章：今后不再出这里选几篇，那里选几篇拼凑而成的散文集。因为，你不管怎样选择，重复总会难免，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是我不应该做的。
决心下定以后不久，于青女士就找上门来，说是要给我出版一部散文选集。我立即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她。她以她那特有的豁达通脱处变不惊的态度，从容答辩说，她选的文章会有特点，都是有关品味人生，感悟人生的，而且她还选了八个作家的文章，再来一个，而且我还是其中的排头兵。意思就是，如果我拒绝合作，我就有破坏大局，破坏团结的嫌疑。这样一来，我只有俯首听命了。
年青时候，我几乎没有写过感悟人生的文章，因为根本没有感悟，只觉得大千世界十分美好，眼前遍地开着玫瑰花，即使稍有不顺心的时候，也只如秋风过耳，转瞬即逝。中年以后，躬逢盛世，今天一个运动，明天一场批判，天天在斗、斗、斗，虽然没有感到其乐无穷，却也并无反感。最后终于把自己斗到了牛棚里，几乎把一条小命断送。被“解放”以后，毫无改悔之意，依然是造神不止。等到我脑袋稍稍开了点窍，对人生稍稍有点感悟时，自己已经是垂垂老矣。
我是习惯于解剖自己的；但是，解剖的结果往往并不美妙。在学术上我是什么知、什么觉，在这里姑且不论；但是，在政治上，我却是后知后觉，这是肯定无疑的。有时候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弥天大谎，我却深信不疑。如果一生全是这样的话，倒也罢了。然而造物主却偏给我安排了一条并不平坦的人生道路。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经历过车马盈门的快乐，成为一个颇可接触者。又经历过门可罗雀的冷落，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如果永远不可接触下去，倒也罢了，我也是无怨无悔的。然而造物主又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他（牠？她？）又让我梅开二度，不但恢复了车马盈门的盛况，而且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我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
大家都能够知道，有过我这样经历的人，最容易感悟人生。我虽木讷，对人生也不能不有所感悟了。
正在这个时候，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的编者贺小钢女士写信给我，要我开辟一个专栏，名之曰“人生漫谈”。这真叫“无巧不成书”，一拍即合，我立即答应下来，立即动笔，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写了90篇，有几篇还没有刊出。我原来信心十足，觉得自己已经活到了耄耋之年，吃的盐比年青人吃的面还多，过的桥比年青人走过的路还长，而且又多次翻过跟头，何为人生，我早已参得透透的了。一拿起笔来，必然是妙笔生花，灵感一定会像江上清风，山中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想到这里，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然而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过高地估计了我对人生感悟的库藏。原来每月两篇千字文，写来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只觉得人生像是—个万花筒，方面无限地多，随便从哪一个方面选取一点感悟，易如反掌，不愁文章没有题目。然而写到六七十篇以后，却出现了前所未遇的情况。有时候感悟的火花一闪耀，想出了一个新题目。为了慎重起见，连忙查一查旧账，这一查就让我傻了眼：原来已经写过了。第二次，第三次，又碰到同样的情况，使我不得不承认，人生的方面虽然很广，自己的经历毕竟有限。虽然活到了耄耋之年，对人生感悟的库藏并不十分丰富。
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我自己本不愿承认但又非承认不行的事实，这就是，自己对人生感悟的分析能力不是太强。这是有原因的。我一生治学，主要精力是放在考证上的，义理非我所好，也非我所能。对哲学家，我一向是敬而远之的，他们搞的那一套分析，分析，再分析，分析得我头昏脑晕，无力追踪。现在轮到我来写人生小品，这玩意儿有时候还是非有点分析不行的，这就让我为了难。现在翻阅过去四年多中所写的八十来篇小品，自己真正满意的并不多。这颇使我尴尬。然而，为水平所限，奈之何哉！
但是，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四五年来，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上，总共写了八十来篇千字文。从读者中反馈回来的信息还是令人满意的。有的读者直接写信给我，有的当面告诉我，他们是认可的。全国一些不同地区的报刊杂志上也时有转载，也说明了那些千字文是起了作用的。那些千字文，看上去题目虽然五花八门，但是我的基本想法却是一致的。我想教给年轻人的无非是：热爱祖国、热爱人类、热爱生命、热爱自然。我认为，这四个“热爱”是众德之首。有了这四个“热爱”，国家必能富强，世界必能和睦，人类与大自然必能合一，人类前途必能辉煌。我虽然没有直接拿这四个“热爱”命题作文，但是我在行文时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总离不开这个精神。这一点是可以告慰自己和读者的。
可是，我现在遇到了困难，我走到了十字路口上，我必须决定究竟要向哪个方向走，必须决定停步还是前进。要想前进，就是要想继续写下去，必须付出比以前大得多的劳动。我现在是年过高而力不强。虽然自觉离老年痴呆症还有极长的距离，自觉还是“难得糊涂”的；但是，在许多地方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不服老是不行了。为今之计，最好的最聪明的办法是只享受人生，而不去品味人生和感悟人生，不再写什么劳什子文章。这样既可以颐养天年，从从容容地过了百寿再赶茶寿。在另一方面还能够避开那一小撮嗅觉有特异功能的专爱在鸡蛋里挑刺的人们的伤害，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那不是我的为人之道。我不反对，文学家们、科学家们、教育家们、军事家们、政治家们在给人民做出了贡献之后，安静地颐养天年，那样做是应该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小车不倒尽管推。”过去90年，我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我没有任何理由白吃人民的小米。我现在在这里说这一番话的目的，就是要表示“人生漫谈”还是要写下去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还是要写下去的。最近小钢在《夜光杯》上发我写的《老人十忌》，速度显然超过了每月两篇。看来，她是想督促我快写。而于青编选《人生小品》，也表示了她对我工作的认可，我不能使他们失望。等到将来有一天，可能我写不下去了，那时我就会像变戏法的下跪一样，没辙了。
对读者，我也想啰唆几句。倘若你们发现本书中同其他的书重复过多，那么你们最好别买。我只想劝你们把我这一篇序读一下，因为其中道出了我写人生小品的甘苦，值得一读的。
2001年4月6日
《华林拾珍》序
湛如持上海龙华古刹之公函来舍下，为《华林拾珍》索序。过蒙垂青，感愧有加。羡林治佛教史有年矣。但自谓缺少慧根，对佛教真谛所悟极寡。而于喧腾众口之佛教俗谛所谓慈悲为怀者，则于我心有戚戚焉。窃以为，居今之世，科技虽极度发达，而综观全球，实有令人不寒而栗者。战火频仍，世局板荡，人心浇漓，道德日下。此皆无法掩盖之事实。加之，人类对大自然诛求无餍，征服不已。天虽无言，而能报复惩罚，众多自然灾害，随之而生，凡此皆彰彰在人耳目。人类实已面临险境，近数年来，全球各国政府憬然醒悟，环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羡林向不信西方基督教徒末日裁判之说。然而，根据上陈诸端，所谓人类末日岂全为耸人听闻之说乎？济之之方，其道多端，而对广大群众而言，则佛家慈悲为怀之俗谛，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之精髓所谓天人合一之说，倘设法加以发扬，必能事半功倍。宋代大儒张载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实有与佛家慈悲为怀之说相通之处，羡林尝谓此乃东方文化之精华，允宜大力提倡者也。抑犹有进者，遥想1758年前龙华古刹初建时之所以取名龙华者，盖与弥勒世尊有关。弥勒，巴利文为Metteya，梵文为Maitreya，吐火罗文为Metnaka。“弥勒”一词，显系后者之译音。三字词源皆与梵文Maitri有关，义云“慈悲”，以故法显、玄奘诸大师，皆意译为“慈氏”。在佛教教义中，弥勒世尊为未来佛，其菩提树为龙华（Nagarera）。由此可见，龙华为弥勒世尊之象征，而弥勒之基本涵义为大慈大悲，表面上为佛家之俗谛，而实为其根本谛也。一千七百余年以来，沧海桑田，朝代屡变，而龙华古刹谨守此根本谛，忠贞不贰。际兹新千年伊始之机缘，龙华寺又谋求“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羡林不敏，以为此乃应时之良药，知时之好雨，《华林拾珍》之出版，实为滥觞之举，吾意其必能祛时弊，正人心也。故乐而为之序。
2001年7月2日
《大漠孤烟》序
接到黑龙江大学戴昭铭先生来信，要我给他的长篇小说《大漠孤烟》写一篇序。我不专门研究文学，更不是文学批评家。何况我年前已经立下了宏愿大誓：今后不再给人写序。因此，我内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坚持拒绝。
但是，过了两天，我又拿出了戴先生的信，仔细看了两遍，又读了张景超教授的《奇人奇书》，是专门介绍《大漠孤烟》的文章。我仔细想了想，越来越觉得兹事体大，我实在应该站出来，助一臂之力。我决心改变原来的想法。我认为，这一篇序一定要写，坚决要写。
为什么我在极短的时间内内心居然有这样大的剧变呢？
话要从“十年浩劫”说起。我生性鲁钝，在很多方面都不是先知先觉，在政治上，我只是一个后觉中之后觉。一直到身陷囹圄，天天挨打受骂，我依旧诚心诚意参加造神运动，为“十年浩劫”辩护。一直到四凶被捉，我脑袋里才开了点窍。改革开放，天日重明，经济发展，国势日隆。我却常常想到“文革”，在自己心中进行反思。我越来越觉得，“十年浩劫”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残暴、最粗野、最荒谬、最无理的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的一场悲剧。我们的政治四分五裂，我们的经济已经走到破产的边缘上，我们的社会进步至少有十年被拖住了后腿。想到这里，真不禁后怕不止，心惊胆战。
付出了这样沉重的学费，我们学习到些什么东西呢？应该说，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改革开放就是同“文革”“对着干”的结果。但是，据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大的遗漏，我们没能很好地利用“文革”这个反面教员对我们全体人民，特别是后世子孙进行教育，以彻底杜绝这种悲剧的再次发生。这个机会我们错过了。“文革”初结束时，我们的政策是粗一点比细一点好。这是完全正确的，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大局。但是，我个人认为，粗一点以后应该继之以细。让那些手上流淌着人民鲜血的杀人犯、虐待狂、兽性大发作的人们得到应有的惩罚，让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搅乱社会，成为安定团结的社会中的癌细胞。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许多真正的杀人犯逃脱了法网，至今仍然逍遥自在。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感到不安。一有风吹草动，这一批人仍然会跳出来的。
现在，“文革”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当年受迫害、坐监牢的老同志，有的已经含恨走了，剩下来的也大都垂垂老矣。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牢骚，可惜倾吐无门，发泄无地。如果即使不是每一个人，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肯于把自己那一段经历讲了出来，或写了出来，将会比那些生编硬造的小说内容精彩万倍，也富于教育意义，都将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最好的教科书。血写的文章远远高于墨写的，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自从“文革”结束后，我心里就埋下了这样的希望，希望有人写了出来。然而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东天出太阳，给我带来的是失望。再环顾我的周围，一群群男女大孩子，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中，无忧无虑，有吃有喝，社会安定，人民康乐。他们大概会以为，中国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如果同他们谈到“文革”中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他们会瞪大了眼睛，满腹怀疑：你不是造谣吧，你不是说谎吧，人哪里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比在牛棚中遭毒打时还要痛苦十倍，这一场石破天惊的大悲剧过去了才不过二十多年，竟被社会遗忘殆尽了。在青年们心目中，它不过是一缕轻烟，一篇神话。我真想躲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继而转念一想：你不是也喜欢舞笔弄墨吗？别人不写，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呢！既然想到，立即动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写成了一本书，就是《牛棚杂忆》。我一生爬格子。但是，这一次却是在构思写作方面最顺利愉快的一次，而在内心里最伤痛的一次。我曾说过：我这一本小册子是和着血和泪写成的，决非夸大之词。
小书出版以后，立即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收到的关于《牛棚杂忆》的信就有二三百封。书上写的印数虽然只有九万册，但是，根据国内外流行的情况来看，朋友们的意见是盗版将及八九十万册。这大大地出我意料。我的一位老朋友，广东的老作家写信给我说，我虽然毕生从事著述，写成的东西可以千万字来计算，但是，这一本小书一出，其他的文章皆可以作废了。我个人认为他的话实在很有道理。虽然我没有能力写整个的“文革”，我只写了燕园这非常渺小的一个地区，可是我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留下了一面光明的镜子，从中可以照见美与丑，善与恶，常照一照，会使他们头脑清醒，耳聪目明。这是我留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
戴昭铭先生的这一部著作，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不是直接叙述“十年浩劫”的过程的；但却与“文革”息息相关，从中完全可以照见这一幕，人类空前大悲剧的影子。我因体力不支，目力不济，无法仔细阅读这一部长篇小说，我个人同戴先生也并不熟识。但是，我读了张景超教授的文章《奇人奇书》，我却不禁对戴先生肃然起敬，敬重他的文章，更敬重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到了今天，真理已经大白于天下，有谁会对戴先生这个奇人，《大漠孤烟》这一部奇书不表示最高的敬意呢？现在，这一部奇书在经过了三灾八难以后终于问世了，我以90岁高龄的过来人的身份，为它祝福，祝福它平安地走向人间，洒向人间都是爱。
2001年7月22日写定
于时窗外清塘中红荷怒放，绿叶擎天
《名家心语丛书》序
拙著《千禧文存》问世后，蒙读者垂青，销路广通。具有出版工作“特异功能”的周奎杰女士和张世林先生，慧眼如炬，看出了读者是欢迎这一类文章的。于是别出心裁，以拙作为滥觞，扩大作者范围，编成了一套丛书，名之曰《名家心语》。首集出十册，以后陆续增加。
第一集所收的十人，基本上都已进入耄耋之年。除不佞外，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文章为能手，术业有专精。各人有各人的专门研究领域，都可以说是成绩斐然，蜚声士林，都是用不着介绍的。但是，本集所收的文章却不是他们的学术专门著作。他们用毕生之力，奖育继著，兀兀穷年，白首穷经，专门写出的文章往往是艰深难读的。对一般读者来说，好处不大。这一类著作都另行出版。本集所收的文章往往是通俗性比较强的，可又决不能与他们的专门研究领域毫无关联，那样是无法想象的。本集所收文章大都与他们专门研究领域藕断丝连，既有通俗的一面，又有专门的一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雅俗共赏吧。
今后续出的若干集，估计也是老年学者的文章占相当高的比例。也许有人要问了：你们为什么独独偏爱老年学者呢？敬谨答曰：人们对年老和年轻应该有一个辩证的看法。同大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年龄也是随时变动的，今天的老年，就是昨天的青年，今天的青年就是明天的老年。人世演化，有如长河。“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抽刀断水水更流”，这一条长河流水永不停息，想切断也是不可能的。年轻人有自己的优缺点，老人也有自己的优缺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老年人的优缺点对年轻人至少有借鉴的作用。
青年人暂且不说，我现在专门谈老年人。老年人由于活得时间长，用两句通俗而又夸大话来说，他们吃的盐比青年人吃的面还多，他们过的桥比青年人走的路还长。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经验可作学习的榜样，教训则是前车之鉴。老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颇多，举其荦荦大者，不出两端，一是倚老卖老，二是无所事事，“坐以待毙”。这二者都是要不得的，于己有损，于人无利。
现在，全世界，中国当然包括在内，人类的平均寿命逐渐提高，将来还会越来越高，所谓“老龄化社会”已在眼前。对于“老龄化社会”这一个词儿，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怎样，我个人是有反感的。这是一个舶来品，是洋玩意儿。它硬是以60岁为界把人类切成两半，60岁以上的所谓“老龄”，实际上是被打入另册的。不管话说得多么好听，这种做法不利于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安定团结。这是西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社会的产物，有悖于中国古代的德治。《孟子·梁惠王》说：“鸡豚狗豕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尊老是中国历代所重视的。
我决不是由于自己年老才为老年人辩护。我也反对现在非常流行的“余热”这样的词儿，不管年老、年轻，热都是热，难道老年人的热是凉的吗！就以收入本集的十位老人来谈，钟老已经年近百岁，但仍然孜孜不息，讲大课，带研究生。把这样的老人打入另册，难道算得上公允吗？集中另一位老人侯仁之先生，名其文集为《晚晴集》，也表明了他宝刀不老。这个名称当然是来自唐人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是中国精神。曹孟德那一首有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众所周知的。它提倡的也是这种永不停息地前进的精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吧。我认为，这种精神是我们永远应当提倡的。新世界出版社之所以斥巨资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其用意大概也是想提倡这样一种精神的，故乐而为之序。
2001年8月15日
《敦煌佛画》序言
敦煌壁画，彪炳寰宇。其内容几皆与佛教有关。以淳朴超凡之绘画艺术，表现幽深玄远之佛陀教义，融艺术与宗教为一体，使观赏者既能获得高尚之审美享受，又能深味佛教奥义，一举两得，遂成为中国以及世界之艺术瑰宝。中国近代绘画大师，如张大千、常书鸿等，皆亲往敦煌，临摹壁画，为中国艺术界开一新天地。书鸿先生又终生留居敦煌，成为“敦煌之保护神”，艺坛传为佳话，士林流为美谈，至今未已。
汤君黎健，才华逾恒，英姿焕发，既耽内典，又擅丹青，其能融佛教与艺术为一体者正与敦煌壁画同。其向往敦煌，自在意中。曾两次追随光贤遗踪，亲往敦煌，临摹观赏敦煌佛画，从而画艺日臻完美。其所作佛画曾展览于国内外众多地区与城市，为众多收藏家与博物馆所收藏，蜚声画坛，腾誉士林，为祖国增光。
专就绘画艺术而言，汤君亦多有创新之处。中西绘画，其内容固多有所不同，而材料之不同尤为突出，西方绘画以油画为主，以油彩涂于墙壁、画板或画布之上。而中国则迥异其趣。唐宋多用绢，其后则代之以宣纸，后者尤宜表现东方绘画之神韵，非西方所能企及。汤君采用西方油画之技法，施之于中国宣纸上，融会天成，可谓戛戛独造矣，遂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大放异彩。抑尤有进者。敦煌壁画，初成之时，必然鲜艳照人。但经受千百年风沙之侵袭，今日已多剥蚀，色彩亦日趋暗淡。汤君利用其独特之技法，既能表现昔日之神髓，又能显现今日之实况，令人叹为观止矣。
环顾今日之大千世界，几处狼烟，几处烽火，强凌弱，众暴寡，导弹与炸弹齐飞，阴谋与阳谋共举，芸芸众生企盼之和平与安乐，宛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矣。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咸思有以补正之。今汤君之敦煌佛画，隐含佛教普度众生之意蕴，又济之以古朴精妙之艺术技巧，其必能正人心，祛浮躁，大有益于世界和平之建立，可无疑也。予望跂之矣。
不佞于绘画艺术实为槛外人，但又有不能已于言者。值此汤君敦煌佛画在东瀛出版之际，遂不避佛头着粪之讥，聊缀数言，尚祈方家有以教我。
2001年9月15日
《新纪元文存》自序
今年春天，新世界出版社的周奎杰女士、张世林先生和我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共同想出了一个新招：把我在2000年所写的文章，除了《焉耆龟兹佛教史》以外，都搜集在一起，出一个集子，名之曰《千禧文存》。我在过去已经出过不少书了，但是这样做还是第一次，这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吧。以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次尝试是异常成功的。春末交稿，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付印，发行。初版六千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即销售一空。立即加印了五千册。这在我一生出版的书中，除了《牛棚杂忆》以外，是绝无仅有的。
山有根，水有源，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无不有其根源。《千禧文存》走红的根源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书中的文章字字珠玑，句句梦笔生花吗？否，决不是的，有的文章连我自己都不喜欢，遑论读者。想来想去，根源只能有一个，就是文章新，都是在最近一年中制造出来的，不像我那些大量的散文选集，东选一篇，西选一篇，杂凑成集，重复在所难免。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选本出多了，是对读者的愚弄，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是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我竟犯过多次。决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抵挡不住组稿者的如簧之舌，只有败下阵来。我在一本散文集的自序中竟写出了这样的话：“如果读者认为集中文章重复过多，可以不买这一本书，只看一看自序就够了。”这有点像美国香烟盒上印上了dangerous（危险）这样的字样，多么可笑！又是多么可悲！不管怎样说，《千禧文存》没有这种现象，于是就获得了读者的青睐了。
我还想在这里给自己评点功，摆点好。这一本小书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小书一出，许多年高德劭的著名学者，比如钟敬文、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他们都早已功成名就，是出书的“消极分子”，轻易不肯把自己的著作拿出来出版的。这一次也都参加到“随喜”的队伍中来，为中国学坛增添了一些奇花异卉。为了这一件事，至少应该给我记一个六等功吧。
《千禧文存》小小的胜利，给三位策划者带来了颇大的欣慰。他们想依样画葫芦，把今年，也就是2001年我所写的文章收集在一起，编成一个集子出版。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不会有异议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准备工作并不难。我先请李玉洁把我今年所写的全部文章的手稿搜集在一起。我今年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故乡行》，长达两万五六千字，稿子写完，还没有来得及再看上一遍。我只须再看上一遍，同其他稿子加在一起，便大功告成了。事情看上去就是这样简单。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我仓猝住进了医院。既然“仓猝”，当然是急症。但是，请读者诸君放心，我得的决不是“虎来拉”一类的急症，只不过是沉淀既久，一旦暴发而已，总之，来势颇为迅猛。看到马桶里鲜红的颜色，我一时目瞪口呆，大为吃惊。我在今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一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便血四五次。这可能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我却处之泰然，心情极为平静。文章照写不误。”实际上，我当时想了很多很多，浮想联翩，也想到了那一种最可怕的病。这种想法像是一团魔影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直陪我到了西苑医院，又住进了301医院。即使是这样，我确实做到了日记中所说的“处之泰然”。这一点颇令我自己感到无限的欣慰。
近几十年以来，我成了陶渊明的忠实的崇拜者。首先我当然崇拜他的诗歌。其次我对他那带有道家色彩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兴趣也越来越浓。他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实际上已经成为我的座右铭。但是，话虽然说得很容易，关键是能不能身体力行。这就需要有真正的考验。对我来说，从突然发病一直到住进301医院，就是一次真正考验的过程。
我曾在北京几个最著名的大医院中查过体，比如北京医院、友谊医院等。后者是众所周知的北大合同医院。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北大只有十几位一二级教授和学校领导的医疗关系是在友谊医院，其余都在北医三院。这十几个人在友谊医院享受的是高干待遇，每年查体一次。最初几年，我还有点积极性，遵照规定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为时既久，忽然萌生了厌烦的情绪。每次检查，先得饿上半天肚子，到了医院以后，敲敲打打、推推拿拿，到头来一切OK，一无所获。于是我就开始逃学。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到友谊医院去查体了。
这一次，鬼使神差，来到了301医院。第一道关口仍然是检查身体。我原以为不过仍然是友谊医院那一套，不会有什么花样翻新的，因此我十分镇定，无动于衷。友谊医院那一套这里确实全有。可是不久我就发现，这里不但花样翻了新，而且翻得很厉害。许多体检设备我不但没有见过，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我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见了世面，开了眼界。我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话：我见到的友谊医院的体检设备，可能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病人，不是记者，不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这一切体检的设置，我当然不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尝试。但是其中有一些我要“以身试法”的。试过几次法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里的体检同友谊不一样。虽然同是高干待遇，但那里是在一年以内集中在一天检查，是大批量生产。门门俱到，科科都全，每个门口都排成了长龙。因此每个人所需要的时间必须大大压缩，有时难免草草了事。从早晨9点到12点，十几个检查都完整无缺地做完。打道回衙，万事大吉，再等第二年了。
在301医院却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我住在医院里，查体往往是单独进行的。我曾在许多部门里检查过身体，这里没有必要一一详细叙述。
我只举两个印象特深的例子。一次是检查头部，专门名称我没有记住，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台子上摆满了稀奇古怪的仪器，荧屏上闪出了耀眼的光芒，上面显示出一些数字或者弧线什么的，闪烁不定。大夫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按在我脑袋的许多部位上，一按荧屏上就出现弧线，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懂。这一次体检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坐轮椅回到房间里，浑身疲惫不堪。另一次是检查肺活量，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我原以为这玩意儿不会太麻烦。事实上还是真麻烦。我要遵照大夫的口令，或呼或吸。有时还要用尽全力去呼或吸，有时又要缓慢地呼或吸。大夫的口令不停，我的呼或吸也不停。原来认为不起眼的一次体检，竟用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弄得我竟在寒冬中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最伤脑筋的，经过反复思考甚至严重的思想斗争的，有过一次大反复的是膀胱镜的试验。我患的病属于泌尿科。据说，在泌尿科中膀胱镜是最高的最后的检查方式。具体的过程是把一面极小的镜子通过尿道口送进去，一直进入膀胱。如此则膀胱内部的情况平常无论如何是看不到的此时却了如指掌，如果其中有什么病变，轻的可以用激光消灭之，重的则须要动大手术了。我这一个外行，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想，就觉得这玩意儿决不轻松，决不会毫无痛苦的，问题只在：痛苦大到什么程度。正在这时候，许多来病房看我的人，其中也有大夫，一提到膀胱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痛苦。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第一次斗争的结果是彻底的失败。我想到，自己已经活到91岁，离划句号的时间不太长了。这次体检的结果无论是没有问题，还是有严重的问题，我都泰然处之。不管怎样，胡乱对付上几年，不就可以涅槃了吗？我现在又何必忍受极大的痛苦搞什么劳什子膀胱镜呢？这完全是消极、悲观、苍凉的思想，一个健康的人是不应该有的。但我是一个不爱说谎话的人，我把我的想法竹筒倒豆子一般地全部告诉了我的主治大夫，并递上了一份申请不做膀胱镜的信。大夫看我情真意切，勉强同意了，也有一份文件，让我在上面签了字。事情好像是就这样决定了。但是那一位年轻的大夫仍然没有放弃对我进行说服工作的努力。他从各个方面摆事实，讲道理，总之是劝我要做，免得留下后患，那样则悔之晚矣。他说，他不敢说做膀胱镜痛苦，也不敢说不痛苦，因为他自己没有做过。这些话朴实无华，平凡得像真理一样。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窃自思念，如果到了301医院而不做膀胱镜，那不就像是唐僧到了西天印度却不登灵山那样了吗？中国有一个现成的词儿：功亏一篑。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去做膀胱镜手术，不管多痛，都在所不惜。当我坐上轮椅被推往手术室去的时候，心里面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结果膀胱镜手术终于做了，十分顺利，除了有时候有点小小的痛苦外，总起来说是没有痛苦的。我自己除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之外，忍不住暗自嘲讽：你已经活到了90高龄，自谓博古通今，识多见广，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然而一次微不足道的考验，竟把你吓得像见了猫的耗子，你不觉得自己肤浅，你不觉得脸红吗？是的，我确实感到了自己的肤浅，确实觉得脸红。我还要进一步加强自我修养，加强读书养气。一个人一生的修养是无穷无尽的。
在这个漫长的体检之旅中，膀胱镜是最高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团魔影陪我住进了医院。随着体检的前进，魔影逐渐消失。等到膀胱镜一做完，魔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是到了此时，我的心情才有余裕来观察和思考我周围的环境和所遇到的人物。我的总印象是：这里毕竟是解放军医院，气氛肃穆活泼，个人职责清楚，而纪律严明。所有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请示汇报。那种令不行，禁不止的作风，这里是找不到的。我在医院的两周，成了我“学军”的两周。
至于我所遇到的人，首先应当提到是副院长牟善初大夫。他是我60多年前在省立济南高中教书时的学生。我虽然是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但教的却是国文。牟善初在全班四十来名学生中是国文状元。他写的文章不但文从字顺，通畅流利，而且有自己的风格，这对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我常想，如果牟善初在高中毕业后考入某一个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世事纷纭果造因。”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就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行程。牟善初不知怎样一来参了军，在解放军医科大学里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成了一名医术精通的大夫，曾为一些国家领导人担任过保健医生。又焉知在几十年以后，我在海外漂泊十余年又回到了祖国。我压根儿不会想到牟善初这个名字的。可能是在“十年浩劫”之后，有一天，他带着儿女来到我家，拜见一别数十年的老师。我也曾带着孙子和孙女到301医院去回访过一次。从那以后，除了在一次同学会上见过一次面以外，再也没有见面，因为我根本不生病，同301医院从来没有打过交道。这一次，我突然发病，之所以最终选择了301医院，虽然不是直接通过善初，但与他也不无关联。善初为人淳朴厚道，不善言辞；虽然年已85岁，每天仍然穿上白大褂，履行一个大夫的职责。在我住院期间，他常常由周大夫陪伴着到我的病房里来探视，聊天。我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门生遍天下。能有牟善初这样一个学生，我认为是一种骄傲。
我在301医院里的病房，具体全面地说应该是：南八楼二区13床。在这里负责的是一位卢主任，卢晓行大夫，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大夫。还有一位聂道海大夫，是一位精明强干，很有才华的人，是不是什么“主任”，我始终没有弄清楚。我初入院时，有几天我们天天见面。后来听说他们休假了，再没有见面，直到我出院前夕，才又见到他们，我们彼此都感到像老友似的亲切了。最初我的主治医师好像是张玉玲大夫，只见过几次面，听说是休假了，再也没有见面，接她的班的是史军大夫，才三十多岁，头脑明敏，善于思辨，分析问题，有条有理。书好像读得很多，文医兼备。我认为，这是一位有光辉前途的年轻的大夫。我在上面提到过关于膀胱镜的风波时讲到的那位年轻的大夫就是史军。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他的劝说，我坚持不做，那将是我终身的憾事。我将永远感谢他。
我在病房里认识了李炎唐大夫，他是泌尿科的大专家，也曾担任过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因为我患的病与泌尿科有关，王晓棠将军就将李炎唐介绍给我，我入院后不久就见到了他。他这个人一身豪气，满腔热诚。交谈没有多久，他立即履行了医生的职责，他用手在我的肛门里摸了许久，摸得很仔细，然后大声告诉我说：“决没毒瘤的危险！我的手比B超还要可靠。”他这几句简单的话正碰到要害处，我所最担心的正是毒瘤。他的话像是一股仙风吹散了我脑袋中的愁云惨雾。当时他就做了决定，要亲手给我做膀胱镜检查，怕我翻案，他用有力的右手紧紧地跟我握手，好像小孩子相互勾小手指一样。后来我果然想翻案，详情上面已经谈过了。到了做手术的那一天，李炎唐大夫在手术室门口等我，我的第一句就是：“李大夫！我向你投降来了。”李炎唐大夫最终胜利了。
我在医院里还结识了很多给我会诊的大夫，比如王思让大夫，孟书礼大夫，盖鲁粤大夫等等。因为接触不多，没有多少好谈的。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这里的大夫几乎都喜欢文学，他们都读过或多或少的文学作品。我的那一位老学生牟善初能写出那么漂亮的文章，我当年并没有问过他。现在问到了，他告诉我，他当年读过许多文学作品，这个谜才解开。眼前各位大夫中最突出的是史军。我曾同他几次谈到文学。我做膀胱镜的那一天，他在值夜班一夜没有睡的情况下，坚持送我到李炎唐大夫的手术室。在通过长长的地下室的时候，有时候他竟亲自推我坐的轮椅。他一直等到我手术完毕回到病房才回家休息。此情此景，什么人能不感动呢？在坐轮椅的过程中，我又同他谈起了现当代的中国文学，他娓娓谈来，了若指掌，真使我吃惊不已。我认为，当一名大夫，或做任何非文学性的工作，读一点文学书，总会有好处的。这样做能使人得到美感享受，高之则能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素质，有百利而无一弊，实在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医院里，我除了认识了一些大夫之外，还认识了一些护士。实际上，她们同我的接触要比大夫多得多。每天，从早晨八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她们经常要到我的病房里来，取尿样、试体温、量血压，以及其他我不大懂的措施。最后几天，连续输液，又离开她们不行。她们是一群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小丫头片子，个个活泼伶俐，认真敬业，说话时天真淳朴，干活时却一丝不苟。她们有时称我为“爷爷”，我也把她们当做孙女来看待，实际上我恐怕比她们祖父的年龄还要大。她们中我能记住名字的有张文娟、颜娜、杨英等人。她们都喜欢文学。在寂静肃穆的病房里，凭空添了这样一群小白衣天使，顿觉其乐融融。
话虽然这样说，到了住院的最后几天里，一股强烈的烦躁情绪突然在我胸中翻滚腾涌，怎样也抑制不住。出院无日，而后顾有忧。我在外面兼职颇多，挂名主编着几个大型的丛书或全集。现在到了年终岁尾，大概总有些事情要处理吧。我却被困在医院中，有力无处使。我交游遍天下，到了此时，海内外的朋友们总应该有信或书寄来吧。我在医院里却是看不到的。我还反反复复想到一些琐细的事情。门前的玉兰花长了多少骨朵儿了？池塘中的季荷今年遭受了严重的干旱。有很长的时间，塘中一滴水也没有。可万没有想到，季荷居然开出了不少的花，依然红艳耀目。我离开燕园时，水还没有灌。校中别的湖泊已经结了冰，这里依然是赤地一片。不知道现在灌水了没有。对面岛上中国经济中心新建起了一片楼房，雕梁画栋，美轮美奂。其中最高的楼名曰万众楼，匾额是我题写的。我从来不是什么书法家。既然写了，就挂了出来。通过我卧房中书桌前的玻璃窗子，抬头正好看到那金光闪闪的“万众楼”三个大字，颇觉得有趣。现在我在医院里也看不到了，生活中好像缺了点什么。我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只浑身雪白的长毛的长得像一个小狮子似的波斯猫。它是我故乡临清的特产，名流全国。这只猫已经三岁了，极为顽皮聪明。它对我特别亲昵。我一坐下，它立即跳上来躺在我的怀抱里。我出门散步，它也跟着，我行它行，我止它止。等到我坐在湖边的椅子上时，它当即跳上椅子，卧在我的身旁。每天同小猫玩耍一会儿，成了我在吃饭睡觉之外每天不可或缺的活动。可我现在几乎两周没有见到它了，没有听到它的叫声了，我忍受不住！我甚至想到了养在山东大学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仿古大瓷缸里的几只乌龟。乌龟的智商大概远不如猫，它们是不会认识我的。可是我是认识它们的。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是庸人自扰。我宁愿做一个对所有动物都有感情的庸人，也不愿做一个对一切生物都麻木不仁的聪明人。
现在，我终于在2001年的最后一天，又回到我在燕园的老房子里来了。只睡了一夜，就换了一个年头，现在已经是2002年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天确实增了一岁，我也当然增了一岁。春满乾坤，自然规律。福满门，相信也会实现的。至少我的小猫依然顽皮，对我依然亲昵，我一坐下，立即跳入我的怀中，一蓝一黄的两只大眼睛仿佛在问：“老朋友！你这一阵子到哪里去了？”门外的玉兰花树上结了不少骨朵儿，今春会开出洁白的花朵。荷塘里结满的冰，大概在我住院期间灌过一次水。我为季荷感到庆幸。它们忍受了半年多的干旱，终于又有了源头活水。它们现在在淤泥深处做着夏天的梦，梦到夏天来临时大干一场，使香飘十里，绿盖擎天。我坐在书桌前，抬头通过玻璃窗又看到了万众楼。我写的那三个大字在夕阳的余晖中发出了闪闪的金光。室中那些插架一直到屋顶的书籍，窗台上、桌子上摆着的那些奇石和玉器，看上去依旧令人心旷神怡、欢愉满怀。总之，我现在看什么都称心、如意。即使是现在就说我是“福满门”，那也决不过分的。我对今年一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的“福满门”完全有信心的，我颇有点手舞足蹈之意了。
这一篇《〈新纪元文存〉自序》本意只想写上千把字，把问题交代明白就算了。没想到中间插入住院这一段经历。是非写不行的。如果没有这一段过程，说不定我还会受旧习惯势力逼促写一篇《九十一岁述怀》之类的文章。人一病，“怀”都仓皇逃遁，想“述”也没有了。只剩下了病房里的感受，我都写在《自序》中了。
这一篇《自序》，从北大写到医院，又从医院写回到北大，可以算是我去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也可以算是今年的第一篇文章。写得冗长拉杂，请读者原谅则个。
2002年1月4日写毕
《清华英语》序
清华大学，自90年前建校起，就以英语为基础课程。当时清华的任务是培养提高留美预备学生的英语水平，以英语为基础课，自在意料中。
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清华曾经过巨大变化。大学建立后，成立了西洋文学系（后改外国语文系），外语众多，但外籍教师授课皆用英语，中国教师亦间有以英语讲课者。全校普遍开设大一英语（Freshman English）。日寇进犯，万里播迁大西南。战争胜利后，回京祝中国解放，祝新中国建立。不久又卷入院系调整中，人文社会科学归入北大。其变化可谓大矣。但是，清华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没有放弃对英语教学的重视。因此，清华学生的平均英语水平，在众多大学中一向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天日重明，理智又恢复了应有的地位。清华重新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些系科，英文系也在其中。两三年前，清华大学从事英语教学一条龙的教学实验改革研究时，《清华英语》已经进入策划阶段。又经过几年的众多学人的通力合作，现在这一套书已经出版面世了。它是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分析评估了许多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推陈出新而完成的。其特点和优点具见作者的说明中，兹不缕述。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体现了清华精神。我多年以来就考虑清华之所以为清华之特点。清华永远求新，清华永远前进，清华永远自葆青春，清华永远清新俊逸。清华校训中的“自强不息”，不是一句装饰门面的虚话，而是我们行动的指针；90年来，它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贯彻。现在这一套《清华英语》也体现了这种精神。
杜甫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眼前，我们入世已经成功，再过六年就将在北京举办奥运。全国各地学英文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正是学习英语的春天。我们这一套《清华英语》，宛如知时节的好雨，自天而降。它能不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吗？是为序。
2002年3月16日
《庄子显灵记》序
若干年来，我有一个想法：人类自从成为“万物之灵”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正确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称之为天人关系。要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要同自然交朋友，我称之为“天人合一”。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
然而，人类，特别是近几百年来的西方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征服自然”，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从表面上来看，人类似乎是胜利了，大自然似乎是被征服了。然而，大千世界发生了许多弊端，甚至灾害，影响了人类生存的前途。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大自然不会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
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中，每一次胜利大自然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两位哲人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
我有一个公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的高度与人类前途的危险性成正比。尾巴翘得越高，危险性越大。
眼前的这一个世纪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途上的一个关键的世纪。
读了范曾兄的近著《庄子显灵记》，“心有灵犀一点通”，引起了我的遐想，写了上面这一些话。
我认识范曾有一个三步（不是部）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一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谓予不信，请阅读范曾的著作。
2002年3月17日
《敦煌学研究丛书》序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21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2000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8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21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意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2002年5月18日
《畅谈东方智慧》序
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国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宗教活动家，国际活动家。他曾同一些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进行过对话活动，比如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的基辛格等等都包括在内。对话内容用中、日、英三国语言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它促进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对当今国际上的基调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池田大作先生，同中国更可以说是有特殊的关系。他曾多次访华，同中国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广有接触。他是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又在一些高等学校中获有名誉职称。他也尽自己力量，向中国一些大学捐赠图书和仪器。他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是受欢迎的人。
这一次，池田大作先生要同中国学者对话了。我滥竽充数，敬陪末座。他同蒋忠新先生对话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妙法莲华经》的。蒋先生穷几十年之力治梵文原本《妙法莲华经》。对中国旅顺博物馆所藏来自新疆的《法华经》梵文原本残卷之研究，致力尤勤，创获至多。《法华经》是创价学会的圣经宝典。池田大作先生对此经也有湛深的造诣。因此，两位专家有关《法华经》的对话，就十分精彩，不同凡响，精言妙语，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能开阔人的眼界，启发人的悟性。读这样的对话，简直是一种最高的享受。
至于我自己同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重点则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和异上。我不是哲学家，更不是什么思想家。我不擅长哲学分析，也不喜欢哲学分析。对于西方一些哲学家那种细入毫末的分析，我敬佩到惊诧的程度。但是，我感到匪夷所思，不知道伊于胡底。我禀性木讷，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对恍兮惚兮，玄之又玄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也有一点优（？）点，就是，不让脑筋闲着，我对禅学只了解一点皮毛，可是我的思维方式却有点接近禅宗。我在最广的宏观观照下，仔细思考了东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几乎是顿悟般地悟到了东方文化的复兴。在十几年前，我就提出了东西方文化是有根本差异的，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的特点。我对中国哲学史上这一个著名的命题给予了一个新解，就是，天人合一是指大自然与人的合一（《“天人合一”新解》，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1993年第一期）。我还提出了，在历史上，东西文化递相兴衰的看法。我用了一句中国常用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表达我这个看法。
我这些看法，一经提出，在读者中就形成了两派：一派赞成，一派反对。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古今中外，就没有哪一个看法，只有赞成者，而没有反对者。对于赞成者，我当然高兴。对于反对者，我也并不不高兴。我一不商榷，二不反驳。我是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论激烈；但是没有哪一家由于辩或辨失败而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我主张大家共同唱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后由观众自己来判断是非。
最近，我读到了一本书《东西方文明沉思录》，原作者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史学家村山节先生和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作家浅井隆先生。译者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夏运达等先生，出版时间是2000年10月。出版者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者对本书做了简短而精辟的介绍：“作者以超越时空的大视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和全球经济的现状作了研究，指出各种文明都有诞生、生长、繁荣和消逝的过程。东西文明之间既有冲突，又有互补性。文明的冲突表现为文明中心的转移。作者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在文明中心跌宕起伏、此长彼消中不断演出的。”出版者接着又介绍村山节先生提出的“世界文明八百年同期说”。“现在，世界文明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21世纪，是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和交替的时代。22世纪以后，将是亚洲的时代。”在本书浅井隆的“序言”中，作者说：“有学者认为，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方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用哲学家的话说，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为一。”如果允许我对号入座的话。这就是我的主张。我这个主张，在过去七八年内，在许多文章中，在许多发言中，甚至在严肃庄重的国际会议上，我都公开发表过。在本书中也有所表述。至于世界文化中心向东方转移，需要多长的时间，我的意思是，本世纪即将见端倪。《东西方文明沉思录》的作者预言是22世纪。这个问题无法争辩，要由历史去做结论吧。
眼前，世界上某一个大国，飞扬跋扈，暴戾恣睢，横行霸道，颐指气使，右手持警棍，左手托原子弹，随意指责别的国家为“邪恶轴心”，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在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看来，它简直像一个丑角，一个地地道道的纸老虎。我举出东西方各一句谚语，奉赠这个国家的人民。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西方谚语说：“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这都是多年经验的总结。决不会错的。我上面这些话决不是无所为而发。因为这与东西方文化的消长有关，我才一时有感而说出来的。我相信，那一个大国的真正爱国又爱和平的人民会不以为忤的。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凡是爱国又爱和平的人民总是心心相通的。
回头再谈我们这一本书。三个作者，一个是日本人，两个是中国人。虽然国籍不同，然而却志同而道合。我们都希望世界人民和平幸福，只有理解与友谊，而没有仇恨与对抗。佛家讲极乐世界，儒家讲大同之域，名异而实同，殊途而同归。我希望，我们这一本书能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贡献。善哉！善哉！
2002年6月7日
《往事琐忆》序
景瑞是我的同乡，是小同乡，小到同村，我们都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官庄是临清境内相当贫困的一个小村庄。
景瑞家和我家是世交。我直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小的时候竟有一位老师，名叫马景（金？）恭。我六岁就离开了官庄，而且家里极穷，按年龄，按家境，都请不起一位老师的。可我偏偏有一位老师。他是景瑞的什么人，我不知道。当时我们家住在村南一个单独的宅子里。原来是一个四合院，后来，北房正房和东房都被拆掉，卖了砖瓦，只留下西房，供我们一家住。房前有一棵高过屋顶的杏树，结的是酸杏，而马老师偏偏爱吃酸杏。至今马老师站在树下摘杏的影像，还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
景瑞和我是忘年交，我长他二三十岁。我在北大教书，他正上大学。忘记了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下我们见了面，认识了，成了朋友，这友谊一直维持了几十年，至今不衰。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温文尔雅，面有书卷气。我暗自思忖：官庄出了一个人才。
我的想法和希望没有落空，景瑞大学毕业后，在临清一中教了一阵子国文。他是科班出身，兼又工作努力，因而做出了成绩，得到了赞誉。后来弃学从政，担任了市领导职务，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最后，因年龄关系，退休在家。
景瑞其实并没有休。他是读书人出身，读书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他现在摆脱了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有了充足的时间，读书、练字，而且又拿起笔来，写一些散文之类的短文。现在出的这一个集子就是从众多散文中挑选出来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都认为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主要标志当然就是文言变白话。八十多年以来，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等方面，应该说，都做出了成绩；但是并不是都斐然可观的。小说和戏剧，在形式上，已经全部欧化，这里不去谈它。最有成绩的，我认为就是散文。这现象解释起来并不困难。散文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中国自古就是世界散文大国，创作传统底蕴丰厚，现在再融入一点西方散文家的韵味，因此产生了不少风格各异、气韵生动的散文作家，为读者普遍所喜爱。但是，同样毋庸讳言的是，有极少数散文作家，成名心切，想走捷径、出冷门，写出了一些词句不通，内容含混，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懂的所谓散文。这充分表明了一部分人的浮躁心情，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景瑞的散文创作，走的是一条传统的道路：专事白描，不求藻绘；注重明朗，力避晦涩。因为学的是国文，教的又是国文，所以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中规中矩，不事诡异。内容也是一片真诚，决不胡编硬造。写亲情，写师德，写劳动琐事，娓娓道来，亲切感人。是青年学生绝好的读物。
谈到白描手法，许多人，也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圣经宝典。但是《儒林外史》是以讽刺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寥寥几笔，不露声色；但是棉花里包裹着的却是刺，读到这样的文章，一方面令人忍俊不禁，一方面却又令人惊心动魄，有如看一幅漫画一般。景瑞的散文描写的却是正面人物，我们不能要求他能达到这个境界。
前不久，景瑞把他新编成的散文集《往事琐忆》中的一些文章拿给我看。我年迈龙钟，老眼昏花，看东西很吃力。本来想等一些日子再看。现在正是星期天凌晨，燕园后湖，静寂无人。窗外细雨潺潺，夏意弥天。我是农民的孩子，一听雨声，心里就乐开了花。门前数亩荷塘，莲叶擎天，独独有一朵花，捷足先登，首先开放，而且正对着我的窗子。“万绿丛中一点红”，似有佳兆。于时我逸兴遄飞，心花怒放，观眼前之雨景，发思古之幽情。拿起稿子，一口气读完。濡笔抻纸，写了这一篇序。尚望景瑞有以教我。
2002年6月23日
《新区浪花》序
很早就知道《译林》杂志和译林出版社在翻译界有很好的口碑，1997年我曾为他们创办的评论小报题写了《译林书评》，后来还为《译林》创刊20周年写了一篇祝贺的短文，但是，我同译林的创办人李景瑞先生起先并不熟悉。1999年在国家图书奖初评及复评两次评委会上，我同他虽然在一起开会，那也只是工作上的短暂共事，彼此的来往依然不多。但是他在小组会上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推荐了上海著名学者的一本著作，全组通过，获得大奖。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真没想到，后来竟因为一场著作权官司，却把我同李景瑞又联系到一块了。
记得是2000年夏天，李景瑞先生主动给我来信，说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诺贝尔文学奖大系》，3大卷300万字，书中所收的译作全无译者的署名，经他多方查对，在66篇译文中查出了有15位教授的26篇译作被盗用，其中也有我在80年代发表的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他说，他正在联络这些被侵权的译者，准备联合起诉物价出版社，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起诉。
近些年文坛上抄袭、剽窃、盗版等侵权现象确实是屡禁不止，我的一些作品就已经好多次被人盗用、盗印。以往我总是抱着宽容和重在教育的态度，希望那些侵权的人，能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我也就不去追究了。不料我的这种宽容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这种侵权现象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发展到像这次物价出版社那样，盗用了别人的作品，竟连人家的名都不署，真是太过分了。为了表示我对文坛侵权现象的谴责，也为了支持作家、翻译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我答复李景瑞同意一起参加起诉，并正式聘请他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由此我同他的联系多了，在他和各位原告的共同努力下，这场官司我们胜诉了，从中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了李景瑞为人的正直、热心和办事负责的作风。回想起来也有趣，真正使我增进了对李景瑞的接触和了解的，竟是这场意外官司带来的缘分。
李景瑞办杂志、办出版社的成就不用我再去多说，我只是在想，那些出侵权书的人，同李景瑞一样，都是出版人。前者有法不依，明知故犯，存心置国家的法律和作者的权益于不顾；而后者，这场官司本来同他毫无关系，但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替被侵权的文人讨回公道，却不怕麻烦，挺身去做这种自己本可以不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差别，是人的素质的差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我衷心地希望所有的出版人，都能从政治、学术、法律、管理等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出色地完成肩负的使命。李景瑞先生就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我甚至还想进一步说，现在我们社会上需要多出几位像李景瑞先生这样的敢于仗义执言的人。
李景瑞先生在编辑工作之余，也喜欢写些散文、随笔，他常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海外见闻和生活感想，文字精练，联想丰富，读来生趣。我向来非常支持和赞赏编辑们也能多写写文章，我的不少老编辑朋友，写出的文章都很有特色，其结果让读者和编辑自己都获益匪浅。现在李景瑞先生也能这样做，对此我自然十分高兴。趁着他把自己写的一些散文、随笔结集出版之际，特草此为序，也算对编辑们多写文章的一种鼓励吧。
2002年8月9日
《把栏杆拍遍》序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此派为松散派。另一个正相反，他们的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我窃附于“经营派”。我认为，梁衡也属于“经营派”，而且他的经营还非同寻常。即以他的写人物的散文来说，一般都认为，写人物能写到形似，已属不易，而能写到神似者则不啻为上乘。可是梁衡却不以神似为满足，他追求一种更高的水平，异常执着地追求。但是他追求什么呢？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名词。我曾想用“境地”，觉得不够。又曾想用“意境”，也觉得不够。也曾想用“意韵”、“韵味”等等，都觉得不够。想来想去，我突然想到王国维的“境界”，自认得之矣。“境界说”是王国维论词的新发明，《人间词话》有很多地方讲到“境界”：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境界”，同“性灵”、“神韵”等一些文艺理论名词一样，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颇难以严格界定其涵义，但是统而观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是一个富有启迪性、暗示性、涵盖性的名词，上举《人间词话》最后几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现在从梁衡散文中举出一个例子来。他的名作《觅渡，觅渡，渡何处？》是写瞿秋白的。瞿秋白这个人才华横溢，性格中和行动中有不少矛盾，梁衡想写这样一个人，构思了六年，三访瞿秋白纪念馆，迟迟不敢下笔。他忽然抓住了“觅渡”这个概念，于是境界立出，运笔如风，写成了这篇名作。我们常说“画龙点睛”，画一条龙，不管多么活灵活现，如不点睛，毕竟还是一条死龙。一旦点睛，则顿成活龙，腾跃而起，飞龙在天矣。
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2002年10月14日
《中国少林寺》序
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持续传承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石。文化传承的载体大别之不外两种，一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一种则是人工兴建的建筑物，万里长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嵩山少林寺也属于这一类。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有很多发明创造。但是，我们决不吝啬，我们慷慨地奉行送去主义，把我们文化的精华送向世界，使全球共此凉热，分享我们的成果。仅以造纸术和印刷术两项而论，这两项技术大大地提高了世界文化传播的速度，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其影响之深远，用什么词句来赞誉也不会过高，如果没有这两项技术，世界文化的发展与传布将会推迟以百年计的时间。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决不故步自封，外国的好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拿来为我所用。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众所周知的。
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给人民带来新希望，环顾全球，狼烟四起；侵略公行，杀人越货；翻云覆雨，指鹿为马；手挥大棒，唯我独尊。然而，在全球许多地区，饿殍遍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令人不安的是，西方挟科技发展之余威，怀抱“征服自然”之壮志，对大自然诛求无厌，穷追不舍。目前在自然界中已经出现了众多的灾害，如臭氧出洞，气候转暖，生态平衡破坏，动植物灭绝的速度加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恩格斯早就警告过人们，大自然是会报复的。上面列举的几种灾害不就是大自然的报复吗？人类倘再不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则发展前途殆矣。
但是，归正必须有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只有中国能指出，中华文化光辉灿烂，方面很广。目前谈中国文化者侈谈弘扬者多，而具体指出哪一方面应首先弘扬者尚未之见。我个人的意见，首先应该弘扬的是中华精神的精髓“和为贵”。历史上许多哲学家的学说，比如什么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等，体现的都是和为贵精神。连人工修建的长城，体现的也是这种精神。一个侵略者决不会修筑长城的。这是我对修筑长城意义的新解，自谓已得其神髓，决无可疑。
长城和少林寺都是人工修建的东西，不会说话，不会出声；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人们可以体会出中华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和为贵”的精神。在少林寺中，我相信，无论是建筑与壁画，塔林与碑刻，体现的都是这一种精神。
现在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奉行送去主义的大好时机了。这次我们送去的就是“和为贵”。世界人民企盼和平，如大旱之望云霓。
现在，中华书局推出了三卷本的《中国少林寺》，我看了一些图片之后，联想到若干年前我参观少林寺的印象，因而浮想联翩，想到了中华文化的和为贵的根本精神，真觉得这书是“好雨知时节”的好书。在欣慰之余，写了这一篇短序。
2003年1月8日
《王琦医学丛书》序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对全人类做出了意义特别深远、影响特别广大的重大贡献。即以造纸术和印刷术两项发明而论，其影响人类文化之交流与传播，推动人类社会之前进，怎样颂赞也不会过高。
在医药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独特的体系。常言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医药在中国及其周边几个国家经过了几千年的检验，认为是行之有效的，至今仍流行不辍。但是，直至今日，西方所谓发达国家在接受中医方面，仍在半推半就。西谚云：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向真理的道路决不止一条。然而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欧洲中心论者，却要以为，唯我独尊，唯我独正。即使承认了中医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效，犹抱琵琶半遮面，窘态可掬。
要想真正来谈中西医的区别，应当从哲学的高度着手，从根本思维模式着手。西方主分析，中国求综合，这一点现在逐渐为人们所承认。十几年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讲到了中西医。我当时说西医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中医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这话虽然有点偏颇，但是说到了点子上。西医有自己的长处。主攻方面看准了，一丸入腹，立竿见影。中医开药方，据说有极多讲究。用药有主攻部队，有助攻部队，有防卫部队；万一错了一种药，还有解救部队。中医大夫眼前的病人是一个整体，同宇宙一样。西医大夫眼前的病人只是他身上有病的那一部分。这话也有点偏颇，实际上没有这样简单；但是大的框框恐怕确是这样。我自己不懂医学，以上所谈，不过是道听途说，野狐谈禅而已。
王琦大夫是著名的中医内科专家，誉满神州，名扬海外。中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王大夫对这个体系有精湛的研究。现在大家都在高唱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口号；我认为是谈论多而行动少。中医无疑属于优秀文化之列。现在王大夫正以切实的行动，弘扬中华医药文化。这一套《王琦医学丛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吝啬，有好东西我们就送出去，造纸术和印刷术就是如此。我名之为送去主义。当然，我们也决不故步自封，外国有好东西，我们也拿来为我所用，我称之为拿来主义。送去主义与拿来主义相结合，就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我们中华民族做得恰到好处。对于《王琦医学丛书》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在国内弘扬。另一方面，我们则奉行送去主义，使中医之光能够照亮世界，使普天下芸芸众生能够共此凉热。
是为序。
2003年1月20日
《华林博士文库》总序
博士一名，古已有之，几个朝代都使用过，指的是一种官名。现在我们使用的“博士”，则是舶来品，是英文doctor（其他德法等语也一样）的翻译，旧瓶装新酒也。
欧美的教育制度，颇多不同之处。仅就我比较了解的德国而言，那里不大有“毕业”这个概念。一般的情况是，一个学生经过小学、中学、大学十几年的学习，最后在一个大学安定下来，选中了一个教授，参加了他的讨论班，最后被教授认可，愿意收为弟子，于是给学生一个博士论文题目，由学生自己去作。再经过几年时间，论文完成，教授同意，于是确定时间，进行答辩。答辩的范围共有四个：论文本身，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共有教授三人。主席照例是文学院长，因此答辩委员会一般都由四人组成。委员们巍然高坐，有如法庭中的法官。学生是审问对象，教授提问有极大的自由，上天下地，苍蝇蚊子，无所不可。听说汉堡大学一位中国学生以汉语为副系，不过图省力而已，结果教授问：莎士比亚和杜甫谁早？学生答曰：莎士比亚。教授莞尔而笑，说道：“候补博士先生，对不起，你落第了。”我又听说，19世纪后半叶德国医学权威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学生答辩时，他捧出了一盘猪肝，放在桌上，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迟疑了半天，不敢答复。最后教授说：“这是猪肝。”学生说：“我也看着像猪肝，但是答辩会教授先生怎么会拿猪肝出来呢？”最后教授说：“你做不了真正的科学家。既然认定是猪肝，为什么不敢说出来呢？”类似这样的故事，我还听过很多。你从中可以悟出研究学问的道理。
至于博士论文，这当然是获得学位的主要根据。这是一个学子展示才华，显露锋芒的最佳的地方。德国教授对论文的要求不算太低。一篇论文必须有点新东西，有点原创性。原创性当然有高低之别。但是，不管是高是低，你必须有，则是不可逆转的要求。否则东抄西抄，下笔万言，也只等于一堆废纸。德国这一点小小的经验，很值得我们中国学习。
我们中国实行博士生制度，不过只有二十来年的历史。但是，一实行，首先就碰到拦路虎，这一条虎就是教授膨胀。据报载，一个大学里的一个系共有70名教员，其中有68位教授。这是否是事实，我不敢说。全国教授的总数，我也不知道，反正其数量是极大的。每一个教授都招博士生，势所不能。于是某一些人又充分发挥了创造力，制造了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这样一个词儿。博导评审权最初掌握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手中。后来授权几个大学自己评审，于是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笑话。某大学某系论资排辈，某教授应该担任博导了，而该教授此时正想写论文投到某一位博导门下当博士哩。
笑话归笑话，我担心的是博士论文的质量，近十几年来，我读的博士论文不多，总共也不过三四十篇。总的来看，质量当然会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其中颇多优秀之作。这证明了，我们实行博士生制度是成功的，对推进学术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这一群博士论文的作者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论文的出版。试想一个青年人坐着冷板凳，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好不容易制造出一篇论文，结果只有几个人看。他们郁闷和失望，不是很自然的吗？但是，出版又谈何容易。哪一家出版社也不肯斥巨资出版很难有销路的博士论文。十几年前，海峡对岸主持文津出版社的邱镇京教授鼎力相助，在大陆同仁的协助下，赔钱出版“大陆文史哲博士丛刊”，出了百余种之后，无法持续下去，只好停刊。我个人认为，邱教授这种善举实在是功德无量，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现在这样功德无量的善举又有人开始运作了。这是由两个机构共同促成的，一个是上海龙华古寺的“华林奖学金”，一个是北京的中华书局。这真是天造地设的好搭档。同这两个机构我都有诚挚的友谊。上海的龙华寺，以一个佛教千年古刹而关心当前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研究工作，不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北京中华书局一身正气，我曾几次称之为“中流砥柱”，中华不出一本坏书，在目前出版界是难能可贵的，这非砥柱而何！在促成这一番功德无量的事业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位朋友中，有几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忘记。“华林奖学金”方面是湛如博士大德，没有他的努力，这一件事是成不了的；中华书局方面则是本局领导和柴剑虹编审。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件事照样完成不了。对以上几位朋友，我必须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
由于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们还不能把所有的博士论文都纳入我们的文库中。我希望，年轻的博士们，不管你的论文是否已经纳入文库，都要更上一层楼，锲而不舍，继续钻研，以便取得更新更大的成绩。你们都不要忘记李商隐的诗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你们要亮出你们清越的鸣声，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庆升平。
2003年1月23日
《成语源流大辞典》序
刘洁修先生将其1989年出版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扩大为长达六百余万言的《成语源流大辞典》，通过我的学生黄宝生先生和郭良鋆女士，索序于我。原书有吕叔湘先生序。我何人哉！焉敢与叔湘先生并列！所以十分惶恐觳觫。李白的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正说明了我的心情。但是，最后我还是答应了，原因是，我似乎有一些话要说。想借题发挥一下。
想说的话，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题外，一类题内。仔细推敲起来，内外的界限也并不泾渭分明。俗话说“内外有别”，其实是难以做到的，我看就让它模糊一点吧。
先说题外的话。关于汉语特点的问题，学者们论之者众矣。意见虽很分歧，但确有极高的意见，真正搔到了痒处。有一点却似乎从来没有人谈过，我也是于无意中得之的。先讲一段经历。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大会，所以异常隆重，邀请了全世界友党的领导人参加，因此就需要翻译，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处，调集了全国的翻译人才，不管你搞哪一行，什么地位，只要外语好，就必须推掉一切工作，来京参加翻译处的工作。在开会之前很久，各路人马已经齐集西苑饭店。我属于德文组，也是兴奋异常，日夜奋战，丝毫没有感到疲倦，盼来盼去，开会的日子终于到了。会址是在政协礼堂，是当时北京最宏伟的建筑。翻译用的是同声传译的办法。代表们和外宾在楼下大厅里开会发言，同声传译的人坐在三楼上语言不同的小屋子里，手里拿着在西苑饭店译好的稿子，中外文两份，眼观和耳听楼下大厅里汉文或外文的发言，口宣外文或汉文。外宾发言比较少，大量的是汉文发言。我们满怀愉快，以为万事俱备，连东风也不欠了。焉知传译发言时却出了问题，汉文发言者在楼下发言，我们在楼上用最快的速度口宣洋文，等到汉文发言结束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时，我们传译者还没有能读毕译稿，弄得老外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不行的。最理想的做法是，汉外同时结束，然后同时鼓掌，这样才能隆重热烈，皆大欢喜。然而任何外语都做不到，译文都比汉文要长，有的还长得很多。
我因此顿悟出一个道理：表达同样的思想感情，汉文是付出的劳动量最少的语言，用的时间最短的语言。几千年以来，从我们的老老祖宗起就使用这种语言，我们节省出来的劳动力和时间，连用天文数字也是难以算得清楚的。
以上算是题外的话。
下面来谈题内的话，也就是汉语成语问题。我年轻的时候，除了《英汉词典》不离手外，很少查汉文词典。有时偶尔查一查《康熙字典》和《辞源》，几乎没有词典可查，我也觉得没有查的必要。我自认不是狂傲的人。当时大概主要是出于糊里糊涂的自信，不查词典，到了年纪渐大，反而越来越觉得离不开词典。我的自信心与年龄适成反比：年龄越大，自信心越小。我认为，这不是倒退，而是进步。我现在查的词典，除了《辞源》与《现代汉语词典》外，就是一些成语词典。眼前这一类词典相当多，但是对我都有用。这是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逐渐发现，汉语是世界上成语最多的语言，任何国家的语言都难以望其项背。这又是汉语的最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之一。写到这里，读者一下子就能把这题内的优点和特点同上面讲到的题外的优点和特点联系起来。我上面曾说到“内”、“外”难分，事情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成语多有什么优点呢？为什么汉语成语特别多呢？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合并起来加以答复，也是并不困难的。专就优点而答复，一言以蔽之：它能大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这样一来，汉语在简洁之外，又增添了一个表达能力强的优点，真正是如虎添翼，可以睥睨一切了。至于汉语为什么成语特别多，这只能用汉语历史特别悠久，悠久到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事实来解释。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有天才的民族。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典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世界第一。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许多成语就产生于其中。成语是智慧结晶的结晶，决不可以等闲视之。
为什么说成语能提高汉语表达能力呢？语言的功能在于传递思想，表达感情，哪一种语言能传递、表达得最简洁而又充分，最明白而又含蓄，最丰富而又不枯燥，最生动而又不油滑，它就是最好的语言。汉语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成语多是主要的原因。
要举例子，那就多得不得了。一整部《成语源流大辞典》可以说都是例子。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加以解释，以说明我的观点。我先举最常用的“司空见惯”这个成语。这个成语到处都能碰到，谁都懂得它的含义，可是读者必须分为两类。文化水平高懂得这个成语的源流的读者，看到了这个成语，除了理解它的含义之外，会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联想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䰀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欣赏这一段风流故事，而从中享受到更幽美的情趣。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则不过理解为“平平常常”的意思而已。
我再举一个例子：“亡羊补牢”。这也是一个非常习见的成语，谁都能理解，这是受到损失以后及时设法补救的意思。但是对我在上面说的两类人又有不同的作用。对文化水平低者，不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理解。对文化水平高的人则会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增加了情趣，他们会想到《战国策》中的那个故事。想到庄辛对楚襄王说的话：“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这也会增加说不出的情趣。
我再举一个例子：“高山流水”。这个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讲的是俞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伯牙意在泰山，子期就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过了一会儿，伯牙意在流水，子期就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这就叫做“知音”。钟子期一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因为“知音”已亡，再鼓就是“对牛弹琴”了。从此以后，“高山流水”就成了一个成语，或一个典故（羡林按：有不少成语和典故是难以区分的）。含意比较丰富，最丰富的是表示知音、知己、友谊（死生不渝的友谊）。有时也用来表示乐曲高雅精妙，如此等等。我个人每次读到这个成语或典故，心里总会涌起一股友爱、悲凉、孤独而又温暖的意识流，往往沉思半天。对一般不明成语来源的人来说，其含意不过是获得知己又失去知己而已。
像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可以举出成百上千来。我只举了上面三个例子，可以说是“鼎尝一脔”（羡林按：这也应该算是一个成语），举一反三了。上面三个例子都是源于中国古代典籍。典故都源于古代典籍，而成语只有一部分是，另一部分则来源于老百姓的活语言。专就来源于古代典籍的这不小的一部分来说，它们能够把几百年前的、上千年前的、几千年前的语言或者动人的故事，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在老百姓口中，重新焕发了青春，保住了活力，从而丰富了我们语言的表达能力，而且我相信，它们还会流传下去，只要汉语不亡，它们就会永在。能够有这样一种语言，这样一种包含这么多成语的语言，这样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言，这是我们的幸福。
在上面，我把题外的话和题内的话都说了不少。虽然没能全说完，我看也差不多了。只要你稍一留心，使用汉语的人，不论是讲演，还是著述，不论是对话，还是独白，没有一个或多个成语者几希。连乡下不识字的农民都想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只是由于这个成语对他们太深奥，太陌生，在他们口中就变成了“以实求实”。这是我亲耳在乡下听到的，决非“假冒伪劣”。就连我在上面写的这些话中，也无意中使用了不少成语，因为它们最经济实惠，缺了不行。这个事实或这个道理相当显明，用不着再多加解释了。
只是还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说上几句。首先，在刘先生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吕叔湘先生的《序》中引刘先生自己的话：“哪些是成语，哪些不是；哪些成语要收，哪些成语不必收，这就不容易决定。（中略）遇到这种情形，不得不自己划个界限，无法叫人人赞同。”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刘先生的意思似乎是想给“成语”下个定义，然后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来决定去取。下定义这玩意儿我认为是西文基本思维模式——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产品。想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下定义是缘木求鱼的办法，根本行不通的。刘先生自已划个界限，这就是最聪明的办法，是最佳选择。想叫人人赞同，一无可能，二无必要。“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其次，我想谈一谈使用成语与“转（读作zhuǎi）文”的区别。有时候似乎看不出什么区别。其实区别是非常大的。“转文”的意思，我想大家都会了解的。一些“半瓶子醋晃荡”的，念过一点旧书而又不甚通的人，为了自命风雅，显示自己的才华，引上两句古书，往往引得并不得当，却自鸣得意。这样的腐儒“转”的文，给人一种腐朽之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而使用从古典中来源的成语，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却往往能给人以清新之气。“转文”与使用成语的界限是必须严格划分的。
再次，我还想简略地谈一谈“典故”与“成语”的区别。这个问题上面已有所涉及。《现代汉语词典》也有现成的解释，可是我还觉得不够全面和确切。我觉得，只要引用古书中现成的词句或故事，这就是“典故”。引用得经常了，几乎达到尽人皆知的程度，这就叫做“成语”。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汉语成语多四字？理论上的解释，我目前还作不出来。我只能笼统地说一句：这并不是汉人全都患了“四字狂”，而是由汉语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本来用两个字就够了，比如“扎实”，却非说“扎扎实实”不行。类似的例子还多得很。甚至连“认真”这样的词儿，有些人也非说“认认真真”不行，其中必有道理。从汉语诗歌的发展上来看，最古的诗是四言，《诗经》可以为证，后来到五言，到七言，有越来越多之势。但是到了七言却戛然而止，没有向九言或更多的言发展，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至于胡适之先生解释骈文（四六文）四字句起源的问题，说什么“骈体文欠文明”（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262—264页），是十分荒唐可笑的。真正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刘洁修先生穷多年之力，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探幽烛微，功在士林，我个人十分敬佩。江苏教育出版社又慨然斥巨资，出版此书，亦为出版界极为难得之举，我也不能不表示我的敬佩。本来在文债重压之下，只准备写上几百字；然而下笔不能自休，竟写成了这样一篇四五千字的序言，并提出了许多可能是怪异之论，尚祈士林君子有以教我！
2003年6月
《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序
中国和印度是邻国，至少在两千余年来一直是好邻居。我们在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内的不同领域里不断进行交流，从而使我们两国的文化丰富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文化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和印度也都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在迅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公认；印度亦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为世界所瞩目。在新的形势下，中印两国为了更好地建设各自的国家，相互学习，彼此交流，则显得更为重要。这对我们两国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
我的学生王树英，对我的一些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文章和讲话一直很感兴趣，他建议我出个专门的集子，他还亲自进行了选编，现已汇集成册。我想：这些年来，中印两国之间，无论是官方互访，还是民间往来，都在日益增多，合作项目与合作领域亦在逐渐扩大，两国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可喜的事情，令人鼓舞。在这种形势下，我的这些分散的文章和讲话，若汇集成册问世，也许有利于中印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中印友谊不断和谐地发展，对两国，甚至对世界和平，都会有好处的。因此，最后我同意出版这个集子。是为序。
2005年9月10日
《季羡林序跋集》序
听说有人要出我的序跋集。在欢喜之余，赶快抢先写一篇序。我为什么对于序这样喜欢呢？不，“喜欢”二字是不够的，应该说，为什么这样热爱呢？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文奥义，只有一点零星的感受。
我舞笔弄墨七八十年于兹矣，几乎贯穿了我整个一生。从今天看起来，我生得不算晚，但也只是当了几个月的大清臣民，没有赶上写八股文考秀才。我从小学起写作文用文言文，一直到高中前半，读的是唐宋八大家，中间也读了不少桐城派的古文，据我看，桐城派的古文和八股文，实在是一丘之貉。只是八股文必需代圣人立言，而桐城派古文则多少可以抒发点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而已。写这样的文章，仿佛必然峨冠博带，装模作样，装腔作势，带着枷锁跳舞，而这些枷锁是自己装到身上来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偶尔给自己的一本书，或别人的一本书写一篇不太长的序或跋，则创作心态立即改变。在这里，装模作样，峨冠博带派不上用场。代之而来的是直抒胸臆，山巾野服。如果让我在这二者间选取一个的话，我选取哪一个，不是很明白吗？
这就是我热爱序跋的原因。
但是，我写的序并不都是一模一样的。除了上面谈到的比较短的序以外，我也写过几篇比较长的序。比如《胡适全集》、《赵元任全集》的序，都有将近两万字的篇幅。这与平常的短序不一样，实际上都是学术论文。不能与短序相提并论也。
2005年11月
《病榻杂记》序
此书原拟定名为《新生集》，后来张世林兄建议改为“病榻杂记”。我稍一寻思，立即欣然赞同，我认为，世林兄不愧是内行，能点铁成金。“新生”二字干瘪无味，不知所云，经这样一改，则全书皆活矣。此书编纂过程中，我的助手李玉洁女士、杨锐女士付出了颇多的劳动，谨致谢意。为了保存历史原状，《新生集序》可作一单独的文章，仍然保留下来。
2006年9月10日
《新生集》序
事前同张世林同志达成了君子协定，2002年文章的结集就叫做《新纪元文存》（续编）。我原来以为，这也颇为顺理成章，并无异议。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学会了一点生意经。我觉得，《新纪元文存》已经出版问世，大家是熟悉的，在封面上，这五个字特别大，赫然昭如日月，而“续编”二字只能颇小，暗淡若晨星。读者如果不细心，是很容易忽略的。他们会认为，此书已经买过，不必再买了。这对做生意是很不利的。
于是我就想改一个名。大家都知道，给新书起名是煞费周章的。我想来想去，想出了“新生”二字。这两个字太平庸了，太一般了。如果想在上面撒一点檀香末的话，有大文豪但丁的名著在。
可是我并不想撒檀香末，对我来讲，这是亲身的经历。2001—2002年，我运交华盖，注定了是我的生病年。我曾三次住进301医院，其中有两次是抢救。在一篇文章中我写过，我曾到阎王爷殿前去报到。大概是因为手续不全，图章没有敲够数，或者是红包不丰，我被拒收。只好又溜达回来，躺在301的病床上。
常言道，天佑善人。我是个善人吗？不管怎样，两次抢救都奇迹般地成了功。我是不折不扣地获得了新生。
我就以“新生”名吾集，志喜也。
2003年1月13日
《病榻杂记》小引
半年以前，我已经运交华盖。一进羊年，对别人是三羊开泰，对我则是三羊开灾，三羊开病。没有能够看到池塘生春草。没有能看到楼旁小土山上露出一丝绿意。更谈不到什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了。我就病倒，被送进了301医院。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天，不但春天已过，夏天也好像早已开始了。
春天是复苏，是醒悟，是希望，是光明。这几种东西都是人见人爱的。因此没有人不爱春天，我当然不能例外。
但是我有一个怪的想法，想参与春天的到来。春来春去，天地常规，人怎么能参预呢？我的意思并不是想去干预，我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五官四肢的某一部分去感知春天的到来。古人诗：
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垅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到枝头已十分。
诗人的春天是嗅出来的。在过去的90年中，我大概每年都通过我的某一个感官，感知春天的到来，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光明，眼前有无限的希望。偏偏今年出了娄子，没有能感知到春天的到来，就进了医院。
我有一个优（缺）点，就是永远不让脑海停止活动。在初进医院的时候，忙于同病魔作斗争，没有想多少东西。病势一稍缓，脑海又活动起来了。全身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几乎没有，独独思维偏不糊涂。除了有时还遗憾春天的逝去以外，脑袋里想了好多好多的东西。特别是在输液时，有六七大瓶药水高高地挂在自己头顶上，这有极大威慑力，自己心里想：这够你吃四五个小时的了。我还想到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包括古代的诗词。我于是想写一些文章，不是记录自己的医疗过程，而是记录自己想到的东西。结果文章确实写了不少。现在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编成了一个集子，名之曰《病榻杂记》送给读者。
我知道，人世间大概还有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他们有的会想到：“季羡林哪里去了？”现在这一本小册子就可以告诉他们：季羡林还活着，不过是经过了一段颇长的疾病的炼狱。现在正从炼狱里走出来，想重振雄风了。
在301医院治病期间，受到了院领导、大夫们以及护士们的爱护，衷心感谢。
蒙新世界出版社的周奎杰和张世林两同志加以青睐，答应出版，十分感激。书中的照片大都是一直陪我住院的李玉洁女士精心挑选的。
2003年6月16日于301医院
第一次 2001年12月
第二次 2002年8月
第三次 2002年11月
第四次 2003年2月
《走近敦煌丛书》序
羡林按：
我一向有一个习惯，我从不把别人用我的口气写成的文章，拿过来，签上自己的名字，据为己有。我认为这不是有道德的行为。但现在我想破一次例。我读了大概是出于柴剑虹、荣新江等学友笔下写出的“走近敦煌丛书”序，我读了几遍，觉得即使我自己动手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我就把文章拿过来据为己有，同时又昭告天下，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有道德的行为。
五年前，我曾经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写了一篇序言，表达了对新世纪之初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欣喜之情，也表示愿意继续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走近敦煌丛书”，仍征序于我。我这个老拉拉队员当然是应该再鼓吹几句的。
先说这套丛书之名。名曰“走近”，颇有讲究。“走近”乃是“走进”的必要过程与前提条件。自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敦煌声名日隆，前往那里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怀着“朝圣巡礼”之心者有了更多瞻仰敦煌的机会。但是，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还是免不了有隔雾看花的感觉，要看懂并在心灵上真正亲近敦煌实属不易。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来普及敦煌的学术文化，让读者能够与敦煌渐行渐近，相知相亲，为能真正进入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与文化圣殿奠定基础。
再说这套丛书的编著者。甘肃教育出版社委托柴剑虹、荣新江来主编这套书，亦属精明之举。我与他们二位熟识多年，知道他们一直热心于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堪当此任。二位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中坚力量，与老中青三代的众多敦煌学家又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组稿便非难事。而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有敦煌学的著作问世，兼有编书、教书、写书的深切体会。这套书的作者，更是以活跃在科研与教学阵地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几乎都是敦煌某一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的领军人物，由他们来撰写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引领读者走近敦煌，也是很合适的。
谈到普及读物，我还要发点感慨：写好、出好一本普及读物，其难度是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高深的学术专著的。内容要准确，材料要翔实，语言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还要有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本领。像这套丛书，配了许多图片，当然还要求图与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说来容易、看似轻松的特点，对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却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好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可能也不乏“成功之母”的教训；主编之一的柴剑虹又曾长期负责编辑倡导“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知识》杂志，并且承担了丛书中一本书的写作任务，应该也会以自己的见解、感受与文字去与其他作者切磋、推敲。两者结合起来，一道应对挑战，为宣传与普及敦煌学知识积累经验，我以为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
2007年11月20日
《中华佛教史》序[1]
此书名曰《中华佛教史》，为什么我们不按老规矩，称此书为《中国佛教史》呢？用意其实简单明了，就是想纠正一个偏颇。我们惯于说中国什么史，实际往往就是汉族什么史。现在改用“中华”这个词，意思是不止汉族一家之言，而是全国许多个有佛教信仰的民族大家之言。
谈到中华佛教史，我们必须首先提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取材丰富，分析细致，确是扛鼎之作，已成为不朽的名著，但是，人类社会总是在不停地前进，学术也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到了今天，古代西域（今新疆一带）考古发掘随时有新的考古材料出土，比如，吐火罗语就是在新疆新发现的，过去任何书上都没有这种语言的记载。所以我们感觉到，现在有必要再写一部书。
在中国古代佛教的著述中，有几种实际上带有佛教史的性质，比如《佛祖历代通载》等。佛教以及其他学科而冠以史之名称（如文学史之类），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其中恐怕有一些外来的影响。
近代以来，颇有几种佛教史的著作，这些书为时代所限，各有短长，我在这里不一一加以评论。
我们现在有胆量写这一部中华佛教史，就是为了赶上学术前进的步伐。
总而言之，归纳起来我们这部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我们不止说汉族的事情，也介绍我国其他有关的少数民族的情况。
第二，我们对古代西域佛教史的发展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第三，之所以现在写这部书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两千年的演变，最终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佛教仍然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中国人民不管信佛教与不信佛教的，都必须了解佛教的真相，这会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了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中外互相了解，全世界都互相了解。
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是，对世界上所有的堂堂正正的宗教，我都有真挚的敬意，因为这些宗教，不管它的教义是什么，也不管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但这些宗教总是叫人们做好事，不做恶事，它们在道德上都有一些好的作用。因此，现代世界上，宗教的存在还是有它的必要性。专就佛教与中国而论，佛教的原生地印度和尼泊尔，现在佛教已经几乎绝迹，但在我们中国，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大度包容。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达到今天这样如火如荼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这种特点。从当前世界来看，我们最近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就是希望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互相了解，互相促进，共同达到人类社会更高的层次。
所以，我们研究佛教写佛教史，不但有其学术意义，还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
[1] 《中华佛教史》尚未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