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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一看科学研究。目前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是培养翻译干部，我们的教学计划也就是按照这要求制定的。我们现在差不多是集中全力来培养同学的东方语言的听、说、写、读的能力。虽然我们也准备让同学了解有关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在教学计划里排上了一门课程：“有关国家的概况”，但是我们用在这方面的力量却很小。目前这做法正确不正确就很值得研究。即使这做法在目前是正确的话，我们的任务不能永远不变，不能永远培养翻译干部。我们总有一天会接受别的任务的，总有一天会担负培养东方各国文学、语言、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各方面研究干部的任务的。目前我们的业务水平固然已经赶不上教学的要求，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如果我们不把眼光放远，不未雨绸缪，一旦新任务来了，我们立刻抓瞎。到那时候，矛盾将会更严重。我们目前的困难只是人员少，个别的同志中文水平差，受语言学的训练不够，语法搞不清楚。但是总起来说，一般同志的外国语文水平还过得去，有些同志说、写都不成问题。只有一部分同志水平比较差。一旦要研究什么文学、语言、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专门问题，我们目前的水平就不行了。科学研究工作需要一系列的基础知识，又要有特别的训练。这些基础知识和特别训练是否一下子就可以具备呢？决不可能。科学研究是长期的工作，必须穷年累月，辛勤钻研，像蜜蜂似的一点一滴地积累材料，又要在实践中加以考验，然后才能得到结论。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这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四）研究的办法和步骤：为什么进行科学研究，进行什么样的科学研究，这些问题已经谈过了。现在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进行。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的工作和实际需要，同时还要估计到将来的发展。这样的原则我想大家不会不同意的。怎样具体地去实现这些原则呢？意见就可能有些分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据我自己的管见，应该有下列的步骤：
首先是确定方向。自从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之后，全国人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在总路线这个灯塔的光辉照耀下进行。我们搞东方语文的人也不能例外。我们不应该只顾到自己的兴趣，只看到眼前，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总路线对我们的要求，考虑一下，我们怎样才能够发挥出我们的力量为总路线的实现而斗争。一切工作离开了这个总路线都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的研究方向和范围都应该根据总路线来确定。考虑方向的时候，最好能看得远一点，最好是以过渡时期这一段时间作为考虑的范围，大体定出一个方向和要求。然后再缩短一下，譬如说五年吧，这样就可以考虑得更具体一点。最后当然应该以一年为范围，订出详细的计划。但是究竟研究些什么东西呢？看起来似乎范围很广，有点渺茫。实际上并不然。反正总出不了文学、语言、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艺术等方面。搞东方语文的同志们多半都是在大学里工作的，我们就拿苏联大学里的课程来作例子吧，在苏联高等教育部批准的国立大学东方语文学的教学计划里有关东方各国的课程，除了语文以外，还有“东方史”、“专题国家史”、“专题国家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专题文学史与民俗学史”等课程。在东方学院东方各国之研究的教学计划里有“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史”、“国际法”、“专题国家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专题国家史”、“专题国家之经济”、“专题国家之文学”、“专题国家之国家制度及政治制度”、“苏联与东方国家之贸易经济关系”、“民族殖民地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人民民主国家”等课程。这两个计划都是1949年批准的。到现在是否有些变动，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总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将来要开的课程大概也不会出这个范围。我们确定自己的方向这就是很好的根据。
方向确定了，只是一个开端。以下就是一系列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理论学习。这是一切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特别对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更是刻不容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钥匙。有了它，一切困难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指南针。有了它， 不管在多么复杂的情况里，不管遇到多么纷乱的现象，我们都可以找到正路。我们非下定决心老老实实地去学习不行。这个学习是长期的，不能急于求成，也找不到什么捷径，我们活一天就学一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对东方问题有过许多天才的指示。毛主席的著作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典范。这些更要特别用心去学。
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应该与业务学习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确定业务学习的方向，加强学习动力，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通过自己在业务方面获得的成果来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谈到业务，不外两方面：语文和一般的基础知识。语文包括中国文和外国文。我们首先要掌握祖国的语言，要能把自己的思想逻辑地、有条理地、忠实地用祖国语文表达出来。这看起来很容易，难道我连自己祖国的语言都掌握不了吗？但是实际上却并不容易。我们还要努一下力才能做到。至于外国语文更用不着多说了。我们研究的对象既然是东方各国，不管研究的是文学和语言，还是历史和地理，或者是政治和经济，离开哪一个国家的语文，研究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必须提高我们现有的外国语文水平，逐渐达到真正能够掌握它的程度。除了有关国家的语文以外，还有别的国家的语文，我们也要能利用。首先是俄文，这是非学不可的。另外西方语文，譬如德文、 法文、英文等，也都是重要的工具。研究印度而不懂英文，研究越南而不懂法文是有困难的。这样多的外国语文是不是一下子就要都学好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学。最好先从最必要的入手，一种有了基础，然后才学第二种。不然乱抓一气，只能增加学习的混乱，最终什么也学不好。
至于一般基础知识，范围很广。过去我们受的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思想上中了毒，学到的东西多半没有用处。我每次看到苏联大学，甚至中学的课程，读到苏联大学中学的教科书，我真是从心里羡慕人家的幸福。我们现在的中学也朝着这个方向走，不但改进了课程的内容，而且还增加了新课程。我也从心里羡慕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幸福。但是余生也早，不但中学的课程没有机会再念，大学的课程也没有可能再念了。我现在要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向青年讲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自甘落伍了呢？决不这样。缺的课是可以补上的，只要我们有决心，肯努力。而且这些缺的课也非补上不行，不然我们科学研究的基础就太差了。我们应该丢下架子，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非学习不行。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老老实实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五）组织和领导：现在全国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组织和领导东方语文方面的研究工作，而组织和领导又是迫切需要的。这不由得又让我们想起了中国科学院。现在全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不管他的工作岗位是在什么地方，都承认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司令台。我希望中国科学院对东方语文的研究也加以重视。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很差，人力物力都不够。只有组织起来，加以领导，我们仅有的这一点点人力物力才能最有效地发挥效能，我们才能保证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尽上我们一份力量。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非常虚浅、非常不成熟的意见。意见虽然虚浅，但涉及的问题却非常重要。所以就冒昧写了出来，供同志们参考，请同志们指正。
原载《科学通报》1954年第5期
充满了信心，迎接1955年
中国解放已经五年多了，每到旧年结束新年开始回顾过去的时候，我总觉得过去一年生活很充实，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更充实。五年以来，年年如此，今年也不例外。
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我们先从眼前的事物说起吧！今年夏天，我们学校的印度教员陪一位访问中国的印度朋友参观校园。走到离他们宿舍不远的地方，我们的印度教员忽然感觉像是迷了方向，眼前矗立着一座崭新的、他们从没有注意到的金碧辉煌的大楼，仿佛是魔术师一夜之间从地里面咒出来似的挺立在那里。印度朋友们都大为吃惊。他们吃惊的是中国人民建设的能力和建设的速度。他们再三说：假如不是亲眼看到，亲身经验到，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
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因小可以见大。我们的学校这样，我们人民的首都——北京也是这样。只要我一个星期不进城，再进城就会发现沿途有一些地方变了样子。再扩大一下范围，我们全国各地也都是这样。我们不是天天在报上读到各地建设的消息吗？我们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为和平而建设，为社会主义而建设。我们修建学校、医院、工厂、文化宫；我们也修建巨大的水利工程，修建铁路。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有利于和平的我们都修建。过去一年内，我们就修建了不知多少。我说过去一年的生活是空前地充实，难道不是普遍的感觉吗？
但是，这不过是一方面。在其他方面，我们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选举出来了，保证我们胜利地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订了，我们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了。这一点大概远在国外的华侨同胞更容易感觉到。谁还会否认我们过去在一年内的生活特别充实这个事实呢？
三年多以前，我听过一位负责同志的报告，他说的几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过去受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力量都潜藏着没有发挥出来。毛主席就像是一把钥匙，他一开，我们的力量都给他开出来了。”这几句话虽是一个比喻，但却是真理，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像生龙活虎一般从事于各种建设事业，使我们的祖国天天在改变着面貌，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上面那些胜利，是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有了这样的领导，再加上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我自己，也就是全国人民在这新旧年交替时所想到的。
伟大的1954年过去了，1955年将会带给我们更辉煌、更伟大的胜利。在这新的一年内，我们的生活将会比过去的一年更充实。我充满了信心，迎接1955年。
1954年11月
为我们伟大的节日而欢呼
伟大的国庆节就要来到了。我们全国人民、全体华侨都将为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而欢呼。我们虽然一年一度地庆祝国庆，但是每年的意义都不相同。这就说明，我们的祖国每年都有新的成就，它正在我们的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日新月异地向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每一个国庆都是前进的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过去一年我们有哪些成就呢？我们的成就是说也说不完的。在工业和农业方面，规模宏大的新厂建立起来了，丰富的资源被发现了，铁路线延长了，水库修成了，荒地开垦了，产量普遍提高了。在文化教育方面，教学改革有了新的进展，科学研究工作普遍展开了，为国家建设培养干部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所提高。我们在任何方面都有了进步，有了光辉的成就。至于我们身边又添了几座大楼，修了几条新的马路，那更是司空见惯，谁也不会再觉得奇怪了。
假如要我们说出一件突出的事情，谁也立刻就会想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创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提出给全国人民明确地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它有无比重要的意义。自从这个伟大的计划公布以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劳动热情空前地提高，纷纷表示决心，要提前实现这个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它将会成为我们工作的主要动力。
以上谈的是国内的情形。国际上的情形怎样呢？我们在过去一年内在国际上同样获得极其光辉的成就。去年夏天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的时候，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共同发表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且首先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中印、中缅关系之中。从那时以后，中国同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就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范例。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帝国主义分子宣传的那一套全是谎话。今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了亚非会议。他抱着真诚坦白的态度，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同亚洲和非洲的二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物会谈，终于使亚非会议获得最后的胜利。虽然在会议文件的辞句上没有用五项原则，实际上五项原则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得到贯彻。许多以前不了解新中国甚至对新中国有某些误解的国家都开始了解了新中国。即使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同许多国家都成了朋友。埃及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要想详细叙述过去一年内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就是需要很多篇幅的。我们在这里只能极简略地谈一下。侨胞们身处国外，一方面关心国内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同样关心我们的国际关系的进展，这样谈一谈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谈到国际关系，恐怕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埃及。解放后，我们同埃及一直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在过去一年内，埃及部长级的领导人物却曾两度访华；第一次是宗教事务部长艾哈迈德·哈萨尼·巴库尔，第二次是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卜·努赛尔。这充分说明了中埃两国的友谊日益增长。至于日本，过去一年内我们来往也很频繁。李德全、廖承志、雷任民、刘宁一都访问过日本。日本各阶层领导人物到中国来的更是不胜枚举。同我们的老朋友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的来往不用说是愈来愈多，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愈来愈厚。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领袖都来访问过中国，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热烈的欢迎。文化交流工作也加强了。以郑振铎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曾于去年年底访问印度、缅甸，今年6月26日又到印度尼西亚去访问。以阿尼尔·库马尔·钱达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也于今年6月8日来到我国，到全国各大城市去演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一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现在我们回想起过去一年在各方面的成就来，就会觉得这一年还算不短。这样许多伟大光辉的成就难道真是在短短的一年内完成的吗？我们不相信什么奇迹，地球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过去一年内我们这些近于奇迹的成就就是中国六亿人民在人民政府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勤勤恳恳不屈不挠地做出来的。经过一年的愉快的劳动，现在我们又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愉快，我们的前途愈看愈光明，我们愈来愈接近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谁能抑制住心头的愉快和兴奋呢？让我们为这伟大的节日而欢呼罢！
1955年9月
入党一年
去年4月4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我入党的请求。今年4月4日，支部大会又讨论并通过了我转正的请求。我想谈谈在过去一年内，自己在提高觉悟、改正缺点方面的一些肤浅的体会。
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
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但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会发现，能够把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最初，并不是所有组织上和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自己都完完全全心悦诚服地接受。其中难免跟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些抵触。因此就产生了思想斗争。在斗争中自己能不能胜利，能不能比较迅速地胜利，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关键，这就是：自己是否时时刻刻都想到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
拿文人相轻来作个例子吧。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过去很多文人都有这个毛病，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小毛病。历史上许多患自大狂的文人轻蔑别人的故事还传为文坛佳话。到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这方面却仍然是流风虽息，余音犹存。从个人的关系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从党的事业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就决不是什么小毛病，而是能影响党的事业的大毛病。想通了这一点，改正这个缺点也就有了真正的动力，真正的把握。
再拿组织性和纪律性来作例子。据我的了解，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肯申请入党，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二十年来一向靠拢党，但是他不肯入党，原因就是害怕党的纪律。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入党后，最初也容易在这方面感到不习惯。这里也就产生了思想斗争。怎样在这个斗争中胜利呢？关键也就是：要时时刻刻想到党的事业。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否则战斗就无法进行，胜利就无从获得。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也并不是孤立地强调组织和纪律。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与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党内生活是极严肃的，同时又是极活泼的。体会到这些，就能够把组织性和纪律性放在自觉的基础上。能够把组织性和纪律性同自觉的精神结合起来，那么组织性和纪律性就不但没有什么可怕，而且会觉得非这样不可了。
我上面说到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是不容易的。怎样叫做恰如其分？据我的了解，那就是实事求是。拿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说，抗拒批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当然是不对的；异常容易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把别人的意见一古脑儿全接受下来，这里面也就有问题。难道别人提出的大大小小的意见都完全正确吗？能作自我批评，这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一个人总是自我批评，一作就非常过火，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这里面同样也有问题。难道他就真的一点优点都没有吗？
这样做，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再往思想深处挖一步，就会发现，这是个人主义在作祟。别人提的意见，自己不见得完全同意；但是为了息事宁人，干脆全盘接受下来，免得麻烦。自己也不见得就认为自己真有那一些缺点；但是为了“过关”，免得别人给自己提意见，先下手为强，干脆给自己戴上一大堆帽子。这还不是考虑个人吗？
上面说到的那些顾虑、想法和缺点，我自己都有过。在过去一年内，通过外因和内因，终于有了上面这些认识。
古代的贤人子路据说是“闻过则喜”。我以前认为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人，这只是古人的幻想。在我受了一年的党的直接教育之后，我觉得，这个境界是可以达到的。毛主席曾说过，天下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但是，党对同志们缺点的态度，却是“与人为善”的。在组织上和同志们指出我的缺点的时候，我能够感到这一点。当然，我也并不否认，受批评总不如受表扬舒服。这是人之常情，谁也否认不掉的。我觉得，听同志们给自己提意见，好比吃橄榄，最初的确有点苦，但是余味却是甜的。即使改正缺点还要有一个过程，发现了缺点就能对症下药，改正它也就有望了。所谓“喜”也者，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
根据上面的一些感受，即使我目前还有许多缺点，将来也还可能有新的缺点产生，但是我却坚决相信，我能够改正任何的缺点。给了我这样的信心的就是我们的党。
1957年4月
又是光辉的胜利的一年
——国庆日的感想
又是光辉的胜利的一年。
祖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
现在，在国庆日的时候，要想给过去的一年算一笔细账，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天都从各个战线上传来各种各样的胜利的消息——从工业战线上，从农业战线上，从科学研究的战线上，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一年365天，天天这样，一时要让我从脑筋里把这些旧账都翻一遍，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下手。
但是，在过去365天内，我看到、听到或者读到这些令人兴奋的胜利时，我的心情的激动，却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晰地回忆起来而且描绘出来的。我现在每天都感觉到，生命愈来愈充实，愈来愈有意义了。
这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呢？我想不是的。因为我相信，每个人每天都有看到、听到或者读到祖国各方面伟大的胜利的幸福。就拿海外的侨胞来说吧！他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却心悬祖国，他们眼前看到的当然不是天安门，他们眼前可能是金光闪闪的佛塔，可能是茏葱苍翠的椰子林，可能是汪洋浩瀚的大海，也可能是四季如春的绿岛。眼前看到的尽管有所不同，心里想到的终归还是一样。他们也一定是每天都要从报纸上读到祖国建设的消息。他们也一定为了这些胜利的消息而欢欣鼓舞、而手舞足蹈。海外的侨胞同祖国的兄弟姐妹们，尽管相距百里、千里，甚至万里，但是我们的思想感觉是一样的，我们的心是挨得很近的。
前几天，我去看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先生。我对这一位老人一向有很高的敬意。特别是在解放以后，他无形中给了我许多启发和教育。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毛主席的热爱，对新社会一切伟大的成绩、一切可歌可泣的事迹的欢欣鼓舞，使我非常感动。这一天，我走进门，他正在同别人谈话。他谈的是他们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不久以前来看过他。因为才从西藏回来，就谈到路上的情形。这个学生说，他坐着中国自己制造的解放牌的汽车，走过新开辟的公路，七八天的时间就从拉萨到了青海的省会。这位老人回忆起自己童年时走过这地方的情形，今昔一对比，高兴得站起来热烈地拥抱他的学生。他再三说：“我是很少拥抱人的。”然而这一次，他竟忍不住拥抱了。用不着多说，他的心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我们身处其境，我们不是也会不自主地站起来拥抱别人吗？
说实话，在现在的新中国，值得拥抱一下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了。每天从工业战线上，从农业战线上，从科学研究的战线上传来的那一些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胜利的消息，都值得我们相互拥抱的。远的不必说了，只说近的吧！尽管今年许多地区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是南方许多省份稻米又获丰收；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值得我们相互拥抱吗？祖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几千年几万年以来，从来没有什么人能够在它身上架上一座桥。但是新中国的人竟有这个胆量。几天以前，第一列火车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长江大桥；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值得我们相互拥抱吗？
这种事情真是俯拾即是，说也说不完的。在这国庆日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法子给过去一年的辉煌的胜利来算一笔细账。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不管这些胜利是大是小，也不管它们是来自哪个方面，当我看到、听到或者读到的时候，我的心就经过一番震动；它们又带给我更大的信心，更多的勇气；我将工作得更带劲。祖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在这个伟大的工作里面，每一个劳动的中国人民都尽了一番力量。我自己也献出了自己的绵力。我坚决相信，在明年国庆节的时候，海外的侨胞们和国内的兄弟姐妹们，会看到、听到或者读到更光辉更伟大的胜利，我们祖国的面貌会改变得更迅速。
1957年9月
在大跃进声中庆祝国庆节
几年以来，每年在庆祝国庆节的时候，我都要给侨胞们谈一谈祖国建设的情况，说一说自己的感想。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一句话；但是在今年，这一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的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
自从我们的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来，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现在全国真是万马奔腾，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情况，我们现在亲身经历到了。我们的大跃进是全面的，是千头万绪的。要详细谈各方面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我在下面只能举几个例子。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小麦的产量每亩只能达到几十斤，最多也不过一二百斤。稍稍高过这个产量，大家就奔走相告，以为奇闻了。因此小麦向来就被称为低产作物。然而在新中国，低产作物竟一变而为高产作物。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纪录就出现了。不但出现了，而且像是给风吹着一样，纪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纪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每亩最高产量是三千多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纪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
稻子也一样。早稻的最高记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信嘛，他们不能够想象，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样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不管这些人怎样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纪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些纪录。至于最高纪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
我们都知道，在解放前，我们国家的粮食是不够吃的，经常要从外国输入。但是现在经过了短短八年的努力，今天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粮食够不够的问题，而是粮食多了如何处理的问题了。
在炼钢方面，我们同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蒋帮统治了几十年，最高纪录只能生产几十万吨。我们在八九年内，就增加到几乎十倍。现在全国除了有规模极大的炼钢厂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用土法炼钢的小炉。我们的口号是土洋并举，大中小相结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钢的产量更突飞猛进。至于明年，那就将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要在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的时间内赶上英国。这个“短”字里面大有文章。我不想在这里充当预言家，预言究竟短到什么程度。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侨胞们就可以知道其中底细了。
这样的事情是说也说不完的。侨胞们也许愿意知道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我就来谈一谈我身边的一些事情吧！
我们学校里正在搞一个科学研究大跃进的运动。科学研究也能跃进吗？对许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最初，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观潮派，他们不相信这个办法，他们准备以后同我们算账。然而这运动开始到今天才不过二十几天，由于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辉煌的战果。只是化学系一个系，就完成了研究项目一千多项；经过严格的审查，其中七十几项超过国际水平。这种事情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我们敢想了，而且敢做了，而且已经做出了成绩。观潮派不得不认输了。
我所在的东语系，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我们已经完成了很多项规模异常地大、做起来异常地艰巨的工作，我指的是词典编纂工作。我们已经编成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汉语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词典。印尼汉语词典、阿拉伯汉语词典、蒙汉词典，正在编纂中。泰汉词典、缅汉词典、波斯汉语词典已经开始编纂。在这些词典里，最大的一部包括词汇十万。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种事情也是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我们敢想了，而且敢做了，而且做出了成绩。
了解中国过去亚非语言研究情况的人，就会知道，编纂这些词典有多少重大的意义。现在中国同其他亚非国家的来往日益密切，我们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增长。我们迫切希望能够互相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过去由于没有合用的词典，工作中有很大困难。现在，词典编纂出来了，这大大有助于我们同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
前几年，我们用了四五年的长时间，五个教员长期脱产，经历了千辛万苦，勉强编了一部朝汉词典。现在我们编这一部汉朝词典，实际上只用了八天，而且质量还相当高。这一件事情不是可以充分说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决走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吗？
在全国大跃进声中，我们这些工作只是沧海之一粟。现在，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各个机关，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用这种惊人的速度向前跃进。这种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过去，一年本来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一年却是很长很长的了。可以预料，到明年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伟大的祖国会出现更新的面貌。
1958年9月
会降低教学质量吗？
——我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的体会
我们正在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这一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这三件工作拧成一股绳，使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才在开始，系统地作总结，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在过去极短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所得到的一些成绩已经可以证明，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正像对别的新鲜事物一样，对这一次的教学改革，也有一些人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他们担心教学质量会降低。我们现在也已经可以告诉这一些先生们，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这些怀疑派的理由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五花八门，很不一样；但是他们共同的理由都不外是：学生的“本分”应该是学习，不然还怎能算是学生呢？现在一搞生产劳动，学习时间就给占掉了；学习的时间比以前少，学习的效果当然也就会相应地降低。
看来这种说法就跟数学一样地精确，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即使真是合乎逻辑的话，也是形式逻辑，而绝非辩证逻辑。时间当然是学习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条件。除了时间以外，还有许多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些条件，时间再多，也不会学习好。
我们都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足够而正确的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就如升火缺少煤，火当然不会燃烧起来。从什么地方能够得到正确的动力呢？
学习方面的正确的动力是与对学生正确的思想认识紧密联系的。认识愈正确，动力也就愈充足。有了正确的动力，学生就知道，他们学习是为的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这样的动力是持久的，是经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的。它决不会泄气。
思想认识怎样来提高呢？方式是很多的，生产劳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上面这一些话有点“虚”，我们就来讲一点“实”的吧。
生产劳动不仅能提高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它还能直接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
解放以后，同学们一般都是很努力的。学习成绩也是逐步提高的；但是同我们国家发展的情况比起来，这提高的速度就十分不相称。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教，一方面是学。
在教的方面，教材内容还是严重脱离实际，教的方法还是老一套。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村畜牧，以及其他学科的教授，在讲堂上讲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讲义里充满了高深的数学公式，看起来吓人一跳。但是一接触实际，一到现场，很多老教授就束手无策；讲农业的不辨五谷，讲工程的开不动最简单的机器。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够顶什么事，就可想而知了。
在学的方面，老师怎样教，学生就怎样学。学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老师教的都囫囵吞下去。一接触实际工作，他们的本领决不会胜过老师，他们的思想受了层层的束缚，满脑袋迷信，迷这迷那，学习方法一点也不敢改。这样的学生究竟有什么用，也就很可以怀疑了。
如果参加了生产劳动，这些缺点都可以克服。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师生都接触了实际，知道什么是麦子，什么是韭菜，知道稻子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们也知道了机器如何开动，电线如何接。现实是比书本子丰富得多的。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也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因此，教学的内容就大大地丰富，教学方法也大大地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学质量怎能会不迅速地提高呢？
有了上面这一些条件，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更如立竿见影。过去有一些人搞科学研究，实际上只是茶余酒后的消遣。他们读外国某专家的论文，在里面发现了漏洞。于是就想把这洞补起来，结果就写成了论文。至于这样的论文究竟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他们是不大管的。他们的目的只是钻冷门，好一鸣惊人。有一位水稻专家，费上多少年的时间来研究水稻的“呼吸”。农民种植水稻的成绩已经达到了每亩十三万斤，这一位专家恐怕连每亩一千三百斤也种不出来。我们决不轻视理论，我们也决不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但是我们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只是一些概念游戏，我们决不承认是理论。
学习过毛主席的“实践论”的人都知道，“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在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中，理论就形成了，反过来再为实践服务。这样，实践一步步提高，理论也一步步深入。我们的公式是：实践—理论—实践。
从我上面简单的说明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行这种新的教育方针，不但不会降低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而是能提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个新的教育方针才实行不久。将来实行的时间长了，我们一定会拿出更多的成绩来证明这个方针的正确。
1958年12月
对于新诗的一些看法
首先要声明，我既没有写过诗，对诗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我只是对诗有兴趣，因此就不免有一些意见。现在就作为一个新诗的读者，反映一些浅薄的看法。
“五四”以来的新诗，成绩绝对是应该肯定的。它突破了旧形式，增加了新内容，表现了新时代的新精神；在中国诗的发展史上，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新诗的成绩也不能夸大。新诗表达新思想，并不是绝对的。毛主席用旧诗词同样可以成功地表达新思想。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此外，新诗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脱离群众的；不但脱离了工农大众，而且也脱离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大喜欢读新诗，觉得好的很少；而且一读过就忘记，不能背诵。读旧诗词，却得的印象深，不费什么力，就可以背过。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有一些保守，这也是可能的。但这决不是原因的全部。我认为，既然叫做诗，就一定要有诗的特点，也就是决定诗之所以为诗、中国新诗之所以为中国新诗的那一些东西。这些特点包括两方面：内容和形式。我觉得，好些新诗所缺少的正是这些东西。
有时候，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一首诗就算是诗。我反复推敲研究，总觉得除了分行写以外，再发现不出任何特点。我试着把这些分行写的东西连写起来，一念，觉得同散文差不多。如果勉强去找区别的话，那就是，原来就是散文的散文逻辑性强一些，念起来流利一些；而这些用诗句连写成的散文，念起来就不免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不十分流利。
我特别害怕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体。我不大懂俄文，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在俄文里究竟给人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清楚，不敢乱说。但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体，却给我一个非常别扭，非常不自然的感觉，不只是心理上的，而且也是生理上的。比如“我们要同心协力解放台湾”这样一句话，这样写是极其自然的；但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却一定要写成：
我们
要
同心协力
解放
台湾！
一句变成五行，除了浪费纸张以外，有时候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深奥的道理。我曾对一些写诗的朋友说过这样的话：“说话流利就是散文，结结巴巴就是诗。”这句话，除了有一些片面有一些刻薄以外，难道就一点道理都没有吗？
有一次，我对一位诗人发表这些“谬论”，他对我说：“诗的形式是由内容来决定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而内容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马列主义的真理，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我认为，谈到文学作品，却不能过于机械地了解这一句话。有时候，同样一些思想感情，写惯了诗的人就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写惯了散文的人就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如果机械地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说：司马迁一辈子只有散文的思想，而杜甫除了一小部分散文思想外只有诗的思想。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
据我看，在决定一件文学作品是否是诗的问题上，内容起作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形式也起同样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诗一定要有诗的形式。这形式可以是脚韵、句中韵、头韵，也可以是诗句内轻音和重音、长音和短音组成的韵律，音节的数目也起作用。各国语言的情况不同，诗歌的发展规律不同，不能勉强要求一致。但是必须有这样一些东西，却几乎是一致的。
举两个例子。
中国的旧诗，一方面有平仄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有脚韵的限制。旧词的限制就更复杂。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必详细论证。
在印度，古代梵文诗没有脚韵，却有由诗句内长音和短音组成的韵律和音节数目的限制。比如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里的第一首诗，每句音节二十一、韵律是：
— — — —U— —，UUUUUU—，—U— —U— —
用梵文术语，这种形式叫做Sragdharà。到了泰戈尔，才出现了所谓自由诗。我不懂孟加拉文；但据说泰戈尔用孟加拉文写的诗是有韵律的（见叶茨的《吉檀迦利导言》）。一翻成英文，就成了自由诗。据我自己的看法，在泰戈尔的自由诗里，有一些极其微妙的感觉，极其细致的观察。仿佛是电光一闪，灵感一现，诗人用短短的几句话把它捕捉住，而且恰到好处；用长篇大论的散文，反而令人有杀鸡用牛刀的感觉。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就看不出这些所谓诗还有什么特点。中文译本也给我同样的感觉。
中国的新诗也不全是自由诗。过去，有不少的诗人努力创造过新形式。但是我总感觉到，这一些新形式多半都有点洋里洋气。诗人们显然是注意模仿西方诗多，而注意模仿中国旧诗少。换句话说，在采用民族形式方面，做得很不够。
中国新诗的形式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在几年以前，这问题也许不大容易解决。自从广大劳动人民都纷纷作起诗来以后，我认为，基本方向已经指出来了。现在工人诗人、农民诗人，以及无数的过去根本不识字或者识字还不多而现在学会了写诗的人们，风起云涌。他们使用的形式有极大的一致性。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使用的形式是与中国诗的传统形式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他们是受了旧诗的影响，那么我们就要问：像王老九这样的农民诗人，以前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很难设想，他们读过李白、杜甫的集子，这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大概都读过一些旧诗，他们反而不受影响，事情不是有点奇怪吗？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我们推敲玩味的。
我也并不是说，目前的所谓民歌体就是唯一的最好的形式。这个形式还必须发展。而且一定会发展。只停留在目前的阶段上，是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但是发展必须有一个基础，我看，民歌体就是很好的基础。其他的形式只可能在发展中起一些作用，它们没有资格来做发展的基础。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下：我不懂诗，上面这些话只能算是一个外行人对诗的一些极其浅薄甚至不正确的看法。
1959年5月14日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王国维在他著的《人间词话》里说了一段话：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尽管王国维同我们在思想上有天渊之别，他之所谓“大学问”、“大事业”，也跟我们了解的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段话的基本精神，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现在我就根据自己一些经验和体会来解释一下王国维的这一段话。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思是：在秋天里，夜里吹起了西风，碧绿的树木都凋谢了。树叶子一落，一切都显得特别空阔。一个人登上高楼，看到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引到天边，不知道究竟有多么长。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时的情景。志虽然已经立定，但是前路漫漫，还看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
说明第二个境界的那几句词引自欧阳修的《蝶恋花》[1] 。王国维只是借用那两句话来说明：在工作进行中，一定要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日夜不停，坚持不懈，以致身体瘦削，连衣裳的带子都显得松了。但是，他（她）并不后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顾自己的憔悴。
在三个境界中，这可以说是关键。根据我自己的体会，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后，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成功。无论是在对自然的斗争中，还是在阶级斗争中，要想找出规律，来进一步推动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事情。就拿我们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吧，搞自然科学的，既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实验，又要积累资料。搞社会科学的，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决不容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许徘徊犹豫。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工作是艰苦的，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对王国维来说，工作的动力也许只是个人的名山事业。但是，对我们来说，动力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动力同王国维时代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所谓不顾身体的瘦削，只是形象的说法，我们决不能照办。在王国维时代，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既要刻苦钻研，同时又要锻炼身体。一马万马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明第三个境界的词引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小说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来说明获得成功的情形。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这三个境界，一般地说起来，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极其辉煌的。他这一番话，完全出自亲自的体会和经验，因此才这样具体而生动。
到了今天，社会大大地进步了，我们的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应该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艰苦奋斗，攀登科学的高峰。
1959年7月
[1]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柳永《蝶恋花》。
新年随笔
1960年元旦来到，新的一年又摆在我们眼前。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一年只有365天，实在短得算不了什么。但是从目前中国发展情况来看，“一天等于二十年”，在365天中就可以做出许多惊人的事业。
1959年是我国继续大跃进的一年，从全国工、农、财贸、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各个战线上，捷报如雪片飞来。10月到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更是一件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许多走在时间前面的英雄们早已跨进了1960年、1961年，甚至更远的年份。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新的一年究竟有些什么想法呢？
我想到的是：再经过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我们的国家还不知道美好到什么样子哩。
就从身边的事物谈起吧。去年此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两旁还是一片矮小的旧房子，同耸入晴空的天安门比起来，显然有点不相称。然而现在怎样了呢？左边是堂皇富丽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右边是庄严巍峨的人民大会堂。到了明年此时，现在的那一片空地上会有些什么样的建筑物矗立起来，我自己想象不出，恐怕别人也很难想象。
只有现实的事物出现以后，想象才有用武之地。
上面说的只是小例子。不用说全国，就拿北京一个地方来说，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
从各方面看起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迈进。千百年来没有人敢在天堑长江上建造桥梁；现在不但有了武汉大桥，重庆大桥也已像一条长虹一样横跨长江。铁路好像是长了腿，到处爬行；最近北京到承德的铁路又修通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已经投入生产。一燕知春，大概过不了多少年，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会有铁牛代替真牛。到了那时候，牛的作用恐怕也要大大地改变：它不再是耕种的主力，而只是奶和肉的来源了。
这样想得似乎远了一点，我们就谈已经来临的新的一年吧。在这继续大跃进的一年，在祖国的边疆地区目前还是一片沙漠的地方，谁又敢说这里不会矗立起一片高楼大厦、一片烟囱呢？在那些目前还是高山密林的地区，谁又敢说这里不会架起了铁架，装上了机器呢？在我们的城市里和乡村里，现在是一片平房一片田地的地方，在新的一年中，谁又敢说这里不会建成高大宏伟的大建筑物和规模巨大的工厂呢？
只有现实的事物出现以后，想象才有用武之地。
以前我总觉得，现实是慢的，只有我们的想象最快。现在我只有承认，慢的不是现实，而是我们的想象。我现在要努力让自己的想象赶上现实，行动赶上想象。这就是我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立下的决心。
1959年12月
必须用拼音字母的读法来读
读了本刊1960年12月1日和12月15日的几篇文章，以及《文汇报》1960年12月13日周建人同志的一封信，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因而值得展开讨论的问题。因此不揣谫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为这个问题的讨论贡献一砖半瓦。
开门见山地说，我主张：必须用拼音字母的读法来读数、理、化科中的拉丁字母。
理由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非常多。英、美、德、法、意、葡、西、荷，以及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等等，都使用拉丁字母。甚至亚非许多国家，经过了一番文字改革，也都使用拉丁字母，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越南使用的也是拉丁字母，只是加了一些符号。斯拉夫语系的语言绝大部分也使用拉丁字母。许多古代语言，像梵文、巴利文等等，尽管有自己的字母，现在有时候也利用拉丁字母来刊印书籍。这只是几个例子，但也足以看出拉丁字母势力之大。
但是，尽管字母的形式相同，在不同的国家，读法却是不同的。原因也很简单：古代拉丁文字母的正确的标准的读法已经失传，因此各国就都有自己的读法，也认为自己的读法是正确的。大家都知道英、美与德、法的读法就不一样。其他国家亦然。
经过一番文字改革现在使用拉丁字母的亚非国家，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不可能经过一段历史发展过程，形成自己的读法。它们基本上都采用现成的读法；它同哪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关系密切过，就采用哪一个国家的读法。比如印度尼西亚语同马来语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已经拉丁化，马来语也有人尝试拉丁化。前者字母的读法接近荷兰语，后者则采用英文读法。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如果说：照英文字母的读法来读拉丁字母是国际通用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既然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标准的读法，也不存在一致的读法，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照英文字母的读法去读拉丁字母呢？以前有许多人这样读，那是有原因的。我们以前在中学里和大学里学习外语，英文几乎占了垄断的地位。我们照英文字母的读法去读拉丁字母，是很自然的。现在我们既然有了自己的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字母，对每一个字母又都规定了名称，那么，把数、理、化科中那些拉丁字母看成是自己的拼音字母，用拼音字母的读法去读是十分自然十分合情合理的事。现在，广大的中小学生，广大的劳动人民、机关干部和解放军的官兵，都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学习拼音字母，如果在拼音字母的读法之外再强迫他们学习英文字母的读法，那就是自找麻烦自寻苦恼。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有人强调老教授们的习惯，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习惯既然能养成，那也就能改掉。而且在六亿多人民中间，懂得英文的老教授究竟占几分之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迁就这少数几个人而给广大的劳动人民、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以及中小学生造成困难让他们学两套读法呢？这样做是很可笑的。
有一些从外国借来的词儿，比如X光，已为大家所熟悉，我们一说“爱克斯光”，大家都明白。像这样的词儿，我们就不一定非按照拼音字母的读法把它读成“希光”不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叫做“爱克斯光”的借词儿保留下来，像“咖啡”、“可可”那样。
总之，我觉得，必须用拼音字母的读法来读数、理、化科中的拉丁字母，不再把它们看成是拉丁文的字母，而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字母。
1961年1月2日
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
——看话剧《三人行》有感
话剧《三人行》（阳翰笙作剧、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描写了解放前后三个大学教授思想转变的情况。三个人物是三个典型。赵文浒，政治上爱憎分明，解放前夕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运动，解放后，积极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吴思贤，有正义感，对国民党不满，也热爱新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往往分不清敌我，参加土改后，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石人俊，顽固地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包庇自己的恶霸地主哥哥，终于彻底暴露了自己，为人民所唾弃。
作者塑造了这样三个典型，对每一个典型都有生动、具体、细致、深入的描绘。石人俊实际上是一个“反面教员”。解放后，他对新中国没有一点感情，别人兴高采烈，他却满腹牢骚；参加土改也十分勉强。他根本不关心农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和营养。他还包庇了他的恶霸地主哥哥。石人俊实际上是站在与农民为敌、坚决反对土改的地主立场上。这样一个人必然会坚决拒绝改造自己。他走的道路是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吴思贤可以算是一个中间派。他不太关心政治。虽然有一点正义感，但也是比较空洞的。他下乡去参加土改，当然不能说他没有改造自己的愿望；但是，他最感兴趣的却不是土改本身，而是他自己的业务。他偷偷地瞒了别人，让一个坏分子、恶霸地主的狗腿子罗三带路到山上去找化石。他坚决相信罗三是好人，为他百般辩护。等到罗三的真面目被揭露，被逮捕以后，他才“仿佛从恶梦中惊醒了过来”。吴思贤接受了这个教训，全心全意参加土改，锻炼自己。赵文浒申斥石人俊包庇自己的哥哥，石人俊拒绝承认，吴思贤也认为“包庇”二字用得过分了一点。但是，一直到剧本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那种认识模糊的中间态度还没有完全改掉。
至于赵文浒，他当然是剧中的正面人物，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立场分明、追求进步、永远严格要求自己、老当益壮的知识分子的左派人物。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他是一个学习的好榜样。在解放前，他不顾自己的性命，坚决同国民党的统治作斗争。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热爱我们的党，时时要求进步。下乡参加土改，能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后终于提出了入党的申请。赵文浒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使人感动的。
就是对这样一个人，作者也并没有姑息，还描绘了他的另一面。这一面就是自高自大、主观片面，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在解放前夕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的时候，他对石人俊说：“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主张，我有我的看法，有些问题，我们的主张和看法都很一致，那倒是事实。”好大的口气！他俨然想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了。到了解放后进行土改的时候，他一方面非常自信，相信有办法帮助石人俊转变过来，同时又觉得自己已经锻炼得差不多了。到了农村以后，他仍然是那样自信，他同梁二顺在一起住了半个月，就认为，二顺已经把心掏给他，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他儿子赵伟森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还觉得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群众。土改回来以后，他的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并且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就在这时候，石人俊悄悄地耍了一个手段，他就信以为真。他对石人俊的女儿石晓芬说：“你别还拿老眼光来看他，他可跟从前大不相同啦！”这就说明，他那主观片面、过于自信的毛病还没有完全改掉。
赵文浒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有些缺点，但是总想改掉，总是要求向前，要求进步。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虽然对自己要求严格，努力前进；但是总还有一些小毛病留在身上，需要加以涤除。
作者笔下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就是这个样子。这三种类型，特别是赵文浒这样的类型，对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知识分子从解放前夕到今天所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吧。
在临近解放的时候，全国除了解放区以外，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统治集团胡作非为，贪污腐化，好话说全，坏事做尽，连一向生活比较优裕的大学教授也弄得焦头烂额，朝不保夕，他们即使想藏在象牙之塔里，也没有可能了。大家都感到国民党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大风暴就在眼前。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有的人满怀信心，像迎接朝阳一样迎接新时代；有的人迟迟疑疑，彷徨无着；有的人心怀不安，愁绪满腹。
不管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抱着什么态度，客观形势的改变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终于“换了人间”。从此知识分子就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思想改造的道路。应该说，这一条道路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模一样的；走这样一条道路还是要费一些劲的。它有时候是平坦的，有时候也有一点坎坷不平；有时候带来无限的快乐，有时候也带来一点烦恼；有时候豁朗通达，有时候也碰到阻塞；有时候鸟语花香，春意盎然，有时候也难免有点阴云，带一点寒意。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我们党的英明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指路明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大踏步地走上前去了。同时，我们身边的一切事物，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面貌；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越来越美丽，国家的地位和声誉越来越高，社会上的风气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改善。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都可以感觉得到。这更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鼓舞，使我们欲罢不能，非走上前去不行。还有一个伟大光明的前景在我们眼前，光芒辉煌，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使我们越过越愉快，越活越年轻，干劲越来越大，精力越来越充沛。到了今天，同解放初期比起来，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像剧中的赵文浒那样，成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得很好，不需要再改造了呢？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与观察，我觉得还远得很。我们的改造才只是一个开端，我们身上需要改造的东西还多得很。在这里，人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人有这样的缺点，有的人又有那样的缺点。但是，知识分子们也有一些比较共同的缺点，那就是自高自大，主观片面。阳翰笙同志在塑造赵文浒这个典型人物的时候，优点方面写了很多，这里不再去说它，在缺点方面写了这两点，可以说是恰恰搔到知识分子的痒处。这些缺点是旧知识分子多年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所决定的，是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逐渐克服掉的。这是一个反复的、长期的过程。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三人行》的演出，在这三个人身上，特别是在赵文浒身上，看到这些比较普遍的缺点，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好像是一面镜子，我们在里面可以照见自己。它一方面告诉我们，人们是可以改造的，缺点总是越改越少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告诉我们，自我改造是长期的，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道路，我们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
最后我还要对演出说几句话。我不懂戏剧艺术，但是我觉得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是成功的。石羽、耿震、李丁三位扮演的三个教授各有各的特色。舒强的导演手法干净利落，效果很好。
1963年9月
看《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一点感想
我平常不大看京剧，对京剧可以说是一个外行。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对京剧就没有保守思想。我常常想：只有穿上金光闪闪的滚龙袍，登上厚底的靴子，迈着台步，这才能算是京剧；如果换上现代的服装，演现代的题材，这如何能算是京剧呢？
昨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许许多多的问号去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京剧团演出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可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从第一场起，紧张的剧情和精彩的表演就牢牢地把我吸引住。看完之后，我的心很激动，我觉得，我一方面获得了一次艺术欣赏，另一方面又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带去的那一些问号一扫而空。
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题材确确实实是现代的，但又确确实实是京剧。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如果由于演现代戏而取消了京剧的主要特点，那就等于取消了京剧，根本谈不到什么改革了。我觉得，这个剧保留了不少的京剧的表演特点，但又有了新的发展。
看了这次演出，我对京剧的前途有了信心。我觉得，京剧现代戏是给京剧这个剧种添注新的生命力，使它延年益寿。在今天的社会里，京剧能不能存在下去，能不能发展，就决定于它作为上层建筑能否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京剧墨守成规，它就会脱离广大的群众。为什么过去许多青年人不喜爱看京剧，而今天他们又排队争购现代戏的票？这个现象是耐人深思的。
是不是京剧现代戏现在就已经十分完美了？我是外行，我不敢说。但是我想，任何改革都要有一个过程，只要方向对头，大家努力，就会逐渐从不完美到完美。当事人应认识到这一点，批评家也要认识到这一点。京剧现代戏这个方向是完全对头的，它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64年5月
迎春杂感
“人生易老天难老”，每年都有一个春节，今年的春节又快来到了。可是，解放15年以来，每届春节，我的感受都有所不同，心情也就不一样。年年有喜事，岁岁乐满怀，而且是一年比一年乐。
今年春节我的心情怎样呢？
先从老话谈起。在解放前，我曾在欧洲住过十年多。在这一段漫长时间内，我的心情一直是抑郁的；因为，随时随地，我都被提醒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中国人”这个词儿在当时是并不光彩的。租房子，会碰到困难，在英国尤甚。旅行，会碰到困难。甚至走在街上，坐在饭馆子里，也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横祸”。见到人，人家总问我：“你是日本人吗？”第一次这样问，我没有在意。第二次，第三次又这样问，这就引起了我的疑心。我问：“你为什么不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呢？”对方说：“我这样问曾碰过日本人（当然是那些法西斯分子）的钉子。”于是我的心头投上了一片暗影，沉沉地压在那里，一压就压了十年多。
解放以后，我又曾多次出国。每一次出国我都有新的感受。我觉得，新中国在日新月异地变，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在随着变。“中国人”这一个词儿越来越增添着光辉，它已经走向它解放前涵义的反面了。
去年夏天，我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非洲。从开罗到卡萨布兰卡，从阿尔及尔到巴马科、科纳克里、阿克拉。所到之处，迎接我们的都是亲切的笑容、温暖的双手。从政府领导人，一直到工厂里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学校里的大学生和小学生，都把我们看成是亲密的朋友，有的人甚至把我们称作“兄弟”。我们随时随地沉浸在真挚的友谊中。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没有到过中国，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向往新中国，热爱新中国，感觉到同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他们有一些人读过毛主席的书，对这一位伟大人物有真诚的尊敬，他们说毛主席是“革命的灯塔”。
最使人感动的是这些国家的小孩子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儿童们对于世界大事不一定很明了，对于自己祖国同中国的关系不一定很清楚。他们可能只是从父母和老师的嘴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于是就在小小的心灵里埋上了一颗向往和热爱中国的种子。见到我们，眼前总算是看到中国人了。这种子就开了花、结了果。他们向我们欢呼鼓掌，有的也不知从哪里学来了一句中国话：“你好”，这时也搬了出来。有的甚至喊：“北京——毛泽东”、“北京——周恩来”。有的什么也不说，只用自己的语言说：“中国人，中国人！”这个词儿是我当年住在欧洲时听惯了的。然而，今天听起来，味儿却同当年大不相同。我只觉得它异常顺耳，异常亲切，异常甜蜜，异常动人；我感到自豪。
还有一件使我感到自豪的事情，这就是，我在许多国家都遇到中国的专家。这些人背离乡井，来到迢迢几万里之外的地方，在同祖国迥乎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同当地的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创造出许多奇迹。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问题，只是一心一意地为当地人民服务。当地人民也不把他们当成是外国人。这同其他一些国家的所谓专家一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人一下飞机，就提出不知道多少条件：要冷气设备，要电气冰箱，要延长假期，要带家眷，要汽车，要洋房，要外汇，要这要那。这不能不使我想到，如今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值得自豪啊！
当然，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在历史上，我们同许多国家互相学习。今天，我们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又是互相支援。我们把这些国家的人民看作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兄弟，彼此血肉相连，休戚相关，为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今年，当春回大地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一些事情。春天是刮东风的。虽然“东风压倒西风”是一句象征性的话，但是，从全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来看，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来看，在这个春天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一句话，而且了解到这一句话的真正涵义。瞻望前途，快乐满怀。
1965年1月
坚决打击美国强盗
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南方碰了壁，栽了跟头，现在狗急跳墙，跑到越南北方来捣乱了。
以前他们干这种事还找一些借口，耍一些花招。这一次是火烧到眉毛，急不可待，约翰逊干脆丢掉一切遮羞布，赤膊上阵了。
美帝国主义这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又一次教育了全世界的人民，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决不会变的，对这一群坏家伙是决不能抱任何幻想的。对他们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打、打、打！
越南人民是久经考验的人民。他们过去没有对其他帝国主义屈服。今天也没有对美国帝国主义屈服。奠边府的光辉胜利指引着他们前进。他们今天挺身而起，拿起了武器，在这一条胜利的道路上走上前去，他们把美国强盗迎头痛击。只要这些强盗想来送死，天空来也好，海面爬上来也好，他们就一律照收，不给收条。
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同志，他们有事，我们决不会袖手旁观。我们政府的严正声明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心愿。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支援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
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敌人，我们中国人民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当年它曾扶植蒋介石匪帮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予以打击。这一批坏东西终于被消灭，或者夹着尾巴逃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帝国主义又到朝鲜去捣乱。我们派出了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军，把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顿，他们才夹着尾巴逃到三八线以南去了。
对待这样一个敌人，我们有效的经验就是打、打、打。
目前，美帝国主义还在张牙舞爪，拼命挣扎；但是，毛主席说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如果它不停止在越南的玩火，那么，它疯狂捣乱之日，就是它进入坟墓之时。
1965年1月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结束了。中国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获得了男女团体、男子单双打、女子双打冠军。比起我国在上届比赛中的成绩来，这届无疑是一个大跃进。这些胜利鼓舞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干劲，它已经变成了物质力量，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出来。最近几天来，全国人民街谈巷议，无非是乒乓球比赛；而且谈起来精神抖擞，兴趣盎然，可见它是怎样深入人心了。
我们获得了几项冠军，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年轻选手们表现了新中国人民的风格、斗志和精神面貌。在鏖战的紧急关头，对方打了一个擦边球，裁判没有看到，而我们的选手却自动报告。在决定胜负的一局中，我们的选手能在分数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敢打敢拼，越战越勇，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还能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从容不迫，挥拍迎战。所有这一切都给外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能够从几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伟大的新中国。难道这不是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吗？
我们获得了几项冠军，这可以说是意料之内的事；但也不完全是意料之内的事。比如女子团体赛的胜利，对一些人来说，就是出乎意料的。外国朋友有这种想法的更多一些。日本朋友说，他们早就感到中国女选手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女队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步得这样快，打得这么好。那么中国女队进步这样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细心观察的人们一下子就会联想到徐寅生同志对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讲话。这一篇充满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无可置疑地已经在她们心里产生了作用，变成了物质力量。这，已经在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一胜利上充分表现出来了。
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哪里应用上它，哪里就有成绩，有胜利。这一次的乒乓球比赛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强有力的例证。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大学主席著作。最近几天，乒乓球赛胜利的战报又频频传来，而这些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结果。我相信，全国人民会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从而加倍努力地学习和应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新的胜利将会不断地传来。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根据自己亲身的体会，也会更加努力学习主席的著作，永远虚怀若谷，胜而不骄。他们的新的胜利也将会不断地传来。
1965年4月
埋葬美帝国主义
好多年以前，在春末夏初、雨季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在越南南方的西贡住过两个多月。那时候，美帝国主义还没有挤进越南；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在那里横行霸道，越南人民用种种方法同他们进行斗争。每天夜里，当雷鸣电闪，倾盆大雨下过之后，我伏在枕上，总听到郊区浓绿的椰林中传来清脆的枪声。越南朋友喜形于色地告诉我，这是越南人民伏击法帝国主义者。
到了今天，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西贡人民赶走了一个帝国主义，但又被另一个帝国主义挤了进来。这个帝国主义更凶狠，更残暴，更阴险，更狡猾。它使用的武器也更精良。它不但是帝国主义中的魁首，而且也集人类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它手中摇晃着导弹、原子弹，它的飞机在天空乱飞，它的军舰在公海上横行。它还拉拢了一批走狗喽啰，送来了一批批炮灰。这一批家伙什么坏事都敢做，都做得出来。他们烧、杀、掳掠，砍脑袋、割舌头、挖心、剖腹、吃肝，而且以此为乐。他们放毒气，丢凝固汽油弹，血洗村庄，焚烧房屋、树林。他们的残忍性，比起野兽，有过之无不及；野兽吃人只是为了充饥，决想不出这些两足野兽所耍的花样。
但是，这样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到越南北方去捣乱。他们不但狂轰滥炸和平的乡村和城市，不惜使用导弹，而且大言不惭地昭告天下，咸使闻知。在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其他国家的尊严，没有其他民族的尊严，只有他们是人上人，是天之骄子，他们有权派兵到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有权到处“维持秩序”。他们自封为国际宪兵、世界的主宰者。
对待这样的侵略者，人类共同的敌人，决不能只动口不动手。只有动手，才能使他们头脑稍微清醒一点。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他们拿起了枪，抗击侵略者。不管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弹，不管你空中飞的是什么飞机，你一来我就打。越南北方人民是正确的，他们也拿起了枪。不管你的飞机是什么式样的，来了就打你个倒栽葱。美国人民是正确的，他们集合起来，从四面八方涌向约翰逊的老窝，向他示威，表示坚决反对侵略越南。全世界人民也是正确的，他们函电交驰，呼声震天，抗议美国强盗的暴行。约翰逊这帮匪徒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们中国人民对这一群家伙从来不抱什么幻想，我们也不相信他们的什么“明智”。我们决不相信，他们会忽然发善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他们张牙舞爪，我们觉得这是正常的；如果他们慈眉善目，摆出一副菩萨面孔，我们也不会上当。我们要撩开他们的燕尾服，看清藏在里面的狐狸尾巴；我们要拨开他们的橄榄枝，看到他们手上的利剑。
也许有人说：现在，核垄断已经打破，美国的工业又比较集中，美帝国主义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战争，扩大战火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古今中外一切的反动派是有他们自己的逻辑的。在这方面，他们同人民没有共同的语言。侵略、压迫成性，不会有什么慈善心肠。他们总是夸大自己的力量，低估人民的力量；直到碰得头破血流，进了棺材才罢休。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希特勒就是最好的例子。约翰逊之流是下定决心要走这一条路的。连美国议员都说，约翰逊每天24小时搞的全是战争。我们对他更千万不能稍存幻想，或有半点侥幸的心理，不能失去警惕。
对世界上的一切坏东西，往坏处想它总是不会错的。是毒蛇，就会咬人。是狼，是老虎，就会吃人。天底下决没有不咬人的毒蛇，没有吃素的老虎。老虎如果吃素，就不成其为老虎了。反动派如果不干坏事，也就不成其为反动派了。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页）像美帝国主义这样反动的东西，不管它手里拿的是利剑，还是橄榄枝；是大棒，还是胡萝卜，当头给它一棒，是绝不会错的。
现在全世界人民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个道理了。全体越南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道理。他们的斗争越来越取得辉煌的胜利。从越南南方到北方，从西贡周围，从昏果岛到一切战斗着的乡村和城市，天天都传来胜利的消息。我想，现在住在西贡的人们，夜里伏在枕上听到的将不仅仅是从郊区浓绿的椰林里传来的清脆的枪声，而且一定还有从喧闹繁华的市区内传来的剧烈的爆炸声。如果再听得远一点，我们还会听到从非洲的刚果（利）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从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从世界上一切有美国强盗的地方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这些声音将会汇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洪流，把美帝国主义彻底埋葬。
1965年5月
亚非人民心一条
最近十几年来我曾在国内各种场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亚非各国的朋友；我也曾在亚非两洲辽阔的大陆上访问过许多国家。无论从自然环境上来看，还是从历史传统上来看，这些国家都是十分不同的。风俗习惯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字是五花八门的；考虑问题，各有各的角度；观察事物，各有各的方法。就是在生活细节方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喜欢吃甜，有的喜欢吃辣；有的坐在桌旁，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穿棉袄、披羊裘，有的一生没有见过冰雪，终年单衣。
这样的差异是数也数不完的。
我最初同他们交往，心里确有些顾虑。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话呢？要说“今天天气好”嘛，说上一两次，自己都感到烦腻了。要谈他们的东西，我又不完全明白；要谈我们的东西，又怕人家听了不感兴趣。有些时候，我真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了。
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是十分可笑的。尽管我们说的话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有共同的语言；尽管我们素昧平生，但是我们却亲如兄弟；尽管我们思考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却有共同的一条心。
有一次，我又经过巴基斯坦。在东巴基斯坦刚换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驾驶员就走过来同我寒暄。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却非常喜欢中国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飞扬跋扈骄纵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狠狠地揍了一顿，给亚洲人民脸上增了光。他又告诉我，周恩来总理不久以前乘过他驾驶的飞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光荣。中国领导人那种亲切友好平易近人的风度，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周总理同他们每个人都握过手，而且是热情地握手。当我们分别时，他也热情地同我握手，仿佛想把周总理对他的那种热情分给我一点似的。
我们在达卡下了飞机。因为飞机票事前没有订好，我们无法前进了。我们都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来，既无中国领事馆，又无朋友，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而且那时候正是穆斯林到麦加去朝圣的季节，飞机场上闹闹嚷嚷挤满了人。如果排队，三天以后才能轮上。我们到办公室里去了一趟，里里外外挤着不知多少人，其中也有不少的外国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到卡拉奇去。我们心里真有点急了。我们的日程安排得像螺丝钉一样地紧凑，一天也不能等，何况三天呢？我们左找右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穿航空制服的巴基斯坦朋友。看来他并不是专管卖票的。我们的请求显然给他带来了困难，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但他并没有拒绝。他带我们东闯西闯，最后在一间离开大楼有一段路的行李室里弄到了明天凌晨起飞的票。我们好像是漫游奇境的阿丽斯，票到了手，还不知道是怎样来的。我们脸上有了笑容，我们的巴基斯坦朋友的眉头也伸展开来。他请我们喝了几瓶汽水，告诉我们，他在不久以前就在这个机场上看到过周恩来总理。
又有一次，我从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乘飞机到开罗去。我的邻座上坐上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的身体胖得出奇，她不但把整个座位都填了个满而又满，而且还胖了出来，把我的座位也侵占了一角。她的胖腿堵塞了座前仅有的空隙。我局促在一个角落里，老实说，我是多么希望飞机赶快起飞，赶快到达目的地呀！然而那一位老太太说话了。她告诉我，她是叙利亚人，是到开罗去看亲戚的。她把开罗绘声绘色地描述给我听：高耸的洋楼、繁华的街道、汪洋浩瀚的尼罗河、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在她的嘴里都成了活生生的东西。我越听越有兴趣。最后，她的话一转，就转到中国。她说，她对中国是一点都不了解的；但是，她却知道，中国人赶走了帝国主义者，人民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她们的国家也把那些坏东西赶走了。她希望亚非各国的人民都把那些瘟神消灭，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说着说着，这一位老人脸上不禁浮起了微笑。我也不禁笑了起来，刚才那种局促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
非洲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一片蓬蓬勃勃的革命风云。沉睡了几百年的大洲现在觉醒了。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他们反对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我所到的地方，同当地的朋友们谈话，谈来谈去，总离不开这一个主题。在塞得港，当我们乘船泛游苏伊士运河河口的时候，阿联朋友指给我们看河对岸的一片新房屋，那是英法侵略者破坏后阿联人民又重建起来的。一提到当年的搏斗，阿联朋友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种自豪感，同时也流露出对中国人民的感谢。在摩洛哥的名城卡萨布兰卡，当我们喝着加上薄荷和糖的龙井茶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就告诉我们，当年就在喝茶这样一件小事上面，殖民主义者也不会忘记掐住他的脖子。这些坏东西从中国运了茶来，一转手就获利几倍。在英雄的阿尔及利亚，当我们乘汽车从阿尔及尔到君士坦丁去的时候，陪我们的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兄弟就给我们讲当年作为抗法战争一个根据地的君士坦丁的情况。这个兄弟是一个老游击战士，他的家就在这里，他也在这里战斗过。因此，他讲述这个圣战，就充满了激情。他历历如数家珍，指给我们，在某一个山头上是怎样战斗的，在某一片森林里是怎样战斗的。他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圣战中去，也仿佛把我们带到那个圣战中去。他再三说，他永远不能忘记，在他们最艰苦的日子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支援。在他还没有见到过中国人的时候，他的心早已同中国人民的心联在一起了。
到了黑非洲，这种仇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绪就更显得浓烈。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那些勇敢、聪明，有着悠久文化的人民，几百年来被看作是野蛮的、愚昧的人民。他们给殖民主义者束缚住手脚，只能做被指定做的事情。连种粮食、种菜、种水果都没有自由。殖民主义者规定好：这个国家种水果，就只能种水果；那个国家种菜，就只能种菜。一切以殖民主义者的颐指气使为转移。他们甚至不被看作是人。在科纳克里、阿克拉等靠海的城市里，可以看到许多矗立在海岸上的古堡。这是当年监禁非洲人准备把他们装船运走的地方。他们从这里像牛马一样被运出去，运到远离祖国几千里几万里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里做牛做马。他们的血肉把外国资本家养得脑满肠肥，他们的白骨铺平了农场和矿山。到了今天，谁走进这些堡垒，那又高又厚的墙壁和阴森可怕的地牢，还会让人毛骨悚然。这些不会说话的古代建筑将永远砥砺非洲人民的斗志，激发非洲人民的正气。它们是最好的教材。在这样的情况下，非洲人民念念不忘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很自然的吗？他们见到中国人，共同的命运带来共同的语言，把中国人像兄弟般地看待，这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这样的活教材，在亚非国家还可以找到许多，而且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在那里天天制造。它们随时提醒我们：决不能忘记共同的敌人。我们走遍亚非大陆，到处都有同样的感觉。因此，不管我们风俗习惯是多么不同，不管我们的语言文字是多么有差异；但是，一讲到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大家立刻就有了共同的感情，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的心立刻挨近了。我是搞语言的，我决不会低估作为交际工具、交流思想的工具的语言的作用。但是，有时候，我却也会觉得语言的作用不是那么大。在辽阔的亚非大陆上，我们碰到许多素昧平生的人，邂逅一遇，转眼暌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说话，一握手，一微笑，仿佛就表达了千言万语。这不是小事情，这是巨大的力量，几亿人民心连心产生出来的力量。它能动星辰，摇山岳，去旧日，换新天。它终将干净彻底地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1965年6月
从拿来主义谈到借鉴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他明确表示：“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到文艺。他自己就是毕生从事于介绍外国文艺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就文艺而论，鲁迅的拿来主义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借鉴，二者的精神是相通的，都是大家所拥护的。
但是，怎样去理解这一教导的精神实质呢？为什么“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呢？如何把这些意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呢？在这里恐怕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有一些看法是容易说清楚的，人们也敢于把这些看法说清楚的。另外有一些看法却不是这样。在过去许多年内，特别是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之日，我们好多人实际上是不敢说清楚，不许说清楚。不许我们动脑筋，因而也就不敢动脑筋。文章能不写，就不写；非写不行，则凑合一篇新八股，搪塞一番了事。
就以拿来或借鉴来作例子吧。这里面就有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和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讲到拿来或者借鉴，不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或者艺术性；一个是内容，或者思想性。形式方面的拿来或者借鉴，是显而易见的，是容易说清楚的。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先例很多。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里面一开头就有一个“舞台序曲”。大家都知道，这种形式是从印度拿来的。有人甚至说，伊朗古代的四行诗（Rubayiyat）和中国的绝句（不管是五言绝句或是七言绝句，都只有四行），也有姻缘关系。在这方面没见到什么有说服力的文章，不过有这样的猜测而已。至于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作品，新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等都包括在内，在最初确实是模仿西方的作品，这是人人都承认的。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形式上来看，既不同于唐代的传奇，也不同于明代的《今古奇观》式的短篇小说，同《聊斋志异》也不一样。这是鲁迅从西方，特别是俄国，拿来的。这是一种旧形式，鲁迅在里面加上了新的内容，就成了崭新的带有民族气息的作品。
但是，说到内容，问题就不这样简单，问题就不大容易说得清楚。我们究竟应该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拿”些什么样的内容“来”呢？即使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是精华的东西，对今天的我们来讲，主要还是认识的意义，我们也决不会直接就拿来的。比如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那些唯物主义的思想，那些蔑视命运、批判腐朽的封建道德的思想，在当时当地，确实是凤毛麟角，十分难能可贵，确实是民主性的精华。但是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思想直接拿来做为借鉴吗？毛主席所说的“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重点是否主要是放在形式方面呢？
与拿来主义或者借鉴有关的问题，并不限于上面说的这一些。比如欣赏问题，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清代诗人赵瓯北（翼）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论诗绝句：“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的意见，我只同意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必须随时创新，不能老是墨守成规。但是，他说李杜的诗篇已经不新鲜，恐怕与事实不符。赵瓯北的“至今”是指18世纪末叶或19世纪初叶，到现在已经快二百年了。可是李杜的许多诗篇到今天还能引起人们感情方面的共鸣，难道说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阶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而文学作品却照样得到人们的欣赏呢？马克思讲到古代许多神话有“永久的魅力”，这话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我就不再举下去了。因为，我在这里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见解，我的目的也不在于提出什么新鲜的见解，我只想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不容易说清楚或不敢说清楚的问题。我只想提出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些问题说清楚。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套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已经打碎了，形而上学的紧箍咒也已失灵了。现在全国的知识分子真可以说是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们的干劲空前高涨，他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以前被认为是“禁区”的，现在也有人敢去碰了。大家下定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从事于文学研究工作的人也不应该甘居下游，我们应该敢于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敢于对某一些旧的以前不敢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那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谨小慎微、万马齐喑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78年4月
回顾与前瞻
在“四害”横行的那些年月里，“四人帮”及其爪牙，出于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到处兴风作浪，给我们社会主义伟大国家造成极大损害，外国文学的研究也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在这里，同在其他领域里一样，是非混淆，人妖颠倒。善于以意逆志者，立地成龙；稍有触犯者，忽然化蛇。在那种“白色恐怖”下，我们这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们，日子真不好过呀！前也不行，后也不行；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急也不行，慢也不行；干也不行，不干也不行。总之是让你彷徨迷惑，无所适从，堕入了一个疑团蜂拥的大漩涡中。
有青年同志想了解一点外国文学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要求介绍几本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不知道介绍什么好。在教学中需要讲一点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不知道讲什么好。偶尔有外国朋友问到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回答什么好。一个不知道，两个不知道，第三个还是不知道。
倘若在教学中碰到非讲点外国文学作品不行的时候，那就等于将了军。在无可奈何中，只有乞灵于道听途说，从中听那么一点气气儿，据说“首长”说了几句什么屁话，就仿佛捞到了一点什么。但捞到的是什么呢？是《飘》，是《基度山恩仇记》，如此等等。这样的东西能给青年学生介绍吗？我们走到书店里，看不到一本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本。难道所有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都不行了吗？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深通各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品。马克思能整段整章地背诵希腊悲剧，背诵莎士比亚的剧本，对但丁和歌德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确切的评价。他曾指出来过：古代神话有永恒的魅力。这些光辉的榜样都被抛到哪里去了呢？伟大的列宁也精通许多国家的文学，他对托尔斯泰的分析和评价是人所共知的。他教导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样具有深远意义的指示被抛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精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这些伟大的指示被抛到哪里去了呢？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毕生兢兢业业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就在他逝世之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在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一类的诽谤攻击中，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以惊人的毅力从事译作，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介绍不止。在逝世前不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鲁迅这一面光辉灿烂的明镜被抛到哪里去了呢？我反正是，满肚子疑团，满脑袋问号，彷徨迷惑，无所适从。有时候从朋友们那里听到点什么，自己也发牢骚说上点什么，但不得了呀！一遇到适当时机，“四人帮”及其爪牙要来追谣了，神经又要紧张上一阵。而这种时机是“四人帮”手中的杀手锏，随时可以使用。“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在心中也这样叹息了。
“雄鸡一声天下白”，“四人帮”垮台了。我们同广大革命人民分享了胜利的喜悦。我们的心合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锣鼓声而颤动，我们的血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号声而沸腾。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我脑袋里疑团冰释，豁然开朗：原来如此。我立刻想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那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著名的诗。诗的前四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表达我们喜悦的心情于万一。
但是，在庆祝了伟大胜利之后我仍然要先舒一舒愤懑，吐一口气。因为这口气不是个人的私气，而是人人共有的公气，大有一舒之必要。目的也只在提醒大家，我们有过那么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不能忘记，从而增添工作的动力，如此而已。
魑魅匿迹，魍魉销声，愤懑既舒，干劲倍增。纵观五洲四海，翻腾震荡；喜看赤县神州，安定团结。现在正是我们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的时候了。我们首先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地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教导。我们的学习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学出一个新的水平，用出一个新的水平，并以此为武器，来正确地分析评价外国文学作品。对于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导，要更进一步加深理解。在这里，关键就在那个“用”字上，我们要认真体会，努力实践。对于译文质量，我们也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应该精益求精。我们要像鲁迅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鲁迅曾再三强调，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还有一个发展完善汉语表达能力的问题。这一点好像为很多人所疏忽，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至于向工农兵学习，培养新生力量，自然同样适用于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贯彻双百方针，更是刻不容缓。“四人帮”造成的那种独断专横、求全责备、形而上学猖獗的作风，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既艰巨又光荣，既繁重又紧迫。但是，坚冰既已打破，航道必然畅通，行将见八亿神州，繁花似锦，万紫千红，春色满园。毛主席曾经指出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也必然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伴之而来，让我们团结起来，去迎接这个伟大的文化建设的高潮吧！
1978年
欢迎啊，新同学们！
新同学已经进校了，我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热诚欢迎你们。
我在北大工作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几乎每年一度的迎新，都带给我兴奋与愉快。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自然界与社会的规律，有新鲜血液输入是一件大好的事情。我的兴奋与愉快不是很自然的吗！
特别是今年迎新，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但是我看更重的担子却是压在年青一代的肩上。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要发光发热，而且要越来越大、越多。我相信，你们会知道怎样去完成这个任务的。如果还需要我谈些什么的话，我就只能说几句老生常谈：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做到三好，做到又红又专。红专这个概念已经被“四人帮”搞混乱了。他们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实际上是既否定红，也否定专。红专是对立的统一，缺一不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什么时候也是这样。但这并不等于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用到政治上，才算是政治挂帅。应该正相反，把时间主要用到钻研业务上。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把业务钻研好，这也就是政治。没有业务，四个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不知道，青年同志们对于“业务挂帅”、“智育第一”一类的帽子是否也还“心有余悸”。那种“余悸”是完全不必要的，是害人的，是“四人帮”的余毒的一种表现，我们要彻底批判。
在60年代初期，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春满燕园》，颇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据说有一些地方竟把它选入中学教材中。我只不过是歌颂了燕园中琅琅的读书声。然而却竟冒犯了“四人帮”，他们口诛笔伐，对我进行了多次批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在大学里念书难道也算是犯罪吗？然而曾几何时，“四人帮”垮台了，我们现在的燕园中却又是书声琅琅，而且远远超过了十多年前的盛况。看今天的物候虽然已是深秋，然而，在我的感情上却觉得恍如三春。现在你们这一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人又进校来了。你们更仿佛把繁花似锦的明媚春光带进燕园，如果我现在再写一篇短文的话，我就有了一个现成的题目：《春归燕园》。就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把这春光永远保留在这燕园里，在新的长征的征途上，大踏步前进吧！
1978年9月
外语教学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外语工作者也决不能后人，要下定决心，把这项任务同我们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努力奋斗，以求贯彻。
实现四个现代化，重点应该放在科技方面，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也决不能把四个现代化理解得过于狭隘，决不能认为科技以外的工作都不应该做。我们应该着眼于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眼光放远一些。
专就科技而论，尽管我们目前从事外语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多半对科技了解不多，做起工作来会有不少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举其大者，约有以下诸项：
一、努力提高外语教学质量，钻研外语理论，试行新的教学法，使用最新的教学设备，多快好省地培养高质量的中学外语师资（这里指的是英、德、法、日、俄等通用语种）。
二、在综合大学内，加强理工科公共外语课的教学工作。
三、帮助理工科教员尽快掌握外语。
四、帮助准备出国学习的教师和学生尽快掌握有关的外语。
五、如果有需要的话，同理工科教师密切配合，翻译外国科技资料。
六、同理工科教师密切配合编好科技教科书。
七、同理工科教师密切配合编好科技词典。
八、办好外文科技刊物。
以上只是临时想到的几个例子。我们因时因地还会找到更多的工作。我们自己也必须而且能够学习一些科技知识，用来丰富我们的头脑。从长远来看，主要还是要靠科技人员自己去提高外语水平。我们相信，在将来的某一个时期，他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
从目前来看，我们外语工作者当然还有别的工作可做。小语种更是这样。我们还要在外国语言、文学、历史、现状等等方面进行探讨。这些也都是重要工作。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基础也决不能说是很雄厚，这些工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于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决不能说是可有可无。总之，我们从事外语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们，任务是多方面的，又是非常艰巨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吧！
1978年10月
大力开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了。在这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绩。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我们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成绩并不那么理想。
我们在这方面本来是应该取得更大的成绩的。首先，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其次，我们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优越条件：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历史的民族。当年我在国外读书时，一位教授曾对我说过：许多欧洲学者认为，世界古代只有中国人和希腊人有科学，而中国的科学就是历史。可见外国学者对我们传统的历史科学评价之高。事实上，我们已经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了，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正史。此外还有不知道多少形式的历史著作。经书里面，子书里面，文学家的集子里面，都有不少宝贵的史料。这些史料，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尽管这里面也难免有一些歪曲事实的记载，有一些带阶级偏见的说法，有一些迷信和幻想的成分；但是总的说来，这些记载是比较翔实可靠的，比较实事求是的。这里面不但有对本国的记载，而且也有对外国的记载。我国历代都有许多官员、学者、旅行家、宗教信徒，特别是佛教僧侣，到过许多国家，写过许多著作。没有到过外国的历史学家，也尽量从别人口中、书上，搜集资料，写成著作。这些著作得到古今许多国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就拿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来做个例子吧。这一部书已经被译成了许多外国文字。英国历史学家斯密士说：“对这一部著作无论评价多高也不会过分。”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教授说，《大唐西域记》的记述是“神奇的记述”。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教授说：“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要想重建印度历史是决不可能的。”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文学史、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引用玄奘的著作，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为什么成绩并不算太大呢？这里面原因是很多的。我们对这方面注意不够，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现实意义认识不够，这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在“四人帮”猖獗的时代，他们这一帮人骨子里是民族虚无主义，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民族自大狂。他们只允许人们说，我们的文化如何如何输出到国外，外国的人如何如何学习我们。一谈文化交流，一说我们也学习过外国，“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的大帽子就立刻飞了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外关系史几乎成了禁区。连那些对这门科学有兴趣的人们也都觉得，还是以不碰为佳，免得招惹天外飞来的横祸，有口难辩。实际上，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优点与缺点；取长补短，是正常的现象，是发展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手段；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光出不入的国家；一部灿烂的文明史就是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出来的。善于学习是有力量的表现，而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衰落的朕兆。
今天，当我们全国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大力开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鉴往知今，促进我们建设工作的开展。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大力搜集、整理、编纂、注释我们史书上有关外国的材料，同时也要钻研有关的外国著作，搜集外国有关的资料，把我们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抓起来，向前推进一步。这是我们在学术上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应该当仁不让，把这工作承担起来。我最近几年来见到不少的外国学者：印度、伊朗、日本、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都有。他们也都关心这个研究工作，他们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同他们的友谊是世界史上的佳话，是值得我们骄傲和欣慰的事情。他们都渴望同我们协作，各自搜罗自己一方面的资料，然后综合起来，写成有高水平的中国同他们国家的关系史。他们有的甚至提出十分具体的建议，比如双方各派学者若干名，组成一个研究写作班子，限期成书。我们应该热情地响应这种呼吁，同外国学者合作，继承和发扬我们这个光荣的传统，促进我们的友谊，为了加深我们的相互了解，为了各自民族更光辉灿烂的前途，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而作出努力。
1979年5月1日
漫话历史题材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文艺界迎来了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许多被“四人帮”血口喷人诬陷打击的老作家恢复了名誉，振奋了心情，正在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从事写作，希望在有生之年写出更好的作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一批年轻的小将，思想本来就没有多少框框，正在斗志昂扬，勇闯禁区，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写出了一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眼前的文艺界确实一派大好形势，无论谁看到都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心有余悸，思想没有得到解放，前怕狼，后怕虎，活像小脚女人走路，同今天的形势，完全不能适应。甚至还有少数同志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望禁区而却步，谈帮派犹变色，无穷无尽的忧虑，数不完的清规戒律，这也不敢，那也不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开过，肯定了党的路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完全不适应的。群众“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文艺工作者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满足他们的愿望。
这里面问题很多，我只谈一谈文艺作品的题材问题。
同别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让“四人帮”给搞乱了。根据马列主义经典作者的意见，题材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限制的。主要问题是作者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这是决定一切的。但是“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叫嚷什么只准写13年，否则就棍子乱打，辫子乱抓，帽子乱扣，仿佛犯了弥天大罪。就算是写13年吧，他们又设置了种种障碍，又搞什么三突出，仍然是一系列的枷锁，套在作家的脖子上，让人们喘不出气来。总之，“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就是扼杀一切文艺创作，只剩下他们的“样板”，只剩下他们的儒法斗争。
我现在想再把题材的范围缩小一下，缩到利用中外古代题材的问题上。这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没人敢谈的。连写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连写解放后17年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不允许，更哪能谈利用中外古代的题材呢？但是世界各国文学史都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各国都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利用历史资料而取得伟大的成绩的。在外国文学方面，我只举一两个例子。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英国的莎士比亚，大家都知道，他写过不少的历史剧，一直到今天还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也是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列的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也都利用历史题材写过不少的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称赞的剧本。除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和席勒以外，各国文学史上都有很多的大作家，不管是戏剧家，是诗人，还是小说家，都曾利用历史题材写出了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欢迎而一直到今天还葆其青春活力的作品。
我现在再举一些中国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利用历史题材的例子多不胜举。司马迁，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写的一些本纪和传，实际上是借历史人物的活动抒发自己的牢骚和愤懑，这些也都是文学作品。这当然同利用历史题材来创作还稍有所不同，我不过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而已。
真正利用历史题材来创作的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就是写的两个历史人物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以后在宋代志怪及传奇文中，利用历史题材的还有不少，比如宋朝乐史作的《杨太真外传》，就是利用杨贵妃的故事；《赵飞燕外传》利用汉赵飞燕的故事。宋代的话本，历史题材更多，什么《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等等都是。利用唐僧玄奘赴西天取经的故事以创作文学作品，自宋元就已开始。到了明朝遂有了《西游记》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也都可以说是历史题材。而从元代起，戏剧取材于历史的更是多得很，此风流传沿袭直至清代未衰。许多京剧或地方剧，题材都是从历史上取来的。有的是国家大事，也有些是市井小事。这些事件都变得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过去许多不识字的老百姓之所以能够有一点中国历史的知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看剧、听剧。我们现在真正没法估计，中国旧剧在这方面究竟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近代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曾利用历史题材写过一些小说，都收在《故事新编》里。鲁迅利用旧题材，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好多故事内容都经过了一番考证，比如《出关》和《采薇》等等。但这并不妨碍他用旧瓶盛新酒。他在这些小说中所表现的爱与憎，歌颂与讽刺，都是针对当前的人物和事件的，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一点也不含糊的。
我们为什么要利用历史题材呢？我们今天的文艺当然要以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为主，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今天要写的题材多得很。我们要描绘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动人事件和英雄人物，借以鼓励大家前进。我们要提倡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不可缺少的。我们也要大力歌颂像张志新烈士这样的英雄人物、优秀党员。我们当然也要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向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必不可缺少的。但是仅仅这一些还是不够的。文艺的生命在于丰富多彩，单调是文艺的大敌。仅仅用一种题材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提倡风格多样化，形式多样化，体裁多样化，也要提倡题材多样化。正如吃饭一样，天天吃同样的东西，是会倒胃的。天天是阳春白雪，不行；天天是下里巴人，也不行。因此古代历史题材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它同现代、当代的题材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表面不同，实则一致，它除了给人以艺术享受外，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历史知识，帮助人民总结历史经验，丰富人民的智慧，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帮助人民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分清是非，辨别邪正。像包拯、海瑞一样的清官，今天不正在受到一些老百姓的欢迎吗？
利用历史题材，并不等于写历史。我们当然不能歪曲历史，但也不必斤斤计较历史细节。题材是旧题材，思想内容却完全是新的思想内容。用句通俗的话就是“借题发挥”。借用历史题材抒发自己的感情。历代利用历史题材的诗歌、小说、戏剧，抒发出来的感情都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里关键是作者，题材不是关键。鲁迅先生说：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08页，《革命文学》1927年）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鲁迅全集》第十卷，第236页，1934.10.9信）
我们首先都要争取做一个“革命者”，一个“斗争者”。只要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我们不妨提倡一下利用历史题材写诗，写小说，编剧本，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迎来一个比现在更为光辉灿烂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
1979年6月30日
从黄山向《边疆文艺》致意
我曾多次访问过昆明，也曾周游云南。对于苍郁浓绿的西双版纳，对于天下奇观的石林，对于昆明的龙门和滇池，我曾热烈地歌颂过，而且写成了文字。对于下关月、上关花，我也曾热情地歌颂过；但是这月、这花实在是太奇妙了，我怕我这一枝拙劣的笔玷污了它们，至今还没有写成文字，只在我的心中有这月，有这花，这比文字更加真实，更加永恒。有了这样的真实与永恒，我可以说是已经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同云南的文艺界结缘还是今年春天的事。今年初春，我又访问了昆明。想到含恨死在那里的老友李广田，悲从中来，不禁形诸文字，就发表在《边疆文艺》上。从此我又可以说是同云南文艺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天我来到了名扬天下的、我梦寐求之已久的黄山。我登上了始信峰，我想起了昆明的龙门。我登上了飞来石，我想起了昆明的龙门。我登上了许多壁立千仞、下临无地的山巅，我都想起了龙门。所不同者只是，在龙门上看到的是汪洋浩瀚的五百里滇池，在黄山看到的却是汹涌翻滚、瞬息万变的云海。我在这里当然想到了云南的茶花。可惜现在黄山不是开花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早已开过，只在听本地人叙述开花时情况的谈话中，看到或者幻想到满山红影而已。现在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悬崖峭壁上苍翠欲滴的古松。但是，一转瞬间，我仿佛看到这些苍松都开满了碗口大的茶花，姹紫嫣红，五彩缤纷。这真是宇宙奇观；但是，在宇宙间能欣赏这种奇观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向别人谈到这个奇观，因为，此事只堪自怡悦，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当然也歌颂黄山。但是黄山的奇妙，至少不在下关月、上关花之下，我能否写成文字，我敢不敢写成文字，眼前确实还没有把握。无论如何，继云南之后，我同黄山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现在在黄山也想到了《边疆文艺》。我觉得，它也像是一朵茶花，在我们祖国的边疆地区赫然怒放，发出了炫目的光辉。它同下关月、上关花一样，在我的心中占据着一个真实而永恒的地位。
我今天就从距离昆明数千里的遥远的黄山向云南致意，向昆明致意，向《边疆文艺》致意。对于云南和昆明，我相信，我一定还会回来的。对于《边疆文艺》，我相信，这一朵边疆的奇花将会永远开放下去，而且越来越发出更灿烂的光辉。从此以后，下关月、上关花、洱海、滇池、龙门、石林，连同那里的《边疆文艺》，以及这里的黄山，将在我的心中占据一个地位，真实而永恒。
1979年8月11日于黄山
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
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没有考虑过。我考虑得最多的反而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能倒转回去50年的话，我是否还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道路？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复一直是摇摇摆摆，不太明确。这里就先不谈它了。
我现在只谈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我在大学念的是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当时清华大学虽然规定了一些必修课，但是学生还可以自由选几门外系的课。我大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杂家，爱好的范围很广。我选了不少外系的课。其中之一就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另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以《六祖坛经》为课本。我从来就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很想了解一下，只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陈先生的课开扩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兴趣。我曾同几个同学拜谒陈先生，请他开梵文课。他明确答复，他不能开。在当时看起来，我在学习梵文方面就算是绝了望。
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偶然性有时是会起作用的。大学毕业后，我在故乡里的高中教了一年国文。一方面因为不结合业务；另一方面我初入社会，对有一些现象看不顺眼，那一只已经捏在手里的饭碗大有摇摇欲坠之势，我的心情因而非常沉重。正在这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天无绝人之路，忽然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了到德国去学习的可能。德国对梵文的研究，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历史长，名人多，著作丰富，因此有很大的吸引力。各国的梵文学者很多是德国培养出来的，连印度也不例外。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那藏在心中很多年的宿愿一旦满足，喜悦之情是无法形容的。
到了德国，入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从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给我出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变化，从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础。苦干了五年，论文通过、口试及格。由于战争，回国有困难，被迫留在那个小城里。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应召从军。他的前任西克（E.Sieg）教授年届八旬，早已退休。这时就出来担任教学工作。实际上只有我一个学生。西克教授是闻名全世界的研究吐火罗文的权威。费了几十年的精力把这种语言读通了的就是他。这位老人，虽然年届耄耋，但是待人亲切和蔼，对我这个异邦的青年更是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我却不过他的美意，就开始学习。这时从比利时来了一个青年学者，专门跟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到了冬天，大雪蔽天，上完课以后，往往已到黄昏时分。我怕天寒路滑，老人路上出危险，经常亲自陪西克先生回家。我扶着他走过白雪皑皑的长街，到了他家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薄暗中，然后才回家。此景此情，到现在已相距四十年，每一忆及，温暖还不禁涌上心头。
当时我的处境并不美妙。在自己的祖国，战火纷飞，几年接不到家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没有东西吃，天天饿得晕头转向，头顶上时时有轰炸机飞过，机声震动全城，仿佛在散布着死亡。我看西克先生并不在意，每天仍然坐在窗前苦读不辍，还要到研究所去给我们上课。我真替他捏一把汗。但是他自己却处之泰然。这当然会影响了我。我也在机声嗡嗡、饥肠辘辘中终日伏案，置生死于度外，焚膏油以继晷，同那些别人认为极端枯燥的死文字拼命。时光一转眼就过去了几个年头。
如果有人要问，我这股干劲是从哪里来的？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简单地列出几个条条，也难免有八股之嫌。我觉得，基础是对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个人的兴趣与爱好也决不可缺少。我在大学时就已经逐渐认识到，研究中国思想史、佛教史、艺术史、文学史等等，如果不懂印度这些方面的历史，是很难取得成绩的。中印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需要我们继承与发展。至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是与这个认识有联系的，但又不是完全决定于认识。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上了一门学科，那么，日日夜夜的艰苦劳动，甚至对身体的某一些折磨，都会欣然忍受，不以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