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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祝贺汉语拼音化方案发表三十周年
从长远来看，汉语拼音化对我国的四化建设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国家语委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原来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一件工作的做法和意义，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疑虑。有的人甚至有抵触情绪。经过了长期的工作，了解的人日渐多了，热情支持的人也逐渐增多。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我希望从事这一项工作的同志们锲而不舍，认真进行工作，期望取得更大的成就。
1988年1月16日
赞《中亚学刊》
学术无国界，但在某一些方面却应该有适当的分工。如果同意这个意见的话，关于中亚研究，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实际上，却不是这个样子。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中国对中亚的研究，不但没有居世界领先的地位，而且同一些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对于中亚研究，中国本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从地理上来看，中国的新疆就包括在中亚范围之内。再往西南延伸的所谓中亚，同中国接壤。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古代史籍中有大量的关于中亚的记载，仅在正史“二十四史”中就能够找到很多。中国古代的僧侣和外交家有很多关于中亚的旅行记。晋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其中最著名的，这些书已经成为研究中亚的瑰宝。一直到元、明、清，这个传统并未中断。可惜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并未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反而喧宾夺主，利用中国的史料，写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端正了思想路线，矫正了过去的僵硬死板的教条主义思想方式。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逐渐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生动活泼的景象。仅就中亚研究而论，我们成立了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又创办了《中亚学刊》。虽然到现在仅仅出了两期，但是它表达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充分地体现出“厚重”二字的学风：材料充实，不尚空论，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现在国内学术界少数学者中流行着一种决不能算是良好的学风：脱离具体资料，专尚所谓“理论”，满篇没有消化的新名词，让人怀疑作者自己是否都能了解。结果是曲“高”和寡，少有反应，一种“理论”之兴飘如疾风，转瞬即逝。庄子说：“蟪蛄不知春秋。”这种“理论”连蟪蛄都不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新理论形成之日，即寿终正寝之时，岂不大可哀哉！
从《中亚学刊》中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多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的优良学风，利用了中国古籍中的资料；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和日本学者精通中亚古代和现代语言的做法，同时避免了他们使用中国史料的局限性，合二而一，才取得了这种可喜的结果。我相信，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一定能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中亚研究的学派。
这是我的期望，也是我的信念。
祝《中亚学刊》健康成长。
1988年5月6日
赞通州大顺斋
——居京琐记
也许有人认为，吃喝小道，不登大雅之堂。但是，我却认为，吃喝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有无文化或文化高低的一种表现，实系大道，决非小道。中国烹调技术名扬四海，与中华民族的光辉的文化传统有密切联系。这一点恐怕是中外所公认的。
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有名的食品和酒类。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几百年。这些东西受到全国人民的赞赏，在国外也为中华民族争得荣誉。其意义恐尚在乒乓球和围棋之上。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有很多名产，质量不是精益求精，而是江河日下。我个人认为，这与当前的社会风气有关，严格说来，甚至与某些人的民族素质有关。这决无助于为中华增光，而只能为祖国抹黑，可惜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有人怀疑我这是“无限上纲”。我不承认这一点。我相信，了解我的心情者必大有人在。
但是最近我偶然吃了几次通州大顺斋的点心。50年前我在北京念书时就曾吃过。我觉得这些点心制作精美，决不偷工减料，小小的几块点心具体生动地表现出大顺斋工人师傅的制作水平，甚至表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在当今并不能说是良好的社会风气中成为中流砥柱。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忍不住要为他们唱一唱赞歌。我们应当大力提倡这种精神，我也希望北京内外的其他名产向大顺斋看齐，不要砸自己名产的锅，而是让名产名副其实。这对当前的社会风气也将是一个针砭。
我最后在这里声明一句：我决非美食家。我平常吃东西比较马虎。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吃喝上，其风格决不算高。但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我的舌头同别人的一样，不生病时，舌苔并不厚。所以倘是好东西，我也能尝出味道来。我为什么这样声明呢？我以杂家名家久矣，现在如果再戴上一顶美食家的帽子，岂不大可哀哉！
1988年5月12日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我想讲三点意见。第一是对大会的评价。
我听了许多先生的谈话，他们都认为这次会是成功的会。我认为这反映了客观实际。我们过去在开完会后习惯讲什么“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好像一个俗套。但今天我们要说会议是成功的，并非俗套，而有事实根据，这主要表现在：
一、认识了会议的重大意义。许多先生都持同样看法。在来参加会议之前，我并没有认识到会议的意义有多大，经过两天多的会议，认识到这个会的意义非常大。
二、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次小组会分两个组，每组的讨论都各抒己见，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了，畅所欲言，大家没有什么保留。中央的政策就是要大家讲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这个良好的会风是成功的一个标志。
三、我们对陈寅恪先生的了解加深了。我从30年代就开始听陈先生的课，陈先生的著作几乎都拜读了。可我对陈先生的了解同三天之前比，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对陈先生的了解加深了。
四、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有以文会友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文是陈先生的学术，以学术会朋友。许多先生的著作我都读过，名字听过，可未见过，而这次都见到了。参加这次会的是老中青学者，这次我们认识了，我相信以后我们还是朋友。
五、小组会的形式灵活。过去我们在国内开会，小组分得很死，指定名字把人员固定到一个小组，这次我们采取自愿的形式，这样的形式好。
以上五点说明我们的会是成功的，不是一句空话。这个评价是我自己的评价，同时参考了许多先生的意见。
第二，对陈寅恪先生学术或者对其整个人的看法。
就我所听到的，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认为陈先生是个大学者，一代大师，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博大精深，爱国，才、学、识都具备等。其中一些学者也有些疑问。刚才黄约瑟先生谈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但未讲下去，我是否理解错你的意思。陈先生在解放后对马列主义史学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文革”前提出，我没有异议，陈先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现在我则不敢说。郭沫若先生、范文澜先生、翦伯赞先生这几位马列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判断，和陈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判断，根本区别究竟何在？这很简单，过去可以说，有没有阶级观点，有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区别。阶级本身很复杂，我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思。近来我有些偏见，对理论毫不感兴趣，因为碰钉子太多了。但我对一个理论信服，即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劳动价格与价值”的理论，我觉得分析得细致入微，很能说服人，讲历史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能说服人。我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才是理论，我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我是否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的理论太多了，如果搞一点考据有人则瞧不起你。陈先生从未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会上的报告中间，占一半的先生认为陈先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这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可能高了，但我说不出高在哪里。世界学术史上，不管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一个学者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有良心的，他就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一个人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不是。他不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可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总讲陈先生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关于陈先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建议，史学界的先生们，将前面所谈到的郭老、翦老、范老等几老对待一个简单问题的分析，和陈先生的分析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差别在何处？是不是除了马列主义之词句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如果陈先生的方法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也应实事求是，那么对一问题的研究不会产生两种可能。我认为值得研究。
第三，我们今天从陈寅恪先生那里究竟能学习什么东西。
我们开这个会，有的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有的不远万里而来，说明我们开这个会意义重大。汪荣祖先生讲得好，我们现在只是开始，不是终结。我现在主要对青年学者讲几句话，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通过这个会，我们，特别是青年学者从这次会中应学到什么东西。中国有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永远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任何人，都只能是环节中的一环。打一个比喻，跑接力赛，我们跑一阵，把棒递给你们，你们再跑下去。我听说有的青年人开玩笑说，要打倒老家伙。我现在说，你们不要打倒我们，否则等你们年龄大了，别人也要打倒你。我们手里都有接力棒，谁也不是开始，谁也不是终结。可是我们承认，年青人比我们好，否则人类就不能进步。我们走在前边，年青人在后边跟来。你们一定要超过我们，不超过我们，原地踏步走，踏两万年也不能进步。因此，我对年青同志讲，将来我们把棒交给你，你要跑了，将来你要交给你的学生，你应该比我们强。我们应该为你让路，创造机会，不能做绊脚石，老人容易保守，但年轻人要警惕骄傲，要互相学习，谁也不要打倒谁，老的学者要为年青人开路，做先锋，年轻人要认真学习老人的优点。
我谈一谈超越问题。超越陈先生并不简单。整个社会是在发展，是在前进，这是一般的情况。但是中间应该有一些例外，一般来讲，后人要超越前人，但是那些高峰、巨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不了的。主要原因是环境不允许再出那样的人。马克思讲希腊神话有永久的魅力，理由在此。陈先生是学术巨人，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条件。总的倾向是可以超越的，但又不可以超越。我同意汪先生的观点，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
我个人认为通过这次会，年轻人可以向陈先生学习的东西，可归纳为六句话：
一、不泥古人，不做古人的奴隶。陈先生不做古人的奴隶，我希望年轻人也不做古人的奴隶。
二、跟上时代。陈先生最大的特点是“预流”，“预流”就是跟上时代潮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新学问，王国维先生也是这样讲的。他讲有新材料有新学问，新材料是主要的，但我认为完全归于新材料上也不一定准确。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潮流，学者应赶上潮流，赶不上潮流，则要落伍。要预流，必须跟上时代。陈先生是跟上时代的，现在的时代潮流我说不清楚，主潮是什么东西，我谈不出。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名词多，内容少，新名词是必要的，问题是吸收外来东西，光吸收名词不行，重要的是吸收内容。现在的年轻人应踏踏实实，学术要讲道德，自己不懂的不要愚弄别人。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时，引别人的书不讲出处，这是不好的学风。
三、实事求是。它牵涉考证问题。我受了些影响，喜欢考证。陈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是考证。对考证如何看是一个问题，现在的年青人最讨厌考证。胡适先生非常注重考证。读书，首先要看懂，考证，有时是看懂的必要手段。研究任何问题，特别是历史，必须要走的第一步是要看懂文章，看不懂文章，任何现代的主义都没有用，要看懂文章，非要考证。年青的同志对考证不要讲得太神，也不要全盘否定，这条路是不能逾越的，否则出笑话。
四、独辟蹊径。前人走的路你不要走，一定要开辟新道路。陈先生在他涉足的领域都有新见解，而且他写文章有一个大的特点，没有水分，开门见山谈问题，花言巧语他不讲。
五、关心时事。对陈先生很难得，他非常关心时事，当我们解放初一边倒时，陈先生写诗表示忧虑。当原子弹上天时，陈先生非常兴奋，他认为我们有力量摆脱外国人的控制。
六、热爱祖国。这一点很清楚，用不着多说。
以上几点都是陈先生身上具备的，也是我们应该向陈先生学习的。
1988年5月28日
再谈考证
不久以前，我在本刊[1] 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为考证辩诬》，目的是想为清代考证之学说几句话，顺便发泄一点对当前理论界的不满。在文中我讲到，我不同意多少年来流行的说法，说清代考证之学之兴与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之狱有关。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有点教条主义的味道，是一种形而上学，与我们几十年来在理论方面的教条主义有关。
这引起了王武子先生不同的意见。他的文章已经发表在本刊1988年第8期上。王先生的文章对我有启发。但是他把考证之学与文字狱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说法，并不全面，不准确，仍然不足以服我。因此我再申论一下。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谈过，如果清代的文人学士只是想逃避文字之狱的话，他们不一定专门从事考证之学，其他离文字较远的学科都可以搞，甚至任何学科都不搞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古有明训。考证之学决不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有一点，我在那篇短文里没有点明：清代考证之学之兴是由中国学术历史的发展规律促成的，是由内因决定的，而不是文字狱等外因。
想证明这一点，用不着旁征博引，只需根据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稍加申述，就完全够了。我不敢说，梁的论点是百分之百地准确、完善；但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他首先讲到时代思潮，他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的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他的意思是说，考证之学是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时代思潮之一。如果承认这个观点，则应该从宏观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囿于有清一代的文字狱等。
梁启超对于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全盛之后，流弊斯出。梁启超把这种流弊归结为两点：一曰遏抑创造，二曰奖励虚伪。清学起而矫之。他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极简略地说，梁启超就是这样解释清学之兴的，而清学的代表就是考证之学。我觉得，这样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明清代考证产生的原因，理由是充足的，是能够说服人的。
梁启超又把每一个思潮之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启蒙期；二、全盛期；三、蜕分期；四、衰落期。把这四个时期的分法应用到清代思潮上，他认为启蒙期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胡渭、阎若璩；全盛期的代表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至于蜕分期与衰落期与我现在要谈的问题无关，这里不谈了。在第一、二两期中，梁启超又把全盛期的代表人物名之为正统派。他说：“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论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梁启超在这里讲的就是清代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
我在上面只是非常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梁启超对于清代考证的论述。读者倘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他的原著，我不再介绍了。总之，我认为，梁启超的看法是可信的。因此，清代考证之学的兴起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因所决定，与文字狱之类的外因无关。这就是我的看法。
1988年6月9日
[1] 指《群言》杂志。
论 书 院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的有长达几千年的延续不断的教育传统的国家。这个传统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到了19世纪末年，终于来了一个大转变：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传了进来，到现在也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这个新教育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虽经改造，基本上被保留下来。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说完美无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重新对中国古今教育制度做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检查，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检查目前还只能非常简略。
一、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这几节的论述主要根据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1984年，教育科学出版社）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官，一私。远古时期，渺茫难窥，这里不谈。公元前三千纪末到二千纪中，夏代已有“庠”、“序”、“校”三种学校。到了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至末叶的商代，又增加了“学”和“瞽宗”。“学”有大小之分。除了训练学生祭祀和打仗之外，还进行读、写、算的教学。西周集前代之大成，初步具有了学制系统。学制系统分国学与乡学两类。国学是中央官学，乡学是地方官学。国学分大学与小学两级。大学中有天子设立的五学和诸侯设立的泮宫。乡学中有塾、庠、序、校之分。这样一套制度对其后的中国教育有深远的影响。我国古代一直沿用此制，稍加变化，改换一些名称。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三德、六行、六艺、六仪，其中六艺是最基本的。所谓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从字面上也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文武兼备，知识与技能并举。这种教育制是密切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乡学以社会教化为务，内容有六艺、七教、八政以及乡三物等。总之，西周的教育已由殷商的宗教武士教育，转变为文武兼备的教育。
秦代实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倒退。
到了西汉，汉武帝正式制定了博士弟子员制度，兴办了太学。这在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类，这里明显地受了西周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官学时兴时废。
到了唐代，在初唐的一百多年内，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成为世界上一个，也许是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者对教育特别重视，官学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为以后的官学制度奠定了基础。这时的官学仍然分为两级：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与前代不同之处在于组织更细致了，内容更丰富了。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都专修儒经。这可以说是唐代教育的主干。此外还有专修律学、算学、书学的学校，医学校，卜筮学校，天文、历算、漏刻学校，兽医学校，校书学校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学校。所有这些学校目的都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在教学行政方面，唐承隋制，设立国子监，管理六学，以祭酒为教育最高长官。国子监的职能一直保留到清代学部成立。不过明清两代，国子监常与国学、太学混称。
宋代的官学对学生入学资格逐渐放宽，教育对象不断扩大，学校类型增加了，教学内容扩大了，增设了武学和画学。
元代对我国古代地方官学有特殊贡献，创设了诸路阴阳学，发展了天文、历算等科技教育。又创设了社学，以满足农业的需要。此外还创设蒙古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
明承元制，仍设社学，但以教化为主。国子学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地方官学，除治经外，礼、乐、射、御、书、数还设科分教。
清代教育制度多承前代旧制。国子监生的对象范围比以前更宽。地方官学比较普遍。教学内容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另设觉罗学、旗学、土苗学等等。雍正、乾隆还设有俄罗斯学馆（堂），教汉满子弟习俄文。
我在上面简略地讲了我国古代的官学制，现在再讲一讲私学制。
古代私学包括家传与师授两种，起源极早。但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则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发展给私学奠定了经济基础。又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兴私学，养士人。此外，文化下移也推动了私学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私学在全国各地兴起，到了孔、墨两大显学崛起，私学发展如日中天。由此而形成的儒、墨两大学派互相攻伐，支配中国思想界达数百年之久。战国中期，百家争鸣，诸子私学蜂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代之一，影响深远。
到了汉代，经师讲学之风特盛。东汉私学学生人数超过太学。汉代官学和私学各有偏重，官学以今文经为主，而私学则以古文经为主，东汉末出现了综合今古的趋势，郑玄为代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稍衰，但仍盛于官学。
隋唐之际，官学繁荣，私学也极发达。隋王通私人讲学，唐代开国名臣中有一些人就出王通之门。唐代有的学者身在官学，却又私人授徒。
宋代私人讲学极为发达。南宋书院大兴。书院原为私学性质。但是，元明清书院渐有官学性质。到了后来，有的遭禁毁，有的沦为科举预备场所。
二、书院的滥觞与发展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但并非中国所专有。我认为，古代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师徒授受的所在地叫akademe，也是一种类似中国古代书院的组织，只是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发达而已。书院以私人创办为主，有时也有官方创办的。其特点是，在个别著名学者领导下，积聚大量图书，聚众授徒，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从唐五代末到清末有一千年的历史，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要读中国教育史，要研究现在的教育制度，应着重研究书院制度。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就有私人与官方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清代诗人袁子才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传》中提到的有11所。这些也只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庠，地址在江西庐山，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陆游的《南唐书》中有关于庐山国学的记载。总起来看，聚众讲学的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有人主张，中国的书院源于东汉的“精舍”或者“精庐”，实则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于是私人书院应运而起。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发展为白鹿洞书院。接着有很多书院相继创建，有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之称。除白鹿洞书院外，还有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
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教育机构。南宋书院发达，始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后来朱熹又修复和扩建了湖南岳麓书院。书院之所以发达，原因不外是理学发展而书院教学内容多为理学；官学衰落，科举腐败；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出书快而多的条件，而书院又以藏书丰富为特点。有此数端，书院就大大地发展起来了。
元代也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各地也相继设立了书院。但书院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况又有了改变。政府重点是办理官学，提倡科举，不重视书院，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又得复兴。至嘉靖年间（1522—1566）达到极盛。明代书院由衰到兴，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宣扬他们的理学，他们所到之处，创建书院。明代末年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在这个书院里，师生除教学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这当然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天启五年（1625），太监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兴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统治者采取了对书院抑制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令各省会设书院，属官办性质。以后发展到了两千余所，数量大大超过前代；但多数由官方操纵，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而也就没有活力。也有少数带有私人性质的书院，晚清许多著名的学者在其中讲学。
统观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可以看到，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斗争。书院这种形式还影响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这样的书院制有些什么特点呢？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对中国书院的特点做了很好的归纳。我现在简要地叙述一下。他认为特点共有五个：
1．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书院最初只是学术研究机关，后来逐渐成为教学机构。教学内容多与每一个时代的学术发展密切联系。比如南宋理学流行，书院就多讲授理学。明代王守仁等讲一种新的理学“心学”，于是书院也讲心学。到了清代，汉学与宋学对立，书院就重经学，讲考证。
2．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
在南宋，朱熹和陆九渊代表两个不同的学派。淳熙二年（1175），两派在鹅湖寺进行公开辩论。淳熙八年（1181），朱熹邀请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去讲学，成为千古佳话。明代“讲会”之风更盛。王守仁和湛若水也代表两大学派，互相争辩。这种提倡自由争辩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3．在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一个书院著名学者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均可自由来听，不受地域限制和其他任何限制。宋、明、清三代都是如此。
4．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
书院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宋、元、明、清一些大师提出了不少的读书原则。有的编制读书分年日程。有的把书院的课程分门别类，把每天的课程分成若干节。他们都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导师决不提倡学生死记硬背，而是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争辩，教学采用问难论辩式。朱熹特别强调：“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吕祖谦更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钻研，各辟门径，不能落古人窠臼。总的精神是要学生不断有发明创造。
5．师生关系融洽
中国教育素以尊师爱生为优良传统。这种精神在私人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书院属于私人教学的范畴，所以尊师爱生的传统容易得到体现，在官办学校中则十分困难。朱熹曾批评太学师生关系：“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他指出，其原因在于学校变成了“声利之场”，教学缺乏“德行道艺之实”。他自己身体力行，循循善诱，对学生有深厚感情。但是，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却不采取压制的办法。他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其犹决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萧苇以捍其冲流也，亦必不胜矣。”（见《晦庵文集》，卷七十四）这些话到了今天还很值得我们玩味。明代王守仁也注意培养师生感情。明末的东林书院，师生感情更是特别深厚。
上面我撮要叙述毛礼锐等的对书院特点的五点总结。在组织管理方面，书院也有特点，如管理机关比较精干，经费一般能独立自主等等。
三、新教育制度的兴起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加强，随着清代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有识之士就痛切感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非改革不行，教育当然也在改革之列。魏源认为，理学“上不足致国用，外不足靖疆国，下不足苏民困”，简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魏源以后直至19世纪末叶，有不少人说八股文无用，主张翻译外国书籍，引进外国制度。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新教育也随之而兴，创建新型学校，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语文，开展工业技术教育，创办船政学堂、机器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水陆师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1898年百日维新以后，设立京师大学堂，为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又逐渐废科举，废八股文。经过了许多波折，以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为模式的中国新教育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在中国教育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
四、书院在今天的意义
我在上面非常简略地叙述了中国几千年教育发展的历史，从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一直讲到近代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影响的新教育制度。我着重讲了书院制度。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教育已经超越了封建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在今天还有意义吗？为什么最近几年来又出现了书院这个名称和组织呢？这是一种倒退呢，还是一种进步？这一些都是我们非思考不行的问题。
为了说明问题，我先举一个眼前的例子。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一些教师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没有接受政府一文资助，在不长的时期内就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书院团结了一些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机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教授和研究员；同台湾学者加强了联系；同海外华裔和非华裔学者建立了经常的巩固的关系；开办了一系列的讲座；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建立了口述历史和为老学者录音录相的机构，等等。建立一个藏书丰富的专业图书馆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全院的同仁们正在斗志昂扬地从事书院的建设和开拓。这样的成绩当然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以书院命名的机构接踵兴起，形成了一股“书院热”。这些书院的兴起是否就是受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影响，我不敢说，它们的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只想指出，有这样多的书院已经建立起来，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而已。
为了回答我在上面提出的有关书院的问题，我现在想结合古代中国书院的那些特点和当前中国文化书院的经验，谈一谈书院在今天的意义。我想从六个方面来谈：
1．书院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
我国今天的教育制度，从内容上来看，应该说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从组织上来看，基本上是西方那一套。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封建主义那种小批量培养人才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我们只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批量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须要有严格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学分计算、教学组织，一切都要标准化、计量化。资本主义国家大学里计算学分的办法，一方面能比较精确地确定学生的学习量，满了一定的学习量才能毕业；另一方面也用来确定教师的教学量，以便取得报酬。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金钱问题所决定的。我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制度，当然不是为金钱问题所左右，而是为了适应大批量培养人才的需要。
仅仅采用这样的制度够不够呢？我认为是不够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办教育一向是官、私两条路，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两条腿走路吧，两者互相补充，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一条腿，只剩下官方一途，私人教育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个人认为，这无疑是一个损失。在过去执行这个政策，道理还能讲得通。今天在大家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国家又正在进行改革，在教育方面是否也可改革一下呢？如果可以的话，提倡创办书院，鼓励私人办学，继承我国的优秀传统，实在是可以试一下的。
书院这种形式能适应今天的情况吗？我不妨先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在建成大学以前是留美预备学校。到了20年代初，又创办了一个研究国学的机构，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这也是一种双轨制：一条轨道是西方式的新制度，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开设课程，计算学分，规定毕业年限，决定招生办法，都按计划进行。另一条轨道是什么计划也没有，招生和毕业都比较灵活。在一所学校内实行两套办法。如果想做比较研究，这实在是最好的样板。比较的结果怎样呢？正规制大学大批量地培养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干部，也出了一些著名的学者、教授。那个不怎么正规的国学研究部门，培养出来的人数要少得多，但几乎个个都成了教授，还不是一般的教授。这个结果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清华的国学研究部门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它不能算是私人创办的，其精神却与古代书院一脉相通。另外一个例子是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的国学研究所，也培养了一些人才。我在这里举的例子都属于国学范畴，其他学科我认为也是可以尝试的。这说明，私人办的书院在今天仍有其意义。古代书院那一些优良传统，比如说讲会制度，提倡自由争辩，门户开放，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能力，师生关系融洽，等等，我们在书院中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只希望我们教育当局找出一种承认书院学生资格的办法，不用费很大的力量，培养人才的数量就可以增加，质量也可以提高。何乐而不为呢？
2．书院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
据说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新名词，叫做“终生教育”。中国的成人教育有一部分同它类似，但似乎不包括老年教育，所以二者不完全相同。外国许多老人，在退休之后，到大学里报名入学，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中国还没听说有这种情况。但是，今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大地提高，老人将会越来越多。有朝一日，老人教育也会成为问题的。我认为，书院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3．书院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
中国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高，老教授、老专家退休后活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这是件好事，但也带来了新问题。这些老教授、老专家退休后作用如何发挥呢？方法当然有多种多样，有的可以继续著书立说，有的可以当顾问，有的可以联合起来，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但是，没有适当的机构加以组织，他们的作用发挥有时会碰到困难，交流信息也会受到障碍。在今天社会上想单枪匹马搞出点名堂，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想特别提一下博士生导师的问题。这些导师绝大部分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而且是经过了一定的选举和审批手续，才获得博士导师的资格的。他们到了年龄退休以后，有的为本校或本研究院返聘，继续指导博士生。但是也有一些，由于种种原因，拒绝返聘，不接受指导博士生的任务。现在全国博士生导师为数不多。老的退休了，新的上不来。许多大学都面临着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中年博士生导师，有的也有相当高的水平；可是在某一些方面，一时还难以达到老专家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让一些有能力的老教授老专家投闲置散，对国家是一个损失。这样下去，对我国博士生的培养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倘若有一些书院一类的机构，退休老教授乐意在里面工作，乐意指导研究生，岂非两全其美？中国文化书院就有这样的导师，可惜格于现行的制度，他们无法指导博士研究生。如果有关当局本着改革的精神，授权给某一些有条件的书院，让已经取得带博士生资格的老教授老专家在这里指导博士生，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是一个大贡献吗？我个人认为，将来培养博士或博士后的任务可以分一点给书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应该承认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的资格，并且一视同仁地发给证书。这样一来，国家出不了多少钱，既调动了退休老教授老专家的积极性，又培养了高级人才，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岂非一举数得吗？
4．书院可以团结海内外的学者
中国文化书院聘请了一些学有专长的导师，已经退休的和尚未退休的都有；海内外的学者都有，不限于华裔。同时也不时邀请海外学者来院做学术报告或参加座谈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学者中也有台湾学者。这在当前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言而喻。这样的工作由政府机构出面来做，不如由民间机构。原因是，这样可以绕开台湾当局制造的一些困难。海峡两岸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祖国统一。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来大陆的台湾学者，同大陆的同行们，共同在学术上切磋琢磨，互相启发，不谈政治问题，而心心相印。
5．书院可以宣扬中国文化于海外
中国有极其悠久、极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全世界文化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近代以来，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是完全必要的。到了今天，我们强调开放，其中包含着向外国学习，这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既然讲文化交流，就应该在“交”字上做文章。这并不等于要等价交换，出和入哪一方面多了一点或少了一点，这无关重要。但是，如果入超或出超严重，就值得考虑。以我的看法，现在我们是入超严重，出几乎等于没有。难道我们都要变成民族虚无主义者吗？现在世界上许多文化先进国家对我国的文化，特别是近现代的文化了解得非常少，有时候简直等于零。这不利于国际大团结，也不利于我们向外国学习。可惜这种情况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国文化书院任务之一，就是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还将坚持不懈地继续做下去。我们决不搞那一套什么都是世界第一，那是自欺欺人之谈。但也决不容许中外不管什么人士完全抹煞中国文化的精华。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6．书院可以保存历史资料
从中国文化书院的经验来看，书院可以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做不少的工作。中国文化书院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有两项：一是记录口述历史；一是为老学者老专家录音录像。这都是有意义的工作，还带有点抢救的性质。这里的工作对象当然不是什么国家显要人物。但是难道只有国家显要才有被录音录像的资格吗？为这些人进行这样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完全拥护。为并非显要而在某一方面有点贡献的人，进行这样的工作，也自有其意义，这也是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所不可缺少的。
我在上面从六个方面谈了书院在今天的意义。当然不会限于这几个方面，我不过目前只想到这些而已。归纳起来，我们这样说，在中国流行了1000年的书院这种古老形式，在今天还有其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这个形式，加入新的内容，使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88年6月24日写完
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我宣布：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开幕。同学术讨论会同时举行的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我们要换届选举新的领导班子。
今天到会的有：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中顾委委员、学会顾问周林同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同志，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轶青同志。另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来的贵宾也出席了我们今天的会议。三是全国许多省市来的会员代表。四是列席的许多国内外的朋友。用一句中国现成的话说，就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胜友云集，济济一堂。首先，让我代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向各位不远千里甚至不远万里而来的朋友们、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来的代表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我们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五年前举行的，五年来，我们召开过几次学术讨论会，其中也有国际学术讨论会，如香港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参加了。我们的一些分会也召开过一些学术讨论会。在过去的五年中，无论是全世界，还是我们全中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专就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而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行们之间来往比以前频繁了。通过国内外几次学术讨论会，大家有了越来越多的见面的机会。
二、信息交流加强了。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的社会，研究敦煌吐鲁番学也不例外，国内的同行普遍感觉到，我们现在更耳聪目明了，这大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进行。
三、新材料整理日益增多。过去我们明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材料，但是却无法获得，现在这一方面的困难大大地减少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刊布一些新材料。
四、著作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过去五年，国内外都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从这些专著和论文来看，内容更深刻了，范围更大了。宏观的概述，微观的探讨，百花齐放，各极其美。
五、在过去五年中，在敦煌吐鲁番学中，接触到许多过去没有接触的新问题，这从过去五年发表的论文、著作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六、同行之间的友谊增强了。今天，在座的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们，大家坐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各抒己见。中国古话说“君子以文会友”，我们现在就是以敦煌吐鲁番学之文来会友。
时至今日，越来越明显了，任何学问都是国际性的，敦煌吐鲁番学也不能例外。敦煌吐鲁番在中国，但是敦煌吐鲁番学却在全世界。各位学者来参加我们的会，既是雪中送炭，又是锦上添花。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上面提到的六项将会越来越提高，越来越发展，一定会加强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的力量。我们这一门学问将会更加有成绩，我们的前景无限美好，这一点我们是深信不疑的。谢谢大家。
1988年8月15日
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代表：
我们学术讨论会一共开了六天，就要结束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内代表共有181人，其中正式代表120人，列席代表61人，外国来宾28人，来自8个国家。大会共收到论文139篇，其中国内代表提交123篇，国外来宾提交16篇。
在会议期间，各组本着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组织了报告和讨论。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展开了争论。如语言文学组关于诗人王梵志有三派不同意见，艺术组对敦煌舞谱残卷的研究也有三种不同意见。有争论是好现象。据我观察，不同的观点碰到一起，大家一商讨，就会提高一步。历史组和其他组也都讨论得很热烈。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组中有的同志提出要成立宗教分会，经过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他们成立。
大会期间，音乐分会的董锡玖、高金荣等同志还为我们组织了《丝绸之路》舞蹈晚会，一共演出了三场。在晚会上，戴爱莲等著名舞蹈家为我们作了精彩的表演，日本的著名舞蹈家花柳千代、芙二三枝子等也给我们表演了日本现代舞——《行列》。这些精彩的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剧场气氛十分热烈。应该说，《丝绸之路》舞蹈晚会为我们这次会议增添了光彩。
另外，我们还组织代表和来宾们参观了被称为“北京的敦煌”的房山云居寺。我们的会议虽然安排得比较紧张，但因为有晚会，有参观，所以，还不显得枯燥。
总之，我们这次会议是成功的，据代表和来宾们反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质量比1983年和1985年两次讨论会有所提高。会议期间，代表和来宾们很讲礼貌，团结得很好，所以，我们的会又是一个团结的大会。
在开幕式上，我讲过，“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这个提法得到教委领导和外国朋友的肯定。我的这个提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世界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关起门来是干不好的。敦煌吐鲁番学也不能例外。在这次会议中，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的青年学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看到中国青年学者的成长感到十分高兴，这是十分可贵的。同样，我们中国学者看到日本青年学者的成长也十分高兴。这和爱国主义一点也不冲突，因为我们这门学科是国际性的。只有大家有这个雅量、胆识，这门学科才能发展。所以，我们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就是“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今后，我们也应用这个精神来指导我们学会的工作。
我们这次会议在组织安排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住在党校的同志一度在生活方面有安排不周的地方，对外宾也有照顾不周的地方等等。这些问题希望代表和来宾们能够原谅。
我们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首先要感谢国内外专家不辞辛劳来参加我们的会。要感谢国家教委对我们的领导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他们承担了繁重的会务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会很难开成。还要感谢北京图书馆，提供了这样好的地方让我们开会。
最后，希望将来在别的地方再开这样的会，不管新朋友、旧朋友，我们希望以后再见面。希望大家散会后能够平安回国、平安回家，后会有期。
谢谢大家。
1988年8月21日
编写东方语言教材的经验与教训
回顾三十多年来编写东方语言教材的过程，我总的感觉是：教训多于经验。教训看起来似乎是消极的东西，但是只要敢于正视，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它也就能变成积极的经验。如果不敢正视，怕揭疮疤，则消极的东西会变为更消极。之所以产生了这样多消极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受了僵化的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片面地理解政治标准第一这个口号。同时又见异思迁，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轻率地频繁变动。结果是，学校、系、教研室各级领导，以及全体教员，经常忙于编写教材；但是，到头来，没有留下多少能够使用的教材。
基础外语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外语的基本能力，这应该说是最普通的常识。然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混淆了外语课与政治课的界限，把外语课当成了政治课，片面地强调政治标准。教外语课要不要有政治标准，当然要有，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主次之分，先后之分。学外语，首先要掌握它的基本语法、基本词汇，要练好发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巧训练。政治标准在这里仅仅是次要的。如果喧宾夺主，把政治标准放在绝对统治的地位上，有时候就难免要牺牲外语技巧方面的训练。为了硬灌入政治内容，学一些汉语式的外语，结果是外语没有学好，政治内容也决起不到期望的那种作用，可以说是两败俱伤，这是我们惨痛的教训。
就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来说，在过去三十多年内，我们编写了不少的教材，想努力做到政治标准第一，可是这个政治标准实在很难掌握。其中有比较固定的东西，比如，拥护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克服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频繁的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从无宁日。每次运动一起，口号多少有所不同。我们的教材必须努力配合，编教材是一个细致的、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不能像用高压锅煮饭那样，要求立刻就熟。结果是我们的教员天天在忙着编教材，选教材，还是跟不上形势。有一度甚至打破中外教外语的常规，不让学生先学会字母，而是以“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句子开始。据说，这句话有神奇的力量，学生一念，忠心顿生，灵感立至，不费吹灰之力，外语即可学好，比道士的符箓威力大多了。可是事实怎样呢？事实是，我们忙忙碌碌，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教材随编随丢，完整地留下来的非常少。有时候还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发油印教材，学生称之为“传单式的教材”。
下面分别谈几个具体问题。
一、选材问题
专就东语系来说，所修语言的国家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作家，除了少数共产党员外，都是资产阶级分子。选他们的作品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的世界观当然是资产阶级的，而这样的世界观同我们的是根本对立的。即使是那里的共产党员，看法也不一定同我们长期流行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完全一致。可是又不能不选他们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语言地道，比我们自己写的要好。在这样的情况下，编选教材的人真是困难重重，山重水复，没有出路。我们还碰到一个现在看来是笑话的问题。我们不敢选活人的作品，不管他现在是多么进步，多么合我们的口味。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难免改变，他今天进步，你能保他明天进步吗？他明天一“反动”，或者仅仅说上几句对新中国批评的话，他就会立刻被打入另册。如果我们教科书中选了他的作品，这作品必须删除，决不能让它再留下“放毒”。印好的教材也不许再发。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一条经验：活人的作品一概不选。实际上，死人也并不能保险。在历史上盖棺也不能论定的人还少吗？可是，我们再也顾不了这样多，反正只要你还活着，你的作品我就是不选，想要进入中国教材，必须先去见上帝。
笑话还没有到此为止。忘记了是在哪一年，阿拉伯文专业的教师选了一篇一个阿拉伯国家著名作家写的描绘介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文章，语言生动流畅，描绘色彩绚丽，的确是一片好文章。里面一点也没有涉及政治内容，学生读了，不但能学到地地道道的阿拉伯语，而且还能通过对自然风光的欣赏提高自己爱美的情趣。然而却出了问题。有人提出异议：把一个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风光描绘得这样美丽动人，不是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吗？于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这个系主任也不能不出面干预，特别请人把此文译成汉文，供大家讨论，供领导参考。试问：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风光为什么就不许美呢？难道只有无产阶级国家的山山水水才能美吗？资本主义国家的美丽山水能把我们的青年学生拉回到资本主义去吗？这些问题都是不难回答的。可是在当年，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竟都严肃认真地讨论起来了。我们常说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非常可笑。我们讨论这样的问题同欧洲中世纪又有多大差别呢？
二、谈一下教学计划问题
要不要有一个教学计划？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关键是要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是要一个比较稳定的计划呢，还是要一个随时变动的计划？教学计划的变动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年年变动，或者一两年就变动一次。我们东语系（北大别的系恐怕也一样）的教学计划恰恰是变动非常频繁的。我领导东语系的行政工作前后将近三十年。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时时都在制订教学计划中。我没有做系统的统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哪一个计划执行过一个全过程，四年或五年。计划屡次改变的原因，我现在也记不那么详细了。改变的动力都是从上面来的，学校不过是执行教育部的命令，而我们又执行学校的命令而已。每一次改变教学计划，都有一套大道理。我们首先要学习领会。等到我们能“掌握精神”了，然后再往下贯彻。于是系和教研室还有全体教员都忙得团团转。不知道要开多少会，花多大力量。最后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制订好了。还没有实行多久，上面又来了新精神，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团团转了。
教学计划的不稳定迫使教材也不能稳定。
三、关于教学方法问题
外国语言的教学方法，同别的学科的教学方法一样，包含着传统与革新两部分。随时都有可能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却变动得太频繁了，变动的幅度也太大。
在“一边倒”时期，我们的外语教学，包括教学法在内，也是一边倒，我们迷信苏联。不管苏联的什么东西，我们都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语教学法，我们自己在长时期内经过考验行之有效的教学法，一律贬之为资产阶级的。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只要苏联有什么新玩意儿，我们立刻就响应。最明显的例子是拉赫曼诺夫教学法。我们闻到一点气气儿，就立刻领会、学习、实践，全系搞得热火朝天。过了没有多久，又来了什么直接教学法，于是又领会、学习、实践。甚至派人走遍全国去学习、取经。过了没多久，又给分析词汇所代替。
总之，在教学方法方面，同教学计划一样，总是稳定不下来。当然教材也不会稳定。
四、谈一谈选材问题
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家都感到教材有稳定的必要。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以周扬同志为首的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组。我担任了外语一组的组长。在当时政治标准第一的口号下，选材非常困难。周扬同志把材料分为三类：有益的、无害的、有害的。有害的不选，不在话下，有益的当然要选，也不在话下。但是，什么叫“有益”呢？在当时教条主义支配下，自我束缚，把“有益”的范围搞得非常狭窄，可以选的东西非常少。至于无害的则是大量的，比如描绘自然风光的文章，描写亲子之情、朋友之情的文章，描写所谓“身边琐事”的文章，等等。读了这些文章以后，确实无助于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但又确实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增添生活情趣。在今天看起来，这也是“有益的”。然而，在当时，因为这些文章缺少政治说教，所以，是不容许的。在“十年浩劫”期间，周扬同志被打成文艺黑线的头子，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反动的，他领导的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组当然也是反动的。为此他受到了批判。我自己在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之外，又加上了一条：周扬的走卒。因此又多增加了几次批判。一直到“浩劫”高潮已过，我仍是批判的靶子，陪“革命群众”到了延庆县的新华营，还被推上批斗台，听革命英雄们嚎叫。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总结过去编写外语教材的经验。但是，我写的几乎全是反面的教训，并非我有意这样做，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我想说谎话，也能总结出甲乙丙丁几条所谓经验，但那有什么用处呢？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教训可以变为经验。我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进行总结的。我们常说付学费，这就算是付学费吧！根据上面提出的几点教训，我想对今后编写外语教材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一、外语教材一定要相对地稳定
不要再发传单式的教材，也不要每一个学校自搞一套，这样浪费精力和金钱。国家教委搞统编教材，各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补充，教材印刷要精美。
二、以地道外语为标准
不要选中国式的外语，选材也不要太偏重文学作品。语言随时都在变化，教材一定要反映这种变化。外语教材不能有“老三篇”。
三、政治标准
当然要有，但不要作茧自缚。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行。有益的和无害的都能选。外语教材不是政治教科书。
四、教学计划和教学法要相对稳定
千万不要再朝令夕改。教学法可以求新，可以探索，但不能见异思迁。传统的教学法要有条件地继承。
中国道家主张“无为而治”。绝对“无为”是“治”不了的。但是“为”得太多，也同样不能“治”。这就是我的体会。
1988年9月20日
他们把美学从太虚幻境拉到了地面上
我不是美学家，但是喜欢读美学的书。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内，我读的美学书确实不算少，古今中外都有。读的结果怎样呢？并不高明。我的脑筋成了跑马场，让许多中外美学家在那里驰骋。而我自己呢，则仿佛坐在下界听美学家们在太虚幻境里相互问难，驳斥对方。各自祭起法宝——术语，投向对方。可是谁也打不着谁。下风逖听，声音嘹亮；仔细听去，介于懂与不懂之间。
我无意责怪美学家们。美这玩意儿确实是存在的；不但看得见，听得出，而且似乎也摸得着。但是却说不出。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真正的美，绝对的美，似乎只存在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或者宗教家们的天堂乐园里。
但是，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朱光潜先生，一个是宗白华先生。在他们那里，美确确实实是存在于大地上的。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读书时，曾听朱先生讲“文艺心理学”，在整整一年内，听朱先生的课成了一大享受。他能把欧美学者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深奥难测的道理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解释得一清二楚，而且常常引用中国诗词来说明问题，使我们感到，他讲的不是海外奇谈，不是天上神话，而是有血有肉的中国道理。
至于宗白华先生，我最初并不认识。中学时候读过他的《三叶集》，有一点印象而已。院系调整以后，他来到北大，从此就认识了。有时候在路上相逢，便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通。在宗先生那里，美学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人生。他常说：“学习美学首先得爱好美，要对艺术有广泛的兴趣，要有多方面的爱好。”他不慕荣利，爱好一切美的东西。美学同他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总之，在古今中外众多的美学家中，只有朱、宗二位先生让我感到亲切，感到可以亲近，他们把美学从太虚幻境里拉到地上来，我对他们真是由衷地感谢。
前不久有人送给我他同王德胜合著的《朱光潜宗白华论》一书。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不知道。我读完以后，更加强了我上面说的那些想法。我觉得，这真是本好书。
1988年9月23日
祝贺《外国语》创刊十周年
我是《外国语》的忠实的读者。创刊十年以来，我几乎每一期都读过。我从里面学习了不少的东西，那是不在话下的。我个人感觉到，在中国的外语界，上外的《外国语》、北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广外的《现代外语》，宛如三峰鼎峙，光彩辉映全国。现在，《外国语》十周岁了，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它长寿。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这三个刊物都应该扩大篇幅，增加分量。
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外语教学总结经验的问题。解放后进行外语教学工作，已经40年了。同解放前对比一下，会产生什么结论呢？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一想到这一些，我头脑里就有矛盾。40年来，我们在教学计划、教材和教学法三个方面所做的努力，远非解放前所能比。但是成绩怎样呢？我们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语人材，这谁也否定不掉。但是，在解放前，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学生看英文原著，基本上是不成问题的。外语系的学生听外籍教师用英文授课，也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然而现在怎样呢？每一个大学都建立了庞大的公共外语（主要是英语）教研室，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教学生英语。结果只能培养一些半生不熟的人材。这当然与中学教育有密切联系，不能光怪大学。
专就大学本身而论，我们外语界的同仁们都能回想起来，40年来，我们在教学计划、教材和教学法三个方面付出的劳动量之大，已经无法计算了。这三个方面几乎年年都在变。随时有新精神、新办法从天外飞来，旧的一套刚刚实行，新的一套又来敲我们的大门。而且，据说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这是真理。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年年都在搞群众运动。新精神一来，校（院）、系、教研室三级立刻行动起来，学习，体会，讨论，再学习，再体会，再讨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把个新精神、新办法体会得天花乱坠，人人兴奋，个个争先。然而，一转瞬间，新的就为更新的所代替。我们又要重新学习、体会、讨论了。到了今天，我们有一些人已经垂垂老矣，然而，在教学计划、教材和教学法方面究竟留下了多少切实可行的东西呢？这不很值得我们三思吗？
在祝寿之际，本来不应该说这些有点泄气的话，然而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相信，只要认账，教训是可以成为经验的。
1988年9月24日
祝 词
——致全国非通用语种外语教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各位同志、各位代表：
中国非通用语种外语教学研究会在洛阳开会，我因为在北京有其他的会议，又要为赴香港做准备工作，不能来参加，请同志们原谅！
我们国内的外语教学，除了像英文、日文这样的流行语种外，都碰到各种各样不同而又基本相同的困难，非通用语种尤甚。我个人认为，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目前存在于我国教育中的种种不正常，有时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我认为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从我国长远的社会主义建设来看，这种现象有朝一日必须而且可能扭转。我只希望我们全体同志们正视这种现象，而又不要失掉信心，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苦尽甘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极其优秀的传统，在今天这样走华盖运的低潮中，我们的知识分子表现得更是特别突出。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声明，昭告天下，要把知识分子从老九提高到老大老幺，我们是有希望的。
祝大会圆满成功，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988年10月15日
祝贺《文史知识·齐文化专号》
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多次掀起了探讨文化问题的高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就算是初级阶段吧，如果只抓科技，而不注意文化，发展下去必有偏颇。
在探讨文化问题的高潮中，又出现了专门探讨地区文化的热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因为，对文化问题探讨得越细，必然导致探讨专门文化或地区文化。
专就山东一省的文化而论，过去笼统称之为齐鲁文化，实则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完全是一码事。现在对这两个文化都有专家学者在探讨。齐文化的中心就在目前淄博市范围以内。无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此地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最近几年，淄博市经济飞跃发展，市的领导转而注意齐文化的探讨，我们不能不说这是高明之举，这是目光远大之举。对齐文化的探讨必将有助于以淄博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可以断言的。
因此，我对“齐文化专号”的出版表示祝贺。
1988年12月14日
文学批评无用论
读最近一期的《文学评论》，里面有几篇关于“红学”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有的作者既反省，又批判。有的作者从困境中找出路。有的作者慨叹，“红学”出了危机。如此等等，煞是热闹。文章的论点都非常精彩，很有启发。但是，我却忽然想到了一个怪问题：这样的“红学”有用处吗？对红学家本身，对在大学里和研究所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当然有用。但是对广大的《红楼梦》的读者呢？我看是没有用处。
《红楼梦》问世二百年以来，通过汉文原文和各种译文读过本书的人，无虑多少个亿。这样多的读者哪一个是先看批评家的文章，然后再让批评家牵着鼻子走，按图索骥地去读原作呢？我看是绝无仅有。一切文学作品，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内容异常地丰富，涉及的社会层面异常地多，简直像是一个宝山，一座迷宫。而读者群就更为复杂，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会经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心理素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爱好——还可以这样“不同”下去，就此打住——，他们来读《红楼梦》，会各就自己的特点，欣赏《红楼梦》中的某一个方面，受到鼓舞，受到启发，引起了喜爱；也可能受到打击，引起了憎恶，总之是千差万别。对这些读者来说，“红学家”就好像是住在“太虚幻境”里的圣人、贤人，与自己无关。他们不管“红学家”究竟议论些什么，只是读下去，读下去。
因此我说，文学批评家无用。
不但对读者无用，对作者也无用。查一查各国文学史，我敢说，没有哪一个伟大作家是根据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来进行创作的。
那么，文学批评家的研究不就是毫无意义了吗？也不是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学欣赏的才能，根据不同的时代潮流，对文学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互相争论，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互相提高，这也是一种创作活动，对文学理论的建设会有很大的好处。只是不要幻想，自己的理论会对读者和作者有多大影响。这样一来，就可以各安其业，天下太平了。
上面这些话其实只有幼儿园的水平。可是还没有见有什么人这样坦率地说了出来。就让我当一个“始作俑者”吧！
1989年1月26日
祝贺《文献》华诞十周年
我是《文献》的忠实读者，对《文献》虽无偏心，但有偏爱。
这种偏爱不是没有理由的。五六十年以来，我浏览过的中外文杂志无虑数百种。最初我对什么杂志都是一视同仁，没有偏见。但是在浏览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我最不喜欢，甚至最害怕是那些专门讲“理论”的杂志，它们巍然俨然，调门很高，令人读而生畏，不由得不跟它们走。然而过了不久，正当我们努力紧跟的时候，被跟随者自己的调门却变了，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大变——我惘然了。
反观有一些被“理论家们”视为“资料性”的杂志，却既无石破天惊的宏论，也少哗众取宠之心，本本分分，朴实无华。这些杂志真正吸引住了我。那些调门特高的杂志，往往“蟪蛄不知春秋”，活不多久，而朴实无华者则永不褪色，几十年前出版的旧本到今天还有人努力搜寻。
我认为，《文献》就属于这一类杂志。现在它出刊十年了，我预祝而且相信，它将会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继续出下去，在中国和世界学坛上，放出光芒。
1989年3月9日
《历史研究》创刊三十五周年祝词
《历史研究》创刊三十五周年了。第一任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编委到现在剩下的也没有几个人了。我有幸是其中之一，既感光荣，又多感慨。三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这个刊物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总起来看，是经受住了考验的。谁都知道，这并不容易。
从最近几年的大学招生情况来看，历史科学越来越受到冷落。我们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但是原因何在呢？又有不同的说法，是历史科学不重要吗？当然不是。历史科学的用途何在，自古以来中外学者就争论不休，至今也还没有人人都承认的结论。对于历史的研究方法，意见也有分歧。在这方面，我自己走了一个中间道路：过去的传统方法，比如历史考据之学等等，我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近若干年来，中外新兴起的研究方法，我对它的态度也是如此。这种态度不是迹近滑头吗？恐为仁人志士所不取。但是我却觉得这是正确的态度。
为什么青年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呢？其中原因很多，出路恐怕是重要的一个。有的人认为历史无用，也是重要原因。我个人一向认为，历史是有用的。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历史知识能行吗？我们研究古今中外历史，甚至各专门学科的历史，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为这个伟大目的服务。比如自古以来常讲的鉴古知今，就非常有道理。历史循环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记得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讲过，历史上一些现象有时会重演。只是这一条不就很重要很有启发吗？
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不能说已经很好很好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事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都研究得很不够。鲁迅先生从前提倡过写流氓史、娼妓史等等，我认为他的意见很有道理，可是这样的书我们已经都有了吗？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牵涉到的问题异常繁多，个个问题都需要有点历史的认识，工作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走弯路。比如人口问题、土地利用问题等等，都是历史上有过而今天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吗？没有，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很希望，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能够扩大视野，开阔胸襟，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对旧的研究课题要继续深入探讨，又要注意开发新的领域、新的课题，使我们的史学园地真正万紫千红、五彩缤纷。
至于对本刊的期望，也无非是老生常谈：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反动的不在此列）是最正确的方针。我们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步，今后还应加强。
总之，我认为，历史科学是有光辉灿烂的前途的，我们的《历史研究》也是有光辉灿烂的前途的。我们从事这门科学研究的老、中、青年，都不要泄气，而是要鼓足干劲。这就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1989年6月26日
《文史知识》百期祝词
我承认，我对《文史知识》有所偏爱。但是我的偏爱不是没有根据的。
很多年以来，我每月都收到大量的杂志。由于数目过多，我真正认真去阅读的，读得很仔细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文史知识》是其中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爱。
偏爱的根据何在呢？
我先谈一点印象。我对《文史知识》的印象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严肃、庄重、典雅、生动。我想，不用我解释，大家也会明白的。多少年来，社会上风浪叠起。然而我们的《文史知识》却始终保持住自己的严肃庄重的风格，不为外物所动，决不刊登追逐时髦的文章，也从来没有登过一篇满篇怪异术语令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文章。我们的文章是谈学术的，有的还非常专门。然而我们的刊物上几乎没有刊登过烦琐、冗长、枯燥乏味的高头讲章，也没有见过以艰深饰浅陋的文章。比较深奥的学术问题，读来总是娓娓动听，意味盎然，亲切动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过去的一百期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作者面相当广。这样广的作者，何以文风又如此地比较一致？我们也没有像从前的《语丝》、《新月》、《学衡》等等那样，是一个同人刊物。一个同人刊物，文风比较一致，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文史知识派”，我们不能算是一个同人刊物。然而表现出来的却真像是一个同人刊物。作者几乎都是认真、严肃的，文章几乎都是典雅、生动的。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办刊物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叫苦的：纸张贵，订数少，倘不“下流”，则无法招徕顾主。可是我们的《文史知识》据说读者群是比较稳定的。这表明，一方面，读者是有水平有眼光的；另一方面，我们的路子是对的。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只能欣赏“大美人”，或者只读“什么河惨案”。读者中确有认真严肃想求得文史方面的新知识的人。我认为，这又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评论文学艺术之类的东西时，常常用两句现成的话：阳春白雪，意思是曲高和寡；下里巴人，意思是合乎人民大众的口味，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我们的《文史知识》却是曲高而和不寡；能满足人民大众中一部分人的需要，又不过分浅显。可以说是融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于一体。这更是难能可贵的。
我在上面说的话几乎是一曲赞歌。我们不是常讲要一分为二吗？一分为二是真理，这里为什么没有了呢？我坦白承认，我再三推敲，对于这个一我实在分不出二来。限于我的水平，我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这要请读者原谅，我将继续推敲而且追索。
最后，我想提一个建议。我们讲的“文史”，我看主要是指中国文史。就算是中国文史吧，它现在已经不限于中国一国，而是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刊登一些世界其他国家讲中国文史的文章或者研究动态。这将有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我们现在的眼界是非常不开阔的），增长我们的知识，加强对外部信息的了解，最终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1989年7月17日
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
我正在为我译释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写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考虑了一些有关弥勒信仰的问题，现在讲一点。
在中华民族中，汉族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我们信的宗教最大最古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一个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佛教。除了道士和和尚尼姑以外，老百姓信这两种宗教都信得马马虎虎。佛教庙里有时有道教的神，反之亦然。而且佛道两种庙里有时竟会出现一个孔子、一个关圣帝君文武二圣人。在过去，有钱的阔人家里办大出丧，既请和尚念经，也请道士，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团和气，处之泰然。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宗教战争。
然而在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方面，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本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专就弥勒而论，他本是佛教中的未来佛，在佛教教义中有突出的地位。然而一到中国，人们把他塑在每一所佛教庙里。一进山门，首先看到的那一位肚皮肥大、胖胖的、面含微笑的佛爷就是弥勒佛。除了让人们觉得好玩以外，谁还会想到他是什么未来佛呢？其他佛爷像前香烟缭绕，热热闹闹；他的像前则往往是烟销火灭，冷冷清清。
可是，换一个场合，当皇亲国戚或达官贵人，甚至平民老百姓，想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这一位佛爷，觉得他这个未来佛的头衔颇可以加以利用了。
我先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唐代的武则天，以一妇女而贬子窃位，不得不想尽种种方法为自己洗刷，为自己涂脂抹粉。公元690年（载初元年，天授元年），沙门怀义与法朗等十人进《大云经》，陈符命，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则天大喜，制颁天下，到处建立大云寺。武则天本人未必相信什么未来佛。有人说她是弥勒降生，从佛教教义上来看也是荒唐可笑的。然而对武则天来说，这却是天大的一根稻草，非牢牢抓住不可。到了695年（证圣元年，天册万岁元年），她又给自己加上了“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就是弥勒的意译。可见她真正俨然以弥勒佛自居了。
弥勒，皇帝能利用，民间也能利用。这样的记载从很早的时候就有。《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胨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同书载：“（大业）九年（613）十二月丁亥，扶风人向海明举兵作乱，称皇帝，建元白乌。遣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这个向海明也自称是“弥勒出世”。仅在隋炀帝大业年间，这样自称弥勒佛作乱的事情就出现过两次。到了唐代，甚至唐代以后，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革命的农民也有假“弥勒降生”的名义聚众兴兵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中国人民利用宗教信仰达到政治目的，对象决不止弥勒一个。利用佛教其他神灵者有之，利用道教者有之，利用摩尼教者有之。本文专谈弥勒，其他就不谈了。我认为，连太平天国也是利用耶稣教的，洪秀全并不是一个虔诚的耶稣教徒。
总之，汉人对宗教并不虔信，但是利用宗教却极广泛而精明。这在汉族的民族性中是优是劣，由读者自己去评断吧。
1989年7月28日
说“嚏喷”
在中国民间，小孩子一打嚏喷，有点古风的大人往往说：“长命百岁！”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中国一个地方，甚至只是中国北方的风俗。后来到了德国，在那里，大人或者小孩一打嚏喷，旁边的人就连忙说“Gesundheit（健康）！”我才知道，这种风俗不限于中国。但是也没有想得更远。
前几年，读清魏源的《海国图志》卷三十四《小西洋·南利未加国》引《职方外纪》：
更有一种在利未亚之南，名马拿莫大巴者，国土最多，皆愚蠢（此山牙腊土蛮见阿迈司尼国志中）……亦知天地有主，但视其王若神灵，亦以为天地之主，凡阴阳旱涝，皆往祈之。王若偶一喷涕，举朝皆高声应诺，又举国皆高声应诺，大可笑也。
按：南利未加国，即南部非洲。阿迈司尼国，即埃塞俄比亚。在这里，国王一打嚏喷，举朝和举国皆大声应诺。这里没有说明，朝臣和人民嘴里说些什么话，也可能是健康长寿之类的话吧。总之，对国王打嚏喷非常重视，决不能置之不理。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国王患了伤风，嚏喷打个不停，难道大臣和全国人民就停止工作，一心一意地“高声应诺”吗？
不管怎样，专就打嚏喷而论，我的眼界又大大地开阔了，从亚洲开阔到欧洲，又从欧洲开阔到非洲，纵横数万里一句话，当之无愧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我后来读佛典的律部，又在其中发现了有关的材料。我在下面引上几段：
《四分律》卷五十三：
时世尊嚏，诸比丘咒愿言：“长寿！”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亦言：“长寿！”大众遂便闹乱。佛言：“不应尔！”时有居士嚏，诸比丘畏慎不敢言：“长寿！”居士皆讥嫌言：“我等嚏，诸比丘不咒愿：‘长寿！’”诸比丘白佛。佛言：“听咒愿：‘长寿！’”（《大正新修大藏经》，22，960b）
《十诵律》卷三十八：
佛在刍摩国与大比丘僧说五阴法，所谓：色、受、想、行、识。尔时佛嚏。遍五百比丘一时同声言：“老寿！”佛语诸比丘：“以汝等言老寿故，便得老寿耶？”“不也，世尊！”佛言：“从今不得称老寿。称老寿者得突吉罗。”（同上书，23，274c）
《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十三：
大者啑（此为“嚏”字误写，下同——羡林注）时，小云：“畔睇！”小者若啑，大云：“阿路祇！”若不言者，俱得恶作。然不应云：“愿得长命！”若俗老母及莫诃罗愿长寿者，道时无犯。（同上书，24，599b）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
于时世尊忽然啑喷。时大世主乔答弥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寿命长远，住过劫数。”其五百苾刍尼闻大世主说此语时，咸即同声如世主所愿。……尔时世尊告大世主乔答弥苾刍尼曰：“汝今与一切众生作大障碍。由汝斯语，五百苾刍尼及地上空中乃至梵天，闻汝此说。佛处不应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为善。”大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于如来处申其恭敬得名为善？”佛言：“乔答弥！于如来处应作是语：‘愿佛及僧久住于世，常为和合，犹如水乳，于大师教令得光显。乔答弥！若作如是恭敬无上正等觉者，是名善礼。”（同上书、卷，248a-b）
是故，芯刍若他啑时不应言：“长寿！”若故言者，得越法罪。（同上书、卷，249a）
后于异时，佛为大众宣说法要，时老苾刍在众外坐。旧妻忽来，闻夫啑喷。诸苾刍等无有一人愿言：“长寿！”其妻见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握土，绕芯刍头向外而弃，咒愿：“长寿！”时诸芯刍共观其事。妻前捉臂，恶口骂詈，告言：“圣子！仁今何故于怨仇内而为出家？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药叉，由我咒愿，令汝长寿。若不尔者，定被药叉吸其精气。不应住此，宜可归家！”即牵共去。（同上书、卷，249bc）
引用《大藏经》就到此为止。
佛门本是清净之地，不意为了一个小小的嚏喷，竟引起了如此大的风波。连佛爷也不得不出面干预。但是，佛爷的指示也有矛盾之处，不知僧伽如何执行。
此外，从老和尚旧妻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打嚏喷，如果别人不立即祝愿：“长寿！”则会被药叉吸去精气，离开人间。这真是性命交关，哪能不认真对待！禳解之法就是用手握土，绕着打嚏喷者的脑袋向外投去。可见这本是初民的一种禁忌。
打嚏喷本来是人类最常见的极其微末的小事，不意佛典竟也郑重记载。印度佛典几乎都不是出自释迦牟尼本人。但是佛典中的律至少都是一二千年前的产物。如此说来，这种风俗不但纵横数万里，而且也上下数千年，真不能不令人惊异了。
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点资料。我在上面提到，德国人在别人打嚏喷时说：“Gesundheit！”没有想到，Gesundheit这个词竟也为英国人所借用，而且正好是在别人打嚏喷时来使用（参阅郑易里《英华大词典》，修订第二版）。英国人当然并不缺少表示“健康”的词儿，为什么在为打嚏喷者祝愿时（此外在祝酒时也借用）单单从德文借用这个词儿呢？其中蛛丝马迹颇耐人寻味。至少它也表示，英国人也有这样一种风俗。
几年前读饶宗颐先生的《居延简术数耳鸣目瞤解》（《选堂集林·史林》，上册，页295—299），里面讲到《汉书·艺文志》杂占家有《嚏耳鸣杂占》，《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五行类《杂占梦书》一卷下有夹注：“梁有……《嚏书》、《耳鸣书》、《目瞤书》各一卷。”现在这些书都已佚失，详细内容已不清楚。所谓《嚏书》一定是讲打嚏喷的，但不知如何讲法。是否也有“长命百岁”一类的话，不得而知。饶先生还讲到，古代希腊、罗马均有以打嚏喷为预占之事。如此看来，这一定是一种流行于全世界的风俗。从民俗学上一定可以得到解释。可惜我目前手头资料不够，无从探索。另外，我猜想，巴利文三藏的律中也一定有关于和尚打嚏喷的规定，也同样由于资料匮乏，探索无由。这一切都留待将来去做吧。
1989年9月30日
困难虽在目前，希望却在将来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回忆比较容易，展望却真难。我简直不知道，从何处展望起。说一些空话、废话，无补于事，于己于人都没有用处。
是不是就看不到任何可以展望的东西了呢？也不是的。我对人类美好前途的信念始终不变。困难虽在目前，希望却在将来。人类、包括我们国家在内，总会越来越好的。我反对那种愁眉苦脸的世纪末的哀鸣。
我的意思也决不是，只要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安然酣睡，馅儿饼就自己从天上掉进嘴里。我们非要努力不行，而且要十倍地努力。
屈原在《卜居》里高呼“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不敢说，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难道说一点这样的影子也没有吗？郭沫若说：“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对于瓦釜加以不恤的打击，我以为这也是批评家所当取的态度。”我同意这个说法。
对政界、财界的情况，我若明若暗，不敢赞一辞。我现在近似一个井蛙，我往往只看到学界，学界也是有黄钟和瓦釜的。现在双方都在鸣，但还不一定是“雷鸣”。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拿出良心，尽上力量，让瓦釜少鸣，或者不鸣，让黄钟尽量地多鸣，大鸣而特鸣。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步，则“瓦釜毁弃，黄钟雷鸣”之日必将到来。我们要高呼“猗欤休哉”了。
1989年11月4日
新年展望
再过两年，我就要在古稀之后再上十岁了。在古代，这简直是了不起的高寿。然而在今天，在我身上，也不过是微露老态，尚未龙钟的水平而已。看来距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路。我还是要向前看的，而且决不会像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说的那样——向前看只看到坟墓。
前几年，当我初有迟暮之感的时候，我喜欢说些豪言壮语，什么“人间重晚晴”之类的话常常出现在我的文章中。现在看来，未免有点可笑。人间决不重晚晴。勉强这样说只不过像是深夜旷野独行者的高声唱歌，壮壮胆子，自欺欺人而已。
因此，我现在向前看，不说空话，不在深夜中高声唱歌，只说几句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话，表达我对新的一年的，对90年代的一点希望。
我有一个坏（好？）习惯，我喜欢同时进行多项工作。我觉得，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这样一来，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用这样的新“磨”的脑筋来思考问题，时有梦笔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议。
在新的一年里，在90年代里，我仍然将一仍旧惯，多项工作齐头并进。
首先是想把进行了多年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工作做一个结束，将来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我正在为这个本子写一篇非常长的导论，我希望明年春天就能够写完。
第二件工作是给台湾一家出版社写一部《中国敦煌吐鲁番吐火罗文研究导论》，明年必须定稿出版。
第三件工作是继续《糖史》的研究。我对科技甚少通解。这一部书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写成了一些文章。希望明年就能写完。
我还有一个习惯（好坏不知），喜欢在进行大工作的缝隙里，触景生情，灵机一动，写出一些较短的论文。这种“灵机”是我无法掌握的。有时简直像“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对于这种“灵机”，我做不出计划。我只虔诚希望，明年和90年代这种“灵机”多光顾几次。
以上这些话好像是一个平庸而又美妙的梦。但愿这个梦能实现。
1989年12月8日
一点希望
——庆祝《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
我对文艺理论所知不多，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也没能全读。本不该说三道四，但出于对发展中国文艺理论的渴望，提出一点希望。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文艺理论能自成体系，历史久，影响大者，只有四家：中国、印度、古希腊、近代欧美。这四家影响了世界文艺理论的发展。这四者之间有同有异，而浅见所及，同大于异。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就是。对美的理解，民族性有其作用，但共同的人性作用更大。因此，文艺理论，古与今，中与外，颇多相通之处。时至今日，我们要想宏扬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提高研究水平，一方面要认真钻研我国古代名著，另一方面又要广开眼界，认真钻研其他三者。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得启发，有了鉴别能力，又得到启发，才能融会贯通，把研究提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开辟新境界。
这是一条阳关大道，可惜注意者不多，同意这个看法者恐怕更少。就我浏览所及，文艺理论文章丰富繁多，这样来探讨问题的却如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自己是眼高手低，无能为力。仅献刍荛之言，难登大雅之堂，姑妄言之而已。
1990年3月6日
对开好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的两点意见
一、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这几年，经过大家惨淡经营，我国的比较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的声势不小，人数也不少，但是，认真钻研、艰苦努力还不够，好文章不多。当前最重要的是提高水平，在学术探讨上多下工夫。不然，这么大的声势，学术水平却老是一般化，那怎么行呢？！不要把比较文学研究看得太容易，好像只要把这个作家与那个作家相比；这部作品与那部作品相比，就算是比较文学了，那样的研究太简单了。我一看到这一类题目，就知道写不出好文章。应该把比较文学研究看得难一点。这样想，在当前也许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我们开学术会议，当然可以把声势搞大，但是，关键是把水平提高。我们现在的水平与五年前相比，当然是大不一样了，但是，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说要建立“中国学派”，谈何容易！什么叫“中国学派”？它包括哪些内容？谁也说不出来。有哪部著作能体现“中国学派”？很难说。外国有威勒克的批评史，有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这都是巨著，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书。
二、加强团结
现在，比较文学成了热门，许多省市成立了分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加强团结，从总会到分会，都要注意团结。搞改选，也要注意有利于团结。咱们中国有种特殊的学科，叫位置分配学、座次学，连报上登名字，也要讲次序。这种事情国外是没有的，但是在中国不能不讲，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学会成立新的工作机构，我赞成年轻化。我已年近八十，希望不再当名誉会长，可以让原来的两位年老的副会长来当名誉会长。以后可以规定一条，超过八十的都退下来，不管是谁。既然讲年轻化，老的就要退下来。老的不退，怎么能年轻化呢？关于会长，我建议由乐黛云同志来当，她有能力，也有干劲，她各方面联系多，会讲英语，这就便于工作。副会长名额可以分配到地方，由当地同志自己提名，最后由大家选举产生。最重要的是，事先一定要好好酝酿，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酝酿好了，意见会集中的。最后，还是要尊重大家的意见，决定于选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工作，为了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