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日知录

一楔子

年届九旬，身心两疲。在学术研究上80岁后才开始冲刺的剩勇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实际上，我心中还有一些大题目要作的，比如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巴利文语言的归属问题等等，都是十几年、几十年心里不断思考的，也曾积累了一些资料。到了现在，几次冲动想开始写作；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年龄，想到资料搜集的困难，只好叹一口气，把写作的冲动压了下去。当年玄奘大师65岁的时候，翻译完了规模宏大的《大般若经》以后，麟德元年（664年），门人请他再翻译《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收（摄）梵本，停住告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50，276C）我现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玄奘的65岁25岁之多了。我虽然还没有像玄奘那样想到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精力毕竟不行了。即使我还没有制定攀登八宝山的计划，而且还妄想相期以茶；可是，人不能不承认事实，事实是个人的精力毕竟不行了。

但是，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现在我仍然继续写一些散文、杂文之类的东西。至于学术研究，只要我能拿到新书新杂志，我仍然努力阅读，从年轻人的文章中我能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后生可畏”，这一句话我是心悦诚服的。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闲不住的习惯有联系的是，我从来不给我的脑筋放假，我总是让它不停地转动着，永不停息。看到新书或文章，有时我会想到自己多年来考虑的问题。在过去我就会用一张纸抄下来，作将来写文章之用。现在，既然长篇的文章没有精力写了，丢掉这样宝贵的材料，放走这些可贵的想法，又觉得十分可惜。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久很久。最终我想出来了一个讨巧的办法，我想借用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的《日知录》这个名称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我自知，我同亭林先生相比，如蝼蚁之仰望泰岳；而且，如果我整个地借用过来，难免有侵犯著作权之嫌，亭林先生会从地下或天上走下凡尘到法庭上去告我一状，那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我于是在《日知录》前加上了一个“新”字，成为《新日知录》，庶可免于罪戾。

二呼唤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批评

对于美学和文艺批评我只有一知半解的水平。但是，正如我们时常看到的那样，越是半瓶醋越容易有意见——而且我必须在这里补充几句，这些意见往往是正确的，是专家们视而不见的——我也属于这一类人。我总认为，美学这玩意儿是一种舶来品，是西方学者创立的。它的基础是西方人特有的纯分析的思维模式。对什么事物都是分析，分析，再分析，不知道伊于胡底。欧风东渐，中国学人接受了这一门新学科，长期以来，作出了巨大的成绩；而且，由于观点不同还分成了一些派别，各是其是，纷争不休。文艺批评是与美学有紧密联系的学科。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中国古代都有过，不过只有其实，而无其名。有名有实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以后的事情。受到了西方影响以后，连西方的分析方法也学了过来。有时候我甚至感到，我们的学习大有出蓝的势头。分析细入毫发，新名词层见叠出。对我这样一个思想质直的人来说，我只感到“玄之又玄，众妙无门”，好多名词都在似懂非懂之间，颇以为苦。

我们中国过去的文艺批评不是这样子的。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张福勋《拟物品评风格》（《文史知识》2001年6月号，P95—99）。是一篇很见有地的好文章。为了把原文介绍准确，我想先抄一段原文，再抄几个例证。原文第一段是：

哲学将形而下的事物抽象成形而上的事理，而诗却将抽象的形而上的事理还原为形而下的具体物象。诗的风格特色“神而不知，知而难状”（司空图《诗赋》），属形而上的事理。为了将这抽象、玄奥、难以捉摸的风格特色，让读者能够真切领会，易（原作“宜”，今酌改——羡林注）于把握，诗论家们往往通过拟物、描状的办法，将风格形而上的抽象事理还原为形而下的具体物象，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就是《艺概·诗概》所说的“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的道理。

在下面，作者提到了几种著作和大量的例证。这些东西对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都是非常有用的。他首先讲到钟嵘的《诗品》，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例句。这些例句大都是学人们所熟悉的。除《诗品》外，作者还引用了其他一些专著和单篇的文章，都是很有用的资料，我不再抄录，请读者自行参阅。

只有一篇文章，这就是唐皇甫湜的《谕业》，极少被人引用，而文中的例句最能准确而生动地说明作者所谓的“拟物品评”的内容。我想不避文抄公之嫌加以抄录，以省读者翻检之劳。我先在这里补充几句。作者的“拟物品评”似乎只限于文学作品，其实中国古代月旦书法也采用这种办法，最著名的是对王羲之的书法的品评：“龙跃天门，虎卧凤阙。”下面是皇甫湜的文章：

燕公（张说）之文，如楩木枝干，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许公（苏颋）之文，如应钟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神明，享宗庙。李北海（李邕）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风，有䝙有虎，阗然鼓之，吁可畏也。贾常侍（贾至）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李员外（李华）之文，则如金舆玉辇，雕龙采凤，外虽丹青可掬，内亦体骨不凡。独孤（及）尚书之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倾倒溪壑；然而略无和畅，雅德者避之。杨崖州（杨炎）之文，如长桥新构，铁骑夜渡，雄震威厉，动心骇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权文公（权德舆）之文，如朱门大第，而气势宏敞，廊庑廪厩，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规胜概，令人竦观。韩吏部（韩愈）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李襄阳（李翱）之文，如燕市夜鸿，华亭晓鹤，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鲜，悠然高远。故友沈谏议（沈亚之？）之文，则隼击鹰扬，灭没空碧，崇兰繁荣，曜英扬蕤，虽迅举秀擢，而能沛艾绝景。其它握珠玑、奋组绣者，不可一二而纪矣。

我认为，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批评。这就是张福勋先生所谓的“拟物品评”法，西方是没有的。在西方，如果一个文艺批评家品评一个作家的文章，他一定会完全不自觉地为西方特有的分析的思维模式所驱使，把文章拆散开来加以品评分析，什么一二三四，又是什么ABCD，还不知使用多少新旧名词，令人眼花缭乱，然后得出结论，大功告成。读者对品评的文章能不能够得到一个生动、具体、完整的印象呢？我想是很难的。正相反，中国的文艺批评能够给读者以生动、具体、完整的印象。上面引用的皇甫湜的文章可以作证。中国这种拟物品评的做法，我认为是以中国或东方特有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这正是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对立面。但我并不是说，西方只有分析，而中国只有综合。分析中有点综合，综合有点分析，这是正常的现象。绝对纯粹的分析，或绝对纯粹的综合，都是难以想象的。

张福勋先生用“形而上的事理”和“形而下的事物”的学说来解释文艺批评的问题，陈义甚高，以我庸陋，实不敢赞一辞。但那充其量也只能解决中国文艺批评的问题，而西方不与焉。我个人的解释是包括中西两方面的。对于我的说法，我个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至于真正专家的看法，我说不清楚，但愿也是如此。

我呼唤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文艺批评。

三漫谈中国文学史

全面具体地应该说是中国的汉语文学史。

我在中学时就读过一些中国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当然在内。记得还有《中国妇女文学史》之类的书，内容都早已忘记了。后来上了大学，又读了几种，其中有陆侃如和冯沅君的《诗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钱书最奇怪，只讲用文言文写作的作者，如王闿运等等。郑书最受欢迎，预订的人为数颇多，但是好像是始终没有出齐，成了一只断了尾巴的蜻蜓。

建国以后，50年代，又读到了几种文学史，记忆最清楚的是北大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改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篇幅都极大，而且都是集体编写的。当时正是“一边倒”的高峰时期，惟“老大哥”的马首是瞻，翻检旧籍，碰到类似“人民”的字眼，则狂喜不已。两位主编都是饱学之士，但是，自己的长处在大气候影响之下是发挥不出来的，说老实话，也是不允许发挥的。

今年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年。我首先读到了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林先生从根底上来说是一位诗人，诗人气质极浓。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许多奇妙的看法，他人难以望其项背。最近，我又参加了全国图书评奖工作，读了几本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50年代的弊端当然早已荡然无存。按理说，我是应该满意的。

可是我那胡思乱想爱发议论的老毛病又抬头了，我总觉得这一些文学史还不能尽如我意，里面还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琐细的问题暂且不谈，我只举一端荦荦大者。这就是戏剧问题。在任何国家的文学史上，戏剧几乎都与诗歌、小说并列，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国的几部重要的中国文学史也没有不谈到中国戏剧的。它们谈的有详细的，也有不详细的；有精彩的，也有不太精彩的。但是给我的总的印象是，都似乎是缺点什么。在这里，问题很多，很复杂，牵涉的方面很广。我想概括一下，先划分为四个问题，来谈一谈我的看法：

（一）中国戏剧的外来影响

从整个中国文学史来看，其发展进程主要以中国本土之传统为主；但在某些时期，某些文学形式也受到了外来的影响。在戏剧方面，这种影响最为显著。而论述这个问题最详尽、最具体、最准确的著作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为首创，至今已出版90年，尚无出其右者。在引用这一部著作之前，我先作一点说明。王国维使用“戏剧”和“戏曲”两个词儿，涵义是有区别的。我在这里使用“戏剧”这个词儿是一个综合名词，等于英文的drama。

我先从《宋元戏曲史》中引用一段文字：

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拨头》一戏，其最著之例也。（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P7）

王国维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外国戏剧进入中国，而且举出了具体的例子。至于更详细的情况，他却没有加以叙述。由于文献不足，他也只能叙述到这个程度了。 到了今天，90年已经过去了。中国戏剧外来影响的研究，依然踏足不前，没有见有什么人出来补苴罅漏。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缺憾。 ^[1]

（二）吐火罗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近一百多年以来，新疆（古代称之为“西域”，王国维讲到的龟兹、安国、康国，甚至天竺都属于“西域’范围）考古发掘工作频繁进行。出土的物品，种类繁多。与我现在的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大量的多种古代语言文字的抄本残卷。其中有印度古代伟大诗人马鸣（Aśvaghoṣa）的梵文剧本的残卷，在印度前所未闻，其重要性可想而知。马鸣约生存于公元2世纪，其剧本是印度最早的剧本，但晚于古希腊剧本约七八百年，但又早于中国剧本。世界三大文明古国剧本产生时间如此差异之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课题。

梵文残卷之外，还有大量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B（龟兹文）方言的残卷，以及古代回鹘文的残卷。在这些残卷中，量最大的意义也最大的是一部名叫《弥勒会见记》的著作。大家都知道，在佛教教义中，弥勒（Maitreya）是未来佛。弥勒信仰诞生于印度，传至新疆后，流布极广。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山东大学《文史哲》2001年第1期），可参看。这种信仰传进玉门关以后，在中国内地广大的土地上，与布袋和尚相融合，成了中国人口中的“大肚子弥勒佛”，在几乎每一座佛寺里都有他的塑像，其受人崇拜的程度概可想见。

但是，我在这里讨论的重点却不是弥勒信仰，而是《弥勒会见记》这一部文学作品，因为这一部著作与戏剧有关。 在新疆出土的古代文字的残卷中，这是最长的一部，长达二十七幕（卷），内容十分庞杂。在吐火罗文A（焉耆文）残卷中，书的名称是Maitreyasamiti－Nāṭaka（《弥勒会见记剧本》） ^[2] 。只是这个书名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剧本。在题记中说，原文是“印度文”。因为原文已佚，我们不知道，“印度文”确切的涵义是什么。是不是梵文？我们不敢说。

回鹘文本也有几个写本，有的已流入欧洲，有的留在中国。书名叫Maitrisimit ^[3] 。我在翻译吐火罗文A残卷时，曾借助于回鹘文本，否则我会是寸步难行的。我发现，两个本子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地方，逐字逐句，完全相同；有的地方，差别大一些。我特别注意二者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也是极为显著的。首先，回鹘文本书名中就没有nāṭaaka（剧本）这个字样。 其次，吐火罗文中的许多戏剧术语，比如“幕间插曲”、“众下”等等，回鹘文本都不见了。再次，许多表示韵文的术语，像Etwaṃ、Gautama kapilaṃ ^[4] 等等，在吐火罗文本中有，而在回鹘文本中全被删去了。 所有这一些不同之处，乍一看来，好像是表示，吐火罗文本是戏剧，而回鹘文本则不是。实际上，二者都是剧本，不过性质稍有不同而已。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曾作过详尽的解释 ^[5] ，这里不再重复了。

（三）《弥勒会见记》中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问题

我在上面谈到《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文体是韵文和散文相结合。这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中国的元曲一直到现在的京剧和其他一些地方剧种，都是这样的文体。印度古典戏曲，比如《沙恭达罗》等等，都是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西方古代戏剧也有这样的体裁。

（四）丑角（Viḍūṣaka）问题

有的德国学者主张，在新疆发现的各种文字的残卷，不管从表面上来看体裁怎样，只要文中有丑角，它就是剧本。换句话说，丑角是戏剧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意见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能成为一个普遍规律，因为确有本身是剧本而没有丑角者。

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在剧本中，丑角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中的那一个婆罗门丑角是剧中十分活跃的角色，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征之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也可以看出丑角的重要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主张，中国戏曲之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巫觋，一个是俳优。前者用以乐神，以歌舞为主，以女为之；后者用以乐人，以调谑为主，以男为之。古之优人，多以侏儒为之，可见这种人是以逗乐为主的。《史记》有专门一章《滑稽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P3—4），由此可见这种人物之重要性。《宋元戏曲史》中多次提到滑稽戏，戏中当然免不了有丑角，可见丑角在中国戏剧史上是源远流长的。《宋元戏曲史》，第七章，“古剧之结构”中讲的副末，其实就是丑角（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P58—61）。

我在上面谈了很多问题，都很概括，并未深入。因为这不是我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我的主要问题是想指出，古代新疆一代是戏剧极为流行的地区。在这里，有本地产生的古代民族戏剧，又有从外面，主要是印度来的梵文戏剧。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了戏剧繁荣的局面。这一点，王国维并没有注意到，这是受了资料的限制，当时吐火罗文剧本，甚至回鹘文剧本的真相还没有大白于世。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那天才的发现，在魏齐周三代以后“外国戏剧当与之（指音乐——羡林注）俱入中国”。然而，他这话说了已将近一百年。外国戏剧传入中国的轨迹至今仍然是隐而不彰，这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必须着重指出，想弥补这一件憾事是异常困难的，想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几乎已不可能。只能靠地下发掘的新资料或民间流行的有关戏剧的资料，才能成功。但是这二者都是十分渺茫的，难以预见和肯定的。我只能期诸眼前或未来的戏剧研究的学者们的努力了。

我在拙作《学海泛槎》中曾提出中国文学史必须改写的问题，在那里我的着眼点是人民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在这里，我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着眼点却是戏剧外国来源的问题。千祈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四对《浮屠与佛》的一点补充

五十多年以前，在1947年，我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证明了汉文的“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的Buddha译过来的，而是通过了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Pät和B（龟兹文）的pud。为了清音和浊音的问题，还颇费了一番周章，勉强能自圆其说。我个人认为，这一篇短文，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颇有重要意义。

四十多年以后，在1989年，我又写了一篇论文《再谈“浮屠”与“佛”》，证明了我第一篇文章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那一番关于清音和浊音的周章完全是庸人自扰，完全没有必要的，心中颇感自慰。我在这篇论文里同时证明了，汉译“浮屠”来自大夏语（Bactrian）的Bodo，Boddo，Boudo。解决了汉语中“佛”和“浮屠”两个词儿的音译来源问题，看似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实际上在中华初期佛教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内行人都能理解的，用不着我在这里老王卖瓜。

不久以前，一位挪威朋友Jens Braarvig教授送给了我一本书：《佛典手写本》（Buddhist Manuscript）是Manuscripts in the SchΦyen Collection Ⅰ中的一种，2000年出版于Oslo。据导言介绍，这些手写本残卷是在阿富汗巴米阳（Bamiyan）峡谷中洞窟中发现的，发现者是本地逃避塔利班暴政的逃难的人，都已残缺不全。有些残片可能来自其他地区。残卷字母，有的是婆罗米，有的是佉卢。只有最后一片是用希腊大夏字母（Graeco－Bactrian Script）写成的，估计时间约在公元5世纪，内容是佛经。释读者是Nicholas Sims－Williams。正反面各有八行。其中Buddha这个字凡数见：

Recto 8－Verso 1 Boḍḍ

Verso 3 Boddo Bodḍo

Verso 4 Ḅoddo

5 Boḍḍo Boḍḍo

5－6 Bọddo.

6 Ḅoddọ

7 Boddo

8 Ḅọddo Bọddo

其中o和d都有两种写法，但对汉译“浮屠”都没有影响。

五汉语研究必须改弦更张

我不是研究汉语的专家。但是，关于汉语的著作我确实读了不少。杨树达、黎锦熙、王力、吕叔湘、朱德熙、高名凯等名家关于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的著作我都浏览过。究竟能了解到什么程度，那就很难说。反正是不会太深刻、太全面，那倒是可以肯定的。

又是那一句老话：“一瓶子醋不响，半瓶子醋晃荡。”我连半瓶都不到，晃荡起来就更厉害了。

我曾在拙作《学海泛槎》中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语焉不详。我也曾在一些文章和发言中提到这个问题，都没有多少个人独到的见解。一言以蔽之，我同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的意见。陈先生发表他的意见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十年了，而且是一再重复，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然而却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要我重述他的话，恐怕也说不周全。我在这里干脆做一个文抄公，把陈先生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原封不动地抄上几段。再一次向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研究中国汉语的专家们呼吁，希望他们能重视陈先生的意见，给汉语研究开辟一条新路。

我在下面先抄几段陈先生的话。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陈先生在德国求学期间，他就已经想到了汉文与同一系语言藏文比较研究的问题。在《与妹书》中，他写道：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之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见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P355；同书《书信集》，P1）

到了上个世纪1932年，因为大学入学考试国文题先生出了对子，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陈先生写了一封《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其中对上述问题作了详尽的阐发。陈先生写道：

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中略）欧洲受基督教之影响至深，昔日欧人往往以希伯来语为世界语言之始祖，而自附其语言于希伯来语之支流末裔。迄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个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摹仿印欧系语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也。（下略）（《金明馆丛稿二编》，P249—257）

这一篇文章相当长，我只是择其与我要谈的问题有关者，抄录了一些。希望有志于汉语研究的学者们认真读一读全文，而且多读上几遍，认真思考一下，我相信，会有极大好处的。寅恪先生在这里指出了汉藏语系或称藏缅语系之语言与印欧语系是不相同的，万不能“认贼作父”，削足适履，以研究印欧语系语言的方法强加之于汉语研究上，达到“不通”的程度。

《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P42—43），“致傅斯年函”21，陈先生又说：“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

寅恪先生指出：“中国语文（指汉语——羡林注）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这是七八十年前的话了。到了今天，我认为，真正的汉语文法仍然未能成立。所以然者，其根源就在于汉藏或藏缅语系之比较研究尚未开始。这个工作不做，汉语的真正性质将永远模糊难明。但兹事体大，只研究汉语的学者或只研究藏缅文的学者，都无力完成—二者必须通力合作，始克有功。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首先必须承认陈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然后才能认真努力。如果连承认都做不到，其他问题更无从谈起了。我诚挚希望，全国，甚至国外的有关学者能认真考虑一下陈寅恪先生的意见。

六补充

上面一段文字写完了，读到《中国语文》2002年第3期张双庆、张惠英的文章《从词头“不、布”谈起》，觉得可以作寅恪先生的说法的一点补充，所以又写了这一段文字。

寅恪先生只说，要穷究汉语的真相，必须学习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比较方法，把汉语拿来同语系相近的藏缅等语言相比较，庶几能逐渐看出汉语的本来面目。但是，他没有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觉得，上面提到的那一篇文章，似乎能提供一个虽极细微但却颇为重要的例子。

此文首先引用了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三之二“弗生”条王念孙的意见：“弗、不、毋”在词首只发声并无实义。接着又引周法高的意见：“不、弗”在古汉语中可作“前附语”，即本文所说的词头。

此文的作者写道：“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一方面补充‘不、弗’作词头的资料，另一方面说明汉语的词头‘不（弗）、布’（词头‘毋、无’见另文——张惠英，1998）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头‘布’来源相同，就是来自表示男姓的‘父（夫、甫）’。”我感兴趣的是，汉语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来源相同”一点。

读到“布”字，作者又说：“汉语词头‘布’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布’声音相近，用法相类，意义相通。”他们在下面举了壮语的许多例子，请读者自行参考，这里不列举。

这些都是极其细微的例子；但是，我认为，意义却极为重要。这些例子表明了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在语法结构上有相通之处。如果这样的例子找多了，范围再扩大了，汉语与同系语言之比较研究，就可以算是滥觞了。再经过多年的，众多学者参加的，以筚路蓝缕的精神支撑的比较研究工作，就能逐步形成科学的体系。到了那个时候，汉语的庐山真面目才能出来。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的成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

七再补充

《补充》刚写完，还没有交出去，又接到了丁椿寿教授从遥远的贵阳寄来的他的大作《彝文论》和《汉彝缅语比较研究》。对我来说，这无异于久早逢甘露，我真正是大喜过望了。七十来年前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课题，现在解决有望了。因此，我又立即写了这一篇《再补充》。

《汉彝缅语比较研究》是一部长达53万字的巨著。著者穷数十年之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殚精竭虑，深钻细研，始克成书，书成后，受到了中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教授詹姆斯·阿·马提索夫写道：“（此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中略）该书为研究汉彝缅语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领域，在藏缅语的比较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北京大学东语系缅语教授汪大年先生写道：“要以三种语言作对比，首先要深入了解各种语言的个性和共性，再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精炼和提高，再作分析与对比。这是一项工程浩大、难度很深，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中略）此书的价值必将受到行家和有志于语言对比研究的同行们的称道。它将对我国汉语语言史的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以及汉藏语系语言对比研究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汪大年先生提到了汉语语言史，可见其远见卓识。这一部书刚刚出版，还没有广泛流传。以上两位专家的赞扬，只能算是一个开头。赞扬将来还会越来越多，这是可以肯定的。

本书作者在“自序”中说：“长期以来，在以汉语与藏缅语的比较研究方面，多偏重于语音的研究，这方面的著述也较多。然而从语音、语汇和语法几方面对汉语与藏缅语诸语言作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的则极少，有关这类论著尚未见有。”这就是当前藏缅语系研究的真实情况。

在这个背景下审视此书，它的重要性愈益显著。但是，根据陈寅恪先生提到的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丁先生这一部书仅仅只能算是藏缅语系比较语言学的滥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不管是多么好的开始，它毕竟只是一个开始。它离开科学的藏缅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完全建立，还有很长的距离，还有待于众多的不限于一国的专家的共同努力，始克有成。

根据我的浅见，我们必须把尽量多的藏缅语系的语言或方言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的语言越多，我们的研究视野越扩大，综合出来的结果或者规律就越能符合实际。只研究语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研究重点放词汇和语法的基本结构上。这样才能真正看出同系语言之间的真正的同和异。国内外专门研究汉语的专家学者和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必须通力合作，顾此又顾彼，最后才能显现出各自语言的特点。我还奉劝大家，读一点关于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书，看他们是怎样发现问题，又怎样分析问题的。这对于我们会有极好的参照作用。

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希望是弄清楚汉语的真相，而弄清楚汉语的真相必须通过藏缅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一盼就是70年，现在终于看到一线曙光了，我们焉得而不欢喜呢？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

[1] 《中国近世戏曲史》，日本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中华书局，1954年，P1—17，第一篇，第一章，“宋以前戏剧发达之概略”，没有提到外来影响。余英时的《关于戏剧、小说的起源与演变》，《万象》，第四卷，第五期，并没有谈到外来影响。

[2] 这一部叶火罗文A的著作，在新疆出土的残卷有几种不同的本子。一部分被携入德国。1974年冬季，我国考古学者在新疆焉耆县又发现了44张88页的残卷，经我解读后，我陆续对照回鹘文本翻译了一些片段。最终将全部残卷译为英文，现已出版：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āṭ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德国Mouton de Gruyter, 1998。

[3] Maitrisimit, in Faksimile herausg. von Annemarie V. Gabain, 1957,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Wiesbaden. II, Akademie－Verlag, Berlin，1961。

[4] 这些术语，Sieg和Siegling认为是诗律（Metrum），而Winter则认为是曲调（tune）。

[5] 可参阅美国学者梅维恒（V.H.Mair）的《绘画与表演》（Painting and Performance，燕山出版社，2000年）中有关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