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

一　再论中世俗语语尾-aṃ＞-o，-u的问题

整整四十年前，在1944年，我写过一篇论文：Die Umwandlung der Endung -aṃ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ṃ向-o和-u的转化》，原载德国《哥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44年，第六号。现收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88—222页）。我的结论是：这样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的特点。在佛典和其他著作或碑铭中，有的有这种现象，有的没有；对于这些现象都要根据这种转化是西北方言的特点这一个地域概念来加以阐释。文章发表以后，仅就我能看到的国外一些书籍和论文来看，有的学者同意我的结论，有的不同意，还有的先同意后又反对。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反复讨论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可惜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我自己对国外研究动态几乎是闭目塞听，毫无所知，简直像坐在真空管里。我没有条件再来关心这个问题了。只是到了最近二三年，我才又有机会看到一些新材料，读到一些新文章，我又有了可能，也可以说是受到启发，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看一看自己在四十年前的论点是否还能站得住脚。

我在这里首先想提出两位学者的态度和观点来加以介绍。第一个是比利时学者Étienne Lamotte。他那一部皇皇巨著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Louvain 1976（《印度佛教史》），是八年前才出版的。第628—632页是专门讲西北方言的。可是在632页讲到西北方言的特点时，竟然没有提到-aṃ向-o，-u转化的现象，我真有点难以理解。根据阿育王碑铭和其他可靠的资料，这种转化现象仅限于印度西北部，而这种现象又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可是我们这位学者竟然视而不见，岂非咄咄怪事。但是怪事还没有完结。当他在第628—629页讲到用西北方言（后来H.W.Bailey和J.Brough称之为犍陀罗语Gāndhārī）写成的《法句经》时，他列举了一大篇有关这部经书的书籍和论文，独独没有J.Brough的犍陀罗语《法句经》（Gāndhārī Dharmapada ，伦敦，1962年），这部书比他的《印度佛教史》早出版14年。

我还想在这里举一个与本文貌似无关而实际有关的小例子。第644页，Lamotte在列举了我在论不定过去时的那篇论文中提到的东部方言的五种语法特点之后，写道：“但是，正如Edgerton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现象在摩揭陀语以外也可以找到，一点也不能证明混合俗语的东方来源。”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我已有文章答复，这里不再细谈。有趣的是，紧接着上面一段话，Lamotte就说，Edgerton的一些看法“更为有趣”（plus intéressant），其中有以-a收尾的名词单数依格语尾是-esmin，-esmiṃ，或-esmi这一项。可是远在1964年F. Bernhard就在一篇文章 〔1〕 中正确地论证了印度俗语中根本没有这个形式，Edgerton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小例子难道不是“更为有趣”吗？

第二个是德国学者Heinz Bechert，他对我这一篇论文的态度是非常“有趣”的。他在根据1969年的一次讲演写成而于1973年发表的论文 〔2〕 中，充分肯定了我的研究结论。他写道：“在这里研究语言特点又能达到有用的目的。从《妙法莲华经》尼泊尔本的语言中可以推论出，这一部经典的这个本子产生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下面括弧中注明参阅我的这一篇论文。但是，在1972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 〔3〕 中，他却蓦地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在这篇论文中写道：“大概用不着费很多笔墨就能够证明，季羡林的这一个理论是再也站不住脚了。吉尔吉特残卷，根据W.Baruch校勘的那些页数所提供的证据，没有以-u收尾的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很可能是在这部经典继续传布的过程中窜入到经文里来的。”但是，事实究竟怎样呢？事实是Baruch校勘本的第一行第一个字imu就是一个从imaṃ转化来的以-u收尾的形式。我真有点吃惊，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学者做学问竟能轻率到这般地步，武断到这般地步。吉尔吉特本《妙法莲华经》中以-u收尾的字多得俯拾即是，请参阅我为蒋忠新的《妙法莲华经》（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贝叶本）拉丁字母转写本所写的序言，这里不再赘述。我并不反对一个人变，也不反对“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有时候变是进步的表现。但是变要有根据，要慎重。据我看，Bechert的变，一无根据，二不慎重，我只好说不胜遗憾之至了。

举完了两个例子，现在书归正传，再来谈我那一篇论文本身的问题。实际上，第二个例子已经同我要谈的问题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是催促我写现在这篇论文的直接动力。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首先要说明，我对原来论文中引用的材料不做更正。原来的结论我还坚持，因为它是正确的。但是，时间既然已经隔了这样久，对旧材料必须有所补充，这是很自然的事。我现在就先做一些补充，然后再把新旧资料综合在一起，加以分析、探讨，看看能得出一些什么结论。

补充的材料有以下四个来源：

（一）犍陀罗语《法句经》；

（二）吉尔吉特残卷；

（三）《妙法莲华经》；

（四）《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

我在下面依次加以叙述。

（一）犍陀罗语《法句经》 〔4〕

众所周知，《法句经》有大量不同的本子；所说犍陀罗语《法句经》就是其中之一。这部书提供的资料，我在本文开头时提到的论文中，曾使用过一些，所谓MS.Dutreuil de Rhins者就是（见拙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第194—201页）。Senart校订发表的本子很不全，使用他这个本子的材料当然也受到限制。直到1962年，上距Senart本子的出版已经有64年，英国学者John Brough把目前能够搜集到的残卷都汇集在一起，出了一本全新的、比较完整的本子，名之为Gāndhārī Dharmapada （犍陀罗语《法句经》）。我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个本子。对“犍陀罗语”这个名词，也许需要作一点解释。这并非一种新发现的语言，我在我那篇论文中使用的“中世印度西北方言”，指的就是这种语言。后来英国学者H.W.Bailey和John Brough认为“犍陀罗语”这个说法更适当一些，给字改了名。我现在也使用这个新的名称，二者其实是一码事，没有任何区别。

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的来源，现在已经有点模糊。其中一部分是1892年在我国新疆和田地区得到的，使用的字母是佉卢文字母。经过学者们的研究，知道残卷的语言是一种中世印度西北方言。至于佉卢文这种字母，是一种从右向左横写的字母，流行的地区很广，从印度西北部、阿富汗一直到中国新疆，都是它的势力范围。阿育王碑铭中的西北碑铭以及中国新疆出土的所谓“尼雅俗语”（Niya Prakrit），都使用这种字母。在印度其他地区没有发现使用这种字母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仅限于上述地区使用的字母，印度西北方言使用它，是完全顺理成章的。古代的犍陀罗包括今天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把流行在印度西北部以及这个地区以外一些地区的、用佉卢字母写成的语言称作“犍陀罗语”是可以同意的。这比印度西北方言要准确，因为它早已超越了印度的范围。

下面我从John Brough校勘的犍陀罗语《法句经》中选出一些-aṃ转化为-o，-u的语法形式。因为原书规模颇大，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书的这种形式统统选出来，我选的范围仅限于前一章。 〔5〕

I.Brammaṇa

例子就举到这里为止。你看，仅仅这第一章就有这样多的-aṃ转化为-o，-u的语法形式。我主张，这种转化现象是这个方言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难道还不是一清二楚吗？Bechert说，吉尔吉特残卷《妙法莲华经》中没有以-u收尾的形式，这不是事实，我在上文中已经谈到过。我现在又从《妙法莲华经》以外的、用同一地区的方言写成的《法句经》中举出了上面这些例子，以加重我那篇论文的论证能力。看来以-u收尾的形式，也就是-aṃ向-o，-u的转化现象，是犍陀罗语的突出的、引人注目的特点，已经丝毫没有可以置疑的余地了。对于Bechert的指责，我也可以回敬一句：用不着费多少笔墨就足以证明他的指责是无中生有的。

至于为什么有的-aṃ转化为-o，-u，有的不转化，这个问题异常复杂。John Brough 〔6〕 尝试着来回答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统计，提出了几点解答这个问题的理论。但是，看来他自己也没有多大的信心和把握。我也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一个良好的开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搜集大量的资料，进行细致分析和对比。我希望有志于此的学者们都来尝试一下，共同协力，以期取得一些成果。

（二）吉尔吉特残卷

在吉尔吉特残卷中，-aṃ＞-o，-u的转化现象非常普遍。我曾在给蒋忠新的《妙法莲华经》拉丁字母转写本写的序言中举出一些。我当时选的一部经是Ajitasenavyākaraṇam。现在我再选一部经，举出一些例子来。我选的是Samādhirājasūtra。 〔7〕 此经有汉译本：高齐那连提耶舍译《月灯三昧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十五；刘宋先公译《佛说月灯三昧经》，见同上书。

下面就是例子。

下面还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我不一一列举了。为了说明问题，这些也就足够用了。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两部佛典外，还有不少别的佛典，从中也可以选出大量同类的例子，我在这里也不再去选，举一反三，这两部佛典也就足够用了。所有这些吉尔吉特残卷中出现的-aṃ向-o，-u转化的现象，都能够证明Bechert之武断。

（三）《妙法莲华经》

关于在《妙法莲华经》中出现的-aṃ＞-o，-u转化的现象，我在篇首提到的那一篇论文中已经举出过一些例子 〔8〕 。当时我根据的只有Kern和Nanjio校勘的一个本子，而且这个本子根据许多学者的意见，不够细致，不够谨严，因此我举的例子不一定每一个都靠得住，都经得起推敲。现在，时隔七八十年，许多国家研究《妙法莲华经》的学者，出版了一些新的本子。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却不想再多加挑选，因为没有必要。我曾在给蒋忠新转写本写的序言（英文本）中选了一些例子，请参阅，这里不再重复。但不知Bechert教授看到这些例子后作何感想？

（四）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9〕

此书有汉译本：《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宋法贤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

各种名称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帙浩繁，都是用梵文写成的。据说此经的原本是用俗语写成的。但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有俗语成分的就只有这一部经。

我在下面根据日本学者汤山明的《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语法》 〔10〕 介绍一下本经内-aṃ向-o，-u转化的情况。前面的页数是指原书的页数，后面的数字指原书的章节。

70页　中性名词单数体格（形容词同）-u

8·15　a-darśanu 〔11〕 ，uktu，gotru，cittu，tulyu，-darśanu等等 〔12〕

71页　中性名词单数体格 -o

8·20　pramāṇo

8·21　bodhi-yāno（可能是词性变换）

阳性名词单数业格 -u

8·26　an-upādu，agru，avatāru，upādu，otāru等等

72页　中性名词单数业格 -u

8·29　an-antu，uttamu等等

例子就举这样多。如果想了解详细情况，请查阅汤山明原书。据一般说法，《般若波罗蜜多经》源于南印度。这个说法正确与否，姑置不论。但是，既然这一部佛典有-aṃ转化为-o，-u的现象，它必然同印度西北地区在某一个时期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探讨这样的联系，对研究印度佛教史，特别是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有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本文开始时曾经提出来，我想根据我现在掌握的新材料看一看自己在四十年前提出来的看法是否还能站得住脚。我在上面共列举了犍陀罗语《法句经》、吉尔吉特残卷、《妙法莲华经》和《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等四种新材料。根据这些新材料，我不但仍然坚持我的观点，而且更增加了信心。我认为，把语言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上，是一条阳关大道。这一点，Bechert也曾一度同意过。尽管他以后改变了看法，我仍然要继续走下去。多少年来，我曾搜集了大量有关大乘佛教起源的资料，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我也想利用语尾-aṃ转化为-o，-u的现象，来解释大乘佛教起源中的一些问题。

1984年1月8日

二　巴利文与不定过去时

4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论文：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使用不定过去时作为确定佛典年代和来源的标准》 〔13〕 ，原发表在德国《哥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49年；现收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北京）。我的目的是想证明，不定过去时是印度中世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的语法特点之一。根据这个标准可以阐明许多佛典的年代和来源，可以解决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

我在那一篇论文中曾经遇到了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巴利文的问题。

巴利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迄今还没有得到一致结论的问题。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传统说法认为巴利文是摩揭陀语的一种，是Māgadhā Nirutti，是Māgadhikabhāsā。大注释家觉鸣（Buddhaghosa）就是这样说的。摩揭陀是佛教兴起的地方，巴利文三藏是用释迦牟尼使用的语言写成的，因而高出于其他语言的三藏，形成一部原始的词典。

但是，不幸的是，巴利文缺少大家公认的摩揭陀语的特点：一，以a收尾的阳性名词的单数体格的语尾是-e；二，r＞l；三，s和ṣ＞ś。即使有的佛典中有这几个特点，也被认为是“摩揭陀语的残余”（Magadhismus），不能起决定语言性质的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欧洲梵学兴起之日起，梵文学者之间就对这个问题争论起来。Burnouf和Lassen不承认巴利文是摩揭陀语。从那以后，Westergaard，E.Kuhn，R.O.Franke，Sten Konow，H.Oldenberg，E.Müller等等相继对于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虽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基本上都不承认巴利文是摩揭陀语。总起来说，他们都认为巴利文是一种西部方言。其中只有Windisch回到锡兰的传统说法上，认为巴利文是一种摩揭陀方言。W.Geiger同意Windisch的看法 〔14〕 。从此以后，讨论仍然继续进行；但是同意Windisch和W.Geiger的意见的人却绝无仅有，巴利文是一种西部方言的说法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了 〔15〕 。无怪乎H.Bechert 1976年在德国哥廷根召开的最古的佛教传统语言的讨论会上公开宣称：“众所周知，Geiger的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16〕

尽管Bechert这样昭告天下，然而他的昭告却与事实不相符。就在那一次讨论会上，意见并不一致，他的意见并没有定于一尊。K.R. Norman在他的论文《佛说法所使用的诸方言》（The Dialects in Which the Buddha Preached ）中写道：

上座部经典的语言巴利文，与摩揭陀语同族，在摩揭陀国的某一个地方，人们说这种语言；当佛教传入锡兰的时候，它被称作“摩揭陀语”。因为它与摩揭陀语同族（源出于它），用当时的说法称之为“摩揭陀语”是正确的，而锡兰的注释传统记住了，像摩揭陀语那样，它是所有语言的母语。

因为佛的一些说法很可能用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摩揭陀语，而另一些用的是有关的方言，从大处来看，称佛语为“摩揭陀语”是正确的。因为巴利文很可能在摩揭陀国内的某一个地方被使用，又与摩揭陀语有亲属关系，仍然从大处来看，把上座部经典的语言称作“摩揭陀语”也是正确的，只要我们记住，我们实际上讲的是相距两个多世纪的中世印度雅利安语的两个阶段。 〔17〕

Norman的这一段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帮助我除掉了我在上面提到的困难。印度学者D.D.Kosambi也认为巴利文是摩揭陀语言。 〔18〕 我豁然开朗，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慨了。

我当年写那一篇关于不定过去时的论文的时候，并没有抱丝毫成见。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在许多佛典中发现了同时并存的新、旧两种文体，在不同的文体中，不定过去时出现的频率很不相同，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一般说起来，在旧文体中，不定过去时在数量上几乎占压倒的地位，而在新文体中则为其他的过去时态所代替，用完成时和未完成时代替的时候最多，过去分词也不少。

光凭这一些当然还无法确定不定过去时的地域。同不定过去时同时在旧文体中出现的是一些东部方言的语法特点。约略言之，可以举出以下的几种：一、以-a收尾的阳性名词复数呼格的语尾是-āho；二、eva＞yeva；三、主动语态现在时希求语气单数第一人称的语尾是-eham，第三人称是-eha；四、y＞v；五、√bhū这个字根的主动语态现在时陈述语气第三人称单数是hoti。根据阿育王碑铭和其他资料，这些都明确无误地证明是东部方言特有的语法特点。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我现在再举出一个例证来。在古典梵文中，以-a收尾的阳性名词复数体格的语尾是-āḥ，业格是-ān；中性名词体格和业格都是-āni，而在许多佛典的旧文体中，甚至不在旧文体中，阳性名词却同中性名词一样，复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都成了-āni。这个现象特别刺目，有人企图用性别变换来解释。少量的性别变换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此大量的性别变换，甚至影响到阴性名词和代词，则是决无可能的。阿育王碑铭和其他资料已经证明，这也是东部方言的特点。

不定过去时同以上列举的这一些语法特殊现象同时出现，难道还不能够确定这种特点的地域性，把它确定为东部方言的特点吗？

尽管还有那么一些梵文学者，比如F.Edgerton，Lamotte，H. Bechert等人，在没有多少根据的情况下，对语言的实际情况硬是视而不见，拒不承认有一个东部方言，连阿育王碑铭能够根据东西部方言的特征确定其地域这一点都加以否认；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一个人的主观臆想不能改变客观实际的一丝一毫。他们不承认不定过去时是东部方言的特点，并不等于不定过去时就真的不是东部方言的特点。

总之，我写那一篇论文，得那样一个结论，根据的就是我上面列举的那一些确凿可靠的证据。这些证据告诉我，只能得一个结论，这就是不定过去时是东部方言的特点。

可是为什么几乎公认为西部方言的巴利文竟有这么多的不定过去时呢？说老实话，我自己当时也认为巴利文是西部方言。一个西部方言有这样多东部方言的特点，这现象我无法解释。这个矛盾压在我的心头，像是一个疙瘩。多少年来，每一念及，就迷惑不解，耿耿于怀。

一直到不久以前，当我清理、分析我在近几年来细读哥廷根讨论会论文以后所得的一些印象或感想时，对巴利文的想法才突然改变。那些论文，坦白地说，很多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觉得，有些人使用玄妙的词句，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但是说的道理却很多都是牵强附会的，甚至武断专横的。我每读一遍，都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收入本书的《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算是我对那些论文的评价。最奇怪的是，当我看到上面引用的Norman的那一段话时，最初我几乎是本能地想加以拒绝。巴利文是一种西部方言嘛。但是，再仔细一琢磨，我仿佛一下子顿悟了：为什么不能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能丢掉先入之见，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承认巴利文是东部方言摩揭陀语的一种形式呢？Norman并没有故意标新立异。在他之前，锡兰传说、觉鸣注释、Windisch和 Geiger 的意见，也不是无中生有；这样一来，问题不就迎刃而解，心头疙瘩也就解开了吗？这真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人们有时候是会“自寻苦恼”的。

但是，话还要回到Bechert身上来。他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19〕 中说：

现在那种认为西部方言缺少不定过去时的命题已经不能成立，所以季羡林在这一方面的论证可以看作是已经了结了。

这未免“了结”得太性急了一点。我劝Bechert先生还是慎重一点为佳，慎重考虑一下巴利文的性质，慎重考虑一下从觉鸣一直到Norman的意见，然后再来“了结”，千万不要再像对-aṃ＞-o，-u那样视而不见。否则，要“了结”的恐怕不是我的论证，而是它的对立面。

1984年1月4日

注释：

〔1〕 F.Bernhard，Cab es einen Lokativ auf-esmim im buddhistischen Sanskrit？《哥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64年，第四号。

〔2〕 “Notes on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t Sects and the Origins of Mahāyāna”，见German Scholars on India， Vol.1，Varanasi（India），1973，p.12.

〔3〕 Über die“Marburger Fragmente”des Saddharmapuṇḍarīka，《哥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72年，第一号，第79页。

〔4〕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ed.by John Brough，London Oriental Series，Vol. 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5〕 John Brough校勘本残缺不全，共有22章。

〔6〕 《法句经》校勘本，§ 75。

〔7〕 Gilgit Manuscripts ，Vol.II，ed.by Dr.Nalinaksha Dutt，1941，Srinagar-Kashmir.

〔8〕 参阅《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第214—217页。

〔9〕 （Sanskrit Recension A）ed.by Akira Yuya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10〕 A Grammar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Akira Yuyama，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Canberra，1973.

〔11〕 见汤山明原书。

〔12〕 例子过多，不俱引，请参阅原书。

〔13〕 我想借这个地方来对《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第213页注〔103〕做一点改正。原来是Zu den mittelindischen Aoristen，现改为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14〕 参阅W.Geiger，Pāli，Literatur und Sprache，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I.Band，7，Heft，Einleitung II-X。

〔15〕 连H.Lüders也认为巴利文是西部方言，参阅Philologica Indica ，p.508。

〔16〕 Allgemeine Bemerkungen zum Thema“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见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ferung ，《哥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第三辑，第117号，1980年，第25页。

〔17〕 见上引书，第76页。

〔18〕 The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 of Ancient India in Historical Outline ，1977，第233页索引。

〔19〕 见注〔3〕引书，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