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

先声明几点：我在这里谈东方语文的研究情况，不能不牵涉到教学方面，因为：第一，在过去几年内，东方语文工作者主要力量是用在教学方面；第二，教学工作是为研究工作培养干部，两者有几乎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在时间上，主要是谈最近八年来的情况和今后的计划；但为了说明问题，也必须回溯一下以前的情况。

现在谈本题。分下列几个方面来谈：

中国的解放是东方语文研究的转折点

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部门中，东方语文的研究无疑地是最薄弱的一环。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对东方语文研究的忽视。尽管我们同其他东方国家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友谊；我们在历史上互相学习过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在我们的史籍中，有很多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应该说，我们是有很好的研究条件的；但是，在当时那种西风压倒东风的社会里，很多所谓学者连自己的文化都看不起，何况亚非其他国家的文化呢？

解放以后，情况来了一个大转变。我们的党重视自己的文化，号召我们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精神去研究先人的遗产，并且加以发扬光大；同时也重视其他国家，包括亚非国家在内的文化，也号召我们对这些文化加以研究和学习，加强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

东方语文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跨步地加强起来的。

尽管我们在过去几千年内对东方国家可以说是有过一些研究，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的确做了不少极其有价值的工作；但是真正从一个新的正确的角度来看东方文化，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建立东方语文的研究，现在还是第一次。

因此，我们说：解放是东方语文研究的转折点。

解放初期东方语文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情况

解放初期东方语文教学和研究的情况是很差的。我现在拿北京大学东语系做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语种的多少来看，解放初期，北大只有藏文（后来并入中央民族学院）、梵文和阿拉伯文，日文和满文只是附带地教一下。南京东方语专合并北大来以后，语种增加了，但也只有蒙古文、朝鲜文、日文、越南文、印尼文、泰文、缅甸文、印地文、阿拉伯文等9种。此外还有几种国内少数民族语文，现并入中央民族学院，这里不谈。

只是从语言的数目来看，还不能够说是全面，因为这数目只是一个假象。当时有几种语言是徒有其名的；没有教员，或者只有一个不顶事的教员，只是在系的组织系统里有那么一种语言，难道这不是假象吗？

从学生的数目来看，解放初期，北大东语系只有不到10个学生，而且几乎全是学习阿拉伯文的。东方语专合并过来以后，学生数目也不过一百零几个人。

从图书资料来看，解放初期的情况如下：

这个表也就足以说明当时图书资料是怎样少得可怜了。

当时的教学水平应该说是十分低的。没有任何语言有成套的讲义，多半都是七拼八凑，临时对付。有的就干脆用英美人的教本，根本谈不到什么科学性和系统性。有一位教印尼语的教员找到了一本日本人写的印尼语法，他就用这本书来教学生。但是他并不懂日文，于是就半猜半摸，糊涂地对付下去。有很多教员，过去自己没有学过语音学，不大懂发音原理，教同学发音，没有法子说明发音部位，只能告诉同学：“把嘴张大一点！”或者“把嘴张小一点！”有的同学就说，他们是在“鹦鹉学舌”。

谈到科学研究，应该说，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科学研究。很多教员对这个问题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有个别的年纪比较大的教员间或写上篇把论文，也都是脱离实际，脱离需要，离真正的科学研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现在的东方语文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情况

在解放后的九年中，北大东语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

我们先从语种方面来谈一谈。在量的方面，除了原有的九种东方语言以外，又新增加了两种：乌尔都文和波斯文。教授现代的波斯文和乌尔都文，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在质的方面，徒有其名的现象没有了。在这11种语言中，有9种已经成立了教研室；除了波斯文以外，其余10种语言的教学工作都是由中国教员担任，外籍教师只起辅助的作用。一批前途极有希望的青年教师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将来一定能够担负起“挑大梁”的工作。

学生数目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1957年曾经达到四百多人，现在在校的学生还有将近三百人。

图书资料方面的跃进更是突出。现在的情况是：

新增加的语言也已积累了一些图书资料。也许有人认为这都是一些芝麻绿豆，就算是芝麻绿豆吧，但也是一些真正能说明问题的芝麻绿豆，写出来不算浪费笔墨。

谈到教学水平，我们固然不敢狂妄地说我们的水平已经很高，我们的缺点还多得很，还严重得很；但是，如果同解放初期比起来，进步还是很大的。一二年级的教材基本上都已经编好，而且经过几次的修改，有的水平已经相当高，起码已经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再没有人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成的教材了。有这些成就的原因也并不复杂，我们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结合着我们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钻研工作，因而有了这一些成绩。那种鹦鹉学舌式的教发音的办法也不再存在，教员都能按照发音原理和发音部位来教同学了。

在解放初期根本没有开始的科学研究工作早已经在进行，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蒙古文方面，《蒙汉词典》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朝鲜文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多一些。进行了五年包括五万个词的一部《朝汉词典》已经编好，估计不久就可以出版了。在朝鲜语法方面和朝汉语对比的规律方面，几位青年同志写出了不少的论文。他们现在正准备搞朝鲜语法词典、朝鲜理论语法、朝鲜语言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日本语教研室的同志对一些日本作家，像芥川龙之介等进行过一些研究，也探索过日本语中汉字的规律。在越南文方面，《汉越词典》已经编好，对越南文的被动式也进行探讨，还介绍了越南诗歌发展的情况。印尼文教研室研究范围比较广一些，语言、文学、历史都碰到了。已经写好的论文有《印度尼西亚语的被动式》、《印度尼西亚语动词首ter》。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关系史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从整个印度尼西亚语语法来看，在描写语法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至于比较语法，为条件所限制，目前还不能进行研究。印地语教研室结合备课，正开始研究词汇学和理论语法。对印度古典语言和文学，也写过一些论文，譬如对迦梨陀娑的《云使》和《沙恭达罗》，都有短文论述；在语言方面，写成论文的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后一篇是专门批判美国梵文学者佛兰克林·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的方法论的。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中。在阿拉伯语方面，对阿拉伯文学、语言和历史的研究都已开始，目前的重点还是放在语法研究和阿汉互译的研究方面。

简略地说，北大东语系的研究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北大东语系虽然人才比较集中，但还不是“只此一家”，各研究机构和各大学还有不少的东方语文专家。但是，在目前统一研究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彼此互不通声气的情况下，我实在没有法子一一介绍，只好请求原谅了。

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据我所了解的，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华侨史，在这里也不详细介绍。

目前存在的问题

我们虽然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虽然已经在这一片原来几乎是完全荒芜的花园里栽种了一些花木；但是应该说，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十分不够的，质量还是相当差的。我们的工作离开祖国人民的需要，离开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期望，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同我们国家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据我看，有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的困难。

思想方面有这样几项：第一，我们的思想没有解放。这情况表现在很多方面。年老的科学工作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些东方学家吓住了，认为他们的水平极高，甚至到了高不可攀的程度。自己在脑袋里幻想出一个世界水平，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不敢存“非分”之想。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给年老的科学工作者所幻想的国际水平以及这些老科学家的水平吓住了；这一些年轻人总觉得自己不行，在老科学家面前直不起腰来。这一些年轻同志甚至不敢妄想能够达到老科学家的水平，他们说：“只要能做半个某人某人，就心满意足了。”老科学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摆出一些架子来，把科学研究搞得很神秘，让人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总之，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自己在思想上带上枷锁，划上界限，不敢越雷池一步。

第二，在过去的研究工作中，厚古薄今的倾向是比较严重的。大家觉得，只有古的才是学问，才值得研究。现在的东西算不了什么。也有人觉得，古代的东西已经僵化了，研究起来，比较容易下手，还不容易犯错误。现在的东西随时在变动、发展，不大容易掌握，而且还容易犯错误。由于这一些原因，就形成了这种倾向。

第三，过去的研究工作相当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需要。很多人进行科学研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国家人民的需要，只是一时兴之所至，随便选出一个题目，搜集一些资料，写成论文。对于国家的计划也不大遵守，觉得是一件麻烦事。

以上几项算是思想方面的原因。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也还有实际的困难。在人力物力方面，我们的基础非常差。解放后，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虽然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师资成长和图书资料的搜集都有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先天不足”的毛病一时还难完全克服。这就大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将来的展望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双反运动，前一阶段已经有了一些收获。第二个阶段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思想革命，深入教学改革，要解决的就正是我上面谈过的那几个思想方面的问题。

现在，无论是年老的东方语文工作者，还是年轻的，思想都在解放。我们逐渐打破了对外国的迷信，对古人的迷信，对年老的教授专家的迷信；对他们的真实本领和自己的本领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估价；不夸大自己的力量，但也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大力批判了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需要的所谓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一定要政治挂帅，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一定要结合实际，结合需要。

我们现在日益感觉到东方语文的教学和研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在东风压倒西风、亚非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今天，大力开展东方语文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工作一定也要本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来进行。

目前我们正在酝酿今后的工作，我还不能立刻就作一个全面的具体的报告。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一个教研室，每一个东方语文工作者就会拿出成套的工作跃进计划，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我们也狠狠地跃进一大步。

1958年5月26日

柬埔寨是我们的好邻邦

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再一次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来访问了。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回忆两年半以前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时，他是怎样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的访问对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大；我们相信，他这一次来中国访问会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对加强两国的友谊所起的作用会同样大。

为什么我们这样热烈地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呢？这原因是并不难找到的。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已经有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在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就曾派朱应和康泰到柬埔寨去，当时柬埔寨叫做扶南。他们回国以后，把所见所闻的写成了书；朱应写的书叫做《扶南异物志》，康泰写的书叫做《吴时外国传》。虽然这些书都已经佚失，但是里面的片断却在别的书里保留下来。这个国家的造船术给了他们特别深的印象，他们很仔细地记载下来。

六朝时代，中国同扶南的往来非常频繁。两国的高僧不断往来。他们翻译了不少的佛经，扩大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真谛就是从扶南到中国来的。

隋朝宫廷中有外国音乐，扶南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新唐书》里也提到了扶南音乐。这都足以说明，扶南音乐是如何受到中国人的重视。

唐、宋、元、明几代，两国的关系一直保持，没有中断。在这期间，中国古书上的真腊就是柬埔寨。在这里特别值得提起的是13世纪的周达观。13世纪末叶，曾到过真腊。他写了一部《真腊风土记》，记载他在那里看到的东西。根据他的记载，当时的真腊人对于中国的许多产品都感到兴趣，例如真州的锡器、温州的漆器、泉州的瓷器、明州的席子等等。书里面还记载了许多真腊的风土人情。到了明朝，中国人还写了不少的有关柬埔寨的书。这些书对于了解柬埔寨古代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大的用处。西哈努克亲王曾说过：“由于中国朋友的介绍，世界其他国家知道柬埔寨的文化、风俗、习惯和历史。”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历史上既然有这样悠久的传统友谊，两国人民互相学习一些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柬埔寨的音乐，还有其他许多产品传入中国。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许多产品也传入柬埔寨。现在的柬埔寨国王和王后曾对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说过，柬埔寨历代国王都喜爱中国艺术而且熟悉中国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也足以说明，两国的文化关系是怎样密切了。

但是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却阻碍了两国的往来。1863年，法国侵略者侵占了柬埔寨。柬埔寨人民以不断的起义来回答这一批外来的压迫者。我们中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一向是互相同情互相关怀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年11月，法国也承认了柬埔寨的独立。到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法国被迫从柬埔寨撤兵。这是柬埔寨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从此以后，夹在两国人民之间的绊脚石被踢开了，我们两国的政府和人民就在一千七百多年的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发展了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的友谊。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柬两国的代表团就进行了友好的接触。1955年，在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上，两国又为促进国际和平的伟大事业，做了共同的努力。

最近三四年以来，我们两个国家友好往来之频繁打破了历史上的记录。1956年2月，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访华。他在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和其他政府领导人，参观了工厂、农场、高等学校等等。2月18日，和周总理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双方确定将两国的友好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两国友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

1956年4月，柬埔寨王国访华经济代表团到了中国，两国签定了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同年6月，两国政府又签定了关于经济协定和实施经济援助协定的议定书。根据协定，中国在1956年和1957年内，无偿地给予柬埔寨物资和商品，共值八亿柬币，折合八百万英镑。同年8月，柬埔寨王国经济代表团到了北京；9月，中国经济代表团也到了金边。

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这也是增进两国友好的一件大事情。周总理对华侨讲话的时候，谆谆告诉他们，要遵守柬埔寨的法律。

1957年国庆前夕，以帕花·黛维公主和夏卡朋王子为首的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的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同年11月，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柬埔寨。在那里共演出19场，观众六万多人。还特别给柬埔寨国王和王后举行了演出。这一件事情轰动了金边，各种文字、各种倾向的报纸都热烈地赞扬中国艺术家的成功，他们说，这是“绝对的艺术，完善的艺术”。

除了以上这些代表团以外，两国的文化界、体育界、以及宗教界的人士，也进行过互相访问。所有这些都大大地加强了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增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今年7月17日，柬埔寨内阁会议上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大使。这在中柬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上划了一个新阶段。

正是在这时候，西哈努克亲王又到中国来访问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地欢迎他，不是十分自然的吗？在上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他曾说过：“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加强两国之间悠久的友好联系，协助减轻国际不信任空气和加强和平。”这一次访问前，他又说，他的访问“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加强和发展同这些国家之间的传统的友好和团结的关系，以保卫和平与自由”。我们中国政府和人民就正是愿意跟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发展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两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都是严格遵守万隆会议的精神的。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仍然能够很好地和平共处。通过西哈努克亲王这一次访问，我们相信，我们的友好关系将会日益加强，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在这里借用柬埔寨王后特意排练献给毛主席的“祝福舞”里面几句话来表达我们的心情：“愿这些呈现给你们的花朵、和平与友谊联系着我们两个国家！”

原载《光明日报》1958年8月19日

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四十周年纪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纪念。在这样一个极有意义的年份里来回顾一下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吧！

我们想先以国家为单位，逐国谈一谈介绍和研究的情况，然后再归纳起来，作一个总的分析和评述，指出其中的一些规律。

蒙古人民共和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24年。在这以前，汉蒙两个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1924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反动集团统治中国的时代，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反动集团，对社会主义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都是极端仇恨的。他们恨不能把它从地图上擦掉，当然更谈不到介绍它的文学作品了。

因此，在中国解放前的长时间内，我们竟连一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作品也没有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开始介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作品。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计出版：

蒙古新文学奠基人纳楚克道尔吉和达木丁苏伦的作品都翻译了一些。纳楚克道尔吉的诗集《我的祖国》、歌剧《三座山》，达木丁苏伦的短篇小说都翻译过来了。著名作家策伯格米德的长诗《在墓旁》，仁亲的长篇小说《曙光》，僧格的中篇小说《阿尤喜》，也都有了汉译本。

我们的翻译工作还只是开始。有一些重要作品，像纳楚克道尔吉的短篇小说，达木丁苏伦的诗歌《我的白发母亲》、《送给苏联人民的颂歌》、《乔巴山五十周岁颂歌》、《送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颂歌》，都还没有翻译过来。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才只是开始，有待于将来更大的努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中朝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关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我们互相学习过不少东西，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文化。

到了近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陷于停顿。

从1919年到1949年30年内，我们只出版了三本质量很成问题的介绍朝鲜文学的书籍。

1945年8月15日朝鲜解放。1949年中国解放。我们同属于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从此我们两国的几千年的旧关系又有了崭新的内容。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侵入朝鲜。中国人民派出了志愿军，支援朝鲜抗战。中朝两国人民同心协力，终于打败了侵略者，保卫了两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我们这种用血写成的友谊就更加坚强，更加牢不可破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就在新的基础上空前地展开了。十年来，我们介绍了大量的优秀的朝鲜古典和近代现代作品。其具体统计见下表：

在诗歌方面，我们翻译了许多赵基天的诗，并且出版了他的诗选。在小说方面，无产阶级重要作家韩雪野的短篇小说《狼》、《离别》，长篇小说《大同江》、《历史》，李箕永的短篇小说集《江岸村》，长篇小说《故乡》、《土地》第一部等都有了汉译本。儿童文学如《少年游击队》（从俄文译）、李园友的《斧头将军》，剧本如柳基鸿改编的《狼》、赵灵出的《战友》也都翻译过来了。古典名著《春香传》不但译成了汉文，而且被改编成各种剧种，连农村也在演出。

如果要对我们的翻译工作作一估价的话，我们可以说，最重要的朝鲜文学作品已经介绍了一部分。但是仅从数量上来看，也还远不能满足。许多重要的古典作品和近代现代优秀作品都还没有翻译。古典文学中的《沈清传》，带有反封建的意味的《洪吉童传》、《孔菊与潘菊》都还没有汉译本。又如金万重的《谢氏南征记》是汉文章回小说体写成的，就当时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17、18世纪朴燕岩的作品、丁茶山的《饥民诗》，19世纪进步讽刺诗人金笠的反封建的讽刺诗，也都是应该介绍的作品。

崔曙海（1901年—1932年）的短篇小说《脱出记》、赵明熙的《洛东江》（1927年）都还没有翻译。至于韩雪野的重要著作如长篇小说《黄昏》（1930年）、《青春期》（1937年）、《塔》（1941年）、《雪峰山》（1956年），李箕永的《鼠火》、《春天》、《图门江》，洪命熹的历史小说《林巨正》，姜敬爱（1906年—1943年）的《人间问题》，宋影的《石工组合代表》、《拒绝一切会见》都是朝鲜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我们应该尽早地介绍过来。

谈到朝鲜文学的研究工作，它可以说是薄弱环节。朝鲜的李应洙同志首次在北大讲过朝鲜文学的课程，培养了几个青年教师，他们可以说是朝鲜文学研究的新军，估计将来研究队伍还会逐渐扩大加强。

越南民主共和国

跟我们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一样，我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也是双重的：在历史上，我们两国有过极其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关系；在目前，我们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是兄弟之邦。

可是我们对越南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怎样呢？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除了杂志上仅有的一两次零星介绍外，竟连一本越南文学作品也没有翻译。

中国人民一解放，上述的情况就立刻改变了。根据最近的统计，我们已经出版的介绍越南文学作品的单行本29册。其中：

以上大都是1950年以后的越南优秀作品。越南两次文艺创作奖的得奖作品，像武辉心的中篇小说《矿区》、阮廷诗的中篇小说《冲击》、阮克庶的报导文学《清香战役》、阮辉想的报导文学《高谅纪事》、秀南的报导文学《人民在前进》（以上均为1951—1952年度越南文艺协会评奖得奖作品）、原玉的中篇小说《祖国站起来了》、阮文俸的中篇小说《水牛》、苏怀的短篇小说集《西北的故事》、素友的诗集《越北》、潘武的话剧《烈火燃烧起来了》、阮辉想的长篇小说《阿陆哥的故事》（以上均为1954—1955年度第二次评奖得奖作品）等都有了汉译本。我们主要是从越南文直接翻译，但也有通过俄文的。

我们的成绩不能算小。但是越南文学是丰富多采的，我们的工作无论从质量上看，还是从数量上看，都还差得远。从作品的内容来看，我们介绍的大部分都是反映武装斗争的。反映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少。1930—1945年8月革命这一阶段的作品，几乎还都没有介绍。古典文学作品也还没有介绍。

但是这个缺陷，我们正在弥补中。古典名著阮攸的《金云翘》已经有了一个汉译本，不久就可以出版。1930—1945年这一阶段的两部重要作品吴必素的《熄灯》和武仲凤的《决堤》，正在翻译中。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可以出版。

至于研究工作，我们只能说是才开始。北大东语系越南语专业今后对这方面课程的设置（已开了文学史课）及全国各大学对东方文学研究的开展，将会有助于我们研究工作的飞快发展。

日 本

日本和我国的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代日本曾大量吸取我国的文化，我国古代的文学，当然也大量被移植过去。11世纪初期出现的日本古代文学作品《枕草子》《源氏物语》等，里边引用了许多白居易的诗歌，就是最好的佐证。德川时期（1600年—1867年）我国的一些说部文学传入了日本，给日本文学以很大的影响。举一个例说，《水浒传》的最早译本，出现于1757年，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二百年前，日本就有了它的译本了，而且以后还不断重译，到今天为止，二百年之间，前后出现了十多种译本及注释本。不但如此，在日本江户文学中还出现了十多种模仿的作品，其中如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1798年刊）、泷泽马琴的《倾城水浒传》（1825—1835年刊），都是日本近世文学中的有名的作品。可见其影响之深。其他如《三国志演义》、《红楼梦》、《今古奇观》等我国的古典小说，也是很早就译介过去，为日本一二百年来广大读者所爱读所熟知的。

日本介绍我国的文学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国介绍日本文学却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且主要是介绍日本现代文学。日本的古典文学，据我们所知，在解放前只有少部分选译的《狂言》、《万叶集》等两三册而已。此外辛亥革命前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中收入了明治初期的启蒙小说等二十余种，但这些作品还很难说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创作。因此正式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应当说是由1922年鲁迅译的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开始。

在解放前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一共翻译了日本文学作品个人专集（长篇或短篇集）82种，共38个作家，其具体情况如下表：

第一表

除专集之外，还出版了28种包括不同作家的合集，这种合集由于收入的一般都是短篇小说或戏剧，所以作品的数量既多，涉及作家的面也相当广泛，其具体情况见下表：

第二表

此外，还翻译了有关文学理论的书籍31种，其具体情况见下表：

第三表

通过以上三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从1922年至解放止，我们一共翻译了日本文学方面的著作，从册数计算共141种，介绍的作家即使以第二表为根据，再加上第三表，将近一百人，介绍的作品，如以第一表及第二表所列专集均做一篇作品算，尚得313篇，但事实第一表除长篇外，也包括了一部分个人的短篇集，第三表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合集，因此从实际篇幅来看当然要大于统计数字。

从以上的数字来看，解放前我国介绍日本现代文学，从数量说相当可观。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我国现代文学的出现迟于日本约三十年，因此当我国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文学革命之后，大量翻译各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以资我国借鉴的要求就提出来了。根据叶丁易同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上所讲：“1921年以后到五卅运动这一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新文学的著作和翻译约有千种左右，新文学阵营的力量较之初兴起时要雄厚得多了。”正说明翻译的要求是必然的。其次我国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有许多都是在日本生活过的，对他们来说，翻译日本现代文学作品是比较轻而易举的。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开始前后，日本文学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在抬头，日本第一个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杂志《播种人》创刊于我国五四运动后二年，即1921年，这样随着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学的发展，关于日本的革命文学理论及革命文学作品就被逐渐介绍过来，以资我们参考，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上边列举的三个表，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日本革命文学作品，其原因就在此。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日本现代文学是被大量介绍过来了，但是根据我们已有的材料，结合日本现代文学具体的情况，我们觉得解放前对日本文学的译介，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1）由于各个译者的立场不同，在党领导下的进步翻译工作者，他们除了努力于介绍日本的革命文学外，就是介绍资产阶级作品，也是选择其中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加以介绍，而另一些人则走着相反的道路，他们专去介绍日本资产阶级文学中的腐朽部分。比如以宣传“痴呆的爱”专门描写变态性欲心理的谷崎润一郎，在日本是所谓“恶魔主义”的“艺术大师”，这种消磨人的斗争意志的颓废作品，在解放前的翻译里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一个人的作品就译出了七册专集和四个短篇），这正足以说明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文学正被统治阶级利用做毒害人民的工具。

（2）基于上述同样理由，许多日本资产阶级作家中一些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的作品，或则是没有被介绍，如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内田鲁庵的《腊月二十八》、木下尚江的《火柱》及《良人的忏悔》；或则是虽然介绍了某个作家的作品，但译的并不是他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反而是他最坏的作品。如岛崎藤村，不是译他的对存在着贱民阶级的日本社会提出强烈抗议的《破戒》，而是译他的为日本文学史家认为是脱离现实主义道路的《新生》（描写与侄女的恋爱及“自我救济”的过程）。对夏目漱石来说，不去译他早期充满了反对与讽刺日本现实的《我是猫》、《疾风》（原名《野分》）、《其后》等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却译了他走上唯美的逃避道路的《草枕》。对于田山花袋，译了他暴露性欲苦闷的具有着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棉被》，而他的真正代表作《乡村教师》、《一兵卒》却没有介绍过来。类似这种选材标准就不但不能使读者从日本作家那里吸取有益的精神营养，相反却很容易把读者带上邪恶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3）另一种情况是不顾作家的发展情况，因为利用作家已有的名声，而有意或无意的毒害读者。如鲁迅早期翻译了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作品《一个青年的梦》，这篇作品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后来日本反动政府一直把它列为禁书，可见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后来却有许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译者不管作品的主题内容如何，竞译他的作品，周作人更替他宣扬“新村运动”来麻痹阶级斗争。林房雄一个时期写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但他后来可耻地变节了，写出来替统治阶级捧场的《青年》，也有人把它译出来了。

（4）译了相当数量的没有内容的形式主义文学，特别是新技巧派作家们，是做为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对抗形态出现的，这些作家的作品有的还和无产阶级文学合成一个集子，更容易使读者读后思想混乱不清。

（5）左翼文学经过了我国进步的文学工作者（如沈端先同志就译了不少）之手，被相当广泛的介绍过来了，这的确是可喜的事实，但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漏掉一些极重要的作品，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两个主要作家的作品是译得太少了，许多篇幅较长的重要作品都没有译过来（如小林只译了一个长篇《蟹工船》，两个短篇，德永也是这种情况），但也应指出如黑岛传治、叶山嘉树等人的作品译得相当多，这应该说是和译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总之，解放前近三十年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最主要的功绩是在于介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及革命文学理论，这是首先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对于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译介，正如我们上边所分析的，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只不过随着译者发源于阶级感情的爱好，各行其是地翻译过来的，因此离真正有计划有目的的翻译介绍，以便使我们能从里边吸取有益的部分这个目标很远，甚至有许多作品，只能起毒害读者的作用。

下边来谈一谈解放后我们翻译介绍日本现代文学的情况：

从解放到现在根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除了散见于杂志的不计外，做为单行本出版的一共有55种，其具体数字见下表：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后我们着重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文学，我们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里，已经介绍了战后作品32种，其中包括短篇集5种，收入了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35篇。我们介绍过来的作品都是反映战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暴露为反动政府所统治着的日本社会的丑恶现实及人民的贫困生活的。这些作品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如野间宏的《真空地带》与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以及他的短篇集《街》，还有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与《猪之歌》等。这些作者不但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拥护，而且在译介到我国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后，也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广大人民的喜爱。

关于战前的作品，我们也翻译了夏目漱石的早期作品如《我是猫》、《哥儿》，岛崎藤村的《破戒》。这些作品，我们在上边已经提到是作者真正的代表作，是广大的日本读者迄今喜爱不衰的作品，我们现在把这类作品陆续翻译过来，正说明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度里，才真正理解作家的真实才能及其创作的精华所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即使作家给人民留下一些可贵的文学遗产，也往往为统治阶级所歪曲，故意贬低其好的作品的真价，抬高其失败的或有缺陷的作品，以蒙蔽人民观察真实的眼睛。

我们还翻译了日本优秀的革命作家的珍贵遗产。如我们出版了小林多喜二选集、宫本百合子选集，将这些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为革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作家所留给全世界人民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加以介绍，是非常必要的。在他们的选集里，我们翻译了他们的全部优秀的作品，如在小林的选集里，收入了他的《1928年3月15日》、《蟹工船》、《不在地主》（意即“城市地主”）以及作者牺牲前的——也是他在艺术上取得最大成就的《党生活者》，这样，加上一些其他作品，小林多喜二作品的全部精华就尽于此了。至于宫本百合子的选集，也在陆续出版，据说不久德永直的选集也将与读者见面。

我们现在译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两种《日本狂言选》与《浮世瀑堂》，但这是真正能代表古典中具有丰富人民性的作品；特别是前者，它标志了日本中世纪文学的最高成就，它是日本古典文学中最不受封建意识所沾染的健康的讽刺文学，今后我们也将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逐步翻译日本的文学遗产，诸如“物语”、“和歌”、“俳句”等。当然20世纪初日本资产阶级有才能的作家，给我们留下的、立脚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如长塚节的“土”，石川啄木的诗歌），这些译介工作都是我们日本文学翻译工作者所必需担当起来的任务。

四十年来，在日本文学的翻译中，正像上边所谈到的，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利用翻译工作，宣扬日本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文学呢，还是努力于介绍日本人民所寄托希望的先进的文学呢？在翻译日本文学中，斗争的结果，革命的方向取得了胜利，其结果可以从我国左翼文学运动彻底的胜利来证明。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介绍日本人民的真正的文学遗产，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继续努力！

关于日本文学的研究工作，在解放前也几乎是白纸状态。谢六逸曾经写过一本《日本文学史》，除了介绍一些资料外，不能够供给我们更多的帮助。也曾经有人在杂志上零星地介绍过一点日本古代的“和歌”“俳句”，但只停留在文学形式的介绍上，甚至还夹杂着资产阶级的猎奇成分，离阐明日本文学的本质还远得很。

日本的古典文学，已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内容也相当丰富。《万叶集》《古事记》《源氏物语》《今昔物语》《伊势物语》《平家物语》《枕草子》以及近松的戏曲、西鹤的小说，这些古典作品，我们的国家出版机构，都正在组织翻译。但是如何配合这些翻译，进行全面的研究，以便帮助我国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真价和本质，这将是我们今后的艰巨任务，也是我们必须担负起来的任务。

日本的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来日本历史的几次急剧变革，反映了阶级关系非常复杂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反映了日本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进行斗争的图景。因此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分析、研究这些作品（现代日本文艺作品的翻译将陆续出版），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虽然我们过去对日本文学研究得较少，但在我们的文学工作者的队伍里，有着一定的研究日本文学的力量。许多文学工作方面的领导同志对日本文学是有造诣的，再加上新生力量的成长，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也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柬 埔 寨

柬埔寨也同我们有过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关系。解放前，我们一本柬埔寨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介绍过。解放后，介绍了一本《柬埔寨民间故事》（1957年出版）。

对柬埔寨文学的研究，还可以说是一个空白点，必须加强。

缅 甸

在历史上，缅甸同我们有过悠久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关系。解放前，我们一本缅甸文学作品也没有介绍过（在缅甸的华侨可能有一些零星的介绍）。

解放后，我们开始翻译和研究缅甸文学。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德钦哥都迈等人的诗集《人民需要明朗的朝霞》，貌廷的短篇小说《鄂巴》，另外，还出版了两本貌阵昂的《缅甸民间故事》的译本。

应该说，我们介绍和研究缅甸文学，只是才开始。很多缅甸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像《琉璃宫史》等，以及近代现代文学作品，像德钦哥都迈的许多重要著作，我们都还没有介绍。以后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也同我们有过长久的文化交流的关系。解放前，印度尼西亚的文学作品一本也没有介绍。解放后，介绍过来的有慕依斯的《错误的教育》和《苏拉巴蒂》，孙达尼的《天上有星星》和《饭店之花》，嘉查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维拉普斯达卡的《机智的鼠鹿》，《印度尼西亚民歌选》等。

即将出版的有杜尔的《游击队之家》、玛拉·卢斯利的《西蒂·努尔帕亚》、伊斯甘达尔的《珍珠》等。

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作品，像《马来由的历史》、《室利拉囊》、《享杜瓦》，都是长期流行在民间为人民群众所爱好的。但是我们一本也还没有介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代文学作品介绍面也还太窄。

印 度

中国翻译印度书籍，不自五四始。可以溯源到一千多年以前。从公元后2世纪起，中国就开始大量地翻译印度书籍。这一个伟大的译书运动一直延续到11世纪。它一方面把印度人民的智慧介绍给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也给印度人民保留了大量的本国已经失传了的古代典籍。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但在将近一千年的长时间内，我们翻译的几乎全是佛典，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关于医学、天文学和数学的。至于文学书籍呢？只介绍了几部有佛典形式的作品，像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等，还有一些《本生故事》。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本也没有译，连像《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那样的伟大著作都没有翻译。流行遍全球的《五卷书》也没有汉文译本。

20世纪初叶，苏曼殊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有一个印度的梵文学者要同他合作翻译迦梨陀娑的《云使》。是否译出来了，不得而知；看样子是根本没有翻译。他还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说他翻译了印度“近代才女”佗露多的诗。

真正介绍印度文学，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而第一个被介绍过来的就是印度近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泰戈尔。

1921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里，也就是改革后的第一号里，郑振铎就从泰戈尔的《新月集》里译出了几首诗。

1924年，泰戈尔应中国方面的邀请，来中国访问。他在南北几个大城市里讲演多次，受到热烈的欢迎。《小说月报》特别给他出了专号。于是他的声名遍全国，他的作品就大量地被翻译过来。当时译成汉文的有《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春之循环》、《国家主义》、《飞鸟集》等书。零星的译诗散见许多杂志中。

泰戈尔是尽人皆知的爱国主义者，为了对英国抗议，他丢弃了英国政府送给他的“爵士”称号。当时中国作家热心地翻译他的作品，是因为他是爱国诗人呢？是因为印度与中国有长期的文化关系？还是因为他亲身到了中国？看来三者都有。

《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主办的，文学研究会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在1924年出版的泰戈尔专号（第十四卷第九号、第十号）里，有很多泰戈尔作品的译文，也有不少论泰戈尔的文章。张闻天、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王统照等都写了介绍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们当然随顺当时的潮流，谈到东方的精神文明，谈到什么“爱之光的普照”，谈到什么“知识上与灵魂上的同路的旅伴”。但是，在许多文章里，都特别强调了泰戈尔的爱国主义，强调了他喊出了印度人民内心里所要喊出来的，把他称做“黎明的高歌者”。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可以算是接近文学研究会这一派的，他一向重视被压迫民族文艺的介绍，他对泰戈尔是怀有敬意的。他曾说过：“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三闲集》，《无声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和鲁迅强调了泰戈尔爱国主义的一面，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除了泰戈尔以外，当时被介绍过来的印度重要作家只有迦梨陀娑一个人。他的名著《沙恭达罗》是从法文转译过来的，于1933年出版。

此外，被介绍过来的就只是一些短篇小说、民间文学、寓言和童话，像许地山译的《太阳底下降》和《二十夜间》等都属于这一类。有一个质量极坏的《五卷书》的译本，叫做《五叶书》，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

谈到研究工作，那就更微不足道。只有许地山一个人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工作。他写过一篇论文：《梵剧体例及其在 汉剧上底点点滴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1] ）。他还写了一本介绍印度文学的小册子。柳无忌写的一本《印度文学》（1945年出版），主要是根据许地山的那一本书。

下面列一个小的统计表：

这个统计表还并不十分完全，但是拿来说明问题，是够用的。我们从1919年到1949年三十年内在介绍和研究印度文学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大体上就是这一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介绍和研究印度文学方面，进入一个新的开端。

解放后十年以来，中国介绍印度文学，无论是从数量来看，还是从质量上来看，都大大地超过了解放前的三十年。

我们先列一个统计表：

上面所说的种数是指的已经出版的单行本，散见杂志中的译文没有列入，解放前出版解放后又加以校订重新出版的几种也列在里面。

把上面这一个统计表拿来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几种情况：

第一，古典文学的介绍真正开始了。解放前，虽然出了几个迦梨陀娑《沙恭达罗》的译本，但是都是从英文和法文转译过来的，没有一本是从梵文里直接译的。解放后，我们不但有了直接从梵文里译出来的《沙恭达罗》和《云使》，而且有了戒日王的《龙喜记》和首陀罗迦的《小泥车》的汉文译本。从梵文原文直接翻译，就能更好地体会原著的精神，因而也就有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在介绍印度古典文学方面，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沙恭达罗》不但从梵文译了过来，而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功地把它搬上了舞台。在中国上演梵文古典剧，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出戏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成为保留剧目。一直到今天还正在演出。此外，这一些译本还都有一篇比较长的序言，对本书的人民性和艺术性做了初步的分析，给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泰戈尔的著作继续大量地翻译过来。上面已经谈到，从1921年起，中国就开始认真地介绍泰戈尔的作品。到了1949年已经翻译了不少。但是同解放后十年来的介绍工作比较起来，还差得很多。近几年来，所有解放前出版的泰戈尔的作品译本，都重新校订出版，有的重译。此外还翻译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翻译过的作品。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一样，把泰戈尔看作是伟大的作家。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写文章赞扬苏联，对中国抱有无穷的希望。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毅然谴责这些野蛮的侵略者。在临终的病床上，还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对东方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从不失望。他认为东方人民一定会站立起来。在许多诗歌里，他都歌唱了东方的黎明。他再三预言，光明要来自东方。由于这一些原因，他的作品就在中国广大的人民中间获得好评。

第三，现代印度进步作家的作品开始翻译过来。只要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的，我们都认为是进步作家。这些作家是解放前从没有介绍过的。我们目前正在大量地介绍中。普列姆昌德的主要作品，像《戈丹》等，都已经从印地文直接译出；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也都有了汉文译本。阿巴斯和钱达尔的许多作品，也都译了过来；有的是从原文翻译的，有的是通过俄文。巴达查里雅的《饥饿》、巴苏的《新兵》、班纳济的《帕德玛河上的船夫》、迦尔琪的《第一个微波》、查特吉的《嫁不出去的女儿》等作品都已有了汉文译本。进步诗人的诗歌，像查托巴迪雅亚的《我歌唱人类》也都介绍过来。上面谈到的这一些译本很多都有一篇译者的前言或后记，初步对这些作品作了估价，这可以说是研究的开端。在这些进步作家的作品里，洋溢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感情，对外来的侵略者和压迫者烈火般的憎恨，因而很容易引起中国人民内心里的共鸣。它们之所以受到热爱，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四，印度民间故事、古代的寓言和童话介绍过来了。在民间文学、寓言和童话方面，印度是有异常丰富的宝藏的。我们在解放前已经介绍了一些，但很不系统，很不全面。现在介绍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有的通过西方语言，有的直接翻译。鲁迅很推崇的5世纪译为汉文的古代寓言集《百喻经》，现在有人译成了白话，供人民群众欣赏。印度古代最著名的寓言童话集《五卷书》，解放前只有一个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莫明其妙的译本，现在已经有人从梵文原文译出。

我们目前介绍和研究印度文学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个工作上，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中印文化关系的角度上来看，从印度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的角度上来看，从中国人民的要求和需要来看，我们的工作显然是十分不够的，我们介绍的方面还不够广，研究还不够深。从作家人数来说，印度的优秀作家是很多的；但是我们才介绍了十多个。从印度语言的数目来看，印度各种语言的文学至少也有十几种；但是我们才只介绍了四五种。我们远远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情况。

现在专门领导亚非各国文学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的机构，正在筹建中。国家的出版社也拟订了宏伟的出版计划，准备大量出版印度优秀的古典作品和现代作品。今年先出版十卷泰戈尔选集，已经邀请了不少的专家从事翻译。少数几个从事于印度文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也准备多做一些介绍和研究的工作。《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已列入翻译计划。迦梨陀娑的作品，除《沙恭达罗》和《云使》以外，其余的也准备翻译。有一些学习印度语言的青年学生目前正学习印度文学史，给将来的研究工作打基础。估计几年以后，一支新的生力军就可以成长起来。

我们目前就可以看到，将来会有一天，印度优秀的文学将大量地介绍到我国来。通过文学作品的介绍和研究，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会更加互相了解，我们的友谊会更加巩固。

锡 兰

1958年出版了一本西雅达沙·马拉尔哥达的《亚洲的黎明》。

巴基斯坦

我们介绍巴基斯坦的文学作品，开始比较晚。因为过去国内几乎没有人会乌尔都语。

最近一两年，我们翻译了不少的巴基斯坦的诗，像著名进步诗人费兹的诗，已翻译了过来。出版单行本的有：《伊克巴尔诗选》，1957年出版；1958年出版了《牢狱的破灭》（其中一部分是印度诗人的作品）、《歌颂新中国》和卡斯米的《金头花》等。

菲 律 宾

解放后，我们翻译过两本菲律宾的文学作品：桑·巴东布赫的《梨加雅，我的爱人》和路易士·塔鲁克的《人民的诞生》。

泰 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连一本泰国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介绍过。

解放后，我们出版了一本《泰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包括西巫拉帕等作家的作品。西巫拉帕的长篇小说《向前看》，已经译出，不久即可以出版。此外还翻译了达云的《黑暗的生活》。1951年在泰国还出版了华侨译的西巫拉帕的《后会有期》。

现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已经开了泰国文学史这一门课。

西巫拉帕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已译出，将收在亚洲现代短篇小说集内出版。

我们虽然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还远远不够。泰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像《金镙传》等，多少年来流行在泰国民间，广泛地为人民所阅读。但是这样的作品一本也没有介绍。现代进步作家介绍得也还是不够全面。

阿 富 汗

1957年出版了一部《阿富汗诗选》。

伊 朗

伊朗是一个文明古国，有历史悠久的十分丰富的文化传统。在文学、艺术、科学各方面，都对人类有过辉煌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它在古代曾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我们两个国家有过频繁的文化交流。伊朗（古时候叫做安息、波斯等）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成就，传了过来。很多草木鸟兽也从波斯传到了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许多产品，像丝、纸等等，也传到了波斯。

虽然有这样频繁、这样广泛的文化交流，但是，在极长的时期内，我们却没有翻译任何一本伊朗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上面谈到的交流，并不是通过翻译来进行的。

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三十年内，在伊朗文学的介绍方面，除了报章杂志上一些零星的翻译外，印成书的就是郭沫若根据英国费慈吉拉德的译文转译的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从英文译出来的《波斯传说》，还有《波斯民间趣事集》。

1949年以后，我们开始注意波斯文学的介绍。北京大学东语系已经开了波斯文班。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波斯文，这还是第一次。介绍过来的波斯文学作品计有：拉胡蒂的诗集《伊朗人民的呼声》、赫达雅特等的《波斯短篇小说集》。

已出版的这些作品，有的是从俄文转译的，有的是从英文转译的，如《蔷薇园》，也有从波斯文直接译过来的，如《伊朗人民的呼声》。虽然只从波斯文译了一本书，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却有很大的意义。它说明我们已经开始不通过其他语言的媒介而进行波斯文学的研究了。

阿 拉 伯

归在这一项下的是阿拉伯的古典文学和阿拉伯国家文学作品的选集。因为这样的作品无法列入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项下。

我们同阿拉伯国家也有过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公元前2世纪，张骞就报导了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从7世纪到13世纪，两国贸易往来极其频繁。陆路通过波斯及中亚；海路经过印度洋、马来半岛到广州。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学都传了过来。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特别是造纸术，也传到阿拉伯去。从那里又向欧洲传布。

但是文学方面的交流却比较少见。阿拉伯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的只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云南回族学者马安礼译成的《天方诗经》，连同阿拉伯文原诗刊行于成都。

1914年，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里收了奚若译的《天方夜谭》，是从英文转译的。五四运动以后，1924年，奚若译的《天方夜谭》又收入新学制中学国语科补充读本内。但是从1924年一直到1949年，其他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却一本也没有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阿拉伯许多国家反帝斗争也正高涨起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同情而且支持这些正义的斗争，因此，我们同阿拉伯许多国家不但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关系日益密切。我国的人民十分关心阿拉伯人民的斗争，他们对阿拉伯国家的优秀的古典文学和进步的现代作品都感到很大的兴趣。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在大学里加强了阿拉伯语文的学习，另一方面，大力介绍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作品。多少年来，我们都熟悉《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里面的故事。很多人在中学念英文的时候，读本就是英译本的《一千零一夜》。但是从阿拉伯原文翻译这一部古典名著还是解放后的事情。此外，对世界文学发生过很大影响，译本遍全世界的著名的寓言和童话集《卡里来和笛木乃》也从阿拉伯文直接译出出版。现代的优秀作品，我们也翻译了不少。这些作品都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诗歌和小说的选集计有：1958年出版的《现代阿拉伯小说集》、《现代阿拉伯诗集》、《阿拉伯人民的呼声》、《我们和阿拉伯人民》等。

下面再按国家来分别谈一谈介绍文学作品的情况。

阿 联

1957年出版了《埃及短篇小说集》，其中收了马赫穆德·台木尔等人的作品，《亡灵书》和叙利亚作家基布兰的《先知》，1958年出版了《埃及古代故事》和《叙利亚和平战士诗选》等。

伊 拉 克

1958年出版了《伊拉克和平战士诗选》和诗集《明天的世界》。

黎 巴 嫩

1957年出版了汗纳的《教堂的祭司》（据俄译本译）。1958年出版了《黎巴嫩和平战士诗选》、《贝鲁特素描》、《和平的风》等。

约 旦

1958年出版了《约旦和平战士诗选》。

阿尔及利亚

1953年出版了占海司的《凯尔凯勃》，1958年出版了狄普的《火灾》。

以 色 列

解放后，出版了以色列作家罗丝·吴尔的《智慧帽》和《野东西》。

土 耳 其

解放后，我们出版了很多土耳其文学作品，其中多一半是土耳其进步诗人希克梅特的诗，如《希克梅特诗集》、《土耳其的故事》、《你们底手和他们的谎话》等。另外还有阿里的《沥青路》、哈理德的《桃园》等书。

埃塞俄比亚

1952年出版了亚伯拉罕·姆斯的《怒吼》。

尼日利亚

1955年出版了伊泰密的《非洲民间传说》。

喀 麦 隆

1958年出版了马迪的《非洲，我们不了解你》。

南非联邦

1958年出版了旭莱纳的《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

上面以国家为单位，比较详细地分析评述有关国家文学介绍和研究的情况。现在我们再归纳起来谈几个问题。

首先列一个总的统计表：

这个统计表十分明确地说明了问题。除日本文学外（原因已在日本项下谈过了），其他亚非国家的文学，介绍过来的种数，都是解放后大大地超过了解放前。假如把日本一项除掉，那么解放前只介绍了32种，解放后介绍了231种，其比数是1∶7.2强，这也就是说，自解放后，除日本外，其他亚非国家文学的介绍，在短短的十年内比起过去的三十年要超过7.2倍，更何况有许多国家解放前根本就一本也没有介绍过。解放后这样大量地介绍了亚非文学，其原因何在呢？

原因是十分明显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封建主义消灭掉了，帝国主义者夹着尾巴逃跑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开始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我们的人民对正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亚非各国人民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和极高的敬意。我们也曾长期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过苦，对殖民主义统治，我们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同情而且支持亚非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这是十分自然的。因此我们也就很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亚非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斗争情况，他们的快乐和痛苦，他们的愿望和理想。

此外，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二，678页）我们遵循这个指示，一方面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来学习它，研究它；另一方面，我们也珍视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愿意虚心地学习这些遗产中的精华，来丰富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历史上有过极其悠久的文化交流关系，地理上又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对于介绍亚非国家的文学作品就特别感到有兴趣，特别重视。

成绩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19年到1949年，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道路可以拿鲁迅作代表。鲁迅晚年成为一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但他的思想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他在日本留学时期，还没有接受马列主义，却已经注意到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这种做法他始终坚持。同时他还大力介绍俄罗斯和苏联文学。

1921年成立于北京后来又迁移到上海去的文学研究会，走的也是这一条道路。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文学主张是现实主义的。茅盾的意见可以做为代表。他的文学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文学应该反映时代，反映社会，不应该逃避现实；文学应该表现被迫害的国度的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而且表现的态度不应该是纯客观的。

这种理论可以代表文学研究会一部分进步会员的意见。他们不但有理论，而且也有行动。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在介绍被压迫的民族的文学方面，尽过很大的力量。这个刊物发表过许多别人很少注意的国家的文学作品的译文，而且还特别出过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在介绍印度文学，特别是泰戈尔的工作上，《小说月报》也尽过很大的力量。

带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创造社，基本上也是现实主义的。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创造社不大重视翻译，而重视创作（《上海文艺之一瞥》）。这并不是说，创造社的成员一点翻译都不搞，郭沫若同志就曾翻译过不少哥德的作品，他还翻译过古代波斯诗人迦亚谟的《鲁拜集》。田汉也译过《哈孟雷特》等。

上面谈到的这些文学团体和作家，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在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影响和鼓舞。这是他们走上这个正确的道路的原因。

这一条道路应该说是主流。

另外还有一条道路。这一条路可以拿《学衡》、《甲寅》、《新月》等杂志为代表。这是一条反动的道路。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右翼，有很浓的封建和买办气息。

现在我们拿《新月》做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1928年，《新月》创刊。在发刊词中，他们就对进步的文学加以攻击。他们提出了两个文学原则：“一是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是不折辱尊严的原则。”言词很含混，但内容却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们的意思是不能批判黑暗政治，不能写无产阶级的生活。

他们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但介绍了曼殊斐尔一类的作家。被压迫民族文学，亚非各国的文学，是不在这些封建老爷买办官僚的眼中的。

至于以后的汉奸文学和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文学”，更是下流卑鄙，谈不到什么真正的亚非文学的介绍了。

在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介绍亚非各国文学上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到了解放，才算是基本上结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广大人民的要求，我们已经大大地加强了对外国文学，特别是亚非文学的介绍工作。到现在，专门研究亚非文化的机构正在筹建中。一批年青的研究工作者正在培养和成长。亚非文学作品的出版量一天天增加，译文的质量也一天天提高。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已经开始，即使我们目前力量还不够大，条件还不够好，还有很多急需弥补的薄弱环节和空白点，但是从发展上看来，我们的工作大有发展的余地，瞻望前途，我们充满了无穷的信心。

最后，我们必须声明一下，做为亚非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苏联各民族文学中东方部分，是必须包括进来的。事实上，解放后，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介绍工作，但由于可能另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本文，因时间关系，收集的材料还不能说很充分，分析得也可能有不够恰当的地方。亚非国家，一般说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事业上，也是丰富多彩的。这篇文章，涉及的国家既多，语言也非常复杂，写起来有不少困难。如果多少能对今后我们介绍研究亚非文学的工作起些微的作用，那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附记：

本文日本部分由刘振瀛执笔，其余的部分以及全文的结构和问题的提法都由季羡林负责。学报编辑部梁毅、杨济安等同志曾到北京图书馆抄录资料，并做出初步统计。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东语系金克木、黄敏中、韦旭昇、赵福顺、黄秉美、赛西雅拉图、卞立强、梁立基、龚云宝等同志的支持与帮助。李铮同志帮助核对资料抄录全文。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2期

[1] 〔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伊拉克两国的文化关系

（附英文）

中国和伊拉克都是文明古国，黄河流域和美索布达米亚两河流域都是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文化的地方。

我们两个国家不但产生了高度的文化，对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从很古的时代起，就互有所闻，互相往来，交流文化。

中国古代正史《史记》和《汉书》都有许多关于古代所谓西域的记载。《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述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安息、条枝等国的情况。《后汉书》一一八西域传更进了一步，记载更详细了。其中有一些地名今天已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地方，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也有分歧。但是，从记述的内容来看，其中有一些是与今天的阿拉伯国家有关的。

到了唐代（618年—907年），中国正史里有了明确的关于阿拉伯国家（当时叫做大食）的记载。《旧唐书》和《新唐书》都给大食立了传，记载了大食国在中国隋朝大业年间（605年—618年）建国的情况。其中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有关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记载。《旧唐书》一九八西戎传大食传写道：

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立之为王，东西征伐，开地三千里，兼克夏腊，一名钐城。

《旧唐书》还记载了建都于今天伊拉克首都世界名城巴格达的黑衣大食（即阿巴斯王朝）建国的情况。阿巴斯王朝第一代始祖是阿蒲罗拨。他死后，弟阿蒲恭拂继位。他继续派遣使节到中国来。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起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止，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从大食派使臣到中国来共有36次。玄宗时代更是特别频繁，有时候一年就派三次。这里面有白衣大食的使臣，也有黑衣大食的使臣。中国派到大食去的使臣史书上没有记载，估计也不会少。

我们要知道，古代所谓使臣同现代有所不同。他们既是外交使节，也是文化使节，有时候做生意也是通过派遣使臣的方式。这些使臣就带着货物到别的国家去，也把本国所需要的货物带回来。唐代从大食带到中国来的货物是很多的。根据中国正史的记载，其中有良马、龙脑香、豹等等。中国著作里也有的提到大食产品，像玛瑙、乳香等等。这些东西对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一些影响。

在这时候，阿拉伯人在世界通商活动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有很多阿拉伯商人活跃在南海一带。中国的商船在这一带也很活跃。因为，到了唐代，中国的造船术已经很发达，它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造船术。中国造的船坚固而安全，许多国家的人都乘坐中国船。

到中国来的阿拉伯人非常多。他们大半都住在当时的中国通商口岸广州、泉州、扬州等城市。有的只是暂居，有的久居不返。他们同中国人和睦相处，在文化上和贸易上，互通有无。许多阿拉伯人学习了中国语言、文字，成了著名的诗人、学者。唐宣宗时的李彦昇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伊斯兰教创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619年—626年）。不久就传入中国。明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有下面的记载：

（吗喊叭德）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

这一段记载大体上是可靠的。在唐代，伊斯兰教已经在中国广泛流传。教徒有的是从阿拉伯来的，有一些中国人也信了伊斯兰教。

在这时候，当然也有不少的中国人到阿拉伯去，杜环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到过大食国，《通典》卷一九三还保留了他的《经行记》，对当时伊拉克一带的情况作了生动详瞻的记述。他在那里看到了“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 、吕礼。”这几句话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第一，中国丝早已传到阿拉伯；著名的横贯欧亚两洲的“丝路”就通过伊拉克一带，中国的丝可能在公元前就传来了。第二，中国丝工和画工也已到了阿拉伯。这都说明，我们两国的文化关系又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重要发明，像罗盘针等，和重要产品，像茶叶等，也是通过这一条路传出去的。

杜环是在天宝十载（751年）到伊拉克去的。他在《经行记》里面没有谈到其他同去的人。实际上同他一起去的还有造纸工人。阿拉伯旅行家贝鲁尼在他的游记里写道：

初次制造纸是在中国。

中国人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以满足当时存在着的需要。

中国造纸术在唐代传入阿拉伯，通过阿拉伯的媒介传入欧洲，对世界文化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两国往来频繁，陆路和海路的道路都有详细的记载。《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保留了唐德宗的宰相贾耽的地理著作《广州通海夷道》，详细地记载从广州出发，海行绕过印度，经波斯湾到大食国去的路程，里面提到了缚达城，就是今天的巴格达。

阿拉伯许多在唐代到中国来的旅行家，对沿途所见所闻，以及当时中国的情况，都有细致翔实的描述。生在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商人苏莱曼所写的游记是其中最著名的。他曾到中国和印度等地经商，回国后，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写成一书。里面记述了中国广州的情况，以及中国风俗、中国宗教、人民生活。此外，还有阿布赛德·哈散根据听闻，写成书籍。他的一个朋友伊本·瓦哈伯曾拜访唐懿宗。这书里面记载了他同懿宗有趣的长篇的谈话。伊本·库达特拔的《省道记》、麻素提的《黄金草原》和伊本·麦哈黑尔的《游记》，都是有名的游记。里面有不少的关于中国的记述，大大有助于阿拉伯人了解中国的情况。

苏莱曼游记里有一段关于中国瓷器的记载：“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透明如玻璃，里面加了酒，从外面可以看到。”在那时候，中国磁器早已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民十分喜爱它。但因路远难运，所以价格极昂；他们于是就自己仿造，从7世纪开始，一直到18世纪。在伊拉克萨麦拉地方曾掘出了一些磁器，其中有从中国运去的，也有阿拉伯仿制的。

根据《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的记载，从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起至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止，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大食共派遣使臣30次。中国也派遣使臣到大食去，乾德四年中国皇帝就曾派一个佛徒僧徒行勤带一封信给大食国王。

在这期间，中国同大食的往来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大食商船的船主很活跃。他们有时候就带了货物来中国，并且写信给中国皇帝。他们带来的东西是丰富多彩的。这就说明，中国同大食的贸易关系又进一步发展了。

在这期间，大食国不但与宋朝来往频繁，而且与辽国也有往来。

从924年到1021年，不但有使节来往，在1021年辽国国王还和大食国王通婚，建立了亲戚关系。

在宗教来往方面，到了宋朝，还继续有人从阿拉伯来到中国，创建清真寺。比如泉州的清净寺就是从撒 威来的纳只卜穆·兹喜鲁丁创建的。

在这时候，中国有不少商人和外交使节到了大食国。有一些文人学士就根据这些人的经历，写成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赵汝适的《诸蕃志》。这一部书对大食国做了虽然简略但却翔实生动的记述：

白达国系大食诸国之一都会。自麻罗拔国约陆行一百三十余程，过五十余州乃到。国极强大，羊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孙，相袭传位，至今二十九代，经六七百年。大食诸国或用兵相侵，皆不敢犯其境。王出张皂盖，金柄，其顶有玉师子。背负一大金月，闪耀如星，虽远可见。城市衢陌，民居豪侈。多宝物珍段，少米鱼菜。人食饼肉，酥酪。产金、银、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诺布、苏合油。国人相尚以好雪布缠头，及为衣服。七日一次削发，剪爪甲。一日五次礼拜天。遵大食教度。以佛之子孙，故诸国归敬焉。

此外，周去非《岭外代答》也对大食诸国，特别是白达国，做了记述。

《诸蕃志》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它详细地记载了从大食国以及其他国家输入到中国来的货品。从大食国来的货品共有：乳香、没药、血碣（竭）、金颜香、苏合香油、栀子花、蔷薇水、丁香、没石子、木香、阿魏、芦荟、珊瑚榭、琉璃、真珠、象牙、腽肭脐、龙涎等。在这些东西里面，香料和药品占的比例最大。唐宋时代，阿拉伯香在中国的消费量很大。香的用途也很多，或用来熏衣服，或用来和土涂墙，或把香掺进蜡烛里去，或用为化妆品，或供咀嚼以祛口臭。最重要的还是用来做药。从唐朝开始，香料在中国药里面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根据宋朝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里面的记载，从大食运来的香料和其他药品在中国药材里已经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比如无名异、阿魏、丁香、沉香、乳香、苏合香、没药、诃梨勒等等，有的注明是“产于大食国”，有的注明“产于西国”。总之都是和大食有关系的。这样，从大食运来的这一些药品就丰富了本来已经很丰富的中国药材的宝库。

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东西是蔷薇水。大食国的蔷薇水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它曾运到许多国家去。在中国宋代，它显然也是很流行的。宋蔡絛《铁围山兰谈》卷六写道：

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以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

在宋朝，居留在中国的阿拉伯人更多了。他们主要是住在广州、泉州等通商口岸的大城市里。其中有很多人非常有钱。在法律方面，有时候也受到优待。甚至还有不少人同中国人联姻，有的竟娶了宋朝宗室的女儿，做了左班殿直的官。当时南洋的贸易实际上就操在这一些阿拉伯商人手里。他们不但贩运本国的货物，产生在其他国家的物品，他们也从事贩运。

到了元朝，蒙古大帝国横跨欧亚两洲。有不少的阿拉伯人来，为蒙古大汗服务。《元史》里面阿拉伯人有专传的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赛典赤瞻思丁父子。他死在云南，至今还为人所怀念。

至这时候，阿拉伯的学术文化大量流入中国。大天文学家郭守敬改订中国历法，也曾受了阿拉伯天文学的影响。埃及天文学家伊本·优努斯（？—1007年）所著的历表是他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元史》卷一九〇儒学传中有瞻思传。瞻思祖先是大食国人。他“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他治学的特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者不同的。他的著作很多，可惜都散佚了。存者仅《河防通议》二卷。

1266年，元朝定都北京。在建设新都方面，大食国人也黑迭儿出了很大的力量，大殿、便殿、百官衙署、池塘苑囿，都由他计划安排。这也是我们两国文化关系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

马可波罗《行纪》里还有一段很有意义值得重视的记载：

温敢城（似即尤溪）未降顺大汗前，其居民不知制糖，仅知煮浆，冷后成黑渣。降顺大汗以后，时朝中有巴比伦地方之人。大汗遣之至此城，授民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

可见，在制糖技术方面，中国的某一些地方也曾向阿拉伯人学习了。

元代以后，明代继续同阿拉伯国家（当时史书称之为天方等）保持着来往的关系。明初大航海家郑和自己虽然没有到过天方（指麦加），但是，宣德五年（1430年），他曾分遣船只到了古里，从那里有通事七人随默伽国人到了天方，来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了天堂图，回京上奏。其国主也派人到中国来。以后往来不绝。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期，这一期间，天方国不断派人到中国来访问。中国也有人到天方去。

除了天方国以外，明朝还与默德那国有直接交通。

宣德时（1426年—1435年），其国主曾遣使偕天方使臣到中国来。以后没有再来。《明史》上有默德那的传。此外，同明朝往来的阿拉伯国家还有祖法儿、阿丹（今日亚丁）、剌撒等地，《明史》也都有专传。

根据随郑和航海的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的记载，中国当时从这些国家输入的货物有珍奇动物，像狮子、祖剌法、豹、鹿等，还有高八尺的天马；此外就是乳香、龙涎香、宝石、真珠等。中国运去的交换的东西是金、银、缎匹、色绢、白花青瓷器、铁鼎、铁铫之属。中国丝绸缎匹的输出，自古已然，现在只是范围更大了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铁器的输出，这对阿拉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

一直到清朝（1616年—1911年），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来往始终没有断绝。可惜，在这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一个地兴起来了。它们逐渐垄断了欧亚的贸易，因而也就阻碍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来往。在清朝我们再也看不到像唐、宋、元、明四朝那样的频繁的往来和密切的文化关系了。

从上面简短的回溯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中伊两国的友谊至少已经有了二三千年的历史。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内，我们互相学习了许多极可珍贵的东西，这大大地帮助了我们各自文化的充实与发展。

最近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两国曾有过极其相似的经历：我们都曾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榨剥削下辗转呻吟，受尽了苦头。因此，我们就更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同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引起了伊拉克人民的重视。当卡赛姆总理领导的革命胜利了的时候，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这些事情都足以说明两国的关系。

我们中国人民十分珍视阿拉伯人民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十分珍视我们的传统友谊。我们在过去已经介绍了阿拉伯文化。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更大力提倡这种介绍工作。13年来，我们出版了不少的有关阿拉伯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书籍。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卡里来和笛木乃》等等都有了从阿拉伯文直接译过来的完整的汉文译本，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有一些青年也在努力学习阿拉伯语言。就拿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一个学校而言，解放以后，我们已经培养了三百名专门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现在在校学习的还有六十多名。他们都了解这个学习的意义，因此绝大多数学习都很努力。

在中伊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世界名城巴格达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是怀着很大的兴趣和很高的敬意来参观这一次建城千年的纪念大会的。我们相信，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今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在我们古老的友谊之树上，还会开出更多更多更光辉灿烂的友谊的花朵。

1962年8月

附：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RAQ

China and Iraq are both ancient countries, with a high civilization. The valley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Mesopotamia are cradles of the earliest culture in the worl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not only developed a culture of high level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cultural treasury, but also have known each other, and their people have paid mutual visits and carried on cultural exchanges from early time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the two ancient official histories of China, give many account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ancient times. The chapters on Ferghana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describe Ferghana, Wuson, Sogdiana, Yiantsai, Parthia, Tajiks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chapter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Volume 118 of 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give even more detailed accounts. Today, the names of some of the places mentioned the rein cannot be identified, and scholars also differ in opinion. But so far as contents are concerned, some of them have to do with the present-day Arab states.

In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the official Chinese histories gave clear accounts of the Arab states (known as Tajiks in those days). The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have special chapters on them, which deal with the founding of Tajiks during the reign of Ta-yeh (605—618 A.D.) of the Sui dynasty of China. What is noteworthy is the account about Mohammed, the founder of Islamism. In the chapter on Tajik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Volume 198 of the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is the following account: A certain Mohammed, who was as brave as he was wise, was enthroned as king. He made expeditions in the East and West, captured a region extending three thousand li . He also conquered al-Hirah, otherwise known as Shan.

The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lso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founding of Abbass (i. e. the Abbasides), with its capital in the world-famous city of Bagdad, now the capital of Iraq. The first ruler of the Abbasides was Abu'l Abbass. After his death his younger brother Abu Dgafar Abdallah al-Mansur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He continued to send envoys to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in Chinese histories, during the one hundred and more years from the 2nd year of Yung-hui (651 A.D.) in the reign of the Tang Emperor Kao Tsung to the 14th year of Cheng-yuan (798 A.D.) in the reign of the Tang Emperor Teh Tsung, Tajiks sent envoys to China for as many as thirty-six times. It was so frequent in the reign of the Tang Emperor Hsuan Tsung that sometimes envoys were sent three times a year. There were envoys sent to the Tang Court both from Tajiks and the Abbasides. Chinese histories have not given any account of the envoys sent to these lands from China, bu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y could not be few in number.

The envoys of the ancient times were not like those of today. They were cultural as well as diplomatic envoys, and sometimes business transactions passed through their hands. These envoys carried with them various commodities to other countries, and in return brought back the goods their own countries needed. Numerous commodities were imported into China from the Arab state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es record that imports included horses of good breed, camphor and leopards. Some Chinese writings also mentioned the products of the Arab states, such as agate and frankincense. All these commoditie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at time.

In those days, the Arabs occupied a very prominent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 great many Arabian merchants were active along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Chinese ships were plying. Ship-building in the Tang dynasty had advanced and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technique in this line in other countries. Chinese ships were strongly built and safe to navigate and foreigners liked to sail on them.

A great number of Arabs had found their way into China and resided in Canton, Chuanchow, Yangchow and other cities, some temporarily, others permanently. They lived on friendly terms with the Chinese, and carried on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m. Not a few Arabs learne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became well-known poets and scholars. Li Yen-sheng wa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Tang Emperor Hsuan Tsung.

Islamism, founded during the years of Wu-teh in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Kao Tsu of the Tang dynasty (619—626 A.D.), soon spread to China.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s found in Volume 7 of the Geographical Accounts in the "History of Fukien Province" written by Ho Chiao-yuan of the Ming dynasty:

Among the disciples of Mohammed, there were four great sages, who visited the Tang Court during the reign of Wu-teh. They started to propagate Islamism in China, one in Canton, another in Yangchow and the other two in Chuanchow.

This record is generally reliabl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slamism had spread quite extensively in China. Some Islamites came from Arabia and some Chinese became followers.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aturally not a few Chinese who had made their way into Arabia. Tu Huan was one of those who had ever visited Tajiks. Volume 193 of "A General Treati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ontains an "Itinerary", written by him, which gives a full vivid account of conditions in Iraq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There he saw "silk looms, silver-smiths, painters. He also saw Chinese painters Fan Shu and Liu Tzu (natives of Changan) and Chinese weavers Lo Huan and Lu Li (natives of Hotung). "These lin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firstly they tell us, Chinese silk had already spread to Arabia, possibly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over the famous trans-Eurasian "silk road", which passed through Iraq and its neighbourhood. And secondly, Chinese silk weavers and painters had found their way into Arabia. All this shows that the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d further developed. Important Chinese inventions, such as the compass, and principal products, such as tea, were also introduced to foreign countries over this road.

Tu Huan went to Iraq in the 10th year of Tien Pao (751 A.D.). In his "Itinerary" he did not mention any of his fellow travellers. In fact, there were paper-makers who went together with him. In his travelogue, the Arabian traveller al-Biruni wrote: "Paper was first made in China. Chinese introduced paper-making technique into Samarkand. Thenceforth, paper was made in many localities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time."

Through Arabia, Chinese paper-making technique later spread to Europe, after its introduction into Arabi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t played a great role in hasten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world culture.

As a result of the frequent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tailed records of the land and sea routes have been kept. In the geography chapter of Volume 43 of the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geographical works by Prime Minister Chia Tan under the Tang Emperor Teh Tsung, entitled "Oversea Routes by Way of Canton",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sea route from Canton, via India and the Persian Gulf to Tajiks, mentioning the city Bagdad.

Many Arabian travellers who had visited China in the Tang dynasty gave detailed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s of what they had seen en route and conditions in the China of those days. The best known among these is "Travels" by Sulaiman, a merchant from the regions in the present-day Iraq. He wrote the book in the 5th year of Ta Chung (851 A.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Hsuan Tsung of the Tang dynasty, after his return from China and India, where he had traded. Apart from the conditions in Canton, he also described Chinese customs, religions and life of the people. Besides there was a book by Abu Zaid Hassan, which was based on what he had heard from others. In this book he described a long and interesting talk, which Ibn Wahab, a friend of his, had with Emperor Yi Tsung of the Tang dynasty in an audience. "My Journeys" by Ibn Khurdahbah, the "Golden Prairie" by Mas'udi and the "Travels" by Ibn Muhalhil are all famous books on travel. In them no small amount of space were given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ings in China. They became a great help to the Arabs in understanding Chinese conditions.

A paragraph in Sulaiman's "Travels" deals with Chinese porcelain: "The Chinese are capable of making articles with clay, which are transparent like glass. Wine inside them may be seen from without." Chinese porcelain had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into Arabia then. The Arabs took a great fancy to them but the price was too high owing to difficulties in shipping them from far away. So the Arabs started to copy them from the 7th up to the 18th centuries, porcelain wares were unearthed in Samarra, some of these were imported from China while others were Arabian imi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pter on Tajiks in the Volume 490 of the "History of the Sung Dynasty", during the one hundred-odd years from the 4th year of Chien-teh (966 A.D.) in the reign of the Sung Emperor Tai Tsu to the lst year of Shao-hsing (1131 A.D.) in the reign of the Sung Emperor Kao Tsung, Tajiks sent envoys to China for as many as thirty times. China also sent envoys to Tajiks. In the 4th year of Chien-teh, the Chinese Emperor sent a Buddhist monk named Hsing-chin to Tajiks with a message for the Sulta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ajiks had such a special feature that the captains of merchantmen played an active part. Sometimes they brought goods to China and wrote to the Chinese Emperor. The cargoes they brought in were abundant and multifarious. This explains that there was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ajiks.

During this period, Tajiks not only maintained frequent intercourse with the Sung dynasty, but was also in contact with the Liao Kingdom. Apart from the exchanges of envoys in the period from 924-1021, the Emperor of Liao in 1021 A. D. even became related with the Sultan of Tajiks through an intermarriage of their children.

So far as religious contact is concerned, up to the Sung dynasty, people kept on coming to China from Arabia to set up mosques. For instance, the Mosque in Chuanchow was built by Neheib Mudoher Al-Din from Siraf.

In this period, not a few Chinese merchants and diplomatic envoys arrived at Tajiks. Some scholars wrote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in that country. Of these writings, "The Foreign Countries" (Chu -fan -chih ) by Chau Ju-kua was the most famous. This book gave a brief, yet vivid and realistic account of Tajiks:

Bagdad is a big city of the Arab states. One has to pass more than 130 stages and cross more than 50 provinces when he goes by land from Malabar to Bagdad. Bagdad is very strong and abundant in sheep, horses and armament. The direct descendants of Mohammed have inherited the thrones for 29 generations lasting six to seven hundred years. When the Arab states enter into war with one another, none of them ever dares to encroach upon its territory. Every time the Sultan of Bagdad leaves the palace, over him is held a silk canopy with a pole made of gold and a jade lion at the top. He carries on his back a big golden moon, which flashes like stars and can be seen from afar. The city has broad streets and the inhabitants lead a life of extravagance. Precious stones and articles and silk are found in abundance but rice, fish and vegetable are rather scarce. The people feed on meat pies and milk and cream. Gold, silver, ornaments, high-grade glass, white fine muslin and liquid storax are produced there. It is the custom of the people to wrap their heads and make clothes with white cloth. They have their hair cut and trim nails every week. They worship Heaven five times a day, and observe the religious institutions of Tajiks. Being regarded as descendants of the Buddha, they are held in esteem by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Besides, Chou Chu-fei's "Letters from Abroad" also gives an account of Tajiks and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Bagda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Foreign Countries" (Chu -fan -chih ) also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mentioned in detail the merchandise shipped into China from Tajiks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imports from Tajiks included frankincense, myrrh, dragon's blood, sweet benzoin, liquid storax, gardenia flowers, rose water, cloves, oak galls, putchuck, asafoetida, aloe, coral trees, opaque glass, pearls, ivories, castoreum and ambergris, among which aromatics and drugs formed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n the periods of Tang and Sung, China consumed Arabian aromatics in large quantities. The aromatics served various purposes: they were used to perfume clothes, to plaster walls together with mud, to be put into candles, to work as cosmetics, to be chewed so as to get away with bad breath. But above all it was chiefly used as medicine.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e aromatics gained a higher position in a Chinese drug store.

According to the "Reserve Materia Medica Class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cs and Histories Authorized in the Reign of Cheng Ho" published in the Sung dynasty, the aromatics and other drugs imported from Tajik into China had occupied a rather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Like pistacio nuts, asafoetida, cloves, gaiu wood, frankincense, storax, myrrh, "Korelah", etc, some of them were marked as "produced in Tajik" and some as "produced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other words, they were more or less related with Tajik. Thus the drugs imported from Tajik greatly enriched the already abundant treasu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other thing worthy of notice is rose water. The rose water from Tajik was renowned in history: it was exported to numerous countries, and very popular in China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In Volume 6 of "Talks Amid Tieh-wei Mountains, " the author Tsai Tao wrote:

Put roses in a tin pot and steam them until they turn into water. Keep on the process of filling roses into the pot and steaming them, and the fragrance will last long. The roses from foreign lands are so strong in fragrance that the rose water of Tajiks, even when put in a glass jar and sealed with wax, can be smelt many steps away. Sprinkle some rose water on clothes, and its scent will last for more than ten days.

In the Sung dynasty, a greater number of Arabs came to China and settled down. They generally lived in such big ports as Canton and Chuanchow. Many of them were very rich. Sometimes, the Arabs in China were granted special privileges. Many of them intermarried Chinese, and one Arab even married a daughter of the royal house of Sung and became an honourable Left-side Attendant at the Court. The trade of the South Seas during that period was practically in the hands of Arabian merchants. Apart from home-made goods they shipped and sold merchandise produced by other countries.

Down to the Yuan dynasty, the Mongol Empire had vast territories in Europe and Asia. Many Arabs came to the Empire and offered their services to the great Khan. Not a few of them had their biographies collec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 The best-known Arabs among them were, of course, Sayyid Ajall, Shams Al-Din and his son. The senior Shams, who died in Yunnan, is still remembered today.

By this time, the Arabian learning and culture began flowing into China. The great astronomer Kuo Shou-ching, who revised the Chinese calendar, was influenced by Arabian astronomy. The Book of Calendar by the Egyptian astronomer Ibn Yunus (?—1007) was one of the main references that Kuo Shou-ching had studied. In the biographies of Confucians, the 190th volume of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there was the Life of Shams. Shams was a Tajiks by origin, who "was thoroughly proficient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especially the 'Book of Changes, ' and also had profound knowledge in astronomy, geography, chronometry, arithmetic, water conservancy and books about foreign countries." As far as methods of studying are concerned, Sham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 He had written many books, but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m were lost except for two volumes of "Studies on Harnessing the River".

In 1266, the Yuan dynasty founded its capital in Peking. Yeheiter of Tajik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capital: grand halls, side halls, government offices, ponds and lakes, gardens and parks, were all designed and arranged by him. In the cultural relations of our two countries, he is a figure worthy of our notic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from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before Ungnen came under the great Khan, these people knew not how to make fine sugar: they only used to boil and skim the juice, which when cold left a black paste. But after they came under the great Khan, some men of Babylonia who happened to be at the Court proceeded to this city and taught the people to refine the sugar with the ashes of certain trees.

We can gather from the above that some places in China learnt sugar-making from Arabs.

After the Yuan dynasty, the Ming dynasty kept in contact with the Arab states (known as Mecca and so forth in the histories of that perio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Cheng Ho, the great navigator of China, sent ships to Calicut in the fifth year of Hsuan-teh (1430 A.D.), though he himself had never been to Mecca. From Calicut seven interpreters accompanied by subjects of Mecca went to the country. The trip and return took one year: they bought back rare goods and curiosities, giraffs, lions and ostriches. They had drawn a picture of the paradise. Together with these things, the interpreters went back to the capital and reported to the Emperor. The Sultan of Mecca also sent envoys to China. From the middle of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early part of the 17th century, visitors from Arab states were constantly sent to China, and there were also Chinese visiting there.

Besides Mecca, the Ming dynasty maintained direct intercourse with the state of Medina. During the Hsuan-teh period (1426—1435 A.D.), the Sultan of Medina had sent his envoy along with the envoy of Mecca, but no envoy came thereafter. There is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Medina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 The other Arabian countries that communicated with the Ming dynasty included Zhafar, Aden (the Aden of today), and El Hasa, of which special accounts were giv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

According to the "Sketches on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written by Fei Hsin, who followed Cheng Ho on his voyage, the goods that China imported from these countries in those days, included animals, such as lions, giraffs, leopards, and deer as well as Arabian steeds of 8 feet in height. Frankincense, ambergris, gems, pearls, etc. , constituted the other part of the import. The things China exported for exchange included gold and silver, satin and coloured shamense, blue and white china, iron tripods, iron pans and the like. The export of Chinese silks dated from ancient times, but the scope was now much more extended. Noteworthy was the export of ironware,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Arab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states lasted all through the Ching dynasty (1616—1911 A.D.). Unfortunately,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that rose one after the other during this period monopolized Asian-European trade step by step, and retarded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peoples of our two countries. There was no more such frequent contact and close cultural relationship as we found in the Tang, Su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brief recollections mentioned above show clearly that the Sino-Iraqi friendship has had at least a history of two or three thousand years. During this long period, we have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many things of great value, which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our respective civilizations.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nd more, our two countries have had very similar experiences. We both had undergone untold sufferings under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of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It is, therefore, much easier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sympathize with, each oth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Iraqi people. The victory of the Iraqi Revolu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mier Kassam gladdened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gives enough evidence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We Chinese people have great esteem for the brilliant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the Arabian people and treasure highly our traditional friendship. Arabian cultur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past, an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reater effor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field by our government and people.

Over the past thirteen years many books on Arabian culture, art and literature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Kalila and Dimna", and other famous works of literature have been ful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rom the Arabian, and they have been welcomed by broad mass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Many young people of China study diligently the Arabian language. Take, for instance, the Peking University where I belong. Three hundred students who specialize in Arabic have been trained since liberation, and there are still more than eighty students taking this course there. Most of them work hard, for the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study.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raq, the world-famous city of Bagdad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t is, therefore, with great interest and high respect that we come to attend the mill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Bagdad. We believe that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that more beautiful flowers will grow on the ancient tree of friendship.

中国同孟加拉国的友谊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历史书上有很多关于天竺的记载。今天的孟加拉国所在地就是古代天竺的一部分。说明中国与天竺的关系，那可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在有文字的记载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了来往。比如在天文学上的二十八宿，两国古代都是知道的。又如许多神话故事，两国都有内容完全相同的。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见于屈原的《天问》以及其他的著作中。在天竺，则见于民间传说和一些古代典籍中。究竟谁影响了谁呢？现在还无法说清楚。但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不管谁影响谁，我们从茫昧的远古以来就有往来，互相学习，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了。

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两国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了。许多天竺和尚来到中国，也有许多中国和尚到了天竺，到了今天孟加拉国所在的地方。中国晋代著名的高僧法显赴印度留学好像还没有到过东孟加拉。同时赴印度留学的其他僧人也好像都还没有到过东孟加拉。

从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600年—664年）起，到东孟加拉去的中国和尚就多起来了。玄奘在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卷十里有关于奔那伐弹那国（Puṇḍravardhana）、三摩呾吒国（Samatata）及以东六国和羯罗拏苏伐剌那国（Karṇasuvarṇa）的记载。这些国究竟在今天什么地方？学者们之间是有争论的。但是奔那伐弹那国、三摩呾吒国和羯罗拏苏伐剌那国都是在今天的孟加拉国境内，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关于奔那伐弹那国，玄奘写道：

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居人殷盛，池馆花林往往相间。土地卑湿，稼穑滋茂。般橠娑果既多且贵，其果大如冬瓜，熟则黄赤，剖之中有数十小果，大如鹤卵，又更破之，其汁黄赤，其味甘美，或在树枝，如众果之结实，或在树根，若伏苓之在土。气序调畅，风俗好学。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天祠百所，异道杂居，露形尼乾实繁其党。

关于三摩呾吒国，玄奘写道：

周三千余里。滨近大海，地遂卑湿。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稼穑滋植，花果繁茂。气序和，风俗顺。人性刚烈，形卑色黑。好学勤励，邪正兼信。伽蓝三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并皆遵习上座部学。天祠百所，异道杂居，露形尼乾，其徒特盛。

短短的一段话，对当时孟加拉的风土、人情、物产、果实、宗教、信仰，都做了生动具体的描绘。玄奘的记载今天成了极其珍贵的文献。玄奘本人也成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唐代另一个著名的高僧义净（653年—713年）也曾到过孟加拉。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他提到僧哲禅师，“思慕圣 ，汛舶西域，既至西土，适化随缘，巡礼略周，归东印度，到三摩呾吒国。”可见另一个中国和尚僧哲禅师也到过孟加拉。

此外，唐朝还有很多中国和尚到过孟加拉，我们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孟加拉这个名字，在中国古代的史籍中，以及唐代的地理书或旅行记中，似乎还没有出现。据我所知道的，最早出现是在宋代。《宋史》四九〇（开宝八年冬）“东印度王子穰结说啰来朝贡”。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开始有关于孟加拉的记载：

西天鹏茄啰国都号荼那咭城（Janagar）。围一百二十里。

金朝兴定四年（1220年）乌古孙仲端西使也到过孟加拉。元代大德三年（1299年）奔奚里遣使来中国，带来虎、象及桫罗木船等物品。所谓“奔奚里”，指的就是孟加拉。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谈到朋加剌，指的也是孟加拉。

到了明初，由于东西交通频繁起来，中国书中有关孟加拉的记载也一下子多了起来。《明史》卷三二六记载说，永乐六年（1408年）榜葛剌王霭牙恩丁遣使来朝贡方物。七年（1409年）其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受到隆重的招待。自是比年入贡。十年（1412年），贡使将至，遣官宴之于镇江。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赛勿丁为王。十二年（1414年），嗣王遣使奉表来谢，贡麒麟及名马方物。十三年（1415年），遣侯显往榜葛剌。正统三年（1438年）贡麒麟。四年（1439年）又入贡。自是不复至。

在明初最著名的事件是三保太监郑和（1371年—1435年）下西洋。他曾几次到过孟加拉。随从郑和出使的人写了书。传到今天的有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这些书大概有些地方是互相抄袭的。我现在只把《瀛涯胜览》中有关孟加拉的记载抄录一段：

榜葛剌。地广人稠。财物丰硕。自苏门答剌国海行见山。并翠蓝岛（今晏陀蜜及呢古巴拉二群岛）西北行二千里方至淛地港（Chittagong）。更小舟入。五百余里至锁纳儿港（Sunurganw）。舍舟而陆。西南行三十五里站，至其国。有城郭。王宫暨大小府寺皆在城。乃回回人。风俗淳厚。男妇皆黑色。白者稀。男皆视发。白布缠身。圆领长衣。仍束 帨，蹑皮履。王及将领冠服，用回回制。甚洁整。语言榜葛俚（Bengali）自成一家。亦有巴儿西（Parsee）语者。市用银钱，曰傥伽。重三钱。径寸二分。面有文。以此权物价重轻。亦有海 曰考黎（Cowry）。婚丧皆回回教。气候常热如夏。

其余两书都差不多，我不再抄录了。汇集马欢、费信等的书而成的《西洋朝贡典录》，内容也一样，也不再抄录了。《明史》的记载，《皇明世法录》卷八一的记载，有的也从这些书取来，内容差不多，更没有抄录的必要。

在明代编辑的《华夷译语》中有《孟加拉译语》一书，是专门供给中国翻译学习孟加拉语言的。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两国当时交往之频繁、友谊之密切了。否则，还用得着翻译教科书或翻译手册吗？

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〇中有郑和航海图，用地图把他从中国出发到亚非许多国家的航行路线画了出来。其中也有榜葛拉，旁边画着撒地港的地形，就是今天的吉大港（Chittagang）。

在这些交往中，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中国造纸术传入孟加拉。中国是发明造纸术的国家，这种技术传遍了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孟加拉。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描述孟加拉的纸说：

一样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

《西洋番国志》里说：

一等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亦有树皮所造。

《西洋朝贡典录》讲到，孟加拉“有桑皮纸”。

第二是丝和瓷器。中国也是丝的原产地。丝当然也传到了孟加拉。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说：

（孟加拉）贸易之货用南北丝、五色绢缎、丁香、豆蔻、青白花器、白缨之属。

《瀛涯胜览》，榜葛剌国说：

货用金、银、布缎、色绢、青白花瓷器、铜钱、麝香、银珠、水银、草席、胡椒之属。

明费信《星槎胜览》的记述与《瀛涯胜览》同。《西洋朝贡典录》记榜葛剌“女子椎髻、短衫、围色布丝棉”。当时孟加拉丝织技术还不高。《瀛涯胜览》等书中说：

桑柘蚕丝皆有，止会作线缲丝嵌于中并绢，不晓成绵。

明初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孟两国的来往少了起来。特别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东方以来，我们的来往更受到阻碍。但是，人民的来往是什么人也阻止不住的。从中国清代的一些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来往的记载，清谢清高《海录》卷上就有关于孟加拉的详细记载：

明呀喇，英咭利所辖地。周围数千里。西南诸番一大都会也。在彻第缸海西岸。由彻底缸渡海，顺东南风约二日夜可到。陆路则初沿海北行，至海角转西，又南行，然后可至。为日较迟，故来往多由海道，其港口名葛支里。

除了谢清高以外，清代还有很多官员、学者和商人到过孟加拉。

从他们留下来的生动细致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孟加拉的经济非常繁荣，文化水平很高，也许在当时的天竺是最高的。一直到今天，孟加拉文学，无论在印度或是在孟加拉国，水平都是最高的，其根源就在这里。

不管古代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和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不管我们对这种情况感到多么骄傲与欣慰；更重要的是我们目前的友谊与来往更加令人欢欣鼓舞。1947年印、巴分治，东孟加拉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我国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12月28日和1964年2月24日两次到达卡访问，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第一次访问达卡的时候，欢迎群众竟多达二十万人，占当时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见孟加拉人民对中国人民友谊之深厚。1971年12月，孟加拉国成立，穆·拉赫曼当政，我们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民间往来从未中断。1974年10月13日，孟加拉国遭受水灾。中国红十字会向孟加拉灾民赠送小麦五千吨，若干针织品和毯子。1975年4月10日，孟加拉国总统对董必武同志逝世向周恩来总理发来唁电。1975年5月，在我国广交会期间，两国第一次签署了四个贸易协定。1975年8月15日孟加拉国改换政府。8月31日周总理电告孟加拉国总统，中国承认孟加拉人民共和国。9月1日，艾哈迈德总统复电，欢迎中国承认，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1975年10月4日，两国外长在纽约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了。我们两国的友谊日益增强，往来日益频繁。1976年5月至7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孟加拉国先后派出了贸易、孟中友协、新闻和乡村发展等四个重要代表团到我国来访问。同年十一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孟加拉国。在这几年里，只是我一个人在北京大学就招待过几个孟加拉国的代表团。其中一个是宗教界代表团。由于我们的友谊基础雄厚，源远流长，所以我们总是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的感情总是很容易得到交流与共鸣。

1977年1月，齐亚·拉赫曼将军访华，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大大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两国签订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8年3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孟加拉国，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3月18日，李先念副总理访问孟加拉国，以齐亚·拉赫曼总统为首的孟加拉国广大官员和人民群众举国上下，隆重热烈欢迎了中国人民的使者。李先念副总理和齐亚·拉赫曼总统在讲话中总是强调我们传统的友谊，共赞中孟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尽管我们两个国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同属第三世界，我们在国内有许多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在国外我们面临着许多共同的任务。在这风云多变的大地上，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站起来，反抗大小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我们的传统友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现在又添上了新的内容。我希望，而且也坚决相信，我们这十分古老的而又有了崭新的内容的友谊将会日益加强，将会开出更加灿烂绚丽的花朵。

1979年5月

答《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记者问

记者：您对东方文学，尤其是印度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首先想请您谈谈研究东方文学的意义。

季羡林：我天生地和人为地成了一个杂家。对印度文学、语言、历史、宗教等等，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深入。我自己深以为苦，想改一改，但恐怕希望不大了。因此我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根本谈不上什么造诣，更谈不到“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