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佛教倒流，一个是道教西流。佛教的发源地是尼泊尔和印度。从那里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经过了中国的改造与发展，又传回印度。道教的发源地是中国，在唐代有传入印度的可能。只因翻译《道德经》的时候在如何翻译“道”这个字，和尚道士发生了争吵，翻译工作停了下来。否则，老子《道德经》就很有可能传入印度了。在这里，只有第一个例子属于倒流的范畴。《宋高僧传》用根干和枝叶来比喻印度和中国，说明枝叶也能变成根干。这比喻很形象，很生动，也很有趣，耐人寻味。这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文化交流中确实存在着倒流的现象。可是我们现在讲文化交流的书没有哪一本强调这种倒流现象的。这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宋代的一个和尚能注意到这个现象，说得又如此生动、深刻，又不能不算是一件喜事了。

《含光传》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就是中印两国文化的差异问题。我再引一段原文：

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

“东人”和“秦人”，指的是中国人；“西域之人”指的是印度人。这里的“性”，指的是本体、本质、自性、原因，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中印两国人民对待哲学根本问题，态度和办法是有差异的。

一千年前的《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看到了文化倒流的现象，又从而分析了中印思想方法的差异，扩大来看，也可以说是分析中印文化的差异，这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这种中外文化差异的观察与分析，后来一直有人在做。近代注意介绍西方思想的思想家严复是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他曾说过：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

所有这一些观察，都具体确实，细致入微。虽然我们不一定全盘接受，但对我们很有启发，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掀起了一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讨论，在国外，有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之说。在国内，有的人主要讨论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异同问题。有人认为，这一场论战规模大，持续久，也更深入。但是后来终于也没能得出什么一致的结论，就销声匿迹了。

到了最近一二十年，这样的观察与思考又以比较文化的名义重新振作起来。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许多学者都对于这个问题表现出异常大的兴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十分令人鼓舞。我们研究比较文化，我们研究文化交流，决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除了学术意义以外，还有现实意义。在过去，由于历史情况、地理情况等等的不同，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但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到了今天，历史情况、地理情况等等都大大地改变了。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时时刻刻生活在文化交流中，都从文化交流中既得到物质利益，也得到精神利益。从人类发展的前途来看，全世界文化的大汇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可能需要极长的时间，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千年以上；但是汇流终究必然会来到的。1827年1月31日，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在同爱克曼博士谈话的时候讲到，他正在读一本“中国传奇”。根据这一本中国小说，歌德评论了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来一些特点，他的总印象是，中国人严格遵守道德和礼仪。话题一转，歌德又讲到法国诗人贝朗瑞。他认为，中国诗人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非常值得注意。他最后说：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见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预言一个“世界文化”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进行文化交流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给这种“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大汇流做准备工作吧。这种研究至少能够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共同保卫世界和平，难道说这不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吗？

1986年3月5日写完

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

近一二年以来，全国学术界掀起了一个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许多专家学者，老中青都有，都参加了进来，发表了很多很好很新很有启发性的意见。尽管大家的意见还不能取得一致，但是这真正贯彻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认真贯彻过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与我们提出的两个文明的建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我们全国人民生活中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我在学习、思考之余，也想发表一点意见，主要是讲文化交流。我讲的是广义的文化交流，不限于精神方面，也包括物质方面在内。

首先我要讲文化交流无所不在。不管我们意识到与否，我们今天的生活，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无一不与文化交流有关。试想一下，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在科研机构或者学校里所研究探讨的，哪一件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乘的、坐的、住的、用的，又哪一件是完全土生土长的？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我们古代有吗？可可、咖啡、纸烟、可口可乐、啤酒、香槟、牛排、面包，我们过去可都有？例子不要再举了，这都是大家熟知的。我们的花草里面，茉莉花，连名字都不是中国固有的。我们吃的土豆、老玉米、菠菜、葡萄，以及许许多多的水果蔬菜都是外来的。用的乐器：胡琴、钢琴、小提琴、琵琶，等等，也都是外来的。至于中国东西传入国外的，那就多得说也说不清。所以，我可以归纳起来说一句：文化交流无所不在。

从历史上来看，自从人类开始学习使用工具，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了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氏族、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无时不在，无地不在。这种交流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交流。今天我们习惯于把文化交流限定于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其实不必这样拘泥。交流活动是不受国界、地域和时间限制的。我现在又可以加上一句：文化交流无时不在。

文化交流，换一句话说，人民之间，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是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这一个因素，人类文化的进步是无法想象的。鲁迅先生有名的“拿来主义”，其内容也不外就是不拒绝向外国学习，换句话说，也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互相交流时，产生的现象异常复杂，有交流，有汇流，有融合，有分解，有斗争，有抗拒，有接受，有拒绝。千变万化，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世界民族，无论大小，无论新旧，都会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总会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有所贡献。哪一个民族，除了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分子以外，都必须承认，哪一个民族也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人类文化的唯一的创造者、施与者，而不是接受者。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各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在质和量方面也不可能完全是相同的。

一个文化传入另一国以后，往往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有的外国文化不会一下子就被另一国接受。适应往往就意味着改变，它必须根据新的环境改变自己一些特点以适应当地的需要。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以后，首先要适应汉代的思想情况，好像它也是当时流行于中国的道术之一。甚至在翻译名词方面，也努力采用一些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词儿，比如早期佛教译文中的“孝”字就是显著的例子。也还有一些东西，比如一个外国名词输入到另一个国家以后，有的始终保留音译，有的就从音译逐渐化为意译，然后才立定了脚跟。比如英文president这个词，清末初输入时音译为“伯理玺天德”（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书），这个名词大概太古怪，太不适应中国群众的口耳，逐渐改为意译“总统”，才最终为大家所承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文化交流中，还必须处理好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的关系。大概这里只能用一分为二的理论来处理。每个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最自然、最行得通的办法。

还有一个以哪个文化为主的问题。我认为，当然以本国文化为主，决不能反客为主或喧宾夺主。以中国为例，我们首先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与此同时，分析、接受外来文化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精华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常提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吗？所谓中国特色，我认为，就表现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留下来。就算是精华吧，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也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不是过去我们搞的那一套僵化的教条），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科技都在内，使之为我所用。这样做，不可避免地要带进一些消极的东西。这用不着害怕，我们人民是有鉴别能力的，即使流行一时，也决不会“万岁”的，将来终必被扬弃。我们也不必怕什么资本主义，现在大家都承认，我们中国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并不多。资本主义也是有好东西的，比如管理体制等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吸收。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打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呀，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仿佛就要去见马克思似的。这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

我们建国以来，“四人帮”时期是胃病严重时期，可以说是已经病入膏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结果，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全国人民喜气洋洋，我认为，这不但是我们建国后最好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文化交流最好的时期之一。它的影响今天只能说是刚刚开始，真正巨大的影响还没有表露出来。它将对我们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起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后代的子子孙孙也会长远蒙受其利益，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1986年8月19日

我们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

中国文化有精华，搞现代化当然要发扬这些精华。但是眼前主要是反封建糟粕。眼前是什么情况呢？胡启立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提到一句现在群众中流传很广的话：“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很有代表性。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又有一肚子气。这个问题不解决，现代化也很困难。紫阳同志在报告中常用“理顺”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气不顺才骂娘，问题的根子在什么地方呢？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一次谈话中说：“你们总批复辟资本主义，你们没有资本主义，怎么复辟呢？”我认为我们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包袱很重，最重的是封建思想包袱。骂娘也与封建思想文化有关系，例子很多，比如官僚主义、一个人说了算、高干子弟的特权问题、走后门等等。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封建主义的。有人说，世界上的东西都怕时间，而时间唯独怕东方人。不尊重时间，也与封建思想有关。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视时间、重视效率。这些弊病不去掉，中国的问题很难解决。大家都知道，我们缺少一个资本主义阶段，但又不可能像打篮球一样要求“暂停”，把社会主义停下来，搞资本主义。这一课怎么补？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就是补课之一。我认为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非常了不起，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这是解放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将来如果写一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我认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它的意义和十月革命、1949年全国解放同样重大。

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共产主义无非是想让人生活得更好。我在“文革”中的“罪行”之一就是“宣扬唯生产力论”，现在我还坚持这种观点。生产力不发展，其他都是假的。插一句题外话，现在史学界在讨论史学危机，我看确有危机。老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直萌到唐朝，起码是明末吧。这样的研究不发生危机才怪呢。日本明治维新前和中国差不多，1949年我们的生活比他们强，可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他们能这么快地站起来？值得研究。日本是资本主义，可天皇很有权威，也有宗教迷信，光京都就有一千七百多个大小庙宇神社，但他们注意到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些东西都没有成为他们发展生产力的阻碍。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有了前途和希望，翻两番就是讲生产力。中国这样一个大民族，对世界文化有过极大贡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丢掉，对不起子孙后代。应该强调的是，那些妨碍生产力和思想进步的封建主义东西，应有胆量讲出来，大家来改，这才是拨乱反正。我们的改革如果成功了，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就走了一条新路、正路。

1986年8月30日

《东方文化史话》^[1] 序

最近一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许多地区和城市都热烈地讨论文化建设问题、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等等。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它必将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起巨大的作用，它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了现阶段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

若干年前，我就开始形成了一种想法：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从希腊、罗马起开始的西欧文化体系。经过几年的验证和思考，我愈加要坚持这个看法。在这四大体系中，所谓东方文化，实际上占了三个，是世界文化的四分之三，它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将起更大的作用。这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要谈我们的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对世界文化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对包含三大文化体系的东方文化更必须有深刻的了解，其理自明，无待赘述。

那么怎样来了解世界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呢？

道路很多，但是总起来说，不外是亲身验证（这是直接的了解）和读书学习（这是间接的了解）这样两条道路。亲身验证是比较困难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走间接了解的道路。我们今天编这样一本书，就是想给走第二条道路的人以帮助。

想给走第二条道路的人以帮助，又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长篇大论、旁征博引的学术著作。这样的著作，我们必须去写。但这要有时间，而且是很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要白首穷经。我国广大群众是不能够等待这样长的时间的。目前，最切实可行而又像是及时雨一样的做法是写一些雅俗共赏、生动活泼，有别于“阳春白雪”，颇接近于“下里巴人”的著作。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工作。

文化的定义千奇百怪，我们取的是最广义的定义。举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东西，证明是对人类进步确有裨益的东西，我们都归入文明的范畴。我们这一部《东方文化史话》的范围就是这样。

据我们所知，这样的工作似乎在国内还没有人做过。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一点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力量也不能说是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有一点敢昭告天下，这就是，我们决不草率从事。幼稚是可能的，但决不马虎；浅显是可能的，但决不掉以轻心。

我就用这样几句坦诚明了的话为我们的书送行。它将来带回来的反馈会提高我们的认识，加强我们的信心。

1986年12月6日

[1] 《东方文化史话》，季羡林主编，张殿英副主编，黄山书社，1987年12月出版。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同志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在解放前讨论文化，讨论文化交流，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别，有过几次高潮。我的印象最清楚的一次是20年代。当时有人提出全盘西化，有不少人反对，曾讨论过一次“中西文化及其差别”。现在有一位老先生还在世，就是梁漱溟先生，93岁高龄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好多同志都知道。可是解放后这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年轻同志恐怕很难回想了，年纪大点的同志可以回想起来。我们解放后的文化讨论，据我回忆基本上没有过。这是什么原因呢？据我自己看法，就是我们受了一个大国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应该感谢。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教条。同志们知道社会学这个学科非常有用，比方人口问题就属于社会学的范围；劳动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等等，好多问题也都在社会学范围以内。可是一解放，我们社会学这门科学本身好像就反动了，非常滑稽。所以后来大学的社会学系也没了，关了。在同样的情况下，文化讨论也成了一个禁地。现在我们知道苏联是不大讨论这个问题的。所以一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中央的政策改变了。大家都感觉到，我自己也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受到大家拥护。所以过去不敢谈的问题，今天也敢谈了，大家思想真正是解放了。大家现在讲话确实是畅所欲言，这个情况过去从没有过，同志们可以回想。因此今天我们也来谈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

我们目前的情况同志们知道，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点国内外没有人不承认的，因为这是事实。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政治改革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下一步，就是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共中央已经发了个决议。所以现在全国对文化问题兴趣都很高，有几个城市开过比较大规模的讨论会，比方上海就讨论文化发展。文章发得很多，学会也成立不少。小规模的讨论文化问题的也很多，这种情况确确实实是空前的、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我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来研究这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来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很重大的作用。至于我自己，我不是一个专家，我对文化问题连半路出家都够不上，只在最近看了一些文章，也没看全。在看文章的基础上，有的同志让我谈过几次文化问题，所以现在我俨然成了一个文化专家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我不是故意在这儿客气，我是讲实话。现在我把我自己看文章的结果，考虑过的问题，给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不说是请同志们批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请同志们批评就证明你自己认为错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错，我要是认为错的话，就不应该给大家讲，给大家讲就是愚弄大家。我认为我是对的，可是它不一定对。我说是让咱们大家来讨论。

现在我想讲三个问题。原来我写的提纲已经过时了。写提纲时中央的决议还没发表，那时看的文章还不太多。写好了以后，我又用了些功，看了些文章，所以那个提纲基本上不大能用了。今天我讲的跟那个提纲恐怕有很大差别。前一部分差不多，后一部分的差别就很大，先跟同志们讲一讲。今天准备讲的三个问题是：第一，文化和文明究竟是相同在什么地方，不同在什么地方。第二，当前中国社会情况。第三，怎么样开展文化交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理顺各方面的矛盾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为什么讲这个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在我们报纸上，经常把文化说成文明。那么究竟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呢？同志们查字典也可以查出来，什么汉语字典都可以查。我现在把我的一些想法简单给同志们讲一讲。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我在提纲里画了一个图：有两个圆圈，中间是交叉的；一个圆圈是文明，一个圆圈是文化，意思就是文明与文化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有一部分是不同的。结果在打印时，两个圆圈都没了，光剩下“文明”、“文化”四个字摆在那个地方。同志们会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上面讲的。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两个词大概都是我们中国固有的。我们古代有“文明”，古代也有“文化”。同志们，你们要查一查《辞源》，旧的《辞源》，不是新的，它里面有解释，什么叫文明，什么叫文化。可是那个“文明”、“文化”，跟我们今天的“文明”、“文化”不完全一样。我问了一下搞日本问题的同志。我说“文明”和“文化”是不是从日本传来的？很多中国古代的词，日本借过去了，到了20世纪初年，我们又从日本借了回来，有好多这种词。我们讲“伦理学”等等，这“伦理”本来是中国的吧，可是这个词是从日本借回来的。我问他们“文明”和“文化”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呢？那几个搞日本问题的同志说“很可能”。中国固有的“文明”和“文化”，意思不一样。日本借了过去，我们又借了回来。这两个词翻的是外文，大家知道是英文，一个是“civilization”，一般翻为“文明”；一个是“culture”，一般翻为“文化”。我说“一般”，可是同志们你们要是细心的话，你查一查英文词典，英文词典是这样注的：“civilization”“文明”、“文化”，“culture”也是“文明”、“文化”。说明它们有共同的地方，有时很难分别。比方我们现在写一本书，叫《古代文明史》，大家觉得可以，是不是？古代文明嘛！我们换一个词《古代文化史》，行不行？照样行吧！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文明”和“文化”涵义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这“文明”是指什么呢？提纲里讲了，它指的是从一个野蛮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往前发展，人类的智慧增加了，这叫“文明”。那“文化”呢？就是人类力量的往前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中的艺术、科学等的智力发展。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文明是对野蛮而言，因为原来我们人类在原始时期是比较野蛮的，然后就文明了，文明对野蛮。那么文化对愚昧，就是最初他糊涂，他愚蠢，然后他聪明了，这叫做文化。是不是可以这么讲，文明对野蛮，文化对愚昧。现在我们平常讲话，说开车要“文明礼貌”，不能说“文化礼貌”，是不是？商店里“文明服务”，不能说“文化服务”。比方这个人，原来知识少，要学文化，不能说“学文明”。说这个人有文化，说“这个人有文明”，不行的。现在我们有文化部，同志问了，你文化部管什么东西呢？比方出版、图书馆，原来电影也管，现在电影分出来了，还有作家协会等组织，凡是文学艺术创作，这都叫文化。联合国有一个组织，叫教科文组织，是指科学、教育、文化。科学、教育、文化既然三个并列，那么文化就不包括科学、教育，如果包括就不能并列。最近我们中央决议里面，也讲到科学、教育、文化，也是这么提的。这种对文化的了解，我给它起个名，叫狭义的文化。狭义就是文学艺术叫文化。可是我们一般写文章，一般讲话讲的“文化”，那范围比这广得多。同志们，你们随便拿一本什么《中外文化交流史》，比方中国同日本、中国同印度、中国同美国、中国同德国、同英国文化交流，那里边什么东西都有。那就是广义的文化。关于文化的定义，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全世界给文化下定义，据说有200多个。我们在这儿不搞烦琐哲学，有些定义怎么说也不能恰如其分，它跟自然科学定义不一样。我讲的文化，还有好多同志写文章讲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这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这就叫做文化。当然还有别的同志，比如说庞朴同志，他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他这样讲，他说文化“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庞朴同志的定义也是跟我的了解差不多，是广义的。就是人创造的，不管精神的、物质的，只要对我们人有好处的，我们就叫它文化。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文化史，文化史绝对不是光讲文学艺术。我在这儿讲的文化战略发展问题的文化也是广义的，包括很多东西，与科学、教育、文化，那种狭义的文化，范围大小不一样。我想，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没什么重要，但讲讲有好处，因为你讲文化发展战略，你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如果狭义的话，我只能讲文学艺术，别的不能讲。我讲的是广义的，不是我们文化部那个范围的。这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就讲这么多，因为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当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因为我们谈文化发展战略，谈任何别的问题，出发点必须是我们眼前的中国社会。我们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人类的整个历史，我看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力发展。同志们知道，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唯生产力论”。还有什么智育挂帅，业务第一。老的同志知道，我在教育界工作了四十多年，大概好像我就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所以每次有什么运动，我要检查很容易，先检查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唯生产力论。不然就叫作修正主义。同志们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八大”精神是对的，1956年“八大”，就讲我们先进的社会制度，跟后进的生产力不相适应。同志们知道那个后果，唯生产力论被批得一塌糊涂。但是今天我们还得讲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就没有历史，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过上好日子是不可能的。过去有个误解，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就要吃苦头。在建设过程中间，吃点苦头是难免的，也可能有牺牲，这也是难免的。可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最终目的是让人类过上好的日子。怎么叫按需分配呢？这个需啊，精神的，物质的，你要什么有什么，这怎么是吃苦呢？原来谁也不敢讲共产主义是让人过好日子的。要讲这句话，恐怕也得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叫做修正主义，那不是很滑稽嘛！同志们回想一下，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在他墓前讲话，讲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一个人呐，一个吃，一个喝，一个住，一个穿，必须有这些东西。当然恩格斯重点讲的主要是马克思发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开头就说人们必须吃喝住穿。共产主义不是说让人饿着肚子，喝大锅清水汤啊，那不叫共产主义。我觉得这个事情与我强调的生产力的发展有关系。中共中央这个决议，同志们正在学习，这决议里有一句话，归根结底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决议是非常英明的。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共产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况和国外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忘记哪一篇了，说今天的3年等于20世纪初叶的30年，等于石器时代的3000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从全世界范围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你稍一不注意，立刻有新的东西出现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因为这个跟我以后讲的有联系，我在这里先提一提。今天如果我们3年慢慢腾腾地不动，就等于石器时代的3000年没有动，等于20世纪初的30年没有动，那一定要落后。我们眼前的社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眼前的社会也是在那儿急剧变动，同志们都感觉到了，我们现在也是变动得很厉害。我看到徐惟诚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讲我们现在是有四个变化，是劳动方式在那儿变化，分配方式在那儿变化，交往方式在那儿变化，生活方式在那儿变化，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不停地在那儿变化，在这四个方面都在那儿变化。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眼前的社会是什么情况，下边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正确。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封建思想还有影响。大家都承认，封建思想的包袱我们还有。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外国作家闲谈，谈到说“资本主义复辟”，她讲了一句话：“你们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复什么辟呀？”她的话恐怕有一点道理。但是不全面。资产阶级的影响还是不能低估的。另外好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间，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比方商品经济，讲究效益，讲究效率，讲究管理，这个我们也缺少。换句话说，在某些方面，我们还要对资本主义加以研究，得学它这些东西。现在大家对我这种说法，不会有什么反对的。如果倒退20年，我要讲这么一句话，恐怕起码得批我两个礼拜。说资本主义还要学习呀？你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吗？我们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只要是好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矛盾很多，我们一个领导同志讲了一句话，这原来恐怕是老百姓讲的吧！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端起碗来吃肉”，就说明我们生活好了，有肉可吃嘛！这个事情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现在城、乡各个方面生活确实有改善，这个不能否认，都有肉吃了，这个没问题。那下一句话可真怪了，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呢？这就很难说了，你吃了肉应该感觉很舒服嘛，肚子有油了应该很舒服嘛，为什么还要骂娘呢？在座的同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时也有些牢骚，说些怪话呢？我有时也说些怪话。看了不正之风，有一些方面情况不那么令人满意，也讲些怪话；我倒没骂娘，没那么严重。这就说明现在这个社会有矛盾。有矛盾气就不顺，气不顺他才骂娘哩！气顺的话骂什么娘呢？应该理顺一下，让它顺当。“理顺”这个词过去不大多见，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好。就说我们现在不顺，才需要来理顺，理顺了，就用不着再理了。根据我自己的解释，之所以“放下筷子骂娘”，就是上面我讲的新矛盾的反映。怎么讲呢？比方现在大家讨论很多的，大家最不满意的是“不正之风”，要举例子多极了，说是什么“服务态度不好”、“高干子弟怎么怎么样了”、“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了”，又是民主不怎么样了，法制不怎么样了，那意见多极了。还有人说我们不尊重人才，不尊重知识，不讲效率，不重视时间，这种弊病多极了。我觉得，有的意见说过了头，不符合实际情况。其中有的也是正确的。从前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西方的人讲过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可以供我们参考。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害怕时间，时间唯独害怕东方人。”东方人包括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朗这些人。我觉得这句话里边有一部分真理，“时间”这个概念，咱们到今天恐怕还不是那么很重视。我们现在知道，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我们也讲，可实际上呢？我们做的时候还是不行。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包括不管在哪个单位，好多做法都是浪费时间。我还看了一篇文章，里面说一个人一生平均大概有60万个小时。那么你要浪费一个小时就浪费60万分之一。时间对人来讲不是无穷无尽的。你不珍惜时间，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可是我们现在对于时间，普遍的现象不那么重视。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的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人民的情绪那是向上的，这个你无论如何否认不掉。生活有提高，当然也不能说我们十亿五千万人口生活都提高了，也不能那么说，还有极少数有困难的，我们讲实话。可绝大部分都提高了。我们今天社会有好的方面，这不成问题。可我们今天社会，还有很多不好的方面，我们决议上怎么讲的呢？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上是这么讲的：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严重的消极现象还有待于我们用很大的努力去消除。“严重的消极现象”，我体会刚才讲的都包括在这里边，是不是？党中央的决议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完美无缺，十全十美，好得不得了啦，不是这个意思，消极现象有而且还是严重的，不是一般的，就是说我们得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往前进就很困难。我现在讲的东西，跟我们要讲的文化发展战略有关系，你要摸不清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情况，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在什么地方，你如果不讲的话，你谈文化发展战略就没有根据。你知道你为什么发展吗？向哪个方向发展吗？为什么发展吗？我们先要把我们整个的情况，一个世界情况，一个中国社会情况摸清楚，然后才能谈到这个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要不然没法谈，谈的话也是空的。所以现在我就简单地把前边两个问题讲一讲，一个就是文明和文化的同和异在什么地方，第二个就是中国当前的情况，里边包括世界的情况。

今天主要讲的是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正是我那个提纲里边基本上没有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怎样开展文化交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理顺各方面的矛盾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边那三个是为后边这一个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为什么专讲文化交流呢？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难道就是一个文化交流吗？当然不是。现在文章多极了，我自己认为，在我们中国的今天，要讲文化发展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交流，这是我的想法，因此我着重讲这个内容，我并不是说，除了文化交流之外，文化发展战略就没了，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中央的政策，我们中央的领导人屡次讲“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我刚才说了，这个政策非常正确。专从文化方面来讲，我那个提纲上有，我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这里边没什么深奥的意思，只是想强调，我们要开放，要拿来，要交流。就是强调这几点。讲到文化和交流，恐怕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我自己的看法，世界上任何民族，不管是大民族，不管是小民族，从它有历史那一天开始，就是文化交流的历史。同志们可以设想，原始时代那些小的部落，也要交流。比方这个部落里边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能够吃，什么草能够吃，就传到另外一个部落。比方这个部落里拿块石头可以做工具，那么可能就传到另外一个部落。总之这种事情，从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是文化交流。就说我们现在吧，在座的同志，从头顶到脚下，你们检查检查，哪一件不是文化交流的东西？头发是这样吧，前清时不是梳辫子吗？现在我们头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穿的衣服不是长袍马褂。长袍马褂也不是黄帝老子传下来的东西。你手里拿的钢笔是中国的吗？你穿的裤子是牛仔裤、喇叭裤，下边是皮鞋、尼龙袜，戴的是眼镜。在座的同志你们自己考虑考虑，从头到下你们离不开文化交流，离了文化交流你现在的生活寸步难行。你出去骑自行车，这不是交流来的？坐汽车，不是交流来的？我眼前摆的这些玩艺，什么扩音器之类，不都是交流来的吗？我说文化交流从人类一开始就有，而且是离不开。现在好多东西，我们不考虑则已，一考虑就这样子，从头顶到脚底都是交流来的。比方我们现在吃面包，喝啤酒，大家知道啤酒这个字不是中国字，我们抽纸烟，烟也不是中国固有的；喝咖啡，坐沙发，喝可可，这不都是交流的？哪个是我们的？有些东西同志们不知道它，比方胡萝卜，大家一听“胡萝卜”，这个“胡”字就说明这不是中国的。拉胡琴，“胡”是外国的，吃洋葱，吃西红柿，洋柿子，这大家都知道。同志们吃的菠菜，天天吃，你知道这菠菜是哪国来的？这菠菜“菠”的本身就是音译，不是意译。它叫菠薐，菠薐菜，是印度、尼泊尔那一带产生的。你只要追究起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交流。那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也有交流来的呢？咱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我刚才讲了我们拿来了外国的物质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我们都学外国，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哪是那么回事呢？大家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这个纸是中国先发明的，当然后来人家改进了，是不是？火药，是不是？罗盘，是不是？那多了。另外我们的丝，我们的茶叶，我们的印刷术，那多极了。所以说中国是很伟大的民族，我们对世界文化，对世界文明，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个什么时候你也不能忘掉，外国人也不能不承认。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接受别的国家的，所以这才是“交流”，如果光抄别人的，那不叫交流，如果光给别人，也不叫“交流”。所以现在哪个民族也不能讲，这个文化是我们这一个民族创造的。哪个民族也不能这么讲。如果这么讲的话，只有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希特勒，他们讲。他们是什么Nordic人种，那种人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我们这种人是文化的破坏者。法西斯是骗子，是疯子。脑筋正常的人是不会那么讲的。世界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人类共同文化做出了贡献，当然贡献不完全一样。我刚才讲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我们有很伟大的贡献，这个你不能否认。那最初呢，文化交流大概由于交通工具和地理知识限制，有限度，过去石器时代，你出去走路能走多远呢？可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交通工具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我曾经开玩笑，我说唐僧取经，从中国到印度，走了3年，现在5个小时到印度，唐僧当时他能相信吗？没人相信。地理知识一天一天扩大，因此交流也就一天比一天频繁，越来越频繁，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交流快得不得了。平常我对这个事情不大注意，前几年我看见的是喇叭裤，下边一大块；现在我一看没了，又瘦又尖，成了牛仔裤了。这怎么来的呢？喇叭裤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牛仔裤也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都是外国来的，而且变得很快。穿衣服恐怕变得最快，特别在我们这些青年同志身上最快，我们这些老头子看不出来了，反正几十年一贯制。我的意思就是说，历史越往前进，交流越频繁，交流内容越深刻、越多。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古代的我想不讲它了，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以后，我们中国近代史开始，我们这个国家同外国的来往，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因为这个跟我们以后讲的有关系。所以必须说一说。我们现在讲中国近代史，有一本书，一个洋人写的，叫《剑桥中国晚清史》，他讲了一句：中国近代史，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冲突。这是讲历史的内容。当然他这个意见，不是他一个人讲的，说这话的很多。就说我们近代史，不管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都体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陈独秀他也讲过：“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扰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之八九。”陈独秀最初是写文言文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一样，很不一样。他这个“数百年来”，就不限于鸦片战争以后了，甚至可能包括明朝末年，什么利玛窦、南怀仁那一批人到中国来，结果弄得我们国家扰扰不安，老出事，是不是啊？出事原因，他就说是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结果产生了这么一种后果，社会搞得不安，看来他的这种意见恐怕还是对的。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过去我们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也是存在的，不能否认，是不是？可是你以文化冲突做一条线，也未始不可。用这一条线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有道理。不论经济、政治，是不是？用我们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来太平天国，后来什么甲午战争，什么各种各样的动荡，这是从政治上来讲，都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从经济上来讲，我们旧的那种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被欧洲的商品经济给破坏了。我这个年龄的人，年轻时候还感到了它的破坏。原来我们在家乡吃白面都是自己用磨来推的，弄一头牛、一头驴来推磨；穿衣服是自己织的布。后来我们叫“洋面”，现在叫面粉，就不是中国面，而是机器大生产的结果，这种洋面慢慢地、慢慢地就把农村那个面压倒了。农村的织布机现在根本就没了，早就没了，在我小的时候，10岁的时候还有。所以说中国经济，农村那种自然经济被欧洲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了，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也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思想上也可以看出来，有两种文化的冲突。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实际上还可以再远一点，从明末讲起，像陈独秀讲的这个“数百年来”，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造成了、构成了我们中国的近代以前一直到近代的历史。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我们讲近代史也可以是讲近代史里边的东西方文化又冲突又汇合的一种表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在这里边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从1840年到现在146年，就算150年吧，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实际上讲到五四运动就可以了，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是另外一码事了。也可以说是从1840年到1919年，这样的话就是80年。80年从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有这样几个问题。你讲文化交流，交流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呢？我看了一些材料，三分法占主导地位，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有一个人，是19世纪下半叶的，叫曾康，他写了一本书，叫《翼教丛编》。他是拥护孔教的，翼教，教也者，指孔老夫子之教也。他当时是比较右的，比较落后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从什么地方讲的呢？“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变夷”，就拿中国来把外国人改变。他分三个层次，一个是“技巧”，技工的“技”，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政，政治的“政”，他指的是政治制度，跟技巧不一样了，第三个是教，不是教育，而是教化，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分三个层次“技、政、教”，从物质的一直到精神的，中间经过政治制度。到了1916年，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叫《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那时候还没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1919年。他这里边也分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学术”，学术指的是这些东西：西教、西器、火器、历法、制械、练兵。历法是从前的皇历，现在咱们的月份牌。这第一个层次，叫学术，学术意思就包括这些东西。第二个层次叫“政治”，指的是政府的制度。第三个层次叫“伦理”，就是自由、平等、独立，也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他这三个层次跟曾康基本一样，从物质最后到精神，都是这个样子。到了1922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叫《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怎么讲的呢？他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他的意思就是说，五十年以前，从1922年算起，五十年以前，中国人对自己的不足不知道，大概从1870年算起吧，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他感觉到中国跟西方交流分三个时期，也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器物，磁器的“器”，物质的“物”，就是物质的东西。第二个叫制度，意思一样。第三个叫文化根本。你看梁启超也是分三个层次，而且内容跟曾康、陈独秀一样。他们三个人都是从物质到精神。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在鸦片战争以后，同西方来往，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大概就是这么三个层次。从物质到精神，从低级到高级。这个意见看起来是能够成立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现在看一看，中国同别的国家文化交流的历史多极了。中国同印度、朝鲜、越南交流；同日本、美国、英国、德国也都交流。大概一般讲起来，开始总是从物质开始，而不是精神的。物质，比方说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穿的东西，这个很具体。拿来以后就能吃，能用。我现在还想给同志们讲一个我自己正在搞的课题。我们现在吃糖，白糖、红糖，这糖不知同志们考虑过没有，每个人天天吃，可是糖的背后有人类一部很复杂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咱们中国过去不吃白糖，甘蔗有，没有白糖。最初我们叫糖的东西，在汉朝是关东糖，麦芽做的。糖是物质的东西，这物质的东西一旦产生、一旦制造出来，它就流遍全世界，因为每个人吃糖都很满意，很甜、很舒服，很容易学，也用不着思想斗争。我的意思就是说，文化交流开始的时候一般说总是从物质开始的。因此这个三分法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三个人都一样，是不是抄袭？不知道，也许是独立思考，达到的结论都一样。这三个人一点没区别，就说明这个东西是接近真理的。到了现在，我们这儿还有研究这个问题的。我刚才说的庞朴同志，上面我谈到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庞朴同志分析这个问题，也是分了三个层次。他叫什么呢？他第一个叫物的部分，事物的“物”。物的部分指的什么东西呢？他讲物的部分就是指的马克思称之为“第二自然”的。这是第二自然，不是第一自然，就是对象化的劳动，就是用劳动制造什么东西。对象化的劳动，指物的部分。这是第一。第二个层次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心和物结合。这里边指的什么东西呢？指的就是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等等。第三个层次呢？是心的部分。物、心物、心，这么三个层次。心的部分，叫核心层，指核心，最中间的，这里指的什么东西呢？这里指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这是心的部分。他这三个层次跟上边讲的也一样，从物到心，中间有一个过渡，过渡就是制度，上边几个人都讲的是制度。这是文化交流的内容方面，有这么三个层次。大概第一个层次最容易交流，这是没问题的。同时这三个层次还代表三个时期，就是从1840年到1919年，这80年中间，这三个层次代表了三个时期。这物的部分呢？就是自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在这个阶段上，中国人就说“师夷之长技”。师，以他为老师，学习夷人。夷，外国人。学习外国人擅长的技术，船坚炮利，造大炮，造战船。第二个层次是第二个时期，就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戊戌变法，要改变这个制度，要搞君主立宪，这是制度嘛！辛亥革命大家也知道，它也有它追求的政治上的理想，就是废除君主制度。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呢？心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说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等等等，这是从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在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现在不是有一个名词，一个常用词吗？叫做反思，自己来思考。五四运动是最清楚的了，当时讲的五四运动要两种东西，一种德先生——德谟克拉西——民主。一种赛先生——赛因斯——科学。要民主，要科学。反思，怎么反思呢？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民主，反思的结果要这个东西。所以我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文化交流的三个层次，三个层次代表三个阶段，就说明我们清朝末年的中国人一直到民国以后的中国人，都在那儿考虑这个问题，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东西，考虑结果就这么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提高，发展是非常自然的。

刚才我介绍了几个文化交流内容的三分法，还有另外一些三分法，如周一良同志在《光明日报》1986年6月24日“史学”上写过一篇文章，叫《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他也是三分法，不过他这个三分法跟前面说的几个不一样。他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叫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指的哲学、文学、美术、音乐以至宗教等，主要是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这叫狭义的文化。第二个叫广义的文化，指政治、经济。政治指典章制度，经济指生产交换，以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俗。里边包括生产工具、服饰、房屋、饮食、车船等生活用具，这叫广义的文化。第三个叫深义的文化。狭、广、深，三个层次。深义的文化是在狭义、广义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共同的东西，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最有特征的东西。他举了个例子，拿日本来讲，说日本喜欢苦涩、闲寂、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周一良同志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讲的也是三分法。除了这些之外，也有四分法，台湾有一个学者叫余英时，他把文化交流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这跟三分法一样；第二个是制度，也跟三分法一样；第三个层次是风俗习惯；第四个层次思想与价值。好像是第一等于三分法第一，第二等于三分法第二，第三、第四等于三分法第三，好像是这么一种情况。

现在跟同志们谈几个问题，就是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叶，跟文化交流有关系的有三个问题。当时人们感觉到不向外国学习不行了。他们虽有这个感觉，但总是认为，向外国学习，只能学习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还是中国的好。他们是想向外国学习，但总还放不下架子，总还想“精神胜利”。因此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叫本末问题。中国四书中的《大学》有这么几句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总的意思就是说：物有本，有末。本是根本，末是末梢。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伦理道德是本；财，物质的东西是末。他们这个意思无非是说，西洋的东西是末。当时最羡慕的是船坚炮利，为什么船坚炮利呢？因为跟洋鬼子打仗打不过他们老吃亏，后来就感觉到，说他那个船比我们厉害，他那个炮比我们厉害，我们首先学这些东西，非学不行，因为咱们那个大刀片打不过洋枪洋炮。可是他们认为这是末。本是道德。我们中华帝国虽然末不如你，可是道德比你高，实际上反映的是“精神胜利”。他们这一个本末，中国为本，西方为末。后来郭嵩焘，同志们知道他是晚清时候一个比较著名的外交家，他有他的看法，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他说西洋人家本国也有本有末。什么叫本呢？什么叫末呢？其本，在朝廷政教，政治教化；其末，在商贾做生意、造船、制器，这是他们的末。郭嵩焘的看法比一般好像要高了一层。一般认为，西方没有本，只有末，他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船坚炮利，能造得好船，铸得好炮。郭嵩焘呢？他说人家也有本有末。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反映了什么呢？就反映了当时清朝有那么一批官僚，他们感觉到非向西方学习不行，可是心又不甘，不甘心，所以只好说：我是本，你是末。鲁迅讲的阿Q精神就是这类的东西。

第二个体用问题，一个体，一个用，跟上边那个差不多。体是主体，这个很清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教育、学术，这是体，这是基本的。说你们那套东西不是体，而是用，是为我所用的。这个体用问题大概同志们知道，在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在清朝一些官僚中间，有过长期的争论。长期争论的结果大体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反映的情况跟第一个差不多，不得不学，可又不甘心学，不敢于承认自己不行，结果我是为体，你是为用。严复，同志们知道严又陵，翻译《天演论》的，他对这个有点意见，他讽刺了。他怎么讲呢？他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说有牛这个体，用来负重，可以驮重东西。“有马之体，然后有致远之用。”就是说可以骑着马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是它的用，这个不成问题。他说“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他这个话讲得很俏皮，他是反对那个想法的。他说你以中国为体，以西方为用。你以牛为体，以马为用，是不可能的。马有马的用，马有马的体；牛有牛的用，牛也有牛的体。总而言之，这个问题也体现了当时官僚们的思想活动。现在这个问题还在那儿提，我听说李泽厚同志就讲，以西学为体，以中学为用，发表在《群言》上。是不是在《群言》上发表过？（好像发表过）我没看过他的文章。他讲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有些人起来纷纷反对。这是与文化交流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叫体用问题。

第三个问题夷夏问题。夷是洋人，夏天的“夏”是中华民族，外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这个也很简单，怎么叫夷夏问题呢？魏源是当时一个思想很解放的，也可以说是先进人物吧，他有一部书叫《海国图志》，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写出来的，很大一本。同志们有兴趣翻翻这部书，非常有意思。当时19世纪中叶距今一百四五十年前，他介绍了外国的好多东西，有些方面，我想我们今天还未达到这个水平。他介绍了好多书，好多情况，说美国跟中国通商，美国一年赚多少钱，输出多少东西，输入多少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现在如你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可能还有困难。我们与美国经济关系那么密切，可是有些数字，我是不知道的，也许搞经济的同志知道。当时19世纪中叶，那时候一些先进人物写了好多书介绍外国，都是非常详细的，包括地理、经济等各个方面。他们把英国的船只，包括多少战舰，都写得详详细细。魏源这本《海国图志》非常有趣，他这个人应该说是一个很开明、很先进的人物，可是他主张什么呢？他主张我们跟外国文化交流“以夷治夷”。同志们知道这个词。鲁迅写文章有时也讲到“以夷治夷”，用外国人治外国人，打外国人的牌。这夷夏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究竟是夷——外国人改变中国呢？还是中国人改变外国，以夏变夷，用中国来改变外国？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主张说：我们学习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而且非学习不行，船坚炮利；可是我们不能让它把我们化过去，说伦常名教，中国的伦常名教是不能变的。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什么本末问题呀，体用问题呀，夷夏问题呀，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给同志们在这里简单讲讲内容。虽然这三个问题名字听起来不一样，实际上表现的心情则是一致的，就是要学习，而又不甘心。我们天朝大国，我们有我们的好东西，就是学你们，你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当年有一个英国女王，不是伊丽莎白二世，而是伊丽莎白一世，她在位时正是明朝末年。当时伊丽莎白一世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明朝的皇帝万岁，目的是要求通商。英国是殖民主义国家，它要通商。这位英国女王说是没得到答复，当然没得到答复了。当时那个皇帝，他是天朝大国，中华帝国，地球的中心，一点也瞧不起英国。从前流传着很多笑话。外国人来要求通商，我们天朝大国皇帝不懂，大臣也不懂，一定说人家来进贡。到了北京的话，一定要洋人三跪九叩。那洋人是不磕头的，可是到了北京，不三跪九叩就不行，闹了很多笑话，多极了。这就说明鸦片战争以后，实际上我们力量已经不行了，可是天朝大国的架子放不下来，而且很愚昧，世界什么情况都根本不懂，一点不懂，出了很多笑话。实际上本末问题、体用问题、夷夏问题，都跟这个类似。当时有一些人是出过国的，如郭嵩焘，他就出过国，他不是土包子。可是到了外国看一看，看的也不是根本。不过当时还有一部分人，脑筋比较清楚。怎么叫脑子比较清楚呢？他们认为西洋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西洋不光有物质的东西，不光是第一个层次。这在当时就不得了了。如康有为就讲过，他说欧洲对人民实行仁政。我们今天看，当然也不会真正是仁政，康有为看的也不对了。他又说：“法律明备。”意思是说欧洲法律很明确，很完备。“政治修饬”，政治很好。“彬彬矞矞，光明妙严工艺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诚我国所未逮殆矣。”意思就是说，在欧洲政治、法律、社会风气都很好，我们中国赶不上的。他甚至这样讲，我们应该“折节而师之矣”。我们应该把人家当老师。所以说康有为这个人毕竟还是有脑筋的。当然除他之外，也有别人，刚才讲的郭嵩焘，还有薛福成等人。郭嵩焘这个人有他不清楚的一面，糊涂的一面，也有他清楚的一面。薛福成在他的日记《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里面，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他写道：郭筠仙侍郎，就是郭嵩焘，他回来当侍郎啦，是副部长，“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在外国当了几年公使，回国以后老讲，西洋的国政、民风非常美。“至为清议之士所觝排。”他这么讲话，当时好多人骂他。用“四人帮”的名词，就是里通外国、崇洋媚外。大概郭嵩焘也被扣上了这么些个帽子。另外还有个李圭，他在《环游地球新录》这一本书中说到机器造纸。他讲造纸本来是中国发明的，可是机器造纸是西方搞的，所以造的纸非常好。另外他还讲那些人都非常之敏捷、爽快、通达，不执滞。常看他们做事，头绪纷繁，问题很多，可是一转瞬间，就把一切问题都弄好了。可见李圭对欧美人也是赞美的。不多举例子了。这些例子说明什么呢？就说明19世纪后半叶，就在那三个层次中三个问题：本末问题、夷夏问题、体用问题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当时还有不少人脑筋是比较清楚的。他们说洋人好的地方，不仅是船坚炮利，人家的风俗习惯、办事的效率、法律也比我们强，不是都糊涂的。

现在，我想既然讲到这地方，我想是不是讲一讲东西方文化究竟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光讲这个问题，恐怕半天也讲不完。东西方文化，大家都感到有差别。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要不讲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下边讲我们拿来，究竟拿什么东西呢？拿来，拿好的啦，是不是？我们好的东西要发扬，我们不足的地方要改正，要拿外国的好东西来。当然要分清楚东西方优点何在，差别何在。关于这问题文章多得不得了。有一些我就不讲了，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李大钊同志。李大钊讲过东西方的差别，严复也讲过差别。同志们要看的话，可以看民盟中央出的一个刊物叫《群言》。《群言》就是大家来说话，是1986年第5期，上面我写了一篇短的文章，叫《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我在那里引了严复他对中国跟西方究竟有什么差别，在这里我就不讲了，可以看一看那篇文章。现在我讲一讲李大钊同志。他讲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首先是根本不同，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一个动，一个静，这是一点。东方是为自然的，西方是人为的；东方是安息的，西方是战争的；东方是消极的，西方是积极的；东方是依赖的，西方是独立的；东方是苟安的，西方是突进的；东方是因袭的，西方是创造的；东方是保守的，西方是进步的；东方是直觉的，西方是理智的；东方是空想的，西方是体验的；东方是艺术的，西方是科学的；东方是精神的，西方是物质的；东方是灵的，西方是肉的；东方是向天的，西方是立地的；东方是自然支配人间的，西方是人间征服自然的。李大钊同志举了这么多差别，严复也讲了很多。总之是东西方文明不一样。这些意见是不是都是正确呢？也不一定。刚才一开始我讲20年代讲到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老先生他有他的看法，甚至印度泰戈尔，那个大诗人，也有他的看法，我说不一定都正确。可是大体上，第一个我们得承认东西方有差别，第二个人家的好处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好处要发扬。李大钊同志的文章叫做《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就是根本不同的地方，同志们可以参考一下。他讲了很多，刚才念了一下。所以我想我们把东西文化中间的不同，把它搞清楚，对我们将来讲“拿来”有好处，要不然你不知道拿什么东西。

现在我就来讲我们的主题“拿来”，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就是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究竟拿什么东西呢？我做了一点研究，我的意思就是这三个方面，这三个层次都要拿来。我现在就拿庞朴同志的三分法来看一看。庞朴同志讲的“物”的部分，这个当然我们要拿。刚才我们说的这咖啡、这沙发、这啤酒、这牛仔裤和喇叭裤，这一系列的东西，只要好的，我们都拿。这是第一部分，在物的部分里边，只要好的，我们都拿，而且这个比较容易。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什么现象呢？最近才想到，就拿啤酒来讲，听说几年来，北京啤酒老是供应不上。别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我就很奇怪，我小的时候，没人喝啤酒，我小的时候连西红柿都没有，现在这么流行。可前几年，听到好多人讲，啤酒的味道跟马尿一样。你说啤酒是怎么好，也不敢说，反正我喝啤酒时间也不少了，我一直到今天也不敢欣赏这啤酒，我也喝。特别是可口可乐，我更不知道优点何在。喝我也可以喝，反正不是毒药，我都敢喝。可是为什么前几年说是啤酒是马尿，现在竟然供不应求，买不上呢？为什么原因呢？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非常有趣。一般讲起来，人的口味不大容易改变，四川同志你不让他吃辣，恐怕很难；山西同志不让吃酸，也很难。可为什么啤酒就能征服我们，从马尿到供不应求，这究竟是什么心理，值得研究。我在日本也有个观察。同志们知道日本过去吃大米，那现在呢？你到日本看得很清楚，老头还是喜欢吃大米，年轻人吃面包，什么“热狗”啊，他们都吃。咱们现在中国也有“热狗”了。日本“热狗”和面包多极了，都吃这个。有人还有理论，有什么理论呢？他说吃米的人长得个矮，吃面的长得大，个子高。而且还讲，从历史上来看，都是吃面的征服吃米的。各种“学说”都有。现在日本年轻人确实长得个子高。不过我们现在年轻人个子也高，现在中国人年轻人长高，也并不是什么遗传。同志们你想一想，我们社会上有好多父亲母亲不高，儿子女儿高得不得了。这个原因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对青年发育有好处，他思想负担没有了，父母打人的比较少了，物质条件好了，他的个子怎么不长呢？当然长了。在日本有人讲，他因为是吃面吃的，个子高了，他父亲祖父是吃米吃的，个子很矮。原因究竟何在？反正我觉得值得研究。口味问题非常有趣，特别是啤酒、可口可乐，我不理解。我也喝。你说让我赞美它，我也不赞美；我也不说它是马尿，也没那么严重。这都是闲话，总而言之，第一部分，物的部分，好的我们拿。第二部分心物结合的，比方说制度，制度我们也可以学习。比方我们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当然我们不是抄哪一国的，可是也不完全是中国的，我们发展了。现在我们公司里也有自己的管理制度；我们明确提出，我们的管理制度有的不好，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般讲起来，最困难的是心的部分，精神的，这个最困难。在这一部分里我们拿什么来呢？比方说是价值观念，这个恐怕很难拿，思维方式，这个也很难拿。审美趣味，我看倒是不难拿的。刚才讲的，喇叭裤一来，全都是喇叭裤了；刷地一下子一变，又都是牛仔裤了。这不是审美趣味吗？有人告诉我今年流行的型式是金字塔式，是这样一个型式，颜色是黄的，我没到大街上去观察。据说审美观念每年每年都不一样。而且这审美观念好像在全世界有一个指挥棒，现在的指挥棒好像是法国。原来中国的指挥棒是上海。鲁迅讲这个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妇女的穿着、衣服，其指挥棒是在旧社会的妓女手中，只要她们一穿，别人都来学习了。我觉得审美趣味拿来并不难，一下子就改变了。道德情操，这就困难了；宗教情绪、民族性格、价值观念，我看改变这些，也很困难，下面还讲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讲文化交流，讲文化发展的战略，不仅物的方面要拿，那不成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拿第三个方面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在这些方面，我看得要改一改，不改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发展就会很难，非常难。这里边就牵扯到鲁迅，同志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给他非常高的评价，今年不是他逝世50周年吗？1936年去世的。这个人确实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站得住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可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在鲁迅的杂文中，在他的小说中，对我们中国的民族性，有很多的剖析、批判。比如《阿Q正传》，你说阿Q这个人物代表什么？代表“精神胜利”，他很愚昧。怎么叫“精神胜利”呢？鲁迅也有个解释，他说清朝时候，来了一个洋人，要见外交部长，当时不叫外交部，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来以后，拍桌子瞪眼，拿着文明杖，要打人，结果我们跟他签了条约，出卖了国家利益，我们吃了苦头了。怎么办呢？你打仗打不过他，清朝的皇帝，慈禧、光绪，完全一批废物。怎么办呢？有办法。他走的时候不开正门，总理事务衙门不是有正门吗？只开旁门让他走。洋人反正是条约签了，经济利益拿到手了，走大门也行，走旁门也行，都不在乎。可是我们中国官僚们认为“胜利”了，你看我给他面子不好看，他失了面子，我得了面子。结果我们丢的土地，我们丢的金钱，哪个都不在话下。当然鲁迅攻击我们的民族性不只这一点，还有好多，比方说糊里糊涂、马马虎虎、办事不讲效率，有的人是伪君子等等。同志们，你们看他的小说对伪君子、道学家，批判得多么深刻。《肥皂》多么深刻呀！《肥皂》，同志们知道那篇小说，是不是？它对我们的假道学攻击得很厉害。大家有时候开玩笑，说鲁迅如果活到“文化大革命”，起码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他也得关牛棚，就因为他对中国有那么些意见和批评。他可能也被认为是崇洋媚外，因为他说洋鬼子有的地方比我们强。鲁迅讲我们吃东西，肉煮得太烂；吃牛肉还是应该刀子一下去，里边还有红的。这不是崇洋媚外吗？当然是大家开玩笑！鲁迅要是活到“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多大岁数，1881年诞生的嘛。可是今天我们怎么来看鲁迅这些意见呢？他提的我们民族性的缺点，今天怎么看呢？我自己看法，我觉得鲁迅是对的，没有错。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好多现象，就是党中央《决议》里边讲的严重的消极的东西，这跟鲁迅指出来的，并没有不同的地方。过去有一段时间讨论鲁迅的杂文，现在不是又提倡写杂文了吗？可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杂文不敢写。同志们想一想，当时有一阵子漫画很多，后来就批判了画漫画的，当时画漫画的同志都有这个经验，华君武同志等等。画漫画当然是指出的缺点多，这个都不行。鲁迅的杂文呢？反正现在过时了，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算了，他在历史上有那么些功绩，他的杂文今天就没意义了，失掉意义了。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鲁迅杂文从大的方面来讲，攻击两部分，一部分是攻击国民党反动派，那很多了，这个你可以说是过时了，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跑了嘛。可他讲我们社会上一些消极现象，我们民族性格里边的一些消极的东西，一直到今天还有意义。我们现在好多不正之风，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我想讲点与这个有关的现象。同志们，你们打开《参考消息》，外国人、华裔，基本上都反映我们服务态度不好。你们也不满意吧！特别是外地来的。我听说我们这次听课同志有49%是外地来的。同志们，你们到北京来，是不是在服务态度方面也碰过钉子？我想恐怕是要碰的，要不碰的话是不大符合规律的。你买东西，你问他，他不理你，你再问他，呲儿你。像民航，刚出了一个广州市委书记的事件。昨天我看《人民日报》又登了类似的东西。服务态度不好，究竟是什么原因？过去对服务态度我也不满意，现在我不大敢买东西，买东西多少得挨点呲儿，算了，我叫别人去买。后来我就分析，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呢？同志们大概你们都同意我的意见，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服务好得很。你到日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他不敢不好，不好的话立刻就丢掉饭碗，他们服务态度非常好。那是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呢？坏的东西一个资本主义，一个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是。我小的时候应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吧，那时候服务态度还是好的，包括在饭馆子里边，都很好。那么我们现在这股邪气从哪儿来的呢？一不是资本主义，二不是封建主义。这股邪气，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根源。没有平均主义，没有大锅饭，服务态度就好得很，这是一个根源。还有一个根源，就是我们生产力不发展，好多现象，好多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都与生产力不发展有关系。我听说老百姓有个顺口溜，说有四种人你得巴结他，叫什么呢？叫“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听诊器是医生，医生你得巴结他，为什么呢？你泡蘑菇的话，弄个假条，他给你写；来了好药，他给你开，得巴结他。方向盘，是指司机，司机你惹不起，得巴结他。劳资干部，掌管人事，得巴结他。售货员，是商店里卖东西的，特别是卖日用品的，比方说豆腐，现在北京豆腐好买了，原来豆腐是很不好买的东西啊，你认识售货员的话，就买得着。现在又要分大白菜了，你要认识售货员，全是一级的，你要不认识的话，或者关系不好的话，他给你从中捣点鬼。所以我们好多社会不正之风，比方走后门，大家都讨厌走后门。买车票问题，你们现在要回去，恐怕就碰到买车票的问题了，要走后门，不走的话你就十分困难。这些都是生产力不发展的结果。国外就没有这种情况。你到日本去，别的国家我不清楚，我到日本、西德去的次数比较多一点，哪有买车票排队的？滑稽了。你打个电话票就给你送来了，他巴不得你坐车。你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你巴结他？是他巴结你，给你鞠大躬，他希望你再来。饭馆子哪里用排队呀！我们这儿饭馆子现在我不知道，以前你要吃顿饭费劲儿极了，站在后边，看人家吃完，然后自己找一个座位，盘子、碗服务员也不拿，得你自己去拿。所以我们社会上好多不正之风，跟生产力不发展有直接联系。鲁迅攻击的我们民族的某些缺点也与此有关。我看鲁迅是满怀对中国民族的热爱，来提中国民族的弱点的，他不是幸灾乐祸。最近我们讲巴金，我看巴金这个同志也了不起，他那个《随想录》我没看全，看了一点，那真是大实话。话是非常难听，可是现在大家认为，巴金这个人就是讲实话。有人说巴金代表了中国散文的第二个高潮。第一高潮是鲁迅，第二高潮是巴金。我觉得是完全对的。他们不是假洋鬼子，说我比你高一等，你怎么怎么不行，多少多少毛病，不是。他是把自己摆到一个中国人民一份子的位置上，恨铁不成钢。我觉得鲁迅的杂文，除了攻击国民党反动派那一部分外，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完了，其余的我看都有用。今天社会上好多消极的东西，还有。而且我讲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有的还有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了，比鲁迅那时候还严重。这个你不正视行吗？不正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建设呢？生产力怎么发展呢？大家放下筷子骂娘，怎么能发展生产力呢？关于鲁迅，有人好像有这个意思，说鲁迅只看到中国民族的弱点，而中国民族的优点则没看到，这不是事实。鲁迅文章本身就讲过。鲁迅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在文章里讲的东西大概同志们都熟悉的。他这里边就讲到中国民族的优点。这是在《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里边的。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命求法的人……虽然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有这么一些人。这些人一直到今天，还是了不起的。我们历史上不是没有。所以中国人的优点，鲁迅并没有没看着，说鲁迅光看到中国人民的弱点，没看到中国人民的优点，这不是事实。最近我看了些文章，其中有几个谈到中国国民性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文章是隋启仁同志写的。他说要改变封建主义的“门第观念”、“等级观念”、“资历观念”、“身份观念”、人身依附的关系、人治、封闭性、保守性、求稳不变。我们恐怕得承认有这个情况。同这些情况相对的资产阶级的观念，是平等观念、独立人格、法治、开放、冒险、标新立异等。他们要求改革嘛！我们是封闭、保守、求稳不变，这样怎么能改革呢？因此我们现在讲文化发展战略问题，讲文化交流，讲向外国学习，我们一方面应看到我们中国的好的方面，就是鲁迅讲的中国的脊梁，这个我们不能丢，无论如何也不能丢，要大胆发扬。另外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弱点，在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方面，我们有弱点，刚才我举了好多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当年“九一八”，老的同志知道，“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不抵抗，他打日本打不了，他也不敢打。为什么呢？他认为日本的危害还不如江西苏区，他要先消灭红军，于是就对敌屈服。怎么办呢？日本进来了，一下子占了我们这么一大片土地。当时国民党的想法，就是依靠国联。国联就等于今天的联合国。依靠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说是我们中国是弱国，你强国侵侮弱国，不合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你这国联得主持正义啊。蒋介石他这么讲，根子里边是想先消灭红军，向日本人投降，可嘴里却是这么讲的。可当时中国老百姓接受这个东西。我们的伦理概念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优胜劣败，竞争，弱肉强食，谁软弱谁倒霉，该打倒。人家的伦理是这么个伦理。可是我们当时，蒋介石心里有鬼，我们老百姓的思想有那么个包袱，按中国的伦理纲常，大的欺侮小的，是不对的。鲁迅讲这叫隔膜，隔膜就是我们不懂国联，国联都是外国人、欧洲人，我们不懂他们的想法。结果有什么用呀，日本不是把东三省占了吗？还有一个事情，这是我自己亲眼见到的。我在德国住了多年，小孩子打架很少见。有一次就在我窗子下面两个小孩子打架了，一个高的十五六岁，一个小的七八岁。我当时脑筋里立刻就想：你怎么大的欺负小的呢？这是我的伦理概念，不行啊 ！大的欺负小的不对呀！可是两个小孩子打了起来，周围围了一群大人在那儿观战，没有一个出来主持正义的。结果小的不行，差远了，一下子被打倒了，躺在地上挨了几巴掌，打得挺厉害。可是他站了起来，哈哈大笑。这日耳曼民族，有他们的狂气。他还接着跟这个大孩子干，大概被打倒了好几次，最后我对门住的一个老太太，拿了一盆水，往人堆里一泼，大人小孩每人弄了一身水，散开了，走了。后来我一想这不对，人家在德国，不论谁跟谁打仗，反正谁胳膊粗，谁有劲，谁就是胜利者，这就是人家的道德观念，我们认为大的不能欺负小的，这是我们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其中有一些是要改变一下的。不变不行。跟洋人打交道，你就得讲竞争。在国内我们也得讲竞争，是不是？哪个工厂不行，就破产，现在《破产法》不是要通过吗？我是赞成这个的。你不行就让别人，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这个伦理道德、心理素质、价值观念，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不改不行。特别时间观念、效率观念，非讲不行。刚才我讲过，世界上的人都怕时间，而时间却怕东方人。咱们平常浪费了多少时间呀？是不是？这样行吗？一个人一辈子60万个小时，而且现在是三年等于石器时代的三千年的时代，这么一个世界情况，如果我们还是慢慢腾腾，还是老的东西，那不行的，我们生产力发展不了。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要讲文化交流，要讲文化发展战略，我们就要向别的国家好的地方学习，最容易学的我们都学了，啤酒也喝了，沙发也坐了，可是我们得学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生产力发展不了的话，社会主义建起来就困难了。那么有的同志可能要问了：啤酒很容易拿来，不用劝我们也喝了。有些东西，我们认为是我们的缺点，认为是别的民族的一些优点，这个怎么拿来呢？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解决。我引两个人的话，一个人是梁启超，他这样讲：“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他讲的是心理，用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办不到的。要运用新制度，得把旧心理改成新心理。鲁迅有一句话：“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拿比较难拿的。怎么去拿呢？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能够改变的。中共中央的决议里边，建设精神文明里边恐怕也有这层意思，恐怕要用很长的时间。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有这个缺点，首先我们得承认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发展生产力，这些东西不去掉，生产力发展不了。我们得承认，不承认的话，认为我们这些东西都好得很，那怎么能变呢？那还是“用夏变夷”，用我们这套国粹来改变人家，那不行的。第一个要承认，第二个要反思，反复思考，自己思考，思考怎么办，是不是？比方思想改造，现在这个词大家不大用了，不过我自己认为，思想还是要改造的，每个人都要改造。现在世界上日新月异，我们思想如果停留不变，将来一定是要落伍的。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现在我跟年轻同志谈话，就发现年轻人有股锐气，看问题敏锐，保守东西少。比方拿文艺界来讲，新名词很多，有一些人就反对，说怎么现在写文艺批评全是新名词。我是不是赞成说是新名词都好呢？也不是的。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老年人就不大容易接受。要反思的话，老年人恐怕更要反思，我也在内，我并不例外，我并不比别人高明。只有这样，然后才能通过实践，我们的想法才能慢慢改变。比方说当厂长的，优胜劣败嘛！厂长，谁要能把厂办好，经济效益高，团结同志好，他就当厂长，不然的话就下台。这不是实践吗？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意识。将来类似这样的实践情况还会多得很。我想只有这样，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过去一些消极的东西，同时发扬我们积极的东西。我再着重说一句：我们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里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一些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等等，但这决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这只是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全盘西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

同志们，我讲的话是一家言，放言高论，跟同志们不讲假话，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我自己当然认为正确，请同志们讨论，谢谢大家。

1987年3月7日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先声明一句：对于“文化”的含义的理解五花八门。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一切优秀的东西。

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二者都是客观存在，是否定不掉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统一，既相反，又相承。历史上所谓现代化，是指当时的“现代”，也可以叫做时代化。

所谓现代化或者时代化，必须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当时世界上在文化发展方面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既然讲到世界水平，那就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事情。因此，不管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总是同文化交流分不开的。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以及现在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现代化或者时代化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文化交流，大力吸收外来的文化，加以批判接受。对于传统文化，也要批判继承，二者都不能原封不动。原封不动就失去生命活力，人类和任何动物植物失去了生命活力，就不能继续生存。

在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正常发展的国家都努力去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这一个矛盾解决好了，达到暂时的统一，文化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就能繁荣。解决不好，则两败俱伤。只顾前者则流于僵化保守；只顾后者则将成为邯郸学步，旧的忘了，新的不会。

中国历史上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上述的看法。试以汉代为例。汉武帝在位期间是汉代国力达到顶峰的时代，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在文化思想方面，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保存传统文化的一种办法。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仅仅对儒家思想抱残守缺，死死抱住不放，而是放眼世界，大量吸收外来的东西。从那时候起，许多外国的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他产品从西域源源传入中华，比如葡萄、胡瓜、胡豆、胡麻、胡桃、胡葱、胡蒜、石榴、胡椒、苜蓿、骆驼、汗血马、璧流离等等都是当时传入的。西域文化，比如音乐、雕刻等也陆续传入。稍晚一点，佛教也传了进来。另一方面，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欧洲。总之，汉武帝及其以后的长时间中，一方面发扬传统文化，一方面大搞“时代化”。尽管当时不会有什么时代化或现代化之类的概念，人们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这样伟大的事业；但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国际上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前后的时代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之一。

我再举唐代作一个例子。李唐的家世虽然可能与少数民族有某一些联系，但是几个著名的皇帝，特别是唐太宗，对保护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哲学、宗教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中华文化还大量向外国输出，日本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唐太宗本人，武功显赫，文治辉煌。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书法家和诗人。贞观时代，留居长安的外国人数量极大。他们带来了各自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又带回中国文化。盛唐时期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都会，唐王朝成为经济最发达、力量最雄厚的国家。

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这两个已经够了。这一些例子透露了一条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时，对外文化交流，也可以叫做时代化，就进行得频繁而有生气。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力更加强盛。凡是国力衰竭时，就闭关自守，不敢进行文化交流。这反过来更促成了国力的萎缩。打一个也许不太确切的比方。健康的人，只要有营养，什么东西都敢吃。结果他变得更加健康。患了胃病或者自以为有病的人，终日愁眉苦脸，哼哼唧唧，嘀嘀咕咕，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动。结果无病生病，有病加病，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清朝末年，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撞开了大门，有识之士意识到，不开放，不交流，则国家必无前途；保守者则大惊失色，决定死抱住国粹不放，决不允许时代化。当时许多有名的争论，什么夷夏之辨，什么体用之争，又是什么本末之分，都与此有关。这是一个国家似醒非醒时的一种反映，其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斗争。以后经历了民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等混乱的时期，终于迎来了解放。

在解放初期，我们的国家是健康的。对于传统文化不一概抹煞，对于外来文化也并不完全拒绝。对于保护传统文化曾有过一点极左的干扰，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四人帮”肆虐时期，情况完全变了。“四人帮”一伙既完全不懂传统文化，又患了严重的胃病，坚决拒绝一切外来的好东西。谁要是想学习外国的一点好东西，“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等等莫须有的帽子就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谈“洋”色变。如果“四人帮”不垮台，胃病势将变成胃癌，我们国家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又恢复了健康。我们既提倡保护传统文化，加以分析，批判继承，又提倡对外开放，大搞现代化。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盛世之一，是最高的盛世，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对矛盾的典范。从这正确的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全盘西化”是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西方以外的国家全盘西化过。

1987年6月6日

要尊重敦煌卷子，但且莫迷信

将近九十年前，敦煌石窟藏书被发现了。藏品方面之广，内容之富，文字之多，写本之古，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全世界有关学者在惊诧之余，努力解读，奋笔著书，于是就形成了一门新兴学问，谓之敦煌学。虽至今已将一个世纪，但是仍然方兴未艾，一派兴旺繁荣的势头。

这是有原因的。有新材料而后有新科学。一部社会科学（含人文科学）的研究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研究社会科学必须随时有新材料，当然也要有新观点。否则陈陈相因，故步自封，学术决不会有什么进步。

但是对待新材料，特别是新发现的古代材料，也要有分析、有鉴别。新发现的古代材料有其特殊的价值，这用不着多说。过去搞校勘工作的学者们，每得宋版，则欢喜雀跃。校勘古书，辄以宋版为准。宋版书比起明版书来当然要可靠得多。但是不是宋版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呢？都能代表原作者的意图呢？那也不见得。这个宝贵的经验是中国校勘者碰了一些小钉子之后才得到的。他们最终得出了结论：要尊重宋版书，但不能迷信。

同样的结论也可以用到敦煌卷子上。我举一个例子。敦煌石窟保留下来了一些唐诗残卷。利用这些残卷，学者们得到了一些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唐诗，从而丰富了唐代文学的内容，同时又纠正了目前传本中的一些错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同宋版书一样，这些敦煌残卷中的字句也并不是每一个都是黄金。我举一首诗：崔灏的《黄鹤楼》作为例子：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是一首十分有名的诗。《唐才子传》卷一记载着，大诗人李白看了此诗以后，大为叹服，曾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碰巧敦煌残卷中保留了此诗。有两个地方与现行本不同。第一行“黄鹤”作“白云”。这我们知道。现在流行的本子有的就作“白云”，而非“黄鹤”。最末一行“烟波”作“烟花”，这个过去不知道。

究竟哪一种读法好呢？

前不久我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中国台湾学者黄永武是一个造诣很高的中年学者，他专门研究敦煌唐诗残卷，成绩斐然，誉满海峡两岸。他在他宣读的论文中引了崔灏这一首诗。对“白云”和“烟花”大肆赞美，誉不绝口，喜形于色，全场气氛一时为之活跃。看样子，他决不给人以任何怀疑的余地。

我最初也曾为之振奋。但稍稍冷静，觉得不大对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两个“黄鹤”，对比紧凑，只有这样，“空余”二字才有着落，才有力量。如果改成“白云”，对比也有，但比不上两个“黄鹤”了。今天的选本，不取“白云”，而取“黄鹤”，是有道理的。至于黄永武教授讲的，这样一来就是三个“黄鹤”对一个“白云”，结构失去均衡，我看这个均衡是用不着保持的。

最成问题的是“烟花”代替“烟波”。而黄先生说得最厉害的却正是这一点。他说，“烟花”是有来源的。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里不是有“烟花”吗？由此可证，“烟花”是正确的。但是黄先生忘记了“烟花”的意思是春天百花繁茂的景象。摆在这里完全不对头。而“烟波”指江上“烟波浩渺”的情景，完全适合。

我曾以此意质诸台湾权威学者潘重规老先生。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看来我们最正确最科学的态度是：尊重敦煌卷子，但且莫迷信。

1987年7月10日

《中国文化与宗教》序言

近几年来，国内掀起了一个讨论文化问题的高潮。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正在从事两个文明的建设，不讨论文化问题，对工作开展不利。

相对来说，宗教问题讨论得比较少。其中原因就不大容易说得清楚。人们可能认为，宗教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而且宗教与文化井水不犯河水，讨论文化时没有必要兼顾宗教。

但是，事实上，事情并不就如此简单、明了。我个人认为，宗教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认真进行探讨。

恩格斯说过：“创立宗教的人，他们必须本身感到宗教上的需要，并能体贴群众的宗教需要，而烦琐哲学家照例不是如此。”所谓群众的需要有多种多样。有真正的需要，有虚幻的需要，有麻醉的需要，有安慰的需要，尽管形式不同，其为需要则一也。宗教能满足麻醉的需要，这个一清二楚，用不着多加解释。但是，如果一提宗教，就一声：“鸦片烟！”想一棍子打死，那是把极端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只要人民需要还在，一棍子打不死，几百几千棍子也是打不死的。

宗教也不是对时时事事都是鸦片烟。它有阻碍科学文化发展的一面，例如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疯狂迫害进步的科学家。但是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除了麻醉作用之外，也不能否认，还有促进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一面。如果世界上从来也没有一个什么佛教，则一部中国思想史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件事情昭如日月，想否定它，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的意思不外是说，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世界文化也一样——应该把宗教考虑进来。一方面不要拜倒在我佛如来莲座之下，口念“阿弥陀佛”，五体投地，皈依三宝；另一方面也不要横眉竖目，义形于色，三呼打倒，立即动手。前者是蠢材，后者是昏蛋，莲座上的佛像可以砸碎，一些人们心中的佛像通过这种手段是砸不碎的。正确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科学的态度，面对现实，平心静气，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的关系，从各方面加以细致的分析，然后从中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

郁龙余同志编选了《中国文化与宗教》一书，作为《台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根据上面我说的理由，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里面的观点当然不一定都完全正确，肯定有我们目前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管怎样，它定能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希望我们大陆的同行们能立即行动起来，参加到研究文化与宗教的行列里来。

1987年10月11日

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先师陈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学术文章辉耀寰宇，为国内外众多学者所景仰。郑天挺先生呼为“教授之教授”，是很有见地的。先生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样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的呢？从先生的文章中，从了解情况的人士的谈话中，从一些关于先生的著述中，都能够体会出一些东西来，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最近先生的家属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把清理先生遗物时发现的留学德国期间的学习笔记本送到我手中，共有六十四本之多。这些笔记本都是当年先生随手劄记写成的，绝大部分用的都是铅笔，字迹十分潦草，内容异常复杂，现在辨认起来并不容易。然而，我同许多同志都觉得，这些貌似无足轻重的学习笔记本，对了解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其他资料无法代替的。周一良同志和王永兴同志都大体翻阅过。我现在不揣谫陋把这些笔记本细致地检查了一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向有关同志请教过多次。现在我把整理的结果写了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我在这里首先必须说一句：这些笔记本，虽然看起来数目已经很多了，但肯定还不是全部，一定还佚失了一些。至于究竟佚失了多少，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统计。我们能有这样多笔记本，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空间从德国到中国，地跨万里；时间从20年代到80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中间屡经战乱，再加上十年浩劫，现在还能有这样多笔记本摆在我们眼前，我真想用一句迷信的老话来形容这个情景：神灵呵护。

这些笔记本原来没有编号。寅恪先生多半在封面上用钢笔或铅笔注明其中内容，但有时候也不完全符合。我现在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把笔记本大体上分成若干大类，再在每一类中编上号码。我在下面逐类逐本依次介绍笔记本的内容，最后在介绍的基础上归纳出几条意见，从而论证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笔记本共分为以下几类：

我在下面依次把每本的内容介绍一下。

一 藏文 13本

第一本 封面上用德文写着柏林甘珠尔、圣彼得堡甘珠尔、Grünwedel的阿维斯塔中的魔鬼，下面用汉文写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书面上抄录的是藏文佛典。书中夹着一张1924年9月8日的借书条。

第二本 封面上用汉字写着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王宫说法学处，书内是藏文经。

第三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阿弥陀经。书内是藏文经。最后录有称赞净土佛摄受经。

第四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逻娑碑文。里面有藏文碑文原文和英译文。

第五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妙法莲华经藏文，内容相同。

第六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长庆唐蕃会盟碑。里面抄的是藏文原文和英译文。

第七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土鲁番土蕃文，还有藏文字。里面是藏文，最后抄了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

第八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藏文一。里面写着藏文字母表，一些藏文句子，藏文格的变化，还有一些单词，附上德文翻译。看样子这是寅恪先生初学藏文时的笔记本。

第九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藏文二。里面抄着一些藏文句子和单词，内容看来是佛典，下面注着汉文、德文或梵文。有一页上有五线谱。

第十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藏文五。看样子还应该有三、四，现在丢了。里面抄的是一篇藏文文献，没有名称。行间用汉文、德文、英文作了注。

第十一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古藏文典，另有藏文题名，经王森教授审定为《吐米三十颂》，系一讲文法的书。陈先生所抄录者是《吐米三十颂》要义略述。

第十二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藏一。里面是藏文语法，只有几页。

第十三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长庆碑文一。里面抄的是藏文碑文。

二 蒙文 6本

第一本 封面上没有题字。书内第一页最上面写着Mongolia。下面全是书目，自201号开始，1至200号显然丢失了。蒙古书目至265号截止，英文、德文、法文书目都有。下面紧接着是波斯地理及历史书目，号码1至132。下面又是蒙古书目，号码1至50。下面又是阿拉伯书目，号码1至50。

第二本 封面上没有题字。里面是Westmongolisch Kalmükisch字母表、元音表、复合元音表、辅音、数词、名词的格、前置词、副词前置词等，接着是蒙德词汇等，最后是书目：语法、词典、文选、文学分列。还有几页是语法。

第三本 封面上用汉文写着蒙古语。里面是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文章。又把笔记本倒过来，把最后一页当第一页抄了蒙德词汇。

第四本 封面上用汉文题蒙古语二。里面是拉丁字母转写的东西，仅有两页。

第五本 封面上用汉字题蒙古字。里面用老蒙文抄蒙藏事务衙门申报内容，只有一页。

第六本 封面上汉字题西蒙字汇，内容相同。

三 突厥回鹘文一类 14本

第一本 封面上用汉字和外文题了很多字：那先比丘、书目补、突厥碑、星名、北京经纬、Chavannes（沙畹）、诸蕃志、求法高僧传、悟空、十力经序、Julien，还有两个字。书里面是书目，英、德、法、俄文都有。接着是抄录的阙特勤碑跋、突厥苾伽可汗碑跋。下面又是书目，语言和内容都很复杂，包括字典和语法。再下面是二十八宿表，汉名、外文名，以及经纬度都列入表中。接着又是书目。最后一页上记甲骨片数，有Wirtz购711片，尉礼贤有600片。

第二本 封面上的铅字漫漶不清，似乎是东突厥碑钞本。里面抄的是碑文。

第三本 封面上题坚昆玉椀。里面抄的是碑文。

第四本 封面上题突厥文。里面只有不到两页写着字母。

第五本 封面上题东突厥。里面是字母和词汇，有德文注。

第六本 封面上题东突厥二。里面只有在第一页上写着一些单词，后来抄的却是梵文。

第七本 封面上题东突厥三。里面先抄印度古代俗语，接着是东突厥文词汇。

第八本 封面上题东突厥四。里面是词汇和语法，有德文注解。

第九本 封面上题东突厥五。里面是用德文和汉文注解的词汇。

第十本 封面上题东突厥九。六、七、八三本显然丢掉了。里面抄的是东突厥文章，间有汉文和德文注释。

第十一本 封面上用德文题Kirgisisch。里面同第十本。

第十二本 封面上题回纥文。里面是回纥文词汇，汉文、德文注释。

第十三本 封面上题回纥。里面内容同第十二本。

第十四本 封面上题回纥和阙特勤碑。把笔记本倒过来，在后面第一页上写着一个课程表。有些字不知是什么意思，比如N和mam。有的清楚，比如满，显然指的是满文；金光明，显然指的是梵文《金光明经》。有的是教授的名字，显然指的是他们上的课，其中有德国梵学泰斗Lüders，说明陈先生听过他的课。

四 吐货罗文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原题坚昆玉椀，划掉，改题吐货罗文目录，又有摩尼教古籍目录。里面第一页上是印度佛教部派名称，汉梵并列。第二页上是书目。第三页上有几本吐火罗文书名，其中有《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文等等。把笔记本翻转来，从后面开始，抄着大量的书目，内容牵涉到古代天文、亚述天文表、丝绸之路、摩尼教等等，只摩尼教一项就有书目79种。还有造纸历史书目5种。

五 西夏文 2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西夏法华。里面抄的是西夏文四字句，附有西藏文和汉文译文。

第二本 封面上题河西。里面抄的是西夏字，附有汉文译文。

六 满文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用德文题满文和蒙文，蒙文被划掉。里面是满文字和书目。

七 朝鲜文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梵本金光明最胜王经。里面却是朝鲜文。第一页上写着：李克鲁Li Kolu和他在柏林的住址。后来李成了朝鲜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当时大概也正在德国留学，在柏林认识了寅恪先生，因此才写下了地址。这可说是中朝艺林佳话。笔记本里有朝鲜文会话，有汉文和德文注解。此外还有不少语法名词，还有几个语法分析表。

八 中亚、新疆 2本

第一本 封面上用德文题Turfan Funde（吐鲁番出土文物），用汉文题土鲁番。里面抄的是Upāli Sūtra（《优婆离经》），Nidāna Sūtra等。有一页上面标题Mahāyāna（大乘），下面写着Saddharmapuṇḍarīka, Kern校刊，又写着：Kern本Kritiklos（未加批判，未加校勘）。下面又写着：新疆本俗语多，visarga丢掉，ā代替a，a＝u，e＝i，aham＝ahu，Kulaputrāho，呼格，东方摩揭陀语。下面有书名和书目。又有医药、占星学、语法等标题。

第二本 封面上没有字。里面全是书目，计有中亚170种，西藏200种。

九 佉卢文 2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佉卢文。里面第一页上讲到佉卢文和婆罗谜文分布情况，讲到Dutreuil de Rhins收买到的佉卢字母《法句经》。接着讲到这种语言的音变规律，最后抄录本经，下附德文译文。

第二本 封面上题和阗佉卢断简。里面讲的是Niya佉卢文献，讲到Rapson，Sénart和Boyer三人的刊本。下面大量抄录原文，附有英文译文。

十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10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说一切有部律。里面抄录原文，有法文译文，在一页的下右角上写着日期：1922年7月22日。

第二本 封面上用铅笔题一切有部律，已模糊不清。里面抄录着梵文拉丁字母转写的经文，还有一些单词儿。

第三本 封面上题梵文大训。里面抄录的是英文译文。我猜想，所谓“大训”，就是印度古代大语法家Patañjali所著的Mahābhāṣya，一般译为“大疏”。

第四本 封面上原题Therīgāthā，后来又改题涕利伽陀，旁边写了几句话：“一千九百廿九年补题。回思往事，真如一梦。”可见先生回国后仍然常翻阅自己的笔记本。里面抄的是巴利文词汇，共有290之多。

第五本 封面上题耆那碑。里面抄录碑文。

第六本 封面上题耆那碑续。内容同。

第七本 封面上题佛所行赞及Maski阿育王刻石。里面先抄录书目十三种。后面抄录碑文。

第八本 封面上题那先比丘问经。里面抄录巴利文词汇。

第九本 封面上题法句譬喻经。里面是巴利文词汇。

第十本 封面上题法句经。里面是巴利文词汇。

十一 摩尼教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摩尼教经。里面写的是摩尼教经文的词汇，比如粟特文等。有汉文、德文、英文的注解。

十二 印地文 2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Hindi。里面是书目和印地文词汇和语法，词汇用英文和德文注解。

第二本 封面上题新印度。里面是印地文短句，有英文译文。

十三 俄文、伊朗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俄文，又题Awesta。里面前四页写的是有关古代伊朗语言的笔记和字母：Awesta，古代波斯文、中世波斯文、巴利维文。后面写的是俄文，语法和单词都有。把笔记本倒过转过来，从后面写起，先是波斯字母，后面又是俄文。

十四 希伯来文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希伯来文。里面写的是希伯来文字母和词汇，有德文注解。

十五 算学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算学。里面是一些微积分的公式。

十六 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柏拉图。里面全是东土耳其文。本册封面脱掉，也可能是有关柏拉图的笔记与东土耳其文换了地方。但是在现存笔记本中没有关于柏拉图的记载，可能已经丢失。

十七 亚力斯多德（实为数学）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亚力斯多德。里面实为数学。为什么出现这情况？无法解释，这一本封面并没有脱掉。

十八 金瓶梅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金瓶梅。里面抄《金瓶梅》八页，《大清皇帝功德碑》二页。《金瓶梅》内容是西门庆与应伯爵对话，西门庆与应伯爵等在玉皇庙结拜。后面又有突厥文词汇。

十九 法华经 1本

第一本 封面题法华秦译。里面抄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一。

二十 天台梵本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天台梵本，下面又题藏草书印文、西夏文。里面首先抄F.Kielhorn考证文章，讲天台梵本的来源和内容。下面抄拉丁字母转写的原文。后面又有藏文字母、藏文印章、西夏文词汇，有德文注解。

二十一 佛所行赞 1本

第一本 封面上题佛所行赞，旁书：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午后八时。看来这本笔记本不是在德国留学时写的，此时寅恪先生已是清华大学教授。里面写的是藏文单词，有英文、汉文注释。在最后一页上写着一部书名：R.L.Turner, A Comp.& Ety.Dic.of Nepali Language.

我在上面把寅恪先生的学习笔记本分为21类做了初步的整理。这些看来似乎微末不足道的笔记本，内容是异常丰富的，意义是异常重大的。从里面我们具体地了解到了陈先生的治学范围和治学方法。陈先生的这些笔记本也决不是用过丢开，而是常常翻阅，回国以后，仍然如此。有一些笔记本实际上是用来积累资料的。积累资料，最常用的办法是写成卡片。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办法。许多学者使用的办法都与此不同，大家都注意到，陈先生喜欢眉批，等到眉批已经积累到足够的数量时，便移到纸上，写成文章。陈先生许多篇著名的论文就是用这种方式撰成的。现在看先生的笔记本，有的也是重在积累资料，起到与眉批相同的作用。

这些笔记本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举其大者，约有以下诸端：

一 陈先生治学范围广

陈先生以史学名家；但是，众所周知，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史学家，他博学多能，泛滥无涯涘。他旧诗作得不多，但每有所出，多臻绝唱，挽王国维先生诗是最著名的。从这些学习笔记本中也可以看出，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功夫。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专从笔记本的数量和内容来看，先生致力最勤的是中亚、新疆一带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藏文研究和蒙文研究。这在他以后写的论文中完全可以表现出来。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几篇文章就属于这一类。比如《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之二、之三、之四，《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等篇。先生后来专门从事六朝隋唐史的研究，对于这些语言发表的文章不多，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远远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可以说是蓄之于内者多，而出之于外者少。我在这里特别点明这一点。

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数学的笔记本。陈先生在这方面的造诣我不清楚，不敢乱说。但是笔记本里所记的微积分公式，充分说明先生在数学领域内也决非处于初级阶段。这立刻就会让我们想到马克思。但是马克思搞的是经济学，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密切。而陈先生则是搞文史的，他竟也钻研数学。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十分有意义。现在国内搞文史的学者在数学方面能有这样造诣的恐怕不多吧。在今天，边缘学科层出不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数学，已成定论。陈先生在这方面也成了我们的榜样。

二 陈先生治学深度深

大家都承认，寅恪先生的学风是能利用常见的资料，看出别人看不到的深刻的问题。这些笔记本也能体现这一点。笔记本中有一些是随便写写的，比如练习写外文字母之类。有一些是为了记诵，比如外文生词之类。有一些是为了便于查阅，比如二十八宿梵汉名称之类。但是也有一些是在那里深入探讨。我举一个例子。在中世印度诸俗语方言中，西北方言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外有不少杰出的梵文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不少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在20年代的中国，却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有之当以陈先生为第一人。他在笔记本九，佉卢文第一本里面详细地抄录了佉卢字母《法句经》的经文，札记了不少的中世西北方言的音变特点。他也注意到ahu＝ahaṃ这样的音变现象。他虽然以后没有在这方面写什么文章，功夫是下过了，而且下得很深。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举了。

三 陈先生重视书目

研究一门学问，或者研究一个专题，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过去研究的情况和已经达到的水平。要做到这一步，必须精通这一门学问或者这一个专题书目。这一件工作不做或者做不好，自己的研究工作就不能开始。因为，如果不了解过去的研究情况，不知道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已经解决到什么程度，而冒然下手，必然会闹出笑话。别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你还死啃不休；别人已经有充分理由证明此路不通，而你还死钻不止，其结果必然是浪费精力，南辕北辙。

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们以及近代西方的学者，研究学问都从书目开始，也以此来教学生。寅恪先生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书目，在他的笔记本中，我发现了大量的书目，比如笔记本八第二本中有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种。此外，在好多笔记本中都抄有书目。从20年代的水平来看，这些书目可以说是非常完全了。就是到了今天，它仍然有参考价值。

从陈寅恪先生的笔记本中还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以上三端不过其荦荦大者。为了不让本文过分膨胀，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我决不敢说，我的介绍全面而又准确。根据我自己的水平，我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不周之处，请予以纠正。

1988年4月1日写完

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近几年来，特别是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的几年中，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许多有关的学会成立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出版了；研究队伍扩大了；许多有外国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召开了；同外国同行们的联系加强了；全世界的信息比较畅通了；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同我国台湾同行们的接触越来越多了。这一切都像和煦的春风，吹进了每一个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人的心中，吹高了我们的信心。

但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有一种同我们的研究有密切关联的倾向或者潮流，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西方对东方思想和文化，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和文化的看法又有了一些改变。

我们天天讲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却又偏偏容易忘记这一点。就拿中国文化来说吧，欧美的许多学者颇有瞧不起的意思。我们自己，特别是一些青年，也有这种倾向。这些人大概认为，历来如此，用不着奇怪。可是稍稍懂得点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17、18世纪，甚至到了19世纪的前半叶，欧洲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中国文化评价之高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只需读一读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著作，便一清二楚。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赞美有时候连我们也觉得过了头。那时候中国文化在欧洲是金光闪闪的，就像现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一样。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鸦片战争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弱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这些弱点不能负责，至少不能完全负责。然而，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心目中，中国文化不行了。这种偏见和错误的看法逐渐扩散到老百姓身上。从此，中国的身价在欧洲人民心中一落千丈。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完全忘记了中国的形象原来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不是这样子的。更可叹的是，许多中国人也认为自己一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把历史统统忘记了。

正在欧洲人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时候，爆发了人类空前的悲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死伤了上百万上千万的人，破坏了许多城市。战后，痛定思痛，欧洲人中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出现了《西方的覆灭》一类的书，风靡一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有了危机，救危之方是向东方学习。当时在欧美，研究东方文明的风气又兴盛起来。专以中国文化而论，老子和庄子成了热门研究对象。

热闹了一阵之后，天之骄子们故态复萌，对东方文明的兴趣又降低了。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西斯开始抬头，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了政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场大战波及的范围比上一次更广，更激烈，更野蛮，更惨酷，死伤的人数更多，受的损失更大。大战结束以后，有识之士头脑又一度清醒，再次进行了反思。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有严重的缺点，决非尽善尽美，救之之方仍然同上次一样，转向东方。不这样也是不行的。迄今人类文明不外东西两方，非此即彼，一方发生了问题，只有向对方寻求解决办法，寄希望于另一方。一部人类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近几年以来，细心的观察家可以看出，西方对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哲学思想研究的兴趣又浓了起来。中国的老子、庄子和《周易》等等，以及印度的佛教哲学又流行起来了。西方人在自己的文化上碰了壁以后，又转向东方思想，这是很自然的。其极端者不但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人类前途也产生了怀疑。姑不论这种怀疑是否有充分的根据，但它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种情况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有没有关联呢？有的，而且是密切的关联。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研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以及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所结出的丰硕的果实。这种研究对东西两方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今天西方进行反思而我们主张开放的时候。现在西方有一些国家正在同中国的有关方面洽谈共同研究丝绸之路、共同拍摄电影的问题。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般的协作。但是，深入一层来看，是西方反思的结果，想在反思中给西方文明寻求一条出路，寻求一副灵丹妙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

这样一来，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学者们的肩头上无形中就增添了一点负担。我们应该用更新的、更广阔的眼光来进行工作了。我们必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已经取得的联系。我们必须进一步调查国内和国外的资料，这种调查我们过去做过一些，但是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高认识水平和研究水平，放眼全球，从东西方文化互相帮助、互相补充的角度上来从事工作。我们必须跟得上当前这个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写文章、出书要更加细致，更加严格。做到了这一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将会大大地提高，这是肯定无疑的。

1988年4月8日

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想分四个小题目来讲：

一 西域的含义

二 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

三 西域在四大文化体系交流中的地位

四 结束语

一 西域的含义

要谈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必须先弄明白什么叫“西域”。

顾名思义，西域当然是一个地理名词，但同时又是一个同历史有密切联系的名词。所谓“西”，指的是在中国的西方。一般说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包括今天的中国新疆、苏联的一些中亚加盟共和国、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国家，以及更远的地方。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锡金、马尔代夫以及非洲东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包括在里面。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可以为证。狭义的西域，指中国新疆一带。我在这里取的是狭义的西域。

在中国古代正史中有很多“西域传”或者类似的名称，《史记》中还没有。《汉书》卷九六上，《列传》六六上有《西域列传》。这里说：“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后汉书》卷一一八，《列传》七八，有《西域列传》。这两部书讲的都是三十六国，是狭义的西域。《三国志·魏书》只有乌丸、东夷。《晋书》卷九七，《列传》六七有四夷。《宋书》和《南齐书》都没有。《梁书》卷五四，《列传》四八，有西北诸戎，高昌、龟兹都包括在里面。《陈书》没有。《魏书》卷一二，《列传》有《西域传》，阙。高昌见于卷一一，列传八九。《北齐书》没有。《周书》卷五，《列传》四二有《异域传》，其中包括高昌、焉耆。《隋书》卷八三，《列传》四八，有《西域传》。《南史》卷七九，《列传》六九，有《西域传》。《北史》卷九七，《列传》八五，有《西域传》。《旧唐书》卷一九八，《列传》一四八，有《西戎传》。《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和下，《列传》卷一四六上和下，有《西域传》。这里讲的西域，同《大唐西域记》一样，是广义的西域，其中包括尼泊罗、天竺、摩揭陀、罽宾、师子、波斯、拂菻、大食等国。唐以后的正史，我在这里不谈了。

总之，从中国正史上，我们看到的西域有广狭二义，总的趋势是从狭义到广义发展。这同人们的地理眼光越来越扩大，中国同西域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关。

二 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

要谈文化交流，必须先了解，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化体系。世界各国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据说有几百种之多。那些烦琐的论证，毫无意义，我在这里不谈。约而言之，文化有广狭二义。我取的是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优秀的、对人类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创造。

世界上的民族不论大小，历史不论久暂，对于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各个民族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贡献，在质和量方面，都不尽相同。据我自己多年观察和探讨的结果，真正能独立成为体系、影响比较大又比较久远、特点比较鲜明的文化体系，世界上只有四个：

1. 中国文化体系

2. 印度文化体系

3. 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

4. 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

这四个文化体系，还可以再进一步简化为两大文化体系群：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群，后一个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群。下面我分别加以解释。

1. 中国文化体系

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有长达五六千年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对人类文化有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几个发明，如罗盘、造纸、火药、印刷术等等，还有中国的蚕丝，都传出了中国，对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一些次要的发明创造和工农业产品，比如瓷器、茶叶等等，也输出了中国，输入世界各地，为当地人民所喜爱。中国的药材也曾传到许多国家。连炼钢术都曾对周围一些国家产生过影响。至于精神文明，中国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园林建筑等等，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到了十七八世纪更传至欧洲，在那里同样产生了影响。中国的汉字曾影响了周围一些国家，比如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他们读汉文书籍，甚至用汉文写作。

1. 印度文化体系

印度也有很长的文化发展的历史。自公元前3世纪摩亨佐达鲁和哈拉巴的印度河流域文化开始，印度人民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精神文明方面，印度最古的吠陀、两大史诗、波你尼的语法体系，以及以迦梨陀娑著作为首的古典梵文诗歌和戏剧、流行于印度民间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都通过种种渠道传出了印度，对世界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印度古代的寓言、童话等等，通过了《五卷书》等类作品的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传遍了欧亚大陆，甚至传至非洲，到了19世纪在德国形成了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影响更是特别大。这类作品也传到了中国。

在宗教方面，印度是产生宗教的地方。源于印度和尼泊尔的佛教，在印度繁荣昌盛了一千五百多年。它早就传出了印度，传到了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北亚各国，影响了这些地方的宗教的发展。对这些地方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语言、历史等等方面都有广泛、持久而又深入的影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连基本上停留在印度本土的印度教，也在小范围内传出了印度，传到了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并且有了信徒。

在物质文明方面，印度对科学技术也有独特的贡献。古代印度对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炼钢、熬糖等等都有发明创造。

1. 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

这里包括古代希伯来文化，《旧约》等等，也包括古代巴比伦、亚述文化和古代埃及文化，地域极广，历史极长；但是又确实属于一个文化体系，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公元六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它几乎囊括了这整个地区，继承并发展了古代闪族文化。有共同特征的阿拉伯文化，影响了欧亚广大地区。伊斯兰教成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影响更是普及而深入。此外，阿拉伯人在保存古代希腊文化方面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原属印欧体系文化（古代希腊、罗马就属于这个体系）的波斯（今伊朗），改信了伊斯兰教，把第三个和第四个文化体系融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波斯的宗教思想、文学、艺术、语言，以及科学技术，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影响极其广泛。

1. 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

古代希腊和罗马产生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独创性的造诣和深远影响的伟大学者、伟大哲学家，至今全世界的学者们还在研究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诗人和作家，也是至今还栩栩如生。今天的欧美西方文化主宰了世界，实际上是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个主宰的过程，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欧美西方文化体系就逐渐成了统一世界的文化体系。1827年德国伟大诗人歌德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提到了世界文学。这个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西域在四大文化体系交流中的地位

上面讲了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或两大文化体系群。从这个观点上来看，文化交流应该分为三个层次：1.一个文化体系内部的交流；2.四大文化体系间的交流；3.两大文化体系群之间的交流。

一部人类历史证明了文化总是要交流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世界文化决不是哪一个民族单独创造的，不管这个民族多么优秀，对人类文化有多大贡献。说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是法西斯论调。我在上面讲到过，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人类文化做出过贡献。但是，民族不论大小，也不管它对世界文化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它总是要接受外来文化的。一部人类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总要通过一定的道路。西域地处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群的中间，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在东方文化体系群的内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时候也要通过西域。世界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横亘西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我在下面按时代顺序叙述一下通过西域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1. 汉代

真正的丝绸之路的开辟不早于汉代，但是东西文化交流却决非到了汉代才开始。丝绸之路是东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产物。

最早担任文化交流任务的人，一般只有商人、外交官，大宗教创立以后，又加上了宗教信徒，老百姓是很难长途跋涉的。商人、外交官、宗教信徒，各有各的目的，他们决不会想到什么文化交流；然而事实上却进行了文化交流。这种情况在蒙昧的远古，商人出现之后，就已经有了。在天文方面的交流就早得很。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明显地受到外国影响，比如《战国策》、《国语》等书中一些典故，如狐假虎威之类，都有外来的痕迹。屈原赋中的一些神话也同样有外来的可能。这个时期的文化交流的道路决不限于陆路，海路也有可能，比如驺衍大九洲的学说就可能同海上交通有联系。

以上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发生在汉代以前的。到了汉代，频繁的文化交流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开辟，开辟了以后，又推动了文化交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汉代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高潮之一。高潮的主要标志是，东西双方相对的信息量增加了，东西双方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交换得更加频繁了。这里的东指的是中国，西指的是沿丝绸之路的国家，路的尽头就联上了欧洲。汉代的重要史籍，如《史记》、《汉书》等，有大量关于西方国家和民族的记载，关于欧洲的记载也有一些。这些记载，这些信息的来源当然渠道很多。当时有几次历史上著名的出使，比如建元中（140B.C.－134B.C.）张骞通使西域、和帝永元九年（97年）甘英奉使大秦等都是渠道。他们走的都是丝绸之路。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比如斯脱拉波（Strabo, 54 B. C.－24 A. D.）、白里内（Pliny, 23年—79年）、拖雷美（Ptolemy, Ca.150年）等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有关于中国的信息，特别是关于中国蚕丝的记载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估计这些信息也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亚很多植物传入中国，最著名的有葡萄、苜蓿、胡麻、蚕豆、大蒜、胡荽（香菜）、黄瓜、石榴、核桃、胡萝卜等等。西域音乐和其他艺术也传入中国。对以后中国人民的生活影响极大。佛教亦传入。

1.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东西文化交流继续进行。《魏略·西戎传》记载了大秦（叙利亚和东罗马帝国）的风俗、习惯、物产等。大秦还同东吴有交通关系，估计不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是通过海路。《晋书》记大秦国情况。《艺文类聚》记大秦的火浣布。佛经《那先比丘经》也有关于大秦的记载。《洛阳伽蓝记》记元魏时欧亚外国人杂居洛阳。希腊历史学家柏罗科劈斯（Procopius, 500年—565年）记中国蚕种传入罗马的情况。这个时期，中国同西域各国交通更为频繁。佛教僧侣、外交使节的来往也加强了。中国的正史和佛教的僧传有大量关于广义的西域的记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产品的交换也远远超过以前的时代。

1. 隋唐时代

隋代寿命很短，只能算是唐代的一个序曲。唐代是继汉代以后的又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隋唐两代对欧洲和西域（中亚）的交通比前代更加频繁了，得到的信息更加精确了。隋唐两代的许多典籍都有关于欧洲（拂菻、大秦）和西域的记载。谈到欧洲，《隋书·裴矩传》记通拂菻之路。同书《铁勒传》记里海西北诸民族的情况。《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通典》等书都有关于拂菻或大秦的记载。连玄奘和慧超的著作中都提到拂懔或拂临。大秦的景教传到中国来，大量的大秦出产品动、植、矿物也传入中国，比如水银、金刚石、矾石、玻璃、琉璃、木香、肉豆蔻、郁金花、很多的香、很多的树、酒、指甲花、狗、白象等等。谈到动、植、矿物的流传，比较复杂，一件东西往往有很多原生地，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至于西域，则交通频繁的程度远远超过拂菻或大秦。唐代正史和其他书籍有大量的关于西域中亚一带的记载。对同西域交通的道路也有详尽的描述。在当时，唐代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大国，唐都长安是世界上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很多外国使节来到这里，很多外国僧人来到这里。当时在长安居住的外国人非常多，特别是西域胡人，西突厥人、月氏人、安国人、何国人、康国人、曹国人、米国人、石国人、史国人等等都有（参阅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印度等国的使节和佛教僧人，以及波斯等国的使节，都常常来往于两国之间。中国的使节也派出国去，最著名的是王玄策等人。中国的高僧经过西域到印度去求法的，更是举不胜举，其中最著名的当然首推玄奘。他赴印度求法，来回都走西域。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记》，至今仍被世界各国研究印度史和中亚史的学者视为瑰宝。这样频繁的往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许多产生在广义的西域的宗教也传到中国来，其中有摩尼教和回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西交通道路方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重点由陆路转向海路。海路交通唐以前已经存在，但是规模不大，仍以陆路为主。到了唐代，特别在玄奘和义净之间，也就是从7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好像改变很大。玄奘来去都是陆路，而义净则来去都是海路。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中西交通既然如此频繁，文化交流也必然相应加强。除了新宗教传入之外，西域的音乐舞蹈也大量涌入。《唐六典》，卷一四，列举了十部伎乐：1.燕乐伎；2.清乐伎；3.西凉伎；4.天竺伎；5.高丽伎；6.龟兹伎；7.安国伎；8.疏勒伎；9.高昌伎；10.康国伎，光看名称，即可推知其来源。西域的动植物也大量传入中国。动物有却火雀、大尾羊、驼鸟、狮子、灵猫、腽肭兽等等。植物有番木鳖、阿儿只、阿息儿、奴哥撒儿、娑罗树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炼糖技术的交流。在这方面，埃及、波斯和印度都有独到之处，三个国家互相学习。中国估计在南北朝时期已能炼制蔗糖。唐太宗曾派人到印度摩揭陀国去学习熬糖，回来仿制，色味逾西域远甚。波斯炼制石蜜的技术也传到中国。

1. 宋元时代

同唐代比较起来，宋代在中西交通方面显然是相形见绌的。《宋史》有《拂菻国传》，周去非《岭外代答》记大秦国，赵汝适《诸蕃志》记大秦国、斯加里野国（意大利的西锡利岛）、芦眉国（罗马）、木兰皮国（马格里布）等地。同中亚的交通也比不上以前各代。没有新宗教传入，动植矿产品的交流也没有新东西。

元代同宋代大异。蒙古人用兵中亚，一直打到欧洲。从中国经西域中亚到达阿拉伯国家和欧洲交通畅通的情况，是空前的，在某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绝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西双方人员的往来，信息的交流，其方便程度，也是空前的。著名的马可波罗就是在元代来华的。此外，还有一些天主教教士来到中国。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也是非常著名的。他们走的道路就是经过西域的陆路。

1. 明清时代

东西交通更为频繁。交通道路海陆均有，但以海路为主。明永乐时郑和下西洋为一时盛举，走的是海路。我们在这里不谈。

对于欧洲，了解得比以前更加细致，更加确切了。《明史》中有《拂菻传》、《佛郎机传》、《鲁迷传》、《和兰传》等等，记载了很多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殊域周咨录》有关于拂菻、佛郎机等地的记载。《皇明世法录》谈到佛郎机、鲁迷、和兰等国。类似的书籍还有一些，这里不再列举。德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都有经过西域到中国来的。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一批欧洲人陆续来华，宣传天主教，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西域，联系也有所加强。《明史》有《西域传》，记载了西域的情况。陈诚《使西域记》、《殊域周咨录》等书，也记述了西域的情况，对撒马儿罕记述更是特别详尽。撒马儿罕大概是当时的西域重镇，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清代上承明代传统，同欧洲和西域的交通更为频繁。新疆正式建省，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晚清时代，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和这以前的沙皇俄国侵吞中亚大片领土，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这一切都不详细谈了。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通过西域同欧洲和中亚、西亚，甚至非洲的交通情况就介绍到这里。通过这极其简略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西域的重要性，特别是新疆地位的重要性。西方和中亚同中国的陆路交通几乎全部都通过新疆。新疆在全世界上是唯一的一个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全世界再没一个这样的地方。这是新疆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它东有中国汉族文化，南有印度文化，西有闪族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连古代希腊的雕塑艺术，都通过形成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一带的犍陀罗艺术传入新疆，再传入中国内地。新疆地区最早接受中国文化，跟着进来的是印度文化，再后是伊斯兰文化。在这三者之间，对峙、并存、汇合的现象，逐步形成。在目前，虽然从宗教方面来看，伊斯兰教统一了全疆。但从深层文化来看，几大文化体系的痕迹依然隐约存在。新疆这个地方实在是研究世界文化交流的最好的场地。有一些问题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我相信，随着考古工作不断地深入和发展，随着我们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了解也会逐步加深。

四 结束语

这个题目的主要内容已经讲完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还言犹未尽，有几个问题还必须说明一下。

1. 我在上面说到过，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的历史。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必要结合我上面谈到的世界四大文化体系通过西域进行交流的情况再加以阐述。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在自己创造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才得以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传了出去，对世界文化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现在的西方人未必都乐意承认。我在这里不想同他们辩论，我只举一个他们祖先的意见，就是英国十六七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佛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年—1626年）。那时候，西方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帝国主义当然更没有形成，西方人还没有狂妄地自封为天之骄子，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还比较公正、客观。培根说：

我们应当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与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都不为古人所知；虽然它们的起源都是在近期，但却是又不为人所知而默默无闻。而这三种发明却都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第一种是在（知识传播的）文献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争上，第三种是在航海上；并且跟着这些发明的利用又引起了无数的变迁。由此看来，世上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星宿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对于人类发生过更大的力量与影响了。（见所著《新方法论》。引张春树译文，见《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食货月刊》复刊第十五卷第一、二期合刊）

这三种发明都是中国的。其意义培根说得很清楚了。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发展贡献之重要。其他的例子还多得很，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1. 我在上面也曾说到，世界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可以称之为文化多元论。文化一元论往往同法西斯谬论难以分开。我把世界文化分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群。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两个群总是交互起伏，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一个群也不可能永远主宰、垄断，两个群都既是给予者，又是接受者。今天世界的情况怎样呢？西方文化主宰世界久矣。但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逐渐感到，自己的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并不能永垂不朽，并不能永远主宰、垄断。德国学者斯宾格勒（Spengler）、英国学者汤因比（Toynbee）等就属于这一类有识之士。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一些人认真进行反思。我个人认为，西方文化已有走入绝境的迹象，需要东方文化来纠偏、来补正的时刻即将来临了。我们要拭目以待。

1988年7月16日

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

从全国范围来看，近几年来对文化的研究特别感兴趣。从报上可以知道，去年（1986年）上海大规模地开展文化发展问题的讨论，北京也搞了。这种现象解放以来还未曾有过。据我记忆，讨论文化问题，在20年代（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有过一次；是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后来在30年代又一次讨论文化问题。近几年来，为什么好多地方、团体、学者热心地讨论文化问题？其中必有缘故。我看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还没过去，还正在发展，而且方兴未艾。下面想谈谈我自己对文化问题的看法。

大家知道，我不是搞理论的，是搞语言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外行。现在，我把自己对文化的想法和同志们谈谈。我们搞一个学术讨论会或写一篇文章，最好不要讲八股，要敞开自己的思想讲，这样彼此都有好处。我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精神来谈的。这里面肯定有正确的（我并非不谦虚），也肯定有错误，实事求是，供同志们思考。

一 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谈这个问题前要谈三个小问题：

（一）什么叫“文化”

我们这个讲座叫“东方文化系列讲座”。写文章、说话也常谈到“文化”。但你要给“文化”下个定义，并不容易。现在世界上对“文化”下的定义有几百个。有的说两百个，有的说六百个，我没作统计。但还没有一个定义是大家都同意的。大家都会感觉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包括人文科学，要给某个现象下个定义十分难，而自然科学较容易。如“直线”，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是“直线”。大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可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什么是“美”，不知有多少定义。我看了后感到都有些合理的地方和不合理的地方。今天，我也不想给“文化”勉强下一个定义。我只想谈谈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这是我对“文化”的理解，也可以算作一个“定义”吧。同志们看后会觉得，这不像定义。定义必须叙述得很神秘，拐很多弯，用好些形容词等等。这样的事我干不了。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也可以说是最广义的文化吧。

（二）“文化”和“文明”有何区别？

同志们写文章也好，讲话也好，提到“文化”、“文明”，不知大家对此是否进行过研究。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我在这里也不是研究，也还是讲讲自己的理解。一般的英文字典，“Culture”是“文化”，“Civilization”是“文明”。可是有的英文字典，“Culture”又是“文化”，又是“文明”。“Civilization”也又是“文化”，又是“文明”。法文字典也一样。这说明这两个词有共同的地方。平常我们讲“东方文化史”也可以说“东方文明史”。可是有的时候，这两个词就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你说“文化礼貌”就不行。“学文化”你不能说“学文明”。因此，这两个词还有区别。我认为“文明”是对野蛮而言的，“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我们学文化是因为过去没有文化，学了文化把“愚昧”去掉了。我们讲文明礼貌是过去不文明，有一些野蛮，提倡文明礼貌，把“野蛮”成分去掉了。同志们或许觉得我这样理解过分简单化了，但简单化比一点想法都没有要好。

（三）文化的产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我认为文化、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这种说法是有的，这就是法西斯希特勒，他认为文化都是雅利安人创造的。最近有人说人类起源于云南的元谋。我觉得其中有点问题。这不能称为“爱国主义”，这是“超爱国主义”。非洲也有人讲人类起源于非洲。关于人类起源这个问题很复杂，大家都没吵清楚，恐怕若干年后也吵不清楚。绝对不是起源于一个地方，不是元谋，也不是非洲。文化也是这样。一个部族、部落的创造、发明，比如火的发现、工具的使用，再晚一些，比如农耕、建筑等，都是人类文化的创造。但不一定在一个地方。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这样说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否认我们常讲的文化体系？不，我认为世界文化是有体系的。我的看法是有四大体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有人说还有希伯莱文化，我看很难成体系。它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世界文化是有体系的，我们不能否认。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有三个文化体系是在东方。中国、印度、伊斯兰阿拉伯，它们的文化各有特点，有它的独立性，对其他国家有影响。专就文学而论，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学，很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中世纪印尼、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的文学受印度文学的影响。乌尔都、现代印尼以及印度的一部分受穆斯林阿拉伯的影响。所谓“体系”，它必须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我讲的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文化体系并不矛盾。

现在谈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文化一旦产生，它必须要交流。上面提到一个部落发现用火，其他部落必然来学习。其他如农耕等都一样。文化一旦发现，人们感到这对他们有好处，他就必然来学习。可以这样讲，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记得以前我曾作过一次报告，我问在座的同志，你们研究一下你们从头顶到脚下，有多少是出自于中国的？头发式样不是，衬衣、裤子、鞋子也不是。吃的喝的东西中，面包、啤酒不是。坐的汽车、骑的自行车，以及沙发、电灯、电话等，都不是。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我们现在生活在文化交流的时代，随时有新东西传进来，如喇叭裤（当然，它流行一时又很少见了）。现在流行牛仔裤。牛仔裤究竟要流行多久，谁也不知道。反正将来还得换。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阻挡不住。交流总的来说是好的，当然也有坏的。坏的，对人们没有益处的，不能称为“文化”。我是说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现在报纸上常报导某地方发现原始民族。现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真正的原始民族，而某些所谓原始民族其文化也有过交流。60年代初，我去非洲访问，走了很多国家，看到一些国家的农村，钉子都不会制，风箱是用牛皮灌上气，用手来按。这种文化水平，我国在公元前3000年就达到了。甚至这些国家的农村种庄稼还不用铁，用木棒在土地上杵一个坑，上面放一粒种子，这就不管了。靠天吃饭——天下雨就来收获，不下雨就算了。当时感到这些地方比较原始，但往牛皮风箱里吹气，那也是学来的。所以说在原始状态下也还是有交流。

二 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在谈这个问题前，同样有三个小问题要谈一谈：

（一）研究的方法

我们研究文化交流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拿比较文学来说，其研究方法有很多派。如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苏联学派、欧洲学派等。现在我们中国搞比较文学的同志想创造一个中国学派。在上述学派中，据我个人以及好多同志的看法，有两派最有代表性，一派是美国派，搞平行研究；另一派是法国派，搞影响研究。这是大体上讲。世界上的东西都不会纯之又纯的。“平行研究”是研究发展的规律。这一个国家有这一现象，另外一个国家也有这个现象。但它不一定是这个国家影响了另一个国家。我这个国家可以创造这个东西，另一个国家不受外来影响也可创造这个东西。“影响研究”是举具体事实。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用什么方式传到另一个国家去？讲具体事实，讲它的影响。我看研究文化交流也是这两个方法，这两条道路。美法两学派多年来经常打笔墨官司。法国人对美国的办法不赞成；美国人对法国的学派不赞成。其他国家如苏联、德国、中国等也都各有各的特点。但从研究方法、道路讲，就是这么两条。我是赞成影响研究的，因为它看得见，抓得住。平行研究很玄乎。当然讲影响研究也不能绝对化，如孙悟空的猴子形象哪里来的？我认为是受到印度的影响。有的同志不赞成，并写文章反驳。对此我不在乎。但不能绝对说猴子形象完完全全是从印度搬来的，这不可能。文化交流有个特点，一国的文化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必然要加以修正，完完全全照搬的很少。

有一个字很有意思。法国比较语言学家常用的一个字，法文是“Sécurite”，英文是“Securty”，意为“安全”、“安全感”、“安全的”。法国比较文学家用此字的意思是：搞平行研究不那么安全，你可以胡扯。搞影响研究安全，事实俱在。比较文学，最早是从19世纪20—30年代，由一位德国学者开始的。他研究一本阿拉伯文的书叫《卡里来和笛木乃》。这是一本寓言童话集，源自印度的《五卷书》。开始《五卷书》是翻成波斯的巴列维语的，然后再翻成阿拉伯文，书名叫《卡里来和笛木乃》，以后转译成多种文字，流行于全世界。据统计其译本之多，可以同《圣经》相比。该书影响欧洲文学的创作，如《格林童话集》中的故事就有取材于该书的。德国人因此说比较文学是德国人先开始搞的（法国人不承认，说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已有某大学开比较文学课）。《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故事很简单，它由一国传到另一国，由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看得见，摸得着，一点也不玄乎。但问题是，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到了那地方必然有所改变。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一个故事，说鹅笼出生的一个书生，原来是外国人，后来变成了中国人。《卡里来和笛木乃》也是，在本国就有改变，何况从一国传到另一国，不可能完全一样。

由此看来，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化是不是可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讲事实。先把事实讲出来，如一个故事从印度经波斯、阿拉伯传到其他国家，把这个过程搞清楚。但作为研究，不能就此止步。第二个层次便是要研究一个故事或一个形象。如猴子，到了这个国家后有什么变化，变化有何规律，根据事实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没有事实空讲平行，那不着边际。罗列事实也不行。要研究从一国到另一国有何改变，改变里有何规律，摸出规律，总结成理论。这样的理论就可靠，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理论很玄乎。像变戏法一样，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我对这种理论是不感兴趣的。

（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交流

文化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另一部分是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这便是文化交流。这也是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时代性，这两个“性”有矛盾但又统一。近来，英国剑桥大学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晚清史》。它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好多汉学家写的。书中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从晚清到现在这一部分的历史表现了两种文化的撞击（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相撞击）。我看这个论点提得很有道理。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经过了好多时期：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约有一百四十多年了。《中国晚清史》说的两种文化的撞击，是不是结束了？我看没有。什么时候结束？不敢说。我现在手里拿着一本刊物叫《文艺研究》，刚出版的。打开书一看目录，文章的题目有：《关于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历史继承与现实创造》等等。你看，“西方影响”即“时代性”；“民族风格”即“传统文化”。“历史继承”即“传统文化”；“现实创造”即“时代性”。这类题目目前在刊物上多得很。这说明此类问题还没解决，还要讨论下去。想到四十多年前，闻一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题目是《母体文化的自卫与超越》。“母体文化”即“传统文化”。实际上闻一多先生在这里讲的就是“传统文化”和“引进创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他有一句话：“一切的艺术应该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所编织的一匹锦。”意思就是一切文艺的传统文化的纬线与时代性的经线相织而成一匹锦。闻一多先生当时讲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也还是这个老问题。从1840年后，文化界有过几次大争论，如“体用之争”、“本末之争”、“夷夏之争”等，都还是那个老问题。再从政治上看，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快150年了。也经过好几个革命阶段，但共产主义能否在很短的时期内实现？现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仍相信人类的将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但何时才能实现？全世界都在考虑。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走的步调差不多，是否中国先走了一步，很难说。不过，我们的改革在世界上有影响，而按时间来说我们不是最早的。现在苏联等国也在改革。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大转折绝不是100年准能完成的。政治如此，文化也如此。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这问题没解决。我们今天研究文化交流，讨论文化问题必然有这种需要，没有需要大家不会研究。它同我们的生活联系密切，不关心不行。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一点、远一点，它的意义绝不限于文化。

（三）全盘西化

现在有些青年人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

下面讲文化交流的复杂性。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例子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例子。

最近几年我研究糖的历史。这在世界上也是一门专门学问，有好多国家的学者研究它，我也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它的。因为“糖”的背后有一部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国的“糖”字，英文叫“sugar”，法文叫“sucre”，德文叫“Zucker”，俄文叫“Caxap”。一看就知道这个字是一个来源。一般讲，一个国家接受外来的东西，最初把外来的名字也带来了。有的后来改变了，有的没改变。如“啤酒”的“啤”字不是汉语，“沙发”、“巧克力”都不是。“面包”是汉字，变了，英文叫“Bread”。我们吃的“干乳酪”，英文叫Cheese，现在还有人称之为“计司”。糖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本地没有，它把外来词也带进本地。英文的“糖”字来自印度，是从梵文Sarkarā转借来的。一比较就知道。这说明英语国家原来没有糖，糖是从印度传去的，要不为什么用印度字呢？我们中国最早也没有糖，从前有个“餳”字不念“易”，也不念“阳”，念“糖”。中国糖最早是甘蔗做的。中国甘蔗是有的，《楚辞》中就提到。当时也吃甘蔗，也喝甘蔗浆。可是把甘蔗浆变成糖在中国用了一千多年。你看这个“餹”字，这字指的是麦芽糖，北京叫“关东糖”。不是甘蔗做的，是麦子做的。这个“糖”字，从语言学来说，六朝时才有“米”字旁的。从“食”字旁换成“米”字旁，不是随便一换这样简单。中国的《新唐书》里就讲到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这在中国的正史里有记载。这个“糖”字出现在六朝，说明唐太宗时，我们已能制糖，但水平不高，要派人去印度学习。这是历史事实。但问题不出在这里，问题是印地文中有个字叫“Cīnī”，意为“中国的”，英文叫“Chinese”。“中国”两字，英文叫“China”，法文叫“Chine”，德文叫“China”，都是从梵文“Cina”变的。而印度把“白糖”也叫“Cīnī”。印度自称在世界制糖水平最高，历史最悠久，因此Sarkarā这个字传遍世界。为什么“白糖”反而叫“Cīnī”呢？1985年我去印度参加《罗摩衍那》国际讨论会。一次我当主席，我向在座的印度学者问“Cīnī”怎么来的？糖出在印度，为什么“白糖”叫“中国的”？结果没有一位学者答得上来。我的问题也没解决。今年年初有个丹麦学者，知道我研究糖的历史，给我寄来了一篇论文。这论文也不知哪国人写的，这人叫Smith。他的论文题目是讲Cīnī及其来源。看了他的论文，感到他自己也解释不通，有矛盾。他说“Cīnī”是“中国的”，“Cīnī”又是“白糖”，而白糖却和中国没关系。因为在中古时期白糖很贵，当药来用，非皇家贵族、大商人是吃不起的。为何“Cīnī”叫“白糖”呢？这是因为中国有几件东西在世界上很有名，如瓷器。英文“China”当“中国”讲，但也是“瓷器”的意思。中国的瓷器也传入印度，印度的阔人才用瓷器。中国瓷器是白的，于是把中国瓷器的“白”和白糖的“白”连在一起。印地文中的“白糖”应该是“Cīnī Sarkarā”。后来因为字太长，简为“Cini”。看来作者有个主见，无论如何“Cīnī”和中国没关系，他想尽办法来解释。而且还说中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白糖，也没向印度输出过白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但他的文章有可借鉴之处。大家知道，要研究这类问题先要确定“Cīnī”这字什么时候出现的，上限在什么时候？第二要研究在什么地方出现“Cīnī”这个字？然后再研究中国在什么时候生产白糖？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传入印度？这样研究就比较科学。可是问题之难在于不知道“Cīnī”在印度何时出现？我问过印度学者，他们也答不出来。而Smith做了些工作。他查了印度的文学作品，“Cīnī”一字出现在13世纪，这是他的功绩。另外他基本上把现在印度好多种语言中表示“白糖”这个意思的词儿追踪清楚。总的情况是，在印度西部语言中，都来自梵文的Sarkarā。在东部语言中，则是Cini或者Cīnī。孟加拉文就是这样，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白糖是由印度东部进入印度的。再研究中国白糖有没有？出口了没有？到印度了没有？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国7世纪唐太宗时期确实向印度学习制糖技术，我们的制糖水平不高。但学习了以后，我们后来制的糖，其颜色、味道都超过印度。《新唐书》说“色味逾西域远甚”。一方面是我们引进了，另一方面是我们改进了。这是唐朝的情况。到宋朝我们仍制糖。到了元朝又来了一个变化。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有一段记载。说在福建尤溪地方有一批制糖工人，他们是蒙古大汗忽必烈从巴比伦找来教中国制糖工人制糖的，炼白糖。巴比伦这地方，有人说是现在的伊拉克，有人说是埃及。埃及开罗的可能性大。上述记载说明印度制糖传到波斯，从波斯传到埃及。埃及当时很多手工业占世界领先地位。而蒙古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蒙古大汗抓了些制糖工人，送到中国的福建尤溪，尤溪出甘蔗，在那里教中国人炼糖。到了明朝末年，很多书里讲炼糖，其中有一段记载说，原来糖炼不白。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倒了一堵墙，墙灰落入糖中，发现制的糖变白了。这在化学上讲得通，灰里有碱，因此糖炼白了。中国的白糖到了明朝末年在国际市场成了抢手货。现在我们有根据，中国的白糖在郑成功时代已出口了。郑成功家里也做白糖生意，从中国运货去日本，在货物中就有白糖，这证明13世纪后，中国的白糖出口。那么中国的白糖是否出口到印度？在别的书上记载大概是印度人派船到新加坡那里去买中国的白糖。中国直接去印度的有没有？现在没根据，但估计可能从福建泉州运白糖到孟加拉。泉州当时是世界很大的港口，那里有穆斯林的、印度教的文化遗迹。福建尤溪制的糖运到泉州，泉州有印度船运回印度。上岸的地方是东印度，讲孟加拉语，不是西印度。

以上讲的是事实，从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呢？说明文化交流绝不是直线的，而是非常复杂，曲折的。“Cīnī”这个字的例子说明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印度还有一个字叫“misri”，意为“冰糖”，但“misri”也是“埃及的”意思。从语言现象来看，印度制糖是先进的，但另一方面不能否认它也向别的国家学习了。东面学中国，“白糖”叫“Cīnī”。西面学埃及，“冰糖”叫“misri”。从语言现象分析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上面讲的几个问题，是我的想法。是否合理、正确，供同志们参考。

1988年8月

《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序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文明古国，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两国也有极大的不同之处，这首先表现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国家，而印度则是非常不重视历史的，以致马克思有“印度无历史”之叹。

到了近代，大概是受了欧洲的影响，也由于反抗外来侵略的需要，印度历史科学兴盛起来了。从19世纪初叶起，出现了大部头的印度历史著作。最初还是欧洲学者居多，尔后印度自己的史学家也一代一代成长起来。到了今天，印度史学界不但巨著如林，而且水平也极高。印度无历史的状况彻底扭转过来了。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印度史学家注意到中国浩如烟海的载籍中关于印度的记载。他们几乎都承认，没有中国正史和旅行家的著作，研究印度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认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已经有不少年了。可是认真搜集中国载籍中有关印度史料的工作，却做得非常不彻底。尽管有不少学者从事此项工作，做了一些搜集工作，离开全面还有极长的距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北大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的耿引曾同志，多少年来从事在中国群籍中搜集有关南亚史料的工作。辛辛苦苦，翻检各种各样的典籍，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到了今天，搜集得成绩斐然可观。我们曾将这个消息，对外国朋友，特别是印度朋友讲过。他们听了，都异常兴奋，切盼能早日完成，并译为英语，以利广大不通汉文的印度学者使用。现在搜集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今天出版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承担出版的任务，他们的举动我相信会得到中外学者的同声赞扬。印度有一些朋友答应同中国学者一起，将这些资料逐步译为英文，为中印两国几千年的古老友谊再增添崭新的一章。此举将会进一步增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是可以断言的。

我在兴奋之余，谨缀数言，算是序。

1985年10月26日

《生殖崇拜文化论》^[1] 序

赵国华同志把他的新著《生殖崇拜文化论》拿给我看。我原以为自己对这个问题虽有兴趣，但是所知不多，读这样一部将近三十万字的长稿，一定会十分吃力，十分勉强，甚而十分枯燥。可是我一旦坐下来看稿子，立刻就被其中十分精彩的阐述、石破天惊的推理、天外飞来的论证、恢廓弘大的内涵吸引住，大有欲罢不能之势，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而且读了两遍。这种经历是最近多少年来没有过的。特别是在自己还没能完全走下文山、爬出会海的情况下，更显得难能可贵。由此可见这一部书具有多么大的魅力了。

在写这一部书之前，赵国华已经发表过一些零篇论文。因为隔行，我都没有仔细阅读。但是听说，他的文章引起了一些老一辈学者的重视，甚至震动；他们对这些文章给了高度的评价，赞不绝口。说句老实话，我最初有些不大理解。现在我读到这一部著作，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一些老一辈学者是有眼光的，是对晚辈学者奖掖不遗余力的。我以我国有这样老一辈的学者和中年学者而感到骄傲。我们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有异常光辉的前途的。

探讨生殖崇拜的问题，赵国华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了。在国内，赵国华在本书中提到了卫聚贤、周予同、闻一多、郭沫若等等，还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国外，赵国华提到了弗雷泽、杰文斯、马林诺夫斯基、布伊哥夫斯基、多尼尼、泰纳谢等，还有弗洛伊德等等。这些人都可以说是他的先驱者。然而他却并没有躺在这些人身上，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以他们为基础，同时又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或者不足之处，独辟蹊径，大胆创新，利用自己广博的学识，贯穿古今，挥洒自如，为生殖崇拜文化这一门学问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要想列举这一部书的成就和优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决不是说，这一部书成就不大，优点不多，列举起来有困难；而是正相反，本书成就极大，优点甚多，读者如入宝山，到处是宝，眼花缭乱，不知道要拣哪一块宝石好了。因此，我在这里只能笼统地简略地提出几点我认为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来，以概其余。其他的宝石，由读者自己去拣吧。

本书的第一章：“八卦符号原始数字意义的发现”，就是非常精彩的一章。八卦、河图、洛书等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一个聚讼了几千年而始终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看法的问题。最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对八卦产生了兴趣，骎骎成为世界显学了。然而它的真正含义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赵国华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崭新的独到的见解。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简直可以说是发千古未发之覆。他又把八卦的起源与西安半坡的鱼纹联系起来，表现出了极大的机敏性。

从八卦和半坡鱼纹开始，赵国华把论题依次展开，讨论的范围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深入。他讨论的问题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他并不是就事论事，他有一个中心目标，贯穿全书：万变不离其宗。他什么时候也没有离开这个中心目标，尽管有时候显得距离极远，但他说收回就收回。这个中心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生殖崇拜文化问题。他雄辩地证明了，生殖崇拜文化与性文化不是一码事。这是本书的一条主轴。我们读者读本书时也千万不要忘记这条主轴而陷入迷魂阵中。

围绕着这一条主轴，赵国华讨论了并解决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多少年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或者争论不休，或者各执其是，始终没有大家公认的结论，有的甚至连解决办法都没有能提出来。还有少数几个大家人云亦云，连其中有问题都没有发觉。赵国华却以惊人的洞察力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好几个地方，我都有豁然开朗之感。我上面提到本书有极大的吸引力，其原因一部分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只能就记忆所及举出几个例子，比如鲧和禹的问题；把半坡先民鱼祭祭坛同河图以及用龟甲占卜联系起来的问题；八阵图问题；“中”的概念和“中庸”问题；蛙纹与卍（Svastika）的关系；月中蟾蜍的解释；铜鼓的解释；舟船象征女阴的问题；六字真言的奥秘；对《诗经》中许多诗歌的新解释，等等，等等。这样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其中有一些是争论多年的，上面举的鲧禹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当年顾颉刚先生对禹提出了新看法，这招致了鲁迅先生的讥讽，许多人从而和之。现在赵国华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证明顾说不一定就是笑谈。我举出这样一些例子，不过是豹窥一斑、鼎尝一脔而已。

赵国华提出来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具有理论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比如他反驳几乎已成定论的“图腾说”，我看他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相信会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承认。他又反驳了外国一些学者主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样是有根有据的。他还驳斥了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起源于生产活动的理论。我觉得他的理由很充分。我联带想到了我们一向奉为金科玉律的普列汉诺夫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起源的理论。根据赵国华的看法，我们也必须重新评价这个理论。仅此一项就能看出赵国华的论证对我们有多大启发了。

在论证方法方面，本书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我在这里举出一个来，以概其余。在叙述和论证过程中，赵国华经常引用大量的古代典籍，比如《诗经》、《易经》、《礼记》、《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春秋繁露》、《论衡》等等。这并不足奇，其他学者也都这样做。但是他能把我们先民的一些风习和使用的词语同中国明清时代一些著名的长篇小说和今天某一些地区老百姓的方言联系在一起，乍看让人觉得奇怪，细思却又认为确有蛛丝马迹可寻。这是一种颇为不寻常的才能，我不能不特别指出并举出几个例子来，与大家共同析赏：华北、东北民间将男童的生殖器戏称为“亚腰葫芦”；蚌象征女阴，《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王婆对西门庆说：“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烫温和大辣酥。”“河漏子”就是蚌；鸟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水浒传》中的李逵经常说“鸟”字；日中三足鸟是男根的象征，《金瓶梅》中把表示性交的字写作“㒲”，今天不少地区仍将男子性行为称作“日”；今天北方民间将鸟禽的交尾称为“踩蛋”，“足”代表雄鸟的生殖器，用足踩代表交配；蜥蜴俗称“马驼子”，后来交了好运，演化成了“龙”；熊也是男根的象征物，今天俗语中仍将精液称为“熊”；用玉制作的一些东西表现生殖崇拜，《金瓶梅》中以“玉”为男根的隐语；今天河南的一些风习还有生殖崇拜的痕迹，等等，等等。可能有人认为，这无关大局，我却觉得异常精彩。赵国华探讨几千年前的生殖崇拜，却并没有有古无今，他胸中似乎有一个几千年来的全局一盘棋的成竹。我上面说的“贯穿古今”，就是这个意思。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我想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的。

我在上面零零碎碎地谈了我对本书的一些印象和看法。我现在想集中谈一谈本书的主题，就是建立生殖崇拜文化理论的问题。

赵国华引用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赵国华在这里加了一句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照亮我们探索远古人类历史进程的明灯。”他的做法和意见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高明的。众所周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中，从外国输入的僵硬死板的教条主义束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只被允许鹦鹉学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大大地阻碍了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大好的年华。在对远古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方面，对恩格斯提出来的两种生产中，我们只允许谈第一种，第二种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则成了塔布，谈之色变，没有人敢去尝试。这简直可以说是学术史上的一幕悲剧。

现在，赵国华探讨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首先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冲破了禁忌，大谈人类自身的生产。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擒贼先擒王”的手段。但是，他并没有忽略生活资料的生产。两种生产他都谈。他非常注意两者的关系，而且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他对欧美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并没有忽略，而且充分肯定。比如英国杰出学者弗雷泽的大著《金枝》的价值，他完全承认。但是，他发现，弗雷泽的理论基础是产食文化。他写道：

产食文化理论的基点是“食”，亦即把食物问题作为原始人类全部生活的重心，并以此解释原始人类的精神文化。弗雷泽之外，主张这种产食文化理论的学者大有人在，如杰文斯（Jevons, Franck Byron）、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vski）、布伊哥夫斯基（S.N.Buikovsky）等……这些学者的不足或失误，是由于他们只认识到了食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原始思维中食与生殖的关系，更没有认识到初民是将食服务于生殖。

这一段话无疑是正确的。恩格斯举出了两种生产，第一种是生活资料生产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食物的生产。第二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合起来才能算是完整的，否则只提一种，难免有偏颇之感。

赵国华是两种生产同时并提的，重心似乎是放在第二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上。上面引文中有“初民是将食服务于生殖”的说法，本书的书名叫“生殖崇拜文化论”，也透露其中的消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写道：“远古人类将食与生殖联系起来的认识，源于将食与生命联系起来的经验……吃食物可以生出乳汁，吃食物当然也可以生出孩子，这是初民的逻辑。所以他们将食服务于生殖。”这都说明，在处理食与生殖的关系时，赵国华把生殖放在首位，食是服务于生殖的。

赵国华是怎样进一步来解释生殖的重要性的呢?我再引用他的几段话。他说：

以往，中外学者都把产食活动视为原始人类解决食物问题的唯一途径，却忘记了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在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他又说：

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人手的增加，从而，人类自身的繁殖就成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原始人类中出现了生殖崇拜。换句话说，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

他又说：

可以想见，原始人类只能以增加生产率来求得和扩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

用不着再多征引了。赵国华的看法已经非常清楚。他是把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社会生产力”、“社会意志”等联系在一起的，把“人口”与“人手”联系在一起的。我先在这里声明一句：我引他这些话，并非企图证明，他在处理食与生殖的关系时犯了偏颇的毛病。他曾强调说，产食文化有其局限性，性文化也有其局限性，只有提出生殖崇拜文化，才能够全面。可见他的观点并不偏颇。

但是，我脑筋里也不是没有问题。在阅读这一部稿子的过程中，我一方面获得了不少的知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逐渐从肤浅走向深入。但是，同时我也越来越明确地思考一个问题：原始初民之所以崇拜生殖是否就真像赵国华说的那样来源于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意志”的考虑，对“人手”的考虑？如果认为“考虑”这个词儿不准确，可以改为“在潜意识中受这些东西的支配”。我觉得，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仔细推敲。最原始的初民究竟能够有多少“社会意识”呢？恐怕微乎其微。他们对“人口”与“人手”的关系是否就像比较晚的人们那样考虑的呢？恐怕有所不同。

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发展的最原始的阶段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对自然规律掌握得很不够，由于生产工具异常地简陋，初民在获取食物方面，同其他动物差不了多少，一个人从事食物采集或渔猎等活动所获得的食物，最初恐怕连个人果腹都有困难。根本没有什么剩余食品，所以也就没有剥削。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民恐怕很难意识到增加人口的重要性。因为，增加一双手，就增加一张口，至多两者互相抵消，对集体食物生产没有任何帮助。因此，用“社会生产力”、“社会意志”等概念来解释初民对生殖的崇拜，就有极大的困难，很难解释得通。

那么，怎么办呢？用什么办法来解释初民努力生殖、崇拜生殖这个现象呢？我想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用本能来解释。这可以说是对社会生产力说的一个补充，而非代替。

在这里，我想多说上几句。孔子说：“食、色，性也。”什么叫“性”呢？性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本能。人的本能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古人也称之为“饮食、男女”，是一个意思。我们的孔老夫子真不愧是圣人，他一语就道破了人这个动物的奥秘。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正与食、色相当，实际上是人类的两个最基本的本能。叔本华所说的“生的意志”，我看也指的是本能。不但是人，其他动物，甚至连一般生物都包括在里边，莫不有这两个基本本能。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安拉、天老爷、大梵天、天地、造化“小儿”等等，都指的是同一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它？她？）创造了生物，并且赋予他们两个基本本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生孩子。吃饭是为了个体的生存，生孩子是为了个体能够延续，为了子子孙孙的生存。赵国华用生存和生殖这两个词儿来表示这两种本能。二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我们可以用两条交叉的线来表示其间的关系。一条横线表示食，表示生存；一条竖线表示色，表示生殖，表示子孙繁衍。没有食，则个体不能存，更谈不到生殖；没有色，则个体只能生存一代，就要断子绝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人和动物、植物的共同生存的花花世界。这是造物主的积极的一面。但是，造物主又不完全积极，也不能完全积极。他创造了生物，同时又创造了每一个生物的对立面，它的煞星。没有这个煞星是不行的。如果让一切生物都本着自己的本能生存下去，繁殖下去，则任何一种生物都能把地球塞满。造物主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既创造，又破坏。我们的老子大概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印度教的三大神我看也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我啰哩啰嗦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我无非想说，本能的力量和作用要充分肯定。一直到人类的末日，本能也决不会离开我们。我们现在探讨初民的生殖崇拜，至少有一部分必须考虑到本能问题。

我现在再把我的想法说得具体一点。初民之所以努力生殖，之所以有生殖崇拜，在最初的阶段上，恐怕主要是出于本能。至于对社会生产力、社会意志、人口问题等等的考虑，则恐怕是逐渐兴起来的。我上面已经说到，动物和植物也都努力繁殖。它们除了受本能的支配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呢？人高于动物，但仍是动物，受本能支配，是天经地义的。恐怕人类越原始，则本能对他们的支配力量就越大。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本能，动物则绝对办不到。后代人控制本能的力量恐怕大于初民，这也是一个事实。

总之，我觉得，用本能说来补充社会生产力、社会意志说，是恰当的，是说得通的。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这些想法是读了本书后得到了启发才开始有的。如果我能引用一句古话“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话，我就非常满足了。有了一点想法，不敢自秘，提出来供国华和其他同好们参考。

我还想谈一谈我读本书过程中一点感觉。生殖崇拜文化影响极大，时间极长，地域极广，用以象征男根、女阴和男女交媾的东西极多，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赵国华对他举出来的东西都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要我提出反驳的意见，我实在难以做到。但是，我通读本书时，脑海里总常浮出一个问号：真有这么多的动、植物和其他东西都象征男根、女阴和男女交媾吗？赵国华是否有点“草木皆兵”了呢？我对自己这些疑问举不出证据。我也说不出，究竟哪一件东西不象征那些东西，既然有了这样的感觉，也不敢自秘，也提出来供国华和其他同好们参考。

赵国华对自己的著作有极大的信心。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大胆地认为，等到生殖崇拜文化的研究全面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中国和世界早期的文化史都需要重写。”他又写道：“我们认为，如果能将产食经济文化与生殖崇拜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文化人类学会发生一场革命。”我个人认为，这决非狂言自大，也非英雄欺人。有识之士读了本书以后，会同意他的意见的。我前面已经说到，已经有不少的老一代的学者和中年学者对赵国华的成就，击节称赏。我相信，这一部书出版以后，称赏者会更加称赏。过去没有读过赵国华的文章的人，读了本书，也会自动自愿地加入到赞赏者的队伍里来。这一天不久就会来到的。

眼前，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蓬勃开展。地不爱宝，许多珍贵的原始人民的遗迹一个接一个地被挖掘出来。最近北京平谷县又发掘出来了一个比半坡还要早的遗址。我想，对探讨初民的生殖崇拜文化，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有利于探讨的材料将会一天比一天增多。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赵国华一定会密切注视着这些遗址的发掘工作，不失时机地把新发现的材料拿来充实自己的研究工作，使自己的看法更加坚实可靠。他现在这一部《生殖崇拜文化论》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是我必须着重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光辉的、预示着更光辉的前途的开始。生殖崇拜文化这一门学问必将日益发展，日益深入，日益完善，日益广阔，在光辉的探讨的道路上走上前去。

我在这里郑重推荐这一部书，不仅向专门搞民俗学的学者们推荐，而且向从事研究古代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美术、民族、人类学、神话学、古典文献等等的学者们推荐。除了这些专家学者之外，所有搞社会科学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本书，这决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正相反，读了以后，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你的眼界定会开阔，你的认识定会提高。

有识有志之士，盍兴乎来！

1988年12月22日

[1] 《生殖崇拜文化论》，赵国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

我以前最讨厌“危机”两个字。我以为，使用这两个字的人，至少有一部分是危言耸听。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改变了想法，而且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我觉得，我们眼前面对着的社会，其中的“危机”，也包括文化危机在内，比任何“危机”都更“危机”——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

民族性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逐渐积淀起来的。我们的民族性里面当然也积淀了一些好东西；但是不好的、有害的东西，其数量不少，其危害极大。犯罪的情况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的。有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像中国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制造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一旦使用，将流毒千百万亩耕地，影响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这却决非小事了。至于偷窃农村的变压器，割掉电线，其影响农业生产，决不是小规模的。还有集体地、明目张胆地砍伐山上的树林，使长江变成黄河。这不但流毒眼前，而且影响后世子孙。这样的事情，报纸上披露的还少吗？再看我们社会风气之坏，一些人道德水平之低，这简直不像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说这样一批人是野蛮民族，难道还算过分吗？

鲁迅当年指出的我们民族性中的很多问题，至今不但没有改变，还大有变本加厉之势。真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我有时甚至有病入膏肓之感，甚至感到自己身上也有鬼气，真使我不寒而栗。我希望，我们在讨论文化危机之余，抽出一点时间，看一看，想一想我上面提出来的问题。听说王元化先生主张彻底批判旧文化，我是赞成的。但是，根据过去40年的经验，我又怀疑批判的用处。万应灵药，我眼前是没有的。

1988年12月29日

关于“奈河”的一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