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参阅Lallanji　Gopal：《古代印度制糖术》（Sugar-Making in Ancient India）.见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Ⅶ，1964，pp.57—72。

〔44〕 F.Hirth：Chau Ju-kua，St.Petersburg（1911，p.113　4）把《隋书》卷八三的“半蜜”译为“另一种糖”或“糖的产品”。

〔45〕 Herausgegeben von Dr.S.Lefmann，Erster Teil：Text，Halle 1902，S.40.

〔46〕 3，546a。

〔47〕 V.Fausböll的精校本，伦敦，1877—1897。

〔48〕 Jātakam，Leipzig 1908—1921.

〔49〕 22，473a。

〔50〕 ed.by Gustav Roth，Patna，1970，§51.

〔51〕 24，1b。

〔52〕 Gilgit Manuscripts, vol.Ⅲ.part l.ed.by N.Dutt.Srinagar-Kashmir，ⅲ.

〔53〕 Gilgit Manuscripts, vo1.Ⅲ.part l, pp.xi-xii.

〔54〕 季羡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见《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55〕 24，495a。

〔56〕 《从制糖史谈石蜜和冰糖》，见《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47页。

第六章　邹和尚与波斯

——唐代石蜜传入问题探源

小　引

多少年以来，我就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对糖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我搜集了大量有关的资料，准备写成《糖史》一书。这样规模庞大的著作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我就分段撰写论文，已经写成了几篇，陆续发表在不同的杂志上。现在写的这一篇是书中的第六章，是讲中国与古代伊朗（波斯）在制糖方面交流情况的。这在中伊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惜过去的论者都未能搔着痒处。我不揣谫陋，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博识之士。

第一节　唐代四川遂宁制造石蜜的情况

宋王灼《糖霜谱·原委第一》 ^〔1〕 ：

糖霜，一名糖冰，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之，独遂宁为冠。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若甘蔗所在皆植，所植皆善，非异物也。至结蔗为霜，则中国之大，止此五郡，又遂宁专美焉。外之夷狄戎蛮皆有佳蔗，而糖霜无闻，此物理之不可诘也。先是唐大历间，有僧号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伞山，结茅以居。须盐米薪菜之属，即书付纸系钱，遣驴负至市区。人知为邹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纵驴归。一日，驴犯山下黄氏者蔗苗。黄请偿于邹。邹曰：“汝未知窨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女塞责可乎？”试之果信。自是流传其法。糖霜户近山或望伞山者皆如意，不然万方终无成。邹末年弃而北走通泉县灵鹫山龛中，其徒追蹑及之，但见一文殊石像。众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驴者，狮子也。邹结茅处今为楞严院。糖霜户犹画邹像，事之拟文殊云。

这一段话讲得惝恍迷离，简直就等于一篇神话。为什么这样子呢？其中不会没有原因的。我将在下面仔细加以分析。神话当然不是事实，但是却能曲折地反映出一些历史事实。我现在只想提出一点来稍加说明。文中提到“遂宁专美”，这恐怕指的是唐代后期和宋代的情况，唐代前期还不是这个样子。四川自古以来就生产甘蔗。晋左思《蜀都赋》说：“其园则有蒟蒻、茱萸、瓜畴、芋区、甘蔗、辛姜、阳 、阴敷。”制造蔗糖和石蜜，也早有记载。巴蜀地区一向经济发展水平就很高，科技水平也同样很高，人口富庶，贸易繁荣，能制糖和石蜜，是顺理成章的。《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剑南道，成都府，土贡蔗糖；眉州，通义郡，土贡石蜜；梓州，梓潼郡，土贡蔗糖；绵州，土贡蔗。但是遂州，遂宁郡，土贡樗蒲、绫丝布、天门冬，并没有蔗糖或者石蜜。《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四七《潼川府》二：“土产糖：《唐书·地理志》，梓州贡蔗糖。《寰宇记》，梓州贡砂糖。《方舆胜览》，遂宁府出蔗霜。”在唐代，遂州与梓州为邻，梓州贡蔗糖，遂州则没有。《方舆胜览》，宋祝穆撰，记载着遂宁府出蔗霜。明《寰宇通志》 ^〔2〕 ，卷六一，成都府、叙州府、重庆府，都没有甘蔗、砂糖或石蜜的记载。但是，卷六六，潼川州，遂宁县则记载着：土产，蔗霜出遂宁县。黄庭坚诗《在戎州答雍熙长老》：“远寄蔗霜知有味，胜如崔子水晶盐。”马咸诗：“不待千年成琥珀，直疑六月冻琼浆。”从诗中可以知道，蔗霜黄而硬，状如琥珀。总之，四川遂宁出蔗霜，时间比较晚。

宋洪迈《糖霜谱》，讲到中国制糖和石蜜的历史，结论说：“然则糖霜非古也。”接着又引用苏东坡送遂宁僧图宝的诗：“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碗荐琥珀，何似糖霜美？”还引用了黄庭坚上述的诗。他接着说：

则遂宁糖霜见于文字者，实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四郡所产甚微，而颗碎色浅味薄，才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于近世。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小溪之伞山，教民黄氏以造霜之法。伞山在县北二十里，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

在这一段话的最后面，洪迈说：“遂宁王灼作《糖霜谱》七篇，具载其说。予采取之，以广闻见。”可见洪迈的记载是从王灼那里抄来的。他只是把王灼书中的神秘气氛都省略掉了。

到了明代，宋应星撰《天工开物》，又谈到了邹和尚：

凡蔗古来中国不知造糖。唐大历间，西僧邹和尚游蜀中遂宁，始传其法。今蜀中种盛，亦自西域渐来也。

在这里，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宋应星在“邹和尚”前面加上了“西僧”二字，“西僧”就是西方来的和尚，可见在他心目中，邹和尚不是中国人 ^〔3〕 。接着他又说：“亦自西域渐来也”，他认为，蜀中遂宁的造糖术是从西域传来的。《天工开物》比宋代的两本《糖霜谱》都要晚得多。“西僧”二字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宋应星个人杜撰的吗？这个我目前还说不十分清楚。看来他恐怕也有所本，这一点我认为是应该肯定的。他加上“西僧”二字，同王灼书中迷离恍惚的记载是相符合的。到了宋应星笔下，邹和尚的故事不再是神话，而是历史事实。不管是神话也好，是历史事实也好，其中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四川遂宁制糖霜的技术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这同《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对得上的。在大历（766—780年）以前，遂宁还不会制造糖霜；大历年间，一个外国来的邹和尚把这种技术传了进来。

这个和尚，如果是一个真人的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如果是一个神话的话，它影射的又是哪一个国家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曾多年考虑过这一个问题，有一些初步的设想，我就在下面谈一谈。

唐苏恭 ^〔4〕 说：

沙糖，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笮甘蔗汁煎成，紫色。

唐马志约 ^〔5〕 说：

石蜜，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可作饼块，黄白色。

唐孟诜 ^〔6〕 说：

石蜜，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

宋苏颂 ^〔7〕 说：

煎沙糖和牛乳，为乳糖，惟蜀川行之。

马志约、孟诜和苏颂都说，石蜜是煎沙糖或蔗汁制成的；后边二人还说到加牛乳；孟诜说到，加牛乳，更易细白；苏颂没用“石蜜”这个词儿。明李时珍 ^〔8〕 说：“石蜜，即白沙糖也。凝结作饼块如石者为石蜜。”关于石蜜与白沙糖、糖霜、冰糖之间的关系，我在别的地方讨论，这里无须涉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引苏、马、孟三家都说，石蜜（白沙糖）有外国来的；苏、马说是“西戎”，孟诜明确说是波斯。西戎是一个广阔的概念，当然也可以包括波斯在内。至于在中国国内，苏恭说是“蜀地”，马志约说是“益州”，孟诜说是“蜀中”，三者的意思是一样的。苏颂更强调“唯蜀川行之”。把国外和国内结合起来看，邹和尚的故事发生在四川遂宁，遂宁的石蜜又特别好，国外则是波斯的石蜜最好，根据宋应星的说法“自西域渐来”，难道四川遂宁的石蜜制造技术同波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吗？难道说邹和尚，如果实有其人的话，是来自波斯吗？如果只是一个神话的话，难道它反映的历史事实能同波斯联系在一起吗？把前因后果联系在一起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是非常自然的。十分可靠的证据，目前我还拿不出来。证明邹和尚是中国人，我同样也拿不出证据来。无论如何，我确实认为，把邹和尚与波斯联系起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也是可取的。有一点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即使遂宁的制糖术真同波斯有什么联系，也并不能说，整个四川的技术都受到波斯的影响。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遂宁附近的一些地区早已能种蔗制糖了。

第二节　唐代和唐代以前波斯制造石蜜的历史

1．国外典籍的记载

我在第一节之末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怎样来解答这些问题呢？我想先从波斯制造石蜜的历史着手。

先谈国外典籍的记载。在这里我主要根据的是E.O.von Lippmann，Geschichte des Zuckers seit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Beginn der Rübenzucker-Fabrikation，Berlin，1929，以下简称Lippmann；还有Noel Deerr，The History of Sugar，London，1949，以下简称Deerr。同时我也参考了其他一些有关的专著与论文，当然也会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谈波斯的甘蔗种植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下甘蔗起源地的问题。甘蔗所属的那一组禾本科植物至少有三十个属，四百二十个种，起源地是热带东南亚；其中Saccharum属的野生种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孟加拉湾北岸直至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阿萨姆邦可以发现 ^〔9〕 ，其原生地应该也就在这一带。Deerr的看法是：甘蔗的老家无须到南太平洋以外去找 ^〔10〕 。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不敢妄加评断。不管怎样说，波斯不是甘蔗的起源地，波斯甘蔗是从外面传进去的，而传出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印度。

Lippmann ^〔11〕 指出，甘蔗种植从印度传入波斯有一个过程。波斯首先在靠近印度河三角洲的曼苏拉（Mansura）地区种植甘蔗。这个地方离开印度比较近，所以首先传入。至于波斯制糖术的发展，则同一个名叫根地塞波（Gondisapur）的城市是分不开的。Moses von chorene的《地理志》（作成于公元5世纪后半，但有争议）中说：“在根地塞波附近的伊律麦斯（Elymais）种着甘美的甘蔗（schakhara）。”根地塞波是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Schapur Ⅰ，241—272）所建。484年，聂思托里教派在这里建立了中心。489年左右，迁来了一个教会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振兴学术，特别重视医学。它同印度有联系，印度医生在这里很有影响。自古以来，甘蔗和糖就在印度医药中占有重要地位。波斯既然输入了印度医药，所以印度的制糖术也传到这里来了。在这里，同在印度一样，甘蔗和糖最初主要是当药材来使用。

根地塞波城的繁荣时期是在库思老阿奴细尔万（Chosrau Anuschirwan，一称Chosroes一世，532—579年）在位时。此时波斯帝国版图辽阔，从也门一直到乌浒水（Oxus），从印度河一直到地中海，都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库思老一世奖励学艺，振兴文化。由于自己有病，他特别奖励医学。他曾派御医布尔佐（Burzoë）两次赴印采药。印度名著《五卷书》也于此时译为波斯巴列维文。这个译文已佚，但由此译本译出的叙利亚文译本却保存了下来。象棋也在此时由库思老一世自印度传来。伊本·卡里甘（Ibn Chalikan，1211—1282年）纂写的《传记词典》根据的是哈马达尼（Al-Hamadani，死于945年）的历史著作，这本书讲了一个故事：库思老一世有一次行军，离开了队伍，走过一个花园，向一位少女要水喝。少女递给他一杯用雪冰过的甘蔗汁。他觉得非常好，问她是怎样制作的。少女说，这里有一种植物，用手就能够把汁水挤出来。少女去取甘蔗汁时，他暗自思忖，想把这些人赶走，自己独霸甘蔗园。过了一会儿，少女哭着走回来，说甘蔗再也挤不出汁水来了。她劝国王丢掉自己的想法。国王从之，甘蔗才又流出了汁水 ^〔12〕 。这个故事很像民间传说。它透露了当地人对于甘蔗的重视。贝鲁尼在公元1000年左右写成的《古代民族编年》中讲到硬糖。据底马士基（Al-Dimaschki，1256—1327年）的记载，元旦早晨给国王献糖块。

Lippmann利用他自己找到的文献得到了一个结论：5世纪末波斯人还不知道甘蔗。库思老二世（590—627年）时代的文献中才讲到，印度送来的礼品中有糖。他的儿子拔畏茨（Parwez）是萨珊王朝最后的国王之一。据说，他曾问过侍臣：什么是最高贵的甜品。侍臣列举了一些食品，其中有冰糖（kand）和沙糖。

Lippmann说，7世纪初，波斯人才学会熬甘蔗汁为硬糖。靠近印度河三角洲西面的美克兰省（Mekrân）出产硬糖（fânîd）。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字phāṇita转过来的。这可以说是波斯熬制硬糖的技术是从印度学来的证据。伊本·豪卡尔（Ibn Hauqal）《地理》中说：“麦克兰出产fânîd，是一种甜的糊状物或者糖饼子，向全世界出口。”在另一个地方，他说：“fânîd是一种经过熬炼而变硬了的蔗浆。”著名的阿维奇那（Avicina，980—1037年）说：“把甘蔗汁熬稠后，就可以得到fânîd。这种东西产于麦克兰省，从那里运往其他地区。在麦克兰省以外，没有什么地方生产fânîd。”此时，糖主要还是用于医药。

Lippmann又引用了克莱默：《哈里发治下的东方文化史》（Kremer，K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 unter den Khalifen）的说法：根地塞波有自然科学高等学校，培养出来了最杰出的医生。炼白糖的技术也可能始于此地。Lippmann认为，所谓fânîd，开始时很可能只是一煮再煮把糖浆中的水分挤出去后而制成的，颜色棕色或者黑色，后来才逐渐变成黄色或者白色。他似乎认为，现在的白糖是机器生产的产品，手工炼制无论如何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Lippmann又引用了吴勒斯（Vullers）的《波斯文词典》（波恩，1855年）的说法：fânîd或者pânîd的含义是：甘蔗汁、变稠了的汁水、一种同稠汁相似但比较结实比较硬的糖、成叶状或者扁饼状的糖、净炼过的白色的糖，名叫kand-i-sefîd。kand这个词也是从梵文khaṇḍa转过来的。从以上这些含义中可以看出炼制白糖的过程。

吴勒斯在他的《词典》中又引证了波斯文词典Muṣtalaḥât-i Behâr-i‘Agâm。这一部词典虽然1786年才出版，却包含着很多古老而又可靠的资料。这一部词典说：在医生的语言中，糖的含义是某一些植物的汁水，一煮就凝固变稠。根据炼制的过程，糖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一、没有精炼的叫做生糖；二、把生糖再煮，去沫，注入一容器中，把渣滓去掉，叫做苏莱曼糖（Sulaiman）；三、再煮，做成松子形，叫做fânîd；四、第三次煮，彻底地煮，称做Imûdsch，或者双料kand，亦称kalam，倒入一个长长的两边相同的模子；五、再煮一次，倒入杯中，就称做nabât-i-Kasâsî，Kasâsî这个字来自阿拉伯文kasâs，意思是玻璃、水晶；六、加水再煮，用羹匙搅动，直至凝固，拉成丝，叫做fânîd chasâsi或sandscharî；七、把它再煮，加上十分之一的鲜奶，直至凝固，叫做tabarzad。按照吴勒斯的描述，tabarzad是从已经非常纯净的原料中，加上牛奶，把糖浆水分去掉，去掉泡沫，加工再煮，才制造出来的。

我现在再根据Deerr的著作补充一些有关波斯制糖历史的资料。公元前325年前后，亚历山大的兵卒在印度河流域看到了糖和甘蔗。其后一千年没有甘蔗和糖西传的记载。Moses of（von） chorene的著作可能完成于7世纪，他的说法上面已经介绍过了。627年，罗马皇帝赫拉克里乌斯（Heraclius）攻占了库思老二世在巴格达附近的行宫Dasteragad，他在这里抢到了糖，与沉香、丝、胡椒和姜并列为珍品，被视为印度奢侈品。这是第一个肯定地说波斯产糖的记载。在印度以外的制糖中心有印度河三角洲以西的麦克兰，有波斯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三角洲顶端地区。沿海自印度河至麦克兰，非常方便。至于甘蔗何时传到这里，则不清楚。两岸的三角洲更为重要。甘蔗从海路传到这里来早于麦克兰。这里有优良的灌溉设施，有利于甘蔗种植。甘蔗从这里传入波斯内地，又经过塔巴雷斯坦（Tabaristan）向北传布。根据伊斯塔喝里（Al Istakhri）的记载，里海南岸有甘蔗，缚喝（Balkh，今阿富汗境内）有甘蔗，此地在兴都库什山北麓，距乌浒水不远。到了1525年，巴布尔（Baber）又把甘蔗带到了缚喝，种植在提夫里斯（Tiflis）。1839年，这里又种了甘蔗，还制造了糖。专就波斯帝国来说，制糖业延续至1300年左右。

Lippmann和Deerr两部书关于波斯种蔗造糖的论述就介绍到这里。总起来看，种蔗造糖的技术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传播的路线历历分明。传到了波斯以后，波斯人又在印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炼糖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后来随着波斯帝国的崩溃，造糖工业也消逝不见了。

2．中国史书中的记载

Lippmann和Deerr两部巨著，征引了大量的史料，一向被国际上同行的学者视为经典著作。但是，他们的结论都完全靠得住吗？据我所知，这样的疑问还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如果没有中国史书中的记载，我自己也决不会提出。可是现在中国的史书就摆在我们眼前，这些书显然是连非常博学、曾引用过大量中国史料的Lippmann也没有能利用，以致做出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我在下面只讲一个问题，就是波斯从何时起制造石蜜和沙糖。我在上面已经介绍过Lippmann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说：“5世纪末波斯人还不知道甘蔗。”只根据国外史料，这个结论是未可厚非的。我们且看一看中国史书中是怎样记载的。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波斯国，都宿利城……出……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

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又出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犁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

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库萨和……土多……胡椒、毕拨、石蜜、半蜜、千年枣、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

波斯国，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出……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北魏的统治时期是386—534年，北周557—581年，隋581—618年，唐始于618年。这几个朝代的正史中都记载着波斯产石蜜。这个事实同Lippmann的说法：5世纪末波斯人还不知道甘蔗，7世纪初波斯人才学会熬甘蔗汁制硬糖，显然是有极大的矛盾的。是不是中国史书的消息来源不可靠呢？不是的，波斯同魏、周都有来往 ^〔13〕 ，信息是可靠的。根据中国正史，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波斯制造石蜜，远远早于7世纪初。至于这种情况是怎样来的，是不是印度种蔗造糖的技术早就传入波斯，我目前还无法答复，只好留待以后再做进一步的探讨了 ^〔14〕 。

不管怎样，到了中国的唐代，波斯制糖造石蜜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在上面引用的几种唐代《本草》，讲到沙糖、石蜜出自西戎或波斯，很可能就是根地塞波城在全盛时期所产。此时，波斯所产的沙糖和石蜜完全具有出口的能力，制造技术也同样具有这种能力。

第三节　唐代中波交通和动植矿物的互相传布

1．中波交通

上面讲到了中国唐代，也就是公元7世纪以后，波斯制造石蜜的技术已经相当发展，完全有出口的可能，中国可能就包括在这些出口目的国之内。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唐代中波交通和动植矿物相互传布的情况，其目的在于说明，波斯制石蜜的技术传入中国是顺理成章的。

先谈中波交通。

中国同波斯在唐代以前很久就有了交通关系。中国史书中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在这里只谈唐代交通情况。我觉得，列一个交通年表就可以一目了然。

a．交通年表

贞观十二年（638年）　伊嗣侯遣使者没似半朝贡，又献活褥蛇，状类鼠 ^〔15〕 。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伊嗣侯遣使献一兽，名活褥蛇 ^〔16〕 。

永徽五年（654年）　伊嗣侯之子卑路斯遣使来告难 ^〔17〕 。

龙朔元年（661年）　卑路斯遣使朝贡，高宗列其地疾陵城为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 ^〔18〕 。

乾封二年（667年）　十月，波斯国献方物 ^〔19〕 。

咸亨二年（671年）　波斯遣使来朝，贡其方物 ^〔20〕 。

咸亨四年（673年）　波斯卑路斯自来入朝 ^〔21〕 。

咸亨五年（674年）　卑路斯来朝 ^〔22〕 。

仪凤三年（678年）　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为波斯王 ^〔23〕 。

调露元年（679年）　诏裴行俭将兵护泥涅斯还，将复王其国 ^〔24〕 。

永淳元年（682年）　波斯国遣使献方物 ^〔25〕 。

神龙二年（706年）　三月，波斯遣使来朝。七月，波斯国遣使贡献 ^〔26〕 。

景龙二年（708年）　卑路斯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 ^〔27〕 。

开元七年（719年）　正月，波斯国遣使贡石。二月，波斯国遣使献方物。七月，波斯国遣使朝贡 ^〔28〕 。

开元十年（722年）　三月，庚戌，波斯国王勃善活遣使献表，乞授一员汉官，许之 ^〔29〕 。十月，波斯国遣使献狮子 ^〔30〕 。

开元十三年（725年）　七月，戊申，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 ^〔31〕 。

开元十五年（727年）　二月，罗和异国大城主郎将波斯阿拔来朝。赐帛百匹，放还蕃 ^〔32〕 。

开元十八年（730年）　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婆来朝，献香药、犀牛等。波斯国王遣使来朝贺正 ^〔33〕 。十一月，甲子，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献方物，授折冲，留宿卫 ^〔34〕 。

开元二十年（732年）　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朝贡 ^〔35〕 。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　正月，波斯王子继忽沙来朝 ^〔36〕 。

天宝三载（744年）　闰二月，封陁拔萨惮国王为恭化王 ^〔37〕 。

天宝四载（745年）　三月，波斯遣使献方物 ^〔38〕 。

天宝五载（746年）　七月，波斯遣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 ^〔39〕 。三月，陁拔斯国王遣使来朝，献马四十匹 ^〔40〕 。闰十月，陁拔斯单国王忽兽汗遣使献千年枣 ^〔41〕 。

天宝六载（747年）　封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为归信王 ^〔42〕 。四月，波斯遣使献玛瑙床。五月，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 ^〔43〕 。

天宝九载（750年）　四月，波斯献大毛绣舞、延舞、孔真珠 ^〔44〕 。

天宝十四载（755年）　三月，丁卯，陀拔国遣其王子自会罗来朝，授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留宿卫 ^〔45〕 。

乾元二年（759年）　八月，波斯进物使李摩日夜等来朝 ^〔46〕 。

宝应元年（762年）　六月，波斯遣使朝贡。九月，波斯遣使朝贡 ^〔47〕 。

宝应六年（767年）　九月，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 ^〔48〕 。

大历六年（771年）　遣使来朝，献真珠等 ^〔49〕 。

这个表从638年开始，771年截止，共133年，可能还不够完全。表中讲的主要是政治外交方面的来往，至于商人、宗教活动家等的往还，恐怕人数和次数都要多得多，因为没有具体的年代，无法列入表中了。在一百多年中，中波交通竟如此频繁。唐代前半中国与波斯关系之密切概可想见了。

b．交通道路

要谈中波交通的道路，最好是从中西交通谈起。在公元前，东西两大文明体系就通过中亚和中国新疆来互相交流，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海上交通当然也有；但是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似乎要晚于陆路，意义也次于陆路。专就波斯而言，汉代已同安息有往来。后来萨珊王朝也同中国来往。后汉至三国，有一些佛教僧徒，像安世高、安玄、昙帝等等，都是波斯人，有的从海路而来。“波斯”这个名称，最早似乎见于《魏书》卷一二〇《西域传》。周代和隋代的正史中都记载着同波斯的往还。

到了唐代，两国往来更频繁了。新、旧《唐书》都有专章介绍波斯情况。唐代有不少的著作，如杜佑《通典》，玄奘《大唐西域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段成式《酉阳杂俎》等等，都有关于波斯的记载。此时，除了佛教以外，波斯人又传来了景教、祆教、摩尼教等。来往的人主要都走陆路。

我在下面分陆海两路来谈唐代中西交通，特别是中波交通的情况。这是一个热门题目，专著和论文极多，我无须深入细谈，只是略加介绍而已。至于川、滇、缅、印、波这一条交通道路，因为关系重要，下面专章来叙述，这里暂且不谈。我在这里还要声明几句。下面引用的资料，绝大多数是谈中印交通的，提到波斯者极少。但是，从印度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波斯。印度同波斯的交通，我在下面适当的地方当稍加论述。这样一来，中波交通就算完整了。

（a）陆路

在历史上，通向西方的陆路是非常古老的，我在这里不去细谈。我只讲唐代的情况，而且重点是讲唐代的特点 ^〔50〕 。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辉煌成就的朝代。对外交通达到空前频繁的程度，东西文化交流的规模也是空前的。说唐代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并不夸大。唐代在对外交通道路方面有一些特点。我在下面先引一些一般的资料，然后再着重谈交通的特点。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七下》：

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其中有陆路，也有海路，通向四面八方。

唐道宣《释迦方志》上 ^〔51〕 ：

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具睹遗迹，即而序之：其东道者……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去（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二）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

下面讲到中道和北道 ^〔52〕 ，不再抄引。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二所附地图 ^〔53〕 ：

东土往五竺有三道焉：由西域度葱岭，入铁门者，路最险远。奘法师诸人所经也。泛南海，达诃陵，至耽摩立底者，路差近，净三藏诸人所由也。《西域记》云：自吐蕃至东女国、尼波罗、弗栗恃、毗离邪，为中印度。唐梵相去万里，此为最近，而少险阻；且云北来国命，率由此地。

可引用的书还有一些，我现在不再引用了。除了以上诸书以外，还有一些中外（朝鲜）佛教僧徒赴五天竺参礼佛迹的游记，都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我在下面列举几种：

玄奘：《大唐西域记》 ^〔54〕 ；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55〕 ；

《南海寄归内法传》 ^〔56〕 ；

慧超（朝鲜）：《往五天竺国传》 ^〔57〕 ；

悟空：《悟空入竺记》 ^〔58〕 。

原文不具引，请参阅。

我现在来谈唐代中西（印、波）交通的特点。这个问题头绪繁多。为了避免烦琐，我想利用一本书来谈，这就是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义净赴天竺往返时间是公元671—694年。上距玄奘时期（628—645年），还不到三十年。但是二人赴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记赴印僧徒走的道路，虽不完全相同，但同三十年前却有相当大的差异。本书所记僧徒共有五十六人。从这些人所走的道路来看，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在陆路，一在海路。陆路的特点在这里谈，海路下一节谈。

什么是陆路的特点呢？就是走西藏的人多了。过去也不敢说，没有和尚走过西藏；但那是极个别的情况。在义净书中所记五十六人中，明确说明是走西藏的有九人，还有几个不很明确的。无论怎样，这个现象是从前没有过的。因此，我说这是一个特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西域路受到一些阻碍之外，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起了很大的作用 ^〔59〕 。

（b）海路

在东西交通中，海路也同样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道路。专就佛教僧侣来讲，从前通过海路来华的外国僧人也不算少。但是，同陆路比较起来，毕竟只占少数。到了唐代，最初几乎都走陆路。玄奘本人到印度，也是陆路来，陆路去。但是，相距不到三十年的义净却是海路来，海路去。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60〕 中所记的五十六位僧人中，走海路的竟有三十三人，将近百分之六十。这真不能不算是唐代中外交通的一个特点了。其原因国际多于国内。

至于一般的海上交通问题，我在这里不去细谈，这与我要谈的主要问题关系不大。谈到南海交通，《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那一段著名的记载，是众所周知的。对其中地名的解释，虽然中外学者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但是至今仍然是五花八门，分歧如故。在汉代以后的正史和其他载籍中，有关南海交通的记载多得不得了。到了唐代，海上交通大大地发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表现出来的西行交通方面的特点，当然与此有关。这个时期出现了比较大量的地理书籍，也是这种环境所决定的。上面提到的贾耽的著作中入四夷之路的第七条：广州通海夷道，就是专讲南海交通的。原文容易找到，不再引用。只有义净写的一段话，对南海交通很有参考价值，引用者尚未见到，我抄在下面：

梗概大数：中间远近东西两界三百余驿，南北二边四百余驿。虽非目击，详而问知。然东界南四十驿许，到耽摩立底国，寺有五六所，时人殷富，统属东天。此去莫诃菩提及室利那烂陀寺，有六十许驿，即是升舶入海归唐之处。从斯两月汛舶东南，到羯茶国，此属佛逝。舶到之时，当正二月。若向师子洲，西南进舶，传有七百驿。停此至冬，泛舶南上，一月许到末罗游洲，今为佛逝多国矣。亦以正二月西达，停至夏半，泛舶北行，可一月余，便达广府，经停向当年半矣。若有福力扶持，所在则乐如行市。如其宿因业薄，到处实危若倾巢。因序四边，略言还路，冀通识者渐广知闻。又南海诸洲，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郭）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若其唐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

这都是义净的亲身经历，可供参考 ^〔61〕 。

2．动植矿物的互相传布

中波动植矿物的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从“西域”得到了大量的原来没有的动植矿物，还有一些手工制品，其中不少的东西来自安息和以后的波斯。中国从汉至唐的正史上记载了不少的产于波斯的动植矿物。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那一些记述异域植物的书，如《南方草木状》之类，颇记载了一些与波斯有关的植物。同一时期出现的那一些伪造的汉代的书，什么《神异经》之类，喜欢侈谈域外的珍奇的动植矿物和其他“异物”。唐代有一些书记载着波斯产品，比如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段公路的《北户录》等等。至于那一些名目不同的《本草》，还有医学书籍，如《外台秘要》之类，记载着大量的产自波斯的药用物品，那一些名目繁多的香更是其中突出的 ^〔62〕 。

我在下面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的著作 ^〔63〕 ，列举一些从波斯传到中国来的动植矿物和其他产品。我没有什么创新，因为没有那个必要。我的目的只在说明，从波斯传入的东西很多，这种传入活动是极其平常的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完全够用了。重新探讨，不是我的任务。

我在这里还要声明几点：第一，有一些东西传入的时间难以确定，有的从汉代起就传入了，并不限于唐代。第二，传入所从来的地域有的也难以确定。根据中外古代典籍的记载，有时候矛盾重重。这一本书说来自某地，另一本书则另外有一种说法，让人无所适从。学者们通常使用的利用汉语音译来确定来源的方法，有时失去效用。比如，汉文里的茉莉花，梵文是mallikā，表面上看来，此花当然来自印度；但是一般都说来自波斯。第三，《史记》中记载着张骞从西域带回来了苜蓿和葡萄，这两种植物一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是家喻户晓。但是，这两种东西的来源地仍不十分明确。关于葡萄的译音问题，中外学者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很多五花八门的推测和假设，可是它究竟来源于哪种语言，却至今没有定论。我在这里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把它归入波斯产品。我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只能述而不作。

下面是从波斯传入的物品。我主要根据的是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64〕 ，并参阅了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 ^〔65〕 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66〕 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矿物方面则参考元陶宗仪的《辍耕录》以及一些其他书籍。我按照《本草纲目》的排列顺序来叙述。书中讲到的原产地有时比较含糊，有时原产地不止一个，为了避免遗漏起见，我把地理范围放宽了，只要标明是西域产品，我一概列入：

甘露蜜 　《纲目》卷五：〔集解〕时珍曰：按《方国志》云，大食国秋时收露，朝阳曝之，即成糖霜，盖此物也。又《一统志》，撒马儿罕地在西番，有小草丛生，叶细如蓝，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为餳，夷人呼为达即古宾，盖甘露也。此与刺蜜相近。参阅《劳费尔》，第167—178页。

密陀僧 　《纲目》卷八：〔集解〕恭曰：出波斯国，形似黄龙齿而坚重，亦有白色者，作理石文。参阅《汇编》第156页。《劳费尔》缺。

珊瑚 　《纲目》卷八：〔释名〕钵摆娑福罗梵书。〔集解〕恭曰：珊瑚生南海，又从波斯国及师子国来。参阅《汇编》，第156页；《劳费尔》，第353页。

马脑 　《纲目》卷八：〔释名〕玛瑙　文石　摩罗迦隶佛书。〔集解〕藏器曰：马脑生西国玉石间，亦美石之类，重宝也。

玻璃 　《纲目》卷八：〔集解〕藏器曰：玻璃，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生土中。或云千岁冰所化，亦未必然。时珍曰：……《玄中记》云：大秦国有五色颇黎，以红色为贵……蔡绛云：御库有玻璃母，乃大食所产。

琉璃 　《纲目》卷八：〔集解〕时珍曰：按《魏略》云：大秦国出金银琉璃，有赤、白、黄、黑、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此乃自然之物，泽润光采，逾于众玉 ^〔67〕 。

炉甘石 　《纲目》卷九：〔集解〕时珍曰：……真 石生波斯，如黄金，烧之赤而不黑，参阅《汇编》，第157页；《劳费尔》，第340页。

无名异 　《纲目》卷九：〔集解〕志曰：无名异出大食国，生于石上，状如黑石炭。番人以油炼如黳石，嚼之如餳。 ^〔68〕

特生礜石 　《纲目》卷一〇：〔集解〕《别录》曰：特生礜石一名苍礜石，生西域，采无时。

金刚石 　《纲目》卷一〇：〔集解〕时珍曰：金刚石出天竺诸国及西番……《玄中记》云：大秦国出金刚，一名削玉刀，大者长尺许，小者如稻黍，着环中，可以刻玉。观此则金刚有甚大者，番僧以充佛牙是也。

绿盐 　《纲目》卷一一：〔释名〕盐绿　石绿　〔集解〕珣曰：出波斯国，生石上，舶上将来，谓之石绿，装色久而不变。参阅《汇编》，第157—158页；《劳费尔》，第339页。

硇砂 　《纲目》卷一一：〔集解〕恭曰：硇砂出西戎，形如牙硝，光净者良。参阅《劳费尔》，第333页。

铙沙 　苏恭曰：产西戎。《隋书》：康国有铙沙。《纲目》中缺。参阅《汇编》，第158页。

石硫黄 　《纲目》卷一一：〔集解〕珣曰：《广州记》云，生崑 及波斯国西方明之境，颗块莹净，不夹石者良。蜀中雅州亦出之，光腻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参阅《汇编》，第158页。

矾石 　《纲目》卷一一：〔集解〕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近日文州诸番往往有之。波斯又出金线矾，打破内有金线文者为上，多入烧炼家用。时珍曰：……文如束针，状如粉扑者，为波斯白矾，并入药为良……其状如紫石英，火引之成金线，画刀上即紫赤者，为波斯紫矾，并不入服饵药，惟丹灶及疮家用之。参阅《汇编》，第158页。

琥珀 　出波斯国，见《魏书》及《周书·波斯传》。《隋书·波斯传》作“兽魄”。参阅《汇编》，第159页；《劳费尔》，第351页；章鸿钊《石雅》。《纲目》三七，归木部。

上面谈的是矿物，下面是植物。

胡黄连 　《纲目》卷一三：〔释名〕割孤露泽。时珍曰：其性味功用似黄连，故名。割孤露泽，胡语也。〔集解〕恭曰：胡黄连出波斯国，生海畔陆地。参阅《汇编》，第162页。

木香 　《纲目》卷一四：〔集解〕弘景曰：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今多从外国舶上来，乃云出大秦国。今皆以合香，不入药用。恭曰：此有二种，当以崑 来者为佳，西胡来者不善……权曰：《南州异物志》云：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也。《汇编》缺；《劳费尔》，第289页。

缩砂蔤 　《纲目》卷一四：〔集解〕珣曰：缩砂蔤生西海及西戎等地、波斯诸国。多从安东 ^〔69〕 道来。参阅《汇编》，第162页。

荜茇 　《纲目》卷一四：〔释名〕时珍曰：荜拨当作荜茇，出《南方草木状》，番语也……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摩伽陀国呼为荜拨梨，拂菻国呼为阿梨诃陀。〔集解〕恭曰：荜拨生波斯国。丛生，茎叶似蒟酱，其子紧细，味辛烈于蒟酱。胡人将来，入食味用也。参阅《汇编》，第162页；《劳费尔》，第199页：胡椒。

蒟酱 　《纲目》卷一四：〔集解〕李珣曰：《广州记》云：出波斯国，实状若桑根，紫褐色者为尚，黑者是老根，不堪。时珍曰：……按嵇含《草木状》云：蒟酱即荜茇也。生于番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子。参阅《汇编》，第162—163页。

肉豆蔻 　《纲目》卷一四：〔集解〕藏器曰：肉豆蔻生胡国，胡名迦拘勒。大舶来即有，中国无之。其形圆小，皮紫紧薄，中肉辛辣。珣曰：生崑 ，及大秦国。

补骨脂 　《纲目》卷一四：〔释名〕时珍曰：补骨脂言其功也。胡人呼为婆固脂，而俗讹为破故纸也。〔集解〕志曰：补骨脂生岭南诸州及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63页；《劳费尔》，第311页。

郁金 　《纲目》卷一四：〔集解〕恭曰：郁金生蜀地及西戎。

蓬莪茂 （音述）　《纲目》卷一四：〔集解〕志曰：蓬莪茂生西戎及广南诸州。

茉莉 　《纲目》卷一四：〔释名〕柰花　时珍曰：嵇含《草木状》作末利，《洛阳名园记》作抹厉，佛经作抹利，《王龟龄集》作没利，《洪迈集》作末丽。盖末利本胡语，无正字，随人会意而已。〔集解〕时珍曰：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广人栽莳之。参阅《汇编》，第164页；《劳费尔》，第154—159页。羡林按：梵文为mallikā，印度人很早就知道茉莉花。

素馨 　《纲目》卷一四：茉莉条附录　时珍曰：素馨亦自西域移来，谓之耶悉茗花，即《酉阳杂俎》所载野悉蜜花也。枝干袅娜，叶似末利而小。其花细瘦四瓣，有黄、白二色。采花压油泽头，甚香滑也。参阅《汇编》，第176页。

郁金香 　《纲目》卷一四：〔释名〕茶矩摩佛书〔集解〕藏器曰：郁金香生大秦国。时珍曰：……杨孚《南州异物志》云：郁金出罽宾……又《唐书》云：太宗时，伽昆国献郁金香。

迷迭香 　《纲目》卷一四：〔集解〕藏器曰：《广志》云：出西海。《魏略》云：出大秦国。

艾纳香 　《纲目》卷一四：〔集解〕志曰：《广志》云：艾纳出西国。

兜纳香 　《纲目》卷一四：〔集解〕珣曰：幸《广志》云：出西海剽国诸山。《魏略》云：出大秦国，草类也。

番红花 　《纲目》卷一五：〔释名〕洎夫蓝纲目　撒法郎〔集解〕时珍曰：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

青黛 　《纲目》卷一六：〔集解〕志曰：青黛从波斯国来。时珍曰：波斯青黛，亦是外国蓝靛花。参阅《汇编》，第164—165页；《劳费尔》，第195—197页。

螺子黛 　唐冯贽《南部烟花记》：出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65页。

番木鳖 　《纲目》卷一八：〔集解〕时珍曰：番木鳖生回回国。参阅《劳费尔》，第273页。

吉祥草 　《纲目》卷二一：《本草拾遗》藏器曰：生西国，胡人将来也。

无风独摇草 　《纲目》卷二一：《本草拾遗》珣曰：生大秦国及岭南。

陀得花 　《纲目》卷二一：宋《开宝本草》志曰：生西域，胡人将来。

阿儿只　阿息儿　奴哥撒儿 　《纲目》卷二一：《本草纲目》时珍曰：刘郁《西使记》云：出西域。

胡麻 　《纲目》卷二二：〔释名〕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胡麻即今油麻，更无他说。古者中国止有大麻，其实为蒉。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集解〕弘景曰：胡麻……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参阅《劳费尔》，第113—122页。

阿芙蓉 　《纲目》卷二三：〔集解〕时珍曰：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王氏医林集要》言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

豌豆 　《纲目》卷二四：〔集解〕时珍曰：豌豆种出西胡，今北土甚多。

胡葱 　《纲目》卷二六：〔释名〕蒜葱　回回葱　时珍曰：元人《饮膳正要》作回回葱，似言其来自胡地，故曰胡葱耳。

蒜 　《纲目》卷二六：〔释名〕小蒜　茆蒜　荤菜　时珍曰：中国初惟有此，后因汉人得胡蒜于西域，遂呼此为小蒜以别之。《劳费尔》，第127页。

白芥 　《纲目》卷二六：〔释名〕胡芥　蜀芥　时珍曰：其种来自胡戎而盛于蜀，故名。

胡荽 　《纲目》卷二六：〔释名〕香荽　胡菜　蒝荽　时珍曰：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荽。今俗呼为蒝荽。参阅《劳费尔》，第122页。

胡萝卜 　《纲目》卷二六：〔释名〕时珍曰：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参阅《劳费尔》，第276页。

莳萝 　《纲目》卷二六：〔释名〕慈谋勒　小茴香　时珍曰：莳萝、慈谋勒，皆番言也。〔集解〕珣曰：按《广州记》云：生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65页 ^〔70〕 。

菠薐 　《纲目》卷二七：〔释名〕菠菜　波斯草　赤根菜　慎微曰：按刘禹锡《嘉话录》云：菠薐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云本是颇陵国之种。语讹为波棱耳。时珍曰：按《唐会要》云：太宗时尼波罗国献波棱菜，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即此也。方士隐名为波斯草云。参阅《劳费尔》，第216页。

苜蓿 　《纲目》卷二七：〔集解〕时珍曰：《杂记》言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参阅《劳费尔》，第31页。

胡瓜 　《纲目》卷二八：〔释名〕黄瓜　藏器曰：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时珍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与陈氏之说微异。

下面是果部。

巴旦杏 　《纲目》卷二九：〔释名〕八担杏　忽鹿麻　〔集解〕时珍曰：巴旦杏，出回回旧地，今关西诸土亦有。参阅《汇编》，第166页；《劳费尔》，第230页。

庵罗果 　《纲目》卷三〇：〔释名〕庵摩罗迦果　香盖〔集解〕时珍曰：按《一统志》云：庵罗果俗名香盖，乃果中极品。种出西域，亦柰类也。

安石榴 　《纲目》卷三〇：〔释名〕若榴　丹若　金罂　时珍曰：《博物志》云：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集解〕颂曰：安石榴本生西域，今处处有之。参阅《劳费尔》，第101页。

胡桃 　《纲目》卷三〇：〔释名〕羌桃　核桃　颂曰：此果本出羌胡，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参阅《劳费尔》，第79页。

阿月浑子 　《纲目》卷三〇：〔释名〕胡榛子　无名子〔集解〕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参阅《汇编》，第166—167页；《劳费尔》，第70页。

庵摩勒 　《纲目》卷三一：〔释名〕余甘子　庵摩落迦果〔集解〕珣曰：生西国者，大小如枳橘子状。

无漏子 　《纲目》卷三一：〔释名〕千年枣　万年枣　海枣　波斯枣　番枣　金果　木名海棕　凤尾蕉　〔集解〕藏器曰：无漏子即波斯枣，生波斯国，状如枣。参阅《汇编》，第172—174页。

阿勃勒 　《纲目》卷三一：〔释名〕婆罗门皂荚　波斯皂荚　〔集解〕藏器曰：阿勃勒生拂菻国。时珍曰：此即波斯皂荚也。参阅《汇编》，第167页；《劳费尔》，第244页。

摩厨子 　《纲目》卷三一：〔集解〕藏器曰：摩厨子生西域及南海并斯调国 ^〔71〕 。

胡椒 　《纲目》卷三二：〔释名〕昧履支〔集解〕恭曰：胡椒生西戎。

葡萄 　《纲目》卷三三：〔释名〕蒲桃　草龙珠　时珍曰：《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始得此种。〔集解〕宗奭曰：段成式言：葡萄有黄、白、黑三种。《唐书》言：波斯所出者，大如鸡卵。参阅《汇编》，第168—169页；《劳费尔》，第43页。

齐暾树 　《酉阳杂俎》卷一八：齐暾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参阅《汇编》，第170页；《劳费尔》，第240—244页。

沙糖 　《纲目》卷三三：〔集解〕恭曰：沙糖，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

石蜜 　参阅本文第一节。《纲目》卷三三。

齐 　《纲目》卷三三：按段成式云： 齐出波斯国，拂菻国亦有之，名顿勃梨佗（顿音夺）。参阅《汇编》，第174页；《劳费尔》，第189—193页。

酒杯藤子 　《纲目》卷三三：时珍曰：崔豹《古今注》云：出西域……张骞得其种于大宛。

下面是木部。

降真香 　《纲目》卷三四：〔释名〕紫藤香　鸡骨香　时珍曰：俗呼舶上来者为番降，亦名鸡骨，与沉香同名。〔集解〕珣曰：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国。

熏陆香 （乳香）　《纲目》卷三四：〔释名〕马尾香　天泽香　摩勒香　多伽罗香〔集解〕珣曰：按《广志》云：熏陆香是树皮鳞甲，采之复生。乳头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树脂也。禹锡曰：按《南方异物志》云：熏陆出大秦国。

没药 　《纲目》卷三四：〔释名〕末药　时珍曰：没、末皆梵言。〔集解〕志曰：没药生波斯国。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是波斯松脂也。参阅《汇编》，第174页；《劳费尔》，第285页。

没树 　《酉阳杂俎》卷一八：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 。参阅《劳费尔》，第286—287页。

婆那娑树　槃砮穑 　《酉阳杂俎》卷一八：出波斯国。

安息香 　《纲目》卷三四：〔集解〕恭曰：安息香出西戎。珣曰：生南海波斯国，树中脂也，状若桃胶，秋月采之。禹锡曰：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安息香树出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77页；《劳费尔》，第291页。

苏合香 　《纲目》卷三四：〔集解〕颂曰：……又云：大秦国人采得苏合香。参阅《劳费尔》，第282页。

龙脑香 　《纲目》卷三四：〔集解〕颂曰：今惟南海番舶贾客货之。《酉阳杂俎》卷一八：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78页。

紫 （铆）　《酉阳杂俎》卷一八：紫 树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79页。

阿魏 　《纲目》卷三四：〔集解〕颂曰：今惟广州有之……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阿魏木，生波斯国及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参阅《劳费尔》，第178—189页；《汇编》，第181页。

卢会 　《纲目》卷三四：〔集解〕珣曰：卢会生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79页 ^〔72〕 。

无食子 　《纲目》卷三五：〔释名〕没石子　墨石子　麻荼泽　珣曰：波斯人每食以代果，故番胡呼为没食子。梵书无与没同音。今人呼为墨石、没石，转传讹矣。〔集解〕禹锡曰：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无食子出波斯国，呼为摩泽树。参阅《汇编》，第180页；《劳费尔》，第193页。

诃黎勒 　《纲目》卷三五：〔释名〕诃子　时珍曰：诃黎勒，梵言天主持来也。〔集解〕萧炳曰：波斯舶上来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参阅《汇编》，第182页；《劳费尔》，第203页。

婆罗得 　《纲目》卷三五：〔释名〕婆罗勒　时珍曰：婆罗得，梵言重生果也。〔集解〕珣曰：婆罗得生西海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82页；《劳费尔》，第310页。

乌木 　《纲目》卷三五：〔集解〕时珍曰：……《南方草木状》云：文木树高七八丈，其色正黑，如水牛角，作马鞭，日南有之。《古今注》云：乌文木出波斯，舶上将来，乌文 然。参阅《汇编》，第183页；《劳费尔》，第313页。

柯树 　《纲目》卷三五：〔集解〕珣曰：按《广志》云：生广南山谷，波斯家用木为船舫者也。参阅《汇编》，第183页。

以上主要根据《本草纲目》介绍出自波斯或邻近地区的植物、果、木、矿物等物品。其余的请参阅《劳费尔》。

下面再根据元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介绍几种出自波斯的“石头”（矿物）：

红石头

剌

避者达

昔剌泥

古木兰

绿石头

助把避

助木剌

撒卜泥

鸦鹘

红亚姑

马思艮底

青亚姑

你蓝

屋朴你蓝

黄亚姑

白亚姑

猫睛

猫睛

走水石

旬子

你舍卜的

乞里马泥

荆州石

参阅《汇编》，第159—161页。

产自波斯或邻近地区的动植矿物就介绍这样多。这些东西传至中国时间不同，渠道不同。我虽然介绍了不少，但是决不是全部。仅仅这一些就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同波斯在动植矿物方面的交流已经达到了多么惊人地频繁的程度。那么，波斯制石蜜的技术在唐代传到了中国的四川，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吗？我在下面集中精力来探讨传入的途径问题 ^〔73〕 。

第四节　川滇缅印波交通道路问题

我在上面第三节谈中波交通时，曾说到，川滇缅印波这一条道路至关重要。为什么“至关重要”呢？从表面上看起来，通过新疆的丝绸之路对东西交通来说重要得多。上面谈到的从波斯传到中国来的动植矿物中很多可能是走的这一条路。但是，专就制造石蜜的技术而言，我总怀疑，传来的道路不是丝绸之路，而是川滇缅印波这一条路。最重要的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如果从丝绸之路传来，则不大可能首先在四川立定脚跟而且发扬光大。尽管在中世时敦煌与成都之间有一条交通要道 ^〔74〕 ，但是四川离开中西交通的大动脉毕竟太远了。四川毗邻云南。众所周知，印度佛教直接传入云南，在滇西一带繁荣发展，佛教遗迹与传说到处皆是，为什么制造石蜜的技术不可能通过这一条道路传来呢？不能否认，这一条道路山高路险，瘴疠丛生，冒九死一生之险，受重译劳顿之苦；但是，它毕竟是从波斯或印度到中国来的最短的道路。所以自古以来，商人或其他人物就往来不绝。造石蜜的技术有最大的可能性是通过这一条道路传入中国四川的。

古今中外的学者和僧人探讨这一条道路，颇不乏人。他们的看法我将在下面有关的地方加以引用或者评论，这里暂且不谈。

1．可能性问题

有个别学者对这一条道路交通的可能性产生了某一些怀疑。因此，我觉得，有必要首先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一些怀疑是正确的话，我下面的文章就用不着作了。

吕昭义 ^〔75〕 对《史记·大宛列传》那一段有名的关于张骞在大夏时看到邛竹杖和蜀布的记载，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说：“无疑张骞的推测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即由中国前往印度，从蜀宜径，但是邛竹杖、蜀布是否真是由此捷径进入印度，当时是否存在川滇缅印商业道路，这却需要有确凿的史实来加以证明，而不能信而不疑地把张骞的主观推测作为立论的主要根据。”饶宗颐 ^〔76〕 也提到：“或疑蜀布传至大夏，道途辽远，恐无可能。”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样的怀疑是不必要的。饶宗颐教授曾详尽地探讨过这个问题 ^〔77〕 。他首先根据考古发掘结果，论列中国稻米的种植实早于印度。云南洱海附近的居民很早就从事稻米种植了。他又引征巴基斯坦学者A.H.Dani的著作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Eastern India，说：“（书中）指出有肩石锛及尖柄磨制石斧在印度东部分布的情况，前者似由华南沿海，以达阿萨姆、孟加拉，后者乃由四川云南经缅甸以至阿萨姆等地。这说明在史前时代，中国与东部印度地区已有密切的交往。”下面饶先生又讨论了海上交通以及东汉时掸国王雍由调受汉安帝封的事情。总之，滇缅交通以及川滇缅印之间有一条商业道路，是不容怀疑的，时间是非常久远的。

夏光南在所著《中川缅道交通史》 ^〔78〕 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意者此等商队，凭借川康丰厚之物资，如铜铁盐布丝茶之属，贾于南中，与蛮夷贸易，获利倍蓰，亦如今日商民之走夷方者然，故虽禁令綦严，险阻艰难，而窃出往来如故。以其地适当东西交通之冲，得此运输商业上属于特殊地位，以成两川之富益，又以垄断商场利益计，不惜危言耸听，使闻者裹足不前，与西方古代腓尼基人之故智相同，故虽经千年，而民间犹谈虎色变也。”夏光南讲到“东西交通之冲”，指的就是这一条通往国外的商道。他的意见同饶宗颐完全相同。更证明这一条交通要道是无法怀疑的。

2．国内交通

我现在进入本题。我想把这一条国际交通要道分割成两段来谈，这样眉目更清楚一些。

先谈国内的一段。

这一段内所有的道路都以四川为起点，有的直接通向云南，有的间接通过贵州，终点仍然是云南。所以有必要先谈一谈古代川滇的情况。

四川情况　中国古代典籍很早就有关于四川的记载，《书经》中已经有了。秦汉以后，巴（重庆）、蜀（成都）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在历代的政治经济方面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四川矿藏丰富，铁、盐、铜都大量生产。对内和对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史记·货殖列传》：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晋左思《蜀都赋》：

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 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槿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巴蜀物产之丰富，商业贸易之繁荣，贸易中包括国外贸易。晋常璩《华阳国志》中的《巴志》和《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里不再引用了 ^〔79〕 。

我在这里想谈一谈“蜀”的梵文译名问题。唐礼言集《梵语杂名》 ^〔80〕 列举了一些地名，其中有关中国的除了“汉国　支那泥舍Cinadisa”，只有三个地名：京师　矩亩娜曩Kumudana；吴　播啰缚娜Paravada；蜀　阿弭里努Amṛ du。西晋竺法护译《大宝积经》，卷一〇《密迹金刚力士令》第三之三：“其十六大国……吴、蜀、秦地。”我想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唐代众多的中国地名中，为什么除京师外只提“吴”和“蜀”？第二个是，“蜀”的梵名为什么是Amṛdu？岑仲勉 ^〔81〕 说：“吾人可设想蜀、吴两梵名远起于三国鼎峙之时，礼言只辑录旧文，故与唐代区域之划分，毫无关系。”这话有一部分道理，但不全面，不深入。晋左思的三篇赋：《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表面上看起来，正相当于三国时代的三个国家；但是《吴都赋》刘渊林注说：“吴都者，苏州是也。后汉末，孙权乃都于建业，亦号吴。”所以，与其说左思为三国国都写赋，毋宁说是为三个地区。礼言书中提的三个地名，与左思几乎完全相当。他大概也讲的是三个地区，三个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区，而不是三个都会。不管怎样，从汉到唐，蜀一直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名声早已远播天竺，所以才有资格被礼言收入书中，获得了一个梵名。至于“蜀”为什么是Amṛdu，我目前还没有去探讨。岑仲勉的对音解释等于文字积木游戏。岑先生博闻强记，著述等身，对学术至有贡献，但是对地名对音却完全是外行。在他笔下，严肃的对音问题，形同儿戏，是完全靠不住的。

下面再谈云南情况。

同四川比起来，中国古书对云南记载较少，这可能与地理条件有关。但是，云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与四川相埒。朱提（昭通）之银、丽水之金，久已蜚声全国。云南还有一个四川无法相比的特点，这就是对外关系密切。这当然与地理位置有关。乾隆尹继善《云南通志》记载了大量有关印度和佛教的事迹。第十五卷《寺观》记载着大理府太和县三圣寺有三像，相传自天竺得来。感通寺在城南圣应峰之半，中有三十六院，汉时摩腾、竺法兰由天竺入中国时建。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蛮书》卷六，银生城：“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崑 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可见此地对外贸易之兴隆。至于所谓“波斯”，有不同解释 ^〔82〕 。此外，在《云南备征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南通志稿》、袁嘉谷《滇南释教论》、陈鼎《滇黔纪游》、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南丛书》、夏光南《云南文化史》，以及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的论文中，还有大量类似的记载，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了。

下面谈交通道路。

两省间的交通道路异常复杂，这是很自然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逐渐形成了几条干道，约而言之，共有四条：

a.五尺道

b.夜郎道

c.朱提道

d.灵关道（零关道）

讲唐代的交通，为什么保留秦汉时代的名称呢？这是因为，交通干道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很难急剧改变，干道也从而改变很难。秦汉时代的名称已深入人心，又能标出干道特点，所以我就借用了。

因为这些条道路十分重要，所以，多少年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文章非常多，探讨得非常细。但是，总起来看，多半把异常复杂的交通道路问题简单化了。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重新加以叙述，不想有什么惊人的新发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想指出，在国内一段，川滇交通非常频繁；通向国外缅印波一段又相当便利，制造石蜜的技术通过此道从波斯传入，并非异想天开，如此而已。

a．五尺道

约当于近代的川黔公路。《史记·西南夷列传》：

秦时，常 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所谓“略通”，不一定是完全开辟，只不过是对旧有的道路加以修整、扩大、勘定而已。《正义》引《括地志》：五尺道在郎州。郎州相当今天的遵义。所谓“五尺”，不过是形容道路之窄狭。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庄） ，楚庄王苗裔也，以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国分侯，支党传数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

讲的同《史记》是一件事情 ^〔83〕 。

b．夜郎道

这是一条川黔及川滇交通的重要道路，自犍为（今四川宜宾）直达夜郎（今贵州盘县及云南平夷境） ^〔84〕 ，约当于近代的川滇东路。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所开。《史记·西南夷列传》：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

这里面讲到川黔交通，也讲到开夜郎道的具体情节。下面还讲到司马相如。《史记·司马相如传》：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这里面讲到，唐蒙开夜郎道捅了娄子，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来安抚巴蜀的老百姓。《华阳国志·南中志》对于这件事有详细而系统的叙述，可参看。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六，沫水注中讲到李冰发卒凿平溷崖。赵一清引刘昭补注《蜀都赋》。注曰：“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县临大江岸，使山岭相连，经益州郡，有道广四五尺，深或百丈，錾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然而溷崖之辟，为李冰始事而成于唐蒙也。” ^〔85〕 这说明，夜郎道可能最先由李冰开辟。

夏光南指出 ^〔86〕 ：“更据有史以来四川通达滇黔程途之惯例言，自叙州南行，分为二道：一由叙州东南行，经赤水毕节至云南之宣威曲靖；一由叙州西南行，经高州筠连溯横江又南行，经昭通东川各属，以达昆明。唐蒙所开之道，属于前者。”

赵州师范《滇系》 ^〔87〕 卷一一之一，《旅途》有一段“乌撒入蜀旧路”，“乌撒”，现在的威宁。这一条路从交水开始，接着是松林驿—炎方驿—霑益州—倘塘驿—可渡驿—乌撒卫—瓦店—黑张—周泥—毕节卫—层台—赤水卫—摩泥—普市—永宁卫—永安驿—江门驿—大州驿—纳谿县，自交水至纳谿，共一千二百一十里。这一条道路同夏光南讲的第一条道路完全一样，实际上也就是古代的夜郎道。

《滇系》同卷还有一条“普安入黔旧路”，是指从云南昆明经过贵州普安等地而达湖南沅州（今沅陵）的道路，由此可见滇黔交通之一斑，可参考。

c．朱提道

这也是一条川滇交通的重要道路，从四川成都经宜宾、盐津、昭通（古称朱提）、会泽到达昆明，再由昆明经安宁到达楚雄。《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 ^〔88〕 ：“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州至云南，谓之北路。”下面对这一条路有详细的描绘。“从戎州（今宜宾）南十日程至石门……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石门外第三程至牛头山……第五程至生蛮阿旁部落。第七程至蒙夔岭……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过鲁望第七程至竹子岭……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第九程至制长馆……凡从鲁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东（今昆明）。”关于以上诸地名，向达有详尽考证，在《蛮书校注》之末，附有“唐朝入云南交通路线图”，请参阅 ^〔89〕 。

d．灵关道（零关道）

这同样是一条川滇交通的重要道路，从四川成都经邛崃、雅安、越嶲（古称灵关）、西昌、会理、姚安到达云南楚雄。《蛮书》卷一：

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

这所谓“南路”，就是汉代的灵关道。到了唐代，是唐通南诏的主要道路，又称姚嶲道。

此道在汉代为司马相如所开。《史记·司马相如传》：

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 、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史记·西南夷列传》：

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百衲本原文如此）往喻，皆如南夷。

讲的也是同一件事。

《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详尽地记录了从成都一直到云南大理的沿途各重要地名：府城（成都）—双流县二江驿—蜀州新津县三江驿—延贡驿—临邛驿—顺城驿—雅州（今雅安）百丈驿—名山县顺阳驿—严道县延化驿—管长贲关，奉义驿—雅州界荥经县南道驿—汉昌，属雅州，地名葛店—皮店—黎州潘仓驿—黎武城—白土驿—通望县木筤驿—望星驿—清溪关—大定城—达土驿—新安城—菁口驿—荣水驿—初里驿—台登城平乐驿—苏祁驿—嶲州（今西昌）三阜城—沙也城—俭浪驿—俄淮岭。下此岭入云南界。以上三十二驿，计一千八百八十里。云南蛮界：嶲州俄淮岭—菁口驿—芘驿—会川镇—目集馆—会川。从目集驿—河子镇，渡泸水—末栅馆—伽毗馆—清渠铺，渡绳桥—藏傍馆—阳褒馆，过大岭—弄栋城（姚州，今云南大姚）—外弥荡—求赠馆—云南城—波大驿—渠蓝赵馆—龙尾城（今下关）—阳苴咩城（今大理）。以上一十九驿，计一千五十四里 ^〔90〕 。这是一段十分细致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张楠认为灵关道的终点是楚雄；但是，在这里，却从大姚直接到了祥云（云南城），然后经下关到达大理。

《滇系》卷一一之一，旅途，有一篇《建昌路考》，记录从云南治城昆明到四川荥经县沿途所经地名以及距离，也是一篇非常详尽的灵关道的记录。现在按照原书顺序把地名写出来：昆明—富民县—武定府—历乌龙洞、跃鹰村、高桥村—马鞍山—元谋县—黄瓜园—金沙江边—渡金沙江达姜驿—黎溪站—凤山营—会川卫（今会理）—大龙站—巴松营—白水—阿庸—禄马—建昌卫（古邛都，今西昌）—礼州所—泸沽驿—冕山—通相营—越嶲卫—利 驿—镇西驿—河南站—富林营（羡林按：这里有玄奘曝经石）—黎州—菁口驿—度邛崃山，达荥经县。自云南至荥经县，一千八百六十里，为建越路。这同上引《蛮书》的那一条路几乎完全相同，只是顺序正好相反，而且《蛮书》是从成都到大理，《滇系》却是从昆明到荥经。

现代中外学者对这一条路进行了一些探讨。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上引书，第17页）谈到建昌赴大理一道，认为中国人误名此道为南路；并且指出，这是“三世纪时诸葛亮南征云南一役所循之途”。夏光南（上引书，第35页）、张楠（上引文，第216页）、陈茜（上引文，第172—173页）、桑秀云（上引文，第76页）都谈到此路。饶宗颐根据桑文撰写了上引文章。这些文章都可以参阅，这里不再引用了。向达《蛮书校注》后面所附地图，也可以参考。

3．国外交通

上面谈了国内川滇黔交通的主要道路。现在以这些条道路的终点为起点来谈对国外的交通道路。从云南通向国外的交通要道粗略地看起来，可以分为三大条：

a.通过缅甸到达印度和波斯——博南道

b.通过西藏到达印度——吐蕃道

c.从交趾通过云南到达缅甸——交趾通天竺道

下面分别加以论述。由于缅甸在中外交通史上地位重要，所以先谈一谈缅甸情况。

缅甸情况

不准备全面地谈，重点谈唐代和唐以前中缅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情况。

缅甸历史悠久，民族复杂。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缅甸古代文化。以后印度教和佛教相继传入，随之而来的印度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民族文化更繁荣发达。缅甸远古历史神话成分不少。最早见于中国正史可能是在汉代。《汉书·地理志》中那一段有名的记载里面有“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两个地名，可能都在缅甸境内 ^〔91〕 。其后又以“掸国”之名见于中国正史。《后汉书》卷七六《哀牢夷》：

（永元）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

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这说明，后汉时期，大秦已经通过缅甸同中国往来了。

公元1世纪，埃及希腊人某著《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讲到：“过克利斯国（Chryes）抵秦国（Thinae）后，海乃止。”这说明，那时已有人通过克利斯国（缅甸白古）到了中国 ^〔92〕 。

以后，缅甸又以骠国之名出现于中国史籍中。骠国名称什么时候出现的？对于这个问题，学者间有不同意见。Libenthal以为骠国名称始于唐。饶宗颐则说：“故骠国之名，在晋初实已出现，可无疑问。” ^〔93〕 唐代，缅甸与中国来往频繁起来。缅甸音乐传入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有名的诗：《骠国乐》，就是描绘缅甸乐舞的 ^〔94〕 。

下面谈交通道路。

a．博南道

这一条道的路线是楚雄州南华—祥云—大理—永平（古称博南）—保山或腾冲—德宏—缅甸—印度。上面2“国内交通”，我讲了四条道路。前两条：五尺道和夜郎道是间接通向国外。后两条是直接通向国外，朱提道的终点是昆明或楚雄，灵关道的终点是楚雄或大理。从昆明，或楚雄，或大理，再往前走，一直走到缅甸，然后再往印度。这条道就是博南道。

从云南通缅甸的道路，中国许多古籍上已有记载，这里不细谈 ^〔95〕 。到了唐代，《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记录贾耽所记从边州入四夷道路七条，其六曰交趾通天竺道，这一条道从安南起始，到了云南，入缅道路分为两条：

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东天竺东境恒河南岸羯朱嗢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一路自诸葛亮城西至腾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箇没卢国。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

贾耽对这两条道路的记述，可谓既具体又详尽。千百年来，道路的基本路线变动不大。近代现代中外学者对此仍然多所论列。法国学者伯希和 ^〔96〕 把第一条道路称为“西南一道”，第二条为“正西一道”，对地名做了一些考证，这里不再重复，请参阅。陈茜 ^〔97〕 、桑秀云 ^〔98〕 等，也都谈到这两条路，只不过是把古代地名改为当代地名，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贾耽讲的是唐代的情况。到了清代，师范撰《滇系》，仍然根据贾耽的记录 ^〔99〕 写了《入缅路程》一段，词句都基本上援用《新唐书》原文。但是，他在后面加了一段：

此则自腾越而西，由丽江进藏地，至东天竺国北界二千里。又千二百里至中天竺，仅三千二百里，视南道径一千九百里也。然则腾越正与天竺相对，中间为赤发野人所隔，迂道南行千七百里至缅甸，然后转而西，至东天竺，又西北至檀那，计三千八百里。迂道西行，然后转南，亦至檀那，计三千二百里。若使驱逐赤发野人，开通直路，自腾越达天竺，不过千八九百里。昔汉武欲通西南夷，拓梁州之境，往接大夏，岂不伟哉！

这一段话讲到通过西藏到达印度的道路，下一段b“吐蕃道”中还要谈到，这里不再细谈。我只想指出，清代魏源 ^〔100〕 引了师范《滇系》中这一段话。其中好像有点误解。《滇系》中的两道，系根据贾耽的两道，不包括最后提到的通过西藏到达印度的道路。魏源则认为，后者系两道之一，这与事实不符。

上面提到的《滇系》入缅路程一段，开头时讲的大概是清代的情况。先讲以腾越州（腾冲）为中心的交通道路，后来讲到“临灵（通向外国）之路则有五：一、腾北道—茶山界；腾西道—里麻界—孟养境。二、州南—南甸—千崖—盏达蛮哈山—蛮暮—猛密—缅甸—南海。三、腾南—南甸—陇川—猛密—缅甸；陇川东道—木邦—景线（古八百媳妇国）。四、腾东南道—蒲窝—芒市—镇康。五、阿瓦之道　出铜壁、铁壁、虎踞三关，皆可乘船赴缅。天马关—小滥—趸布—猛卡—蛮空—猛老—猛勒—蛮黑—猛密—不亚—章谷洞—尼孤凡—阿瓦。

清吴其祯《缅甸图说》 ^〔101〕 也讲到清代滇缅交通道路，内容同《滇系》差不多，只是更详细了。在“永昌、顺宁、普洱三府沿边道里”这一节里，作者以腾越厅（腾冲）为基础讲了许多条通往缅甸的道路。他首先讲到“由腾越厅西北二百里至马面关大塘隘、又二百里入茶山土司野夷界，通丽江怒夷入西藏”。这属于下一段b“吐蕃道”，下面再谈。下面他讲到从厅西、厅西南、厅南，从南甸土司，从陇川，从铁壁关，从龙陵厅南，从龙陵西南，从龙陵东南，从保山县等等引出去的道路，最后终归到达缅甸，有的明确说是到达缅甸阿瓦。下面还有很长的记载，讲明云南通缅甸的道路，头绪纷杂，路途极多，这确实反映了实际交通情况，我们没有必要一一详尽论列，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参考吧。

道光《云南腾越州志》卷一，建置沿革考，讲到张骞，讲到贾耽，讲到云南通东天竺道路。清张煜南《海国公余杂著·推广瀛寰志略》，讲到“英人查缅甸云南通商道路”，说：“缅甸，一名阿瓦，其都城距云南省三十八程。”李约瑟 ^〔102〕 讲到张骞，讲到在四川和印度之间，有一条通过云南和缅甸经阿萨密的道路。在这里，附带讲一件事：沈汝禄 ^〔103〕 讲到，明代王士性著《广志绎》一书，记有自湖南常德经过贵州、云南到达缅甸曼德勒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桑秀云 ^〔104〕 讲到抗战以前由云南西部入缅甸的三条道路（由云龙：《滇录》卷一）：

1．由维西，经茨开（旧菖蒲桶行政区域）至坎底。

2．由泸水，经片马，至密支那。

3．由腾冲，经千崖、蛮允，至八莫。

博南道的情况就讲到这里。实际情况比我讲的还要复杂得多。

b．吐蕃道

顾名思义，吐蕃道就是通过吐蕃（西藏）到达印度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可能有三条：一条是从鄯城（今西宁市）或河州（今甘肃河州）出发，经过西藏到达印度；一条是从四川出发，通过云南，转至西藏，然后到达印度；一条是从四川出发，通过西康，进入西藏，再转印度。第一条的前一半与本文关系不大，我不多谈，只谈进入西藏后的那一半。

先谈第一条道。

记载这一条道最详细的是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 ^〔105〕 和《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鄯州鄯城那一条的注。先把《释迦方志》有关章节引在下面。

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曼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随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毘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去（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二）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为九千里）。

再把《新唐书》鄯城注引在下面：

仪凤三年置。有土楼山。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戍）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又西二十里至赤岭，其西吐蕃，有开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录驿，吐浑界也。又经暖泉、烈谟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犛牛河度藤桥，百里至列驿。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度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诺罗驿。又经乞量宁水桥，又经大速木桥，三百二十里至鹘莽驿。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又经鹘莽峡十余里，两山相崟，上有小桥，三瀑水注如泻缶，其下如烟雾，百里至野马驿。经吐蕃垦田，又经乐桥汤，四百里至阁川驿。又经恕谌海，百三十里至蛤不烂驿。旁有三罗骨山，积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录济驿。唐使至，赞普每遣使慰劳于此。又经柳谷莽布支庄，有温汤，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又经汤罗叶遗山及赞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逻些在东南，距农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又经盐池、暖泉、江布灵河，百一十里渡姜济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驿。乃渡臧河，经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胪馆，至赞普牙帐，其西南拔布海。

两篇东西，详略不同，内容则是一致的。大概唐代入藏主要大道就是这样。日本学者足立喜六 ^〔106〕 画的那一幅详细的地图，完全与以上两篇东西相当。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二所附地图 ^〔107〕 ，有几句说明：

东土往五竺有三道焉……《西域记》云：自吐蕃至东女国、尼波罗、弗栗恃、毗离邪，为中印度。唐梵相去万里，此为最近，而少险阻。且云北来国命，率由此地。

说得虽不清楚，显然也是指的这一条道。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的和尚，有几个人走的是吐蕃尼波罗道。但是具体走法，有的说得不清楚；玄照是说清楚了，可他又不是从鄯城出发，他已经从新疆走到了今天阿富汗一带地方：“途经速利，过睹货罗，远跨胡疆，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西天。”这显然不是正规的走法。这些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详细讨论了。

宋范成大《吴船录》记录了宋僧继业赴天竺行程。回国时走的道路是：“自此渡河，北至毗耶离城，有维摩方丈故迹。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罗聚落。逾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三耶寺，在拉萨。阶州，今甘肃武都。可见继业虽然也经过尼波罗和吐蕃，但是同《新唐书》卷四〇和《释迦方志》所记录的道路不完全一样，继业的终点是阶州。

梁启超 ^〔108〕 、高楠顺次郎 ^〔109〕 等都谈到过这一条道，请参阅。黄盛璋 ^〔110〕 也讲到这条道。

现在谈第二条道。

这一条道的路线是川—滇—藏—印。记录这一条道最详细的是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 ^〔111〕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音义。原文是：“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音义是：

……此往五天路经（应作“径”），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应作“姚州”）、越隽、不喜（应作“不韦”）、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夷），汉朝始慕化，后改为身毒国，隋（随）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呾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冱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赍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

从这一段音义里可以看出来，前一半的路线相当于上面讲到的灵关道。后一半进入西藏以后，一个地名也没有提。只是描绘行路之难，具体而生动，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很有帮助。上面a“博南道”那一段里引用了两本书：《滇系》和《缅甸图说》，开始几句话讲的就是这一条道。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〇迦摩缕波国：

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嶂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

这里没有讲通过西藏，但是说“入蜀西南之境”，而没有说入蜀西境，看样子也是通过西藏和云南，最后到达四川。描绘旅途困难情况，可以同上引《一切经音义》的那一段对比。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夹注 ^〔112〕 ：

从那烂陀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尽穷，有大黑山，计当土蕃南畔。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戍国。次东有社和钵底国。次东极至临邑国。

这里也讲“蜀川西南”，估计情况可能与《大唐西域记》相同。

现代学者探讨这一条道的颇不乏人，比如伯希和（见上引书）、夏光南（见上引书）、桑秀云、陈茜（均见上引文）等等，这里都不赘述。饶宗颐（见上引书）也对此做出了贡献。他还引用了Liebenthal（上引书，第366页）的意见，认为在唐以前“缅甸道的交通实无确证，故强调宜由牂牁路，经西藏以入印度”。Liebenthal反对伯希和的说法。

现在谈第三条道。

这一条道的路线是：川—藏—印。这一条道同前两条不同。前两条有事实证明，汉代已经通行；而这第三条却在汉代只是汉武帝梦寐以求的一条道，至少在当时这一场梦是没能实现的。仔细玩味《史记·大宛传》等的记载，完全能够看出这一点来。张骞告诉汉武帝，他在大夏时看到了邛竹杖和蜀布，本地人说是从印度买来的。张骞说：“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汉武帝听信了张骞的话，令张骞四道并出，寻找从四川到印度去的道路。寻找的顺序是从北向南：“出 ，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结果是：“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终莫得通。”《史记·司马相如传》：“邛、筰、冉、 者近蜀，道亦易通。”从地望上来看，这四个民族都处在四川西面，可见汉武帝和张骞确实是想找一条从四川向西达到印度的道路，而不是想找从四川西南通过滇缅的道路。这一条道终于没能找到。

《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提到张骞：“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这里讲身毒国就是云南永昌，这个说法颇为新奇。饶宗颐 ^〔113〕 引了这一段后写道：“这条最可注意的是说张骞所言的身毒国，即指汉的永昌郡。”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释》，《慧轮传》注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叡传》： ^〔114〕

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音译诂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

这一段话说得很含糊，“蜀之西界”，指什么地方？他后来是怎样到南天竺去的？是否仍然通过“蜀之西界”？都不清楚。看来他直接从四川到印度去的可能是不大可能存在的。

桑秀云 ^〔115〕 探讨了这一条道，文中称之为“西道”，也就是“从四川向西走，经西康、西藏至印度”。文章的结论是：“至少在汉武帝元狩年间是不可能的。”汉武帝以后怎样呢？文中没有说。章鸿钊《从宝石所得古代东西交通观》，《地学杂志》1930年第1期，讲到“由蜀经川边入西藏，抵拉萨，南出靖西关，过大吉岭至中印度一路”，可参看。伊本·鲁士大（Ibn　Rusta）讲到天方通东方道路七条，其中之一是从西藏入中国。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这一条“西道”恐怕很早就有个别商人来往行走，我们不能低估古代商人活动的能量；不管多么艰难险阻的路，他们总会去尝试的。但是成为一条比较畅通的道路，恐怕到了唐代也还不行。贾耽列举了七条从边州入四夷的道路，却没有这样一条“西道”，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c．滇越问题

谈完了博南道和吐蕃道以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探讨一下，这就是滇越问题。

《史记·大宛列传》：

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同滇越有联系的还有很多国名，比如傈越、盘越、磐起（越之误写）、汉越、剽国、骠国、无论国、沙越等等，见于从魏至唐的诸多书中。滇越国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名称同上面列举的其他名称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过去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桑秀云 ^〔116〕 、饶宗颐 ^〔117〕 、张毅 ^〔118〕 等等。桑秀云认为滇越在今孟加拉。饶宗颐似乎认为滇越就等于盘越国、无论国、剽国、傈越、磐起、槃越、骠国，就是缅甸，缅语是Pyū，Prū，Prome。张毅认为滇越是梵文Dānava的对音，指的是唐代的迦摩缕波国（Kāmarūpa），今之阿萨姆。

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在写这一篇文章的过程中有过一些考虑，觉得以上诸家学说，虽然各有其独到之处，但是都遗留了一些不周之处，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不揣谫陋，把自己一些想法写在下面。

桑文论点取自其他学者，对音问题纯属虚构，完全不能成立，我在这里不去细谈。饶文繁征博引，有极大的说服力。他论证剽国、骠国、傈越、槃越等等相当于缅语的Pyū，Prū，Prome，我看是能成立的。但是，如何把滇越在对音方面同上引诸名称联系起来，饶先生没有做进一步的交待。因此，留给人的印象就是不够踏实。张文具有创新精神，值得重视。他说，传说中的迦摩缕波第一个国王即名为Mahāraṅga Dānava，也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有几点必须说清楚：第一，张守节《史记正义》：“昆、郎等州，皆滇国也。其西南滇越、越隽，则通号越。”可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滇越都是地名，不可译自Dānava。如果说Dānava译自滇越，则解释又需煞费周章。第二，Dānava在印度古代史诗中多同一些小神灵并列，比如在《罗摩衍那》1，14，13：与乾闼婆、夜叉、罗刹并列；1，19，21：与天神、乾闼婆、夜叉并列；3，30，18：与天神、乾闼婆、毕舍遮、飞鸟、大蛇并列；4，39，3：与底提耶并列；5，1，71：与天神、乾闼婆并列，它从来不是一个民族的名称。第三，越字古音是vat，不是va。

总之，我认为滇越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

4．印度通波斯道

上面我讲了从中国四川，通过云南或者西藏到达缅甸和印度的道路。还有一段道路，从印度到达波斯（安息、伊朗等）的道路，必须讲一讲，只有这样，才能全部追踪从四川到达波斯的交通道路。对于印度通波斯道，我不准备，也没有必要详细讨论。印波自古以来就在陆路和海路两个方面有频繁的往来。随便找一本有关的历史书或地理书，就能够找到这方面的记载。倘我现在再加论证，则适成蛇足，贻笑学人。我在这里只想从中国古代正史中举出一两个地方，说明在中国人眼中印度和波斯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梁书》卷五四扶南国：“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同书，中天竺国：“其西南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可见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波斯（安息）和印度通商贸易的情况。《梁书》以后的许多中国史书中，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

第五节　唐代流寓蜀川的波斯人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唐代流寓四川的波斯人。我感觉到，这同我在本文企图论证的问题有某一些联系。

波斯人移居中国，由来已久，几乎同西极石蜜传入中国同样地早。后汉、三国时期，已有波斯佛徒移来中国。《高僧传》中有一些这样的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有安世高、康僧会等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引证了。

到了唐代，中波交通更加频繁，从上面第三节1a“交通年表”中明确可见。而且此时唐王朝国势显赫，在中亚一带，开疆拓土，与波斯帝国直接接壤。《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

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显庆二年（657年）平贺鲁，析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落，列置州县，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又徙治高昌故地。 ^〔119〕

这样一来，中波交通更加轻而易举，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换也更加容易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波斯人移居中国者有所增加，其中不少的人移居四川。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唐代大诗人李太白即由西域迁居蜀汉之胡人 ^〔120〕 ，是否是波斯人，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唐代西域胡人流寓中国后，大都改姓李，这可能与大唐皇帝赐姓有关，因为唐王室自称李姓。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在下面举出几个：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载，天宝五载（746年）七月，波斯遣呼慈国大城主李波达仆献犀牛及象各一。乾元二年（759年）八月，波斯进物使李摩日夜等来朝。

《旧唐书》卷一四四《李元谅传》：

李元谅，本骆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为宦官骆奉先所养，冒姓骆氏。

《新唐书》卷一五六《李元谅传》，基本相同。《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汉传》：

敬宗好治宫室。波斯贾人李苏沙献沉香亭子材。

以上这几个例子都说明，波斯人到中国后改为李姓。其他西域胡人冒姓李者还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还有一家波斯人，归化中国后改为李姓，流寓四川。这一家人颇有名声，必须在这里谈一谈。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

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诗名，预宾贡焉。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以金丹延驻为务。暮年以炉鼎之费，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

后蜀何光远撰《鉴戒录》：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弟玹，以鬻香药为业。妹舜弦，酷有词藻。

《全唐诗》第十一函第十册，有李舜弦诗三首 ^〔121〕 。舜弦为蜀王纳为昭仪。这样一家人，贩卖香药，同他们的出身于波斯有关系。我在上面第三节2中曾谈到波斯产的香药大量传入中国。至于李珣和李舜弦酷爱词章，则可以看出他们汉化之深，中国文化修养之高。如果李太白果然系出西域胡人（甚至有可能是波斯人，他也姓李），对于他的诗才和中国古典文化知识也就用不着吃惊了。这里还有一件事必须交待清楚。还有一个李珣，是《海药本草》的作者。李时珍说他是肃宗、代宗时人。想必是偶尔同名吧！

介绍了以上那一些流寓中国四川的波斯人以后，我还想再介绍几位在中国四川出家当和尚的波斯人。《续高僧传》卷二五《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释道仙传》：

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 ^〔122〕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一个康居商人（广义的波斯人），做买卖发了财，最后在四川当了和尚。第二，道仙“往来吴蜀”，可见吴蜀在当时经济发达，是做生意的好地方。这一点我在上面第四节2中已经谈到过。陈寅恪先生根据道仙的材料和其他一些材料说：“据此，可知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 ^〔123〕

《续高僧传》卷五〇《梁蜀部沙门释明达传》：

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以梁天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

明达的情况同道仙差不多，用不着再做什么解释。另外还有一个和尚，情况不明。《宋高僧传》卷二〇《唐西域难陀传》：

释难陀者，华言喜也。未详种姓何国人乎。其为人也，诡异不伦，恭慢无定。当建中年中，无何至于岷蜀。 ^〔124〕

这个和尚来自何国，不清楚。再有一个和尚，原是波斯人，但与四川无关，我也附在这里。《续高僧传》卷一一《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

释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 ^〔125〕

我在这里想附带讲一个情况：到了宋代，仍然有波斯人到四川来学道。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宋末有安世通。安世通疑为安息人。以安息人而入青城山学道，不可谓之不奇也。《宋史·隐逸传》有《安世通传》曰：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

流寓四川的波斯人，其中包括和尚和道士，他们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关于西域人华化的问题，过去有许多中外学者都探讨过，比如刘盼遂《李唐为蕃姓考》，见《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见《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号；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日本桑原陟藏《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见《内藤博士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等等，请参阅，我不一一引用了。

我在本节开始时曾说过，这里讨论的问题与本文企图论证的主题有某一些联系。我的意思无非是说，石蜜制造技术传布的方向，一端是波斯，一端是中国四川。那么多波斯人流寓四川正证明了这两端关系之密切。看样子，那一些流寓四川的波斯人绝大多数都是经过西域到中国来的，有的来到了四川。是否也有一些人通过川滇缅（藏）印波道而来的呢？确凿的证据我们还没有。但是，既然中国和尚能从蜀川牂牁道而出，为什么不能通过同一条道而入呢？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的探讨。

第六节　结束语

写这一篇论文的用意，我在开头时已经交待过了。现在论证结束，再归纳起来，说上几句。

中国利用蔗浆制糖的技术，到了唐代，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向外国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唐太宗时，曾向印度学习过。过了一百多年，到了大历年间，我们又向波斯学习。前一件事情，见于中国正史，是确凿可靠的。后一件事情则是我的揣测。我在这里说的是制糖（石蜜）技术，而不是糖（石蜜）本身。因为“西极（国）石蜜”在后汉三国时期已经传入中国了。唐孟诜等人也说有石蜜来自波斯，劳费尔有同样的意见 ^〔126〕 。我在本文内从各方面论证了唐代中国同波斯的关系，而重点则在交通方面。为什么把重点放在中波交通道路上呢？这与我整个的构思有关。我的构思简而言之就是：四川制造石蜜的技术至少一部分是来自波斯，传来的道路不是通常的丝绸之路，而是川滇缅印波道。我繁征博引，就是想说明，这一条道是畅通的，尽管艰难险阻极多，仍然是一条捷径。商人和僧侣是不怕任何困难的。如果邹和尚是一个神话人物，这个神话背后的历史事实是确凿可靠的。如果实有其人，这一个“西僧”就很可能来自波斯。我整篇构思，不能说没有一点幻想成分。但是我并非胡思乱想；我相信，将来会有切实可靠的资料证明我的想法，把幻想变为历史事实。

1987年8月23日写毕

注释：

〔1〕 《学津讨原》第15集第10册。李时珍《本草纲目》引。

〔2〕 《玄览堂丛书续集》。

〔3〕 有人主张，邹和尚是中国人，见李治寰《从制糖史谈石蜜和冰糖》，《历史研究》，1981.2，第149页引钟广言的说法。

〔4〕 见所著《唐本草》。苏恭，唐高宗显庆中充右监门长史，修订《唐本草》五十四卷。

〔5〕 见所著《本草音义》。一作孔志约。

〔6〕 见所著《食疗本草》。

〔7〕 见所著《图经本草》。苏颂，宋哲宗丞相。

〔8〕 《本草纲目》。

〔9〕 Lippmann，第63—64页。

〔10〕 Deerr，第13页。

〔11〕 Lippmann，第4章，“甘蔗向西方的传布和炼糖术的发明”，第158页ff。

〔12〕 《一千零一夜》也有这个故事。

〔13〕 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

〔14〕 我甚至想到，中国后汉至晋初出现的“西国（极）石蜜”，也可能与波斯有关。从我们目前的水平来看，这是更难回答的问题。

〔15〕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册府元龟》卷九六六没有记载。

〔16〕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17〕 《册府元龟》卷九六六。

〔18〕 同上书、卷。

〔19〕 同上书，卷九七〇。

〔20〕 同上书、卷。

〔21〕 同上书，卷九九九。

〔22〕 同上书、卷。

〔23〕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或有错误。

〔24〕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此记载正确。

〔25〕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

〔26〕 同上书、卷。

〔27〕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

〔28〕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开元天宝间，遣使者十辈，献玛瑙床，大毛绣舞筵。”参阅《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

〔29〕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30〕 同上书卷九七一。

〔31〕 同上书卷九七五。

〔32〕 同上书、卷。

〔33〕 同上书卷九七一。

〔34〕 同上书卷九七五。

〔35〕 同上书卷九七一，又见卷九七五。

〔36〕 同上书卷九七一。

〔37〕 同上书卷九六五。天宝一般都用“载”。

〔38〕 同上书卷九七一。

〔39〕 同上书卷七。

〔40〕 同上书卷九七一。

〔41〕 同上书、卷。

〔42〕 同上书卷九六五。

〔43〕 同上书卷九七一。

〔44〕 同上书、卷。

〔45〕 同上书卷九七五。

〔46〕 同上书卷九七一。

〔47〕 同上书卷九七二。

〔48〕 同上书、卷。宝应无六年，此处有误。

〔49〕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大历时，复来献。”

〔50〕 在这一方面，可资参考的文章非常多，我只举一篇：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四。

〔51〕 《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略为 ），51，950c。

〔52〕 ，51，952b。

〔53〕 ，49，314。

〔54〕 ，51，867ff。

〔55〕 ，51，1ff。

〔56〕 ，54，204ff。

〔57〕 ，51，975ff。

〔58〕 ，51，979ff。

〔59〕 根据西方古代一些地理学家的记述，很可能很早就有一条从印度或缅甸通过西藏到达中国内地的道路。这里不详细讨论。

〔60〕 ，24，477c，《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夹注。

〔61〕 关于唐代广州成为中西海上交通的唯一要地，参阅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4页。

〔62〕 唐以后的书籍这里没有谈，其数量是很大的，比如元陶宗仪的《辍耕录》之类。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闻名世界的。

〔63〕 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Chicago，1910．汉译本《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此外，我还参考了陈竺同的《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还有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辍耕录》中提到的波斯物品，我也一并采入。

〔64〕 我把《本草纲目》缩略为《纲目》，下同。后面数字为卷数。

〔65〕 缩略为《劳费尔》，下同。

〔66〕 缩略为《汇编》，下同。

〔67〕 《纲目》卷八，铁〔集解〕时珍曰：西番出宾铁尤胜。没有出自西戎或波斯。实际上，中国正史记载，镔铁出自波斯，见《周书》卷五〇，《隋书》卷八三。参阅《劳费尔》，第344页。

〔68〕 《纲目》卷九，丹砂〔集解〕时珍曰：云南、波斯、西胡砂，并光洁可用。《汇编》和《劳费尔》都没有丹砂一项。

〔69〕 “东”字疑“西”之讹。或为“东安（国）”之讹。参阅《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唱捍国。

〔70〕 《纲目》卷二六，草豉〔集解〕藏器曰：生巴西诸国。《汇编》，第166页：巴西即波斯。

〔71〕 《纲目》卷三一，橄榄〔集解〕志曰：又有一种波斯橄榄，生邕州。色类相似，但核作两瓣，蜜渍食之。同卷　无花果〔释名〕映日果　优昙钵　阿驵音楚时珍曰：无花果凡数种，此乃映日果也，即广中所谓优昙钵，及波斯所谓阿驵也。参阅《汇编》，第171页；《劳费尔》，第235—239页。

〔72〕 苏合香，《纲目》卷三四，只讲到出苏合国或大秦国，没有讲到波斯。《魏书》、《隋书·波斯传》讲到出波斯国。参阅《汇编》，第184页；《劳费尔》，第282页。青木香，《魏书》、《隋书·波斯传》说是出波斯。《劳费尔》，第289页讲到青木香；《汇编》，第184页也讲到。《纲目》似缺。

〔73〕 中国传入波斯的东西，参阅《劳费尔》。

〔74〕 参阅陈祚龙《中世敦煌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路线——敦煌散策之一》，见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第1辑《戴密微先生八秩大庆祝寿专号》。

〔75〕 《邛竹杖、蜀布是怎样输入印度的？——〈川滇缅印古道初探〉质疑》（讨论稿），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南亚研究室，1981年5月，第3页。

〔76〕 《蜀布与cīnapaṭṭa》，见《选堂集林·史林》上册，第383页，1982年1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77〕 上引文，第380—386页。1983年6月1日《北京晚报》有短文谈到：稻米原生云南，后西传至缅甸。

〔78〕 1948年8月，中华书局，第8页。

〔79〕 关于巴蜀古代文化，参阅徐中舒《论巴蜀文化》；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