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卢惠霖

卢光琇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人类生殖工程研究室，长沙　410078）

本书译者卢惠霖教授。

卢惠霖（1900—1997），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早年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留学美国。1926—1928年在遗传学家摩尔根和细胞学家威尔逊的指导下主修无脊椎动物学、遗传学和细胞学，1929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岳阳高级农校、长沙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先后主编和编写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遗传学》、《人类生殖与生殖工程》等10多本著作，译著有摩尔根的The Theory of the Gene（《基因论》）。他在中国最早引入人类染色体显带技术和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在湖南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建立了生物学教研室、医学遗传研究室和人类生殖工程研究室。曾任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是中国遗传学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医学遗传和人类生殖工程的奠基者。

上面的这段文字简短地介绍了父亲的一生。父亲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的那一年。1926年他来到摩尔根实验室时，正是摩尔根的《基因论》出版的那一年。在父亲一生的成就中，翻译《基因论》耗时最长，其出版过程费尽周折，其随后的影响极其深远。如今，《基因论》中译本已经发表40多年了。40多年前，它奠定了我国现代遗传学的基石，也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遗传学在我国的艰难起步与发展。40多年后，遗传学又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从各个角度证明了基因论的正确性，基因论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因此，再版《基因论》中译本仍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借着这部著作再版的机会，缅怀我的父亲。

最早在摩尔根的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是陈桢，然后是李汝祺，再后来是父亲和谈家桢等。这些学者学成后陆续地将遗传学传播到国内，填补了我国遗传学研究的空白。但总的来说，新中国建立前遗传学在我国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一方面，是由于国难当头，科学研究自然受到极大影响，遗传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人系统地在中国介绍现代遗传学的理论知识。摩尔根的《基因论》是当时遗传学领域最经典最权威的著作，将这本书翻译过来介绍给国内无疑是传播现代遗传学理论最好的选择。1929年父亲回国后，就一直考虑将这一著作介绍给国内。但当时他除了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照顾一家老少，而且肺结核病反复发作，这些都耽误了他的翻译进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不断随校迁移。1938年，父亲携全家随雅礼中学来到湘西的沅陵县，1943年随湘雅医学院来到贵阳，不久又辗转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又回到长沙。但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亲总是将摩尔根的《基因论》和翻译的手稿保护得好好的，始终坚信这本书将会为国家作出贡献。在这种艰难时日中，父亲抓紧点点滴滴的时间进行翻译，终于在1948年将这本著作翻译完成。但是，这部遗传学的权威著作翻译完后，却不能及时发表。

20世纪30～50年代，由于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学派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他们所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在当时被封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而由孟德尔、摩尔根所奠基的遗传学却遭到强烈的政治批判，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帽子。遗传学家的申辩、教学、研究和出版的权利被剥夺了。

1949年以后，在“学习苏联”的强大号召下，中国遗传学家中的大多数尽管被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但他们实际上还都保留着原来的学术观点。于是，中国在遗传学问题上也就形成了在学术观点上尖锐对立的两派。在这场遗传学大战中，父亲因为是留美归来的，是摩尔根学说在湖南的代表人，而且在学校讲授摩尔根的遗传学，自然成了打击对象。但父亲始终相信科学，不愿盲从别人的观点。为了证明自己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的正确性，他采用米丘林学派的“无性杂交”实验来检验“后天获得性”是否“遗传”的问题，实验结果正好从事实上否定了获得性遗传理论。因此，他更加坚信摩尔根的遗传学是正确的理论。

苏联的广大生物学家和农学家从1952年底开始批评李森科等在学术上和许多农业措施上的错误及弄虚作假的行为，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李森科于同年4月被迫辞职。同时我国生物学界和农学界也在议论过去学习李森科主义给生物学和农学带来的灾难。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遗传学开始在中国获得解放。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1948年完成的《基因论》翻译稿，终于在1959年得以出版。

《基因论》中译本在当时中国传播遗传学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由于当时我国高等院校大多讲授“米丘林生物学”，而不讲授摩尔根遗传学，所以当时生物系的学生基本上对摩尔根遗传学是完全陌生的，社会上对摩尔根学说的偏见还很重。1961年，当父亲想在大学重整遗传学研究时，只能从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和实验操作入手培养青年教师。由于有了《基因论》中译本作为教材，学生们就可以系统地学习现代遗传学理论了。所以，《基因论》中译本的出版，实际上对当时国内的遗传学研究起到了一个启蒙作用。

《基因论》中译本出版后不久，国内的李森科学派回光返照，厄运又一次降临到了父亲头上。1960年，各地掀起讨伐“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新高潮，声势十分惊人，学校强迫父亲在500多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有的好心人也劝父亲：“现在，学术总是要同政治挂钩的，你就认错吧。”父亲却说：“摩尔根的遗传学不带有政治性。科学问题不能强迫命令，谁拿出了实验证据证明摩尔根学说是错误的，我服输，可是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摩尔根学说是错误的”。幸运的是这次“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没过多久就被平息了。

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又一次给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带来灭顶之灾。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臭老九”承受了长达数年的批斗。但父亲始终坚持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时时俟机开展遗传学研究。1970年，学校复课招生，父亲重新登上了讲台，并被恢复了教研室主任一职。1972年，父亲正式组建了遗传研究室，重新开始了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并且选择了医学遗传学作为研究方向。

1972—1973年，父亲带领助手们摸索了当时国际上的细胞遗传学技术，1974年，建立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染色体显带技术等。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他们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医学细胞遗传学技术，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了染色体分带达823条的高分辨染色体技术，将我国的医学细胞遗传学推向了国际先进水平。

医学遗传学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父亲不失时机地引入了这些医学遗传学的成果，使之在临床上得到良好应用。1973年，他与伍汉文教授合作，开设了内分泌专科门诊，帮助确诊两性畸形；1979年，他与胡信德、李麓芸合作，在国内开设了定期的染色体遗传咨询专科门诊，并为孕妇进行产前遗传学诊断。1979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类遗传学与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在长沙举行，身为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的父亲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相当成功，从此以后，中国的医学遗传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部分院校将遗传学列入了选修课或必修课，各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面向临床医生的医学遗传学培训班。父亲本人也在这次会上被推选为中国遗传学会人类和医学遗传委员会主任委员。1979—1981年间，父亲还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遗传学》，这部著作是我国自行编写的医学遗传学最经典的著作之一。

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的消息给了父亲极大的鼓舞，他觉得自己一直苦苦寻求的如何通过遗传优生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实现的途径。他向学校和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在中国开展人类辅助生殖研究，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结合遗传学手段来进行遗传优生的设想，并且制定了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的详细计划。但谁来实现这一设想呢？当时人们在思想上还很难接受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自然生殖以外的生殖方式；在学术上，人类辅助生殖在国内还是一个禁区，更不用说精子库、人工授精等存在伦理争议的雷区了。

作为女儿，我最先了解到父亲提出的在中国开展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的积极意义，同时我受到父亲年近八旬却壮心不已的感染，在父亲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完成他的心愿时，我心中涌起一股要为父亲分忧解难的愿望。当时，我已在外科领域如鱼得水，而且正在参与肾移植的研究并已取得初步成果。而在遗传学领域，虽说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但还没有正式从事过这方面的科研工作，要放弃自己擅长的领域，去从事一项陌生而又难以被人理解的事业，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但父亲很赞许我的想法和勇气，手把手地将我领进了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的新领域。

按照父亲的设想，人类生殖工程将分三步走：首先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然后是辅助生殖技术和遗传工程相结合的研究，最后是在配子和胚胎水平进行遗传学改造的研究。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这一设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它确保了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少走很多弯路。

父亲带领我们顶着一些人的不理解与偏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从零开始了当时中国一个全新领域的研究。1981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精子库，1983年成功获得了中国第一例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婴儿。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研究工作。1985年9月到1986年4月期间，我被派送到美国耶鲁大学进修“试管婴儿”技术。后来得知，有一次父亲病倒了，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父亲被抢救过来后，想的仍是科研，嘱咐亲人不要将病情告诉我，好让我在美国安心学习。待我学成回国后，父亲不让我去病房看他，而要我立即投入“试管婴儿”的研究。正是凭着这种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我们在1988年6月成功获得了两例“试管婴儿”，其中一例为我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平台建立后，我们又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了第二步的工作。1989年，我们建立了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小鼠模型，这一技术可避免传统的产前诊断发现胎儿遗传异常后不得不流产给妊娠妇女带来痛苦。1998年我们的第二步研究获得了成功。

1997年父亲去世，我们按父亲生前的设想，继续向前研究。在1993年成功克隆鼠的基础上，1999年我们在国内首次建立了人类体细胞克隆胚技术，这表明将来可通过患者的体细胞得到治疗性克隆胚，并进一步诱导分化成可供移植的器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意识到，只有在人的胚胎干细胞建系成功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父亲生前制定的人类生殖工程的第三步目标。于是我们开始朝着这一目标前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人类生殖工程可以看做摩尔根遗传学与生殖医学相结合的产物，是摩尔根遗传学在人类生殖领域的继承和发展。在实施生殖工程相关的研究和工作时，时时离不开遗传学的理论指导。现在，人类辅助生殖研究在全国发展很快，遗传优生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父亲在这一领域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一生，是学习摩尔根的遗传学并在中国捍卫、传播和发展摩尔根遗传学的一生。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科学研究的探索。父亲80多岁时，图书馆和实验室依然是他最常去的两个地方。在父亲86岁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中国当时第一本人类辅助生殖与生殖工程的专著——《人类生殖与生殖工程》，这本著作总结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原理和方法，对我国人类辅助生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一些生殖中心将它作为基本的工具书。同时，这部著作对生殖工程以后的发展作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描述。虽然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完全在病床上度过的，但他一心想到的仍是实验室的科研进展情况。他常常鼓励来看望他的年轻人（我的研究生）：“科学研究就像是一个接力赛，我接受了摩尔根的基因论，又将这根接力棒传了下去，希望你们也要从你们的导师那里将这根接力棒好好接下来，不要传丢了”。听到这些鼓励的话语，年轻人常常眼睛都湿润了，我也更加感到一种使命感：既要将父亲传给我的这根接力棒好好接下来，更要好好地将这根接力棒传下去。首先，要坚持真理。遗传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遗传学在中国几乎两次遭受灭顶之灾，但每次都能比较快地恢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一批像父亲一样的坚持真理的科学家。现在，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到21世纪，但伪科学依然存在，有时还很有市场。如有一些科学家作伪证的水变油事件、营养核酸事件、伪纳米事件等，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有时没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是非观念，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其次，要充分利用良好的科研环境进行研究工作。20世纪，是世界遗传学史上从建立到飞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遗传学学科，基本上是在最近这二十几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父亲领导的人类医学细胞遗传学研究和人类生殖工程研究，也如此。20世纪前5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当时内忧处患的环境下，父亲基本上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有可能实现他一生的抱负。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良好环境，迎头赶上国外遗传学研究的步伐。

第三，要坚持科研民主作风。反对学阀学霸。如果不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党及早发现李森科学派的学阀作风并予以纠正，我们国家的遗传学研究可能现在还一蹶不振，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进入了21世纪，还有没有学阀学霸作风呢？在某些地方还是存在的，这种不好的风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得到的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卢惠霖之女卢光琇

2003年8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