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后　记

科学不仅是一个不断探索自然奥秘的历程，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其根基是西方文化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但是由于当时文化背景和时代的原因，在“西学为用”、“科学救国”等思想的指导下，人们注重的是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文化性。即使看来好像是毫无器用价值的进化论，也被人们用来作为宣传的工具，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致使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发展发生了偏颇，影响了人们从根本上建立起一种科学文化的努力。因此，阅读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科学典籍，特别是原创性的论著，对我们来说是极有价值的。通过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科学的文化背景，建立起我们自己真正的科学文化。《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正是人们所期待的一本这种类型的力作。

该书的作者赫胥黎，是一位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同样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等身。他在脊椎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进化论、古生物学和人种学等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特别在进化论的长期论战和科普教育中，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 1863）、《动物分类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 fication of Animals, 1869）、《鳌虾：动物学研究导论》（The Crayfis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Zoology, 1869）、《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A Manual of the Anatomy of Vertebrated Animals, 1871）、《无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A Manual of the Anatomy of Invertebrated Animals, 1877）和《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1893）等。其中《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正是由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生将之译成中文，并题名为《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人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因此《天演论》的问世，对当时我国思想界影响极大。

1859年，当达尔文正准备出版他的《物种起源》论著时，他先将该书复印了三份，一份请当时最著名的地质学家——莱伊尔审阅，另一份给著名生物学家胡克，而最后一份就寄给当时已身为伦敦矿物学院地质学教授的赫胥黎，要求他作为该书的评审。实际上，赫胥黎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就以其深厚的科学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了有关物种变异的各种假说，并对拉马克和罗伯特·钱伯斯等假说中的“不可知论”进行过批判。因此，当他读完该书后，深为达尔文的论述和观点所折服，并充分认识到这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必将引起一场深刻的科学思想革命。而且他还告诫达尔文：“对于那些可能狺狺而向的疯狗，你必须尽量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作战。我已磨利爪子，随时准备出击。”自此以后，他俩便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赫胥黎成为达尔文主义的倡导者和捍卫者，积极为达尔文理论的原创性思想鸣锣开道，为达尔文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汗马功劳，从而赢得了“达尔文的斗犬”（Darwin's Bulldog）这一绰号。

19世纪时，教会保皇势力非常强大，特别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要求人们严格遵从圣经的教条，物种神创论在西方有着广泛的信仰根基，致使广大博物学家对于与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有关的敏感问题，避而不谈。即使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也未涉及人类进化的问题。只是在后来的版本中，他才含蓄地加了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直到1871年，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才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建立了人类学理论的两大支柱：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和人类的进化方式。

在人类起源方面，赫胥黎不仅是达尔文观点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表现得比达尔文更加积极主动和勇往直前。他在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的一场著名的辩论会上，勇敢地站出来为达尔文观点辩护。当时这位才华出众年轻的生物学家年仅35岁，面对的是赫赫有名的威尔伯福斯大主教——当时“第一流的辩论家”。当然，赫胥黎当时也是一位声誉很高的辩论者和大学讲师。在辩论中，双方均使尽浑身解数，为各自所维护的信念据理力争。争论的程度是如此的激烈，听众亦反响热烈，“喧闹中，甚至有一名叫布鲁斯特的贵妇人昏倒在地”。辩论结束后，“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其实一时的胜负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不同观点，甚至不同的信仰能够平等地站在一起进行辩论。当然，科学的进步最终证明赫胥黎所站的立场和他为之辩护的理论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牛津大学论战之后，赫胥黎还与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欧文继续展开论战。此外，他还在1863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中，充分论证了人类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在解剖学上是相似的，而且这种相似程度要比这些猿类与其他高级猿类的相似程度大。他在此书中，公开把人类放在与猿同类的关系中进行描述。因此可以说，是达尔文建立了严格的进化理论，却是赫胥黎勇敢地将人类还原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如果说达尔文是位沉稳的绅士，以超人的智慧，从纷杂无序的事实中创立了进化论；那么，赫胥黎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斗士，在第一时间内，就很快认识到了进化论的合理性，并勇敢地站出来为达尔文和进化论进行辩护和宣传。赫胥黎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如此坚决地为别人提出的理论进行辩护和宣扬，充分地展现了赫胥黎的广阔胸怀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在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时代，人们对有关人类化石的知识和掌握的证据还是极为有限的，唯一已知的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但他们却凭着简单的推理，从现存的两种非洲猿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这一事实出发，得出我们早期祖先应该生活在非洲的结论。自20世纪中期开始，古人类学家不断在非洲发现了大量的人科动物化石，初步建立起了人类进化的框架。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生物学家还根据分子生物学的证据，证实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结论。这是目前一般公认的观点，但是近年来也有科学家对此提出异议，有的认为起源于亚洲，甚至中国，还有的认为有几个发源地。诚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是无止境的，对人类进化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已经走向平实，而且已摆脱了环绕在周围的神圣光环。

赫胥黎在书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向人们介绍了人类的特征、结构及其与相关动物之间的关系，地球上生命的现状、历史，以及人们认知和理解这些自然现象的方法。赫胥黎对于科学行为的通俗解释，完全驱除了笼罩在科学周围的神秘性，并且指出人类所有活动背后的逻辑和令人倍感神秘的科学行为并无二致。在书中，赫胥黎不仅让人们了解了人类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大环境和大背景，而且对如何评判一个科学观点提出了公开公正的标准，并用来衡量达尔文的进化论。掌握这一标准不仅对于我们认识进化论、从事科学活动有所帮助，而且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普遍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赫胥黎受时代所局限，对于许多现象的解释是模糊不清、甚至是错误的。但随着科学的进步，赫胥黎的许多认识都得到了细化和印证，同时还得到了进一步修正。我们相信，这一过程仍将继续。但是，这一过程丝毫不会影响他所提出的主题思想和科学原则的正确性，也不会动摇他在历史上应有的位置，相反将更加证明他仍不愧为是伟大的学者。我们三位译者都是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打交道，从我们亲身的实践中，也深深地体会到进化论思想对于科学研究和社会思想的重要性。我们殷切地期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新译本，能得到一些启迪和帮助。

本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着重要贡献。在1863年出版的书名为《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一书中，只包括三篇论文。1894年再版时，作者写了序言，并收入三篇有关民族学方面的论文，将书名改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及其他论文》。自1906年作为当前版本的第一版时，全书共收进了15章内容的讲演。此后，该书从1906年起，先后于1906、1908、1910、1911、1914、1921和1927年分别进行了七次再版。前三篇论文在1931年曾有中译本发行。1971年，《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翻译组，翻译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94年的版本，他们是根据该版本的序言和前三篇文章翻译的，最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译文分工如下：蔡重阳负责翻译序言、第一章至第三章，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1971年《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翻译组的译文，另新翻译了第二章之后的附录“关于人类和猿类大脑构造的论战简史”。王鑫负责第四章至第九章的翻译，傅强负责第十章至第十五章的翻译。翻译本书从立题到定稿历时年余。在此过程中，首先得到了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的有益建议，北京大学出版社陈静女士也给了译者很多鼓励和帮助。上海师范大学陈蓉霞教授应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之约，对书稿进行了校译，也特为本书写了导读，对本书的面世、写作背景及部分内容做了精辟的点评，而且对赫胥黎与进化论的关系亦做了简要的论述。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古植物学家李星学教授的热情鼓励和关怀，同时，我们还得到金陵协和神学院陈泽民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欧阳舒研究员、王启飞博士和法国里昂大学古植物学家Gaetan Guignard教授等的热情帮助和指导。此外，南京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吴磊同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马慧军女士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翻译时间较紧，加上原著涉及古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丹麦语等多种文字，翻译时感到难度较大，而且译者的中英文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能不吝批评和指正，以便在再版时加以更正和完善。

蔡重阳、王鑫、傅强

2009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