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从生理学来解释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和妄想狂的一个尝试

（1934年）

溴剂施用于一个实验性神经病——兴奋和抑制的各种强度——病理惰性和刻板症候，坚持症候和强迫观念——临床病例——妄想狂的幻觉——强迫观念症和妄想狂的比较——生活中的例子——一个临床病案的解释——自动化

用狗做条件反射研究所获得的一些新的实验事实，是我对上述疾病的生理学理解的起点。

当条件刺激从各种外界动因建立起来时（例如研究条件食物反射），这个建立了的条件刺激所引起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趋向刺激的动作，也就是说，动物转向刺激所在的地方。如果刺激是在动物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的话，它甚至试着用嘴去接触它。例如，假若条件刺激是开一盏电灯，狗就舔这电灯；假若条件刺激是一个声音，这狗甚至会用嘴咬空气（在很高的食物兴奋性的情况下）。这样一来，在实际上条件刺激就完全代替了食物。要是好几个条件刺激从周围不同的方向来到，自然动物就转向每一个方向。

我们的一只狗，除了其他的条件反射之外，还形成了一种对特别微弱噪音的条件反射，这噪音是从动物所站的桌子下面右方发出的（И．И.费拉瑞脱夫的实验）。狗走到桌子的边上，努力去捕捉这个噪音，有时甚至把这个或那个脚伸出桌子边缘而且把它的头向声音来的方向尽量伸长出去。其他的条件刺激是放在不同的其他地方的，但是当这些条件刺激都被施用时，这只狗仍然宁愿转向这个发出噪音的地方。

这个事实是非常奇怪的。在用其他噪音刺激的实验中这个噪音早已未再施用，但趋向这个噪音原来发出的地方的那个动作反应却不变地保留着，而且一直到现在——那就是，这个刺激已经废止了一年半以后还是存在。施用任何一个从完全不同的地方发出的刺激时，这只狗的动作总是朝向听到噪音的那个地方；这个动作继续到食物拿出为止，然后，动物才转向食物盒子。

在条件刺激间的通常的时间间隔快终了时，也就是，下一个刺激开始之前，许多狗常常进入一种食物兴奋状态（时间反射），并且把头转向食物盒子，或者是转向某一个条件刺激的地方。而上述的动物却仅仅趋向那个很久以前听到过噪音的地方。

显然地这个反应应当认为是一种病理的反应，因为它是无意义的而且是笨拙的，显然与现实的关系相抵触。我们的看法既然是如此，我们就决定来治疗这个动物。如果得到一个正面的结果，自然就是这个反应的无可置辩的病理性质的进一步的证明。为此目的我们选用了适当剂量的溴剂来做治疗用，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大批实例，证明了溴剂对我们的实验神经病有决定性的帮助，而且一般说来，甚至对某些神经系统天生缺陷方面也是如此。

在这种治疗之下，这个反应显著地减弱了。当施用其他刺激时这个反应完全消失，而代以趋向这些不同刺激所在地的一种适当而合适的动作反应。后来在其他一些狗身上，我们也看到这种同样的现象，其中有一只狗的相似的变态反应也是用溴剂完全除去的。

这是清楚的，上述的事实表明神经细胞的活动有了一种病理的扰乱，神经细胞活动的两方面（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之间的正常对比关系起了一种改变——兴奋过程有了一种变态的优势。这由使用溴剂所得到的正面结果而获得证实，因溴剂这种药品我们知道是加强细胞的抑制性机能的。

极端微弱的外界刺激不仅引起一般运动定向器官的一种不寻常的紧张，而且也引起这刺激感受器的特殊调节器官的一种不寻常的紧张，所以兴奋过程的过度紧张应当认为是上述实验中的病理现象的最近原因。

随即我们还能够在这以外，增加另一个类似的事实。在弱的类型的狗中（但为较强的变型）和在不同类型的几只被阉割了的狗中，我们进行了一种解决困难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具有不同频率和相反的条件意义的一对节拍器音的条件作用的转换——把在大脑皮层上引起兴奋过程的刺激转换为一种阴性的，同时把原来引起抑制过程的刺激转换为一种阳性的（M.K．彼得罗娃的实验）。为此目的，已经建立得很好的有阳性效果的节拍器音在施用时就不再以食物相伴随，而对那个抑制性刺激，反而经常地总是以饲食伴随着。在一只属于特别强的类型的阉割了的狗身上，这个实验得到完全成功。其他的被置于同样考验下的动物，表面上转换是产生了，但是发生了一种特殊的事实情况。在某些动物身上甚至好像是已经完全达到了目的；接连着好几次节拍器音都给予符合实验新条件的结果。但是，到后来，原来的关系又渐次地或立刻地回来了，虽然在事实上转换的手续已经重复了很多很多次而且还在继续着。

这个现象有什么意义呢？虽然在实验进程中，节拍器音的作用和它们以前的作用外表相似，但如果说细胞中所有有关兴奋和抑制过程的性质的东西，都仍保持没有改变，这是可能的吗？

这必须用特别的研究来解决。所进行的实验证明了神经细胞中的正常关系有了严重的扰乱。兴奋过程现在是和它以前不同了。它已变得更为固定而且较少对抑制过程让步。这或者可以理解为抑制过程的一种弱化，因此而引起兴奋过程相对的优势。这个实验有如下述：当引起这个改变了的兴奋过程的节拍器音在同一实验进程中被重复施用而不以食物加强时，亦即被消退时，比起在同样条件下的其他阳性刺激来，这节拍器音的下降少得多也慢得多。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情形。在这转换了的刺激被消退以后，很经常地，我们差不多看不到跟随其后的其他条件刺激通常效果的减少（第二级消退作用）。这使我们想到在这个刺激的消退进程中，抑制过程参与得不够。在另一方面，紧接着其他一些刺激消退之后（直到反应为零），上述的刺激经常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或许有一点极为轻微的减弱。而在同时，其他的一些阳性刺激却大大减少，并且甚至到第二天还表现出效果减低。在这里细胞刺激过程有一种明显的固定性，同时抑制过程有一种弱化。其后我们觉察到在其他听觉条件刺激的刺激过程的固定性方面有显著的不同。它们的声音的性质和节拍器音相距愈远的刺激，即如乐音，还保持正常。近似一种敲击声音的刺激，在固定性方面，就接近于节拍器音的病理作用。

因此在转换节拍器音作用的这些实验里，我们得到了像前面所叙述的同样的反常现象：前次存在于运动分析器细胞中，这次存在于音响细胞中，第一种情形是由于兴奋作用过度紧张的一种结果，后一种情形则是由于兴奋过程与抑制过程之间的一种冲突的结果。这两种情形，在服用溴剂之后，正常关系就都恢复了。这对于我们把细胞抑制机能的弱化认为是这个新的病理状态的机理之一的看法，又多增加了一个理由，而且也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事实在强类型的阉割了的动物身上见到。我们早已知道阉割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细胞抑制机能的降低。

上面所谈的病理现象，可以用很多名字来描写——如停滞、非常的惰性、加强的集中作用和特别的紧张性等。以后我们将选用“病理惰性”这个名词。

这些新的材料证实而且扩大了我们以前的较一般的事实，即用机能的方法（即没有机械的作用），我们能够在大脑皮层上用实验方法获得一个范围极为局限的病理点。在我们以前的实验中，这样一个地点是由反常状态和超反常状态表现出来的。那就是说，某种刺激虽然强度减小了，却产生较大的效果（和正常情形相反），或者甚至于产生一种阴性的以代替阳性的效果。这个一定地点或者保持原来情况不再影响两半球其他各地点，或者进入病理状态下一阶段，即当刺激由这个地点的相应动因所引起时，就招致整个大脑皮层活动的扰乱，这由皮层活动的一种普遍阻滞作用表现出来。现在在我们最后的实例中，也有了大脑皮层的孤立的病理地点，但它们的病理状态表现一种奇特的位相，这是以它们的兴奋过程的反常的惰性表明出来的。

上面说的已足够证明这个假定：在机能性的各种致病因素影响之下，显然孤立的病理点或区域是可能在大脑皮层上发生的。这个实验所得到的事实无疑地在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病理学中将有很大意义。

我觉得可以认为：在刻板症候、重复症候、坚持症候，以及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和妄想狂的症状中，其基本的病理生理现象是同一个东西，就是在我们实验里所观察到的并称之为“病理惰性”的那个现象。刻板症候、重复症候、坚持症候是皮层运动区存在有病理惰性（一般骨骼肌肉的以及特殊言语运动的），而在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和妄想狂中，我们发现在有关我们感觉、感情和观念的皮层细胞中有相似的惰性存在。这后面的说法，自然，并不应当排斥这同样的病理状态在中央神经系统低级部分出现的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转到临床方面，转到这种病理现象作为其表现之一的、作为其神经细胞病理状态的一个位相的各种神经病和精神病的临床方面。例如，刻板症候和坚持症候在癔病中，就是很常见的症候之一。一个癔病女病人诉说当她一开始梳头时，就不能停止下来，不能在应有的时间内结束这个工作。另一个男病人，在一次短时期紧张性发作之后，如果没有屡次的重复，就不能说出一个字的音，也不能接着说出一句话的下一个字。这些现象在精神分裂症中更常发生，这些症候甚至形成这种疾病的独有特色，特别是在紧张型中。病理惰性在运动区或者侵袭各别的点或者散布到整个骨骼肌肉系统，正像我们在某些紧张症患者身上所看到的，这些病人的一组肌肉一旦被动地动起来，就会继续重复这个动作很多次。

进一步我们将集中注意到作为单独的、独立的疾病的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和妄想狂上面，在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现象构成疾病的基本性质的症候，甚或构成病的几乎是全部的症候。

如果病理惰性在动作现象方面能够见到并应该承认为事实，那就实在几乎不可能反对，在关于所有感觉、感情和观念方面，同样事实完全合法而且可以承认。现在这些现象，在正常范围之内，无疑是神经细胞活动的表现。因此，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和妄想狂就是大脑皮层上相应细胞的一种病理状态——在此情形是一种病理惰性的状态。在这些病态扰乱的形式中，我们发现有过分的不合理的固定的观念、感情，而且到后来还有行动，它们既不符合于人的一般自然的正常关系，又不符合于他的正常的、特殊化了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些观念、感情和行动就把他带到与自然，与别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与他自己之间的一种困难的、难堪的、有害的冲突中。但是，所有这些，仅只适用于这些病态的观念与感觉方面；在其他方面，这些病人的思想和行动和健康的人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有人甚至可能具有超过常人的水平。

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和妄想狂在临床上通常是截然被分成两种病的形式的（一个属于神经病，另一个属于精神病）。然而，并非所有的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是以同样程度来承认这个差别的。有些人假定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之间，有许多过渡，把它们之间的不同，归之于病理状态的不同程度或不同位相，和其他附加因素的关系。

下面是我们引用一些著者说的话：皮尔·让内说：“迫害妄想和强迫观念彼此是很相接近的，而我奇怪为什么它们竟这样完全被分开来。”E.克瑞其麦说：“关于妄想的观念和强迫的观念之间，是否存在有任何重要差异的这个老的争论问题，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明确的反面的结论。”R.马勒说：“这样一来妄想可以与强迫观念趋于一致……机体创伤可能是同一类的。”

这两种疾病形式在两个基本特性方面有所不同。在强迫观念性神经病中，病人是意识到他的病理状态的疾病性质的，而且尽他的可能与它作斗争，虽然是全然白费的。在妄想狂中，病人对于他的状态就没有这种批判能力；他已为这种疾病的势力所支配，为这种坚持的感觉、感情和观念所统治。第二个差别就是妄想狂的慢性过程和它的不可治性。

但是这两种形式的这些差异，并不排斥它们的基本症状的重要相同性。许多临床学家在急性以及慢性的强迫观念症中看到从有批判能力的强迫观念症到没有批判能力的强迫观念症的显然的过渡，这个问题就更加是如此。这两种形式间的差别，作为它们在临床上分开来的根据的差别，可能是由它们的一般主要症候，是在怎么样的基础上发生；以及在每一个别情况下这个症候本身是被什么所引起而决定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在我们实验室材料中所研究的疾病的基础和原因。我们早已知道，全然相同的一个致病动因在我们动物中产生出不同的实验神经病，要看神经系统的天然类型来决定。只有弱的类型的代表和强而不平衡类型的代表才容易得病。当然，这也可以用加强致病动因的办法来使一个甚至是强的、很平衡的类型败退下来，崩溃下来，尤其是如果这个动物先前曾经有过某种机体破坏（例如阉割）的话。

尤其是在转换相反的条件反射的情况下（一种产生上述较高病理惰性的方法），无论在正常范围内以及病理变态中，我们都得到非常多种多样的结果，依动物个性的不同而不同。在强而且完全正常的类型中，这种转换是按着需要正规地进行的，不过在速度和转换的细节方面对不同的变型有很大的不同。有一只神经力量极为巨大的狗（甚至在阉割之后），在我三十年条件反射工作中还没有见过第二只，这种转换在一起头就开始了，并且毫无起伏变化，到第五次实验就完成了。在其他的狗，这个过程虽然经过许多次重复，但仍不能得到完全成功；不是新的阳性刺激达不到以前阳性刺激的效果，就是新的抑制性刺激，与前者相反，不能达到零度分泌。有些狗的阳性刺激转换较早，另一些狗，则阴性的转换早些。所有这些都是在转换成功的情形下发生的。

在病理变态的情形下，关于解决这个问题，也同样地看到有极为不同的结果。就像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不是这一种就是那一种变态情况发生。而病理惰性，作为转换位相病态结果之一，或则很快地变成其他形式的病态，或则多少保持固定不变。在弱的类型，病理惰性通常不久就转变成某种其他的病理状态。慢性的病理惰性，在被阉割的强的类型的动物中，是特别常见的。

现在我故意详述我们实验室的材料，为了表明：有着不同神经系统的人们在解决同样的生活问题时，所用的方法该是如何的多种多样；而变态类型的人们在无能力克服这个困难时，其病理的结果又该是如何的各不相同。

关于基础的重要性的讨论到此为止。至于我们所研究的扰乱的最近似的原因，从我们现在的实验来看（还不算很多），扰乱可由两个因素所引起。有的时候，是由于一种强烈而持续的兴奋作用，也就是兴奋过程的一种过度紧张；有的时候，则是由于相反过程的一种冲突。

当我们转到人类方面的问题时，在这儿我们必须自然而然地考虑到，甚至于就是一个同样的基本病态扰乱，也有不同的原因以及不同的基础，由此而决定扰乱的不同程度和不同进程。

我们在动物方面已经研究出来的第一个原因，对于研究人类方面的扰乱的可能原因，打开了宽广的领域。不正常的发展，某一种我们的情绪（本能）偶然的特别紧张，某种内部器官或一个整个系统的疾病，这些都可以使得相应的皮层细胞，暂时地或永久地受到不断的或非常的刺激。这样最后就产生了皮层细胞的病理惰性——有一种不能抗拒的观念与感觉，在其真正原因已经移去很久之后，仍旧继续存在。强烈的和极大压力的生活影响也可以产生同样的结果。由于我们的第二个原因所产生的病理惰性的情形，应当不是较少些，或许还是更多些，因为我们的生活整个就是一种不断的斗争，就是我们内心的意向、愿望和嗜好与一般自然的和特殊社会的情况之间的一种冲突。

上述的原因可能集中兴奋过程的病理惰性在大脑皮层的不同机构中。它或者可能发生在直接接受外在及内在动因的刺激的细胞中（现实的第一信号系统），或者发生在词的系统（第二信号系统）的不同细胞中（动觉的、听觉的和视觉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病理惰性都可能达到不同程度的强度，在这一个时候，还是表象的程度，另一个时候，则力量增加到真的感觉的程度（幻觉）。

在我们的狗身上，我们有时看到，因为病理惰性的缘故，相应刺激的效果急剧上升在其他刺激的正常效果之上。

至于说到基础，有一个对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和妄想狂是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倾向，就像在我们实验材料中所见到的一样。但是，这可能是弱型神经系统，也可能是强而不平衡的一种。我们的实验室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种差别对于疾病的最切近的性质该会有多么重要。在这方面，对把动物方面的结论转移到人类方面的合理性，未必有可能来提出反对。自然，除了天生的易病倾向以外，由于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如创伤性损害、感染、中毒和强烈的生命攸关的激动所产生的不坚定的、脆弱的神经系统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我们的两种疾病形式在长期性和不可治性方面的差异，是决定于疾病的最近刺激和神经系统类型的差异的。疾病的最近刺激，一方面，可能是暂时的，一现即过去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持续不断的，固定不变的。从而兴奋过程可能或则在性质上一般地比较弱，不稳定，很容易就让位给抑制过程（在弱的类型方面），或则一开始就很强，一般地统治了抑制过程。很清楚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该动物的病理惰性是很少或没有机会完全被移去或减少到最低的比较正常的程度的。从我们实验室资料中可以引出下列事实来做证明：一只或多或少是强的类型的有强迫动作的狗，服用溴剂后仅大大减轻了，限制了这种强迫性，同时另外一只显然是弱型的狗，同样的治疗完全除去了强迫观念。除此以外，我们已经提到过，有一种较慢性的病理惰性最常常发生在一种强的类型的阉割了的狗身上。因为这个缘故，E．布劳勒在他的教科书最近一版中所说的话是有趣的：在他已经彻底研究过的病案中，他不愿把妄想狂和性欲缺乏的同时发生视做是偶然的。

至于这两种形式之间差异的其他特点（如妄想狂患者失去了对他的病态症候批判的能力，而在强迫观念性神经病患者则此批判能力仍存在），这自然必须归之于病理惰性的强度的差异。从前面已经说过的看来，在一只强的类型的狗身上，其兴奋过程的病理惰性，应当是很大的。而且这自然就可以说明这种惰性有较大的独立性，并且甚至不可能受到皮层其他健康区域的影响，因此在生理上就决定了批判能力的丧失。此外，惰性的兴奋过程既然有很大的力量，按照负诱导规律，就可能会在它的周围引起强烈而散布开的抑制作用。这又必然引至同样的结果，那就是，排斥了皮层其余的部分对上述过程的影响。

让我们用个人的生活上的例子来说明一般的见解。假想有一个兴奋型的人，那就是说，他的兴奋过程压倒了抑制过程。我们可以设想，在他的情绪蕴蓄（本能）中，有一种颇为普通的要求优越地位的倾向占着优势。从他的童年起，他就热烈地要显耀他自己，要名列前茅，要做领袖，要引人赞扬等。但是在同时，自然或者是没有赋予他以卓越的才能，或者是他不幸而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发现这种才能，或者就是他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他的才能得到实际应用。结果这个人就集中他的能力于不适合于他本性的一种活动上面。铁面无私的现实把他所企望的一切都否定了：没有权势、没有荣誉，相反地，所得到的只有反击和磕碰，那就是，不断的错误。所剩下的只有屈服、容忍于作一个平凡的劳动者的角色——那就是说，要抑制他的企望。但是那些必要的抑制作用是缺乏的，而情绪却纠缠不断地、威风凛凛地召唤他。

因此，开始是在他的不顺利的职业中的持续的、非常的但却徒劳无功的努力，或者是换了另一种职业而又得到同样的结果。后来，依照其类型（强的）于是退避到一种内心满足中，退避到关于他的真正的或假想的才能，生活的权利和特权的一种经常的和光辉的观念中，同时加入了一种辅助的观念，以为周围的人有意地阻碍他并且迫害他。因此在皮层相应地点，自然就有一种充分条件化了的病理惰性位相发生，同时除去了那里的抑制作用的最后残余。于是现在这个观念的绝对力量就出现了。这种力量不是建筑在现实的其他联想，信号和证据上的一种主动抑制作用，而是一种被动抑制作用或负诱导过程，把和它不一致的一切都排斥出去，同时变成一种虚构的伟大和成功的观念。因为情绪一直继续到病人的生命末日，这种病态的观念也与之同时存在着，但是到最后仍保持着孤立，丝毫不扰及与这个观念没有接触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克雷匹林意义上的真正的妄想狂。

现在我要来分析克瑞其麦写的《敏感的关系妄想》一书中的两个具体的病案。这两个病案谈到两个多少是弱型的女孩子，但是认真的和谦逊的，仅只要求在宗教、道德和社会关系方面是忠实的，而对其生活的权利和特权没有要求；后面这一种要求总是长久，几乎经常地，和一个强的兴奋型结合在一起。

到了成熟时期，这个女孩子对一个青年男子体验到一种正常的性的意向，但是个人的、伦理的和社会的要求没有允许，阻止了并且经常阻止着这个意向的实现，那就是说，神经过程之间有一种冲突发生了。神经活动于是有了一种困难状态，在那些与斗争着的情感和观念有关的皮层部分，于是有病理惰性表现出来。这个女孩子于是有了无法克服的、强迫的观念，认为她的性的意向以粗鲁的敏感的形式在她脸上反映出来了。在病房里甚至在医生面前也把脸埋在枕头里。在那阶段以前，她避免上街，她觉得好像人们都在瞧着她的脸，谈论关于她脸上的表情并且嘲笑她。虽然这些观念都是想象出来的，但直到当时为止，一切都还在现实的可能的范围以内。然后来了一个突变，甚至就是用有病理联系的思想的工作也不能加以理解。在和一个朋友一次谈话的影响下，这个朋友断言夏娃在天堂和蛇谈话，不是作为一个智者，而是像一个性的诱惑者；病人立刻有了一种料想不到、无法抗拒的观念和感觉，认为有一条蛇在她身体里面。这条蛇不断在动，而且有时它的头好像在向上升，一直到了咽喉。这里我们见到了一个新的惰性观念。但是这个新的惰性观念是怎样发生的，又是由于什么过程而发生的呢？克瑞其麦把这个现象称为“逆转现象”，而且相信这是一种反射性质的逆转（reflektorische Umschlag）。

关于另一个临床病案中的一种相同的现象，克瑞其麦说：“这是以一种反射的方式出现的，没有逻辑联系，甚至直接与逻辑对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射呢？它从何处发生又是怎样终止的呢？我们在实验室中已经遇到过并且知道这种过程，而且能够理解它的生理机理。同时我认为必须提出并强调一点，即在这个病例中生理的和心理的重叠最为明显；它们是密切地相融合，而且，我们可以说，成为一体了。

让我们再记起那一对起相反作用的节拍器音：一个是兴奋性的，另一个是抑制性的。如果在皮层中有一种普遍抑制作用发生，例如以催眠的方式出现，或者位于节拍器音作用区域以内，那么，阳性的节拍器音就变成阴性的而阴性的则变成阳性的。这就是我们所谓超反常相。

在我们病人的上述突变情况中，我们发现有这个生理的事实。这女孩具有一种强烈的固定不变的关于她的性的纯洁性和不可侵犯性的观念。认为有性的意向在一定条件下就是一种道德和社会的羞辱，甚至即使是被压制了下去而丝毫没有实现，也是如此。这个观念，由于普遍抑制作用（病人是处于这普遍抑制作用之中，而在弱型神经系统中，这种普遍抑制作用通常是有一种困难情况伴随着），不可抗拒地在生理上变成与之相反的一个观念（略微有一点被掩盖），而这个相反的观念甚至达到这样一种感觉的程度，使得病人觉得性的诱惑者就出现在她自己身体里面。在迫害妄想中发生的情形，完全是相同的。病人要求受到尊重，却在一种相反的和假想的不断受到侮辱的观念下苦恼着；他要保有秘密，却为一种强迫思想而苦恼，一种相反的观念在苦恼，觉得所有他的秘密都被别人知道了，等等。这样一种生理的解释，在我致皮尔·让内教授的关于“着魔情操”的一封公开信中，已经提出过了 ^[1] 。

由此可见，妄想状态是以两种生理现象为基础的，即病理惰性和超反常相，或者分开存在，或者并列发生，或者彼此更替。

克瑞其麦所描写的另一个女孩的情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同样的冲突存在于一种自然的性的意向与一种世俗的而又固执的观念之间，即在关于年龄的不相称差别方面，即这个女孩爱的对象是年青得多：结果也是相同的，包括逆转作用在内，而且病人为一种像是受孕了的荒谬观念所苦恼，虽然在事实上，那个被爱的对象甚至还未觉察出她对他的倾慕，因为她的情感的表现，是被她约束了的。

为克瑞其麦研究了许多年的这个病案，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强迫的观念和感觉有时是怎样达到了据病人看来是符合于现实的观念和感觉的程度，而不被病人认为是病态的；这种强迫性观念和感觉又如何在这个阶段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再被病人客观地认为是疾病的表现。在这个病例中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和生活情况的重复发生的复杂化相联系的，因此也就是和神经系统状态的变化，或者恢复或者再压抑而变弱，相联系的。最后，经过若干年，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过去了。

当细读一些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书籍时，我很高兴地看到法国精神病学家达·克雷兰鲍所创始的一个学说。这个学说认为“妄想狂的主要现象就是他所谓‘心智的’自动化”，“依附性的词和观念”的表现，围绕着这些表现，后来妄想就有系统地发展起来。心智的自动化这个名词，只能被理解为一定病理惰性的兴奋过程的地点，靠近这地点集中了（根据泛化规律）所有附近的、相似的、有关联的过程，而排开了、阻滞了（依照负诱导规律）所有与之对立的过程——除此以外，还能被理解为别的什么呢？

我不是临床学家（我已经是并且还要是一个生理学家），而且，自然，在现在（年纪这么大）是既来不及也没有可能再成为一个临床学家了。因为这个缘故，在我目前的以及以前的涉及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见解中，当讨论到有关的材料时，我不能展望从临床的观点看来十分正确的权力。但是我现在如果这样说，的确也不会有什么错误的——临床学家、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将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下面的基本病理生理事实：即考虑皮层机能病理地点的完全孤立（在病源方面），同样也考虑兴奋过程的病理惰性和超反常相。

[1] 见本书第五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