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的铜像

大卫·希尔伯特的父亲奥托·希尔伯特。

1892年，大卫·希尔伯特和夫人克特·希尔伯特。

大卫·希尔伯特和克特·希尔伯特的独生子弗朗茨·希尔伯特。

希尔伯特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前排左起依次为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1909）、克特·希尔伯特、大卫·希尔伯特；后排左二为弗朗茨·希尔伯特。

希尔伯特的出生地柯尼斯堡一隅。1930年，在柯尼斯堡自然科学大会上，希尔伯特被他出生的城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18世纪在哥尼斯堡城的普莱格尔河上有7座桥，将河中的两个岛和河岸连结，如图所示。城中的居民经常沿河过桥散步，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一次走遍7座桥，而每座桥只许通过一次，最后仍回到起始地点。这就是七桥问题，一个著名的图论问题。

1900年时期的柯尼斯堡城堡。柯尼斯堡是数学家哥德巴赫（Christian Goldbach，1690—1764）和希尔伯特、作家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和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出生地。

如今加里宁格勒市区内的老柯尼斯堡建筑。柯尼斯堡在二战期间遭受轰炸损失惨重，1945年被苏联红军占领，后根据玻兹坦协定归苏联，并改名为加里宁格勒。

柯尼斯堡大学的旧校舍。希尔伯特1880年进入柯尼斯堡大学，1885年获博士学位，1892年任该校副教授，翌年升为教授。

明信片上的柯尼斯堡大学校园风光。

2005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和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在出席庆祝柯尼斯堡建市750周年的活动中，宣布将原本的柯尼斯堡大学（后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州立大学）更名为伊曼努尔·康德俄罗斯国立大学，以纪念这位出生于柯尼斯堡的思想家。这块碑上是康德的名言：“这个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1884年春，赫维茨从格丁根来到柯尼斯堡担任副教授。希尔伯特和闵可夫斯基很快就和他们的新老师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每天下午5点整必定相约在苹果树下散步，讨论当时数学的实际问题，相互交换他们对问题新近获得的理解，交流彼此的想法和研究计划。这种例行的散步一直持续了整整八年之久，他们以这种悠然而有趣的学习方式，探索了数学的第一个角落，考察了数学世界的每一个王国。希尔伯特后来回忆道：“那时从没有想到我们竟会把自已带到这么远！”三个人就这样结成了终身的友谊。

在柯尼斯堡担任副教授时的赫维茨（Adolf Hurwitz，1859—1919）。

赢得巴黎科学院大奖时的闵可夫斯基。

希尔伯特和外尔（Hermann Weyl，1885—1955），摄于20世纪中叶。1930年德国数学家外尔前往格丁根接任希尔伯特的职位。他在代数学、微分几何学和数论方面有重大成就，开创了特征值渐进展开理论。

格丁根学派是在世界数学科学的发展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该学派坚持数学的统一性。高斯（Johann Carl Frieddrich Causs，1777—1855）开创了格丁根数学学派的起始时代，他把现代数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黎曼（C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1826—1866）、狄利克雷（Peter Gustav Lejeune Dirichlet，1805—1859）和雅可比（Carl Gustav Jacob Jacobi，1804—0851）继承了高斯的工作，在代数、几何、数论和分析领域作出了贡献。克莱因（Felix Christian Klen，1849—1925）和希尔伯特带领德国格丁根数学学派进入了全盛时期，格丁根也因而成为数学研究与教育的国际中心。

克莱因家的一次晚宴：保罗·果尔丹（Paul A1hert Gordan，1837—1912，左五），克莱因（左三）和克特·希尔伯特（右一）。

在莱比锡时的克莱因。克莱因和希尔伯特等人的努力，使格丁根在20世纪初的30年间成为数学研究与教育的国际中心。

格丁根数学俱乐部成员合影（1902年）。前排左三为希尔伯特，左四为克莱因。

格丁根大学数学系。1895—1930希尔伯特在此工作。

格丁根大学的创建人英国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Ⅱ of Great Britain，1683—1760）。

格丁根大学一景，提着鹅的女孩。格丁根的博士们在毕业前亲吻女孩已经成为学校的一种传统。

纳粹德国时期的教育部长bernhard Rust。此人执行彻底驱逐校园内犹太人的政策。某次会议时，仍在格丁根大学任教的希尔伯特坐在这位部长身边，部长问，从犹太人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格大数学系现在发展如何？希尔伯特回答，数学？在格丁根？格大早已没有数学了。

格丁根大学俯瞰。

希尔伯特60岁生日聚会。

前排（从左至右）：理查德·库朗，弗朗茨·施波纳（后来的弗朗克夫人），格罗特里安夫人；第二排：埃斯伦夫人（后来的斯普林格夫人），兰道夫人，希尔伯特烦人，大卫·希尔伯特，霍夫曼夫人，闵可夫斯基夫人；第三排：斐迪南德·斯普林格，菲利克斯·伯恩斯坦（在兰道夫人后面），普朗特尔夫人，爱德蒙·兰道，弗朗克夫人，范妮·闵可夫斯基（该排右端）；第四排：恩斯特·格罗特里安（在霍夫曼夫人后面）；第五排：彼得·德拜，西奥多·冯·卡门（在赫克后面），吕登伯格夫人（莉莉·闵可夫斯基），保尔·贝尔奈斯，伦纳德·纳尔逊，“克莱尔亨”（该排右端第二位）

格丁根墓园里希尔伯特的墓碑。碑的下部刻有希尔伯特的名言“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尔伯特的学派不幸遭到打击。他的大部分学生在法西斯的迫害下纷纷逃离德国。希尔伯特本人因年迈未能离去，在极其孤寂的气氛下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1943年希伯特因摔伤引起的各种并发症而与世长辞，葬礼极为简单，他云散异国的学生都未能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