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1996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致函教廷科学院全体会议说：“(天主教的)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事实上，由于各学科的一系列发现，这一理论已被科学家普遍接受”。至此，教廷事实上已经被迫放弃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的信条。

达尔文的进化论(Evolution-或译为演化论)，一直被公认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自科学启蒙以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科学自然观与神创论的殊死斗争。神创论是人类社会早期蒙昧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扼杀人类主观能动性、禁锢人类创新能力的一种思想体系，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健康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绊脚石。19世纪科学思想异常活跃，催生了进化思想集大成者《物种起源》的诞生，她最终攻破了神创论一个最顽固的思想堡垒，其深远影响大大超出了生命科学本身，因而成为整个人类科学思想发展史上一块最伟大最辉煌的划时代里程碑。

聆听达尔文。 1998年6月11日舒德干访问达尔文故居时的照片，背景是门厅的大型展板。

物种起源 译后记 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最伟大的效应之一，就是将人类首次带入前所未有的“科学实验时代”，从而导引出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思想突破。近代科学先驱哥白尼通过精心的科学观测，于1543年发表了创世之作《天体运行论》，从而破天荒地推翻了古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地球中心论”，建立起科学的天文学，首次将神创论的一统天下撕开一道长长的裂口，从根基上动摇了上帝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精神统治地位。近半个世纪之后，伽利略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木星、土星的卫星以及金星的盈亏和太阳黑子等天文现象。他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及后来在宗教监狱中完成的《新科学对话》，不仅进一步支撑了哥白尼学说，而且成为后来牛顿提出力学三大定律的依据。1687年，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问世，成为当时科学革命理论的顶峰。他那完整的力学体系，将过去人们认为互不相关的地上物体运动规律与天体运动规律概括进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之中。他“站在巨人肩膀上”，集先师之大成，完成了科学史上第一次大综合，即天、地宏观运动大综合。显然，至此在整个无机界的统一理论体系中，无法继续保留上帝的教席了。一个半世纪之后，英法天文学家运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对天王星进行数学运算，结果推导出了海王星的存在。之后不久，人们就发现了海王星。至此，牛顿学说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数、理、化、天、地、生自然科学的金字塔体系中，位于塔尖的生命科学无疑最为复杂、最为玄妙。当18世纪科学自然观在无机科学界始占上风时，人类对有机界的认识仍然十分幼稚。于是，与无机界的失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神创论在有机科学界的阵地仍固若金汤。

到了19世纪，由于细胞学说的问世，诚如恩格斯指出的，“有机的，即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如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得到了稳固的基础”，从而大大激发了人们描述各种生命现象的热情，并由此引发学者们对更深层次哲学命题的思考。军人出身的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第一个从真正科学的角度向“物种不变论”提出挑战，但终因论证不足而暂告失利。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物种起源》以极其丰富而确凿的事实和严谨的逻辑、巧妙的思辨，不仅论证了生物进化、物种可变，而且还提出了可信的进化机制。达尔文主义第一次从生物变异——自然选择——物种形成——生物演化——生命之树的逻辑系列中成功地论证了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对立统一，这也是继牛顿首次进行无机界运动大综合之后的又一次更高层次的科学大综合，即无机界与有机界运动的大综合。无疑，《物种起源》的问世，无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大论战。结果，除了抱残守缺的宗教界，进化论几乎赢得了整个世界。在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的今天，进化论已构成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它不仅被公认为“生命科学的核心和灵魂”，而且，其演化思想还引发了无机科学界的一场深刻革命。几百年来，无机科学界的领头科学物理学一直以“还原论”为其基本学术指导思想，坚持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坚持“稳态宇宙观”，否定宇宙可能处于任何有始有终的演化进程之中，连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和爱因斯坦也不例外。正是在达尔文关于有机科学界这一演化理论的启发下，基于宇宙星系的光谱“红移”现象和宇宙背景值等一系列科学发现，宇宙有其始也必将有其终的“大爆炸”(Big Bang)演化理论也终于成为当代科学界的共识了。

更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终于见到从梵蒂冈城堡里羞羞答答地伸出两面白旗。1992年10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宣布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不再是“异端邪说”了，从而为这位蒙冤三个半世纪的意大利伟大科学家“正式平反”。1996年，在生物进化论日趋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这位教皇不得不改变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他致函教廷科学院全体会议说：“(天主教的)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事实上，由于各学科的一系列发现，这一理论已被科学家普遍接受”。至此，教廷事实上已经被迫放弃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的信条。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与牛顿比肩长眠的达尔文，倘若在天有灵，听到今天罗马教皇的声音，已与1860年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无知卑劣的挑衅大相径庭，定当感慨万千。作为译者，我们有幸能将这样一部不朽巨著译成占总数四分之一的人类使用的汉语，切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顿觉平添了几分荣幸和自豪。

在《物种起源》面世12年后，达尔文又发表了他的又一力作《人种的起源》（或《人类的由来》），向神创论发动了更尖锐的挑战。在那个时代，尽管他凭借广博的学识使人们开始相信，人类很可能源自低等动物，但他切盼后继者能为这一科学猜想提供越来越多的由低等动物演化到人类的真实历史证据。幸运的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澄江化石宝库深入探索，已经发现了这一历史进程中那些最重大进化创新事件的可靠化石证据（请见附件《进化论中的重要猜想及其求证》）。在科学界，今年是达尔文年，既是他的200周年诞展，也是《物种起源》首发150周年。此时此刻，这些动物演化史上里程碑事件的发现，应该是对这位伟大科学思想家的最好纪念。

本译稿初版时，由于时间较紧，我们只好先共同拟定译稿体例和通则，然后分头完成。译序、导读和书后的两个附件由舒德干执笔。译文部分分工如下： 引言、绪论和第1章： 舒德干；第2、3、4章： 陈锷；第5章： 尹凤娟；第6、7、8、9章： 蒙世杰；第10、11、12、13章： 陈苓；第14章： 邱树玉；第15章： 华洪。全书由舒德干统校。译校时，我们还参阅了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几个译本。那时，我们希望自己的译本能在译文的准确性和语言文字的现代化上有所改进。本书根据美国纽约现代图书出版社1936年的《物种起源与人类起源》第一版的前半部分译出。

2005年版本由舒德干再次统一审校(蒙世杰参加部分工作)，对译文、导读和附件共修改、增删1400多处。衷心感谢热心读者的垂爱，使我们这个版在4年中印刷了9次。在达尔文这部宏著面世150周年之际，我不敢懈怠，再次对全书进行了认真地校改，增删修改约2000余处，希望能在满足读者和编辑先生对译文“信、达、雅”的要求上有进一步改善。

达尔文当年曾“为了消遣”，在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顿开茅塞，终于悟出了万物共祖和自然选择学说。我真诚地希望，达尔文先生这本书能像一盘可口的点心，也成为您闲暇时的消遣品，不仅好吃，而且有益于身心健康。祝福您！

舒德干

记于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所

200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表1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