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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附录四 巴甫洛夫简传
W.霍斯利·甘特
张航 译 傅小兰 校
Ⅰ
79年前，也就是1849年的9月26日，在俄罗斯中部梁赞，一个贫困的牧师家庭迎来了长子。这个男孩取名为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这个孩子在虔诚但友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学会了认真地审视他所面临的问题。
从巴甫洛夫的幼儿时期就能看到他成年后的一些影子。一旦这个叫伊万或者被称为“万尼亚”的男孩要做一件事情，无论是游戏还是运动，体育或学校的功课，他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后来，在报告厅和实验室的讨论和争辩中，他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他做事的时候，并不太在意是否会胜出他的竞争对手，而总是尽可能地要把事情做好。
感谢V.V.萨维茨（Savitch）教授，是他提供了以下有关巴甫洛夫的家世和儿童时代的描述。萨维茨教授是巴甫洛夫最早和最可敬的合作者和学生之一，他栩栩如生地向我们描绘了他的恩师的早年生活 [1] 。我们征得萨维茨教授的同意，可以自由使用他撰写的传记中的内容，而不必一一指明出处。
巴甫洛夫的父亲彼得·季米特里耶维奇·巴甫洛夫（Peter Dimitrievitch Pavlov）是位乡村牧师，他的祖父则只是乡村教堂的一名司事。那时候乡村神职人员的生活很艰辛，级别低者更是如此。他们不得不为日常生计奔波，生活方式跟农民相差无几，农业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辛苦的体力劳动与一定程度的智力发展相结合，造就了强壮、健康而精力充沛的一代人。长期的劳作需要磨砺出了坚强的品质，而一定程度的智力发展则帮助他们与当时艰难的生活环境相抗争。
彼得·季米特里耶维奇的文化程度在那个郊区的牧师中鹤立鸡群。他一直热爱阅读，甚至在那个蛮荒的年代也迷醉于买书。由于书的来源有限，每次买书都是家庭的一大盛事。巴甫洛夫教授常常感念父亲的教诲：要完全理解一本书，读书需要读两次。彼得·季米特里耶维奇在同侪中享有盛誉，除了因为文化水平高之外，还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杰出品质。他知人也知己。他百折不挠，意志坚定，身强体壮。他从父母那儿继承了对土地的热爱，而生活在乡村迫使他必须自己照看瓜果菜园。在他的众多孩子当中，只有伊万·彼得洛维奇也是如此。
当解决生计问题不再那么迫切时，多余的精力就要寻找出路。巴甫洛夫教授的叔父因而参加了梁赞盛极一时的拳击比赛。这些战斗和与此有关的对话使得这个家庭斗志高昂。精力的展示使巴甫洛夫家族拥有鲜见的活力。这位叔叔的喜悦、欢快和幽默有着不可抗拒的感染力。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但他身为牧师，却受到上级的压制，甚至被降职为教堂司事。他的孩子们继承了他的那些品质，并因而广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伊万·彼得洛维奇的母亲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Ivanovna Varvara）出自牧师家庭。她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为那时候人们认为牧师的女儿没必要受教育。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年轻时身体很好，而她的三个孩子伊万、季米特里（Dimitry）和彼得（Peter）都继承了她的身体素质。所有的孩子都上完了神学院和大学，都在大学或科学院供职，其中一个后来还成了门捷列夫的助手。在生育了三个儿子后，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患过一次重病，之后生的六个孩子因传染病而夭折，最小的两个存活的孩子泽格（Serge）和莉迪娅（Lydia）也没有最大的三个孩子那么有天分。泽格·彼得洛维奇只读完了神学院，后来在梁赞当牧师，在革命期间死于斑疹伤寒。
就这样，伊万·彼得洛维奇跟他的弟弟们一起长大，一起嬉戏，而他们的父母都忙于日常事务。母亲爱孩子们，不过因为平日里一直很忙，她给予了他们极大的自由，任凭他们自由自在地成长发展。他们很快与邻居家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很多时间都一起在街上参加村里的体育运动，主要是击棒游戏（gorodkee，一种类似于九柱戏的俄罗斯乡村游戏）——直到今天巴甫洛夫还在玩这个游戏。
伊万·彼得洛维奇用他的左手玩游戏。他父亲也是左撇子。做儿子的经过长期的训练后开始使用右手，所以现在他可以左右开弓，甚至在做手术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他的左手更有力，当需要特别的技巧和力量时他还是会使用左手。他用右手写字，但用左手也能写得一样好，用左手还能写镜像字。
他七岁开始接受教育，跟从一位老婆婆学习读写。那些课程对这个不安分的男孩没什么吸引力，而在花园里与父亲一起挖地反倒更合他的胃口，直至今日他仍然喜欢这项劳动。建房子的时候，他还学了一点木工和车床技术。就此而言，伊万·彼得洛维奇从小就热爱锻炼身体。这后来变成了对运动的热爱，他是医师运动协会的核心成员。巴甫洛夫教授常说，成功的肌肉锻炼带来的满足感远胜于解决一些重要的脑力问题后的喜悦。他称之为“肌肉的快乐”。
10岁时他曾经从砖砌的人行道的围墙上摔落下来。在此之前他一直很健康，而此后却常常生病，他的父母一度担心他得了肺病。这个事故延缓了他的受教育进程。他11岁时才跟弟弟季米特里一起去上学，在梁赞教会学校上二年级。
打架是当地的传统，伊万·彼得洛维奇因为身体不好，在打架中常常处于劣势。这促使他去强身健体。他的父亲制定了花园劳动的值日表。可以看出，伊万·彼得洛维奇坚持得最好，而他的弟弟们却很快就厌倦了，另寻乐趣。“当男孩们被送到果园采桑葚时，伊万·彼得洛维奇努力地尽快装满他的篮子，而他的弟弟季米特里（像其他男孩一样）努力地在填满自己的嘴”。就这样，伊万·彼得洛维奇打小就表现为总是很有毅力地去完成设定的任务，无论是什么任务。
从教会学校毕业后，巴甫洛夫兄弟进入了梁赞的神学院。课程主要是古代语言。要学逻辑和修辞，不但要学哲学入门，还要学好几个哲学体系，以作为日常辩论的材料。在这里，巴甫洛夫受到了充分的逻辑推理和应用的训练。自那时起，他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据他说，他最初是被路易斯的实用生理学的俄文版所吸引，直至今日，他仍然珍藏着那本他从15岁起就开始读的已快翻破了的书。
在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受废除农奴制和区域获得一定程度自治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浪潮横扫俄罗斯，也波及了神学院。师生们联合起来，老一代尽心地教授年轻人，而年轻人则尽可能地利用好这些资源。
在图书馆门前，人们等待着一拥而入，获取最新的文献。巴甫洛夫兄弟也曾挤在人群中，尽管率先进入图书馆的几率很低，因为竞争者众多。在读完新书之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讨论。在宁静的梁赞，常常有成群的学生在大街上大声辩论。在这些辩论者中，伊万·彼得洛维奇很有名，因为他的辩论生动，手势富有活力。这些讨论使他学会了在批评别人时一定要小心，因为若有明显错误的话就会遭人嘲笑。
巴甫洛夫感念学校的自由氛围，特别是，如果一个学生在某个主题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他就可以较少地关注其他不太感兴趣的研究，进而可以沿着他感兴趣的路线不断前进。
1870年，巴甫洛夫断绝了当牧师的念头，从神学院退学，进入圣彼得堡大学。
他与弟弟一块儿生活，慢慢地，日常生活的琐事都落到了季米特里身上。以至于巴甫洛夫的衣物都习惯于要季米特里来打理。在伊万·彼得洛维奇结婚后，则变成了由他的妻子为他购买衣服和鞋子。“有时，年轻的巴甫洛夫出其不意地穿上一套衣服，他对颜色的选择让他的朋友发笑，令他的家人愤怒。”
两兄弟曾经在梁赞与父亲共度夏天。伊万·彼得洛维奇通常待在家，从不像别人都爱做的那样去打猎。许多朋友来拜访他们，他们常常玩击棒游戏来打发时间，数小时里，都可以听到球棒的击打声，间有大笑和热烈的加油声。甚至在这个时候，伊万·彼得洛维奇的个性也表现得很明显。他生性容易激动，却能保持镇定，有力而精确地挥动球棒。他对参与的所有活动都充满热情，而这种热情又很有分寸。很明显，其强烈的情绪被必要的抑制所调控和约束，正像本书的一些章节所描述的那样。
Ⅱ
上大学时，他聆听到了像门捷列夫（Drmitri Ivanvich Mendeleev,1834—1907）和布特列洛夫（Buttlerov）这样的有才华的教授的教诲。但是，巴甫洛夫觉得受益最多的还是才华横溢的生理学家伊法·齐昂。我们曾听他说，他对这位研究者刺激狗的脊神经前根和后根的实验印象极为深刻，而且齐昂的工作干净利落，他常常穿着工作服戴着白手套做手术，这样不用回家换衣服就能去参加教员会议。
1874年，在大学三年级时，巴甫洛夫成为齐昂的积极合作者，并最终主修生理学。
他的第一项科学研究与阿法纳希耶夫一起完成，研究胰腺神经，并因此获得了科学院金奖。“他对临床没兴趣，甚至没通过其中的一门考试（内科）。但是那时候外科手术的进步对他影响巨大。他对化学不怎么感兴趣，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投注到了组织的神经控制和神经连接之中”（萨维茨）。
他平静地度过了大学生活，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包括实验室工作，同时他对应用科学文献也很有兴趣，部分时间用于娱乐。娱乐时间主要用于运动、文学，或与弟弟和小范围的朋友一起度过。
1875年，巴甫洛夫从大学转到医学院，给齐昂当助手。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齐昂突然间去了巴黎。尽管其继任者邀请巴甫洛夫留下来，巴甫洛夫也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因为新来的教授曾“因为自己位高权重而侵犯别人，完全不顾及真理”。在后来的岁月中，巴甫洛夫不曾为了物质而牺牲信仰，即便那些物质是他所急需的。
1879年12月，在修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课程以后，他通过了州里的考试，成为有执照的医师。他因为表现出色而获得了奖学金，进而可以在科学院多做两年研究。1883年，他完成了医学博士论文。
大部分研究生在从业之初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都会问自己：去哪里？为什么？
但这样的问题从未困扰过巴甫洛夫。在科学研究中，他找到了拨开笼罩在真理面前的浓雾的乐趣，以无比的热情从事着自己的科研工作。在这一点上，他与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爵士类似。后者曾说，他的一个原则是，今日事今日毕。巴甫洛夫的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发现新事实的工作，他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科学。谋求职位和经济困难等现实问题，他从未放在心上。
他和他的弟弟继续一起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虽然穷，但是很快乐，身边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
1880年，他邂逅了年轻迷人的学习教育学的学生谢拉菲玛·卡尔切夫卡娅，一年后与她在叶卡特里诺结婚。当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件。萨维茨告诉我们，巴甫洛夫没有钱，新娘的姐姐不得不资助他们，否则的话他们甚至都无法离开那个镇。这再一次证明年轻的巴甫洛夫是多么地不关注日常生活事务。
在圣彼得堡，他们继续跟巴甫洛夫的弟弟一起生活在一个小公寓里。他们都得为生活而奔波。巴甫洛夫能找到一位如此可爱、如此善良、如此般配、可以给他一个幸福家庭的女人，真是科学的幸事。也许正是因为她的存在，他才能整个晚上都待在家中，远离尘嚣，祥和、平静而充实。他习惯于将生活的琐事都委托给他人，甚至很少单独旅行。巴甫洛夫不料理日常事务，至少从1927年他妻子的一番话中可以得到佐证：他从未自己买过鞋，只有在战争和革命刚过的那些艰难岁月中巴甫洛夫才做过一点家务。
获得威利奖学金后，巴甫洛夫在1884年到1886年与两位当时最伟大的生理学家——莱比锡的路德维希和布雷斯劳的海登海因一起工作。他生活穷困，但他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回到圣彼得堡后，他充当过几次助手，其中之一是给知名的临床医生S.P.波特金当助手，波特金将实验药理学用于控制疗效。在这个实验室中，巴甫洛夫完成了有名的心脏神经的实验和对消化腺进行的第一个伟大研究。
1888年，他发现了胰腺的分泌神经。不过，因为这些实验很难重复，直到20年后这个发现才被广为认可。次年，他与西马诺夫斯基（Simanovsky）一起发表了关于假饲的著名实验。
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大进展的同时，他的职业发展道路却极不平坦。他常常遭遇失败，其经济状况更为凄惨。“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研究蛹化蝶上，以至于忘却了自己的不幸”（萨维茨）。
有孩子以后，需要找到一份收入更丰厚的工作，巴甫洛夫因而申请了托木斯克的药理学主席一职。不过他从未接受过这个职务，因为1890年他以17票同意5票反对被选为圣彼得堡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药理学教授。
巴甫洛夫在成为药理学教授之后，与“大部分教授都对之俯首帖耳的专制”院长帕什奥丁（Pashootin）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巴甫洛夫曾以最坚决的方式反对他，而大部分教授都站在院长一边。巴甫洛夫因为桀骜不驯而受罚，1895年他未能继任生理学教授，1897年才又担任这一职位。从1895年开始，他成为生理学教授的主席，一直干到1924年他退休时为止。
1891年，在奥登堡（Oldenburg）王子是年新创立的实验医学研究所里，巴甫洛夫教授规划了世界上第一个生理学实验室的外科部。正是在这里，巴甫洛夫首次有计划地进行了所谓的长期实验（见本传记的第Ⅳ部分），而在此之前，没有人规范过动物的饲养。
1904年，巴甫洛夫因消化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1906年，他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那时的工作是在前面所述的三个实验室中完成的。
像通常那样，他在国外的名声为他在国内招来了嫉妒，树敌众多。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对他的消化腺研究的攻击停止了。但是，他的条件反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有人说：“这不是科学，每个训狗的人早就知道了”。对他的愤恨甚至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军事医学科学院不认可他的实验室的论文。随后，他的敌人愈加嚣张，他们阻碍他由俄罗斯医师协会的副主席升任为主席。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实验室产出的论文比其他人的实验室都要多。
Ⅲ
现在，我们来看看巴甫洛夫作为研究者的一些特性。
主导他的一生的最显著的特性是，获得知识的热望，寻求科学真理的精力和单纯的动机。正如著名生理学家罗伯特·蒂格斯泰特（Tigerstedt Robert,1853—1923）1904年所言：“巴甫洛夫的生活可以归纳为：对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让他获得了一流的科学事实”。为个人的利益做事情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
这并不是因为他足够富有，无须考虑日常所需。相反，他出生后就一直与贫穷和困苦相伴。但是他的科学研究从未受过影响，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在最初的那些实验室研究中，他没有合适的途径来养狗，在手术后只好把狗带回家喂养。那时候，因为没有钱，他住不起单间，而是与离开家庭的朋友N.P.西马诺夫斯基一起住。
巴甫洛夫不仅勤奋地寻求真理，问题也是他的生命中激情的来源。这不是像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12—公元前323）那样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道上晃悠那样的含混的哲学方式，而是坚定而热情地关注实验室研究的每个细节。抱着只有真理和科学是人生中有价值的目标的坚定信念，巴甫洛夫总是会快速地拒绝所有他认为不名誉的妥协和考虑，他一心站在真理和正确的一边。
除了精神的天赋、对真理的热爱和为工作忘掉一切的能力，我们还在巴甫洛夫身上发现了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研究者的其他素质。
最不同寻常的是他罕见的记忆力。即便实验是10年前做的，实验次序或结果的最细微之处，巴甫洛夫在需要的时候都随时可以回忆起来。前任助手或学生，在回实验室访问的时候，常常惊奇地发现，老师在讨论生理学问题时竟然能准确而详细地提到他们自己在若干年前做的但早已忘却的实验的所有数据，或者能叫出他们研究过的狗的名字，尽管在此期间他已见过了成百上千的动物。一旦见过某个合作者的草案，他就不会再忘记。在战前他曾一度指导过30位研究者的工作，而最近的数目更多。
在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后，巴甫洛夫开始时而使用笔记本，他说他的记忆力不如以前好了。即便是这样，他的记忆力也好得让任何一个只有他一半岁数的人羡慕。几乎可以用一句谚语来形容：“只要见了一个数字，他就再也不会忘掉。”
一个生动的例子发生在1925年。巴甫洛夫想知道他的一位合作者戴着的奖牌有多重要。当得知它来自于一场田径比赛后，对所有体育运动都感兴趣的巴甫洛夫仔细地审视了它。数月之后，当又提到田径比赛和那块奖牌的时候，有人问起跑那段距离用了多长时间。奖牌的主人自己也忘掉了确切的时间，尽管他已经戴了15年。巴甫洛夫虽然只见过它一次，马上就报出了这个数字，且精确到1/5秒：“10分11又4/5秒”。
我们从伦敦大学的托马斯·R.埃利奥特（Thomas R.Elliott）博士的叙述中（写于1928年5月14日）看到：“在克鲁尼安讲座和皇家科学院的晚宴上见过巴甫洛夫教授。他外表雍容，他的活力和富有魅力的人格让每个人都很愉快。让我惊讶的是，他记得我，还记得20年前在英格兰遇到我时是怎样的场合。”
巴甫洛夫的记忆力很可能与他集中注意力和选择的能力有关。而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他从不关注琐事，像报纸和流行杂志中登载的那些事。因为巴甫洛夫几乎从不阅读或关注这些，他具有将与他的直接兴趣无关的事情和数据排除在意识之外的突出能力，他甚至从不就他不熟悉或没有掌握充足事实的主题发表意见。这种只注重最原始的事实、只基于事实做判断和快速辨识出事实间关系的能力，是巴甫洛夫最重要的特征。
这让我们看到了他拥有的另一种高超能力——分析、快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以及将看似无序的事件组织起来的能力。借此，他常常大胆设计新的实验，也许其形式各不相同，但并不花费精力去实施它们。巴甫洛夫说，研究者最困难的工作是向合作者分配问题。
在娱乐和运动中，巴甫洛夫拥有高度的身体敏捷性和柔韧性。在他的手术技术中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能力。在这个方面他非常灵巧（因为需要做其他工作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视力下降，他在过去的5年没有经常做手术，尽管直到1928年3月他还做了一个胰腺的新手术）。他的左右手都一样熟练。已故的蒂格斯泰特曾说：“巴甫洛夫做一个简单的手术非常快，手术完成的时候，旁观者以为手术才刚刚开始”（《生物科学档案馆》，第六卷，1904）。可以说他的动作和闪电一样快，快到要仔细看才能分辨它们。巴甫洛夫在30秒内就能取出狗的脑脊髓，在切开皮肤后只要3到5秒就可以找到、系上和分开迷走神经或坐骨神经。为了让不了解手术的人有个对比，可以看看他的助手们的速度，他们最快在90秒内能完成，而这样的速度已经不慢了。
巴甫洛夫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实验结果而骄傲自大，相反，他非但不高估他的结果，反而会公平地看待它们，甚至敌视它们。与新事实不相符的理论会被无情地抛弃，他会依据新的发现来规划新的结构，因为事实是巴甫洛夫构筑每个新理论的基础，是为他指出新的法则和概念的路标。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他从不会强求使事实与理论相符合。在这点上他与已故的威廉·贝利斯（William Bayliss）爵士看法一致。后者曾说：
一旦发现某个观点不可靠，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可以说，一个科学研究者伟大与否，不在于他有没有犯过错误，而在于当反面证据足够充分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承认他犯了错误。
萨维茨叙述的事件表明了这一点：
伊万·彼得洛维奇曾让我检验贝利斯（Bayliss）和斯塔林（Starling）用分泌素获得的结果。我们当着他的面进行了实验，结果完全证实了他们的观点。伊万·彼得洛维奇默默地伫立了一会儿，然后回去进行他的研究，半个小时后又返回来说：“他们是对的。我们垄断不了新发现。”那个问题最后解决了。事实和结果总是决定着他的新问题。他认为理论的用处只是在于发现新的途径和积累数据。但是，分泌神经对于胰腺的作用一直到伊万·彼得洛维奇在英格兰的一个合作者（安列普，Anrep）用实验证实后才得到承认。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大鼠的条件反射遗传。1923年，根据初步的实验，巴甫洛夫说，他相信他已经发现这些动物的条件反射可以遗传，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实都与这种观点相符。1925年，采取更精纯的方法未能证实早期的结果，于是巴甫洛夫没有捍卫从前已经发表的假说和实验，而是立刻否定了它们，并不再坚持由此引申出的观点，除非这些事实有一天能被确切无疑地证实。
因为不赞同帕什奥丁，直到20世纪初巴甫洛夫才有了长期的合作者，而与他合作的人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他的早期合作者是没有受过生理学研究训练的全科医生。
在回顾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工作时，萨维茨告诉我们：
他是实验室的灵魂，他在哪里，哪里的工作就进展得最快。他关注最细微的细节，常常计算他的合作者的梅特试管（Mett tubes）的毫米数。他非常准时，总是守约；他在其他事情上没有那么精确；他回信很慢，甚至可能不回。
作为实验室的老师，他的个人特质很突出。他在社交中很活跃，用强烈的研究兴趣鼓舞着合作者们。用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话说，他很浪漫。他对琐事很容易厌烦；他身上深深地蕴藏着运动和搏击的元素。
在生命的不同时期，巴甫洛夫不断调整着掌控实验室的方法。最初，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一两个研究上，几乎全部的时间都花在那些研究者身上。然后，当他们的工作有进展时，更多的时间就会放到其他人身上。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中注意原则。1919年，在对实验室工作进行革新后，巴甫洛夫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指导实验：我们可以将他比做一个棋手，用一个和谐的计划去移动许多棋子；一个合作者的研究获得的事实推动了另一个合作者的研究。条件反射刚刚在他的实验室中，特别是在年轻的合作者中，吸引了很多关注。这种教学正在为人类心灵生活创造一种新理念，总有一天会衍生出一种新哲学。
“巴甫洛夫用直觉抓住了一个实验中所有的关系。当有新事实被观察到时，它会被重复；然后开始怀疑、批判和检验，许许多多的理论被审视和拒绝”（萨维茨）。
Ⅳ
现在我们可以转到叙述工作本身。
生理学的三个领域相继受到巴甫洛夫的注意。他最初的独立研究是对循环系统的实验研究，主要是在1878到1888年之间进行的。而当巴甫洛夫成为药理学教授时，他的兴趣逐渐转到了消化腺上，最终他的整个实验室都投入到这个主题上。但是，从1902年开始，巴甫洛夫的精力又放到了另一个方向上，对消化腺的研究则渐渐淡化。现在他的全部注意都放在了用条件反射的方法研究中央神经系统的过程上。
巴甫洛夫对血液循环的研究工作分为两类。一类与血压的调控有关。在这些实验中，巴甫洛夫尽量使实验条件与正常的情境类似。通常的程序是，切开皮肤，找到血管，插入玻璃管，在此期间需要把狗捆住。不过，巴甫洛夫非常有技巧地让动物习惯了手术，以至于它会自己跳上桌子，不需要被捆住就可以进行实验。巴甫洛夫的手术快而精准，以至于基本没有痛苦。巴甫洛夫就这样在这只狗身上获得了与血压和日常波动有关的新且准确的事实。通过使用药物和切断各种神经，他进一步获得了血压调控的定律。
对循环系统的另一系列研究与心脏活动有关。这些实验需要非凡的毅力。要让实验动物不动，又不能使用麻醉剂；通过取出脊髓消除掉疼痛反射，进而让动物不动。打开胸腔，将神经丝与切开的心脏的心脏丛分开。要做好这项工作，困难重重，而且因为神经的解剖路线有许多变式，处于相同位置上的神经又有着非常不同的活动过程，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在每个案例中，每根神经的活动都必须测试。通过辛勤地做了许多实验，巴甫洛夫将解剖位置与功能关联了起来。
通过这项完备的工作，巴甫洛夫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加斯克尔（Gaskell）也独立地得出了这个发现。巴甫洛夫发现，某些神经纤维对心脏肌肉有着特殊的效应，会增加或减少心跳的强度，但并不影响节律。在疲惫的心脏中刺激这些神经，心跳会变强，心脏的工作量会增大。
完成这些工作以后，巴甫洛夫将精力又转到了消化腺的研究中。他的研究沿着两条线进行：第一条线是分析消化腺受神经支配和调控的机制；第二条线是这些腺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巴甫洛夫曾表明，给动物动手术的过程对某些腺体的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因为这种抑制，急性实验常常得出负性结果。巴甫洛夫以这种新观点做了所有的手术。他尝试排除每一种中央或边缘的抑制过程，一方面通过使用各种实验组合，另一方面借助快速而准确地完成实验。就这样，在那些他之前的研究者没有发现活动的神经上，他发现了分泌效应。
胃和胰的分泌神经的实验证据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发现，这使得巴甫洛夫进入了顶尖的实验研究者的行列。为了证明解决有关胰腺活动这个问题的高难度，我们引用了伟大的布雷斯劳实验研究者海登海因的一段话：“在三年之中，我经历了有关胰腺的无数错综复杂的问题，比消化系统的任何一种别的腺体带给研究者的都要多。有多少次，我看到结局都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一系列新的问题！”
但是巴甫洛夫找到了答案。他证明了，用旧的实验方法研究循环系统和消化腺不合适。因此，他抛弃了急性实验，决定在正常的生活情境下观察腺体的活动。那时候根本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供参考，巴甫洛夫必须自己去寻找方法。
所有的生理学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手术干扰扭曲了。如前所述，这是巴甫洛夫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说：
我们不能平静地同意去粗暴地打断这个机制，其背后的秘密让我们朝思暮想许多年，甚至是一生。如果机械师常常因为不愿破坏一个机制而拒绝改变或干扰某个精巧的机器，如果画家虔诚地害怕用自己的画笔触碰某位伟大的大师的作品，那么，生理学家在与最精巧的机制、大自然的杰作打交道时，也会怀有同样的感情！
上述与血压有关的实验是在正常情境下进行的，实验被试对整个程序完全习惯了。即使是在这些最初的实验中，也能看出巴甫洛夫后期工作所要遵循的方向。
在对猫和狗等高等动物进行术后护理时，巴甫洛夫采用了人的手术中所用的那些预防措施，如麻醉和无菌等。在手术之后，狗被放入干净而温暖的房间，像人一样被仔细护理。他总是强调要使用健康和受到良好照料的动物。他为此建立了特殊的手术室和狗的诊所 [2] 。这种巴甫洛夫在30多年前建立的新型实验室，现在对每个良好的生理学研究机构都很关键。
巴甫洛夫非常人道地对待他的动物，从下面这段他对活体解剖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
众所周知，活体解剖一开始就在许多欧洲国家遭到激烈的反对。这些反对有时严重干扰了生物学研究的进展（例如在英国）。但是这样做的基础是什么？同情心……但是研究者总会有同情心的。俄国生理学之父I.M.谢切诺夫从未用温血动物做过实验。
尽管我们的测量出自于同情和慈悲，总会有动物痛苦地突然死去。应该这样做吗？除了实验和观察活着的动物，没有其他获得器官的规律的方式……如果我们继续容许猎杀动物，即为了取乐造成动物的痛苦和死亡；如果我们都能同意在战争中折磨和杀死成千上万的同胞，我们怎能反对为了获得真理而在人类求知的祭坛上牺牲少量的动物！ [3]
巴甫洛夫在消化腺研究中所采用的一般原则如下：对要研究的器官动手术，让本来要流入胃肠的体液流到体外，用纯净的方式收集起来。必须特别注意不损伤到神经。手术中，器官的分离部分或腺体的管道被刺穿并永久性地附着到皮肤上，以至于在伤口愈合之后，除了要防止体液流失到皮肤和切口处，不再需要额外的程序。当为了实验需要收集体液时，只要在刺穿的管道上插入一根管子，连接到一个量化接收器。动物对这套程序如此习惯，以至于能在支撑装置中站上七八个小时都不会抱怨。
这种让肠管长期敞开的方法被命名为“慢性管瘘法”。不过，由于这种程序除可以用于研究消化系统外，也可以用于在动物正常的生活情境下研究其他器官的生理功能，因而一般也被称为“慢性实验”。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活体解剖原有的“急性实验”。慢性实验的手术方法、术后的动物照料和观察原则主要都是由巴甫洛夫确定的。消化系统腺体的神经分布的许多信息就是通过用这种方法切断特定的神经获得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巴甫洛夫的手中，这种方法产出了一些很基本的结果，我们有关消化器官正常机能的大部分知识都以此为基础。
然而慢性实验还有一些结果影响更为深远。实验观察到，消化腺的活动不仅会发生在食物在嘴里或经过消化管时，也会发生在远距离的诱因如食物的视觉或气味存在时。在慢性实验期间，除了食物本身的属性（视觉、气味等）以外，通常与开始喂食一起发生的偶然的刺激，例如装食物的盘子、喂食的人的脚步声，也能像食物一样诱发反应。
这些违背实验正常过程的事实引起了巴甫洛夫的特别关注，让他开始研究后来所谓的心理反应。如第一、二、三章所述，用唾液腺研究远距离诱因的作用（“心理反应”）有特定的优势。
在研究这些复杂的反应时要避免使用心理学概念很困难，直至今日这些反应仍被看成是心理活动。在本书最初的那些章节，巴甫洛夫常常用“心理”活动来指代，尽管他在心理前加上了“所谓的”几个字。为了在生理学研究中回避心理学术语，巴甫洛夫代之以“反射的消失”、“反射的恢复”等。而且，在考虑和测量分泌成分时，所有的拟人和心理的概念都被代以动物的运动反应。
一旦巴甫洛夫决定从这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反应，就像是组织中客观的生理事件，按照生理学计划去研究它们就毫无困难。唾液腺对口中食物的反应长期以来被当成生理反射。现在看来，这种新反应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于刺激了特定的接收器官，例如眼睛、耳朵、鼻子等而产生的。
在第四章的第一部分，巴甫洛夫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新反应必须被当成反射。为了将它们与生理学中的反射分开，这些新反应被称为条件（习得）反射，旧反应被称为非条件（遗传）反射，因为二者的主要差异表现为在许多情境下条件反射是主观的。（对比巴甫洛夫在第四章的陈述。）
巴甫洛夫对新现象的解释可以简要概括如下。旧的反射概念指的是对某个刺激的应答反应，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受给定的神经系统结构的机能的影响，这个概念被巴甫洛夫扩充为“心理”反应。他提出，在中央神经系统的最高层，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属性，可以在某些诱因和组织的应答活动间形成新的联结。因此，可以纯粹用生理学来解释这样的事实：一个声音刺激最初没有在某个动物身上造成特殊的反应，在与其他引发特殊反应的刺激一同出现后，最终与原始有效诱因一样能引发特殊的反应。
当脑的过程主要被看成是形成新的功能反射路径的能力时，这些路径是在接收体表面和运动活动之间形成，还是在接收体表面和实验对象的分泌反应之间形成，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两种情况下形成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本书的很多地方提到了巴甫洛夫为什么要选择后一种反应。
在分析了整个程序之后，巴甫洛夫相信，食物的某个属性（视觉、气味等）之所以会刺激唾液的分泌，是因为自出生以来它们就恒定地与唾液腺的活动（由食物对口内的刺激引起）一同出现。（参见第二章和第三章。）
为了证明这种假设，要进行实验，让外部世界的各种诱因与能使口内分泌唾液的刺激一起出现。这些实验的结果在第三章结尾、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有清楚的解释。
中央神经系统的哪个部分参与了条件反射的形成和功能这样的更深入的生理学问题，在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进行了阐述。在这方面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九章也有一些补充。
随后的实验显示，脑中神经过程的兴奋和抑制都有特殊的扩散或变动，由这得到了分化律和泛化律。
睡眠过程在早期研究中常常干扰实验过程，后来发现，睡眠过程有许多属性都与抑制过程有共同之处，实际上是由抑制造成的脑充血（参见第三十二章。）
中央神经系统的低层已知的诱导，被发现在高级脑过程中也扮演了角色。
现在看来，大脑皮层是一种神经组织，它在兴奋和抑制过程之间有精巧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构成了中央神经系统高层条件反应的基础。（第二十一章）本书的最末三章提供了一些材料，展示了这种正常的活动如何被紧张或皮层某个部分的功能损毁所改变，也讨论到了神经系统的各种类型、气质和神经症。
就这样，在观察到因看到食物而“流口水”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的时候，巴甫洛夫的脑中诞生了关于中央神经系统高级功能的全新学说，这个学说直至今日也能大致地或部分地解释许多人类活动之谜（参见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五章，第十一章。）这难道不意味着生理学的重要发展和科学的一大进步吗？
在第十二章结束时，巴甫洛夫的工作并未结束。它不断前进，每一步都揭示出高级神经活动的新的重要事实，使生理学更为严谨。
条件反射的早期工作受到了众多的怀疑、劝阻和批评，它们不仅来自于巴甫洛夫的敌人，也来自于他的朋友。伟大的英国生理学家查尔斯·谢灵顿爵士在1912年对巴甫洛夫说，条件反射学说在英格兰不会得到欢迎，因为它太唯物了；而他已故的好朋友罗伯特·蒂格斯泰特则建议他“抛弃那种奇想，回到真正的生理学中来”。
条件反射会有怎样的前途？巴甫洛夫说，它已经对于了解睡眠、神经症和气质的性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坚信，这种方法会让个体理解自己，从而给人类带来无尽的幸福；当我们知道了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时，我们会有意志自由，可以控制我们的行动，就像我们通过掌握自然的秘密获得控制自然的力量一样。他说：“研究狗帮助我不仅了解了我自己，也了解了他人。”
但是，他认为，高级神经现象的规律只能首先在更简单的动物神经系统中得出，应用到人类身上则应缓慢且小心。
巴甫洛夫是否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众说纷纭。许多人说是。俄罗斯的政界领袖从他的学说中吸取了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他本人说他不是。他解释说，条件反射的学说是科学，与唯物主义无关。只要二元论还被人接受，心理和物质还被看做分离的存在，就很难将新的事实与这种信念调和在一起；不过，巴甫洛夫说，“我们现在开始认为心理、灵魂和物质都是一体的，根据这种观点，没有必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私人通信，1928年4月。）他的观念中的二元论让生理学家不涉足高级神经现象。
Ⅴ
讲稿的读者们现在一定想知道，如此成功的一个研究者有什么个人爱好。
巴甫洛夫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在所有的生活细节上都很有规律。他上下班像军人一样准时，晚一分钟到或晚一分钟离开都非常罕见。
下面的事件是巴甫洛夫的一个助手叙述的：
在革命期间，要去实验室很困难，因为不说别的，街上就常常会有枪击和战斗。但是，巴甫洛夫通常都在实验室，即便没有其他人在。有一天，我做实验晚到了10分钟，发现巴甫洛夫已经准时地在那儿了，尽管没有其他人在。看到我没有准时到，他马上像往常一样开始了调侃。“您怎么晚了，先生！”我问他知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一场革命。“一场革命跟你在实验室里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往，他上午9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半个小时吃午饭；不过，70岁之后，他将工作时间缩短了两个小时，变为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革命前，他假期也待在实验室里，新年和圣诞节也不例外。他说，从9月1日到6月1日，他从未虚度过一天。“星期天我只待到3点，之后就去散散步。那时很安静，我能够不受干扰地工作和观察动物。”但是，他不鼓励其他人也每天工作，从不要求他的助手在星期天或节假日来上班。
但是他的休息也很规律。他从不在通常的下班时间之后还待在实验室；他听到钟声就像工人听到工厂的汽笛声一样。晚饭后他会玩一两局单人牌戏，然后就不再玩，从7点到9点躺下休息。这段时间他不见任何人，也不接电话。晚上从9点到10点或11点，他与家人或来访的客人一起喝茶、聊天。再以后，他会阅读、研究或写作，一直到夜里1点或2点。晚上的一部分时间会用于体育锻炼。
在夏天，他总会有整整两三个月的时间用于休息。一直到战前，他在爱沙尼亚都有一个乡村别墅，但是自从那里失守后，他就去改去芬兰或别处。假期来临的时候，他不读任何生理学杂志或医学书籍，虔诚地避免日常脑力劳动，不过，他阅读诗歌，主要读的三个诗人是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他的大部分假期时间都在锻炼，从事园艺、骑自行车或玩击棒游戏。直到几年前他还坚持骑车。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玩击棒游戏，是在1926年夏天他76岁时（1927年疾病阻止了他玩这种游戏）。他对这项游戏的热衷，类似于年轻人对棒球或曲棍球的热衷。他的肌肉力量很好，在76岁时不但能胜过年龄比他小一半的人，在连续三天每天玩八个小时这种费力的游戏之后，他在第四天还会想继续玩。
巴甫洛夫认为体力劳动和锻炼是脑力活动后最佳的放松，并相信日常的农活跟运动一样能达到这个目的。
在夏天，他花了许多时间来养花，他最喜欢的花是紫罗兰。他曾经在5月份到田间为花儿准备花坛，辛苦到因为过度疲劳而睡不着。巴甫洛夫总是对周围的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任何事情中都能找到乐趣：一本好书，一朵花，一只蝴蝶，一场击棒游戏。因此，他的心理和生理年龄总是要比实际的更年轻。相形之下，达尔文因为受到家庭的精心照料而早衰。
每个夏天，在实验室之外的乡村里休息时，巴甫洛夫就开始了收藏，起初是蝴蝶，后来是邮票，最后是绘画。最初，他曾说，他为儿子收集蝴蝶，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他在实验室里收集事实收集惯了，必须要找点什么来收集，尽管在夏天里这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他也总是充满热情地去做这件事。当悄悄地接近一只很想抓住的蝴蝶时，他会低声恳求它不要飞走。
他意志坚定，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带领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工作，也一起运动。医师运动协会能存在那么久，多亏了他身体力行的领导力。一直到1914年，战争夺去了大部分成员，协会才不复存在。伊万·彼得洛维奇是那么地有生机和活力，他能让最冷漠的人受到感染，对工作充满干劲和兴趣（萨维茨）。
巴甫洛夫说，他长久的健康生活主要得益于三件事：遗传，生活规律（适量的工作、休息和运动等），还有节制（不吸烟、不喝酒等）。
巴甫洛夫高度的时间感，即周期性的反射，也许是他的自我控制的基础。而正因为他能控制自己，所以他才能领导别人。他几乎从不让他的兴趣或精力破坏周期性的法则。他约会从不迟到，无论他对一件事多么感兴趣，也不会让他的日程受到干扰。
巴甫洛夫另一些突出的特点是：热烈，无比的诚实，坦率，过人的精力。他的所有生活几乎都是在家和实验室之间度过的。在夏天，如果不出国参加医学会议，他很可能不会去比玩击棒游戏更远的地方（他甚至从未去瞻仰过俄罗斯的圣地伏尔加河），以至于我们也许会以为这个人即便不算是单调乏味，至少也是古板拘谨的。但是，上述那些属性是如此强烈，它们罕见的组合造就了一个无比鲜活有趣的人。很难想象出还有谁会如此敏感、如此感情丰富、如此容易激动，同时又维持着良好的自控能力，使所有的感情都屈从于他的意志，就像凶猛的孟加拉虎屈从于它们的训练者一样。审视巴甫洛夫的面容本身也是一种研究，很迷人，就像是对尼亚加拉瀑布的惊鸿一瞥。人们会为他的生机、活力和丰富的表情而惊叹，也为之吸引。有时，他温和地微笑着，就像和蔼可亲的圣诞老人；在另一些场合，当讨论那些他已经态度明确的主题时，他会强硬而严肃，让人望而生畏。没有演员能将情绪演绎得比他还生动。巴甫洛夫的情绪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几乎没有消极的沮丧的。我们从未听说，巴甫洛夫的旺盛精力和强烈感情给他造成了后来才意识到的灾难性的错误，恰恰相反，有很多次，他在小事方面的急躁让他比不激动时做得更好。
被惹恼时，他会激动地诅咒，不过他最强烈的用词也不过是“见鬼了”和“去死吧”。这是他的惯常用语，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会议时，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家里，他都不时会来这么一句。有一次，在做手术的时候，巴甫洛夫语带嘲讽地大声嚷嚷了好几遍这些话，结果一名助手感到有些泄气和不快，巴甫洛夫发现后对他说，别往心里去，就当是外面的狗叫好了。巴布金叙述说，巴甫洛夫有一次在试验中用毛巾打了一条不听话的狗，之后不久他就后悔地来告诫巴布金绝不要打动物，因为这样做会破坏实验。
他时常说另一名助手“不比补鞋匠好多少”，有时又称他为“亲爱的合作者”。上面也说过，巴甫洛夫曾经与某些同事水火不容。不过，在这些事情中，巴甫洛夫的行为并不像是源自个人偏见，而是出于诚实的原则，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不合不久就被淡忘了。
认识巴甫洛夫越久，就越发感到他很单纯。不仅他的习惯爱好如此，他的思维也如此。他的头脑是一根筋，没有折中，没有拐弯抹角；他的所有想法都是直来直去。巴甫洛夫的行为就像他的想法一样；他的攻击常常很尖锐，但从不用不正当手段；他的攻击直截了当，有时来势汹汹，但绝不粗暴。他与阴谋和背后中伤从无干系；他的诚实为人所共见。这样的例子很多，下面就有一个，貌似小事但其实不小。不久前，有人托巴甫洛夫把一封信带到国外，以避开邮件审查。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事情虽小，却违反了法律。我们没见过其他人像巴甫洛夫这么谨慎。
尽管他这么伟大，但他没有一点架子，从不炫耀，从不骄傲，行事极为民主。他曾严厉地训斥一位实验室助手，因为后者在要求加薪时尊称他为“Barin” [4] （与巴布金的私人通信），尽管巴甫洛夫本人总是更愿意用“绅士们”或“先生们”（戈斯波达，Gospoda）而不是“市民们”或“同志们”这样的更现代的称谓来称呼他的学生和合作者们。
见到对他的工作感兴趣的陌生人，他诚挚而友好；但是，如果有人明显地是对他本人而不是对他的工作更感兴趣，那无论此人有多高的头衔或地位，他都只会草率地对待他。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他对那些常人会去奉承的官员不理不睬。对于纯粹的赞颂或夸奖，他通常会责备或忽略，尽管有时也会容忍。
讲稿的读者们可以看出，巴甫洛夫是一位热诚的研究者，其超人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客观事实。尽管他的主要价值都在于此，但他并不会因此而不欣赏艺术、音乐和宗教。我们曾听他满怀热情半开玩笑地说，他愿意用他的成就来交换夏里亚宾（Chaliapin）的嗓音。他对绘画的热爱则可以从曾环布他左右的稀有绘画中看出来。
大战后，俄罗斯的生活被破坏殆尽，在此期间，巴甫洛夫和其同胞们一样忍受着“无情的命运的矢石的折磨”。除了失去了两个儿子，他还一度陷入物质匮乏的境地，靠一份黑面包和半份发霉的土豆的配给来生活，屋子冷到有时必须捂在被子里取暖。他自己在花园里种菜吃。比这些不适更难以忍受的是，因为饥饿或是缺乏光和热，动物都死了，在实验室无法进行成功的研究。“俄国革命让他非常沮丧，特别是，他认为，经济生活的破坏会长时间地损害科学，而他相信只有科学才能带给人类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没有灾难的光明前景”（萨维茨）。但是，这些压倒性的事件并没有压垮巴甫洛夫，也未损及他的灵魂。1927年，他带着不屈不挠和几分傲然的神色对我们说，他活下来了，而且他能够俯视这些不幸，而不是像他的大部分同胞那样去仰视这些不幸。
有件事尽管有些争议，但不能刻意回避。那就是巴甫洛夫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在革命之后的立场。巴甫洛夫不支持原先的沙皇政府，但他那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发泄他的不满。不过，据记载，他曾说过，或许无政府也不比沙皇好。巴甫洛夫是俄罗斯的爱国者。就像他在一篇演讲中所说，“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成了什么，但是我，以前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俄罗斯公民，我的祖国的儿子！”现在，巴甫洛夫更为强烈地指出、谴责、抗议政治和政治错误。在这方面，就像他对有意见的任何事一样，他会大胆甚至激烈地说出来。我们曾听到他在实验室里义愤填膺地大声斥责政府，不仅是俄国政府，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革命中的政府，言辞之激烈几乎可以将其视为叛国罪来镇压。他最近的公开发言中的许多用词，连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都不会用在政敌身上。然而，所有这些抨击都是基于巴甫洛夫眼见的事实，他是有原则的，并不只是在表示怨恨。当中没有任何个人因素。有些年他穷得什么都没有，现在他可以得到工作所需的一切，但是他的意见跟从前一样多。他永远支持他觉得对的。当宗教被攻击时，他站出来说，宗教是所有条件反射中最高级的，让人区别于动物；当奥登堡王子的肖像在他建立的研究所里被摘下来时，巴甫洛夫把肖像挂在了自己的办公室；当某些学生包括一些牧师子弟被赶出医学院时，巴甫洛夫辞去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主席一职以示抗议，并说，他也是牧师的儿子。
我们试图无可争议地说明巴甫洛夫的观点，同时应该指出，苏联政府非常迫切地推进巴甫洛夫的工作。巴甫洛夫的生活和技艺让他超越了政治形态。苏联政府明智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给予了他完全的言论和行动自由，甚至当他批评政府的时候，当别人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许可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现出苏联政府对科学的兴趣了。
巴甫洛夫不但受到苏联政府和知识分子们的敬重，而且在整个俄罗斯也都备受推崇。革命后，巴甫洛夫曾考虑过要去国外，是列宁设法改善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让他可以留在国内继续做研究；1921年1月24日，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尽最大努力支持巴甫洛夫的科学研究。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巴甫洛夫在1917年和1918年内战期间就曾有大胆而激烈的言论，这样做其实很危险，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新政府会怎样对待他。
在才能方面，巴甫洛夫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富有洞见，不能接受定论，标新立异，创新，等等，但是，跟大部分俄罗斯人不一样而跟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像的是，他让感受从属于行动，幻想从属于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堪与他的同胞托尔斯泰（Tolstoi,1817—1875）比拟，尽管他们的哲学和天性如此不同，一个积极，一个消极；尽管精神世界对巴甫洛夫而言，比物质世界对托尔斯泰而言更重要。但是，今天他在俄罗斯所占据的位置恰如25年前的托尔斯泰。
很符合巴甫洛夫性格的一件事是，在1927年的春天，他决定为了去除胆结石动一个难度较大的手术，而这样的手术许多年轻人都害怕做。他在高龄时却不畏惧痛苦和风险。政府提议请国外最好的外科医生来做这个手术（俄罗斯外科医生自然愿意有别人去做这个手术），他拒绝了，出于爱国之心坚持只要俄罗斯医生给他做手术。他之前想得最多的是，难道没有什么办法能治愈他的病，可以让他继续做科学研究吗？在不得以离开实验室几个月之后，在坚持尝试了所有的治疗之后，黄疸在加重，体重在减轻，人变得更为虚弱，他毅然决定，手术是他唯一的希望。在病中，他抱怨得最多的是不能工作，而不是阵痛。尽管并发了肺炎，手术还是完成了，是他百折不回的毅力和精力还有他对科学的热情挽救了他。
从已经提到的那些特性基本上可以推测出，巴甫洛夫的所有演讲都充满了热情和活力。在学生们看来，解释都简单清晰，每个新学者理解起来都很容易。他的演讲总是最受欢迎的。有时，特别是他在讨论时兴的主题时，报告厅的拥挤程度，就如同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学之间的感恩节足球赛的大看台。不过，遗憾的是，在俄罗斯以外很少有人听到他激情四射的演讲；因为他只有一种语言（俄语）很流利，而很少有外国人懂这种语言。他在国外的很多场合也做过演讲，1923年去了美国，1925年去了巴黎索拜学堂；今年他78岁，还去英国做了克鲁尼安讲座。他说，参加科学会议总是让他很激动。
不仅巴甫洛夫本人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精神和灵魂也感染着他的实验室。他对同事的影响从1922年他的助手书写的下面这段话中可以得到证实。尽管在不认识巴甫洛夫的人看来，这像是溢美之词，但在接触过巴甫洛夫的人眼里，这全是事实：
与这幅画面（战后实验室的条件）形成对照的是，我们看到了巴甫洛夫教授的个性，活生生地不屈不挠献身科学的典范，这让我们坚信，带来真正知识的科学研究本身就能成为人类拥有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如果说，前述的情境渐渐地消磨了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的体力和精力，有时让人不想工作，而巴甫洛夫个人总是尽全力燃起科学的圣火，把精力用于研究，完全不计辛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追寻科学真理的典范。没有困难或障碍能够迫使巴甫洛夫教授离开一项已经开始的研究；在严寒的日子里，他甚至会穿着棉衣、皮帽、雪靴在实验室里工作。在冬日短暂的白昼过去，整个城市因为没有电而沉入黑暗，也没有蜡烛或油灯时，巴甫洛夫教授曾经点着木制的火炬在实验室里继续他的实验。只有亲眼见过这场为了延续科学研究而进行的艰苦而激动人心的战斗，才能理解，为了获得中央神经系统的那些真理，人类可以怎样地坚忍不拔，而这些研究的作者坚信那些真理必将成为当代生理学的骄傲。
他的过人精力跃然纸上：
I.P.巴甫洛夫的个人品质本身就能解释这样的事实：无论生活条件如何恶劣，在近乎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的情况下，这个演讲和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作的其他演讲都毫无中断地进行了。如果没有电灯，200人的报告厅里的演示会在一盏煤油灯前进行，我们必须尽快进行这个活体解剖实验，因为在低温下被解剖的动物很快就被冻僵了。然而，不仅是学生用于练习的研究，而且连巴甫洛夫教授的演讲所需的全部实验都完成了。
那些有幸见到他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人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1922年，H.G.威尔斯（Wells）在他的实验室见过他后，写道：“巴甫洛夫是一颗照亮世界的明星，照亮了未来的路。”（《纽约时报》，1927年11月13日）萨维茨提供的下面的例子很具代表性：
一个有趣的例子显示了巴甫洛夫的实验室是如何影响着他的合作者们的：在军队从满洲里溃败撤军期间，我在沈阳见到了一个那时很典型的军医。他们都忘记了医学研究，变成了纯粹的官员。但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冲向我，开始热情地说起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和他的狗，特别是那条叫“赫克托耳”的为实验提供了很好的结果的狗。战争和日本人全给忘了！
今天见到这位科学大师的人不仅会被他言行的单纯所吸引，还会被他在谈到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时的热忱所吸引。一位同龄的老人1926年回到实验室时曾喜悦地说，虽然巴甫洛夫已经老了，但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却还是30年前的那个伊万·彼得洛维奇。
叶克斯（Yerkes）很好地描述了巴甫洛夫的人格：
他如此鲜明的人格特点是我所始料不及的。去见巴甫洛夫教授，即使是在60岁的年纪，也让人激动不已，如沐春风。他对什么都感兴趣，清醒，不吝赞美，但也有建设性的批评，有同情心，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真理的追寻者。
听到他亲身描述他的研究的进展、他的计划、预期和希望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充满了见解和力量，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巴甫洛夫诞辰75周年卷》，莫斯科，1924）
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发现和对事实的分析。但巴甫洛夫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实验室研究者，而且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位预言家，他的声音超越了世界的嘈杂和混乱，引领我们去寻找和面对事实，在事实面前放下我们的傲慢和偏见，到达事实指向的地方。这是他的能量所流向的目标。如果巴甫洛夫的兴趣不在事实而在政治或财富上，他又有什么目标达不到呢！
他的墓志铭也许可以用上他自己的话，那句话是他在一次演讲中回应不受欢迎的言辞时所说的，是他整个一生的写照，如此有力以至于让现场陷入沉默：“我说的只有科学真理，无论你愿不愿意，你都得听！”
[1] 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简传，载于《巴甫洛夫诞辰75周年卷》，莫斯科，1924（俄文）。
[2] 参见I.P.巴甫洛夫：《消化腺的工作》，第一章，格里芬公司。
[3] 活体解剖，《医学百科全书》，圣彼得堡，1893（俄罗斯）。
[4] Barin 在俄罗斯是从前仆人用来称呼主人的尊称，有点类似于南方的农奴所用的“主人”。跟“男爵”的头衔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