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译本附录　关于巴甫洛夫院士生理学学说问题的科学会议

开会辞（1950年6月28日）

苏联科学院院长华维洛夫（С.И.Вавилов）院士

同志们，在去年的9月，我国全国各地——从科学机关一直到集体农庄，都以非常的热忱庆祝了伊万·巴甫洛夫先生的诞辰。一个科学家的纪念日如此令人惊叹地大规模的会议，无疑是由于巴甫洛夫学说不仅对于生理学、科学，而且对于全部苏维埃的文化和生活所具有的完全特殊的意义而决定的。

过了几乎一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又在巴甫洛夫学说的旗帜下重新集合了，然而这—次的集合并不是为了纪念庆祝会，也不是为了历史性的展望和回忆，而是为了对在苏联国内巴甫洛夫遗产发展状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性的检讨。

巴甫洛夫学说不仅简单地是一个宝物，不仅是科学的巨大成就和最重要的总结，巴甫洛夫为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新发达，为了整个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发达，开发了很辽阔的远景。在科学方面的方法和结果的关系上，巴甫洛夫发现了一条干线，并且在根本的问题上，为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而树立了强固无比的支柱。关于这个问题——物质的与精神的或唯心的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斯大林同志还在1906年就写过：

“同一自然界的或社会的两个不同的形式是观念的一面与物质的一面。……物质一面的发展，即外在条件的发展，是比观念一侧的发展——即意识的发展——占先的：起初，外在条件——即物质的一面——发生变化，以后与此相当地，意识——即观念的一侧——才发生变化。”

（斯大林文集，一卷，312—314页）。

斯大林的这些论题，以最普遍的形式先决了高级神经活动有关的巴甫洛夫学说在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上的最重要的论题。

仿佛是答复斯大林同志这个论题地，巴甫洛夫在多年的巨大研究工作以后（1930年），在他的《生理学者对心理学者的答复》论文里，这样地总括了他的研究的结论：“人当然是一个体系（如果粗陋地说——是一个机器），与自然界中其他任何体系相同地，为全体自然界的必然的共同的规律所支配。然而在我们现代科学的视力的水平上，这（指人）在最高的自己调整作用上是唯一的体系……而从我们的高级神经活动研究不断地留下的最重要的、最强大的印象，就是这种活动的非常的可塑性，也就是这活动的绝大可能性：只要实现了相当的条件，就什么东西也都不是不变动的、不听从的，而是一切都能够达得到的、都向着最好的一面而变化的。”

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附录四“似乎从最初的一眼看起来，一个体系（机器）和一个具有本身全部理想、志趣及成就的人，这两者是多么引起恐惧的、不调和的对照！然而真是这样吗？从成熟的观点说，人不是自然界的最高峰吗，不是自然界无限资源的最高体现吗，不是自然界强大的、还不曾研究的规律的实现吗！难不成这不能够维持人的尊严吗，难不成这不使人充满着最高的满意吗！而从意志自由的观念及其个人的、社会的和国家的责任说来，实际生活上的解释也是与此相同的。”（全集，三卷，454页）

然而在他逝世的六年以前，巴甫洛夫所做的这个结论完全不曾划出一条界线。在实质上，巴甫洛夫这个结论是对生理科学前面所提出的一个巨大的计划。巴甫洛夫开拓了并且标明了科学中辽远将来的一条新的重要的道路。这就是他对于自己亲爱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对于全部进步人类的永远不灭的功勋。

巴甫洛夫的继承人们，他的学生们，工作同人们，继续他的事业的人们，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发展他们自己导师的天才的成就。这就是在科学的正确进展上有一个义务性的要求，尤其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而言。我们习惯了并且学习了，怎样做研究工作的计划。纵然我们不能预先推测门捷列夫（Менделев）和巴甫洛夫式天才的创作，可是从他们活动总结的高度看，就可以发现最广大的远景，以实现科学的合理计划。按照巴甫洛夫的道路前进，按照最重要的、确实可靠的、他所标明的道路前进，这就是我们的义务。在这个动向上完全显然可见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巨大意义的新的远景。

还是在巴甫洛夫在世期间，苏维埃政府给予了他前所未曾有的便利的条件，以展开他的工作。由于列宁同志的提议，人民委员会会议制定了特殊的委员会，以保证巴甫洛夫工作的条件，发出了与此有关的特殊的政府指令。为了巴甫洛夫，政府设立了两个研究所，即科学院圣彼得堡的生理研究所和在科尔图什的生物学研究站，而这就是巴甫洛夫所谓“条件反射的首都”。在1935年，巴甫洛夫写过：“我想长久地活着，因为我的研究室正是前所未有地隆盛着。为了我的科学工作，为了我的实验室的建设，苏维埃政府付出了几百万的经费。我相信，我却依然是一个生理学者，这个鼓励生理学工作者的办法，会达到目的，并且我的科学将在亲爱的基地上特别隆盛着。”（全集，一卷，31页）

在这几行写好以后，已经15年过去了。巴甫洛夫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党与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于祖国生理学发展事业的帮助依然越来越多地继续着。与上述的研究所并行地，又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的城市内组织了生理学研究所，建立了医学科学研究院，而这所医学科学研究院在理论部分主要是以生理学研究为基础的。在我们的时代，苏维埃的生理学获得了巨大规模的发展。

然而我们可以说，在巴甫洛夫去世以后的几年间，苏维埃生理学的发展，与所接受的遗产最重要的意义完全相配合地进行着吗？在这些若干年间，苏维埃生理学者们的科学产物是绝对无疑地很巨大的。在最近14年间，在生理范围内，已经出版了广大的苏维埃的书籍和杂志的文献，这就是一个极显然的证明。也不能怀疑，在这些研究之中有不少重要的、卓越的研究。可是巴甫洛夫的门人们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如已经说过的，沿着他的无比地富于产物和成果的道路进行吗？从一个非生理学者所能判断的程度说，集中于最巨大的科学机关的苏维埃生理学者们的工作重点，已经显著地离开巴甫洛夫学说而偏移于侧面了。也有了一些事例——幸亏不太多的事例，把巴甫洛夫见解不正确地无根据地修正了。最常有的是，研究思想和工作并不沿着大道走，而沿着弯路和小路向旁边走。不管是多么令人吃惊，不管是多么奇怪，广阔的巴甫洛夫的道路显然在我们面前，而沿着这条道路彻底地系统地行进的人却是比较少数的。实际上，巴甫洛夫唯物主义道路的笔直前行不是一定能实现的，不是全部个人力量所能及的。往往有些人宁愿采取了自己的迂曲的、可是比较妥协主义的道路。

容易懂得，巴甫洛夫学说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老早就已经碰到公然的或秘密的反对，主要因为这学说在本质上是深刻的唯物主义的。还在巴甫洛夫有生之年中，大约正在那一年，即是外国的生理学者们以名誉的称号“全世界生理学元老”送给他的那一年，英国生理学者首领中的一人谢灵顿写过：“严格地说，我们必须把智能与大脑的关系不仅当做变化无常的关系看待，而且甚至于应该当做无从着手的问题看待。”关于这一点，巴甫洛夫在他的门人们之中不能不说：“他（指谢灵顿）简直绝对明显地说，我们没有任何着手的办法，甚至没有极小的着手办法，以解决这个任务。这样也就能够懂得，人到了其生涯的最后就变成一个可恶的二元主义者、万物有灵主义者。”（巴甫洛夫星三会志，二卷，446页）若干的美国生理学者跟着谢灵顿后面去了。譬如李德尔说：“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学说应该被束置于高阁，而唯一可以利用的是巴甫洛夫的方法、形成条件反射的技术。”这样的主张是很多数的，并且也许是本会参加者所熟知的。

从另一方面说，巴甫洛夫所提出的若干重要的新研究动向，首先是他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学说，在我们这里获得了极小的发展。我只举一个却是很指标性的例子罢。如你们知道的，在最近几星期的真理报上，展开了有关唯物主义的语言学的讨论。在参加讨论的专家之中，甚至于不曾有一个人提及这一点，就是巴甫洛夫学说在语言学方面开拓着新的自然科学的道路，而这是巴甫洛夫本人当时曾经谈及过的。不曾有人提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动向上几乎不曾有什么事情做出来。

在生理学的方面，首先在高级神经活动有关的学说的范围以内，有没有提出了比巴甫洛夫学说更强大的东西呢，或者至少可以说，有没有与巴甫洛夫学说相等的东西呢？如果是有的话，这也许可以作为与巴甫洛夫路线的一时性脱离的辩护。然而据非生理学者，尤其据我所知道的，不曾有过这样的东西，我们没有，外国也没有。

同志们，如果想象现在我们生理学的科学计划的总结上的这样情形，那么很显然，这是应该敲起警钟的时候了。从加里来阿（Галилей）时代起，自然科学的发展总是以其继承和连贯而强有力的。先驱者的科学遗产成为其次时期的阶梯和跳板，而且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是沿着必需的和最有效的动向的。如果我们不充分地利用巴甫洛夫的遗产，我们的人民和全体进步的人类就不会宽恕我们。我们对最复杂的生命形式进一步理解的基础，和医学中的新的远景，就在于巴甫洛夫遗产的发展。

为未来的警惕，也鼓动了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来召集现在的大会。我们希望着，在开幕辞和开会报告以后，本会的参加者勇敢地、批评与自我批评地发表在巴甫洛夫学说发展关系上苏联生理学今后道路有关的意见。

全部苏维埃科学社会人士，千百万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天才的科学家和科学的朋友——斯大林同志不久以前关于语言学讨论的发表而深深感动了。斯大林在他的论文里提醒了我们：“公认的是，没有意见的斗争、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也不能发展而繁荣昌盛。”这些话对于我们应该是成为指导性的语句。同志们，我号召本会参加者为创造性的意见而斗争，为批评的自由而斗争，不管什么已确立的权威，不管什么长久的传统，不管什么人。

让我们的工作成为苏维埃生理学的转折点，而容易离开生理学发展道路上的阻碍罢。无疑地，回到真正巴甫洛夫道路上去，这就会使生理学成为对于人民最有效的最有益的东西，成为最配得上共产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时代的东西。

光荣归于巴甫洛夫的天才！

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一切重要事业的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

附记

1950年6月28日至7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的联合大会，其目的是在于研究巴甫洛夫学说今后发展的问题。参加这大会的人，有苏联医学界、哲学界、心理学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大会主席是苏联科学院院长华维洛夫院士。在华维洛夫院士致了开会辞以后，贝可夫院士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巴甫洛夫思想的发展”，关于今后研究的任务和远景，有了很详细的说明。以后几天内，在大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会议决了关于巴甫洛夫学说今后发展上的具体办法。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

华维洛夫院士在开会辞的开始部分断定地说，巴甫洛夫学说对于全部苏维埃的文化和生活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这实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见解。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的联合大会的召集，事实上是由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所主持的。这位全世界劳动人民领袖在上月长逝以后，贝可夫院士写了一篇追悼文章（在1953年3月10日的苏联《医务工作者》周刊上），曾经提及斯大林同志为劳动人民健康的保持和巩固而发启了这个大会的召集。这是令人敬佩不已的事情。

1953年4月7日译者补记

巴甫洛夫的一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