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女时代和结婚

我的好些美国朋友一再劝说我，要我写下我这一生的经历。对于这些建议，起初我只是听听而已，最后，我终于被说服了。不过我知道，在这个自传中，我不可能完全写出我曾经有过的所有感受，也不可能详尽地一一记录下我尚能记起的所有事情。我的许多感受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发生了变化，还有不少感受已经被逐渐淡忘。过去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也已经失去了当初曾经带给我的那种激动，现在回忆起来仿佛它们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然而，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受到自己的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思想的支配或某些强烈感受的影响，因而会有一个基本走向和一条前后连贯的主线，这种基本走向和一贯的主线可以说明一个人为什么会如此度过一生，以及这个人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性格。在这个自传中，我打算介绍我这一生走过的主要道路和这其中的几个关键点，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如此生活和如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我的祖籍是波兰，原来的全名是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父母都出身于波兰的拥有少量土地的家庭。在我的祖国，这种拥有小份产业或中等产业的家庭非常多，形成了一个阶层，相互之间来往甚密。直到最近，波兰的知识分子仍然大多来自这一阶层。

我的祖父一面务农，一面还管理着一所省立学院。我的父亲特别喜爱学习，在彼得堡大学完成学业以后，回到华沙的一所公立中学担任了物理学和数学老师。他同一位志趣相投的女子结了婚。她非常年轻，从事着当时人们非常崇敬的教育事业，是华沙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

我的父母全都以极高的热情投身于教育事业。他们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一直还记得他们。即使是在今天，我只要回到波兰，还总能碰到他们教过的学生向我深情地谈起他们。

父母虽然在学校工作，仍然与住在乡下的亲属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假期中，我常常会到这些亲戚家里小住一段时间，尽情享受那段自由自在的时光，并寻找机会熟悉我十分迷恋的乡村生活。那种体验与城里人到乡间临时度假全然不同。我热爱乡村和大自然，大概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

我于1867年11月7日出生在华沙，是我父母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的大姐在14岁时不幸夭折，只剩下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母亲受到失去女儿的打击，极度悲痛，结果患了重病，不久也带着深深的忧虑离开我们撒手而去，年仅42岁。母亲去世时我才9岁，哥哥还不到13岁。

母亲的去世是我家的一场大灾难，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最悲痛的事情，我一下子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母亲具有超凡的品格，非常聪敏，富有爱心，有很强的责任感。她为人宽厚，态度温和，是我们全家的精神支柱。她是一名虔诚的教徒（我父母都信奉天主教），但绝不狭隘，对于其他不同的宗教也有宽容之心，对于那些与她意见不和的人也同样谦和。母亲对我的影响非同寻常，我对她的爱不只是出于小女孩的爱母天性，更包含了对她的由衷崇拜。

母亲的去世，父亲万分悲痛，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以及对我们的教育上，很少有闲暇时间。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都会有这个家庭失去了它的主心骨所带来的那种失落感。

我们都是很早就开始了正规学习。我入学时才6岁，是班上最年幼也是个头最小的学生。每当有人来班级参观，我常被叫到讲台前背诵些什么。因为生性胆怯，我感到窘迫，总想逃避，找个地方躲藏起来。父亲很会教育，非常关心我们的功课，而且知道如何辅导我们。但是我们接受教育的大环境却非常糟糕，先是进私立学校，后来却不得不转入政府办的公立学校。

华沙当时处于俄国的残酷统治之下，其中最可恨的莫过于对学校和孩子们的压制。凡是波兰人办的私立学校，都会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而且强迫孩子们学习俄语，试图使之从小就说不好自己的母语波兰语。幸好这里的教师差不多全是波兰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减轻这种民族压迫所带来的办学困难。这些私立学校全都无权颁发文凭，只有去上政府办的公立学校才能够得到文凭。

而政府办的公立学校全都是由俄国人当老师，其办学目的就是要摧毁波兰人的民族意志。所有的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他们仇视波兰民族，视学生为敌人。凡是在品德和学识方面受到尊敬的人都不被允许在这种公立学校任教，他们在这里将被当成另类而受到排斥。学生在这种学校很难学到有价值的东西，至于精神上的压迫更是难以忍受。孩子们总是被怀疑和被监视。他们知道，万一不小心说了一句波兰语，或者说了什么被认为不妥当的话，必然会受到严惩，不仅自己倒霉，还会殃及家人。在这种充满对抗的环境下，孩子们完全没有生活的乐趣，小小的心灵就种上了不信任和仇恨的种子。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反而在波兰年轻人的心中激起了极其强烈的爱国情感。

这一段少年时期，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暗淡无光，既有丧母的悲痛，又有民族压迫的苦难。然而，有一些美好的事情仍然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虽然我们的生活平淡无味，又忙忙碌碌，但是，每次有机会同亲戚和朋友相聚在一起，我都会感到非常快乐。我父亲爱好文学，熟悉许多波兰文和外文诗歌，自己也能写诗，还擅长把外文诗歌翻译成波兰文。他会把家中的一些事情也写成有趣的短诗，让我们高兴。星期六晚上，父亲常常为我们背诵或朗读波兰散文或诗歌的名篇。这样的晚上我们总是过得十分开心，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唤起了我们的爱国情感。

我自幼喜爱诗歌，用心记住了我国许多伟大诗人的诗句。我最喜欢的诗人是密茨凯维兹（Mickiewecz）、克拉辛斯基（Krasinski）和斯沃瓦茨基（Slowacki）。在我知道了一些外国文学之后，这种兴趣尤甚。我早年学习过法语、德语和俄语，很快就能够阅读用这些语言写成的名著。后来，我意识到必须掌握英语，又学会了英语，也能够阅读英语文学作品。

我的音乐很差。母亲有音乐天赋，嗓音优美。她希望我们也具有音乐素养。但是母亲去世后，失去了她的鼓励，我也就荒废了，后来我常常为此感到后悔。

我学习数学和物理学一点不觉得困难，只要学校开有这两门课程。在这方面，我还能得到父亲的帮助。父亲爱好科学，他自己就在为学生讲授科学课程。他很高兴能够为自己的孩子讲解自然知识和规律。可惜，他没有实验室，无法进行实验。

假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可以把乡村亲戚和好友的家当作我的避难所，躲过城里警察的严密监视。在这种老式家庭庄园中，我能够享受到自由自在的生活。可以在树林中奔跑，可以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同农民一起耕作。有几次，我们甚至越过我们居住的俄国统治区（波兰议会王国）的边界向南，去到了加里西亚山区。那里属于奥地利统治，政治压迫较之我们这里要宽松一些。在那里，我们可以畅快地讲波兰语，唱爱国歌曲，而不会被投入监狱。

我是在平原地区长大的，初次来到山区，一切都感到新鲜。我马上就爱上了喀尔巴阡山区的村庄（Carpathian Villages）。举目可见巍峨的山峰，走不多远便可以下到山谷或来到高山湖泊的近旁。这些湖泊的名称非常别致，比如有一处叫做“海眼”。住在山区，站在高山上遥望那远处的地平线和鸟瞰近处的低矮丘陵，那种柔和景色总是让我流连忘返。

以后，我又有机会同父亲一起去到更南方的波多利亚（Podolia）度过了一个假期。在敖德萨（Odessa）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海，接着再去了波罗的（Baltic）海滨。那是一次让我兴奋不已的经历。不过，直至来到法国，我才真正见识了海洋的大浪和涨落不息的潮汐。在我的一生中，每次看到自然界的新奇景观都会使我高兴得像个孩子。

我和哥哥姐姐们就这样度过了我们的学校生活。对于知识型的功课，我们学习起来都很轻松。我的哥哥斯科罗多夫斯基医生在结束医学院的学习之后成了华沙一所大医院的主任医生。我的两个姐姐和我原来都曾打算像父母一样去教书。但二姐长大后改变了主意，决定学医。她在巴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与一位波兰内科医生德鲁斯基（Dluski）结了婚，在奥属波兰喀尔巴阡山区的一处风光优美的地方创办了一所著名的疗养院。我的三姐在华沙结婚，成为斯查莱夫人（Mrs．Szalay），曾在多所学校当了多年的教师，一直兢兢业业。后来，她受聘于自由波兰（Free Poland）的一所学院。

中学时，我在班上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中毕业时只有15岁。由于身体发育引起严重不适和学习积累的疲劳，我不得不在乡下休养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此后回到在华沙的父亲身旁，希望能到私立学校去教书。可是，考虑到家庭境况又不得不改变主意。此时父亲已经年老体弱，需要休息，而积蓄又不多。所以我决定先去当几个孩子的家庭女教师。于是，还不到17岁，我就离开了父亲开始独立生活。

那次离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登上火车时，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我要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远离我的亲人。下了火车，还要乘五个小时的马车。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向后掠过的广阔田野，我一次次地问自己：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呢？

我任教的那家的主人是一位农场主。他的大女儿年龄同我相仿，虽然由我教她功课，与其说是我的学生还不如说是我的伙伴。那家还有两个小一些的孩子，一男一女。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每天课后都要一起出去散步。我喜欢乡村，因而并不感到寂寞。这里的乡村景色虽然谈不上特别好，但不论哪个季节，我都过得很愉快。我对这里的农业开发情况有很大兴趣，据说，这里的开发模式是这一地区的模范。我知道农活是如何安排的，也知道在哪些地块种植哪些农作物。我急切地观察植物的生长，在农场的马厩里还熟悉了马匹。

冬天，广阔的田野被大雪覆盖，也不乏迷人之处。我们常常乘雪橇远行。有时大雪盖住了沟渠，看不清道路，我会对橇夫大喊：“当心滑进沟里！”他则回答：“要冲到沟里啦，不要怕！”说话间，我们就翻倒了。在雪地里翻滚反而给我们的远游增添了乐趣。

记得有一个冬天，田野里积雪很厚，我们堆起一个如童话故事里的雪屋，然后坐在里面，欣赏外面阳光照射下如玫瑰色一般的雪原。我们也常在河里的冰层上滑冰，因而我们关注着天气，希望冰层不要融化而失去这种乐趣。

当这个家庭教师并没有占去我的全部时间，考虑到村里的孩子们在俄国政府的统治下无法受到教育，我就组织了一个识字班。农场主家的大女儿也帮助我做这件事情。我教那些小男孩和小姑娘读写，采用的是波兰语课本，他们的父母十分感激。但是，即使做这种无辜的事情在当时也有危险，因为政府禁止民间所有的这类自发活动，所以一旦被发现，有可能被抓进监狱或流放到西伯利亚。

晚上的时间我一般用于学习。我听说已经有几位妇女在圣彼得堡或者国外成功地开辟了自己的事业。我决心以她们为榜样，积极地进行准备。

起初，我并不知道今后的路该如何走。我喜欢科学，同时也喜欢文学和社会学。在自学的那些年，我什么都尝试了一下，试着去发现自己的真正爱好，最终还是转向了数学和物理学。于是，我认真地准备起来，决定今后到巴黎去学习。我希望能够攒上足够的钱，今后某个时候能够到那座城市里去生活和学习。

我的自学遇到了不少困难。我在学校接受的科学教育是很不够的，同法国中学的教学大纲相比差距很大。我设法自己补习，胡乱找来一些书籍进行自学。这样的自学效率不高，但也不是毫无效果。尤其是，我养成了独立工作的习惯，学会了后来使我受益匪浅的不少东西。

当我的二姐去巴黎学医时，我又不得不修改我的计划。我们答应互相帮助，但是我们的经济状况不容许两人同时去巴黎。所以，我留在原来那农场主家里继续当了三年半的家庭教师。之后，我回到华沙，那里同样有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等待着我。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只工作了一年便回到了父亲的身边。那时他已经退休有一段时间了，此前他一直一个人生活。我与父亲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年。这期间，他写出了一些文学作品，我也通过私人授课积攒了更多的钱，并坚持自学。在俄国政府统治下的华沙，所有这一切都很不容易，但是与乡下相比，机会还是要多一些。最令我高兴的是，在这期间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去实验室进行实验的机会。那是我的一个表兄管理的、一间很小的、属于市政府的实验室。我白天抽不出时间，只好晚上和星期天到那里去，这样，实验室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我按照物理学和化学课本上所说的步骤做了不少的实验，常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取得一点小小的未曾料到的成功，我会感到欢欣鼓舞；由于没有经验而导致失败，我又会十分沮丧。总之，我懂得了成功之路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初次的尝试，加深了我进行物理和化学实验研究的兴趣。

在华沙，我还参加了一个由青年组成的团体，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些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同时也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和爱国活动。我参加的这个团体只是当时许多波兰青年团体中的一个。这些波兰青年把祖国的未来寄希望于提高自己民族的智力和精神力量，并相信这样做一定可以使自己的民族有一个较好的未来。他们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同时还为工人和农民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按照这样的宗旨，我们举办了夜间学习班，每个人都在那里讲授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不用说，这是一种秘密组织，做每一件事情都十分艰难。在我们的团体里有许多具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我至今仍然相信，他们是一些能够对社会做出真正贡献的人。

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学习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建立起来的那种无私的情谊，直到今天我回忆起来仍觉得十分美好。诚然，我们的活动比较简单，效果也未必很好，但是我现在仍然相信，当时鼓舞着我们的那些理念是推进社会实实在在进步的唯一途径。不完善每一个人，你就别指望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善自我，共同承担起全人类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尽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可以帮助的人。

这一时期的全部经历都促使我更加渴望进一步学习。我的父亲财力有限，出于对我的爱，仍然下决心要帮助我加快实现梦想。这时，我的二姐已经在巴黎结婚，我决定到那里去和她住在一起。我父亲和我都希望在我完成学业之后再回到他身边一起愉快地生活，可是命运却做出了另外的安排，我的婚姻将我留在了法国。父亲年轻时一直希望从事科学研究，我在法国从事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功总算给远在他方的父亲一些补偿。父亲的慈爱和公正无私给我留下的是无比亲切的记忆。父亲后来住在我已婚的哥哥家里，帮助他们培养孩子，是一位慈祥的祖父。1902年他刚过70岁就去世了，让我们十分悲痛。

在父亲的支持下，1891年11月，24岁时，我实现了心中多年的梦想。

我终于来到了巴黎，二姐和二姐夫非常高兴，但是我只在他们那里住了几个月。他们住在巴黎城外，因为姐夫要在那里行医，而我则需要靠近学校住宿。我最后就像其他的波兰留学生一样，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其中只安放了几件捡来的家具。四年的学生生活，我就是这样度过的。

这些年我过得十分愉快，不可能在这里一一讲述。没有其他事情分心，我完全沉浸在学习和获取知识的快乐之中。当然，生活是艰苦的，我自己的钱很少，家里人想帮助我却力不从心。其实，我的这种生活状况也并不特殊，我认识的许多波兰学生都是如此。我住的是阁楼上的房间，冬天房间里很冷，只有一个小火炉取暖，还常常由于煤不够而不敢烧旺。记得有一个冬天特别寒冷，脸盆里的水经过一个夜晚经常冻结成冰。为了能够睡觉，我只好把所有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我用一盏酒精灯和几件用具就在这个房间里做饭。饭食非常简单，常常就是几片面包和一杯巧克力，偶尔加点鸡蛋或水果。生活上的事全靠自己，我烧的那点煤，也是自己搬上六楼。

这种生活在某些方面的确比较艰苦，然而我却乐在其中。独自生活我可以十分随意，有了一切自己做主的宝贵体验。我隐没在巴黎这座大城市中，独自一人，没有别人帮助，自己照料自己，但一点也不消沉。偶尔也会感到寂寞，但绝大多数时候心情宁静，精力充沛。

我将全部身心都放在了学习上，尤其在开始一段时间，学习比较艰难。事实上，要跟上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的物理学课程，我以前的基础是不够的。在波兰的时候，尽管我认真自学了这门功课，但所学到的东西还是不如法国学生。我必须迎头赶上，特别是数学。我白天上课、在实验室做实验或到图书馆读书。晚上则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功，有时会熬到深夜。接触到和学到新知识是我最大的快乐。一个新的世界——科学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而我终于可以不受束缚地去认识这个世界。

同学之间的友谊令我十分怀念。起初，我不敢多说话，有些拘谨，但是我不久就注意到，我的那些同学们几乎全都非常用功，而且待人友善。我们常常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加深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理解。

在这些波兰学生中，只有我是学这个专业的。虽然波兰留学生人数不多，但有一些私下的活动。我们会时不时地聚集在某个人的极其简陋的房间里谈论祖国的各种问题，排遣侨居国外的那种孤立无助的感觉。我们会一起散步，一同去参加公众集会，我们全都关心着政治。不过，我只是在头一年比较积极，以后就不得不放弃参加这些活动。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尽早完成学业。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也用在了数学上。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补上了以前的知识缺陷，同法国学生一同通过了考试。在1893年的物理学分级考试中得了个“甲等”，在1894年的数学分级考试中得了个“乙等”。我对自己比较满意。

我的二姐夫后来谈起我在那些年的艰苦学习，将之戏称为“我姨妹一生中的英勇奋斗时期”。我自己也认为我独立奋斗的那几年是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日子，心无旁骛，专心一意学习，最终达到了我期待已久的目的。

1894年我第一次见到皮埃尔·居里。我的一位波兰同胞是弗里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ibourg）的教授，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玩，同时还邀请了巴黎的一位他认识并十分敬重的年轻物理学家。进入房间，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在朝向阳台的那扇法式大窗的明亮背景下站着的一位高个子的年轻人，一头红褐色的头发，眼睛又大又亮。他表情沉着，举止高雅，神态潇洒，就像总是在沉思什么。他对我热情诚恳，似乎有好感。第一次见面后，他表示愿意再和我相见，继续那天晚上关于科学和社会问题的谈话，在那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似乎相同。

没过多久，他到我租住的陋室来看我，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向我介绍了他的日常生活，每天忙于工作，希望终身从事科学研究。不久，他希望我和他一起过那种生活，但是我不敢马上决定，我害怕那样做会抛弃我的祖国和家庭。

假期里我回到波兰，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否还能返回巴黎。但是那年秋天机会来了，我又回到了巴黎工作。我进了索邦大学的一个物理实验室，开始从事实验研究，准备我的博士论文。

我又见到了皮埃尔·居里。工作使我们越来越亲密，以致我们俩都深信除了对方谁也不会找到更好的生活伴侣了。于是我们决定结婚，并在不久后的1895年7月举行了婚礼。

当时，皮埃尔·居里刚获得博士学位，并被巴黎理化学校聘为教授。那年他36岁，已经是一位在法国和国外知名的物理学家。他完全被科学研究迷住了，淡泊名利，经济状况非常一般。他住在巴黎郊区的索城（Sceaux），和年迈的父母住在一起。他非常孝敬父母，在第一次向我谈到他们时，说他们是“举止高雅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的父亲是一位老资格的医生，学识渊博，性格坚强；母亲是一位贤淑的女性，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了丈夫和孩子身上。皮埃尔·居里的哥哥那时是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有幸加入到这个和睦而令人尊敬的家庭，得到了温暖和亲情。

我们的婚礼最简单不过了。结婚的日子，我穿着寻常的衣服，只有少量的朋友参加了婚礼。我的父亲和三姐也从波兰赶来，我非常高兴。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找到了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小公寓，屋外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父母为我们添置了一些家具。我们还用一位亲戚送的一笔礼金购买了两辆自行车，经常一起去乡间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