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结婚和家庭生活，性格和品德

我第一次与皮埃尔·居里相识是在1894年春天。当时我住在巴黎，在巴黎大学已经学习了三年， ⁽¹⁾ 通过了从事物理学专业工作的所有资格考试，正在准备数学专业的有关考试。同时，我也开始在李普曼教授的研究实验室里工作。我认识的一位波兰籍物理学家很敬重皮埃尔·居里，他有一天邀请我，同时也邀请了皮埃尔·居里到他家里去同他们夫妇一起度过那个晚上。

我一进入房间，就看见了站在通向阳台的那扇法国式窗户前的皮埃尔·居里。我觉得他很年轻，尽管他当时他已经35岁了。他表情纯真，整个神态给人一种离世绝俗的感觉。他讲话较慢，从容不迫，简单明了，而且总是面带微笑，一看就知道是一位稳重的年轻人，值得信赖。我们开始交谈，一见如故。开始谈的是一些科学方面的事情，我很高兴能够听到他的意见。后来又谈了一些我们两人都感兴趣的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有意思的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然而两人对于所谈论的事情的看法却惊人地相似。显然，这是因为我们两人是在非常相似的家庭道德背景中长大的缘故。

此后，我们又常在物理学会和实验室里见面。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想到我的住处去看望我。当时，我住在学校附近一幢楼房第六层的一个房间里。我的房间既小，又十分简陋，因为我的经济状况相当糟糕。尽管如此，我住在里面却十分愉快，当时我已经25岁，那久藏在心中渴望从事科学研究的炽热愿望终于就要实现了。

皮埃尔·居里来看望我，对我的学生生活表达了真挚的同情。那以后不久，他在同我谈起他的理想是要一生都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时，趁机向我谈到他非常希望我与他一起过那种生活。我当然不可能轻易做出决定，因为这意味着我将会离开我的祖国和家庭，放弃我十分看重的那份社会责任。我出生在受到外国势力压迫之下的波兰，在爱国主义氛围非常浓厚的环境中长大，同我的国家的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必须为保留我们的民族精神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件事情于是便被搁置起来，接着便是假期，我离开巴黎，回到了波兰我父亲的身旁。不过，在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之间频繁地有书信往来，加深了彼此的感情。

皮埃尔·居里在1894年写给我的那些信件令我十分感动。他的信都不很长，符合他表达简洁的一贯风格，但是每一封信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让你体会到他希望他为自己选定的未来伴侣知道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的那种急切心情。在我看来，他的这些信件也反映了他具有非凡的文采。他能够用不多的文字就准确地表达一种心境或一种状况，通过简单的描述便能使人想象到真实的情景。我相信，他的这种表达能力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他如果继续发挥这方面的才能，大概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他的信件中的某些片段，在后面还将继续引用。下面引用的几段可以说明他当时是多么希望和我结婚：

我们两人都答应过（难道不是吗？）今后至少要互敬互爱。但愿你没有改变主意！没有一种承诺是靠得住的，这种事情绝不能勉强。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想象我俩要是能够生活在一起结伴去实现我们的理想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你的理想是报效祖国，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为了人类，为了科学。在这些理想中，我以为只有为了科学最为现实。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即使是有这种能力，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做。这是因为，盲目行动，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会是弊多利少，反而拖累了社会必然会有的发展。相反，献身科学，我们自信一定能够有所成就。这个领域脚踏实地，目标明确，范围虽小，却是我们可以真正把握的一个领域。

我非常希望你能在10月回到巴黎，如果你今年不回来，我会非常难过，这并非是出于我这个朋友的自私心理。我请求你回来，是因为我相信你在这里会工作得更好，你肯定能在这里做成一些更为重要和更有价值的事情。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皮埃尔·居里认定他的未来只有一条路。他已经决定把他的一生贡献给自己的科学理想，他需要一位伴侣同他一起共同去实现这个理想。他曾经多次对我谈起过他为何直到36岁还没有结婚的原因，因为他曾经一直不相信真的会有能够完全满足他的这种要求的那种婚姻。

在他22岁时，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同男性相比，女性更热爱生活并为之而活着。有天赋的女性实在是太稀少了。当我们被某种神秘的爱好所驱使，希望采取一种违背天性的生活方式时，当我们全神贯注某一件工作而顾不上周围的凡俗小事时，我们便不得不同女人进行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她们总会以生活和天性的名义使我们回到她们的生活方式。

从我所引用的皮埃尔·居里写下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仰，坚信科学的力量能够给人类普遍带来福祉。用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来表示皮埃尔·居里的这种信念最恰当不过：“我坚信科学与和平一定会战胜愚昧与战争。”

正是坚信科学的力量，皮埃尔·居里很少参加政治活动。受到自己接受的教育和信念的影响，他倾向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却不愿受任何政党教条的束缚。不过，同他父亲一样，他也总是认真履行着自己作为一名选举人的义务。无论在公众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他都反对使用暴力。

在寄给我的一封信里，皮埃尔·居里这样写道：

倘若有一个人要用他的头去撞一堵石墙，想把石墙撞倒，你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情？他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出于一种非常美好的动机，但是，真去这样做，那就既可笑，又十分愚蠢。我认为，有些问题必须要靠综合的方法逐渐加以解决，而不能用极端的方法在今天立即解决，否则就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有害。何况，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唯有最强有力的制度或者说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制度才能够维持不倒。许多人工作劳苦，却至多只能艰难地勉强维持生活。这当然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绝不会由于令人厌恶而消失。这种现象大概最终总会消失，这是因为人也是一种机器，从经济利益上考虑，要每一台机器能够正常工作，就不能过度使用它。

皮埃尔·居里在反省自己的内心生活时，也同对待日常遇到的难题一样，觉得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认清症结所在。他既要恪守自己的信念，又要尊重别人的想法，生活使他不得不兼顾两者，进行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迁就和妥协，这使他内心十分痛苦。他写道：

我们都是感情的奴隶，是我们所爱的人的偏见的奴隶。此外，我们还必须谋生，因而我们被迫变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我们不得不随波逐流迁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的偏见，这实在是令人最痛苦的事情。虽然视我们自己意志的强弱而有所不同，但我们或多或少都不得不妥协。一个人妥协不够，他将会被社会碾碎。妥协过分，则成为自轻自贱，会变成卑鄙小人。我发现我自己就已经背离了十年前我坚持的那些原则。十年前，我认为凡事都必须较真，绝不向环境妥协。我还以为，看一个人，既要看他的优点，也不能放过他的缺点。

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做人准则。他一贫如洗，却渴望与他所偶然认识的一位同样也一贫如洗的学生共同生活在一起。

假期结束，我回到了巴黎，我和皮埃尔·居里之间的感情更是与日俱增。我俩都认识到，除了对方，再也没有更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了。于是，我们决定结婚，并在1895年7月举行了婚礼。按照我俩的意愿，一切从简，举行的是不带宗教色彩的世俗仪式，因为皮埃尔·居里明确表示过不信宗教，而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丈夫的父母由衷地接纳我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我的父亲和两个姐姐也赶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非常高兴地认识了我嫁过去这个家庭的一家人。

我们的新家非常简单，是在格拉西尔路（rue de la Glacière）租下的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小公寓，距离理化学校不远。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朝窗外望去可以看见一个大花园。房中摆放的都是两家送来的旧家具。我们没有能力雇佣人，我不得不操持所有的家务，就像我以前过学生生活的日子一样。

居里教授的薪水为每年6000法郎，我俩都认为他不宜另做兼职工作，至少开始时应该如此。我自己则在准备一个青年妇女的职业培训考试，以便取得可以从事教学工作的资格。1896年，我通过了考试。我们完全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来安排我们的生活，白天都在实验室里度过，舒曾伯格校长允许我在那里同我的丈夫一起工作。

皮埃尔·居里当时正在从事晶体生长的研究，完全被工作迷住了。他想搞清楚晶体的某些晶面生长得特别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同晶面的生长速度不同抑或是它们的溶解度不同。他很快就得到了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没有发表）。不过，他后来为了进行放射性研究，不得不停止了自己关于晶体生长的研究。他此后再也未能重新进行那项研究，常常为此而感到遗憾。我当时则忙于研究经过回火的钢材的磁化性质。

皮埃尔·居里对于自己担负的教学任务非常认真。他的这个教席是新设立的，没有现成的教学大纲。起初，他把自己的教学内容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晶体学，另一部分是电学。后来，他越来越意识到扎实的电学理论知识对于未来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用处很大，于是就专门讲授这方面的内容，并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大约有120讲）。在当时的巴黎，他开设的这门电学理论课是内容最完全、资料最新的课程。为了讲好这门课，我看见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想了各种办法，力求使学生对于各种现象、电学理论的演变和各种观点获得一幅完整的图像。他曾打算将他的讲课内容整理成书出版，然而随后几年总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结果他的这一计划始终未能付诸实现。

我们过着非常单调的生活，两人的兴趣全都集中在实验、准备讲课和准备考试上。在11年里我们几乎从未分开过，因而那一时期也没有留下多少我们之间的书信。在休息日和假期，我们也许步行，也许骑自行车，会到巴黎附近的乡村去游玩，有时也会到更远的海边或山区。我的丈夫总也忘不了他的研究，他无法在一个没有研究设备的地方逗留时间稍长一些，没过几天他就会说：“我觉得好长时间都没有做事情了。”不过，只花几天时间进行短途旅游他还是很高兴的。他喜欢和我一起步行，以前则喜欢和他哥哥一起步行外出。可是，即使在旅游途中欣赏那些美景，他的思想仍然会记挂着他所迷恋的那些科学问题。在休息的日子，我们去过塞文山区（Cevennes）和奥沃涅山区（Monts d'Auvergne），自然也去过法国的海滨和她的那些大森林。

在野外，视野开阔，到处都能看到美丽的风景，那些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记得有一天，阳光灿烂，经过长时间的爬山，我们感到十分疲惫，然而在终于爬上欧布拉克（Aubrac）高地之后，望着绿草茵茵的广阔牧场，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真的是神清气爽，畅快无比。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特吕耶尔（Truyere）溪谷一直呆到天黑，隐约中听见从远处溪流顺流而下的小船上飘来一首熟悉的民间乐曲，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渐渐消失。我们陶醉在夜晚的静谧之中，完全忘记了时间，直到第二天破晓才回到居住的地方。在返回的路上我们骑着自行车曾与一辆马车相遇，那拉车的马突然受到惊吓，我们在匆忙中拐进了翻耕过的农田，靠着朦胧的月光好不容易才重新找到了高原上的小路。路上经过农家的牛栏，在月光下可以看见那些奶牛用它们闪光的大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我们。

贡比涅（Compiegne）春天的森林也让我们流连忘返。茂密的植物望不到边，在一片绿色中点缀着许多长春花和银连花。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森林的边缘，遍布鲁恩（Loing）河畔的那些金凤花曾引起皮埃尔·居里的很大兴趣。我俩都特别喜欢布列塔尼（Brittany）的那些绿色海岸，长满了石南花和金雀花，一直延伸到非尼斯泰尔（Finistère）的远处。从海岸向大海伸出的怪石逐渐隐没水中，而水面总是翻腾着狂涛巨浪。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便只能选定在一个地方度假，不再四处游览。那时，我们常常会选择一个僻静的村庄住下来，过着同村民一样的尽可能简单的生活。记得有一天，一位美国记者在一个叫做布多（Pouldu）的渔村找到我们时，他简直惊呆了。当时，我正坐在房前的石阶上抖除鞋子里的沙子。见我这番情景，他反而有些难为情，不过很快就适应了，这才同我一起坐在石阶上，掏出记事本开始记录我回答他的问题。

我丈夫的父母和我之间有很深的亲情。我们会经常去索城看望他们，结婚前我丈夫住的那个房间一直为我们保留着。我与丈夫的哥哥雅克·居里和他的一家人（他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也很亲密。他是皮埃尔的兄长，也就是我的兄长，永远如此。

我们的大女儿伊伦娜出生在1897年9月，几天后，我丈夫的母亲不幸去世。那以后，我丈夫的父亲居里大夫就来同我们一起居住。我们的房子有一个花园，位于巴黎的旧城区［克勒曼大街（Boule vard）108号］，不远处就是蒙苏利公园。皮埃尔·居里去世前就一直住在这里。

孩子的出生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料理家务。幸好我可以将小不点留给她的祖父看管，他也很乐意照料自己的孙女。随着家庭人口增加，开销增大，而且马上就需要雇一个人来帮助我做家务，我们不得不考虑增加收入的问题。可是，在随后我们全力以赴地进行放射性研究的两年，情况依然如故。事实上，在1900年以前我们的经济状况毫无改善，那当然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时间。

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没有那种形式上的人情应酬。皮埃尔·居里对于这一类事情十分厌恶。无论是在他早先还是后来的生活中，若不是有特殊的理由，他从不会去拜访别人，也不会把自己卷入普通的人情交往之中。他生性严肃，沉默寡言，他宁愿独自一人沉思，而不愿作泛泛的交谈。但是，他却非常看重他的那些儿时的朋友，并与那些有着共同科学兴趣的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皮埃尔·居里的科学界朋友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里昂理学院的E．古伊（E．Gouy）教授。他和皮埃尔·居里两人一起在巴黎大学当实验助手时就开始了交往，那以后，两人经常为科学上的问题互通书信。每逢古伊到巴黎作短期访问，两人相见都非常高兴，简直形影不离。我的丈夫与设在塞夫勒的国际度量衡标准局的现任局长的纪尧姆（C．E．Guillaume）也一直保持着友谊，他们常常在物理学会开会时相见，偶尔也会选择个星期天在塞夫勒或索城聚一聚。后来，在皮埃尔·居里周围又聚集了一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同他一样，也都在从事着物理和化学方面的最新研究。这其中的安德烈·德比尔纳（André Debierne）是我丈夫的亲密朋友，也是进行放射性研究的合作者。乔治·萨尼亚克（George Sagnac）同他一起进行过X射线研究。此外还有保罗·郎之万，后来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琼·佩林（Jean Perrin），现任巴黎大学理化学院的教授；乔治·乌尔班（Georges Urbain），原来是理化学校的学生，后来也是巴黎大学的教授。这些人中，不时会有某一个人或者某两个一起到克勒曼大街我们幽静的住所来看望我们，共同讨论最近进行的或者打算在将来进行的实验，谈论对一些新观点和新理论的看法。谈到现代物理学奇迹般的发展，大家总是兴奋不已。

我们家里极少有太多的人同时到来，因为我丈夫认为没有必要，他只习惯与一个两个人交谈。除了科学方面的会议，他也不愿参加任何聚会。偶尔参加一个聚会，他如果对谈论的话题没有兴趣，便会找一个安静角落躲起来，独自思考问题，忘记周围人的存在。

我们与亲戚的交往也不多，不论是他的家族还是我的家族。皮埃尔·居里的亲戚本来就很少，而我的亲戚又离我很远。不过，只要我家里有人来巴黎看望我们，或者我们在假期去看望我家里的人，他都对他们都非常热情。

1899年，我和皮埃尔·居里曾到奥地利属波兰的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旅游。我的一个当内科医生的姐姐和她的丈夫德鲁斯基（Dluski）大夫在那里开设了一家相当大的疗养院。我的丈夫基本上不懂外语，然而他对于我所珍重的一切都想了解，在那里，他让我知道了他其实很希望学会波兰语。我从没有向他提到过学习波兰语的事，因为我想不出这对他有什么用。他对我的祖国由衷地同情，确信波兰在将来一定可以重新争得自由。

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我逐渐知道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他也希望我能够了解他。日复一日，我已能够深入到他的想法。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我越发感到他是一个极其高尚的人，远超过了刚结婚时我对他的想象。他的与众不同的人品令我钦佩，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如此罕见和超凡脱俗，在我看来简直是独一无二。他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看见的那种虚荣和褊狭。一个人即使严格要求自己，总难免有放纵自己的时候。

任何一个与他长时间相处的人都不可能感受不到他的巨大魅力，而他具有这种魅力的秘密就在于此。他那随时都在沉思的表情和诚恳坦率的态度对于周围的人就能产生很强的吸引力，而他温和敦厚的性格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好感。他曾说，他从没有觉得有什么值得争强好胜的事情。的确如此。没有人会同他发生争执，因为他从不生气。“生气不是我的强项，”他常会笑着说。因此，他的朋友虽然不多，但也没有仇敌。他不会伤害任何人，即使无意得罪的情况也没有。但是，也没有人能够能强迫他改变自己的行为准则。他的父亲戏称他是“文弱的一根筋”。

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皮埃尔·居里总是十分坦率，他认为拐弯抹角是思想不清晰的表现，而直截了当才是最容易、最好的沟通方法。由于这个缘故，常有人说他“憨直”。其实，他的这种行事准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并非生来如此。或许正是由于他能够审视自己，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对别人为什么那样做事，意图是什么，在想什么，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当然，他有时也会忽略了某些细节，但很少会抓不住本质。他通常会在有了确定看法以后先留在心里，在觉得自己的确可以起到有益作用时，才不再沉默，说出自己的意见。

在科学交往方面，他从未使用过刻薄的语言，不容许自己考虑个人的面子和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任何人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功他都真诚地感到高兴，即使他知道在那个研究领域他自己其实是处于领先地位。他常会说：“如果不是我发表某项研究成果，而是由其他人发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认为我们在科学上应该注重事而不是注重人。他厌恶任何鼓励竞争的事情，甚至不赞成在中学之间搞竞赛和评等级，也反对授予任何荣誉头衔。但是，对于那些打算献身于科学的人，他从不吝惜给予鼓励和帮助，这其中有不少人至今还对他十分感激。

如果说皮埃尔·居里的处世态度使他称得上是达到人类文明最高修养的佼佼者，那么，他的身体力行肯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绝对的好人。同他的理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他植根于人类团结友爱的那种关怀他人的情感，他总是能够理解别人，宽以待人。遇到那些处在困难之中的人，他总是乐于尽其所能提供帮助，甚至不怕耗费他最为珍惜的时间。他的慷慨是如此发自内心和自然，受帮助者甚至会觉察不到。他认为，拥有超过简单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可能用来救助他人和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喜爱的工作。

最后，他又是怎样爱自己的亲人和对待他的朋友的呢？皮埃尔·居里不会轻易与人建立朋友关系，但是一旦成为朋友，就非常忠诚，绝对可以信赖，因为那是一种建立在具有共同思想和观念上的志同道合。他更不会轻易付出他心中的那份爱，但是他给予他哥哥和我的，却是他的全部温情。为了使他所爱的人能够毫无拘束地感受到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他会放弃自己喜欢独自一人沉思的习惯。他的这种体贴总是恰到好处，让人感到实在和及时，温柔而甜蜜。我生活在他的温情之中感到无比幸福，在完全习惯了这种生活之后却突然之间失去，就格外感到残酷。这里，我引用皮埃尔·居里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对我的爱情：

我无时无刻不想念你，你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我渴望有新的力量能够让我重新振作起来。除了想到你，我无法再想别的，就像现在这样，我想见到你，想知道你正在做什么，想让你感觉到此时此刻我完完全全都属于你，可惜，我的这种幻想不是事实。

我们俩人对于我们的健康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于我们的体力是否总能经受住如此严重的考验也没有把握。就像一切知道共同生活的价值的人一样，我们时不时也会担心那无法挽回的意外事情的降临。每当谈起这种担心，皮埃尔·居里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即使我们中间一人死去，另一人也必须坚持工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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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面是我的简略身世：我原来的姓名是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父母都出生在波兰的天主教家庭，两人都在华沙（当时处在俄国统治之下）当中学教师。我生在华沙，在那里上完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家庭教师。1892年来到巴黎学习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