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世纪来临之际，乐观和兴奋的精神弥漫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并且跨过大西洋直达刚刚建立的美国。这是一个妇女穿长裙、男人打领带、蒸汽机刚刚对生产过程和旅行方式产生影响的时代。对于科学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全社会都在享受科学带来的从未有过的恩惠，人们似乎正在走进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将通过科学变得更加美好！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伟大的突破很快就要来临。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不总是那么正面。19世纪是一个和平和革命交替转换的时代，在欧洲是民族主义的时代；在土耳其帝国和美洲诸国，是从欧洲政府手中争取独立的时代；是工业化和代价同步增长的时代，也是欧洲国家广泛推行帝国主义的时代。

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世博会。共有600多万人参观了这次世博会的盛况，人们惊讶于工业革命带给世界的变化。维多利亚女王在开幕当晚的日记中写道：“把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工业联合起来——确实让人感动，永远值得纪念。”

到19世纪末，电灯照亮了伦敦街头，电报通信改变了新闻界和商业等领域，工厂轰鸣，城市街道忙碌于交易。图为伦敦结了冰的泰晤士河上举行的一次冬日集市。

美国繁忙、喧闹的城市，华丽的高楼大厦，煤气灯照明的街道。

19世纪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范围内战争不断，如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及两次鸦片战争……一些国家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但另一些国家开始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带动了许多国家相继发生工业革命。这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1840—1842年，1856年—1860年，英国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太平军和清军在南京城外长江上激战。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洪秀全假借了当时从西方传入的新兴宗教，得到百姓的拥护，亦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求变的思想。

普法战争。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

19世纪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设想，企图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欧文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场位于苏格兰中部的克莱德河谷（clyde valley），名叫新兰那克村（new lanark）。图为今日的新兰那克村，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和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这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巴黎公社成立大会。巴黎公社起义是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巴黎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革命失败后不久，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国际歌》。

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进化论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这三大发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依据，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

1836—1839年间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M. J. Schleiden，1804—1881）和施旺（Th. Schwann，1810—1882）共同创立的细胞学说，揭示了生物界在细胞层次上的统一性和共同起源，对神创论是一个有力的驳斥，为生物进化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建立提供了重大的科学依据。图为不同细胞和组织的模式图。

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他第一次以数学方式提出能量守恒定律。他是从“永动机不可能实现”这个事实入手研究并发现能量转化和守恒原理（即热力学第一定律），该定律指出，热能可以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个物体，也可以与机械能或其他能量相互转换，在传递和转换过程中，能量的总值不变。

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标志进化论理论的正式确立。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物种是变化的，是不断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渐进化的，自然界种种生物都是通过这个过程演化而来的，人类亦如此。达尔文进化论把发展、变化、联系的观点引进了生物学，使生物学最终摆脱了神学的束缚，成为真正的科学。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以及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相继出版，进化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图为上述作品的中译本。

为了进一步宣传进化论思想，赫胥黎于1893年5月牛津大学罗马尼斯（Romanes）讲座上作了一场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演讲。该讲座每年在圣安东尼剧院举办一次，是著名的公开演讲。

在这些演讲的基础上，赫胥黎出版了《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

今日牛津大学。

罗马尼斯讲座是1892年由乔治·罗马尼斯（George John Romanes，1848—1894）教授在牛津大学设立的，他选择的头两个演讲人就是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

格莱斯顿。尽管罗马尼斯讲明，该讲座不宜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但是，显然避免不了。因为格莱斯顿和赫胥黎在之前的10年里就对圣经的奇迹（如对创世的解释）的自然主义基础进行过争论。两个名人变成了对手，格莱斯顿捍卫正统观念，赫胥黎捍卫科学的自然主义。

赫胥黎。赫胥黎与罗马尼斯教授有着亲密的友谊，在本书前言中，赫胥黎写道：“提到罗马尼斯的名字，我不禁悲从中来，痛惜这位挚友在风华正茂之时遽然早逝。他为人厚道，我以及他的许多其他友人感到他可敬可亲；他的研究才能和对促进知识进步的热忱，受到了其同事们的公正评价。”

2003年圣安东尼剧院（Sheldonian Theatre）举办的一场讲座。

《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也收录了赫胥黎给《泰晤士报》写的讨论布斯（William Booth, 1829—1912）先生《最黑暗的英格兰及其出路》的信。这些信件已在1890.12—1891.1期间的《泰晤士报》上发表。图为布斯的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 一书中的插图。

赫胥黎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说时也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学者。如后来成为“中国传播进化论第一人”的严复。

《进化论与伦理学》英文版及其扉页。《进化论与伦理学》最初作为一个小册子，1893年在罗马尼斯演讲完之后立即发表。该书和它的“导论”，于1894年以《论文集》的第9卷的形式第一次一起出版，书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在随后的近百年里不断重版。1947年，赫胥黎的“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连同孙子朱利安·赫胥黎所写的3篇论文，以书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1893—1943》再版。

《物种起源》封面。赫胥黎阅读了达尔文赠送的《物种起源》，很快就接受了进化论，成为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主要支持者。

欧文（Richard Owen, 1804—1892）与达尔文是20多年的同事和好友，但他坚决反对达尔文的理论，他甚至写匿名文章攻击达尔文，并亲自指使威尔伯福斯主教去和赫胥黎论战。当达尔文的论著在科学界被普遍承认时，他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承认达尔文论据的精确性。但并不能根本扭转他否定达尔文学说的立场。

地质学家塞奇威治（Sedgwick Adam, 1785—1873）是达尔文在剑桥上学时的老师，对达尔文有过巨大帮助，但他在看过达尔文寄来的《物种起源》之后，回信说：“如果我不认为你是一位性情和善、热爱真理的人，我就不会告诉你说我读了该书之后，所感到的苦痛多于愉快。”……

人类学家克劳弗德在《研究者》上，满怀敌意地发表针对《物种起源》的书评。大英博物馆的老格雷以一种优美的文体对达尔文进行了攻击。天文学家赫歇尔也轻蔑地说达尔文的书是“一塌糊涂的法则”。

除此之外，一些地质学家，昆虫学家，植物学家都加入了反对达尔文的行列，攻击、嘲讽、谩骂像暴风雨般袭来。最重要的是，科学进化论触及更为广泛的宗教观念和社会利益，所以这场斗争远比预想的更为激烈和尖锐。大批威胁恐吓的信件，从世界各地被送到党豪斯达尔文的住处。那些很少收到邮件的居民，看到当地邮局的信差肩上扛着装满邮件的笨重的麻袋，沿着小路向达尔文住宅走去，也习以为常了。

尖锐的斗争使达尔文和胡克、赫胥黎等科学家之间的战斗友谊越来越牢不可破。达尔文因为身体不好，捍卫进化论的任务就落到了赫胥黎等人身上。

1860年，“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开会，这次会议以关于《物种起源》的两次激战而闻名于世，这就是进化论历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胜利大长了进化论者的志气，大灭了神创论者的威风，大大促进了进化论的传播。

进化论的提出使得神学界一片惊慌，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此，科学和神学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860年6月28—30日，以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为首的神创论者对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图为牛津大学博物馆，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的著名论战就在此展开。

赫胥黎全力以赴地投入捍卫达尔文思想的大论战中，被称为是“达尔文的斗犬”他以丰富的论据理直气壮地宣传进化论，并批驳了威尔伯福斯一伙的傲慢与无知，使进化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图为漫画：威尔伯福斯、赫胥黎。

此图表现了这场著名的论战当时的情景，中间竖立着达尔文雕像。

胡克在赫胥黎之后上台发言，他简短而坚定地说威尔伯福斯主教根本没有读过《物种起源》这本书，却竟敢来判断这部著作，而且在植物学方面他连一点基本知识也没有。威尔伯福斯主教在听了胡克的发言之后，再没有登台论战的勇气，悄悄地溜出了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