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六章 争取工作条件，成名的烦恼，国家的首次帮助，迟来的改善
我们一心想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我们的要求也很低，但是，在接近190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窘境，感到再不增加收入简直就难以继续维持下去。皮埃尔·居里不是没有幻想过是否能够在巴黎大学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职，尽管薪水不是很高，却也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需要，不必靠其他补贴也能生活下去。可是，由于他不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或者巴黎高等综合工业学校（Polytechnic School）的毕业生，因而也就得不到这两所名牌学校给予它们学生的那种常常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支持。若凭工作成就，皮埃尔·居里希望得到那样的职位理所当然，然而机会都给了其他人，甚至没有人想到过他至少是一名可以考虑的人选。1898年初，沙莱（Salet）教授逝世，留下一个物理化学教授的空缺，皮埃尔·居里申请继任该职，未能成功。这次失败使他确信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有升迁的机会。然而，1900年3月，他被委任为高等综合工业学校的助理教授，可是他只在那个位置上呆了6个月。
1900年春天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聘请他担任该校的物理学教授。那所大学的校长以最诚恳的方式对皮埃尔·居里发出邀请，真心要得到这位具有很高声望的科学家。日内瓦大学开出的条件十分优惠，薪水高于普通教授，承诺建立一个符合我们要求的物理实验室，还答应在这个实验室里给我安排一个正式职位。这样的条件自然值得认真考虑，为此，我们对日内瓦大学作了一次访问。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那当然能够强化我们前往就职的意向。
是否接受聘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决定。日内瓦大学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那里环境幽雅，如同生活在乡村。开始时，皮埃尔·居里曾有过接受聘请的念头。考虑再三，顾及到我们当前正在紧张进行的对镭的研究，最后还是做出了不去的决定。他担心如此大的变动会中断我们的研究。
此时，巴黎大学讲授物理、化学和博物学课程的物理学教授职位恰好空缺，而这一课程又是医科学生的必修科，即通常所说的P．C．N.。皮埃尔·居里提出申请，得到了聘任。这在很大程度是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施加了影响，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皮埃尔·居里不得不离开法国。同时，我也受聘在塞夫勒（Sèvres）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Normal School for Girls）讲授物理学。
这样我们就仍然留在了巴黎，收入有了增加。不过，我俩从事研究工作的困难却加大了。皮埃尔·居里担负着双份教学任务，尤其是P．C．N．的教学，学生很多，他感到非常疲惫。我也要花很多时间为塞夫勒的教学备课，重新组织那里的实验室工作。
皮埃尔·居里的新职位并没有为他配置实验室。他在巴黎大学的一处附属建筑物（居维叶路12号）里上P．C．N．课，那里只有他的一个小办公室和一个单间工作室。然而，他认为他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放射性研究进展很快，他甚至还决定吸收他在巴黎大学的那些学生也来进行这项研究。他提出申请，希望能给他提供一个较大的研究场所。凡是提出过类似申请的人都知道，向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一点要求困难有多大，涉及财政和管理方面的手续繁多，要写大量函件，四处找人说明理由。所有这些都使皮埃尔·居里十分苦恼和沮丧。我们还要在理化学校的棚屋中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他不得不在P．C．N．的实验室和我们的棚屋之间来回奔波。
除了这些困难，我们还发现，如果不采用工业手段来大规模处理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工作便无法深入下去。幸运的是，通过交涉，得到好心人的帮助，这个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早在1899年，皮埃尔·居里曾经利用他在化学制品中心协会偶然发现的一套设备组织过提炼镭的首次工业实验，并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的镭矿渣就由该协会帮助进行预处理。在更早的时候，皮埃尔·居里为生产他所发明的一种精密天平就与化学制品中心协会建立了联系。德比尔纳认真制定了工业处理镭矿渣的所有技术规范和流程，效果令人满意。化学制品中心协会方面则要求我们为其培训进行这种化学处理的技术人员。
我们的放射性研究引起了一场广泛的科学热，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人相继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对于其他人的这些内容相同的研究，皮埃尔·居里毫不介意，采取了一种最无私的坦然态度。取得我的同意，他拒绝从我们的发现中获取任何物质利益。我们没有申请专利，毫无保留地公开了我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包括提炼镭的全部流程。有人向我们咨询，我们都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我们的这种做法自然有利于制镭工业的自由发展，于是，首先在法国，接着在其他一些国家，很快就建立起生产镭的工业，可以向科学家和医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镭产品。时至今日，制镭工业仍然使用的是我们公开的方法，几乎没有作任何修改 (1) 。
尽管我们的工业实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们微薄的财力却难以支持继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有一位法国实业家利斯勒（Armet de Lisle）了解到我们的想法，决定投资建立一家真正的生产镭的工厂，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种冒险。他的想法是，会有大量医生需要这家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因为在当时发表的许多研究论文中都提到了镭的生物学效应和对某些疾病的治疗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的工厂获得了成功。他能够雇用到接受过我们严格培训的人员，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镭产品的所必需的精细操作技术。于是，市场上很快就有了镭产品正式出售，尽管价格不菲 (2) 。这是因为，制造镭所要求的条件特殊，而作为原料的矿石价格又突然猛涨。
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利斯勒在同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对我们提供的支持。他无条件地在他的工厂里安排了一个不大的供我们使用的工作场所，还提供了一部分研究经费。研究经费的其他部分，有的是我们自己解决的，有的则来自其他资助。最大的一笔资助款是1902年由法国科学院提供的2万法郎。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利用我们先前分多次买来的矿石，从中提取到必要数量的镭，继续我们的科学研究。含有镭的钡化合物的提炼工作是在工厂中进行的，我在实验室里只对所得到的初级产品进行提纯和分级结晶。1902年，我成功得到了十分之一克纯氯化镭，它只显示有镭这种新元素的光谱。我第一次测量了这种新元素的原子量，结论是它的原子量远大于钡。这就在化学上完全确立了镭不同于他元素的独立地位，证实了放射性元素的真实存在。此后，对于这个事实就再也没有争议了。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在1903年完成和发表了我的博士论文。
后来，实验室提取得到的镭的数量有了增加，我又有可能在1907年对镭的原子量作了第二次更精确的测定，得到原子量值为225.35。现在大家普遍采用的镭的原子量为226。接着，我与德比尔纳一起又成功地分离得到了金属状态的镭。我前后提炼得到的镭总共有一克多，按照皮埃尔·居里和我的意思，我把它们全部送给了实验室。
纯镭的放射性强度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同等重量的镭，其放射性强度超过了铀的一百万倍。按照两者的放射性强度具有如此大的差异进行估算，每含一吨铀的铀矿石中，其中所含的镭还不到十分之三克。这两种物质联系紧密，事实上，矿石中的镭是由原来的铀衰变得来的。
皮埃尔·居里担任P．C．N．教授以后的几年，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习惯于在一段时间只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而他担任那个职务，头绪繁多，他不得不应付许多烦心的琐事。太多的课程使他体力透支，过度疲劳，结果患上了痛风病，而且发作越来越频繁。
显然，为了不过分疲劳，保持身体健康，需要立即减轻他的工作负担。这时巴黎大学矿物学教授的职位正好空缺。他在矿物学方面知识渊博，而且在晶体物理学方面发表过重要理论，正好合适。他提出了申请，可是未被选中。
在那些被痛苦煎熬的日子，皮埃尔·居里以超人的毅力仍然完成和发表了好些研究成果，其中有的是他独自一人完成的，有的是同别人合作完成的。我收集到的有这样一些：
关于感生放射性的研究（与A．德比尔纳合作）。
同一课题的研究［与J．丹纳（J．Danne）合作］。
关于镭射线和伦琴射线在电介质液体中引起的电导性的研究。
关于镭射气的耗散规律和表征镭射气及其活性的两个放射性常数的研究。
关于镭释放热量的发现［与A．拉伯德（A．Laborde）合作］。
关于镭射气在空气中扩散的研究（与J．丹纳合作）。
关于温泉气体的放射性的研究（与A．拉伯德合作）。
关于镭射线生理效应的研究（与亨利．贝克勒尔合作）。
关于镭射气的生理作用的研究［与布沙尔（Bouchard）和巴尔萨扎德（Balthazard）合作］。
关于测定磁性常数的仪器的注记［与C．谢纳沃（C．Cheneveau）合作］。
皮埃尔·居里对放射性所进行的这些研究全都属于基础性研究，涉及不同的方面。有的项目的研究对象是镭射气。所谓镭射气是指镭所生的一种奇怪的气体物质，通常说镭具有强放射性，其实大部分都是它所散发的镭射气的放射性。皮埃尔·居里经过仔细检测后证实，镭射气的消失规律是严格不变的，不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按照同样的规律消失。现在，镭射气常被收集在小玻璃瓶中用来治疗疾病。从技术上说，使用镭射气治疗疾病要比直接使用镭方便得多。不过，医生使用镭射气，他必须查阅图表知道密封在小玻璃管内的镭射气每天的消失量是多少，才能够掌握治疗的剂量。不少矿泉也散发有少量的镭射气，因而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皮埃尔·居里同别人一起还发现了另一种更加令人吃惊的现象，那就是镭在自发地不断产生热量。这种物质释放出热量以后外观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每小时所释放的热量却足以融化同自身重量相等的冰块。如果采取绝热措施不让所释放的热量散失，镭本身的温度将不断上升，最后可以超过周围空气温度10℃以上。这种现象是当时所有的科学经验都无法解释的。
最后，由于人们对镭的生理效应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不能不谈一下在这方面所做的那些实验。
为了检验F．吉塞尔（F．Giesel）刚宣布的试验结果，皮埃尔·居里自愿把手臂暴露在镭的作用下几个小时。结果，他的皮肤出现了类似灼伤一样的损伤，而且迅速发展，过了好几个月才得以痊愈。亨利·贝克勒尔因为曾经将一根装有镭盐的玻璃管插在他背心的口袋中，也意外地受到了灼伤。皮埃尔来告诉我他亲自试验得到的这个糟糕后果时，真是又高兴，又气恼，喊道：“我爱它，又恨它！”
皮埃尔·居里在认识到镭的生理效应的意义之后，立即便与医生合作进行了刚才我提到的那种研究，他还进行了用镭射气作用于动物的实验。这些研究开启了一种叫做镭疗法的新的疾病治疗方法。最初把镭用于治疗疾病所使用的那些镭产品全都是由皮埃尔·居里提供的，主要是用来治疗狼疮和其他皮肤病。这样，在法国就诞生了被称为镭疗法有时也叫做居里疗法这样一个重要的医学分支，其后又经过法国医生道洛斯（Dunlos）、奥丁（Dominici）、威克汉姆（Wickham）、多米尼西（Dominici）、切隆（Cheron）、德格奈斯（Degrais），等等 (3) 的研究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期间，国外掀起了一股研究放射性的热潮，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许多科学采用我们所开创的基于物质放射性的新的化学分析方法积极寻找其他放射性元素，从而陆续发现了现在医生已经在使用的并已能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新钍，放射性钍、鑀、镤、放射性铅，以及其他一些放射性物质。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放射性元素总共有大约30种（其中三种是气体，即射气）。这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镭，它的放射性特别强，减弱十分缓慢，多年以后也不见有明显减弱。
在这门新科学的发展中，1903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对于镭这种新化学元素的研究可以说基本上告一段落。皮埃尔·居里用实验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这种新的化学元素正在不断释放出热量，而其外表却没有任何变化。在英国，拉姆塞和索迪更宣布了一项重大发现：镭正在不停地产生氦气。根据他们的发现，人们不得不承认原子也是可以变化的。把加热到熔点的镭盐放入一根抽光了空气的密封玻璃管内，隔一段时间，再次加热，镭盐就会释放出少量气体。通过检测这些气体的光谱，不难证实它们是氦气。其他人多次重复这项基本实验，也都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镭产生氦是原子发生转变的第一个例证。这种转变不受我们的控制，却推翻了以前关于原子绝对不变的那种理论。
所有这些事实，连同以前已经知道的其他一些事实，由E．卢瑟福（E．Rutherford）和索迪（F．Soddy）加以总结，写成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他们在书中提出的一种放射性衰变（转变）理论，在今天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根据这种放射性衰变理论，任何一种放射性元素都在自发地发生衰变，尽管外表看不出任何变化，而且，元素的辐射越强，其衰变越快 (4) 。
一个放射性原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衰变。第一种方式是原子本身分裂出一个氦原子，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射出，而且带正电；α射线就是由它们构成的。第二种方式是从原子的结构中分离出一个比氦原子小得多的碎片，即我们现在十分熟悉的电子；β射线就是由它们构成的。电子的质量，当电子的速度不大时，只有一个氢原子质量的1/1800，当速度接近光速时，质量会变得非常大。不论以哪种方式衰变，剩下的都不再是原来的原子。例如，镭原子在发射一个氦原子之后，剩下的便是镭射气的一个原子。这剩下的原子还会继续衰变，直至最后的剩余物不再发出任何辐射，成为稳定的物质为止。这种稳定物质就是非放射性物质。
这就是说，放射性物质发出的辐射，其中的α射线和β射线都是放射性原子分裂后所产生的碎片，而γ射线则是原子在发生衰变这种激烈变化时所产生的一种类似于光的辐射。γ射线具有很强的穿透性，在目前的镭疗法中使用得最多 (5) 。
从放射性原子逐次发生衰变的过程可以知道，放射性元素实际上形成了像家族世系那样的衰变系列，属于同一个衰变系列的每一种放射性元素都直接产生自它的前一种元素。如此向前追溯，可以追溯到最初发生衰变的两种元素铀与钍，也就是说，放射性元素构成了分别起源于镭和钍的两个衰变系列。例如我们可以证明，镭直接产生自铀，而钋直接产生自镭。每一种放射性元素一面由其母物质产生出来，又一面自发毁灭，衰变为其他元素，因此，这种元素不可能在其母物质中积累起来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就是为什么在未受触动的古老矿石中镭与铀的比例保持不变的原因。
放射性元素的自发毁灭遵从严格的衰减规律，这个基本规律称为指数定律 。按照这个毁灭规律，每一种放射性元素总是在经过一段相同的时间之后其数量减少一半。这段时间称为半衰期，绝不会改变。这样，我们便可以根据一种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来准确地判断出它是哪一种元素。不同元素的半衰期长短相差很大，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加以测定。铀的半衰期为几百万年，镭的半衰期为大约1600年，而镭射气的半衰期不到四天。在由镭射气直接转变产生的那些物质中，有的半衰期甚至远小于1秒。这种指数定律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它表明原子是按照概率规律发生衰变。原子发生衰变的原因对我们还是一个谜，我们不知道这种衰变是由原子外部条件的外因引起的抑或是由内部的不稳定条件引起的。直到目前，大量的事实都证明，没有任何外部作用可以对放射性物质的这种自发衰变产生影响。
这些在一个短时期内相继作出的一系列发现在刚发表出来时当然不会不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这些发现颠覆了物理学和化学中人们长期坚持的那些科学观念。不过，绝大部分科学家很快便以巨大的热情接受了这些发现。皮埃尔·居里一下子变成了法国和国外的名人。法国科学院在1901年便已经授予他拉克斯奖（Lacaze Prize）。在1902年，马斯卡尔（Mascart）决定推荐皮埃尔·居里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他以前就曾经多次给予过皮埃尔·居里以重大支持。皮埃尔·居里起初本不想提出申请，因为他认为科学院院士应经过选举产生，而不应该在选举之前拉关系或者打招呼。最后，在马斯卡尔的一再劝说下，更由于科学院的物理学部曾宣布一致支持他成为科学院院士，他才提出了申请。可是，这一年并他没有被选上。直到1905年，他才成为法国科学院院的院士。然而此后还不到一年，他就在一次事故中意外地去世了。此外，他还曾当选为其他几个国家的科学院和科学学会的成员，并有几所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1903年，我们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访了伦敦，我的丈夫在那里作了关于镭的演讲。在这次访问中，他受到了最热情的接待。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他在伦敦再次见到了开尔文勋爵。开尔文勋爵非常喜欢他，尽管年事已高，仍然保持了对科学的旺盛兴趣。这位杰出的科学家非常高兴地拿出一个小玻璃瓶给我们看，里面装的是皮埃尔·居里以前送给他的镭盐颗粒。我们还会见了其他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克鲁克斯（Crookes）、拉姆塞（Ramsay）、杜瓦（J．Dewar）等。皮埃尔·居里曾与杜瓦合作，发表过“镭在极低温度下的放热”和“镭盐中氦气的形成”两篇研究论文。
几个月后，伦敦皇家学会授予皮埃尔·居里一枚戴维奖章（Davy Medel）（同时也授予了我一枚）。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与亨利·贝克勒尔一起共同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我和我丈夫因身体状况不佳，未能出席当年12月举行的颁奖仪式。直到1905年6月，我们才前去斯德哥尔摩，由皮埃尔·居里作了诺贝尔奖演说。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受到了热情接待，并且有幸观赏了瑞典旖旎的自然风光。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我们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在1901年新建立的诺贝尔基金会具有极大的威望。更何况从经济方面看，即使奖金的一半，也是一笔巨大的款项。这意味着皮埃尔·居里以后可以把他在理化学校的教学工作移交给保罗·朗之万。郎之万是他以前的学生，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物理学家。而且，皮埃尔·居里还有可能聘请一个助手来帮助他工作。
不过，好事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获得诺贝尔奖使我们成为公众人物，大量应酬搞得毫无准备也不善于应酬的皮埃尔·居里不胜其烦。来访的人不断，天天都收到大量信件需要处理，还有许多约稿和演讲邀请，所有这些都是既费精力又要占用很多时间的事情。皮埃尔·居里为人宽厚，不愿意拂逆别人的好意和要求。他同时又明白，如果总是这样盛情难却，他的身体必然会被拖垮，他的宁静心境和研究工作也一定会被打乱。在他写给纪尧姆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请我写文章和作讲演，如此过不了几年，向我提出这些要求的人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再没有干出任何事情。
在这段时间他写给E．古伊的另一些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如你所知道的，我们现时正在走好运，然而福为祸始，烦恼也接踵而来。我们简直无片刻安宁。这些日子，我们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我们真希望能够远离人群，到荒原去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1902年3月20日
我亲爱的朋友：
请你原谅，早就想给你写信，但是一直没有动笔。这是因为我现在正过着一种令人厌烦的生活。正如你所知道的，突然兴起的一股对镭的狂热把我们变成了公众名人。我们被来自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追逐着，他们甚至将我的女儿和她的保姆之间的谈话也报道出去，还对我们家的那只黑白花猫作了详细描写。……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向我们提出向他们捐钱的要求。……大量请我亲笔签名的人、附庸风雅的人、社会名流，有时甚至还会有科学家，一下子都涌来了，挤满了我们那个本来十分安详宁静的实验室。每天晚上，我们还不得不写大量回信。这些事情搞得我晕晕沉沉。如果这些无聊的活动能让我得到一个教授席位和一个实验室，那倒也还值得。然而事实是，大概会设立一个教授教席，但不会有一个实验室，而我最想要的却是实验室。李亚德院长的想法是，趁现在这个机会为学校设立一个早就想设立的新教席。他们想设立的那个教席没有固定的授课内容，大概就像法兰西学院开设的一门课程。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每年都要改变我的授课内容，那真是够烦人的。
1904年1月22日
……我不得不放弃瑞典之行。你知道，这是违背我们同瑞典科学院的约定的。事实上，我现在已经不能再做任何要消耗体力的事情，我妻子的情况也同我一样。我们已经别指望能够再过以前那种安心工作的日子了。
至于研究工作，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做。每天备课，指导学生，安装仪器，没完没了地接待为了一点小事来打扰我的人。我就这么虚度光阴，一事无成。
1905年1月31日
我亲爱的朋友：
今年你不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非常遗憾，我们本来希望能够在10月份看见你。如果我们不想法抓住各种机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同我们最好的那些彼此投缘的朋友们失去接触，而只能同那些随时都可以见到的其他人打交道。
我们近来依然是忙忙碌碌地打发日子，无法做成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进行任何研究了，简直没有一点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显然，我还没有找到一种防止我们的时间就这样零敲碎打地被无聊的小事占去的办法，而我非得找到这种办法不可。在理性上，我知道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905年7月25日
明天我将开始正式讲课，但是我的实验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讲课地点在巴黎大学，而我的实验室却在居维叶路。而且，还有其他许多讲课也安排在这同一间教室，我只有一个上午能够在那里备课。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不过很容易感到疲劳，简直没有多少精力从事研究工作。相反，我的妻子倒是精力旺盛，要照料小孩，要去塞夫勒上课，还要在实验室做研究。她不浪费哪怕一分钟，每天能够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比我强。
1905年11月7日
从总体上说，尽管有来自外界的种种干扰，通过我们的主观努力，我们仍然保持了简单的生活，同以前一样，深居简出。1904年末，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出世，取名为艾芙·丹尼丝。她出生在克勒曼大街那所不大的房屋里，那时，皮埃尔的父亲居里大夫仍然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只同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有往来。
大女儿长大稍懂事以后，成了她父亲的小伙伴。她父亲对她的教育非常用心，喜欢在空闲时带她出去散步，在他的假期更是这样。他常常会正儿八经地与伊伦娜进行交谈，回答她提出的所有问题，非常高兴地发现她智力上的进步。两个女儿从小就得到皮埃尔·居里的钟爱，而他也总是耐心地了解孩子的要求，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成长。
皮埃尔·居里在其他国家有很高的声望，相比之下，他在法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拖到很晚，法国才总算跟了上来。皮埃尔·居里在45岁时已经是法国第一流的科学家，然而，作为一名教师，他的地位却很低。这种反常的情况引起了公众舆论的不满。巴黎科学院的院长李亚德（L．Liard）借助舆论的影响向议会申请在巴黎大学为皮埃尔·居里设立一个新的教授教席，并在1904—1905学年一开始又授予他巴黎科学院名誉教授的头衔。一年后，皮埃尔·居里正式离开理化学校，由郎之万接替他在该校的职位。
在巴黎大学设立这个新的教授席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初的计划是只设教席而不配置实验室。皮埃尔·居里觉得，他如果接受这个职位，不但没有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反而有可能失去原来还算差强人意的工作条件。他写信给他的上级，表示他决定仍然担任P．C．N．的教学工作。由于他的坚持，事情出现了转机。新教席追加了设置实验室和聘用必要人员的预算。实验室人员包括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和一个实验室工友，并决定由我担任实验室主任。对于这样的安排，我丈夫非常满意。
在离开理化学校时，我们感到恋恋不舍，我们毕竟在那里愉快地工作了许多日子，尽管工作条件很差。对于我们的棚屋，我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以后几年我们都会不时地回去看一看，棚屋尽管还在，但破损却越来越严重。后来，理化学校把它拆除，在那里建了新楼。我们保留有那座棚屋的好些照片。在拆除前，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给过我们很多帮助的忠厚的佩蒂特赶来告诉我，我的丈夫此时已经去世，我独自一人赶去最后一次朝觐了它。看着就要消失的棚屋，我思绪万千。黑板上皮埃尔·居里书写的笔迹还没有擦去，他一直是这个地方的灵魂。棚屋虽然寒碜，毕竟为他提供了从事研究的地方。目睹这里的一切，勾起了我对他的种种回忆。残酷的现实犹如噩梦一般，我多么希望能够在这里看到他高大的身影，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啊！
议会批准设立这个新的教授席，却没有决定立即建造一个实验室，而发展放射性这门新学科却不能没有实验室。皮埃尔·居里于是保留了他在P．C．N．的小工作室，并作为一种临时解决困难的办法，占用了当时P．C．N没有使用的一个大房间。后来又在院子里建造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
这就是国家最后给予皮埃尔·居里的全部优惠。想到法国的一位一流科学家，尽管早在他20岁时就已经崭露了他的天才，可是直到逝世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实验室供他进行研究工作，心中不免感到一阵悲哀。当然，他如果能够活得长些，也许会得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条件，但是随着他在48岁时英年早逝，这都成了空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热忱无私的学者，全部身心埋头于一项伟大的研究，可是一生都受到物质条件的掣肘，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该会留下多么大的遗恨啊！这个国家有她最优秀的儿女，是她最大的一笔财富，然而他们的天赋、才能和勇气竟然遭到荒废，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痛惜。
皮埃尔·居里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好实验室。由于他已经是社会名人，在1903年，他的上级感到了压力，劝他接受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他坚持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的他对这一类事情的看法，坚决拒绝了。同前面提到他写信给理化学校的校长拒绝法国教育部骑士勋章一样，这次他也写信给校长，信中明确说明了他需要的是什么：
我请你代我感谢部长，并请告诉他，我根本不需要勋章，我最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实验室。
在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的教授以后，皮埃尔·居里被要求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在这个新的教授位置上，他可以自定课程内容，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享有充分的自由。利用这种有利条件，他得以重新捡起他所喜爱的学科，向学生讲解对称定律、矢量场和张量场，以及这些概念在晶体物理学中的应用。他还打算扩充这一部分讲课的内容，使之把整个晶体物理学都涵盖进来。这部分内容用处很大，而在法国懂得的人却非常少。他讲课的另一部分内容是放射性，向学生介绍这个新领域的一系列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在科学上所引发的革命。
皮埃尔·居里要花很多时间备课，还经常生病，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实验室工作。这时，实验室的条件已有很大改善，而且管理也比较好。实验室的面积扩大了一些，已经可以容纳几个学生在里面工作。他在这里与A．拉伯德合作研究矿泉水和矿泉所释放的气体。这是他发表的最后的研究工作。
这时，他正处于他智力的顶峰。人们不得不佩服他在阐述物理理论时所进行的那种说服力非常强的严密推理、他对基本定律的那种透彻理解，以及他发现深藏在现象背后的意义的那种直觉能力。他的这种思维能力是他一生都在进行研究和思考而得以完善的。他的实验技巧一开始就十分突出，通过不断实践，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当他安装成一套精巧的实验装置时，他会像完成一件艺术品一样感到快乐。他还喜欢设计和制造新的仪器设备。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他要是不能每半年搞出个新玩意，就会闷闷不乐。天生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他兴趣广泛，会关注到许多彼此非常不同的研究方向，有时会令人吃惊地突然改变研究对象。
他对于自己要发表的研究结果，在科学内容上十分谨慎，务必真实和准确。他的论文，科学内容表述清晰，而且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也十分注意用词准确，绝不对没有完全清楚的事物下断言。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如下：
在研究未知现象时，我们可以先做出一个很普遍的假说，然后借助经验事实一步步地向前推进。这种方法比较可靠，但进展必然缓慢。反之，我们也可以大胆提出一个用来说明某种现象出现机制的精确假说。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启发我们可以用怎样的实验来证明所提出的具体假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具体的精确假说还能够在我们进行推理时心中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图像，不至于过分抽象。不过，我们也不能指望凭借实验结果就能构想出一个复杂的理论。具体的精确假说差不多总是在包含有一部分真理的同时也必然包含有一部分错误。精确的假说纵然包含有一部分真理，它也只构成了某个更普遍的命题的一部分，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一般性的命题。
最重要的是，皮埃尔·居里可以很快就想出一种假说，但是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尚不成熟的看法。他进行研究不是为了赶时髦急于发表什么，而更喜欢选择只有少数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某个冷门安静地进行研究。当放射性研究变得十分热火时，他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这个领域的研究，重新捡起他中断了的晶体物理学研究。他还想要对不同领域的各种理论问题做一番全面考察。
皮埃尔·居里对自己的教学工作非常用心，想方设法加以改进。他通过教学实践有了自己关于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的看法。他认为，教学应该联系实际，同大自然保持接触。教授协会刚一成立，他就说出了他的观点，希望能够被采纳。他说，“无论在男子中学还是女子中学，都必须把科学教育当成主要教学内容。”
“不过，”他又说，“这样一种观点大概很难得到支持。”
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施展，只可惜时间太短。他刚刚看到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概不会像以前那样艰难，他那辉煌的科学生涯便就随着他的突然不幸去世而猝然结束，真叫人痛心。
1906年，皮埃尔·居里的老病加重和过度疲劳，他和我及孩子们到切弗罗斯峡谷（Chevreuse Valley）去过复活节。那两天阳光明媚，一家人过得十分惬意。皮埃尔·居里和至爱亲人在一起，身心完全放松，他觉得疲劳感一下子减轻了许多。他和两个女儿在草地上嬉戏，接着又和我谈起她们的现在和未来。
回到巴黎，他参加了物理学会的一个聚餐会。他坐在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的旁边，同后者就教学方法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会后，我们两人步行回家，他仍然兴奋地向我继续谈他理想中的如何培养人才的想法，对于我赞同他的意见非常高兴。
第二天，1906年4月19日，他出席科学院教授协会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与其他教授讨论了该协会的宗旨。会后，他离开开会地点，在他横过多非纳路（rue Dauphine）时，从庞纽夫（Pont Neuf）驶来的一辆载货马车将他撞倒，车轮从他身上碾过。他受到严重的脑震荡，当即死去。
一场车祸就这样残酷地摧毁了一位奇才，摧毁了他的生命，同时也摧毁了他刚看到的那种希望。他永远也不能再回到他的研究室了，而研究室里，他从乡下采来的金凤花依然色彩鲜艳。
————————————————————
(1) 在我最近的访美之行中，美国妇女慷慨地赠送给我一克镭。布法罗自然科学协会还送了我一本出版物留作纪念。该书全面介绍了镭工业在美国的发展，其中收有皮埃尔·居里答复美国工程师提问的许多信件（1902和1903年）的照片，回答非常详尽。
(2) 当时1毫克镭元素价格约750法郎。
(3) 这些医生都得到过实业家利斯勒的帮助。他向他们提供了最初进行研究所需要的镭，并在1906创办了一所备有镭试样的医学实验室。此外，他还出资创办了一种专门发表关于放射性及其应用的期刊，刊名就叫做《镭》，由J．丹纳任主编。这是实业家慷慨赞助科学的一个实例，即使在今天也不多见。人们都希望这种对工业和科学家都能带来益处的好事变得多起来。
(4) 这种认为放射性与元素的原子发生变化有关的假说，还有一些其他假说，在卢瑟福加以具体应用之前，皮埃尔·居里和我就曾首先提出过这种思想。（请见1900年的《科学评论》（Revue Scientifique ），玛丽·居等人的论文）
(5) E．卢瑟福利用α射线的巨大能量在最近已经成功地将几种较轻的原子（例如氮原子）击碎，使之发生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