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五　译者后序

伊万·巴甫洛夫先生这一本巨著《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是自然科学最大的研究成绩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智慧最高的表现之一。谁都知道，大脑两半球的机能是复杂无比的东西，几乎是无从着手于实验研究的难题。两千余年以来，欧洲科学是逐渐进步的，但是关于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问题，在巴甫洛夫以前并没有什么基础巩固的科学性研究的成绩。巴甫洛夫先生自己也曾说过：“从加里来阿的时代起，自然科学的进程是不可遏阻的，但是在大脑的最高部分的前面，或者一般地说，在动物对于外界具有最复杂关系的这个器官的前面，首先显然地停顿起来。并且似乎是，这是自然科学的真正紧急的关头，而且这也难怪，因为人类大脑是大脑的最高的形式，它创造了并且创造着自然科学，而大脑本身现在却成为这个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了。”（《巴甫洛夫全集》，三卷，95页）巴甫洛夫先生因其消化器生理的研究告一段落而享受世界性的荣誉（1904年接受诺贝尔奖金）以后，以他本人无比的智力、精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领导着几百名优秀的门人，从事于科学难题中的这个难题的研究和解决，这样，30余年间的集体工作的结果，终于把这难题的钥匙掌握住了。

与他的伟大研究的成绩有关的最系统化的说明，就是《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的这本巨著。这本书是1927年出版的。很显然，这本书的内容是他最初20余年来的工作的总结。在本书出版以后，条件反射学说有关的新成绩是逐年增加的。在苏联研究这个学说的学者非常多，不止千人，当然与此并行地，有关的资料因此就更加丰富起来。在他逝世以前（1936年），他几次想把新的资料增补到这本书里来，但是因为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未曾能够达到修订的目的。然而这本书虽然只基于巴甫洛夫先生实验材料的一大半而写成的，可是本书的意义并不因此而减弱，正如巴甫洛夫先生在本书第三版的序文所说“……只有根据本书的系统，我们才可能透彻地理解，牢固地记忆。”

我们由这本书才可以获得有关条件反射学说的全部基本事项的理解。条件反射学说的重要理论和事实，如大脑机能的基本机制（一时性联系的形成，兴奋与制止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过程的扩展与集中，正性诱导与负性诱导）、大脑皮质镶嵌细工式的构造、神经系统的类型、实验性神经症等，只由这本书我们才可以正确地领会。在本书最后的部分，巴甫洛夫先生批评了他自己初步的结论，并提示了做科学研究的方针，这正是伟大的巴甫洛夫先生探求真理的道路，对于科学工作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这本书的真正价值，会与时俱进地为科学家所理解，这是绝对无疑的。苏联的大生理学家乌赫顿斯基（А.А.Ухтомский）先生关于条件反射学说的意义，曾经这样地说过：“我想重复地再说一句历史性的话，就是‘23世纪会向着我们这里看。’”乌赫顿斯基的这句话是极正确的。条件反射学说的宏大意义和实用性，一定是逐年地更加光辉灿烂的。

巴甫洛夫先生的大弟子贝可夫（К.М.Быков）院士曾经说过：“条件反射的知识对于医师、生物学者和哲学者是不可缺的需要。”事实上，教育学家、心理学者，如果不领会条件反射学说，恐怕是很难认清他们自己的任务的。

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附录五尤其重要的是条件反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上所占的地位。马列主义的反映论应该是我们思想上的指南针。在苏联，许多哲学家都公认条件反射学说是反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重要证明。为了更好地学习反映论，条件反射学说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译者从1945年起，即有志于这本书的翻译。自1949年至1951年春季止，译者在时代社出版的《苏联医学》上曾陆续地把《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当时的译名是《关于大脑两半球工作的讲义》）的一部分篇章译成中文，但是当时不曾能够完成完整的译本，这是很引为遗憾的。

巴甫洛夫先生的这部巨著，早有安烈勃的英文译本和林 的日文译本，此外，在30年代还有德文译本，译者不详。安、林两个译本都与巴甫洛夫先生原著颇有出入。数年以来，这本书的重译成为译者本人的一个中心志愿，曾经重译三四次，因为原文不仅理论深奥，而且文笔优美、逻辑精确，同时俄文和中文语法大不相同，而专门名词大都是巴甫洛夫先生创造的东西，如何把原文其意忠实地表达出来，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就在翻译工作进行中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现在最后译稿告一段落，本人在自己的责任感上，才觉得多少轻松一些。

本书的译本是根据苏联科学院1949年版本翻译的。巴甫洛夫先生的弟子贝可夫院士肩负了该版印行的责任，并且他做了一篇很长的后序，叙述了原书的纲要。在翻译的时候，译者也参考了1949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巴甫洛夫全集第四卷中的原文。

本书译文的最后，增加了若干的附录，这是为了参考条件反射学说发展方向的。

我们祖国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是决定性地胜利并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期。在毛主席号召之下，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已经成为我们新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中心任务。如果这个译本能够或多或少地成为学习苏联科学巨人伊万·巴甫洛夫学说的资料，因而有助于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思想的发展，这就是译者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诚恳的希望。

1953年2月戈绍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