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婚后生活，发现镭

婚后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与我前些年独自一人完全不同。爱情和共同工作使我和丈夫密不可分，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度过。我只从他那里收到过不多几封信，因为我们极少分开。我丈夫除了教学，剩下的时间全都扑在学校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上。他是学校的教授，而我也获准同他一起工作。

我们的住处在学校附近，节省了上下班的往返时间。由于收入有限，我不得不自己操持大部分家务，尤其是做饭。要把家务和科学研究两头都兼顾好并不容易，由于心情很好，我都没有耽误。重要的是，我们两人组成一个小家单独过日子，恬静，亲密，非常愉快。

我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在学习几门课程。我希望通过一个证书考试，获得可以为年轻女学生讲课的资格。有了这个证书，我才有可能被聘为教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1896年8月，我以第一名通过了考试。

在实验室紧张工作之余，我们的主要消遣是散步，或者骑自行车到乡下去游玩。我的丈夫特别喜爱户外活动，他对森林和牧场里的植物和动物充满了兴趣。他熟悉巴黎附近的每一个角落，我也喜欢乡村的景色。每次这样的郊游，他高兴，我也非常愉快，使我俩能够暂时忘掉紧张的工作而得到放松。我们还会带几束鲜花回家。有时乐而忘返，会玩到夜里很晚才归。我们还会定期去看望丈夫的父母，那里为我们准备有房间。

有了自行车，假期里我们还会骑车到更远的地方去旅游。骑着自行车，我们去过奥沃涅（Auvergne）山区和塞文（Cevennes）山区的很多地方，也去过海滨的不少地方。我们非常喜欢这种白天骑车，晚上总会到达一个新地方的长途旅行。如果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我的丈夫就会老想着实验室里的工作。有一个假期，我们到喀尔巴阡山区看望了我的家人。那次波兰之行，我的丈夫还学会了一些波兰语。

当然，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还是科学工作。我的丈夫备课非常认真，我会给他当助手，这对我的学习也有益处。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

我丈夫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他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学校的实验室进行自己的研究。后来，他在理化学校找到一个闲置不用的房间自己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这才有了更多的自由。从这件事我认识到，一个人即使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也可以工作得非常愉快。那个时期，我丈夫在研究晶体，而我则研究钢的磁性。那项工作在1897年完成并发表了论文。

就在那一年，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这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几个星期后，我丈夫的母亲去世，我们把他的父亲接来一起生活。这时，我们在巴黎近郊租了一所带花园的小房子，丈夫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住在那里。

既要照料我们的小伊伦娜和我们的家，又不放弃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成为一个大问题。放弃科学研究对于我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事情，我的丈夫也不敢想象。他常说，他得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妻子一起从事自己所忠于的事业。我们谁都不愿放弃我们两人如此珍惜的这种在事业上的合作。

显然，我们不得不请一位佣人，但是我仍然必须亲自关照孩子的所有细节。当我在实验室的时候，女儿由她祖父照看，他很爱她，也非常细心。他自己的生活也因为孙女而变得更加快乐。家庭和睦，我得以安心工作。只有在出现异常情况时我才会感到特别困难。比如孩子生病，夜里无法睡眠，那就会打乱正常的生活节奏。

不难理解，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世俗的人情往来，只同不多的朋友和像我们一样的科学工作者来往。我们与他们在家里或花园里交谈，同时，我手里还不停地给小女儿做着针线活。我们也与我丈夫的哥哥及其家庭保持着亲密接触。但是，我与我所有的亲戚都分开了，我姐姐带着丈夫离开巴黎回到波兰生活了。

就这样，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平静地生活着，并在这期间完成了我们生涯中的主要工作。从1897年末开始，这样工作了许多年。

我那时就选定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课题。我非常关注亨利·贝克勒尔关于稀有金属铀盐的有趣实验。贝克勒尔证明，把铀盐放在用黑纸包着的照相底板上，照相底板会感光，就像受到了光线照射。这种感光效应是铀盐发出的特殊射线产生的。这种射线不同于普通光线，它们能够能穿透黑纸。贝克勒尔还证明，铀发出的这种射线能够使验电器放电。他起初以为铀射线是铀盐曾经暴露在光线下的结果，但是实验表明，即使在黑暗中保存了几个月的铀盐也仍然在发出这种特殊的射线。

这种新现象令我丈夫和我兴奋不已，我决定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我首先想到，应该对这种现象进行精确测量。我决定利用这种射线能够使验电器放电的特性来进行测量。我没有使用普通的验电器，而是使用了一些更加精密的仪器。我进行首批测量时所使用的那些仪器，今天在费城医学院（Collea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in Philadelphia）就有一件仿制品。

没过多久我就得到了有意义的结果。我的测量表明，发出这种射线是铀的一种原子属性，而不论铀盐是处在什么样的物理或化学条件下。任何一种含铀物质，含有的这种元素越多，它发出的射线就越强。

接着，我想查明是否还有其他物质也具有铀的这种不寻常的特性。不久就发现含有钍的物质也具有类似的特性，而且那同样也是钍的一种原子属性。当我正打算对铀和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时，我发现了一件有意义的新奇事实。

我把许多矿石逐一拿来测试，结果发现有一些矿石具有放射性。这些矿石中要么含有铀，要么含有钍。当然，如果这些矿石的放射性与其中所含的铀或钍的数量成正比，那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矿石中，有几种显示的放射性竟然是铀的3倍到4倍。我仔细地查证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结果证明确实如此。对此，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些矿石中大概含有一种具有很强放射性的未知元素。我的丈夫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急切地想找到这种设想中的元素。我和丈夫一同努力，很快就得到了结果。开始时我俩谁也不曾想到我们从此便踏上了一条通往新科学的道路，而且以后的一生都会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

当然，在开始提取新元素时，我并没有指望这种新元素的数量会比较多，因为我对这些矿石的成分已经做过比较精确的分析。我作了保守的估计，认为未知物质在这些矿石中的含量至少应该达到百分之一。但是随着提炼工作的进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新的放射性元素只可能有极其微小的比例，也就是说，它的放射性一定非常强。我们的研究条件非常差，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找的那种物质的真正含量是如此小，真不敢说我们是否还会不顾一切地坚持下来。现在我只能说，我们的工作在不断取得进展，而困难也在不断增加，我们凭着一种信念始终没有放弃。事实是，经过几年最艰苦的劳作，我们终于成功地完全分离出了这种新物质，它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镭。下面我来简略地介绍我们的研究和发现过程。

由于在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种未知物质具有怎样的化学性质，只知道它在发出射线，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它发出的射线来寻找它。我们首先分析来自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的沥青铀矿。我使用的是通常的化学分离方法，但是每得到一种产物，都利用我们那相当精密的电学装置来检测它的放射性，这样就建立起一套新的化学分析方法。继我们的工作之后，这种方法得到推广，结果又发现了大量放射性元素。

几个星期后我们便能够确信先前的猜测是正确的，因为得到的提取物的放射性正在有规律地逐渐增强。几个月后，我们就从沥青铀矿中分离得到了一种与铋混合在一起的物质，它比铀的放射性强得多，而且有相当确定的化学性质。1898年7月，我们宣布了这种新物质的存在。我给它取名为“钋”，以纪念我的祖国波兰。

在发现钋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又发现从沥青铀矿分离得到的钡中也混合着另一种新的元素。再经过几个月更紧张的工作，我们终于也分离得到了这第二种新物质。后来的研究表明，这是比钋还要重要得多的一种物质。1898年12月，我们宣布了这种新的、现在十分著名的元素的存在。我们给它取名为“镭”。

然而，关于这两种新元素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发现了这两种不同寻常的新元素的存在，但是，那主要是通过它们的辐射特性发现的。这两种物质以微量同铋和钡混合在一起，我们只是根据它们的强放射性才知道它们不是铋和钡，还必须把它们以纯元素的形式分离出来。紧接着，我们就着手这项工作。

要分离出这两种新元素的纯元素形式，我们的设备就显得太简陋了。这需要对大量矿石进行细致的化学处理。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合适的实验室。要做的事情很多，又很艰难，却得不到其他人的帮助。一切简直就是白手起家。如果说我早先求学的那些年是我姐夫所形容的我一生中的英勇奋斗时期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丈夫现在所处的时期则是我们共同生活中真正的英勇奋斗时期。

我们通过实验获知，在圣约阿希姆斯塔尔铀矿处理过的废矿渣中肯定遗留有镭。得到拥有该矿的奥地利政府的允许，我们免费拿到了一些铀矿渣。在当时，这种废矿渣是根本不值钱的，我就用之来提取镭。用袋子装着的混杂有松树针叶的褐色灰土样子的废矿渣运来之后，我立即进行了检测。当我发现这些矿渣的放射性甚至比原始矿石还要强时，我高兴极了！真是运气，幸好这些废矿渣没有被扔掉或者以某种方式处理掉，它们就堆在铀矿附近的松树林中形成一座小山。过了一段时间，在维也纳科学院的建议下，奥地利政府再让我们以很低的价格购得了几吨同样的废矿渣。我一直就用这些原料来制取实验室所需要的镭，直到我收到美国妇女赠送给我的极其珍贵的一克镭为止。

理化学校无法给我们提供一处合适的处理矿渣的地方，事实上，学校也没有更好的地点。校长允许我们使用一间遗弃的棚屋，它以前曾被用作医学院的解剖室。棚屋的玻璃屋顶还漏雨。夏天闷热难当；冬天则好似冰窖，取暖的铁炉不过聊胜于无，只有在它的近旁才稍微有点暖和气。当然，我们还需要化学家所使用的那些提炼设备。我们只有几张旧的松木桌子、几座熔炉和几盏煤气灯。许多化学操作还不得不在棚屋前的院子里进行，因为操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刺激性的气体。尽管这样，棚屋里经常还是充满了这些刺激性的气体。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常常被搞得精疲力竭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这间寒碜的旧棚屋中，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和最愉快的岁月，我们在这里整天工作不停。我常常会在棚屋里做午餐，为的是不要中断某些特别重要的操作。有时，我必须拿着一根几乎和我身高一样长的沉重铁棒整天不停地搅动沸腾的溶液。一天下来，累得整个身体简直就要散架。在另一些时候，我又必须对数量极少的一点物质进行非常精细的分级结晶工作，为的是将铀浓缩。在这种时候，我最苦恼的是没有办法保护好那些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制品，使它们不受空气中漂浮着的铁屑和煤尘的污染。尽管工作十分辛苦，但是这段日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在这里进行的研究不会受到外来的打扰，一切都可以从容不迫地按照计划进行。工作在一点一点地取得实际进展，而且还有希望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会让我激动不已。有时候，在辛辛苦苦干了一阵之后却事与愿违，我也会气馁。好在这种情绪不会持续多久，我总能重新振作起来。休息时，我和丈夫喜欢在棚屋的周围散步，一面走，一面静心地讨论我们的工作。

夜里进入我们的工作室也是一种乐趣。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发出柔和亮光的瓶子和器皿，那里面装着我们的产品。那种神奇美丽的景象，我每次看到都会感到新奇。那些隐约发光的试管看起来就像装饰在圣诞树上的彩灯。

我们这样工作了几个月，即使在短暂的假期也几乎没有中断。工作的初步结果提供了越来越明确的存在着新的放射性物质的证据。我们的信念更加坚定，我们的工作也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同时，我们也找到了获得更多原料的途径，还能够把一部分对原料进行前期粗加工的工作转移到一家工厂去做，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后期的精细处理工作。

在这个阶段，我集中精力进行镭的提纯工作，我的丈夫则埋头研究这种新物质发出的射线的物理性质。在处理完一吨沥青铀矿废渣之后，我们才得到了明确的结果。原来，即使在含量最多的这种矿物中，一吨原料里最多也只含有几分克的镭。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我分离得到的物质显示出了纯化学物质所具有的全部特性。这种物质——镭——有它特有的特征光谱，我还测定了它的比钡还要高得多的原子量。这些结果是在1902年取得的。我那时手头只有一分克非常纯的氯化镭。我们差不多花了四年时间才取得了在化学方面所要求的那些科学证据，证明了镭确实是一种新元素。如果我有足够的研究条件，做这同样的事情也许只需要一年。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成果是奠定了一门新的放射性学科的基础。

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又提纯得到了几分克的纯镭盐，使我能够更加精确地测定镭的原子量，甚至还分离得到了纯金属的镭。然而，证实镭的存在和确定它具有的性质，却是在关键的1902年。

那几年，是我和我的丈夫生活在一起，能够全神贯注地从事研究工作的日子，不过情况也有一些变化。1900年，日内瓦大学邀请我丈夫去那里担任教授，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巴黎大学也聘请他担任助理教授。我自己则应聘在塞夫勒女子高等师范学校（Normal Superior School for young girls at Sèvres）为那些女孩子讲课。这样，我们就仍然留在了巴黎。

我对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工作很有兴趣，尽了最大努力去培养学生们的实验室实际工作能力。学生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孩子，她们是通过了严格的考试才得以进入这所学校，但是她们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够达到今后成为国立中学的一名合格教师所要求的那些条件。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学习热情都很高，对于我来说，教她们学习物理学实在是一种快乐。

自从我们宣布发现了镭之后，我们的名声倒是大了起来，但是我们的实验室工作却受到了干扰，生活也乱了套。1903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取得了学位。同年末，由于发现了放射性和新的放射性元素，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贝克勒尔、我丈夫和我物理学奖。这件事使我们的工作广为人知，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得不到片刻安宁。每天都有来访者，邀请我们做报告或向我们约稿。

获得诺贝尔奖是极高的荣誉，而且，这个奖项的奖金能够为我们提供的物质条件要比普通的科学奖高得多。这当然非常有助于我们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然而非常不幸，我们由于过度劳累，不是我生病就是我丈夫生病，所以迟至1905年我们才前去斯德哥尔摩。在那里，我的丈夫作了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们受到了热情接待。

以前，由于工作条件太差，不得不长期超负荷劳作，我们都十分疲劳。接着，公众的不断侵扰，使我们更加疲惫不堪。我们原来主动与世隔绝的生活被破坏，无干的琐事使我们不胜其烦，简直就是受罪。我们的生活习惯受到了严重干扰。我已经说过，为了维持我们的家庭和科学研究，我们必须心无旁骛，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当然，为我们造成麻烦的那些人一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们不明白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904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艾芙·丹尼丝（Eve Denise）降生，自然，我不得不暂时中断我的实验室工作。同一年，我们由于获得诺贝尔奖受到公众的普遍赞誉，巴黎大学新设立了一个物理学教席，给了我的丈夫。而且，我也被聘为打算为他建立的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不过，这个实验室后来并没有建立，只不过腾出了几个房间供我们使用。

1906年，正当我们就要搬离我和我的丈夫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美好时光的破旧的棚屋实验室的时候，一场可怕的灾祸降临了。那场灾祸夺走了我的丈夫，抛下我一人独自抚养我们的孩子，也必须由我一人独自来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

我实在无法表达失去丈夫——我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给我的打击和对我的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我被打垮了，感到无法正视未来。但是我没有忘记我的丈夫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即使他不在了，我也必须继续我的工作。

公众才刚刚知道与我丈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重大发现，他就去世了。公众，尤其是科学界，深感这是国家的不幸。应该说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情感，巴黎大学理学院决定授予我教授教席，我的丈夫在巴黎大学担任这种教席才一年半。那个决定是一个特例，因为在那以前还从没有一位女性得到过这种职位。巴黎大学做出这个决定既是对我的尊重，也给了我继续进行研究的机会，否则我就不得不放弃研究工作。我并没有期望得到这类报偿，除了能够按我自己的意愿进行科学研究，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在丈夫去世的悲伤心境下得到这样的荣誉，内心倍感沉重。我甚至怀疑我是否能够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经过一段犹豫，我认为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在1906年，我作为助理教授在巴黎大学开始了我的教学工作，两年后，我被授予教授头衔。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处境，生活的压力明显加大了。我现在得一人挑起从前由丈夫和我共同承担的责任。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特别细心，幸好我丈夫的父亲继续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十分乐意帮助我照料孩子。他喜欢和自己的孙女在一起。儿子去世之后，有孙女陪伴成为他的主要慰藉。在祖父和我的悉心照料下，孩子们继续有一个欢乐的家。我的公公和我把悲痛隐藏在心里，孩子们太小，她们还不懂得这些。我的公公非常想居住在乡村，于是我们在巴黎郊区的索城买了一所带花园的房子，我从那里半小时就可以到城里。

住在乡村真是太好了，不仅我的公公喜欢这种新环境，尤其是那个花园，我的两个女儿也可以在空旷的乡村玩耍嬉戏。不过，她们同我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我得给她们请一位女家庭教师。当我女儿的家庭教师的，先是我的一个表妹，后来是一位非常负责的妇女，她此前曾带过我一个姐姐的女儿。两个家庭教师都是波兰人，因此我的两个女儿都学会了我的母语。在我悲痛的日子，时不时会有我在波兰的某个亲属来看望我，我也会安排在假期到法国的海滨与他们相聚，有一次是安排在波兰的山区。

1910年，我亲爱的公公不幸病逝，这让我悲痛了好些日子。他去世前曾受过疾病较长时间的折磨，我总是挤出时间尽可能多地陪伴他，认真听他回忆他过去的那些岁月。公公的去世对我的大女儿影响很大，她当时12岁，已经懂得有祖父陪伴的欢乐日子是如何的宝贵。

在索城，没有什么适合于我两个女儿就读的学校。小的那个年龄还小，主要是关照她的健康，多做户外活动，进行一点启蒙教育。她已经显示出活泼聪敏的性格，具有不平常的音乐天分。她姐姐在智力方面像她父亲，反应不快，但已经能看出具有较强的推理能力，而且喜欢科学。她曾在巴黎的一所私立学校就读过，但是我不想让她继续读公立中学。我总觉得这些学校坐在课堂上听课的时间太长，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我的看法是，在孩子的教育中，应该重视他们的成长和身体发育的需要，还应该留出一些时间培养他们的艺术修养。大多数学校——现在也是如此，各种读写训练占去的时间太多，留有太多的家庭作业。我还认为这些学校的科学课程普遍缺乏实际练习。

几位大学里的朋友与我观点一致，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共同教育孩子，每个人负责一门课程，给所有的孩子上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忙于其他的事情，孩子们的年龄也不相同，但是大家都感到进行这样一种教育小试验很有意思。我们上课的课时不多，但是我们把提高文化素质所要求的文理两方面的知识很好地重新结合在一起。科学方面的课程都有实践练习，孩子们兴趣很大。

我们自己组织的这种教育进行了两年，证明对于大多数孩子是非常有效的，我的大女儿就受益匪浅。经过这种预备教育，她考进了巴黎一所学院的高级班，而且还不到正常年龄就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学士考试，此后再考入巴黎大学继续学习。

我的小女儿在她早期的学习中没有得到过我们自办的这种教育的好处，起初只能勉强跟上学院的课程，后来才没有困难。她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学生，在各方面的表现都能令我满意。

我要求两个孩子必须进行合理的体育锻炼。除了户外散步，我还向她们强调了做体操和参加其他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在法国，在这方面对于女子的教育至今仍然是比较忽视的。我要求她们定时做体操，我让她们假期去爬山或到海滨去游泳。两个孩子的划船和游泳技术都不错，也不怕长途步行或骑自行车。

当然，关心我孩子的教育只是我责任的一部分，工作占去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常有人问我，特别是一些妇女，我是怎样安排好家庭生活和我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的。我承认，这的确不容易。为此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和不怕自我牺牲。我和现在已经长大的两个女儿感情深厚，彼此关心，互相谅解，生活十分愉快。在我们家中听不到一句重话，更不会有自私的行为。

1906年，在我接过我丈夫在巴黎大学的教席时，我只有一间临时的实验室，地方很小，设备也非常少。有几位科学家和学生此前就在那里同我丈夫和我一起工作，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将研究继续下去。

1907年，我得到了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先生的极其宝贵的赞助，他按年资助我的实验室一笔奖学金，使得一些极有才华的学生和科学家能够把他们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对于那些具有科学志向而又具有才能的人，这样的基金是雪中送炭，能够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为了发展科学，我希望有更多的这一类基金。

至于我自己，我还得再用大量时间来制取几分克非常纯净的氯化镭。正是利用这些氯化镭，我才得以在1907年重新测定了镭的原子量，并在1910年分离得到了金属镭。分离金属镭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这是在我们实验室里的一位非常出色的化学家的帮助下完成的。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行过这种分离工作，因为在这种分离操作中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将镭丢失。我终于亲眼看见了这种神秘的白色金属。可是我不能让它保持在这种状态，因为我要用它来做进一步的实验。

至于钋，我还没有分离出金属钋。钋在矿物中的含量甚至比镭还要少得多。不过，我的实验室已经得到了浓度很高的钋的化合物，我利用这种物质进行了不少重要的实验，特别是关于钋的辐射生成氦的实验。

我特别重视改进实验室的测量方法。如我所讲过的，镭的发现就多亏了能够进行精确的测量。我相信，有了高效率的定量测量方法就还有可能做出新的发现。

我设计了一套相当不错的间接测量镭的数量的方法，即测量镭所产生的一种叫做“镭射气”的放射性气体。这是我的实验室里常用到的一种方法，它能够测出极微量的镭（小于1毫克的一千分之一），其精度也能够满足要求。对于数量较大的镭，则多是利用它们发出的具有穿透性的射线即γ射线进行测量。我的实验室也配置有适合于进行这种测量的专用设备。利用镭发出的射线来间接测量镭的数量，比在天平上直接称重容易些，也更加准确。不过，这两种测量方法都要求有可靠的计量标准。所以，我必须认真考虑镭的计量标准问题。

可靠地测定镭的数量，不用说，这对于实验室工作和科学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由于这种物质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疗，只有准确地测出镭的含量才有可能有效地控制医疗上所使用的镭的相对纯度。

在法国，当我丈夫还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人使用我们实验室制备的样品进行过首次利用镭的生理效应治疗疾病的实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于是，立即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医学分支——镭疗法（在法国叫做居里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很快便在法国，接着再在其他国家得到广泛应用。为了提供镭疗法所需要的镭，不久又有了生产镭的工业。第一家生产镭的工厂建立在法国，运转正常。此后在其他国家也陆续出现了不少生产镭的工厂。目前最大的制镭工厂在美国，那里有大量的钒钾铀矿（卡诺石）可以用作原料。镭疗法和镭生产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在治疗好几种疾病特别是癌症上所发挥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更好地应用这种新疗法，在许多大城市还成立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中，有的拥有多达几克的镭。每克镭的商品价格现在大约是70000美元。之所以如此昂贵，是因为矿石中含有的镭极少。

能有幸目睹我丈夫和我的发现最终成为带给人类的福祉，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发现镭不止是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还在于它能够在解除人类的某些痛苦和治疗某些可怕疾病方面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这一切才是对我们多年辛劳的最好回报。

要想有效地应用镭疗法，自然就必须精确地知道所使用的镭的数量。因此，如何对镭进行计量，不仅对于物理化学研究非常重要，对于镭工业和医学也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考虑到这种种需要，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一致同意以得到仔细称重的确定数量的纯镭盐作为镭计量的一个国际标准。我受委托制备这个作为基准的原始计量标准。每个国家通过与这个原始标准进行辐射量比较，再制备它们各自的二级计量标准。

这项工作非常精细，因为作为计量标准的样品的重量极小（大约21毫克氯化物），很不容易作精确测定。我在1911年完成了这项制备标准样品的工作。这个标准是装在一支几厘米长的细玻璃管内的纯净镭盐，我曾用它来测定镭的原子量。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标准，它现在保存在位于巴黎附近的塞夫勒国际度量衡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at Sèvres）里。委员会还批准了几个与这个原始标准进行比较而制定二级标准投入使用。在法国，是由我的实验室通过测量辐射的方法来检测装在玻璃管内的镭的含量，任何人都可以把他的镭带到这里来检测。在美国，是由那里的标准局进行这种检测。

1910年接近年末的时候，我被提名由政府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早先，我的丈夫也曾被提名，但是他拒绝一切荣誉称号，没有接受那枚勋章。我在所有事情上的观点都同我的丈夫一致，自然也不会接受这种授勋，尽管政府一再坚持。那个时候，有几位同事劝我参加竞选巴黎科学院院士，我的丈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就是巴黎科学院院士。我很犹豫，因为按照惯例，竞选人不得不对现任院士进行大量拜访。不过我最后还是同意了，因为当上科学院院士会给我的实验室带来好处。我的参选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特别是，这涉及妇女能否进入科学院的问题。许多院士根本就反对妇女当院士。投票结果，我获得的票数比当选票要少几张。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愿去竞选什么了，我厌恶拉私人关系。我认为，所有这一类选举都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决定，不应该掺杂任何私人关系。事实上，好些科学协会和学术团体都是在我没有提出请求和采取什么个人行动的情况下就吸收我成为它们的成员。

所有这些让我不得不分心的烦人事情使我在1911年底生了重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二次——这次是我单独一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给我的极不寻常的殊荣，高度评价了我发现两种新元素和分离出纯镭的工作。虽然正在生病，我还是去斯德哥尔摩接受了奖状。对于我来说，这次行程非常艰难，幸好有我二姐和女儿伊伦娜陪伴。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给我印象至深，犹如举行国家庆典，庄严而隆重。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接待，特别是瑞典的妇女。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由于在病中过度劳累，回来后我又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患了重病，同时也是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我把家从索城搬到了巴黎城里。

1912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华沙的镭实验室的创建工作。那是由华沙科学学会建立的一个实验室，他们请我给予指导。我无法离开法国回到祖国去，但是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帮助组织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1913年，我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我回到华沙参加了实验室的落成仪式。同胞们把我当成亲人一样欢迎我，他们在那样一种困难的特殊政治环境下仍然成功地进行有益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身体刚刚稍有好转，我就立即重新投入到在巴黎建设一个合格的实验室的工作当中。实验室终于在1912年建成，并开始工作。巴斯德研究所希望与这个实验室联合，于是根据巴黎大学校方的意思，决定建立一个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准备包括两个实验室，一个物理实验室和一个生物实验室。前者研究放射性元素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后者研究放射性元素的生物学和医学应用。然而，由于缺乏资金，建设工作进展缓慢，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这个镭研究所也没有完全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