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战时期的救护工作

1914年，一切似乎都同往年没有两样，我的两个女儿照常先于我离开巴黎到外地去度暑假。她们由一位我完全信赖的女家庭教师陪伴，住在布列塔尼（Brittany）海滨一所小房子里。那个地方还住有我们几位好朋友的亲属。我的工作太忙，通常都不可能同她们在一起度过整个假期。

7月的最后的几天，我正准备去布列塔尼与他们相聚，突然传来的一个很坏的政治消息，说是马上就要进行军事动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立即离开巴黎，我得观察事态的发展。8月1日发布动员令，紧接着就是德国对法国宣战。本来就不多的几位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都响应动员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人和一位技师，他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不能参军。

接下来的历史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只有在1914年8月和9月那些日子一直待在巴黎的人，才能够真正懂得这座首都的人民当时所显示的那种同仇敌忾和沉着应敌的勇气。很快，整个法国都动员起来，大批军队开赴边境去保卫国土。我们的全部神经都在关注来自前线的消息。

头几天的形势不太明朗，接着，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首先是比利时遭受入侵，那个小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然后是德国军队沿着瓦兹河谷（the Valley of the Oise）正在向巴黎突进。不久，则是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Bordeaux），随之是被遗弃的巴黎市民的大逃亡，他们不能或者不愿面对可能被德国占领的危险。火车严重超载，把大批的人运到乡下，他们大多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然而，在那个灾难来临的1914年，从总体上说，巴黎人民沉着冷静，决心抗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年的8月末和9月初，天气格外晴朗，阳光灿烂，对于留下来的人来说，这座伟大的城市连同它那历史悠久的美丽建筑似乎显得尤其亲切和可爱。

当德国军队攻占巴黎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保管好放在我实验室里的那些镭制品。我按照政府的指示将这些镭转移到了波尔多。我不想离开我的实验室太久，自己很快又返回到巴黎。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坐在一列载着政府人员和行李的火车行驶着离开巴黎所看到的情景。在不远处的国道上，人们驾驶着汽车匆忙逃离这座首都，形成了一条移动的长龙。

火车在晚上才到达波尔多。我带着一个里面装着用铅屏蔽着的镭的沉重包裹，不知如何是好。我搬不动这个包裹，只好呆在一个公共场所干等着。幸好有一位同乘一列火车到达的好心人，他是政府的职员，设法在一个公寓住宅为我找到一个房间才住了下来。当时，所有的旅馆全都超员住满了人。第二天上午，我赶紧把镭放到一个安全地方，接着，颇费了一番周折，搭上一列军用列车，于当天晚上就赶回巴黎。住在波尔多的那天夜里，我有机会与那里的人交谈了几句。他们很想从来自首都的人那里打探一些消息。我也注意到，当他们听到我非常自然地说起还要赶回巴黎时，既感到吃惊，又多少得到了一些宽慰。

返回巴黎的行程在途中耽搁了很长时间。火车在半道上停车，呆在轨道上一连好几小时一动不动。搭顺车的乘客只能从有食品供应的士兵那里分得很少一点面包。到了巴黎后，听说德国军队改变了行进方向，马恩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Marne）已经打响。

在那次重大战役激战期间，我和留在巴黎的居民一起体验了希望和焦虑混杂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我一直担心，如果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我就将与我的两个孩子长久分离。可是，我觉得我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马恩河战役结束，我们取得了胜利，被占领的紧迫危险解除。我终于可以让我的女儿从布列塔尼回到巴黎，继续她们的学习。当时，许多其他家庭的想法是最好远离前线，到乡下去躲避战火。我的两个孩子却不愿意离开我和她们的学业，坚持要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每个人在那个时候的压倒一切的责任，是要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来帮助国家度过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政府并没有给大学的教职员提出过要做什么的要求，可是学校的每一个人都主动地积极行动起来。我也在考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希望把我的科学知识最有效地服务于国家。

在1914年8月接连发生的事情说明法国先前的防御准备是很不充分的。战争初期的混乱局面使公众尤其认识到，法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组织结构存在着严重缺陷。我也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为法国尽自己责任的领域。我立即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直到战争结束和其后一段时期。我的工作是为军队医院配置放射学诊断和放射学医疗设备。在那些艰难的战争岁月里，我在加紧研究战时医学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难题的同时，还必须把我的实验室搬迁到新建的镭研究所的建筑物里，并尽可能设法维持正常的教学。

大家都知道，X射线为医生提供了一种特别有用的诊断疾病和创伤的手段。利用X射线透视可以发现和确定进入人体的弹片的位置，这对于取出弹片有很大帮助。X射线还可以显示骨骼和内部组织受到的损伤，使医生能够知道人体内部损伤恢复的情况。在那场战争期间，X射线的使用拯救了许多伤员的生命，还使许多人免除了长期伤痛的折磨。对于所有的受伤者，X射线都提供了更多的康复机会。

可是，在战争初期，法国的军队卫生部门根本就没有放射学医疗设备，民间的也少得可怜，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医院里才有，相关的专家也只是在大城市里有那么几个。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全法国新建立了大量医院，在这些新医院里也照常没有使用X射线。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先是把实验室和库房里能够找到的那些仪器设备全部收集到一起，在1914年8月和9月建立了几个放射学诊断站，并由经过我培训的一些志愿者进行操作。这些放射学诊断站在马恩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放射学医疗站还不能满足分布在巴黎各处所有医院的需要，于是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我又组装了一辆X射线诊断车，那是用一辆旅游车改装的。车上有一套完整的放射学诊断设备，还有一台由汽车马达带动的发电机提供产生X射线所需要的电力。巴黎周围大大小小的医院都可以请求这辆诊断车赶去协助治疗。这种诊断车处理的大多是危重伤员，医院不可能把他们运送到较远的地方。

这项工作的初步结果表明，我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要感谢社会各界的特别捐款，还有一个叫做“全国伤兵救援会”的救援委员会对我的帮助，我才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我的计划规模。我在驻扎有法国和比利时军队的地区以及在法国的一些没有军队的地区建立起大约200个放射学诊断站，或者改善了那里的物质条件。此外，还充实了我的实验室的设备，并给军队送去了20辆X射线诊断车。许多乐于提供帮助的人，有的捐赠汽车，有的捐赠设备。这些诊断车对部队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些私人捐赠的设备在战争的头两年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那时，连正规的军队医院都几乎看不到X射线诊断设备。这些由私人自发建立的诊断站的示范作用终于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X射线诊断的重要性，后来，卫生部也陆续建立了不少X射线诊断机构。然而，部队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我与政府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甚至战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我个人是由于亲眼看到了救护站和医院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才得以坚持不懈地从事X射线诊断技术的推广工作。我要感谢红十字会的帮助和卫生部的许可，使我有机会到各个军事区和法国其他一些地方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我曾经好几次到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区域考察那里的战地救护站，到过亚眠（Amiens）、加来（Calais）、敦刻尔克（Dunkirk）、福尔内斯（Furnes）和波佩林赫（Poperinghe）。我还去过凡尔登（Verdun）、南锡（Nancy）、吕内维尔（Luneville）、贝尔福（Belfort）、贡比涅（Compiegne）和维勒-科特莱（Villers-Cotterets）。我曾经留在这些离前线较远地区的许多医院工作过。那里的工作非常紧张，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我。我会永远记住那些宝贵经历，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困难中接受过我帮助的人寄来的感谢信。

一般说来，我的每次出行都是应外科医生的要求去协助他们工作。我会带着我个人使用的那辆X射线诊断车。这样，通过在医院亲自检查伤员，我可以知道那个地区有些什么特殊需要。回到巴黎后，我会设法搞到他们所需要的设备，然后尽快返回当地去安装这些设备。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那里的人都不会安装。在那里，我会把设备交给我认为靠得住的人，再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设备。通常，经过几天紧张的培训，选定的操作员便可以独立操作X射线诊断设备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伤员接受了检查。那些同我一起工作的外科医生，通过实际诊断，也懂得了如何根据X射线的检查结果来判断伤情（那时的外科医生中很少有人懂得如何利用X射线的检查结果）。我与他们在工作中建立的这种友好关系，使我后来推广X射线诊断的工作变得容易多了。

有几次，我的大女儿伊伦娜也陪着我一起到外地。她那时17岁，刚完成预科学习，正要升入巴黎大学深造。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为抗击敌人做些事情，学习了护理，也会操作X射线设备，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尽其所能帮助我。她曾在福尔内斯—伊珀尔（Furnes and Ypres）前线，后来又在亚眠前线做战地救护工作，因工作出色多次得到过救护队的书面褒奖。战后还得到了一枚勋章。

那些年在战地医院的工作，给我女儿和我都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情。那时的行路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常常会感到无法再继续前进，也不知道前面是否有住宿的地方和能否找到食物。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坚持不懈总有好报，还总能遇到好心人。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得亲自办理各种手续，拜访无数军官以申请通行证和请求将我携带的设备搭上军车。许多时候，我必须在雇来的搬运工的帮助下亲手把仪器设备送上火车，这样才能放心我的设备确实是被运到了前方，而不是留在车站上需要等待许多天。到达目的地后，我还得亲自到货物堆积如山的车站去取回我的设备。

如果是乘坐X射线诊断车跑路，则又有许多其他的麻烦。比如说，我得找一个安全的停车地点，为我的助手们寻找住处，为汽车准备必要的零配件，等等。由于当时缺少司机，我还学会了开车，必要时就可以自己驾驶。由于我亲自在督促所有这些事情，尽管向中央卫生部提出的申请总是批复迟缓，而我的那些仪器设备通常都能够迅速运到目的地及时投入使用。军队的领导能够从我这里得到帮助，特别是解决了他们的紧急需求，都十分感激。

现在，我女儿和我每想起战地医院的那些工作人员，心中总是十分怀念，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同那里的医生和护士相处得很好。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全都无私地竭尽全力为伤病员服务，而且经常是超负荷工作。我们的配合十分愉快，我女儿和我都受到了他们的献身精神的感染。我们是肩并肩一起战斗的战友。

当我们在比利时的战地医院工作的时候，几次遇到过比利时艾伯特国王（King Albert）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亲临视察，我们曾多次被引见。他们的那种献身精神和对伤员的关怀，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最让我们感动的还是伤员们在与我们接触和接受检查时的那种非凡的表现，他们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进行X射线检查时不得不移动他们的身体，尽管这会增加他们的疼痛，可是每一个人都会尽力配合我们的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你会很快与他们亲近起来，还能像朋友那样聊上几句。他们大多不了解X射线检查，希望知道这些新奇设备对他们的治疗有什么作用。

我也绝不会忘记战争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残忍破坏。我憎恨任何发动战争的想法，大概任何人只要看见一次我在那些年里曾经多次见到过的残酷场面，就会同我一样憎恨战争。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抬送到战地医院来，身上满是泥土和鲜血，许多伤员受伤太重正在死去，另一些伤员也要遭受好几个月的痛苦和折磨才能够慢慢痊愈。

那时要克服的困难很多，其中之一，是难以找到受过必要训练的助手来操作我的那些设备。战争之初，没有几个人懂得X射线，机器设备都是由一些生手操作，很容易损坏，不久就不能使用。事实上，大多数战地医院的X射线设备操作都比较简单，并不需要掌握多少医学知识。普通知识分子，只要有学习能力，有一点机电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很快学会。教授、工程师和大学生，更容易成为非常优秀的X射线诊断设备的操作员。我的困难在于，我只能到暂时还没有服兵役的人中或者驻扎在我所在地方的军队中去挑选我所需要的操作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找来了合适的人，刚对他们进行了培训，军队一声命令就把这些操作员调走了。这样，我又得重新找人和重新进行培训。为了解决操作员的问题，我决定培训妇女来做这项工作。

我于是向卫生部建议，为伊迪丝—卡维尔医院（Edith Cavell Hospital）刚建立的那个护士学校附设一个放射医学班。卫生部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镭研究所就在1916年开办了这个附属班，在战争结束前的几年总共培养了150名女性X射线诊断设备操作员。参加这个附属班的学生大多数原来只有初等教育的学历，但是毕业后都工作得很好。这个附属班的学习内容，包括了必要的理论课程和多方面的实际工作训练，也要学习一些解剖学知识。上课的老师不多，全都出于志愿，其中也有我的女儿。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卫生部为此专门对我们进行了表扬。这个附属班定下的目标原本是把学生培养成医生的助手，然而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正是我在战争期间一直从事推广放射医学的工作，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我对战时的放射医学有了比较广泛的认识。我觉得应该让公众对这方面的知识有更多的了解。于是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放射医学与战争》（Radiology and the War ）。在这本书中，我用许多生动的事例介绍了放射医学的重要性，并将放射医学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和它在以前和平时期的应用进行了比较。

下面，我再来介绍我在镭研究所里开展被称为镭疗的医疗服务的情况。

1915年，我那为了确保安全曾经暂时存放在波尔多的镭被运回巴黎。在那种紧张的战争环境当然不会有时间进行正常的科学研究。我决定，在确保不会丢失这种珍贵物质的前提下设法把它用于伤员治疗。我向医疗部门提供的不是镭本身，而是每间隔一定时间收集到的从镭散发出来的镭射气。

在比较大的专门实行镭疗的研究所，使用镭射气在技术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事实上，比起直接使用镭，在许多方面反而更加简便易行。可是，法国并没有国立的实行镭疗的专门机构，也没有医院使用过镭射气。我主动提出，我们可以定期向医疗机构提供装有镭射气的玻璃管。卫生部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将这项服务取名为“镭射气供应站”。这项服务从1916年开始，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此后还维持了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必须自己动手来制备这些镭射气玻璃管，这是一项非常精细工作。许多伤员和病人，有军官和士兵，也有平民，都得到过这种玻璃管的治疗。

在巴黎遭受炮击的那些日子，卫生部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防护措施，以确保制备镭射气玻璃管的实验室不会被炮弹炸毁。同镭打交道很不安全（我有几次感到身体不适，我判断就是经常处理镭的结果），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预防在制备镭射气玻璃管时镭射线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战争期间，我的主要精力虽然是放在同医院有关的工作上，同时，我也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

1918年，在德国的夏季攻势失败之后，我接受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去考察意大利的放射性物质天然资源。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得到了不容置疑的结论，此后放射性资源问题便开始得到意大利政府当局的重视。

1915年，我把我的实验室搬到位于皮埃尔·居里路新建的建筑物里。搬家是件非常令人头痛的麻烦事情，何况我既没有钱，又不愿意别人帮助。我只好用我的X射线诊断车一趟又一趟地搬运实验室设备。然后，我还得将运到新建筑的物品仔细分类，把它们安放在大致合适的位置。后面这项工作我可以得到我的女儿和实验室的一位技师的帮助，不过这位技师经常生病。

我关心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实验室周围不大的空地上植树，进行绿化。我认为，必须在春夏两季让眼睛看到新鲜的绿叶，这样可以使将来在新建筑物里工作的人感到心情愉快。我们见缝插针，种了一些欧椴树和悬铃树，还砌筑了几个花坛，种上了玫瑰。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巴黎被德国大炮轰击的第一天，我们一大早就赶到花市去买树买花，然后一整天都在忙于种植。这段时间就有一些炮弹掉落在实验室附近。

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们终于还是在新的地点把实验室重新布置妥当。不久，军队开始复原，我的实验室正好为1919—1920学年的开学做好了准备。在1919年春天，我专门为来这里学习的一些美国士兵学生开设了几门课程，他们也以极大的兴趣在我女儿的指导下学习实际操作。

整个战争期间，我，还有其他许多人，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紧张忙碌，十分劳累。我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只是偶尔挤出几天时间在我两个女儿的假期去看望一下他们。我的大女儿即使学校放假也不肯休息，为了她的健康，我有时不得不强迫她离开我这里去休息一段时间。大女儿当时在巴黎大学继续她的学业，如前面所说，她同时还在帮助我进行支援前线的工作。小女儿坚持在读预备学校。在巴黎遭受炮击的日子她们谁都不想离开巴黎。

四年多的战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1918年秋天，经过艰难的恢复和平的谈判，总算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尽管还不是一个全面持久的和平条约。法国终于结束了那段痛苦不堪的黑暗日子，得到了解脱。然而，黑暗刚刚过去，生活仍然十分艰苦，人们所期望的和平幸福生活还有待自己重新建设。

尽管如此，牺牲了大量生命终于取得的胜利成就了一件令我欢欣鼓舞的大事。那就是，出乎我的预料，我能够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我的祖国波兰在亡国一个多世纪之后恢复了独立。我的祖国长期受到奴役，领土和人民被敌人瓜分。波兰人民在受到几乎看不到希望的长期压迫下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时时刻刻都在争取复兴。波兰人民怀抱的复国梦想似乎难以实现，然而，经过这场席卷欧洲的战争风暴之后最终变成了现实。我在这种新形势下回到了华沙，在这个自由波兰的首都再次同我的家人相聚。不过我也看到，在这个新的波兰共和国里生活条件是多么的艰苦，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正常的生活，重建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又是何其复杂！

法国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很大损失，战争造成的创伤并不是一两天就能够消除的，正常的工作秩序只能一点一点地恢复。科学实验室当然也是这种状况，我的镭研究所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建立的各种放射医学组织有一部分并没有解散。附属于护士学校的那个X射线照相培训班也根据卫生部的要求保留了下来。提供镭射气的服务不能停止，仍然继续进行，甚至还扩大了规模。这个服务站现在已经交给瑞格德（Regaud）博士管理，他是镭研究所巴斯德实验室的主任。镭射气服务站目前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国家镭疗机构。

实验室的工作，随着原来应征入伍的工作人员和学生陆续归来，逐渐恢复了正常。不过，国家在各方面的条件仍然比较困难，实验室由于缺乏设备和资金，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尤其是，我们没有一所独立的镭疗（在法国叫居里疗法）医院，也无法在巴黎城外建立一个实验站。我们希望能够在城外对大量材料进行实验以增进我们对放射性元素的了解。

这时我自己也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常常会问自己，依靠眼下的政府支持和一些私人捐助，我是否真的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为我的后来人建立起一所镭研究所。那是我最大的愿望，既是为了纪念皮埃尔·居里，也是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

然而在1921年，我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珍贵礼物，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在一位品格高尚的美国女性麦隆内夫人的倡议下，远在美洲的那个伟大国家的妇女纷纷慷慨解囊，以基金（“玛丽·居里镭基金”）形式汇集到一笔不小的资金购买了一克镭，作为礼物送给我，完全由我支配用于科学研究。麦隆内夫人还邀请我携带两个女儿到美国去亲自接受这一礼物，并准备由美国总统在白宫亲手将捐赠证书递交给我。

这是一项公开向社会募集的基金，捐赠的数额可多可少，体现了美国姊妹们的深情厚谊，我真的十分感激。同年5月初，我们启程前往纽约，出发前在巴黎歌剧院为我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在美国逗留的几个星期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在白宫的颁发证书的感人仪式上，哈丁总统用充满感情的真挚语言向我致辞。访问各个大学和学院，我受到了热烈欢迎，并被授予多个荣誉学位。在与公众聚会时，那些来赶来与我会面的人给了我亲切的慰问和由衷的祝福。

我还有机会参观了尼亚加拉瀑布和大峡谷，大自然的神奇创造让我惊叹不已。

遗憾的是，我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使我无法按计划完成我的美国之行的所有安排。但是，我见到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两个女儿也满心欢喜地度过了一个她们不曾指望的最愉快的假期，她们为自己母亲的工作被人称赞而感到自豪。我们在6月底离开美国返回欧洲，不得不同那些我绝不会忘记的优秀朋友分别，我感到十分惆怅。

回到研究岗位，有了这些美国妇女捐赠的镭，工作更加顺利，我的干劲更足，决心将研究工作继续推向前进。然而，我制定的研究目标有时仍然会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由得会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科学家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发现。

我的丈夫，还有我自己，一贯拒绝由于我们的发现而获得任何物质利益。从一开始，我们就毫无保留地公开了我们所使用的提炼镭的方法。我们没有申请专利，也没有保留从工业开发中取得利益的权利。我们没有隐藏镭提炼方法的任何细节，而且正是根据我们发表的论文所提供的资料，镭工业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事实上，直到现在，镭工业使用的提炼方法仍然是我们建立的方法，没有任何改变。从对矿物的处理到进行分级结晶，整套流程仍然同我在实验室中的做法完全一样，只不过提炼装置更大而已。

至于我的丈夫和我在头几年从我们搞到的铀矿渣中提取到的那些镭，我已经把它们全部捐献给了我的实验室。

镭的价格很高，这是由于它在矿物中的含量极小。然而生产者却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是由于它可以用来治疗许多种疾病。因此，我们放弃专利，允许无偿使用我们的发现，就等于牺牲了财富，而且是可以在我们之后留给孩子们的一大笔财富。事实上，许多朋友都反对我们放弃专利。他们不谈别的，只是劝告说，我们如果保留我们的专利权，就可以有资金建立一个相当不错的镭研究所，而不至于有当初我丈夫和我的那种窘迫，也不会有今天我进行研究所面临的这些我无法克服的困难。可是我仍然坚持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诚然，人类需要一些注重实际的人，他们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没有忽略大众的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理想主义者，他们无私地追求一个目标，如痴入迷，简直就无暇顾及自己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不会成为富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要财富。不过我也认为，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似乎应该为这样的工作者提供进行有效劳动的必要的条件，让他们过一种不必为物质需要分心的生活，从而可以无牵挂地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