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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确需要有政治上的民主来保证。你问政治和科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位置，我常说在谈论事情“应该”怎样以前，先要问一下事实到底“是”怎样。这才是真正的客观态度。
——于光远
孟德尔的实验记录。（朱作言／摄）
附录1
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1】
嘉 宾：于光远
策 划：李存富 中国科学院网站主编
主持人：张 琨 中国科学院网站编辑
王 卉 《科学时报》记者
主持人： 1956年8月10日至25日，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曾经被学术界认为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典范，是我国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五十年过去了，今天重新回顾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及其以后的历程，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百家争鸣”方针在发展科学、繁荣学术上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更加认识到贯彻这一方针的必要性。8月20日，科学在线栏目组就此在于光远先生家中进行了访谈。我们首先请于老简要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历史背景，以及李森科事件。
于光远： 青岛遗传学会议是我在中宣部科学处时做的一件工作，是我们的部长陆定一指派我去做的。在这之前，陆定一认为需要纠正党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开展对俞平伯的批判，是过火了。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的内容写成报告，呈送中央，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于是想开一个会议落实这个政策。陆定一提出这个任务，在党内就派我去工作。
陆定一提出“百家争鸣”是一个一般性问题，而且讲的是《红楼梦》的事情，怎么样变成遗传学问题呢？这就需要说清楚遗传学问题的来龙去脉。
事情起源于苏联，特别是苏联的斯大林时代。本来遗传学方面有争论，分两派，一派是“孟德尔派”，一派是“摩尔根派”，后来又出了一个李森科。李森科不是遗传学家，他是搞农业科学的。他冒充生物学家，1948年做了一个论生物科学的报告，得到了斯大林的大力支持，采取一系列在苏联消灭遗传学的措施。李森科被吹捧为苏联生物学界首席代表人物。
在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呢？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边倒地学苏联。这时候在北京农业大学发生乐天宇事件。
主持人： 在遗传学界推行米丘林学说，可以说是全盘“苏化”的表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当时其他学科领域也有体现吗？
于光远： 不错，事情是这样的。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认为二者不能分开。《红楼梦》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当时在其他学科领域也有表现。
主持人： 当时关于遗传学的争论都造成了哪些严重后果？请您举几个例子。
于光远： 后果是明显的。但是准确地说不是当时关于遗传学的争论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而且争论是必要的。因为在有关遗传学的问题中存在政治干预学术的严重现象，需要通过讨论或者争论才能够解决。要举什么例子的话，李森科就是现成的一个。
主持人： 苏联在1948年8月召开了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这对我国当时农业研究有哪些直接影响？
于光远： 说起1948年苏联召开的农业科学院会议，这个会议对中国直接影响很大。李森科在1948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在1949年8月就被译成中文，以单行本大量发行。当时中国生物学界和农学界的科学家基本上很不了解苏联科学的情况，在党政领导大力要求向苏联学习的号召下，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当然，遗传学家和遗传育种学家们对李森科主义的内容要敏感得多。因为它的批判矛头直接对准着他们所熟悉的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学术思想，大力宣传他们所不能同意的、而却为李森科所颂扬的拉马克的获得性能够遗传的假说等。
在这里不妨介绍几位中国的遗传学家。他们的学问不是从苏联学来的。他们是陈桢、李汝祺、谈家桢、李景均、李竞雄、蔡旭、鲍文奎。他们都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的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过，或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和研究过。
主持人： 1952年4月，中国科学院支部召开大会，讨论“乐天宇同志所犯的错误”。接着，政务院科学卫生处会同中国科学院就乐天宇问题连续召开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中国科学院达尔文主义研究班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学术机构和相关行政部门都派人出席了这些座谈会，竺可桢等科学泰斗和谈家祯等中国经典遗传学界头面人物也奉命与会。这些座谈会规格之高，在新中国学术史上是少见的，无疑反映出当局对乐天宇问题是何等重视。请您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况。
于光远： 乐天宇同志与我在延安时就认识，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同时兼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党员，自以为比其他的同志政治上高明，其实并不是那样。北京农业大学本来集中了一批有名的教授，比如俞大绂、汤佩松等。乐天宇读到李森科《论生物科学现状》这本书，明白了苏联消灭遗传学的政策和措施，便立刻在农业大学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
乐天宇调入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任馆长以后，与科学家很难相处，其作风仍与大家格格不入。中央了解有关情况后，甚为不满，指示应对乐天宇进行批评。承办这件事的单位是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当时这个单位与政务院文委的科学卫生处合署办公。为了批评和处理乐天宇的问题，科学卫生处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商定，于1952年4月至5月，由中国共产党科学院支部开会批评乐天宇。支部大会认为，乐天宇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地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支部大会决定给乐天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5月31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宣布，撤销乐天宇所担任的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职务。乐天宇随即离开科学院，到华南农垦局工作，后又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
主持人： 上面提到的这些座谈会形成的会议决议中说：“我们可以说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不能说信服旧遗传学的学者就一定是政治上的反动分子。这是很明白的事。所以，我们反对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一根打人的鞭子，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护身的符咒，掩盖自己的无知。”那么在后来实际执行中为什么又会出现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
于光远： 是的，党中央宣传部对乐天宇的批评是比较全面的，一方面是批判和消灭遗传学，一方面是反对科学工作中的简单粗暴态度。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处理干涉育种学家的工作中，并未涉及有关遗传学上的是与非。而党内的“左倾”表现的基本态度没有解决。对后来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就不奇怪了。
主持人： 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的大会上，对我国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进行了批判，是不是从这次批判以后，我国的生物学家就不敢再公开发表不同于李森科的科学见解了？
于光远： 您说的那个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的大会，我记不得了。胡先骕是我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913年留学美国，在加州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读森林植物学和农学。在美国留学期间，曾与留美学人共同创办《科学》月刊和对促进中国现代科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团体“中国科学社”。1916年底获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他故乡江西省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对当地的植物资源进行过较详细的考察，发表了调查报告。就是这位植物学界的权威编写了一本《植物分类学简编》教材，于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顾名思义，这是一本关于植物分类学的书，只是因为其中有一段批评了李森科主义和歪曲植物分类学的内容，而遭到厄运。
主持人：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到1956年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鲁晓夫取代了斯大林的地位，以及李森科被迫辞职，苏联的政治形势变化对我国有哪些影响？
于光远： 斯大林去世后，从1954年起，在苏联的报刊上陆续发表批评李森科的文章，最后导致李森科被迫辞职。可是不久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覆辙。
网友： 在我国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时，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于光远： 当然有。百家争鸣实质上就是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又是同政治上的民主分不开的。百家争鸣怎么能够没有阻力？
主持人：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对学术界有过什么影响？
于光远：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本身（并不是什么扩大化）对学术界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不仅对学术界是如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是如此。
主持人： 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民主来保障？或者说政治和科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位置？
于光远： 你提的问题正是我想说的。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确需要有政治上的民主来保证。你问政治和科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位置，我常说在谈论事情“应该”怎样以前，先要问一下事实到底“是”怎样。这才是真正的客观态度。
主持人： 科学研究需要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又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两者要相辅相成，才能推动科学的繁荣发展？
于光远： 对。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 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于光远： 还是一句老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总结。”
主持人： 作为“双百方针”的见证人和受益人，您能谈谈对“双百方针”的体会吗？
于光远： 在这里我们还是讲“百家争鸣”吧，“百花齐放”涉及形象思维的问题。我对文学是外行，只是有一点兴趣，并且只是去争取，我只是喊出一句话，我希望成为“21世纪的文坛新秀”。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做到了没有。我今天不想把问题弄得太宽了。
主持人： 方舟子先生在2000年第十一期的《书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的文章，文中说道：“如果我们按官方的定义，将‘百家’理解为不同的派别，那么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必然要经由百家争鸣。对还没有定论的科学问题，固然免不了会有两家、多家的争鸣，但对已有定论的科学问题，一家独鸣也属正常。在20世纪50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已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鸣。米丘林主义乃是政府人为树立的伪科学学派，本无争鸣的资格。如果我们将‘百家’理解为个人，那么也绝不是人人都有在科学问题上争鸣的资格。想在科学领域争鸣，首先要遵循科学的标准，使用共同的科学语言。用穆勒的比喻，即是不能用巫术的语言到医学领域、用占星术的语言到天文学领域争鸣。片面地强调百家争鸣，就有可能为伪科学开方便之门。实际上‘百家争鸣’到今天仍然是伪科学者试图插足科学领域的一大借口。对科学研究横加政治迫害是一种犯罪，对伪科学研究加以政治支持也是错误的。如果非要为发展科学找一条必由之路的话，那就是：让科学按自己的规则，独立自主地发展。”您对这番话怎么看？
于光远： 我基本上是赞同方舟子这番话的。我在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完全”而使用“基本”这个词，是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从朝后与朝前两头看。朝后看是用百家争鸣排除阻碍，为真理开路。但是百家争鸣不是目的，当找到了真理，那就可以一家独鸣，没有必要再去排除已经排除了的——也就是不再存在阻碍了。我认为方舟子说他觉得“在20世纪50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已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鸣，米丘林主义乃是政府人为树立的伪科学学派，本无争鸣的资格”。对方舟子这段话我有这样一点意见：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本来”和“应该”这两个概念的使用上。那时阻碍还没有排除，还需要使用百家争鸣的武器，那时还做不到已经取得定论的共识。但是我还是欣赏方舟子的这篇文章，因为他针对人们中的流行观念，破除百家争鸣高于一切的观念。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
主持人： 作为青岛遗传学会议的当事人之一，您在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于光远： 上面我已经进过，是陆定一部长指派我以遗传学为突破口，抓落实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工作，团结科学家。我就让我们科学处同志帮助我组织这项工作，请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和高等教育部出面召开会议。地点就在中国科学院设在青岛的一个疗养所。时间是1956年8月10日到25日。在开这个会之前，去了几位同志负责调查研究。调查的结果写成一份材料，介绍遗传学和遗传学问题的有关情况，提供给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参考。材料由我指定孟定哲、黄舜娥和黄青禾负责编写，最后写出《关于米丘林生物学与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论争的一些材料》。材料分三部分：①遗传学两派的历史和基本观点，由孟庆哲负责；②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由黄舜娥负责；③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历史情况，由黄青禾负责。材料初步整理好，经科学处内部多次讨论后定稿。讨论过程中，给大家印象最深、思想震动最大的是材料的第三部分。因为大家过去对于遗传学问题的一般争论情况比较了解，而对于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历史则知之甚少。黄青禾整理的这部分材料，是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苏联历史上的报刊，摘录了不少过去不知道的重要资料，经过汇集整理，而后得出来的。科学处的工作人员通过研究讨论，认识到不能把李森科同米丘林之间划等号，李森科是打着米丘林的旗号，贩卖他自己的主张。我们当时并不能否定李森科代表着一个学派，但是，通过一些事例可以看出他反对科学的遗传学的反科学态度，以及他夸大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弄虚作假的丑恶面目。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李森科借助政治势力，打击、迫害遗传学家的恶劣做法。这些认识，对我们以后坚决不容许在中国再出现批判遗传学的现象，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小册子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发给有关领导同志后，所得到的反映，也大致如此。到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书中，这份材料以“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为标题，收入该书作为附录。这是我们读到最早的关于苏联批判遗传学的中文历史资料。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我就带领科学处的几位分工负责的同志去青岛。这几位同志是苗青禾、黄舜娥（他们是学农业科学的）、孟庆哲（他是学动物学的）、李佩珊（她是学基础医学的）。一到青岛，他们就开始筹备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工作。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人数很多，大约有一百三十人。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胚胎学家童第周主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高教部农林教育司副司长周家炽和我都参加了会议的领导工作。参加座谈会的有生物学和遗传学的两派代表人物，如李汝祺、谈家桢、余先觉、戴松恩、李竞雄、胡先骕、祖德明、梁正兰、李墦等。座谈会还邀请了一些刚由美国回国不久的遗传学家或核酸化学家，如施履吉、王德宝、沈善炯；也邀请了三位刚由苏联归国的留学生翟中和（学摩尔根遗传学）和赵世绪、周嫦（学李森科主义）。赵世绪后来是中科院院士。周嫦是武汉大学教授，不再相信李森科主义了，她的丈夫也是中科院院士。
为了使座谈会的谈论时间充分，会议每天只开上午半天，下午可以参加或不参加，大家愿意来或者不愿意来都自由。而我利用这个时间，在疗养所的咖啡屋，以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不管问题怎么提都可以，我都给以答复。结果到咖啡屋的人挺踊跃，纷纷向我责难。我平心静气地一一答复。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期间，我主要的工作其实就在下午的咖啡屋。不过在上午的正式会议上，我作了两次演讲，科学处的同志还做了记录。会后会议出了一本速记记录，我不主张把我的发言收进去。因为我主张会议是科学家的会议，我不是遗传学家，或者农业学家，不应将我的讲话记录收进去。但后来正式印行时，把我的两次演说作为附录收进去了。
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体现政策的会议，两派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自由发表，可以交锋。但是，要想借助这一次座谈会，彻底解决几年来积累起来的学术上的是与非和情绪上的对立，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多年形成的，要转变看法，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各位学者在会上的发言记录代表着各自当时的观点，研究科学政策与科学史的学者可以从中找到有用的资料。但是，无论如何，体现“百家争鸣”方针的目的是达到了，冲破了过去几年来“一派独鸣”的局面。在座谈会最后一天的晚宴上，许多原来的遗传学家都喝了不少酒，十分兴奋。遗传育种学家李竞雄上台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摩尔根主义者！”遗传学家谈家桢也举杯痛饮，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的心情，代表着这一批学者精神上的解放。
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李汝祺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他说：在学术方面，是非曲直，唯有通过争辩才能搞得清清楚楚，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就是这个道理。他还说，在过去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果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领导，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他还谈到，真理只有一个，遗传学也只有一个，将来应该只有“家”，没有“派”。当时的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后，十分赞同，建议《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把原来的标题改为副标题，并为之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做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影响很大，因为受到会议的影响，在1956年听不到反对意见。第二年，1957年夏天以后开始了反右派，事情就有了反复。这一点就不说了吧。
网友： 今天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自己当初的认识有没有存在时代局限？表现在哪儿？
于光远： 我自己的局限性当然有的，这一点我也不想说了。我今天所回答的问题，主要的根据是李佩珊写的《科学战胜反科学——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这是我的老同事李佩珊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是2002年1月开始在《科学新闻》第1期上连载，至第15期结束。此书在2004年10月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而李佩珊在2004午2月逝世，可以说这本书是她的一部遗著。今天写的一些事情，主要都是根据她这本书的。李佩珊同志是科学处工作人员中，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和我接触的一个同志。那时她在协和医学院做研究生党支部的工作。她到当时的中宣部我住的地方——西四牌楼北大红罗厂找到了我，请我到协和医学院给专家们讲政治课。我给他们讲了自然辩证法。当时给我讲课的报酬是用美元计算，当然给我的是人民币。后来我就把她调来中宣部科学处。因此，现在她写的这本书所讲的情况，我感觉特别亲切。我今天回答你们网上的这次访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我对她的纪念。
附录2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
龚育之 刘武生
《光明日报》5月7日发表的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一文，记述了重要史实，发表了精辟见解。我们在这里根据历史文献，对定一同志的文章作一些补正。
一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毛泽东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词。1942年毛泽东即曾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过“推陈出新”四个字。1951年的题词，一是对象扩大了，从京剧（平剧）扩大到整个戏曲；一是内容增加了，新添上“百花齐放”四个字。毛泽东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座中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有人要我写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据我们了解，周扬对人说过，“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很好，向毛泽东报告了。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定一同志的文章讲了这个背景中的一个重要情况：郭沫若、范文澜两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1953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三个委员会的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毛泽东还对各个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批了意见。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这个精神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会议上传达了。1956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当事人都曾讲到这个情况。刘大年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前年在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时，也讲到这个情况。
当然，50年代初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
二
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我们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对它的意义加以系统的论述，并突出地加以宣传和贯彻，是1956年的事情。
党中央作出这个决策，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过程中。
毛泽东的报告是4月25日作的。报告中已蕴涵了这样的意思，但还没有展开，没有讲到这两个口号。
讨论报告时，陆定一发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陆定一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曾说过：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表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又讲了这些意见，并且谈到知识分子会议开过后，在一次各地宣传部长都来参加的会议上，他还讲过不能同意“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魏尔啸、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说法，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讨论报告时，还有人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在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宣布，是在随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各方人士发言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发言，其中说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谈到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陆定一讲话，是当时党中央对这个方针作出的最详尽、最透彻的阐述。这个讲话公开发表过，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但是许多青年同志不了解，他们如果看看这篇讲话，是会增加对于前人的探索和努力的了解的。至于毛泽东上述发言的内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条作过介绍。
三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有几封与“百家争鸣”有关的信件，收集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一是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定一写的一封信。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毛泽东就此事写了这封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明确了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同任何领导人争鸣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也就是在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还有一封是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的信。信写在一份谈话记录上，记的是东欧一位党的负责干部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过去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的反映。毛泽东的信说：“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以后，陆定一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李汝祺教授参加这次座谈会后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登在《光明日报》上，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给胡乔木写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替编者写了一个按语，并将此文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是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简明而深刻的概括。
四
毛泽东展开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宣传会议期间，中宣部汇集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共三十三个），印发供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参考。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划了许多圈圈道道，还作了若干简短的批注。
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允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不许怀疑吗？”
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毛泽东批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
这些批注，有重要的思想内容，表现了信心和气魄，对那两篇讲话，是重要的补充。
五
回顾三十年，人们都感到，1956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探索，在思想上收获十分丰富的一年。进入1956年，预计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在中国社会主义应当建设成一个什么样子，已经摆上我们的工作日程。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更引起我们以外国经验为鉴戒，去思索我们的社会主义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不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我们自己在过去七年中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和不很成功的经验。请看：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经济和科学文化落后状况的讲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关于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号召向科学进军的讲话；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双百方针”的提出；7月周恩来《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9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执政党建设的报告，陈云在“八大”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有主体、有补充的体制的发言；还有这一年中已在逐步酝酿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和翌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里提出了多少重大和新颖的理论问题！所有这些探索和创造，都是为了形成一套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表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是1956年的探索和努力的继续和发展。
1957年以后，历史经历了严重曲折。其间也有积极的经验，而错误东西的积累终于导致十年“文革”的内乱。1956年的许多努力，或遭批判，或被扭曲。代价是沉痛的，教训是深刻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了解1956年的思想理论财富，接续1956年的努力；另一方面更要研究1956年的努力未能贯彻下去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今天的努力有更高的自觉和更新的开拓，并且坚持到底，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社会主义国家。
附录3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苏联20世纪40年代的自然科学批判运动
孙小礼
苏联40年代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运动，是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整个斗争形势相联系的，更与苏联哲学领域所开展的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有密切的联系。
1945年，苏联出版了Γ．Ф．亚历山大洛夫所著的《西欧哲学史》，这是一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西欧哲学史教科书。当时这本书在苏联哲学界曾博得大多数人的好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建议为此书颁发斯大林奖金。但是苏共中央不同意哲学研究所对这部书的评价，并要求哲学所对《西欧哲学史》一书进行讨论。哲学研究所于1947年1月召开讨论会，然而苏共中央认为这次讨论会在组织和方法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重新组织一次讨论会。1947年6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规模很大的关于《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会。日丹诺夫在其总结性的长篇发言中，指责《西欧哲学史》一书缺乏党性原则，犯了客观主义，美化剥削阶级思想家等错误。苏联的这次讨论会实际上不单是对《西欧哲学史》这一部书的批判，而是直接关系到那一时期苏联哲学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其影响当然也不局限于哲学界。可以说，日丹诺夫的讲话也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广泛批判的一个动员令。
在日丹诺夫的长篇发言中，专有一节是讲这个任务的：
现代资产阶级科学供给宗教和神学以新的论证，这是必须无情揭破的。例如，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关于宇宙的物理常数的学说简直像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神秘主义，他从数学公式中得出了如同宗教启示录中的数字666那样的一些宇宙的“重要常数”。爱因斯坦的许多门徒不了解认识的辩证过程，不了解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而把研究有限的宇宙领域运动规律所得出的结果运用到无限的宇宙上去，而说出什么宇宙的有限，宇宙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止境这类的话。而天文学家米恩甚至计算出了宇宙是二十亿年以前创造的。对于这些英国的学者，可以用他们伟大的同胞、哲学家培根所说的话来批评：“他们把自己在科学上的无能拿来诬蔑宇宙”。
同样，现代资产阶级原子物理学家的康德主义怪想，使他们得出什么电子有“意志自由”的结论，使他们企图把物质描写成为只是某种波的总和，还导致其他一些鬼话。
这里是我国哲学家活动的巨大领域，他们应当分析和总结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他们应当记得恩格斯的指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见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除了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哲学家们，还有谁能够领导反对腐朽的和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除了我们，还有谁能给资产阶级思想以致命的打击？ 【2】
日丹诺夫的这番话，听起来气势颇盛，好像也言之成理，其实大多似是而非。这“非”，不单非在具体例证的判断上，尤其在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总体形势及其同哲学关系的根本性质的判断上；不单在这篇讲话本身，尤其在这篇讲话引起的后果上。
这里需要考察和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日丹诺夫所举的那些自然科学例证，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日丹诺夫发言之后，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怎样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的？第三，日丹诺夫的这番话和随后展开的批判，反映出苏联当时在对待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上采取了怎样的指导方针？
（一）关于日丹诺夫所列举的自然科学事例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里多费一点篇幅来介绍有关的背景情况，如一些科学历史知识和西方典故等。让我们依序从日丹诺夫在上面这段讲话中提到的人物和论点说起。
1．关于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前500）是古希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相传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著名格言是：“一切都是数。”即认为一切事物最后均可归结为数的关系，是数构成了宇宙的秩序与和谐，灵魂则是一种自行活动的数。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固然有神秘主义的一面，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是西欧科学史上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四艺”的创建者；勾股弦定理：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弦）的平方等于另两个直角边（勾、股）的平方和，即以毕达哥拉斯命名。哥白尼曾经宣称：毕达哥拉斯的天文概念是他的日心说的先驱。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事物的数量关系的着力追求，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科学家，影响着数学、天文学乃至整个近代科学的进展，以致有人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精密科学之父。对于这样一个学派，只看到其数字神秘主义的一面而予以全部否定，是片面和不当的。
2．关于神秘数字666
这是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最后一卷——约翰启示录中第十三章末尾出现的一个数字。这篇启示录大约写于公元68—69年，有许多神秘怪诞的叙述和预言。据认为，这些叙述和预言是针对当时罗马统治者对基督徒的迫害，用寓言的形式写出，说明上帝终将战胜一切。数字666是罗马皇帝尼禄的代号。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尼禄皇帝把这场火灾嫁罪于基督教徒，对基督徒大肆迫害。公元68年各地发生叛乱，罗马各军团拥立加尔巴为皇帝，元老院决定处死尼禄。尼禄逃离罗马，有人说他以短剑自刎，有人说他到了希腊。公元69年他在希腊被逮捕，按元老院的裁决被处死。但是人们谣传尼禄并没有死，只是受了伤，害怕他哪一天又回来重新统治罗马，给基督教徒带来恐怖。约翰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开头一段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头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在这一章的末尾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在第十七章中约翰预言“羔羊”（代表上帝的信徒）“与那兽争战，必得胜”。
古犹太人常把字母表示成数目字，并用数字来进行密语。据研究启示录的学者们考证，约翰启示录中也用了这种数字密语，“尼禄皇帝”（希伯来文是Nero Caesar）所包含的字母若用约定的数目字来表示，其数字之和正好是666。
3．关于爱丁顿
爱丁顿（A. S. Eddington，1882—1944），从1913年至1944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和天文台台长，还先后任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长、物理学会会长、数学协会会长，并于1938—1944年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他在相对论、宇宙学、恒星内部结构理论和恒星动力学等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1919年他率领天文观测队到西非的普林西比岛观测日全食，第一次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引力弯曲现象。爱丁顿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恒星运动与宇宙结构》（1914）、《相对论的数学理论》（1923）、《恒星内部结构》（1926）等。爱因斯坦称赞《相对论的数学理论》一书是阐述相对论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爱丁顿在宇宙学的研究中，特别重视一些物理常数，在他较晚的著作《膨胀的宇宙》（1933）和《质子和电子的相对论》（1936）等著作中对此有所论述。例如，他认为需要依靠宇宙常数（爱因斯坦引进的一个宇宙学项）来说明宇宙的膨胀，还算出宇宙常数λ=9.8×10-55 cm-2 ；他得出电子的荷质比（经邦德修正）e／m=136／137。对爱丁顿的许多计算方法和数字结果，在科学家中间是有争议的，事实上后来大都被否定和修改了。这类数字的算出、修改或否定，都是科学研究范围内的事情，取决于计算方法是否有充分的逻辑根据，数字结果与观测、实验事实是否相符，而与宗教启示录的神秘数字666并不相干。
4．关于宇宙的有限和无限
人类的宇宙概念是发展着的。古代宇宙就是人所见到的大地和天空，哥白尼时代的宇宙不外乎太阳系，后来扩展到银河系，进而扩展到河外星系、星系团，……现在，天文观测的时空区域，时间尺度已达到上百亿年，空间尺度已达到上百亿光年（光年是光在真空中一年时间所走的距离，是天文学中常用的距离单位，1光年＝94605亿千米）。
宇宙学是现代天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根据大量的天文观测资料，运用现代物理学理论和数学工具，通过建立宇宙模型，从整体上研究大尺度的天体系统的结构特征、运动形态和演化方式。理论上的宇宙模型是否正确，要看它能否合理地解释已经观测到的天文事实，并要经受新的天文观测事实的检验。
过去以牛顿力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础，提供了一种无限的宇宙图像，即无限的物质布满无限的空间，空间无论沿前后、左右、上下哪一方向走下去，都永无终点。这种三维的无限空间概念，已为人们普遍接受，人们习惯地以为它是唯一可能的空间概念。然而这种无限的宇宙模型早就受到了事实的挑战。例如，1826年德国天文学家奥伯斯指出：静止、均匀、无限的宇宙模型会导致一个矛盾，即我们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观看天空，都会碰到发光的天体，所以就不会出现黑夜，而这个推论与黑夜存在的事实相矛盾，这个矛盾称为奥伯斯佯谬。19世纪的科学家曾经给出一种解释，即宇宙空间弥漫着尘埃，来自远处的星光会被尘埃所吸收，所以出现黑夜。但是，后来物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物体的吸收本领与发射本领成正比，尘埃是吸收体也是发射体，因此奥伯斯佯谬并未解决。
爱因斯坦于1917年发表的论文《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学所作的考察》。是现代宇宙学的开端。他从理论上指出无限空间模型与牛顿理论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如果物质布满整个无限空间，无限远处的引力场就不会变为零，但是，运用牛顿理论讨论局部的天体运动时，总是假定引力场在无限远处变为零，这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要克服这一矛盾，必须或者修改牛顿理论，或者修改无限空间模型，或者两者都加以修改。
爱因斯坦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抛弃了传统的欧几里得几何平直空间的无限性，运用非欧几里得几何弯曲空间概念，建立了一种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这一宇宙模型就其空间广延来说是有限的，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边界的闭合的连续区。过去人们把无限与无边（或无界）看做一回事，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无边，就是没有边界可以超出。无边而有限的空间是存在的，可以设想的。例如：圆就是一个一维的有限无边空间，圆周的长度是有限的，而沿着一维的圆周运动，永远也遇不到终点。球面是一个二维的有限无边空间，球面的面积是有限的，而在二维的球面上运动，也永远遇不到边界。依此类推，可以想象三维的有限无边空间，空间的体积是有限的，在三维的空间运动，同样永远遇不到边界。习惯于欧几里得空间概念的人们，难以接受宇宙有限的观点。他们通常有这样一个论据：如果宇宙是有限的，那么，界限以外又是什么？这个论据是建立在有限即有边界的概念上的。对于有限无边的空间模型，这种论据就无从提出了。
爱因斯坦还假定宇宙间的物质是均匀分布的，宇宙在大尺度上的形态特征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即静态的。为了使这种静态的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与引力场方程相符合，爱因斯坦在方程中引入了一个具有斥力性质的因子，叫做宇宙常数项，使得在宇宙尺度上引力与斥力相抵消。但是1929年英国天文学家哈勃发现：星系的距离越远，其光谱线的红移量越大（称为哈勃定律），即越远的星系退行速度越大。这就意味着宇宙在膨胀，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模型被认为与星系谱线红移的观测事实不符。此后，爱因斯坦本人决定取消他所引进的宇宙常数项，但是爱丁顿、德西特等天文学家则认为这一宇宙常数项可能有新的物理意义而不主张轻易予以抛弃。对于这个宇宙常数项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围绕着宇宙常数等于零是否合理的问题，始终存在争议，至今没有定论。
按照宇宙膨胀模型，星系相互作分离的运动，宇宙空间的星系应当越来越稀。反推回去，现在观测到的一切星体应是从某种密集状态中产生，经历一段时间的膨胀而达到现在的状态。所谓宇宙年龄，就是从那一特定时刻到现在的时间间隔，这是可以根据哈勃定律估算出来的。英国天文学家米恩曾算出宇宙年龄为二十亿年。这个数字早被否定。根据新的观测数据，修正了哈勃定律中的哈勃常数，后来估算出的宇宙年龄是二百亿年。
近几十年来，又建立了好多种宇宙模型，而以大爆炸宇宙模型影响最大，因为它能说明的观测事实最多，它也较好的根据宇宙的膨胀解释了奥伯斯佯谬。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未能解决的困难。关于宇宙的膨胀则可能有两种前景：一种是永远膨胀下去，意味着宇宙的无限性；一种是到某一时刻膨胀停止，变成收缩，意味着宇宙可能是有限的。总之，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在现代宇宙学中乃属不同的假说，都在经受着检验。
日丹诺夫所讲的无限宇宙，实际上是把传统的欧几里得空间概念的无限性视为绝对真理。他对从爱因斯坦开始的现代宇宙学中空间概念的更新和宇宙有限模型和无限模型的科学探讨，一概斥之为给宗教提供论证。其实，就科学与宗教的宇宙观念的比较而言，有限的宇宙不一定同宗教有联系，无限的宇宙不一定同神祇不相容。天主教教义认为宇宙有限，佛教教义则认为宇宙无限。把宇宙有限概念等同于宗教的宇宙观，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5．关于电子有“意志自由”
20世纪的物理学深入到原子、电子的微观世界，发现微观粒子的运动具有与宏观物体显然不同的规律性。在研究宏观世界的经典物理学中，只要知道物体的初始运动状态，即知道物体的位置、速度以及作用于物体的力，便可根据牛顿力学方程决定这一物体的未来的运动状态，计算出任一时刻物体的位置。宏观物体的运动服从牛顿力学规律，也就是服从经典力学的决定论。电子等微观粒子的运动却不同了。在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的量子力学中，用波函数表示粒子的状态，量子力学方程给出的波函数解，只能作几率的解释，它不能告诉我们在某一时刻粒子的位置，而是告诉我们在这一位置上可能遇到粒子的几率，所以称为几率波。这种情况的发现，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决定论的破产。
康德的二律背反的第三条是：“世界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上没有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在电子运动中，决定论既然被认为破产，必然性失效了，电子就被认为具有“意志自由”了。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在电子运动中，失效的只是决定论的一种形式——经典力学的形式，而不是整个决定论。量子力学的运动方程同经典力学的运动方程相对应，都是规律的反映，不是什么非决定论的东西。量子力学方程的波函数解的几率性质，说明了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统计性质。这里呈现了决定论的新形式——统计的形式，物理学家们称之为统计决定论。统计规律性和统计决定论，开拓了人们对客观规律性认识的新视野，是20世纪物理科学的新飞跃。事实上，近些年来所发现的“混沌”现象，当前日益活跃的“混沌”研究，又把人们对决定论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更新的水平。如果只是抓住人们认识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电子具有“意志自由”之类的说法大做文章，而不去注意科学发展的新飞跃和它对哲学发展的新启迪，那就是离开了科学的主流和根本。
6．关于物质的波动性
光是粒子还是波，在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两个学派之争。在19世纪，光的波动说曾占优势。20世纪的物理学研究证明，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而且发现电子等微观粒子都具有这种二象性，即微观物质粒子具有波动性。对于物质的波动性的发现，是20世纪物理学的一项重要成就，提出物质波概念的物理学家德布罗意因此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成就说明人类对物质的认识的深化。
波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叠加性，称为波的叠加原理，即波和波叠加仍是波。从数学上看，即线性波动方程的一些解的和仍是这个波动方程的解。换句话说，波动方程的解可以表示成一系列波的总和。日丹诺夫斥责把物质描写成波的总和是“鬼话”，无非以为这样就意味着物质消失了，变成波了。这种批评只是表明批评者对于物质的波动性和波的物质性缺乏了解。
日丹诺夫发言中列举的例证是怎么回事，就谈到这里。其中谈到的一些看法，是作者的看法，学术界仍可能有不同的见解。总之，都属于科学讨论的问题，不是可以由简单武断的批判来判定是非的。
（二）介绍苏联各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运动
日丹诺夫发言之后，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情况，下面分几个方面，大体上按实际的发展过程，作一介绍。
1．冲向现代物理学的第一波
批判“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浪潮，第一波冲向了现代物理学。这是因为：物理学同哲学的关系最密切；批判“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已经形成传统，2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批判没有间断过；日丹诺夫发言中所举的例证都属于物理学（包括天体物理学）范围。
对物理学三大学派的批判
物理学的三大学派：相对论的创建者爱因斯坦的学派，量子力学的创建者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 【3】 ，爱丁顿、金斯的剑桥学派 【4】 ，成了被批判的主要目标。他们都是（尤其是前两派）现代物理学最重大理论成就的创建人，这些成就显然属于恩格斯所说应当使唯物主义获取新形式的那种等级的成就；这些科学家又都兼而为哲学家，有许多重要的哲学见解和哲学著作。他们从自己的科学实践和科学创造中进行哲学思索，同时也是在自己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哲学环境的影响下进行哲学思索。在他们的哲学见解中难免会有许多因袭的东西，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无疑是那些有创造性的内容。但是，在批判中，注意力都集中在前一方面，而不在后一方面——有价值、有创造的方面，甚至把后一方面的许多内容，当做因袭的东西予以鄙弃和否定。
从对三大学派，即外国物理学家的批判，发展到对苏联本国物理学家的批判；从对苏联物理学家马尔科夫《论物理知识的本质》一文的批判，发展到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苏联杂志《哲学问题》及其主编凯德洛夫的批判；从哲学的批判，发展到对所谓“世界主义”的政治批判。这种发展很能说明当时批判的逻辑和气氛。
马尔科夫的文章《论物理知识的本质》
在1947年的《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凯德洛夫建议创办一个哲学杂志。苏共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出版《哲学问题》，并任命凯德洛夫为主编。显然这个杂志本是响应日丹诺夫号召的产物。凯德洛夫是一位出身于化学家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他主编这个杂志，很注意发表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文章。《哲学问题》1947年第2期上发表了理论物理学家М．A．马尔科夫的文章《论物理知识的本质》。作者撰写这篇文章的本意，也是响应日丹诺夫号召，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指出，认识微观世界的困难在于，人是宏观的存在物，只拥有宏观的科学实验和在经典物理学中制定的诸如时空、能量等概念。关于微观世界的知识是来自宏观仪器的显示，它把我们不理解的微观世界的语言翻译成可理解的宏观物理学的语言。因此，量子力学，作为微观世界的理论，在用宏观力学的术语描述微观粒子的行为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量子力学能够提供关于微观世界的充分和准确的知识。在文章中，马尔科夫一方面批评机械唯物主义抹杀量子力学认识的特点，一方面批评唯心主义片面夸大主观作用而否认微观粒子的客观实在性。
马尔科夫文章的发表在苏联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引起了重视，也引起了争议。《哲学问题》1948年第1期接着发表了若干篇讨论文章，还加了《关于马尔科夫文章的讨论》的编者按。一场有关物理学哲学问题的讨论正在展开。
但是，情况陡然发生变化，讨论很快中止了。发生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8年8月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的召开，会上李森科作了报告，把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粗暴批判推向最高潮。关于这个最高潮，在下一节中还要专门介绍。同这个最高潮的批判调门相比，马尔科夫等科学家以及态度较为科学的哲学家所写的批判文章都合不上调了。《哲学问题》编辑部为此受到严厉的指责。编辑部被改组，凯德洛夫的主编职务被解除。
由于改组，使得《哲学问题》不能如期出版。《哲学问题》1948年第3期拖延到1949年7月才出版。改组后的编辑部发表了《关于马尔科夫〈论物理知识的本质〉一文讨论的总结》，指责原编辑部在发表马尔科夫的文章和组织讨论的时候，“没有把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引导到日丹诺夫在讨论亚历山大洛夫著作时所指引的道路上去”。总结认为：马尔科夫犯错误的原因“在于破坏了科学的布尔什维克党性的原则，在于不加批判地接受现代资产阶级学者的物理学理论”。总结断言：“马尔科夫在玻尔观点影响之下倾向唯心主义，表现了一部分苏维埃物理学家的世界主义动摇，马尔科夫只不过是他们的传声筒。马尔科夫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武装起来，没有承继俄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因而在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面前奴颜婢膝地低下了自己的头。这就是马尔科夫坚持其错误观点的全部毒害与危险。”
这个总结，结束了关于马尔科夫文章的学术讨论，而把有关物理学问题的哲学批判进一步推向政治批判。
2．对世界主义和对凯德洛夫的批判
“世界主义”是当时政治批判抨击的目标。它被认为是“最反动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意识形态的武器”。而对“世界主义”的批判，却指向苏联的文艺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种批判的代表作，是1949年3月《文学报》上发表的《论苏联哲学中的世界主义“理论”》。作者是该报主编、哲学家米丁。批判主要针对凯德洛夫，还涉及另外一些哲学家，把这些人称为“一个搬运世界主义思想”的“哲学家集团”。
据说，在凯德洛夫的科学活动中，世界主义哲学得到了完整的理论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呢？从米丁对凯德洛夫的批判看：
一是为“世界哲学”的思想辩护。
凯德洛夫曾说：“考察世界哲学思想的发展……首先，不应该从个别国家而应该从一定的社会时代出发。因为世界哲学是人类的思想，我们不能把它当做是多多少少独特地、各自为政地发展起来的个别民族哲学的单纯的凑合。”批判者认为，凯德洛夫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抛弃了俄罗斯社会思想发展的一切民族性和独创性。“对俄罗斯民族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态度”，“蔑视本国的杰出的科学家”，——“正是这两点驱使凯德洛夫犯了最重大的政治错误”。
二是否认科学发明权的意义。
针对当时为俄罗斯科学家争发明权的狂热中出现的过分做法 【5】 ，凯德洛夫指出：“这些人有时从很好的动机出发，企图把有些发现归在这个或那个俄罗斯科学家的名下，但是这些发现不但不是他们所能完成的，而且根本不可能在那时完成。”凯德洛夫还说，伟大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是“科学中的国际主义者”，“在评价这个或那个科学家的科学功绩的时候，他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无关的什么考虑，像科学家的国籍之类，而是极其客观的规范。”批判者认为，这是把爱国主义者门捷列夫“诬蔑为世界主义者”；在“向一切媚外现象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凯德洛夫的言论，“对于一切出卖祖国科学利益的人，对于一切不爱自己祖国、不爱社会主义文化的坏坯子，是一种‘理论基础’”。
三是维护“伟大的国际科学家的团结原则”，为“统一的世界的科学”而斗争。
批判者认为，凯德洛夫的这种“说教”是“骇人听闻”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一点共同的地方。“阶级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世界的科学’，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世界的自然科学’”。“伟大的国际科学家的团结原则”之类的话，是有利于美国间谍的呓语，“苏联科学家同爱丁顿之流的神秘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能有什么‘国际团结’呢？”
批判者还特别指责凯德洛夫对现代物理学的态度，说他的态度与某一部分物理学家中间的“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及世界主义的出现是有直接联系的。米丁文章断言：“有一个明显地充满着世界主义情绪的苏联物理学家集团，许多年来在他们的活动中完全以西方科学家马首是瞻。”“他们从未放过哥本哈根或剑桥物理学派方面所说的任何一句话”。而“凯德洛夫以他的‘科学’活动来支持和感召这个集团，供给他们‘理论的’、哲学的武器。他不但不坚决反对‘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反而企图为海森堡、玻尔及其追随者的哲学观点‘辩白’”。因为凯德洛夫曾在其著作《恩格斯与自然科学》一书中写道：“应该指出，创造新理论和完成科学上的杰出发现的那些物理学家，像玻尔和海森堡，自己常常不是发展那些一贯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念的。”
凯德洛夫被引用在这里的这些话，并非什么发人之所未发的深刻理论，不过是一些平实的、合乎理性的通常见解。然而在那一阵大批判狂热中，不但被指责为错误，而且上到那么高的纲。现在的青年学者，对于这样的大批判的阵势，大概是很陌生的了。但是，当年正是这样的大批判逻辑和语言在盛行，正是这样的大批判文章被封为样板。那时“学习苏联”，就包括介绍和学习这样的文章。我国出版的以日丹诺夫发言为首篇和主体的《苏联哲学问题》一书，就收入了米丁这篇文章。
8年之后，1957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总结10年来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在回顾对马尔科夫论文的批判时，社论说：“这篇文章包含了一系列可以争论的甚至错误的论点，但是对它的批判具有这样一种‘一棍子打死’的性质，以致至今回忆起来都像是一次‘不许涉及’新问题的阴森警告。”
马尔科夫文章的全文，在中国一直未能见到，只能从批判它的文章中见到被引用的片言断句。发表马尔科夫文章的那期《哲学问题》，因为“出了问题”，据说当时就不易找到。1980年，马尔科夫在《哲学问题》上重新发表了一篇题目相同的文章，并且声明，这篇文章基本上重述了过去文章的观点。一场学术讨论竟被推迟了30年！
3．批判现代生物学掀起的最高潮
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苏联农业科学院会议的召开（下面简称生物学会议），李森科所作的报告《论生物科学的现状》以及关手报告的决议在会上通过，使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达到了最高潮。
这次生物学会议和李森科对现代遗传学的批判，震惊了世界。其震荡之激烈，不仅超过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而且超过哲学和文艺方面的批判。哲学和文艺的思想纷争的激化，人们还比较容易理解，自然科学上不同学派的争论，竟然激化到如此程度，竟然发展到用如此尖锐的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以及党的决定和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一个学派，压制和铲除另一个学派，这是人们始料不及也难以理解的。
应当说明，日丹诺夫在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没有提到生物学方面的问题，1948年8月生物学会议召开时，日丹诺夫已近逝世。会议的准备过程同日丹诺夫有无关系或是怎样的关系，现在也不清楚。我们无意把这次会议归咎于日丹诺夫。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说，这次会议是日丹诺夫主持的关于哲学和文学艺术的一系列会议以及联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个发展，则是没有疑义的。
关于遗传学争论的一些历史情况
生物界有遗传现象，这是人们早就注意到的，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有对于“生物怎样遗传”的真正的科学研究。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G．Mendel，1822—1884）自1856年起，选用豌豆进行了系统的杂交实验，跟踪观察性状在后代的分布情况，对实验结果作了仔细的统计分析，总结出遗传的基本规律，并提出了遗传因子概念（后来被称为基因），于1866年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即后来出版的《植物杂交实验》一书。1900年荷兰、德国和奥地利的三位生物学家，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植物进行杂交实验，都证实了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于是孟德尔的工作在生物学界受到极大的重视，并且成为遗传学研究的起点。人们公认，孟德尔的学说对20世纪遗传学的发展乃至整个生物学都有深刻的影响。
德国的生物学家魏斯曼（A．Weismann，1834—1914）曾提出种质学说。他通过对水螅性细胞的观察，区分种质和体质，认为种质是细胞核中含有的一种特殊物质，是连续的、不变的，能代代相传以保持种族的延续，而体质则是临时的、可变的，对种的延续没有影响。种质也被认为就是基因。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与他的学生一起于1908年开始用果蝇进行遗传实验。他们不但得到了与孟德尔相似的结果，而且从细胞水平上阐明了孟德尔学说。摩尔根通过实验证明，基因是存在于细胞中的染色体上、呈直线排列的遗传单位。摩尔根因建立遗传的染色体学说而获得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他著有《孟德尔遗传学机制》（1915，与学生合著）、《基因论》（1926）、《胚胎学与遗传学》（1934）等科学著作。
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都是对现代遗传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然而他们的学说——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或简称摩尔根遗传学，与在苏联形成的米丘林学说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米丘林（И．В．Мичурин,1855—1935）是苏联农艺学家，一生从事果树研究。在十月革命以后，他的研究工作得到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原来的一块小苗圃发展成为全苏果树栽培和植物育种的研究中心。他曾培育出三百多种新型果树，于1935年逝世前一星期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在米丘林的早期著作中就曾对孟德尔学说有过批评，他以为孟德尔从豌豆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对于果树杂交是不适用的。
在人类探索生物学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像遗传这样极其复杂和微妙的现象，产生不同的解释和理论，是很自然的。出现了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本是不足为奇的。两派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上：一是是否存在特殊的遗传物质？一是怎样看待环境对有机体遗传性的影响？
米丘林学派认为遗传是生物有机体的一种特性，细胞的每一个有生命的部分都有遗传性，基于这种观点，不承认染色体或基因是特殊的遗传物质。他们以果树嫁接为例，将苹果的芽子接在梨树上，所生的苹果有梨的形状和味道，而这种新型苹果不管用无性方法繁殖或用种子繁殖都可以在后代遗传下去，可见在没有发生染色体或基因传递的情况下，遗传性发生了变异，由此证明并不存在特殊的遗传因子或遗传物质。但是，摩尔根派的科学家指出，凭借这种试验并没有排除对其结果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就此否定特殊遗传物质的存在。
环境对遗传性影响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后天的获得性能不能遗传，即由环境条件的改变引起的生物体的变异能不能遗传给后代？在历史上，法国科学家拉马克（1744—1829）是最早承认获得性遗传的，不过他认为能遗传的获得性必须是双亲所共有的，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则根据一些实例认为有的变异是能遗传的，有的变异不能遗传。米丘林学派力图证明获得性是遗传的，因为他们认为生物体内任何活质都具有遗传性，生活条件的改变，能通过代谢过程使遗传性发生变异，如果这种变异影响到生殖系统就是可以遗传的。摩尔根学派认为基因有很强的稳定性，外界环境条件能使生物体的外部表现多样化，却不易改变内在的遗传本性。魏斯曼曾用连续几代割掉老鼠尾巴的实验（割掉尾巴的老鼠的后代仍有完整的尾巴），否定获得性遗传。他们认为只有用具有强烈刺激作用的物理因素（如X射线、宇宙射线等）和化学因素（如秋水仙精、芥子气等）产生基因突变才能遗传。
在苏联也有摩尔根学派的许多优秀学者，曾任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瓦维洛夫便是一位代表人物。米丘林虽然与他有不同的学术见解，但与瓦维洛夫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情。瓦维洛夫曾给予米丘林许多工作上、特别是物质上的帮助，并鼓励米丘林写出著作。他还亲自为1924年出版的第一部米丘林著作写了序言。1933年4月8日米丘林在第一次出版的《米丘林五十年工作总结》上的亲笔题词是这样写的：“给最尊敬的农业科学院院长Н．И．瓦维洛夫。纪念我们的友谊。”1935年瓦维洛夫带头提名米丘林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了通过。米丘林逝世的第二天（1935年6月8日），瓦维洛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功勋》的悼文。这些情况说明，米丘林和瓦维洛夫在学术观点上虽有对立，但是两人在工作关系上是正常的，融洽的，个人之间是十分友好和相互尊重的。后来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学术争论与哲学批判、政治斗争挂钩，才使两派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1930年底，在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对德波林派的斗争中，批判过德波林派把摩尔根遗传学冒充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责魏斯曼的种质说、摩尔根的基因论等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生物学中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对瓦维洛夫领导的植物育种研究所，也在一篇批判文章中给扣上了“反革命的研究所”的帽子。
由于1932年苏联纠正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简单化的做法，使这次批判没有继续下去。
1935年，李森科先后当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他的主要成绩是提出了一年生植物的阶段发育理论和在生产上推广春化处理方法。起初李森科在遗传问题上也是持摩尔根学派观点的，他的阶段发育说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也是受基因支配的。他对瓦维洛夫的工作很推崇。瓦维洛夫也称赞李森科的工作，认为阶段发育说对育种是有用的。
但是李森科在1935年2月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大会上作题为《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的讲话时，他的调子变了，他把旧科学一概称为“资产阶级科学”，把对推广春化处理技术有不同意见的人斥为“阶级敌人”。斯大林出席了这次大会，对李森科的讲话连连称赞，给以喝彩。
1935年6月以后李森科和瓦维洛夫开始在遗传与育种问题上有了争论，争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李森科自1936年起明确反对摩尔根遗传学，否定基因概念，坚持主张外界环境条件在有机体遗传性的形成和改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瓦维洛夫等人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提出反驳意见。两派观点相持不下。
在这场学术争论中，李森科虽然给摩尔根学说扣上了“烦琐哲学”、“不可知论”等帽子，然而一些哲学家如米丁等人还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没有明确地支持一派，批判一派。米丁曾援引米丘林的话：“我毫不否认孟德尔定律的价值。相反的，我不过是坚持对它加入一些修正和补充。”哲学家们承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揭示了某些遗传方面的规律，也认为在他们的学说中有唯心主义影响。
1937年以后，遗传学的争论逐步上升为“阶级斗争”，又同“肃反”相联系。瓦维洛夫被报纸点名批判为“人民的敌人的帮凶”，1938年瓦维洛夫被撤职，由李森科接任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40年8月瓦维洛夫以间谍罪被捕，于1943年惨死于狱中。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摩尔根学派依然活跃在苏联，大学课堂里仍然讲授摩尔根学说。在1947年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反对李森科观点的论文。1940年李森科接替瓦维洛夫兼任遗传研究所所长以后，该所摩尔根派研究人员曾指控李森科不给予他们工作的条件，曾要求政府出面干涉，要求脱离李森科的领导。1946年苏联科学院曾考虑另设第二个遗传研究所——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所，没有得到政府批准。
日丹诺夫的儿子、联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日丹诺夫曾对李森科的作风有所批评，并且赞同哲学家米丁和摩尔根派中某些党员科学家的观点，认为米丘林派和摩尔根派都有部分正确的东西，试图将两派的方向调和起来。
1948年8月的生物学会议
1948年8月的生物学会议，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总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联共中央的支持和斯大林的亲自过问下召开的，目的在于彻底批判和战胜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结束两派争论。
会议规模很大，有近千人参加，但是却没有让摩尔根派的学者在会前有所准备，他们临会时才得到参加会议的通知。会议的整个内容就是讨论李森科的长篇报告《论生物科学的现状》。李森科在报告中称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为“现代反动实验遗传学的鼻祖”，给摩尔根遗传学说扣上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三顶帽子。而同时宣称米丘林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科学的生物学的基础”、“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科学的方向”、“未来属于米丘林”。他批评说，在大多数学校的遗传学讲坛上，还在讲授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而为布尔什维克、为苏维埃的现实所培养起来的米丘林学说，科学中的米丘林方向，在高等学校中则处于暗淡无光的地位”。他点名批判了一批苏联生物学家，说他们是“魏斯曼的追随者”，“孟德尔、摩尔根的信徒”，“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唯心主义遗传学”，依附于“反动生物学的头目们”。
李森科在报告的结论中说：这次会议是“苏维埃生物学”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会议，是“最后结束”遗传学中从30年代开始的、拖得太长了的争论的会议，是“最后粉碎”“资产阶级形式遗传学”的会议，是“生物科学的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在这次会议上专门通过了《关于李森科〈论生物科学的现状〉报告的决议》，会议以“决议”形式完全批准“这一对于现代生物科学状况有正确分析的报告”。“决议”中写道：“在生物学中已划出两条正面对立的路线，一条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米丘林路线，另一条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路线。”用会议文件方式把科学中的两个学派强行划归为政治上、哲学上的两条对立的路线，这真是20世纪科学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得到斯大林的直接过问和他对李森科的全力支持。在讨论李森科的报告时，会场上曾有人写纸条问：“党中央对这一报告的态度如何？”李森科当众念了这一纸条，然后非常得意的宣告：“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我的报告，并且批准了它。”1953年3月8日，斯大林逝世的第三天，李森科在《真理报》上发表悼念文章《科学的泰斗》，其中说道：“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特别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同志抓住了具体审查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的时机。他直接校阅了《论生物科学的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讲演中的个别地方应该怎样讲解。斯大林同志关心地注视着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的工作结果。”
在1948年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的大会上，莫洛托夫在庆祝报告中说道：“关于生物学问题的科学讨论是在我党指导性的影响下进行的。这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思想也起着决定作用。”他还说：“遗传理论的讨论，提出了同以唯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科学反对科学上的唯心主义残余（例如认为后天获得性不能传给后代的魏斯曼的遗传不变说之类）的斗争有关的各项深刻和基本的问题。”“这一斗争在李森科领导下进行不是偶然的，他在我们共同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
哲学家米丁在会后撰写了《米丘林生物学的胜利》一文，他说：“由于有斯大林的亲身过问和极深刻的提纲式的指示，米丘林科学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在我国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期间，《真理报》先后用了十五版篇幅，刊登了几乎全部的会议文件。会议一结束就于8月12日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旗帜！》的长篇社论。社论说：“李森科作的《论生物科学的现状》的报告，是联共（布）中央批准的，它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社论还特别提出：应该感谢斯大林同志，是他拯救了米丘林学说。
在苏联，关于遗传学的两派长期相持的学术争论问题，就是通过这次会议，以斯大林和党中央的名义作了“结论”，宣告米丘林学说的“胜利”，其实就是李森科派的“胜利”。
尤·日丹诺夫等人的检讨
在会议准备期间，尤·日丹诺夫就受到了批评。他在1948年7月12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检讨信。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即8月7日，《真理报》全文刊登了这封信。
尤·日丹诺夫在信里检讨说：
由于在讨论会上作了关于现代达尔文主义中争论问题的演讲，我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1．作报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2．我的报告中的根本错误在于引导生物学中的两个正在斗争的方向调和起来。
从我到科学处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有形式遗传学的代表来向我申诉，说他们获得的一些栽培物的具有优良品质的新品种，没有运用到生产中去，并遭到李森科院士的拥护者的阻碍……
我的错误在于，当决定袒护这些实际上是“糖衣炮弹”的实践结果时，我没有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给予无情的批评。我承认，这是办事的事务主义态度，是单纯地追求实际利益。
生物学中不同方向的斗争常常表现了吵闹和起哄的不健康的形式。然而，我以为，除了吵闹和起哄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
这些原因使我产生了想调和争论双方，消除分歧，强调团结，而不是强调分开的想法。但是，在科学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原则是不能调和的，而只能战胜，斗争不能用掩盖矛盾的办法，而应该用揭发矛盾的办法来进行。在事务主义和狭隘实际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想调和原则的企图和对争论的理论意义认识不足，把我引导到了折中主义的道路上。
3．我对李森科院士的尖锐和公开的批评是一个错误……
4．列宁屡次指出，承认某一现象的必要性，本身就包含有陷入客观主义的危险。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论好的或坏的，都凭良心说话。我不但没有给这些反科学的观点以致命的打击，……相反地，我却错误地为自己提出了探索它们在生物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和在它们中间寻找“合理的内核”的任务……
尤·日丹诺夫在这封信中所检讨的错误内容和他所作的相当奇特的说明，都反映出当时对于斯大林直接支持的李森科，不容许有任何批评。对于与李森科不同的学术观点只能“战胜”、“斗争”，毫无学术争论可言。
另一位科学家奥尔培里，是科学院院士，主持生物学部工作，也在1948年8月24日—26日的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作了检讨，刊登在1948年第9期的《苏联科学院通报》上。他在检讨中说：“我表现了过分容忍和自由主义，过分长期地维护染色体理论和形式遗传学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个人遵循了下述原则：我认为，必须尊重不同的意见，不应该排斥那些和自己科学观点有分歧的人，必须为了最终地得到正确的、真正的结果而保证科学争论的可能性，保证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和不同研究方法争论的可能性。”奥尔培里所遵循的原则，本是科学工作领导人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然而却只能被当做“错误”加以检讨。
当时，凡是曾经反对过或不赞成李森科观点的共产党员都在各种会议进行检讨。例如，在8月会议上，李森科的一位追随者德米特里耶夫叫嚷：“我认为提高科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完全消除在科学上直到现在还被叫做‘学派’的‘单干户’”，一位科学家反驳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计划局局长德米特里耶夫同志在这里说，不应该有学派，（李森科插话：‘很对！’）我不知道米丁院士出席没有，恐怕他没有尽到责任，乌拉佐夫院士昨天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爱护学派’……（笑声，这是对支持李森科的《文学报》主编米丁的讥讽），我想我们应该爱护科学上的学派，在苏联有很多这样的学派，我们不能仅有一个科学学派。”但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这位要求爱护学派的科学家检讨说：“正当党中央委员会在生物科学的两条路线之间划清了一条界线的时候，我作了前天的发言，这就使我不配作一个共产党员和苏维埃科学家。”又如，一位共产党员科学家曾声明自己既不是摩尔根主义者，也不都赞成李森科，他检讨说：“不肯走到头，只采取中间立场，似乎不配作一个布尔什维克科学家。”还有一位共产党员生物学家被要求在党的会议上作检讨和公开表态反对染色体理论，他拒绝这样做。别人就引证莫洛托夫，说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大会上都讲了。他当然不同意用领导人莫洛托夫的话来压他，他反驳说：“为什么你认为莫洛托夫会比我更懂得遗传学呢？”结果这位生物学家被开除党籍，撤销工作，后来被调到一个地质研究所去做实验。
一系列粗暴的行政措施
当时，不仅以党的名义为学术争论作结论，用党的纪律来要求党员科学家按照党的决议选择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还采取了极其粗暴的组织和行政措施，强行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这种作法突出地表现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其中包括十二条具体内容．施行对摩尔根学派的种种压制。
决议的第一条就是解除奥尔培里院士所任生物学部的院士秘书职务，同时吸收李森科院士参加生物学部的工作。第二条是解除施马尔毫森所任进化形态研究所所长职务，因为他是在8月会议上坚持不赞成李森科观点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第三条是解散细胞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研究所所属的由杜比宁通讯院士领导的细胞遗传学实验室；封闭这个研究所的植物细胞学实验室；结束进化形态研究所的形态发生学实验室。因为他们都是按照摩尔根学说进行研究工作的。此外，还决定重新审查生物学部1948—1950年的科学研究计划；重新审查生物学部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生物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分，清除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的拥护者，并以米丘林生物学的代表来补充；重新审查生物学部所属各机构的组织、工作方向和干部组成；重新审查出版计划，以保证出版米丘林生物学的著作；重新审查生物学部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培养干部应服从米丘林生物学的利益等等。
苏联高等教育部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在高等学校中开除了一批反对李森科观点的教授和讲师，关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取消摩尔根学派的课程，销毁教科书，撤销一切非米丘林方向的研究计划。
其他有关部门也相继采取类似的作法。生物学方面的各杂志编辑部、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都进行了改组，换上了一批李森科派的代表或追随者。凡在学术上持有与李森科不同观点的科学家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许多人还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甚至失去了基本的经济收入。
李森科就是靠这种强制手段取得了“胜利”。据说，就在8月会议闭幕之后，李森科到季米利亚捷夫农学院去讲课的那一天，一间很大的教室中，都是一些坐小汽车来的人在“听课”，学生们只好在教室外面拉线听。李森科穿过夹道欢迎的队伍时，军乐队高奏“胜利进行曲”。1948年9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李森科列宁勋章，庆祝他的50寿辰。接着，10月2日，苏联科学院等五个单位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特·德·李森科50寿辰和科学活动25周年庆祝大会”。
历史的发展证明，李森科获得的荣誉是虚假的，他依靠8月会议所取得的“胜利”，其实就是一场依靠行政力量讨伐摩尔根学说的“闹剧”，这是发生在社会主义苏联的一出严重损害了科学事业、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形象的丑剧和悲剧。
李森科派的“胜利”虽然一度堵塞了苏联科学家沿着孟德尔一摩尔根方向进行遗传学研究的道路，然而毕竟不能阻挡世界遗传学的长足进步。20世纪40年代以后，正当李森科猛烈抨击摩尔根学说，否认存在特殊的遗传物质的时候，西方科学家多年来所寻找的基因的有机化学实体已经得到了答案，即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1953年建立起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表明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水平。以后又掀起了探讨遗传密码的热潮，至70年代基因工程的产生及其愈来愈多的成功应用，都说明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经过实践检验和不断发展着的科学学说。
4．批判浪潮继续冲向各门自然科学
继生物学会议掀起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最高潮之后，又通过一系列会议，使批判的浪潮冲向了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这里逐一作些介绍。
全苏物理学家会议的筹备和预演 【6】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之后，联共中央书记处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科学院筹备召开一次全苏物理学家会议。于1948年12月17日成立了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任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A．В．托普奇耶夫为组织委员会主席，物理学家A．Ф．约飞为副主席。还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由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育局局长Н．C．舍甫佐夫担任小组领导人。
在高等教育部部长C．В．卡夫塔诺夫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的信中，可以看出会议的宗旨：
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科学院认为，在高等学校的物理教学中，在理论物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在许多院校中物理学教程完全脱离辩证唯物主义。В．И．列宁的天才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远没有被物理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加以充分的利用。我们的某些科学家不是彻底揭穿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流派，而他们自己往往就站在这些唯心主义流派的立场上。
提供给苏联读者的有关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著作，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学者撰写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只是对这类资产阶级著作加以翻译。在苏联的物理学教科书中没有提供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现代物理学成就的系统阐述。在阐述像质量和能量这类基本的物理学概念时存在着许多混乱之处。在教科书中，俄罗斯和苏维埃科学家在发展物理学上的作用阐述得非常不够，书中充满五光十色的外国学者的名字，……会议的目的在于清算物理学家工作中的缺点，并制定克服这些缺点的措施。
信中还指名提到一些物理学家，“某些物理学家（朗道、约飞）在西方面前奴颜婢膝”，“卡皮查院士在卫国战争时期鼓吹露骨的世界主义”，“我国的某些物理学家不是批判国外创立的物理学理论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是无批判地接受这些理论和在我国宣传它们（弗仑克尔、马尔科夫）”。
组织委员会预定了一些报告和发言，由科学院院长C. И. 瓦维洛夫作主要报告，题目是《关于现代物理学和苏联物理学家的任务》。瓦维洛夫在报告中指出几百年来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同关于自然界的最普遍规律的物理学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物理学家应当成为一个哲学家和一个好的哲学家。但是大多数物理学家还不是好哲学家。例如在Л．Д．朗道和Е．М．栗夫席兹的大型理论物理学教程中，没有看到对基本物理学问题的充分的哲学分析，作者们仅限于重复这样的话：“理论物理学给自己规定的目的是找到物理规律，即确立物理量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把这句没有多少意义的话解释为作者所持马赫主义、实证主义立场的宣言。又如Я. Н. 弗仑克尔的巨著《统计物理学》中，问题的哲学方面大概是有意地回避了，……
在瓦维洛夫的报告中，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爱丁顿、金斯等人都被称为“物理学唯心主义者”。他指出，“我们的物理学家很少发表，至少在报刊上很少发表自己对现代物理学所揭示的一系列最重要现象的哲学见解。同敌视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十分薄弱，这种意识形态同具体的科学成就一起钻进来，并且在一系列场合下偷偷地对我国物理学家进行催眠”。
报告中专门有一部分谈论M．A．马尔科夫的文章《论物理知识的本质》，瓦维洛夫虽然对马尔科夫有所批评，说他有教条主义，把量子力学看成了封闭的完备的理论，但是他认为马尔科夫最先从辩证法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微观世界物理学的方法论问题。
在结束语中，瓦维洛夫号召对新物理学进行认真的哲学思考，开展反对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重新评价以往俄国的物理科学，为恢复俄罗斯和苏维埃物理学家的声望而斗争。
瓦维洛夫的这个报告，使会议的组织者很不满意。在1949年2月16日—18日组织委员会的讨论会上，瓦维洛夫受到很多批评和责难。哲学副博士И. В. 库兹涅佐夫说：“瓦维洛夫对资产阶级哲学的状况仍未给出尖锐的、抨击性的批评，以显示出日丹诺夫式的特征。”哲学家马克西莫夫和舍甫佐夫等人坚持对弗仑克尔作更加尖锐的批评，还要求在报告中加进对福克的批评。还有人提议把对塔姆和列昂托维哿的批评也补充进去。他们指责报告没有揭示现象的社会根源，马克西莫夫认为“现在世界主义者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直接代理人”。
会议主持人舍甫佐夫要求瓦维洛夫采纳发言者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使报告具有更大的战斗精神。
但是，瓦维洛夫提交的第二份报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改，只是做了极少量的政治性的补充。如指出《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对于形成物理学家的世界观的作用等，并把报告的题目改为《现代物理学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物理学家的任务》。于是，围绕这份报告，在组织委员会上进行了更加激烈的讨论。
在组织委员会的安排下，大多数人的发言是按照会议组织者的意图，指控苏联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和世界主义。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文章和在国外出版著作的意图都被指责为世界主义，卡皮查、弗仑克尔、朗道、塔姆、约飞等人都指名为世界主义者。批判涉及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约飞，委员会为坚持“原则性”，主张在报告中应保留这一处对约飞的批判。
哲学教授М. Э. 奥梅里亚诺夫斯基在题为《科学的伪造者（关于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发言中，除了对玻尔、海森堡等外国科学家的观点一一作了哲学批判外，还特别批评了弗仑克尔，说他的近著《统计物理》中的“声学”概念，是为了描述“实验材料”而杜撰出来的东西，是向马赫及其现代英美走狗伸出了手。
马克西莫夫在会上作了关于“物理学唯心主义”的长篇发言，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加以批判和否定，宣称爱因斯坦是马赫主义者，还对弗仑克尔猛烈抨击。他的发言只得到极少数人的支持，而引起组织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和被邀请到会的学者们的惊讶和不满。人们纷纷发言批评马克西莫夫，认为他不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对他说：“如果您以列宁和马克思的名义发表自己的错误见解，那么您就在妨碍我们的斗争，而不是帮助我们斗争。”
马尔科夫的文章《论物理知识的本质》是会议批评的重点。马尔科夫发言对自己的文章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详细地回答了批评者的意见，他力图说明量子力学原理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马尔科夫的观点得到了一些物理学家的支持，В．Л．金兹堡明确认为马尔科夫的文章是哲学文献中的重大进展。
组织委员会主席托普奇耶夫发言对会议进行引导：“应当更多地批评马尔科夫文章中的缺点。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我们用三个月讨论这个问题是偶然的吗？”他还直言不讳地说明，会议的组织者对事实的实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细节不感兴趣。运动已经开始了，需要有牺牲者。
塔姆和福克对托普奇耶夫作了反驳。塔姆指出，马克西莫夫等人对马尔科夫的批评不客观，事实上他们在号召拒绝量子力学。福克认为在马尔科夫的文章和他的发言中绝没有任何对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支持。
塔姆和福克的立场受到了围攻。组织委员会成员Б．М．伍尔发言说：“我们必须遵循上面教导的法则，即主要危险是放弃斗争的倾向。如果说到物理学中的情况，那么我们同机械唯物主义、同力学化的斗争是积极的……而同物理学唯心主义则不作斗争，或看相反地……在我们物理学家中偷偷地宣传它。因此很自然，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危险乃是唯心主义的歪曲渗入到我们之中并在我们这里流行，……应当燃起反对这种危险的火焰。”
马尔科夫和弗仑克尔在以后一系列会议中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即所谓运动中的“牺牲者”。
会议的组织者从一开始便想吸引国内权威的物理学家也参加到这次批判运动中来，但是他们或者拒绝到会，或者拒绝发言，而福克、塔姆、约飞等人即或发言，其内容也不符合组织者的期望。只有少数哲学家和物理学教授当了这次批判运动的主力。
组织委员会工作了三个月，从1948年12月30日到1949年3月16日共召开了42次讨论会。这42次讨论会就是全苏物理学家会议的预备和预演。会议定于1949年3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但是这个会议没有如期召开，以后再也没有召开。
是谁能够取消这个经联共中央书记处委托筹备了三个月的全苏物理学家会议呢？当时只有斯大林才有这种权力。据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49年春的一次会议上，贝利亚问科学家库尔恰托夫，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唯心主义，必须抛弃它们，这种说法对不对？库尔恰托夫对此回答说：“我们正在制造原子弹，它的作用是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基础的。如果抛弃了它们，那么也就必须抛弃原子弹。”贝利亚对这个回答深感不安，他说，最主要的事情是原子弹，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看来，是他同斯大林进行了联系，使斯大林取消了这次会议。
会议虽然没有召开，对物理学唯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批判斗争并没有停止。
巴甫洛夫生理学会议
巴甫洛夫（1849—1936）是苏联生理学家，他研究高级神经活动，提出“条件反射”概念，因对消化生理的研究成就获得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著有《消化腺机能讲义》（1897）。
1950年6月28日至7月4日由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联合召开了巴甫洛夫生理学会议。搬用1948年8月生物学会议的模式，像只承认遗传学的米丘林学派那样，只承认生理学中的巴甫洛夫学派。这次会议宣称只有巴甫洛夫学说是唯一正确的，其他的生理学学说都遭到了批判。德国生理学家魏尔啸（又译微耳和，1821—1902）是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他创办《病理解剖学、生理学及临床医学记录》刊物，著有《细胞病理学》一书，对生理学、病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然而魏尔啸学说在会上被全盘否定，还称之为“伪科学”。
会议点名批判了当时正在从事研究工作的一批生理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病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说他们的研究走上了“违背巴甫洛夫方向的错误道路”，称他们为“唯心主义的科学家”。会议指责一些科学家想在生理学研究中建立他们自己的“学派”或“小学派”，是“毫无理由的倾向”。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生理学研究人员也进行了批判，说本来期望他们“发展”巴甫洛夫学说，然而他们“不仅没有和伪科学、和反巴甫洛夫的潮流进行斗争，反而在某些基本问题上竟然也离开了巴甫洛夫的思想，还致力于修改巴甫洛夫的许多重要原则”，这些都是对巴甫洛夫学说采取了对抗态度。
会议通过了决议，认为巴甫洛夫学说是“社会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生理学学说，提出要在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上改造生理学、心理学和医学。总之，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把苏联的生理学研究通通纳入巴甫洛夫学说的框架，不允许存在任何不同于巴甫洛夫学说的观点、思想和学派。事实证明，这种专横的做法，是不利于开展正常的生理学研究的，也不利于真正发展巴甫洛夫学说。
勒柏辛斯卡娅“新细胞学说”会议
在1950年和1952年，苏联医学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曾两度召开会议，一方面批判魏尔啸的细胞学说，认为它是“阻碍科学进步的最虚伪、最唯心、最反动的”，“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了的国家不应当再有反动的魏尔啸理论的存在”；一方面讨论和承认勒柏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学说，肯定其“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的结论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勒柏辛斯卡娅生于1871年，早年从事革命，是苏联共产党员，曾两次被流放西伯利亚。她于1919年开始细胞学的研究工作，从1949年起成为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生命物质发展部的领导人。勒柏辛斯卡娅在其主要著作《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一书中写道：“在过去一百年当中，科学上和政治上都是反动的德国学者魏尔啸的细胞学说统治着生物学界”，“魏尔啸理论成了魏斯曼——摩尔根学说的基础。”她认为魏尔啸理论中“细胞从细胞产生”的观点是反动的、有害的，因为这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的。
勒柏辛斯卡娅在书中强调说，为了要打倒反动的魏尔啸理论，必须依靠事实。她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例如，她以蝌蚪的血液做实验，观察卵黄球的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得出结论说：“是一幅卵黄球演化成细胞的图画。”她还作了这样的水螅实验：将水螅放在乳钵中捣碎，再反复用离心机分离；约一小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溶液中有针尖般的闪光小点，然后小点逐渐增大而成为团聚体；再以水螅的食物剑水蚤的提取物作成含营养的培养基，在适当的温度下，团聚体能在24小时内发展成为细胞。
勒柏辛斯卡娅的这些实验和她的结论，起初曾受到来自苏联同行的怀疑和反对，然而并没有因此展开科学的研究、检验和讨论。李森科是坚决支持勒柏辛斯卡娅的结论的，他在为《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所写的序言中说：“当然，那些在自己的科学思想里还没有除去形而上学的科学工作者，不仅会不承认勒柏辛斯卡娅理论的前提和结论，而且因为不同意她工作的理论见解，他们会连她工作的实际部分的确实性也否定了的。但我完全相信，对于有真正的发展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工作者，勒柏辛斯卡娅的实际材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以确信，勒柏辛斯卡娅的工作的科学实际意义是只会与年俱增的。”在科学中，理论见解都是要经受实验检验的，怎能仅以是否具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李森科在这里宣扬哲学代替科学的谬论。然而，正是在李森科的支持下，《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一书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斯大林逝世以后不久，一些科学家重新审查了勒柏辛斯卡娅的工作。例如，有两位科学家（马卡洛夫和库兹洛夫）重复进行水螅实验，他们发现，原来勒柏辛斯卡娅所描述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物理-化学过程，并不是形成细胞的生物过程。1955年，另有两位科学家（辛金和米克海洛夫）撰写和发表了题为《“新细胞学说”和它的事实基础》和《论“新细胞学说”》两篇论文，郑重地宣告：“新细胞学说”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基础。
尽管李森科利用权势，从哲学上为勒柏辛斯卡娅的工作打了保票，然而终究经不住实验事实的检验，喧嚣一时的勒氏新细胞学说，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失败，宣告死亡。后来，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把这件事称为苏联科学中根据不足，却大吹大擂的一个典型例子。
勒柏辛斯卡娅的“新细胞学说”早已销声匿迹，然而它给科学史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太阳系演化问题会议
1951年4月16日至19日，苏联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召开了关于太阳系演化问题的讨论会。会议规模相当大，有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地球化学家，以及数学家等三百多人参加了会议。
施密特院士在会上作了“地球和行星的起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天体演化学、乃至整个科学作了这样的评价：“不管天文台如何多，不管新事实累积的进展如何巨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天体演化学家的理论思想却只是无力地陷入绝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这个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科学的总危机，资产阶级科学在这个或那个有限的部门中还有能力做一点积极的工作，但已经不能解决最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了。”
会议通过的决议也说：“近几十年来，外国的天体演化学已走入了思想混乱的状态，显明地反映出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虽然曾提出了不少的天体演化假说，但大多数都与事实脱节，和科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带有公然的唯心主义色彩……”
在会议上就是用这样的论调批判、拒绝和否定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提出的各种天体演化假说。和别的会议略有不同的是，会上没有直接批判苏联的学者，虽然在太阳系演化问题上，苏联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费申柯夫院士就提出了与施密特院士截然对立的假说，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的假说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在会议的决议中也写道：“天体演化学在苏联，继承了俄罗斯的唯物主义传统，完全在另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决议称赞苏联学者克服了形式主义和不可知论，“日益自觉地熟练地运用了最先进的唯一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
化学结构理论问题讨论会与共振论批判
1951年6月11日至14日，由苏联科学院化学部召开了有机化学中化学结构理论问题全苏讨论会，有全苏各地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家四百多人参加了会议，除了化学家外，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也参加了会议。
尤·日丹诺夫为1951年出版的《布特列洛夫选集》写了一篇评介（布特列洛夫是19世纪俄国化学家，他于1861年明确地提出了“化学结构”概念，对于推进化学结构理论曾作出重要贡献），评介中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哲学和生物学问题的讨论，激励了广大的苏联有机化学家们。拥护化学科学的唯物论基础，维护俄罗斯和苏维埃科学家在有机化学领域内的发明权，反对从资产阶级化学家中间传来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影响，这样一种积极的斗争是展开了。”
这次讨论会的召开正是为了进行这样一种斗争。会议的批判对象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化学家鲍林提出的共振论、英果尔德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中介论，认为共振论和中介论的基本概念是错误的，在方法论上是唯心主义的、机械论的，在量子力学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化学上是没有用处的。会议还点名批判了共振论在苏联的追随者和继承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尔金、加特金娜等人。
在会议上，苏联科学院化学部委员会主席切列宁院士代表化学部委员会作了一个长篇报告，题为《有机化学中化学结构理论的状况》。报告一方面详细论述了布特列洛夫的化学结构理论在化学发展中的革命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对共振论的概念和方法作了系统的批判。在讨论报告时，苏尔金、加特金娜等人都按照报告的论点作了检讨性的发言。
但是在会议最后一天通过的决议中，虽然说：“讨论会同意苏联科学院化学部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的基本论点”，同时又说：“必须指出报告中的许多严重缺点，例如，报告中没有说明化学理论问题中的思想歪曲与生物学和生理学中的敌对理论是密切联系的，他们联合组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唯物论的斗争的统一战线……”
决议还说：“理论有机化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创造性地、发展布特列洛夫学说，……化学结构理论的发展，必须在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基础上，在坚决地与化学中唯心的与机械的理论作斗争中进行。”
1951年，会议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哲学家凯德洛夫的长篇文章：《反对有机化学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文章按照会议决议的调子，对会议报告的缺点进行了批评，对苏尔金、加特金娜等人的检讨也进行了批评，并且作出如下的概括：“机械地把高级的运动形态归为低级的运动形态，并最终归为量子力学，是被利用来直接卫护和宣传科学中的唯心的蒙昧主义。从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同一类型的、发生于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的各种部门之中的、唯心的机械的倾向：生物学中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物理学中的薛定谔、狄拉克以及其他的‘物理学的’唯心论观点、有机化学中鲍林和英果尔德的观点是如何密切地相互关联。这一切都是同一个服务于资产阶级思想以宣传唯心论和僧侣主义的伪科学的理论的锁链的各个环节。”
看来，凯德洛夫的这篇文章是忠实于日丹诺夫指示的。他还特别提出，存在着“现代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体系”。这样，就把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学作为一种“反动”体系，同苏联的“先进”科学体系针锋相对地尖锐对立起来。
对控制论和其他学科的批判
在这一时期，除了通过以上一系列会议对“资产阶级科学”发动进攻外，还利用舆论工具在报刊上对其他一些学科也开展了批判，尤其突出的是对于控制论的批判。
控制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科学家维纳于1948年建立的，其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的出版标志这门科学的诞生。现已人所共知，控制论和信息论、系统论一起，对于推动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以及对于哲学思想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门有重大意义的新学科，一度在苏联遭到全盘否定和猛烈批判。
1953年，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第五期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控制论为谁服务》的文章，作者署名为“唯物主义者”。文章把控制论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唯心主义伪科学”，“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服务的”。
在1954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设有“控制论”这一条目，释文就是从哲学上和政治上对控制论痛加批判。一开头就把控制论定义为“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现代机械论的一种形式”，并且解释说：“控制论和17、18世纪的旧机械论不同，它认为心理、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同最简单的机械相类似，而是同电子机器和电子仪器相类似，它把大脑的活动同计算机的工作等量齐观，把社会生活和电信系统混为一谈，就其本质来说，控制论的目的是要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对巴甫洛夫所论证的现代科学的生理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活规律的科学观点。这种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跟哲学中、心理学中和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气味相投。”释文的结尾是：“控制论不仅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实现他们的军事侵略计划的手段。”
此外，对土壤学和数学等学科也有过比较集中的批判。
在土壤学方面，批判了“反动的”英美土壤学，批判了“在西欧和美国所盛行的农业地质学和农业化学的路线”，同时竭力宣扬苏联威廉斯院士及其学派的“进步的”土壤学，认为威廉斯的土壤学和米丘林学说一起，为农业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
在数学方面，对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中的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都作为数学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同时认为只有俄罗斯和苏维埃的数学家的成就才体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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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应该指出，在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苏联的许多科学家保持了冷静的科学态度，继续坚持正确的观点，虽然一些人被迫作检讨，却并不轻易在学术问题上无限上纲，随意作政治或哲学的结论。例如，在化学结构讨论会上，在对共振论的一片批判声中，许多科学家仍然强调运用现代物理学及其实验和理论的方法来研究化学结构是正确的，肯定量子化学在理论化学中的作用。还发生过“切林拆夫事件”。切林拆夫教授是发动批判共振论的，他提出一种“新的结构理论”。会上科学家们敢于明确指出他的这种理论“既与实验事实矛盾，也与量子化学的普遍原则矛盾，是没有科学性的，应该予以抛弃”。尽管切林拆夫指责这些科学家是共振论的直接拥护者，他仍然陷于孤立，没有能够成为化学界的李森科。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40年代苏联对待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以后的纠正
以上我们回顾了自日丹诺夫在哲学讨论会上发言之后，在苏联自然科学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情况。从所发生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在那一时期苏联对待自然科学有以下几个指导思想。
一、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具有阶级性。忘记了自然科学所反映的自然规律无论在什么政治制度下都是同一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主观地硬把自然科学划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大对立的体系。并且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是先进的、唯物主义的和辩证法的，而资本主义的科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只能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二、所谓“资产阶级科学的总危机”。从当时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样一个（现在看来需要重新研究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总判断出发，推断出贤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切现象，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在内，都处于危机之中。以为科学已陷于混乱状态，甚至陷入绝境，不能有所作为。无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自然科学仍有生命力，并在蓬勃发展这样一个实际存在的现实。
三、在自然科学中坚持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所以必须要在一切知识部门，包括在自然科学中都贯彻党性原则。坚持苏维埃科学的党性原则，就是要对自然科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无情的揭破”，并给予“致命的打击”。
四、反对世界主义和宣传爱国主义。在“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下，反对苏联的科学家们研究和讲授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新的科学理论，即反对“奴颜婢膝地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科学面前”。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强调“保卫俄罗斯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发明权”，以致几乎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中都宣称“俄罗斯第一”，都要找出代表“先进的唯物主义传统”的俄罗斯科学家，而西欧的科学家则被说成是“剽窃者”或“唯心主义者”。
正是在这样一些错误思想的指引下，在1948年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苏联在自然科学方面施行了极“左”的指导方针。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一概加以排斥，采取了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轻蔑态度，把许多重要的科学成就斥为“资产阶级科学”、“伪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中每一种新的理论，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对于自然科学中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感到衷心的喜悦。恩格斯还说过，科学家是虔诚的宗教徒，但在他的科学研究范围内，却是不屈不挠的唯物主义者。为了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孜孜不倦地钻研过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以便从中吸取辩证的和唯物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于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关系所采取的态度，在20世纪以后，直至今天，都是非常正确的。日丹诺夫的发言和苏联那一时期对待自然科学的方针，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和态度相比，真是相去十万八千里！
自然科学是探求和揭示自然规律的。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与各国的经济、政治利益相联系，会显示出国别的不同情况。可是对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进步都是世界各国学者前仆后继、共同奋斗的结果。科学的理论成就具有国际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承认俄罗斯科学家的贡献，只强调俄罗斯科学家的“发明权”，贬低西欧各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抹杀或否定他们的发明，这种作法是违反历史的、极不实事求是的。只把俄罗斯科学说成是具有唯物主义传统的，而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一律斥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不能令人信服的。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思想、新发现、新理论不断涌现。例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提出，分子生物学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控制论等新学科的诞生等等，这些都使人类的智慧展现出新的水平，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脱离20世纪科学发展的这个主流对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视而不见，只是抓住科学家们在科学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结果或某些提法，以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仍然在坚持唯心主义，为宗教服务，就只能像日丹诺夫的发言和苏联一系列会议的决议那样，对科学作出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判断。固然，20世纪以后宗教仍在利用科学为神学教义作辩护，在自然科学中仍然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存在，但是，这些绝不是科学发展的主流。夸大这些现象，认为西方科学已处于“混乱”和“危机”的境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抡起大棒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而别无其他，这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陷入错误的片面认识和估计中了。
苏联科学正是由于否认和拒绝世界先进成就而一度处于孤芳自赏的封闭状态。当时真正受到致命打击的其实一点也不可能是西方科学，而是苏联境内的一批符合世界科学潮流的研究方向和一批正在从事探索研究的科学家。粗暴无理的批判和行政组织措施，使苏联科学的某些领域不能不蒙受惨重损失，从而明显地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造成了落后的局面。
当然，事情总是在变的。苏联对于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后来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950年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一书出版。由于书中明确认为语言学不是上层建筑，不具有阶级性，这就在苏联开始破除一切事物都具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并且引起了对自然科学的性质的讨论。根据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的定义，科学家们提出自然科学本身 不是上层建筑。因此，从这个时候起，在苏联就不像以前那样强调自然科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了。
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不但对于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有了更加明显的变化，而且对于1948年以来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批判，也陆陆续续地进行了纠正。
自1954年起，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报告。如，1954年《真理报》发表的《论科学中的批评、革新精神和教条主义》，1955年《文学报》发表的《科学中的学派》，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所作的长篇报告，1957年《哲学问题》杂志的社论等等，都是对1948年以后在自然科学指导思想方面的纠正。从这些文章、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变化：一、不提自然科学的党性原则、不提资本主义科学（或资产阶级科学）和社会主义科学；二、认为“不能把同敌对思想、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方式和方法搬用到苏联学者对各种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来”；三、反对“对待自然科学的积极成就的虚无主义态度”；四、在学术上开始提倡不同的学派。
涅斯米扬诺夫在其报告中指出：“用压制科学上的反对者，贴标签以及类似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上的争论问题的习气，曾经在生物学中扎下了根”，“米丘林方向的活动者不应该妨碍生物学研究的其他实验方向”。1956年李森科辞去了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并且受到了批判（由于赫鲁晓夫再次支持李森科，此后苏联的生物科学仍然有重大的反复和曲折）。前面提到被解除职务的奥尔培里院士恢复了研究工作并承认以他为首的生理学学派应有在科学中走独立道路的权力。
在物理学方面，1955年《哲学问题》杂志在关于相对论讨论的一篇总结性文章中批评了过去“对待现代物理学上最重要理论之一（指相对论）的恶劣的虚无主义观点”。著名物理学家福克院士撰文点名指出某些批评是对科学的无知。1957年《哲学问题》的社论也明确承认该刊过去对马尔科夫文章的批判“采取了不应有的尖锐态度”。
对于1951年的化学结构理论问题讨论会重新作了评价，认为会议“没有任何根据地给现代化学发展中有巨大意义的量子论概念和量子力学计算方法投上阴影”，而同时又“不公平地根本怀疑共振论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进步学者鲍林教授的全部研究的科学价值”。鲍林后来被选为苏联科学院的外国院士。
1955年以后，在苏联肯定了控制论作为一门新兴科学的重要成就，并且开始大力加以提倡。《哲学问题》发表社论批评了过去对数理逻辑的攻击，指出“它是现代科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
1958年召开了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讨论会。会议学术秘书撰文批评了过去一些哲学家对待自然科学的错误态度：“否认例如量子力学、相对论、控制论以及研究遗传学的生物物理学派和生物化学学派等的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仿佛这些成果都是跟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的”。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不分析量子力学和基本粒子理论的成果，不考虑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心理学以及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发现，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决议还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真理的可靠性的最高准则。科学上的争端归根到底是靠实验、技术和生产来解决的。”
1960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明确地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科学和‘社会主义’科学之分，自然科学作为对周围世界的规律的正确反映和理解的结果，就其实质是统一的。”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现在重温苏联的这一段曲折历史——从日丹诺夫的哲学讨论会发言，到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再到斯大林逝世以后在对于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方面的逐步纠正，是为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认识甚至有意违反规律，必然要遭受惩罚，损失是惨重的。
科学研究是探索，探索离不开科学讨论。而正常的积极的科学讨论必须靠“双百方针”来开路。
附录4
从遗传学的发展看两派之争
任元彪
遗传学上的两派之争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表现的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将会长久地引起人们的一再关注。全面清楚地认识这一复杂事件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从纯粹遗传学的角度弄清两派到底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以何种方式进行了争论、今天的科学作了什么样的评判、产生了什么新问题。
一、两派争论的基本问题
（一）有没有专门的遗传物质
李森科（1898—1976）在《什么是米丘林遗传学》一文中明确地说：“在有机体中和细胞中，没有什么特殊的遗传物质。” 【7】 甚至在更早时他就以更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问题的本质在于‘遗传物质’是摩尔根主义者杜撰出来的，它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 【8】 否定有专门的遗传物质存在，是“米丘林遗传学”在争论中表达得最为明确的一个遗传学观点了。它认为，“有机体内存在有各种各样的执行着不同功能的器官；但是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专门负责‘遗传’的遗传器官，就如同没有专门的生命器官一样。把有机体的遗传性与某种特殊的物质联系起来，并企图在有机体内找寻这种‘物质’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9】
“米丘林遗传学”主张，生物的每一部分都与遗传相关，要说某一部分是遗传物质，那就所有部分都是遗传物质。用李森科等人的说法就是：“遗传物质存在在一切细胞的活质中。” 【10】
类似这样的观点在遗传学建立以前是很常见的。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前460—前377）的泛生论到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暂定的泛生论假说”都认为，汇集到生殖细胞形成胚胎发育为下一代的微小单位来自于生物体的每一个部分。
然而，遗传学正是在克服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在寻找和认识专门遗传物质的努力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寻找和认识在早期是从两个相互分离的方面进行的。一方面，从海克尔（E．H．Haeckel，1834—1913）的“原生体之交替发生说”、耐格里（K．Nageli，1817—1891）由“分子团”的不同结合排列组成决定遗传性状的“种质”之假说到德弗里斯（H．de Vries，1848—1933）1889年提出“泛子”概念，泛生论中负责遗传的物质在整个体内循环的观念被逐步否定。到1892年魏斯曼（A．Wisman，1834—1914）提出“种质论”，专门负责遗传的种质与一般生长的体质被彻底地截然区分开来了。另一方面，植物育种学家们不是用完整的大统一理论而是用系统的实验，使存在着控制遗传性状的特殊因子的潜在观念一步步明确起来。1764年前后，科尔罗伊德（J．G．Koelreuter，1733—1806）创立了系统杂交法，并使用回交法；1826年，萨叶里（W．Saiery，1763—1853）确立了性状独立分配和显性概念；1837年，盖特纳（C．F．von Gaertner，1772—1850）发现杂交子一代一致性规律和子二代的孟德尔式分离现象；1863年，诺丹（C．Naudin，1815—1899）证明正反交子一代都一样，从而得到了在遗传上两个亲本等价的概念，并对性状的独立分配作出了合理解释，还能够预言子二代分离、杂种类型的几率性。在达尔文提出泛生论的前一年——1865年，孟德尔（Gregor Mendel，1822—1884）用更为完备的实验和定量研究及统计方法，发现了生物遗传性状的独立分配和自由组合定律，并用遗传因子的假设作了合理的解释。1900年德弗里斯等3人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孟德尔定律，这就标志着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努力合流，也标志着遗传学的诞生。
与此同时，19世纪后期细胞学揭示了细胞核在受精中的关键作用、减数分裂现象、染色体的传递和组合行为。这不仅使德弗里斯和魏斯曼否定泛生论找到支持，而且在孟德尔定律重新发现后马上使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萨顿（W．S．Sutton，1877—1916）想到，控制生物性状的遗传因子肯定就在染色体上。摩尔根（T．H．Morgen，1866—1945）等人的工作，则进一步证明了遗传因子——基因在染色体上线性排列。1915年，摩尔根等3人共同出版的划时代著作——《孟德尔遗传机理》，标志着形式遗传学的建立已经完成。从这个时候起，忽视孟德尔遗传现象的普遍性和否定遗传因子是生殖细胞结构中的物质性实体已不再可能了。摩尔根和他的助手到1925年已在果蝇上鉴别了100个不同的基因。1933年，摩尔根获诺贝尔奖。到两派之争在我国全面兴起的1953年，沃森（J．D．Watson，1928—）和克里克（F．Crick，1916—）已发现了基因的双螺旋分子结构。到今天。以基因为材料的基因工程已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了。
（二）遗传是怎样产生的
遗传学是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在发现孟德尔定律等遗传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生物性状是由特定的遗传因子控制的假设，是遗传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起点。从这个起点上开始，遗传学家们进而寻找遗传因子的物质实体，发现它就是存在染色体上的基因；再进而研究基因的存在状态、组成和结构，研究它怎样实现遗传信息的保存、传递，研究基因的复制和表达机制……所有这些，都是在对遗传与变异的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上进行的：遗传物质——基因被准确复制并在下一代得到表达就是遗传；基因的缺失、错位、重排及其他改变就是变异。
“米丘林遗传学”因为否定基因或其他专门遗传物质的存在，当然反对这种用基因在上下代之间传递遗传信息的遗传学解释，否认生物遗传依赖于遗传物质的复制并将拷贝传递给子代。而认为遗传是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重新获得的。李森科认为，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外界条件通过对有机体代谢作用的影响而转化为内在的遗传性。换句话说，遗传就是外界环境在有机体内的反应。李森科有这样一个定义：“关于遗传性我们认为是生物体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发育需要一定条件，并对某些条件发生一定的反应的特性。” 【11】 因此，“米丘林遗传学”相信温度的改变会使冬小麦变春小麦，或者使春小麦变冬小麦，相信环境条件的改变可以使小麦直接产生黑麦，相信燕麦产生出燕麦草，松树变为云杉，鹅耳枥变榛子，向日葵产生列当等等。这种把遗传看成是对外界条件的反应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遗传的基本含义。任何人都知道，所谓遗传是指在不同环境下的上下代之间仍能保持不变的特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环境一变就会种瓜得豆，就不会有遗传了。
（三）获得性遗传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把遗传看成是对外界条件的反应的观点，必然会得出获得性遗传的结论。而获得性遗传的观念又反过来被用于支持“米丘林遗传学”的遗传观点。在维护获得性遗传及整个遗传观点的时候，李森科及“米丘林学派”的一般人都是从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进行论战的。李森科等人认为，否定获得性遗传，主张基因的改变才能改变遗传的观点，显然否定了环境对生物遗传的影响。
其实，遗传学从来没有否认环境对生物性状表现和遗传的影响。任何遗传学家都明白，特定基因只是规定着特定性状的发育可能性，至于生物能否将这个可能的性状发育实现，那是需要环境条件的，性状是遗传和环境互作的结果。遗传学家还明白，环境不仅能影响基因的表达和性状发育，而且能影响和改变基因本身。外界环境对生物变异的这两种不同影响早在魏斯曼的“种质论”中就清楚地区分开来了：环境作用于体质所发生的性状表现差异仅影响在当代而不能遗传；环境作用到种质上表现的差异就成为可遗传的变异了。这就清楚地揭示了笼统的获得性遗传观念为什么错误和在那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为了让人们清楚地认识环境对生物遗传的不同影响，排除笼统的获得性遗传观念，丹麦生物学家约翰逊（Wilhelm Johannsen，1857—1927）在1911年专门表述了基因型和表型这两个概念。不同环境一定会使不同个体的表型不同但不一定会使基因型不同；反过来表型的改变不一定会遗传，只有基因型改变才会遗传。
可以看见，“米丘林遗传学”混淆了表型中的正常差异和遗传上的变异，从而将科学上已经分清并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原为笼统的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并使已经解决的获得性遗传问题复活。
（四）整体与局部、偶然与必然等问题
除去有没有专门的遗传物质这个具体的遗传学问题以外，“米丘林遗传学”在遗传学上挑起的争论大都是些笼统、含混、概念不清的问题，或者是些混合着哲学观念和常识、离具体遗传学问题较远的非遗传学问题。前者如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遗传性的定义问题——不是让人去深入研究具体的遗传机制从而理解遗传现象，而是试图用遗传性是生物体对外界条件发生反应的特性这样模糊的定义去把握遗传。后者如整体与局部、偶然与必然等问题。
“米丘林遗传学”指责遗传学强调专门的遗传物质在遗传中的特殊作用而轻视生物体其他部分对遗传的影响，认为这是一种缺乏整体观念的机械论表现。在“米丘林遗传学”家们看来，不是从生物在不断进化、生物的遗传特性在不断被环境改变这样一个总事实中得出环境能够改变遗传的结论而是去研究细胞核中极其微小的染色体、研究其上的基因对遗传的决定性影响，这显然是只重局部不看整体的方法，因而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只能得出错误的研究结果。
如果只能在一般问题上打转转而不能深入到具体专门问题，那就表明我们还处在前科学阶段。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必然将最初的原始问题转化、分解为越来越多的具体的专门问题。停留在笼统原始的水平上问遗传是什么而不是深入到具体的遗传规律和遗传机制的研究中去，这是遗传学建立以前的前科学阶段才应有的状况。以为知道生物进化的总事实就可以对遗传问题下最后的结论，甚至指责研究具体遗传问题是局部的机械方法，这就完全不是在从事科学问题研究而是在进行哲学争论了。遗传学家们事实上也没有把整体与局部、偶然与必然等问题的抽象讨论看做遗传学问题。
（五）“米丘林遗传学”提出的各种现象
“米丘林遗传学”提出用于否定遗传学理论的现象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摩尔根时代的基因理论已经成功地作了合理解释的现象。例如，不符合孟德尔定律的连锁遗传，被当做是融合遗传的多基因决定的连续变异、并显性等非显性形式的遗传现象等等。这些现象之所以被作为问题提出来，只是因为对基因理论的不承认和不理解。
“米丘林遗传学”提出的另一类现象，是还没有被遗传学承认或接受的那种现象。如春小麦冬小麦互变、花粉蒙导、嫁接杂种等。没有被接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缺乏严格系统的科学实验证实；二是像春化作用等并非“米丘林遗传学”发现的现象尽管存在，但“米丘林遗传学”加给它的遗传学意义却让人难以接受。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米丘林遗传学”流行了几十年，从50年代、60年代到90年代的今天又过了几十年。“米丘林遗传学”高潮时期广泛报道的各种现象没有获得严格的科学实验证实。还没有任何一项“米丘林遗传学”的公式、定律、原理、经典实验被遗传学家不无怀疑地予以接受和承认。
二、遗传学中今天的争论问题
（一）DNA和RNA谁是第一信息源
按照沃森和克里克提出的中心法则，DNA是RNA的模板，它携带和储存的遗传信息被RNA转录后合成蛋白质，从而表现为生物性状。然而很快就发现了反转录现象，即以RNA为模版合成DNA的行为。病毒里只有RNA没有DNA的事实也不符合中心法则。当T．Cech发现RNA自身具有酶的剪切功能后，问题就更引人注意了。因为生物酶是一切生物性状表现的关键物质。如果RNA是酶，那么它在生物性状表现中的地位就要让人重新思考了。
如果广泛存在于细胞质中的RNA是第一信息源，那么遗传学现在肯定的遗传机制是否真的没错？种质与体质的界限是否会被打破？对“米丘林遗传学”的否定是否可能被推翻？科学上引发的这些问题的确会引起争议。不过，以下几点是我们预测争论结果时可以依靠的出发点。第一，大多数生物是以DNA为信息载体的，这一基本事实无法改变；第二，不管原始的起源怎样，经过多少亿年的进化所形成的生物遗传机制是确定的，不会因为我们发现了RNA在起源上先于DNA而发生根本改变；因此，第三，RNA在起源上先于DNA不会从根本上否定遗传学的基础，RNA和DNA在信息传递和表达中的作用和功能的进一步认识，只会丰富和发展遗传学理论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它。
（二）关于非孟德尔式遗传
非孟德尔式遗传的存在，已是遗传学家们广泛承认的事实。典型实例是原生动物表面构型的非核酸式遗传现象。T．M．Sonneborn和J．Beisson对草履虫表面构型的许多研究都发现，并不改变核基因而只是人工改变草履虫的表面结构也能遗传。例如，将草履虫的纤毛人工倒位后，曾经维持到800个细胞世代而没有回到正常表型。Sonneborn还在1963年发现草履虫的口沟畸变也有纤毛倒位一样的非核酸式遗传。我国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先生也从1964年起连续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他和助手在纤毛虫细胞还未发育分离为两个个体之前的早期切去细胞质，结果发现，细胞核仍然分裂为2，但不再分离为两个不同个体，而是形成2核骈连体或2核背连体，这种人工形成的骈连体或背连体也可以遗传。
这种非孟德尔式遗传现象的确对现有的遗传理论提出了挑战。但遗传学家们都知道，这种现象只存在于原生动物。这种单细胞体既是一个性细胞又是一个正常的生物个体，担负着其他生物由各种组织和细胞分别承担的各种功能。因而它的例外是不难理解的，不应把它看成具有根本否定遗传学理论性质的现象。许多遗传学家解释说，这种非核酸式遗传可能是基因产物蛋白质互相识别配合所决定的。即旧有的蛋白质形成的结构与新生蛋白质互相自我配合形成同样的结构。尽管这还不是最后的解释，但遗传学家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极少的事例是不能与孟德尔定律的普遍性相比较的。何况纤毛原生动物的其他特性仍是孟德尔式的呢？
还有一种争论，那就是从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中去否定细胞核的重要性，从而否定孟德尔式遗传。尽管还没有从细胞质中找出可以动摇现在的遗传理论的现象来，但总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尤其因为在细胞发育中受精卵的最初启动靠的是mRNA而不是DNA，于是总有人以此对DNA和细胞核在遗传中的地位提出质疑。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RNA和DNA谁是第一信息源问题。仅仅从下一代的最初启动看，RNA的确在前。但遗传是上下代之间的问题。受精卵内的mRNA是上一代储存的，是卵母细胞发生时由DNA转录的。这就无法否认DNA在遗传中的基本地位。
（三）关于远缘杂交
按照染色体基因理论，远缘种间由于染色体的数目、结构和功能都不同，因此很难配对形成可以正常发育的后代。但是，远缘杂交方面的工作尤其在近年来时有报道。上海生化所周光宇先生的工作就比较引人注目。她宣称：光学显微镜观察中，人、鼠细胞融合后从染色体上看的确只有鼠染色体，人的染色体可能被分解而看不见了；但是在分子水平的分析中发现后代细胞中有少数人的基因存在。不久前她们发表的一项工作称：高粱同小麦杂交后，在染色体上看只有小麦染色体而没有高粱染色体，但能够看到个别的高粱性状。周光宇解释说，这种现象是一种天然基因工程——在天然授粉中，虽然不能实现远缘种间染色体的正常配对，但在一个种的整套染色体被保留而另一个种的整套染色体被融解的情况下，后者的部分基因片段被吸收嵌合进前者的整套染色体中。
不能否认大自然本身在各种水平上进行着无数的“试验”。但“天然基因工程”的假说还没有提供具体机制的说明，不能使大家信服。过去人们从事过这样的转化试验，但介导到细胞中去的基因并未嵌合到基因组中去，有时这种基因游离在细胞质中也可以表达好几代，但最后都消失了，并未形成真正的杂种。因此，人们怀疑“天然基因工程”假说，甚至怀疑实验的可靠性。
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点是特别引人深思的，那就是许多坚持远缘杂交存在的人和否认这种现象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的人都把这看成是“米丘林遗传学”主张。然而，“天然基因工程”假说本身就表明，远缘杂交的存在并不推翻基因理论。这就表明，今天研究远缘杂交同“米丘林遗传学”用远缘杂交来否定遗传学理论两者的学术意义有了根本的不同。
三、生物学问题的复杂性
（一）生物学问题的特殊性
生命现象比起物理和化学现象来的确要复杂得多，以至于始终有人相信生命中有一种用物理或化学规律不能解释的超然力量起支配作用。这种不可能被科学解释的特殊力量常被称为“灵气”、“活力”。后来演变为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的现代“隐得来希”（entelechy）、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显性”原理（emergence principle）等等。
另一方面，科学总是有例外的，任何科学理论都会遇到不能解释的现象。由于生物学的特殊复杂性，它的异常现象尤其不能避免。这就使生命科学试图用物理和化学的规律及语言去描写和认识生命现象的努力格外困难。生机论错误观念的影响和异常现象的格外普遍，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生物学领域中各种反主流的科学和非科学观点、流派格外容易流行。
生物学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那些不懂具体科学问题的人也很容易参与争论，从而进一步导致不正确观点的流行。现代数学、物理等领域中的问题由于远离人们的日常经验，一般不懂的人是不会贸然加入争论的。生物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联系，一般人都很容易以为自己也能够判定科学上的是非而加入争论。
另外更有一层特殊性存在。由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生物学的发展不像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那样成熟和完备，现代科学方法和现代实验手段还没有引入某些研究工作，有相当多的领域还水平很低，有些仍带着博物学的味道。但是。遗传学从孟德尔开始，细胞学也在19世纪后期，进入了比较严格的实验科学阶段，摩尔根等人的工作更把遗传学发展成为理论性和实验性都很强的现代科学门类。这就使生物学内部的情况更加复杂起来。那些没有专门进行过遗传学研究训练而在发展水平较低的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不能理解现代遗传学；而他们又偏偏可能对遗传问题感兴趣——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遗传是贯穿各方面的一个中心问题。这就为反对遗传学理论的生物学派别的产生创造了某种“学术”基础。
（二）“米丘林遗传学”提出的问题的长久性
现在很难看到“米丘林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和文章，大学里也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了。被视为“米丘林遗传学派”的人很难得有仍明确坚持“米丘林遗传学”的了。他们有的完全接受了现代遗传学理论，并在其规范下从事研究工作；有的在实际上遵从现代遗传学的规范，承认基因的存在和基本功能，只是在离开遗传学具体问题而在与哲学观念联系紧密的一般观念层次上才倾向于“米丘林遗传学”；完全坚持对遗传学的基本不接受态度的只是年纪已大，不能完成现代遗传学训练，无法掌握现代遗传学理论和方法，只能停留在三四十年代原有水平上的极个别人。凭他们所熟悉的简单、粗糙的不严格方法，是很难作出有影响的工作的。因此，“米丘林遗传学”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派已经消亡。
然而，“米丘林遗传学”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某种长久性。不管DNA在遗传上的作用多么重要，又多么清楚地被揭示出来，人们总可以像“米丘林遗传学”那样强调遗传与其他物质有关；不管遗传机制已被揭示得多么清楚，总有人会对遗传问题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喜欢居高临下对科学家讲话的人永远可以告诫遗传学家们应该重视环境对生物遗传的影响；不能搞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永远会在你研究细胞核时说你没注意研究细胞质，在你研究细胞质时说你没注意研究细胞核……
“米丘林遗传学”所提出的问题之所以具有某种长久性，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永远不会完结，永远有问题存在。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问题并不着眼于批评某个具体的实验可能出错或某个基因定位不准确，并不去问基因怎样复制或基因的表达如何调控这样的针对性问题，而是停留在最笼统、最原始的水平，换句话说它并不进入具体的科学而是站在科学之外。这样，它可以置科学的语言、方法和事实于不顾。反过来，科学只解决一个个含义确定的具体问题，这种含混笼统的回答问题的语言和方法也是它不熟悉的。
有一个实例很有助于说明“米丘林遗传学”所提出的问题的长久性及其根由。在“米丘林遗传学”的流行早已过去、基因工程早已成为现实的80年代后期，有一位持着遗传学建立起来之前的旧观念的著名原生动物学家仍然宣称：“基因就是上帝”——一种虚构的圣物，仍然坚持对遗传学理论的根本否定态度。他并不像一般“米丘林遗传学”家那样跟运动、赶时髦，而是有他的严格实验，可以被科学界接受和承认的研究工作。总之，他不是“米丘林遗传学”家。他持类似于“米丘林遗传学”的观念是受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工作性质影响。他的研究工作属于实验胚胎学时代的水平，对早已进入细胞器内部、进入染色体、进入分子水平的现代遗传学他难以理解和接受。因而他始终坚持融合遗传、获得性遗传的旧观念。从这种旧观念出发，他以特例来否定通常现象的存在，用原生动物的非核酸式遗传来否定普遍存在的基因控制的遗传方式的存在。从维护自己的旧观念出发，他拒绝现代实验方法，拒绝看电镜，甚至他带的博士生也只能用手持放大镜工作。以至于像基因这样公认的科学事实他可以断然否定。可见，即使是真正的科学家，如果不努力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学习先进的东西，也容易在科学认识上犯“米丘林遗传学”类似的错误。
（三）坚持“双百方针”必须用科学方法
百家争鸣应该允许各种角度、各种水平的各种观点自由表达。包括“米丘林遗传学”观点在内的从具体遗传学问题到与遗传问题相联系的哲学问题、方法论问题的讨论都会有助于遗传学的发展。然而，“米丘林遗传学”的流行除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学术方面的一个原因是没有掌握好争鸣中的科学方法。
首先，应该区分争论问题的不同性质。遗传学上两派之争中的许多问题并不是科学问题，它们大多是与科学问题有联系的哲学问题，有些甚至是纯粹的哲学问题或政治问题。那些属于前科学阶段的原始笼统问题在今天已不再是科学问题了，因为它们早已被转化成为各种具体的科学问题——它们是层次清晰的，有具体含义的，而不是笼统的、含混的。硬要让科学家从具体的科学问题退回到笼统的原始问题上去争论，是科学上的一种倒退行为。科学问题是在已有科学基础上产生的。不了解科学的发展和已有成果也就不知道科学所面临的困难，因而提不出科学问题。这样，只有懂得科学、进入科学的人才能提出科学问题。
其次，不同性质的问题的争论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于哲学问题和涉及科学的一般问题，我们很难要求得到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严格的实验证明。在这里，对术语的辨析、逻辑分析等是我们判断某种观点时非常重要的内容。但对于科学问题的争论则要求用科学事实、科学实验进行严格的检验。那些不能经受实验检验的模糊的东西或实验不严格、不系统的简单粗糙的东西在科学上是没有意义或被怀疑的，因而是不被科学接受的。
最后，尽管科学问题也允许各种观点争论，但最后的判决权应该在科学手中。非科学家、非专业人员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使科学家受益。但问题的解决必须由科学事实和科学实验而不是由权威、哲学教条或政治理论去完成。
略语表
ADP adenosine diphosphate 腺苷二磷酸
AMP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denylic acid 腺苷一磷酸；腺苷酸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腺苷三磷酸
CDP cytidine diphosphate 胞苷二磷酸
CMP cytidine monophosphate; cytidylic acid 胞苷一磷酸；胞苷酸
CTP cytidine triphosphate 胞苷三磷酸
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 脱氧核糖核酸
DNAase deoxyribonuclease 脱氧核糖核酸酶，DNA酶
DNP dinitrophenol 二硝基苯酚
GDP guanosine diphosphate 鸟苷二磷酸
GMP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guanylic acid 鸟苷一磷酸；鸟苷酸
GTP guanosine triphosphate 鸟苷三磷酸
IDP inosine diphosphate 肌苷二磷酸
IMP inosine monophosphate; inosinic acid 肌苷一磷酸；肌苷酸
ITP inosine triphosphate 肌苷三磷酸
OD opticai density 光密度
Poly( A）polyadenylic acid 多聚腺苷酸
Poly( U）polyuridylic acid 多聚尿苷酸
PEP phosphoenolpyruvate 磷酸烯醇丙酮酸
RNA ribonucleic acid 核糖核酸
mRNA messenger RNA 信使RNA
rRNA ribosomal RNA 核糖体RNA
sRNA soluble RNA 可溶性RNA
tRNA transfer RNA 转移RNA
RNAase ribonuelease 核糖核酸酶，RNA酶
rpm revolutions per minute 每分钟转数
TCA trichloroacetic acid 三氯乙酸
TMV tobacco mosaic virus 烟草花叶病毒
Tris buffer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缓冲液
UDP uridine diphosphate 尿苷二磷酸
UMP uridine monophosphate; uridylic acid 尿苷一磷酸；尿苷酸
UTP uridine triphosphate 尿苷三磷酸
UV ultraviolet 紫外线
SDS sodium dodecyl sulfate 十二烷基硫酸钠
注释
【1】 本文原载于2006年第17期“科学新闻”。
【2】 这一段话引自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文本，李立三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笔者依据俄文原文作了一些校正。
【3】 量子力学的创建者有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等人。根据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的倡议，192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玻尔为该所领导人，培养了不少杰出的物理学家，这里曾经是世界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最活跃的学术中心，被称为哥本哈根学派。
【4】 爱丁顿和金斯（J．Jeans．1877—1946）都是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在宇宙学和物理学方面曾被称为剑桥学派。
【5】 关于这种狂热，我们举一个事例：有些著作曾经为了突出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在发现物质守恒定律中的贡献，不惜把世界公认的这一定律的发现者、法国科学家拉瓦锡说成是“剽窃者”！应该指出，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是许多国家、许多世代的科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不同的科学家先后或同时独立地作出某种科学发现的事例并不少见。在“西欧中心”思想影响下，东方各民族的贡献常常被忽视和埋没。实事求是地对这些民族的科学贡献给予客观评价，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为了爱国主义”而抛弃科学态度，那就走向了邪路。
【6】 参阅《准备已久突然停开的全苏物理学家会议》，A．C．索宁著，柳树滋编译，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2期，原文载《Πpиpoдa》1990年第1，2，3期。
【7】 李森科：《什么是米丘林遗传学》，见傅子祯译《农业生物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29页。
【8】 李森科：《品种内交配和孟德尔分离“定律”》，见傅子祯译《农业生物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49页。
【9】 见童第周著《生物科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
【10】 见李佩珊等编《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3页。
【11】 见童第周著《生物科学与哲学》，第116页。
